王羲之《兰亭序》之疑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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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之疑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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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之疑问（二）
在“王羲之《兰亭序》之疑问（一）”中，曾述及“兰亭遗址”、“王羲之生卒年”、“东晋民俗”、“兰亭之争起于清人李文田”、“郭沫若的否定说与章士钊的对抗”、“毛泽东的批语”；至于“兰亭作者、故事、法帖三大疑问”（不在本文中）。现将前未述之事，例于下：
清人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仲约，号若农、芍农，谥文诚，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学问渊博，生平嗜学不倦，工书善画，经史、兵法、天文、地理，无一不晓。公务之余，勤于治学，对元史及本北水地研究尤精。金石碑帖书籍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双溪醉隐集笺》等。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研究专家和碑学名家。1874年乞归故里，在籍十年，主讲广州凤山、应元书院。收藏有秦《泰山石刻》宋拓本及汉《华岳庙碑断本》宋拓本，故他把在广州所筑之楼名曰“泰华楼”。
李文田是岭南一代书法名家，对碑帖源流有深入的砧研。他少年时专工欧阳询，精熟于《九成宫》等碑帖，旁及其他唐碑，后来转学隋碑《苏孝慈墓志》，中年以后，博采汉、魏碑刻。麦华三在《岭南书法丛谈》一文中说：“若农书法，实发源于北碑，而畅流于隋碑，所临唐碑，亦以隋碑笔意为之。”“若农乃以从容自在之笔调一写高古拙朴之北碑，一时书家奉为正宗。清末写碑，陶睿宣近于呆板，赵之谦过于轻佻，惟若农老成持重，雍容大方，为北派正传。”其书法，运碑入帖，笔力酣畅饱满，意态雍容厚重，功力颇深。李文田篆隶楷诸体皆能。其篆书，笔致温厚蕴藉；隶书则以楷法及碑法书写，挺拔有力，富于变化。而在篆隶楷诸体中，李文田最擅长的还是行楷。所作行楷，工稳平和笔画圆实，浑厚华滋，肥而不胖，瘦而不削，没有馆阁体肥重之弊，也没有丝毫纤弱之意，有的是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
陈永正先生在《岭南书法史》一书中对李文田的书法成就颇多赞誉，认为清中叶学者阮元虽然创有“北碑南帖”一说，但阮元所倡导的碑学在广东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粤中帖学名家吴荣光晚年所书，也只有略参北碑笔法而已。直到李文田出，广东的碑派才正式形成。李文田自创的这种碑派书法，对广东书坛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应该在中国书学史上大书一笔。
李文田传世作品较多，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他写的《楷书轴》、《楷书八言联》、《行书七言联》、《隶书四屏》、《书画团扇》。广州美术馆藏有他画于同治庚午年（1870）的《仿李营丘笔法团扇》，《与苏六朋合作风景人物扇面》、《楷书轴》、《楷书八言联》、《隶书六屏》。广州博物馆藏有他写的《篆书八言联》佛山市博物馆有他写的《节录张猛龙碑楷书轴》等6种书法。此处，东莞市、江门市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均藏有他的作品。
现代《兰亭序》真伪之争。
回眸“兰亭论辨”――郑　重
站在乌衣巷口，看着那在斜阳中的朱雀桥，再也闻不到野草闲花的幽香了。一切都为水泥制品所代替，历史的烟尘也随着消失，但历史本身毕竟是无法割断的。当年在乌衣巷生活的人建构的一个个故事，仍然在一代一代地牵动世人心绪，似乎是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今年八月十七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称，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挖掘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是东晋侍中、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这条电讯的作者写道：“据专家介绍，六十年代中期，郭沫若先生根据其对南京出土的几方东晋早期墓志基本
上是隶书体的考证，推论流传至今的王羲之所书《兰亭序》是他人的依托之作，并与以高二适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展开了《兰亭序》行书帖的真伪之辩。如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高崧楷书墓志的出土，为史学界和书法界对《兰亭序》真伪的学术争鸣，提供了重要佐证。”
我虽然不相信一块墓志就能证明一个时代，但它关系到六十年代的那次学术争鸣，还是使我饶有兴趣地站在乌衣巷口，领受一下它带着从泥土中透露出来的历史气息。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后在《光明日报》连载，又在《文物》上发表。这里的“王谢”都是乌衣巷的子弟，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和王羲之为堂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都是朋友，谢鲲年岁较长，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他们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相一致。因此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郭沫若提出了“到底是真是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是王羲之的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由谁依托呢？郭沫若的结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兴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相传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之兰亭，修禊事也”，诸诗友“临流赋诗”，得诗三十七首，王羲之书写了序。《兰亭序》作为王氏传家宝至智永，他在圆寂之前，将《兰亭序》传给了徒弟辨才。唐时为太宗所得。这里还流传着《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和画。唐太宗死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置于太宗枕边，作为陪葬品入昭陵。唐以后流传的《兰亭序》墨迹，多为唐人摹本。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李文田和包世臣早就提出来了。但缺乏资料，无从争议。郭沫若的“依托说”的提出，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氏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对郭沫若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高二适引以为证的，有文献资料，也有法帖资料。法帖中引了吴炳藏《定武兰亭》、《澄清堂帖》和《淳化初刻》，从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驳议，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旨在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推翻郭沫若的“依托说”。高二适在《驳议》中说这样的争论“事本无可非难，然竟有随意否定一部史籍，而专肆力于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当世者，甚可怪也。”这话道出了高二适写《驳议》捍卫传统文化的动机。
高二适将文章寄给报刊，本想引起争论，结果以退稿处之。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也许关系到郭沫若和康生，因为郭文中引用了康生的话，高文中又对康生一驳，章士钊感到不大好办，于是写信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
章士钊致毛泽东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此籍叩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即复信章士钊，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对作者的手稿影印局部发表，这是常有的事，但全文影印发表，又是数千言的长文，那是极为少见的。这可能和毛泽东欢喜高二适的书法有关。
高二适的文章发表，即激起讨论的高潮，以《文物》杂志发表的顺序来看，第九期发表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第十期发表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第十一期发表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于硕：《东吴已有“暮”字》，第十二期发表李长路：《〈兰亭叙帖〉辩妄举例》、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
这诸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是如何写出来的，我不知道，对徐森玉写这篇文章的情况，我略有所闻。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馆采访，与副馆长汪庆正闲谈养生之道，忽忆起他年轻时就是一头白发，我问他：是何事使你白了少年头？他说：替徐森老（对森玉的尊称）写代笔文章。汪庆正告知我，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庆正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庆正为徐森玉代笔写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庆正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　其他作者中的龙潜即是《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写的那位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于硕是郭老夫人于立群的笔名，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这些支持郭沫若的文章，高二适不以为然，他认为都是慑于郭氏“依托”之说，“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但对徐森玉的文章，高二适是重视的。我这次南京之行，在高先生的女儿高可可家从他写给苏渊雷信的手迹复印件中看到：“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新语）注为佐证，惜爨下翁（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文革’之运动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在高二适的人生道路上，章士钊多有扶掖，高对章常以“恩公”待之。但比高二适年长二十三岁的章士钊，却宽和厚爱，与高的情谊在师友之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于七十年代行世之后，曾寄一部给高二适。高仔细阅读后，发现失漏之处不少，出于对学问的认真，他一一寻绎，汇成《纠章二百则》。章士钊对自己文集中的讹误亦非不自知，在他给高二适的信中也谈到：“吾《柳文指要》殆词费而不中肯綮，有多少处非返工不可。因之，出版更无期矣，奈何奈何！”章似乎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急于出书，未能一一纠正。在我读到的高二适致苏渊雷的信中，有几处亦谈到“纠章”的问题。在章逝世之后，高给苏的信中写道：“……《柳文指要》卷三十一刊敝作两篇，见到未？该《指要》自问世以来，行老（章士钊）来札要弟指疵，已提出百余条，均颠扑不破语，惜老人不克亲见再版耳。行老本意欲求棺钉，兹仍以骨灰返燕，则与生前见告语不合。至于身后遗稿，舍适外当无人能为整理。”高氏本来要担起整理章氏遗文的重任。但最近闻章氏文集在筹划出版，高氏也长眠九泉之下多年。看来，人生总是要留下遗憾的。
一九七四年，我回家省亲路过南京时，曾请朋友介绍去拜望过高二适先生。《文物》上发表《驳议》手稿，我觉得二适先生字写得好，再者不知高二适为何许人物，出于好奇才去拜会的。这时兰亭辩论的文章已结集出版，在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话：“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高二适拍拍那本《兰亭论辨》的本子，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告别的时候，还是小姑娘的高可可磨墨理纸，二适先生为我写了一张条幅，内容是他自己的诗。他写的是章草，难读；他的诗用典冷僻，亦难读。这正是他的哲学“多学无偶，不求人知”。高二适著述颇多，除《新定急章考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外，其他均未能出版，新近《东南文化》杂志出版《高二适研究》专号，略作介绍，才使人有所了解。　　在现在已是著名医生的高可可家中，我还看了二适先生翻阅过的帖，他多有批语。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他的批语为：“此等帖殊未见佳，真迹再三摹勒，遂致俗态，可戒也。”对怀素的《苦笋帖》，他的批语：“此《苦笋帖》尤怪，何名之有哉。”对杨维桢的帖，他批语为：“不成书式。”但他也不一味如此，也有为他敬佩之人，对陆居仁《题鲜于枢行书诗卷跋》，他的批语云：“此章法乃别具风裁也，颇有清虚之气，唯骨力差耳。”对《宋克草书唐人诗卷》，他的赞语颇多，其中有一段写道：“佳迹人间鲜矣，吾于南宫（宋克）每具只眼，如怀中之宝，每仿不忘，跋扈纵横，吾谁与归。”
我还观赏了他读过的清同治年间刻本《杜诗镜铨》，他在抗战期间寓居重庆时读过，在上海愚园路寓所读过，在南京三条巷又读多遍，从他的批语来看，可谓走到哪里读到哪里。书眉间有一条批语可谓对各种学问融会贯通了，此批语云：“吾尝谓中国书史中有三大宝物，即史迁之文，右军之书，杜陵之诗是也。而杜诗造法与史记、王书同居一副机杼，转动回旋，强弱高下，无施而不可。”这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适吾所适”，即“二适”也。
到南京市博物馆看出土的六朝碑石，我的思绪又回到兰亭论辨上来了。这里不只是有郭老引用的几通墓碑，也不只有新出土高崧墓碑，而是有三十通左右墓碑。该馆馆长王兴平告诉我，这些墓碑出土地点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从书体上来看，不只是有隶，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据王兴平分析，各个家族对书体的风格各有偏爱。
这三十通碑文，虽各体兼备，唯一缺的是草书。郭沫若在文章中说：“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此语多带有讥讽意味，高二适在文中回答说：“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意思是无法实现郭的设想。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得更干脆：“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此语无形中是在支持高二适的论点。兰亭论辨至今有三十余年，重见天日的墓碑也有三十余通，已经证明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还没有发现入碑的草书。还是高二适说的对：“唯隶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
三十三年前的兰亭论辨，是一次无结论的学术讨论。王兴平告知，南京市博物馆准备明年举行一次世界性的《兰亭序》的讨论。我想到时仍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讨论。进而再想，既然是学术的讨论，为什么一定要有一结论呢？结论之后还会再发展吗？（原载11月26日《文汇报》）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７年）中对有关《兰亭序》的争论作了细致认真的“检讨”。
１．对史籍中的隶书、楷书等概念进行了内涵上的界定。认为“自魏晋以迄唐代，把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皆称为隶书，间或把汉隶称为古隶”。“唐以前隶书一词，实包括汉隶与今日之所谓楷书”。由此推断：“郭沫若引用王羲之‘善草隶’这类资料，以证明王羲之只写汉代人隶书，不写今日之所谓楷书，是完全无效的。”
２．指出《兰亭序》帖为王羲之时代所必有。对于李文田的否定说，徐氏认为，清代李文田受当时今古文之争的时代影响，主张今文者，要将古文之重要典籍全部推翻而后快。李文田为了达到“尊碑抑帖”的目的，便力图把“居南帖王座”的《兰亭帖》加以否定。对于郭沫若的否定说，徐氏认为，郭氏是在利用地下出土文物新资料来“创立新说，以提高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进而进一步指出：郭氏最大的错误，首先在于“他不承认在同一时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的现象；其次，郭氏不了解汉魏之际，书法已发生变化，亦即开始由汉隶的书法过渡而为后世所谓楷书的书法，到了晋代，已经演变成熟。所以，晋代汉隶与后世之所谓楷书并行，是“极自然之事”。徐氏观点与徐森玉、商承祚等的观点是一致的。徐森玉在《〈兰亭序〉真伪之我见》中曾表明过，只是因为当时的处境不得不下了自相矛盾的结论。商承祚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中，列举了大量实例，说明“在同一历史时期之中，不同书体同时并行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东晋时代已流行楷书。另外，徐氏还通过从西北楼兰出土的晋代竹简和大量历史文献记载的考索指出：“出土实物证明，王羲之的时代，后世之所谓楷书行书，已经发展成熟。而文献上又证明他写的是‘今体’，则以晋代的书体为立足点，否定右军会写出《兰亭序帖》这种字体，真有些奇怪。”
３．对李文田“无根之谈”进行反驳。主要从四个方面：第一，《世说新语?企羡篇》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著者临川王刘义庆生年早于注者刘孝标，亦即是“《兰亭集序》之名早于《临河序》。”早出的《兰亭集序》之名完全应该能代表梁以前的《兰亭》，后出的《临河序》之名不能代表梁以前之《兰亭》。第二，《兰亭集序》中有“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一句，但全文无一“河”字，是《兰亭序》之名正与序中所述之“兰亭”相合，而《临河序》之名，在序中无着落，已被历史“自然地淘汰了”。第三，时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序》，“乃就其情境及文体而言”，读《兰亭序》，总感到这是一篇文学作品；读《临河序》和《金谷序》，总感到“局促生僵’，“无情致’，感觉不到这是一篇文学作品。第四，《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以下文字，并非如李文田氏所说是“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而完全是“反老庄”的，说明李氏对《兰亭》“文义全无了解”。徐复观认为，李文田的“无根之谈”在过了７５年之后，竟为郭沫若氏“全盘接受”，不难看出“我们百年来学术上空白的情形”。
４．《兰亭序》的后半段，与王羲之的性格、生活背景和思想相符。徐氏认为，对国家有热情的人，对处世有骨气的人，在人世死生之际，尤其是在对自己骨肉死生之际，也会生发悲怆之情，这是“性情中人”的真实表现。“王羲之《兰亭序》后半段文章，有其骨肉生死间的真实背景”。徐氏从《全晋文》所收的“情急书”《杂帖》中，摘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说明王羲之“痛哉”“悲夫”的真实生活情景。“新亭对泣”、“山河之异”，骨肉友朋之死生，对于王羲之这位“性情中人”而言，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信可乐也”的欢乐氛围中，提笔凝思，由“欢乐中沉潜下去”，抒发人生骨肉友朋生死之感慨，正是王羲之行文跌岩起伏的大家风范的表现。有鉴于此，徐氏在文章中不无尖刻地指出：“若如郭沫若的看法，一个人在某种场合，其心情只能乐而不悲，那恐怕是一种无心肝的人了。”在此认识基础上，徐氏进一步指出，相信老庄思想的人，在骨肉友朋生死之际，也不会无动于衷，如阮籍“尤好老庄”、“任性不羁”，但却是一个性情中人物。更重要的是，在老庄风气盛行之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非随风气流转不可”。因此，王羲之完全可以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非老非庄言论。
５．对何延之《兰亭记》的再肯定。《兰亭记》出自唐末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卷三，凡２２９２字，宋《太平御览》卷７４８和《太平广记》卷２０８均有节录。宋代的王钅至、清代的李文田以及郭沫若氏对“萧翼赚《兰亭》”故事及太宗临终前与高宗的耳语细节都表示怀疑。根据郭沫若的考证，何书约作于开元十年（７２２）前后，而刘书作于开元十五年（７２７）以后，但两者在唐太宗获得《兰亭序帖》的途径上描写有出入，《兰亭记》中有“骗”“赚”的手段描写，而《隋唐嘉话》却无。针对王、李、郭的观点，徐氏指出：上述否定“萧翼赚兰亭”的说法“谬戾有二”，即：“第一，历史上稍为贤明之主，不能无故而没收人民的财产，何况属于佛教盛行的佛寺。太宗‘威震万国’，难道说可以公开去搜劫掠夺吗？”“第二，既说‘太宗始定天下’，他已做了皇帝，何以还说‘况在秦府’？《兰亭序》分明说太宗是三次‘追师入内场供养’，并非派人去索取而索取不到，何以可说‘岂能诡遣’？”同时指出，郭沫若将宋代王钅至批评后起之《隋唐嘉话》的语言用到何延之的《兰亭记》上面来，并盛赞王钅至“驳得很有道理”，完全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横扯”。
可见当代《兰亭序》争论之激烈程度。但据上述文章看来，说明《兰亭序》的否定说在清人李文田那里提出来，为何至1965年才进一步的争论，若论考古（对《兰亭序》而言），则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又据毛泽东的批语等，涉及康生、陈伯达，故耳“不大好办”。这是否与当时的政治有关（即破“四旧”），若基于政治的需要，尚不好定论。试想那郭沫若是何等的聪明，加之有其独特的才华，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就连毛泽东也称之为“郭老”，在毛泽东眼里，称“老”字的恐不多，还有一个是徐特立（称徐“老”）。1965年、1966年的情况看来有必要录于后：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1966年：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
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录出上述资料，让读者去判断。若郭沫若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笨问题”，正如徐复观所说的“横扯”，那么郭沫若的动机，只有郭沫若本人才知道了。中国的历史本来已很复杂了，是一种学问，或许这种复杂不仅仅表现在历史的学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