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者：俞亮鑫
　　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说：“我跟路遥很熟……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
　　同住一个窑洞 共怀青春梦想
　　—诗人谷溪忆习近平与作家路遥在陕北的知青岁月
1973年，习近平(左二)与知青好友在“三间房”前合影。谷溪
1970年的延川县城 圈中所示窑洞即为“三间房”
　　习近平总书记与作家路遥很熟。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与主持人曹可凡谈到东方卫视热播沪产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主动提及他曾和路遥住过同一个窑洞。习总书记说：“我跟路遥很熟，当年住过一个窑洞，曾深入交流过。路遥和谷溪他们创办《山花》的时候，还是写诗的，不写小说。”记者通过剧组介绍并经多方辗转，昨天下午终于找到了习总书记提及的谷溪本人，并有幸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延安的这位74岁的古稀老人……
　　烂漫“山花”红艳艳
　　谷溪说话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听起来真有点费劲，远不如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些演员说的陕北话那么易懂。幸亏，有个能说流利普通话女助理帮忙“翻译”，才使采访得以顺利进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让习总书记想起了当年的知青岁月，并勾起了他与路遥、谷溪等人同在一起的青春记忆。话及至此，谷溪显得十分激动，话儿像延河之水滔滔不绝。
　　诗人谷溪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说，习总书记所说的《山花》是他在1972年9月创办的延川县文艺小报，由他担任主编，路遥常在《山花》上发表诗作。取名“山花”，是因为同年他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经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表后很红火，在国内外畅销28.8万册，诗集汇集了他和路遥、陶正等10多人的诗作，已有品牌效应。习总书记所说路遥那时写诗不写小说，就是指那个年月。当年，早已高中毕业的谷溪已有31岁，他比路遥年长8岁，两人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并合作发表过诗歌和报告文学。由于师生关系，路遥总让老师谷溪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对此，谷溪自豪地说：“路遥是我的学生。”
　　谷溪创办《山花》后，这份文艺小报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先后推出了三代20多位作家，并形成了有名的“山花作家群”，其中有谷溪、路遥、史铁生、陶正等。在陕北，红艳艳的山花漫山遍野，其实，这花也叫山丹丹花。
　　彻夜长谈在窑洞
　　说到习总书记当年和路遥同住一个窑洞时，谷溪说，路遥是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后才离开延川县的。由此推算，他俩在延川同住一个窑洞应该是在1970年至1973年之间。谷溪说，作为北京知青，习近平当年来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路遥则是当地的回乡知青，他很喜欢结交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他俩那时成了朋友。后来，路遥还与来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林达(笔名程远)相识、恋爱并结婚。
　　谷溪说，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离延川县城约有25公里山路，当年交通不便，只能靠步行，习近平来县城开会或办事，晚了回不了梁家河，他就会找路遥长谈。谷溪当时是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路遥则是通讯组学员，他们都住在县革委会的窑洞中，窑洞既办公又住人。谷溪回忆道，当年习近平和路遥进行彻夜长谈的窑洞是“三间房”，这是专门供来客住的客房。谷溪自己曾居住过的2排18号窑洞路遥也曾住过，内有印照片的暗房，习近平与路遥聊天应该也会去那里。可惜，这些窑洞经历多年风雨已经拆了，如今只留下一张1970年拍摄的珍贵照片。谷溪说，习总书记当年也爱文学、爱读书，他和路遥等谈文学、谈民生、谈理想、谈国家……话题非常广泛，充满家国情怀。
　　谷溪说，路遥虽然只度过42年的短暂人生，但他有大情怀，他和习近平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路遥病逝前曾嘱托谷溪，他死后要埋葬在延安的黄土山上，要与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融为一体。
　　当年采访留佳话
　　在谷溪印象中，习近平和路遥年轻时都是“读书狂人”，读书范围广泛，十分好学。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习近平40多年前当知青时的模样，他随身军包内装的全是书和厚厚的笔记。两年前，新华网发表了一幅“习近平在延川”的照片，是习近平1973年与3位青年好友的合影，这正是谷溪自己用延川县仅有一台“上海牌”相机，在他们居住的窑洞前那道矮墙旁拍摄的。日后，有好友将这张珍贵照片制成生日卡送给了习近平。
　　谷溪说，1975年7月，他给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在延安报刊上写过长篇通讯《取火记》。他清楚地记得，进村采访时，因路陡不平，他乘坐的吉普车因打滑无法上坡，是习近平和几个后生一起用力，才将车推进了知青们居住的大院里。在《取火记》中，他记录了习近平为交通不便、缺煤缺柴的延川山区设法用沼气进行煮饭、点灯的生动事迹。他说，建沼气池需要沙子，是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到七八公里外的前马沟去挖的；建池时水泥运不进山沟，是习近平带头从很远的公社所在地把沉重水泥给背了回来；当发现沼气池漏气时，也是习近平为紧急抢修，和技术员刘春合跳入了沾满粪浆、又脏又臭的沼气池中清洗池壁，那炎热的夏天把人烤得喘不过气来……习近平为民办实事不辞辛劳，当年是他在梁家河点燃了陕西第一个沼气池。
　　说起习总书记，谷溪有说不完的话。1986年，习近平在厦门写信给他说：“离开延安，非常怀念，常常想回来看看。”1993年8月，习近平和他在延安久别重逢，那次，谷溪有机会留下了更多珍贵合影。 记者 俞亮鑫
(责任编辑：杨少杰)原标题：诗人谷溪回忆习近平与路遥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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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从纽约驶往苏联的轮船“胜利”号在航行途中发生火灾，中国将军冯玉祥遇难。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搞清了与当年事故有关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
1937年，蒋介石与冯玉祥。
作者：彭华
　　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傲德萨9月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启航，驶往傲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该船已被带至傲德萨。调查仍在进行中。”这篇报道还说，装殓冯玉祥尸体的灵柩已空运到莫斯科，按照元帅遗孀的愿意，尸体已被火化。死者的几名家眷、苏军和社会代表参加了葬礼，死者享受到了阵亡军人的待遇。
　　这篇快讯引起了俄罗斯黑海舰队老兵奥克佳布里&巴尔－比留科夫的好奇。要知道，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欧美媒体纷纷报道，但苏联报纸对这一“不幸事件”却讳莫如深。
　　当时巴尔即将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他想方设法打探情况，但除得知已成立一个高级调查委员会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几个月后，巴尔从加里宁格勒高等海军学校毕业，被授予了海军准尉军衔，并再度被派回黑海舰队。虽然他听说关于“胜利”号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但怎样进行的却几乎无人知晓。巴尔后来还打听到，调查在保密状态下持续了几个月，斯大林曾亲自过问进展情况。1949年初，苏联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秘密审判。“胜利”号上的相关人员被判有罪，后来也没有得到减刑。
　　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这对冯玉祥来说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他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如果不是在归国途中遭遇不幸，他也许会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由于极想解开冯将军身死之谜，巴尔经过多年锲而不舍地研究查证，寻找与当年事故有关的细节，试图揭示“胜利”号火灾的真相。
　　“胜利”号
　　二战结束后，苏军打捞起一些半沉的德国旧船，在德国造船厂进行了维修，然后将其充实到了苏联商业船队。在这些船只中，有一艘1928年造的班轮“伊贝利亚”号。该船满载排水量为14039吨，全长153米，宽18.6米，高18米，舷高9米，吃水7.49米，航速15.5节(28.7公里/小时)。苏联船队接手后，为它起了个骄傲的名字，叫“胜利”号。在那个年代，它算得上是一艘相当大型的客货两用船，可以搭载旅客340人，并可同时装载4000吨货物。
　　经过改造，“胜利”号的载客量达到了600人。分布于四层甲板的客舱档次各不相同，既有宽敞明亮的高级包间，也有下层甲板狭窄拥挤的小舱。为向乘客提供配套服务，船上设有一个音乐沙龙、数个餐厅、几间宽敞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在船头和船尾还有六个货舱，可以存放乘客携带的物品和商业货物。这艘船的救生设备不错，约有十条大舢板和大量救生圈。但船上消防设施明显不足，轮机舱内的消防泵只能在局部使用，无力扑灭大火，或扑救船桥及别处的火灾。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船上的办公场所和走廊到处都摆满了灭火器。
　　1948年春，“胜利”号被划归黑海航运局，开始往返于傲德萨和纽约之间，沿途搭载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回苏联的旅客和货物。“胜利”号船上乘务人员共计199人，船长帕霍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海员，从小在海边长大。他的防火助理叫纳博金，接受过专门的防火培训。船上其他指挥人员也都经验丰富，完全能胜任本职工作。
　　1948年6月至7月，“胜利”号迎来了航海学校的50名见习生。他们随船顺利穿越大洋之后，7月31日又从纽约启航，随“胜利”号踏上了返回傲德萨的航程。在驶离纽约港时，船上只接纳了323位乘客，277 吨货物。除少量散客外，船上乘客以苏联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工作人员及家属为主。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8月22日，轮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向巴统驶去。船长随即向局里报告说，他接纳了2020名遣返人员、6名苏联驻埃及使节及其家属，同时又装上了1500吨货。在八月最后的几天，“胜利”号终于靠上了巴统的码头。
　　8月31日，“胜利”号折返向西，驶向通往傲德萨。因大量亚美尼亚人离船，船上的旅客此刻只剩下310人。9月1日中午一点，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说“胜利”号已经驶过新罗西斯克，9月2日凌晨两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此后，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听见过“SOS”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几架海军航空兵飞机随之被派到海上。当天晚上九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舢板。接到通报后，救援队立即从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出发，火速奔向出事船只。
1925年，冯玉祥的孩子们在莫斯科。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驶经新罗西斯克后，继续驶向傲德萨。当时的天气不错，可谓风和日丽。见船将驶向终点，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请他在放映完毕后帮忙缠胶片。
　　电影胶片平时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内，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三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桌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外，这坐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两千张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库房，返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炽热的气流冲倒房门，灼热的火焰吞食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进入两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蚕食沿路的住所，冲击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报务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出，没能来得及发出求援信号。船长得知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SOS信号，但可惜它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船首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水中。大多数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助灭火。
　　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步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损坏。船头货舱被火花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
　　除去物质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扬。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
　　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月5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为？
　　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波金、电台台长韦杰涅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察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法庭作证。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庭专程赶往傲德萨，开庭审理。庭长乌斯片斯基会同各检察员和律师，就火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对“胜利”号船上领导人员提起了诉讼。
　　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说，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点燃。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
　　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另一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启航前，在明知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博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客舱之间。斯克利普尼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倒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博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博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因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季亚克被收监两年，船队调度员涅费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并扣除其间25%的薪水。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
　　因战争造成大量减员，苏联战后急需劳动力，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年，回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10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日做出了停航决定，完全彻底地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责编：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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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9:14来源：报刊荟萃&作者：尹家民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经集中多时研究过游击战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游击战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战争的最后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对庐山会议上被毛批判的错误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缓缓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的目光划过林彪的脸，林彪好像没有听见，仍不言语。
毛泽东提高嗓门说：“赫鲁晓夫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人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是他作为毛的接班人的资本。毛泽东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严重。
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放风”的习惯，其后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没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房间，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有些奇怪地望着林彪。
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不动声色，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房间，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则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为之大衰。
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蒋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怆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之谊，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口口声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的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蒋介石身体也一天不似一天，使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日 09:14来源：报刊荟萃&作者：尹家民
核心提示：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本文摘自《报刊荟萃》2009年04期，作者：尹家民，原题为：蒋介石痛惜没有与林彪建立内线
日，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后来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在国际方面，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林彪也没有号准脉。从1969年开始，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会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日 08:35来源：&作者：陈其禄
出生于日的童宏德老人，如今已年届95。抗战时，响应国家抗击日寇的号召，于1939年初报考黄
核心提示：7月7日，95岁高龄的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籍退役上将郝柏村,受邀赴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他神采奕奕，随口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日第B08版，作者：陈其禄，原题为：《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
7月7日，95岁高龄的台湾前“行政院长”、国民党籍退役上将郝柏村,受邀赴卢沟桥参观抗战纪念馆。在接受央视专访时，他神采奕奕，随口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郝柏村可不是一般人。1949年金门炮战，他因有功受蒋介石点名表扬，从此在军界、政界青云直上。蓝营将领唱红歌，也唱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岛内沉浮史。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热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海峡，成为台湾抗日团体的战斗歌曲。台湾光复后，为了推广普通话，学校不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也让这首歌一度流行。它还成为学生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精神象征。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为反对贪官污吏、争取自由，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名举办一场游行，队伍中人人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7年，它被国民政府正式查禁，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人间蒸发”。至于那些偶然出现在旧文艺作品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悉数进行消除处理。例如，194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龙种》，内容讲述中国军民抗日故事，政治上可谓十分正确。只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背景音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麻烦。“警总”(警备总司令部)的解决办法是，收集岛内所有的《龙种》拷贝，销毁这首歌的原声音轨。
如是严禁下，《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众场合消失了20多年。然而一场乌龙事件，令它被当局者重新提起。日，国民党建党80周年，台视公司以特别节目“献忠诚”。结果节目一播出，先把“警总”给吓坏了——雄壮如云的背景音乐，正是《东方红》。本已不负责查禁歌曲的“警总”再次出手，把台视给查了个鸡飞狗跳，终于找到始作俑者：一位杨姓音效师，他没听过《东方红》，只是在一张进口的背景音乐唱片中发现它的旋律不错，就放进了节目里；由于它是禁歌，台里从上到下都没听过，就这么让《东方红》蒙混过关。
《东方红》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蒋介石统治晚期，台湾政治氛围表面上肃杀，实则日渐松弛。1973年，查禁歌曲的职责转移到“行政院新闻局”。“笔杆子”管理者只是下令歌曲出版、播送前一律事先送审，每周一次的审查大会也是敷衍了事，结果捅出了大娄子。事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有关部门组织了培训班，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系列禁歌，供各机关、媒体“辨谀”。至于那位音效师，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在公开场合，《义勇军进行曲》一直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直到1985年，作家三毛公然打破禁令，她在一场有几千人参与的演讲会上唱起了它。令人没想到的是，如此“大逆不道”，三毛最终却安然无恙。这与蒋经国的怀柔政策不无关系。连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决议创立的时候，小蒋都没有痛下杀手，何况唱禁歌这种“小事”。在复杂的时代背景及当权者个人理念下，许多足以无限上纲的越界行为，被当局似是而非地忽视了。
1991年，岛内正式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审查制度无限期中止，“警总”也于次年正式裁撤，就算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被告状，也没人管了。于是，抗战老兵在聚会的时候唱，党外人士在反对国民党的时候唱，连曾经掌管军政大权的郝柏村，也在退役多年后公开唱了。
(据《看天下》)
日 08:16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权延赤
日，贺龙与薛明结婚时留影
核心提示：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本文摘自：《贺龙生与死》，作者：权延赤，出版：华文出版社
生活中，父亲毛泽东总是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什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贺龙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地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握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锦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列清单要求归还抄走的私人财产，第一项就提出那块海绵垫。虽然海绵垫早已不算什么了，但这块海绵垫是周总理送的，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现在，这块海绵垫已经传到我儿子手中，就铺在他的床上。
来源：&作者：吴东峰
　　1947年5月，王必成将军率华野六纵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华野六纵遇到了死对头—国民党的王牌军张灵甫之整编七十四师。结果，在华野各纵猛攻孟良崮主峰时，王必成将军下令特务团出击，勇登孟良崮峰顶，击毙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上世纪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红日》中我军军长沈振新的原型，就是王必成将军。
　　1938年，王必成将军由延安赴东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参谋长，继任团长。将军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之敌，连战连捷，敌伪闻风丧胆，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王将军为“王老虎”。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彪悍，但亲见后发现，将军身材矮小，状貌平平也。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王将军亦然。
　　王必成将军指挥作战军令如铁，以下“死”命令而威慑军中。军令出，非“死拼”，即“死守”；非“枪毙”，即“杀头”。1943年4月，蒋介石、顾祝同调集12个团近两万人马，直逼两溧地区，妄图围歼新四军第十六旅，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当时，旅政委江渭清向各团传达突围命令。末了，江渭清请旅长王必成讲话。王必成将军说：“江政委说，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军法处置。我说江政委太客气了，完不成任务，团长、政委提头来见！散会。”将军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当事者史剑秋、陈侠皆曰：“至今声犹在耳”。
　　王必成将军性孤僻，冷面寡语，喜独处独行。然闻枪炮声则判若两人，从不畏惧，奋勇当先。天目山战役，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四军在浙江省天目山地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时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王必成将军在某次战斗中，亲临前沿指挥，距敌仅二三百米。初始，子弹中树冠，树叶纷纷坠落身上，将军不动；继而，子弹落草地，于脚旁噼噼啪啪作响，将军仍不动；继而，警卫班孙副班长中弹倒下，将军依然不动；再继而，一弹片击中将军望远镜，斜擦而过，将军一步不挪，仍岿然不动。部队官兵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某战，部队进攻受阻，将军纵身跃马，奋臂高呼“跟我冲啊！”霎时，众官兵欢声雷动，勇往直前，遂克敌。又某战，敌进我守，形势危急。王必成将军直奔前沿阵地，取手榴弹，揭盖垂环，端轻机枪，左右扫射。众官兵见将军到，又欢声雷动，奋勇杀敌，遂退敌。其时王必成将军任六纵司令员。
　　1962年2月，总参《军训通讯》增刊上刊登介绍十二军三十四师一团二连副连长郭兴福教学方法。王必成将军阅后甚喜，特令郭兴福带分队来南京表演。将军看、问、查、考，遂下决心在军区范围内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将军时任南京军区主管训练之副司令员。日，毛泽东至南京视察，王必成将军向毛汇报用“野营训练”的形式锻炼部队，效果很好。毛泽东连连称赞：“野营训练好！”故此，野营训练即在全军展开。
　　王必成将军下部队视察，凡摆酒宴均拒之。宴撤，方上席；宴不撤，决不上席。故将军下部队常上演“罢宴风波”。
　　1979年南疆还击战前夕，王必成将军调离昆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临阵换将，王必成将军忍悲含愤，慨然离滇赴鄂。临行前，将军将一子一女送往前线参战。某日，将军夫人陈瑛告将军：“我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将军连声曰：“好，好。”陈瑛又悄声曰：“媳妇已怀孕两个月了。怎么办？”将军斩钉截铁曰：“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陈瑛凝视将军，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日，王必成将军因病逝世，享年七十有七。将军生前所盖毛毯，米黄色，补钉重重叠叠，约十余处。将军夫人陈瑛言，此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九团团长徐绪奎于1940年9月牺牲后遗物。王必成将军时任二纵司令员，为纪念战友，留毛毯挡风御寒，日日不离，夜夜相伴，已四十九春秋也。
　　（作者为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 吴东峰）
(责任编辑：杨少杰)原标题：“冷面将军”王必成：送子女与怀孕儿媳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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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会”，成龙主动贴面拥抱宋祖英，遭到网友猛烈炮轰。据在场拍摄这组照片的传媒人形容，成龙跟数名委员握手后，转身走到对面的宋祖英背后，他先搭着她的肩并弯身面贴面，照片中宋祖英正低头看东西没有防备。成龙突然靠近，面贴面零距离。令宋祖英推也不是，躲也不是，挥手也避不了，只好尴尬地挤出笑容。成龙还搭着她的肩说了一些话。成龙的这一鲁莽举动，立即遭到网友炮轰。有网友问成龙是否分得清楚“两会”跟派对酒会的区别，怒斥成龙的“贴面礼”太失礼，在“两会”这庄严场合举止嫌不庄重，这是对宋祖英的不尊重。
“两会”结束后，成龙参加某商业活动，有记者问成龙在那样的场合是否考虑到宋祖英的感受，成龙对此也毫不避讳，他直言自己在很多场合都这样，“当天是我在她身后，她回头看我然后说‘啊，是你’，其实我都习惯了，我每次都这样，只是这次被拍到登出来。”成龙表示看到网上热议的新闻后觉得很无奈，“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是很普通的事情。”让网友不解的是，今年“两会”成龙乖多了，有记者要求成龙签名留念竟然被拒，成龙说别人在发言时要认真听，不可以做其他事，这是基本道理。也有委员想跟成龙合照也被拒，他表现得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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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网友不解的是，在参加政协文艺界小组讨论会上，宋祖英和成龙隔着很多座位，甚至两人见面也没打招呼，形同路人。为什么今年“两会”期间宋祖英和成龙这么陌生呢？原因有三：第一，今年的“两会”会风和往年大不同，务实、节俭、认真。所有的女委员、女代表都很低调，穿着也很朴素，尤其是明星委员，更是低调，大都躲避记者采访，尽量少说话，更怕说错话。第二，成龙儿子房祖名吸毒刚走出牢房，这让成龙很没面子，有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成龙还有什么好心情？第三，宋祖英的大哥赵本山麻烦不断，看着大哥这么憔悴，她也没好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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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反腐正在深入，这里面肯定有暗藏的“大老虎”，到底是谁，谁都不知道，即使猜到是谁，也不敢多说。从赵本山的谣言不断，到黄宏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职务被解除，个中缘由说不清。加之去年文艺界一批名人吸毒被抓，整顿文艺界是时候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艺人和艺人之间被无形中拉开了距离，谁都害怕有人在背后给自抹黑。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有记者形容今年的“两会”文艺界最沉闷，捕捉不到独家新闻，赵本山干脆不说话。所以，宋祖英和成龙在小组会上碰面形同路人，如此陌生，也在情理之中。加我微信号zxc668218每天都有精彩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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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表示，党员干部的思想始终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行为举止始终要按照党纪国法的要求，“每个人办事都要守规矩。尤其是军人，要按照军队的纪律要求去做，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在谈到郭正钢被调查时，刘建称：“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也难脱其咎。”
在“两会”召开前夕，反腐利剑再度出鞘，斩获14只“军虎”，其中就包括不久前晋升为少将的郭正钢。回想起郭正钢晋升少将时媒体对子将军的夸赞，不得不让人对习近平反腐的策略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实在话，那之前，一般人都不知道郭正钢是谁家的公子哥。加官进爵是喜事，自然而然，媒体和评论人士也就敢于大胆地将郭正钢的家庭背景抖落出来。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正因为有李世民的宽宏大量，才会有一代贤相魏征的名垂青史。同样，倘若不是因为刘彻大胆启用卫子夫之弟卫青，也就难以成就之后的大汉盛世。郭正钢的父亲让郭正钢也继承父业，身披戎装，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知子者莫过父也，其父应该知道自己的孩子几斤几两，不能对其期望值过高。
在郭正钢晋升少将的消息传开后，不少媒体和评论人士对其父子进行赞誉，称其为“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其实，看一看历史就知道，这话不一定正确。赵国的猛将赵奢能征善战，可是，他的儿子赵括却只配纸上谈兵，一带兵打仗就一败涂地；蜀主刘备文韬武略，其子刘禅却被称为“扶不起的刘阿斗”，最终沦为亡国之君。
不可否认，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孩子的品行、性格都和父母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从实际情况看，父母行，孩子不一定行的也大有人在，父母不行，而孩子行的也不乏其人。可见，在一个家族，行与不行其实是相互交替的，用一句熟语概括就是“风水轮流转”。
郭正钢的能力几何？不是和他接近的人估计都不好下结论。但是，从媒体对其报道看，这个人的人品是一定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引发民间的大规模抗议，更不会有因为涉嫌违法沦为阶下囚的这一天。为官为将，应该品德先行，纵然郭正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要其品行不端，就不应该身居高位。
郭正钢涉嫌违法，其父不可能不知道，虽然不一定是其父纵容所致，但是，视而不见就有责任。朱云来为何没有违法的劣迹？这既和他自己的人品端正有关，同样，又和其父朱镕基的教育和督促以及以身作则有密切的关系。郭正钢违法乱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少将刘建说出了广大民众想说的心里话。那些对孩子娇生惯养的父母该警醒了，但愿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尤其是身在高位的父母，能对子女严加管教，否则，就会害人害己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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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告诉儿子，当年背着蒋介石逃命，“等过了河，蒋跑得比我快”。
陈赓家谱（部分）
黄埔军校时期的陈赓
1959年春节，陈家合影。左起：陈赓 陈知进 陈知非 陈知涯 陈知建 傅涯 陈知庶 钱如琴(儿媳)
陈赓次子陈知建。 南都记者 贺顿 摄
作者：薛冰妮
　　1924年5月初，21岁的陈赓和17岁的宋希濂从广州越秀的天字码头乘船到了长洲岛，成为黄埔军校同窗。黄埔军校聚集了影响陈赓一生的人物，也成为他人生一大转折。当过4年湘军的他在这里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校训练，为日后成为大将奠定基础。在黄埔军校，他遇到了日后终身追随的老师周恩来、恽代英等。也是在黄埔军校，他遇到了蒋介石，后来在战场上他曾背蒋逃命，数年后落入国民党牢狱蒋也曾放他一马。他遇到了同期同学杜聿明、胡宗南、黄维等，曾一起东征北伐，抗战共赴国难，内战又彻底决裂。宋希濂以国民党中将身份被俘后，陈赓以一句“我们又走到一起来”让宋感叹不已。
　　近40年从军生涯，陈赓从红军时代打到抗日战争，从国共内战打到越南、朝鲜战场，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至今陈家已五代行武：陈赓的祖父当年追随其叔父，在湘军中成长为将军，陈赓的妹夫谭政也是一名大将，陈赓的5名子女全部从军，其中3个儿子是少将，现在孙辈也依然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
　　逃婚投军，“枪高几与头齐”
　　或许，悬挂在陈家宅院那口80斤的大刀和“陈”字大旗，在年幼的陈赓心里种下从武的种子。
　　刀和旗属于祖父陈翼琼。湖南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陈翼琼少时家境贫寒，后投奔湘军，积功至官拜补用副将(相当于师长)，赏换花翎，诰授武显将军。厅内曾悬挂过曾国藩手书的“大树长荣”匾额。据陈家后人所言，陈翼琼当年参加湘军就是为了追随湘军中的叔父陈湜。
　　1885年，陈翼琼解甲归田，教养二子时立下了“不得从军不得为官，只令其读书”的训言，两代习武由此中断，儿子陈道良但事农桑。
　　然而，训言最终也未能改变那个时代和他子孙的命运。1916年至1920年间，军阀们为了争夺湖南统治权而混战。1916年，陈翼琼辞世，也就是这一年年底，他最疼爱的孙子陈赓逃婚，如同当年的他一样加入了湘军。
　　多年后，陈赓跟子女回忆起这段逃婚往事时还说，其实新娘文化水平很高，“和她对对子，我还对不过她。”只是当时未满14岁的陈赓不愿意早早成家，于是未圆房就偷偷出走，投到湘军鲁涤平部下之第六团二营为兵。
　　投军之时，他穿着羊皮袄子，为了逃避家人寻找，将原名陈庶康改为陈赓。那个时候陈赓个头不高，“枪高几与头齐”。
　　救蒋一命，后来蒋放他一马
　　4年后，陈赓脱离湘军，供职粤汉铁路，1922年入湖南自修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底他到广州报考军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担任第一期中共支部候补干事(后担任第三队的党支部书记)，当年11月，留校任入伍生连连长、副队长、队长。
　　1925年10月，陈赓参加第二次东征，其间在五华县西南方向的华阳地区，遇伏全线溃败。眼看着敌军直扑指挥部，蒋介石要自杀，陈赓阻止，随后背着他拼命跑，过了河才脱险。
　　陈赓曾对次子陈知建说，当时蒋介石是吓怕了，自己的脚已经负伤，“等过了河，蒋介石跑得比我快。”这一段救校长的故事让陈赓闻名遐迩，也为他在6年之后落入国民党牢狱时蒋介石未下杀令埋下伏笔。
　　1933年3月底，陈赓因叛徒发现而被捕。他和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宋庆龄、何香凝获悉后展开营救。
　　4月，陈赓被押解到南昌，蒋介石亲自诱降，陈赓没有接受，随后逃出了牢笼。
　　关于陈赓如何逃脱，有许多传说。次子陈知建也曾问过父亲，当时是否受刑，如何逃脱？“父亲说他们知道我不怕疼，因为腿受过伤，手术时都没有用麻药。就给我上过电刑，电刑确实很难受。”根据陈赓的描述，其实是蒋介石故意放他走。当时宋庆龄通知了中共地下党，国民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地下党制造营救的机会。当时特务都到楼下去了，留陈赓一人在楼上，随后外面有人放了一把梯子，他顺梯爬下跑了。
　　陈赓的家人后来向很多人求证过，蒋介石当时确动了杀心，只因宋庆龄劝告而改变主意。当年4月5日，宋庆龄到南京当面对蒋介石说，“东江之役是他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
　　躲过自己人暗杀
　　陈赓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虽然死里逃生，风波仍未结束。他回到了红军队列，但是要面对猜疑和审查，甚至还有暗杀。
　　多年后，陈知建有一次在学校里被老师冤枉，回家跟父亲诉苦，很少向家人提及往事的陈赓，也讲起了自己被冤枉的往事。
　　当时党内犯极“左”错误者认为陈赓和蒋介石关系不一般，被捕后要么叛变，要么被杀，被放出来一定不可靠，要派人杀了他。幸好，“接受暗杀任务的人曾与陈赓同在上海特科工作过，又是他过去的部下，他就说我今天是来杀你的，你快逃吧。把我父亲放跑了。”
　　后来，陈赓到了中央苏区接受了审查。期间就给了一个闲职，让他到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
　　当时与他一起工作，后被授予上将的宋时轮在1975年回忆，“那时候陈赓的腿一瘸一拐。平时嘻嘻哈哈，一到操场就很威严。干部群众都叫他陈胡子。但是上层领导博古对陈赓不放心。虽然训练得好，很少受到上级奖励，他们甚至讲陈赓吊儿郎当，好讲怪话，很不好。从此陈赓开始倒霉运，并且有个把月没有给他分配工作。”
　　不单是博古，张国焘也跟周恩来说要扣留陈赓，说他是特务、叛徒。周恩来并未理会。后来，张国焘和中央闹分裂，中央向干部传达中央红军要立刻脱离张的控制，继续北上。有些同志说等等看，但当时处境危险的陈赓还是回来把干部团队伍带走了。“不要看他平时吊儿郎当，关键时刻这样的同志不多。”宋时轮说。
　　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的杨得志回忆陈赓，“生活上不拘小节，就餐时，他可以和战士们抢肉吃。休息时可以夺警卫人员或者老乡的烟袋，做吐烟圈的游戏，也可以在毛主席作报告的时候，跑到台上喝毛主席缸子里的水。”其实陈赓小时候就是个捣蛋鬼。
　　长征途中红军渡湘江，当时干部团要保卫中央，湘江没有桥，陈赓就带领特科营的韦国清去架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何键部队追上来了，局势很是紧张。宋时轮回忆：“陈赓平时喜欢吃、睡，可那时却整天整夜不睡，三天三夜在湘江边上，直到桥架好了，过完红军部队，他才松口气睡着了，这时谁都叫不醒他。警卫员只好架着他、拉着他走。”
　　和杜月笙关系不一般
　　陈赓还有一个特点，非常重视情报，这与他早年工作有关。1925年8月“廖案”发生后，陈赓应周恩来指派调查真凶，受到赏识，认为他日后能成为中国的“契卡”(苏联肃反委员会缩写)。陈赓在1926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保卫工作，1928年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当时他化名王庸，同警察、巡捕、包探等交朋友，人称“王先生”。
　　陈赓称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党派他与青红帮大头目杜月笙交朋友。“上海的三教九流都知道我和杜老板的关系不一般。”次子陈知建说，父亲借与杜月笙的关系做了很多事情，例如杀叛徒的时候，就伪装成黑帮仇杀的假象。
　　日，上海解放时，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上海市长。为了稳定上海的局势，稳住三教九流，中央让陈赓挂名公安局长。“上海解放后，杜月笙在香港通知他上海的徒子徒孙不要闹事，并要配合公安局长陈赓，抓国民党留下的地下特务。”
　　陈知建称，陈赓救过一批给共产党帮过忙的青红帮分子。有的人都到刑场上要枪毙了，他给救下来，后来还安置了一些人，让他们恢复老百姓身份，可以养家糊口。所以有人称陈赓党性原则强，同时也很讲义气。
　　久别重逢儿已17岁
　　近40年跌宕革命生涯，也有不少痛苦回忆。
　　日，是陈赓一生中最惨痛的日子。这一天身为八路军386旅旅长的他正率部队越平汉线西进，接到妻子王根英牺牲的电报。这一天，第129师供给部遭到日军袭击，王根英将组织上配给的骡子牵到卫生队给伤员骑，自己步行冲到村外。脱险后她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便只身回村去取，与日军遭遇牺牲。当天陈赓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一个多月，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
　　王根英是陈赓在上海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认识的工人领袖。1927年，他们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撮合下结婚。1929年，王根英生下一子，名为陈知非。1933年末，陈知非4岁，王根英就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一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才被周恩来救出来。
　　1938年，陈赓在华北战场上见到了作家陈荒煤，谈到自己的儿子陈知非，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现在在上海一定当童工了。”
　　陈赓没有猜错。陈知非从小跟随大舅王锡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37年，上海的家被日本人全部烧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舅托人介绍10多岁的陈知非到一家日本人开的毛纺厂，在写字间当小boy(仆人)，给日本人倒茶、接电话、洗厕所。1946年夏天，陈赓托人到上海找到了儿子，带他去解放区。17岁的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牺牲了。
　　陈知非记得与父亲久别重聚是在山西清源县郭道村，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帮人在门口迎接。陈赓感慨：“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父亲问起在上海的情况，陈知非一一作答，唯独没有提及洗厕所的事情。“他当司令员，我在洗厕所，岂不是很可笑。”
　　当天晚上，陈赓与儿子睡在一个炕上，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他甚至半开玩笑问：“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这让陈知非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
　　陈赓在新中国成立后筹建哈军工，1955年从接待钱学森开始负责筹备中国导弹事业发展。他没有想到儿子后来会从事导弹工作。陈知非是长春一汽建厂的元老，陈赓去世后，他调到航天部五院，成为航天高级工程师，曾获得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科学进步奖。
　　“我还喜欢摸林彪的头，头发还特别软”
　　陈赓在王根英过世4年后，1943年与傅涯结婚，并生下了陈知建、陈知进、陈知庶、陈知涯等三子一女。
　　1945年他在前线率太岳纵队与日军作战时，父亲陈道良在贫病交加中去世。陈家曾有土地三四百亩，由于陈赓是知名红军将领，陈道良两次入狱。《陈赓祖居记》记载，家中田产因此消耗殆尽，仅剩宅前一亩三分水田。抗战爆发后，陈道良变卖家产，携全家老小外出躲避战火，陈家田地宅院由此尽属他人。
　　1961年陈赓过世之后，他的家人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影响。妻子傅涯被林彪一伙戴上了“给叛徒树碑立传”的罪名，她在干校期间，位于北京西城区灵镜胡同41号的陈家“被搬家”，很多东西都丢失了。3年后，林彪出事，傅涯才恢复党籍，重新工作。
　　次子陈知建称，林彪与陈赓虽在战场上曾有过多次分歧和争论，但两家人其实曾经私交不错。陈赓过世后，林彪和叶群经常来看望陈赓的孩子，有几年每年都接他们到家里吃一顿饭。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儿子林立果分别是陈知建的小学、中学同学。那时候《红岩》刚出版时难买到，林豆豆看完了就留给陈知建，林立果也经常来陈家玩。
　　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陈赓是入伍生连连长和学员队队长，立正、稍息都是陈赓教的。陈知进介绍，父亲曾说：“黄埔时期，我们的师生关系就很好，我还喜欢摸林彪的头，头发还特别软。”
　　当年在黄埔军校，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是陈赓的老师。随后的特科时期以及国防科工委，他们也曾多次携手合作。陈知进记得，上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聂荣臻常去钓鱼，给陈家送鱼吃，还常请陈家子女去玩，“就连我哥哥上大学，我弟弟结婚，都是征求聂帅的意见。”
　　傅涯：手足分离40多年
　　虽然祖父陈翼琼曾训言“不得从军”，但其后辈从军者却远不止陈赓一人。
　　陈道良生了6子6女，陈赓是次子，四子陈亮抗战时在昆仑关战役中牺牲；六子陈问心曾在新四军中当通讯兵，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科委后勤部营房部部长；四婿谭政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秘书，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
　　陈赓的4子1女全部从军，3子皆为少将，女婿也是少将。陈知建考入了父亲一手筹建的哈军工，曾到昆明军区14军陈赓曾指挥过的部队工作。退休前他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长女陈知进考上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研究生，现在是解放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她的丈夫也是军人，海军装备部原副部长、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赵登平，少将军衔。陈知庶也从军，从济南军区防化团的炊事员干起，官至甘肃军区司令员，少将军衔，今年1月年满60周岁正式卸任。陈知涯曾出国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处参谋，现在武警部队工作，也是少将军衔。
　　陈赓的孙辈，陈知建的儿子陈怀辰也从军，现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当参谋，中校军衔。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陈赓妻子傅涯的手足在台湾受到了迫害。傅涯是绍兴上虞人，兄弟姐妹10人，其中4人参加革命。1948年，有个弟弟在台湾找到了工作，于是其余6人都到了台湾，未料后来被打成“匪眷”。陈知进介绍，1958年至1962年，在台湾的亲戚有10多人被陆续抓入国民党的监狱，最长的达8到10年。
　　陈赓曾给他们送过钱，想让他们回大陆，但是一大家子费用太高，一直未能成行。如今他们的儿辈大多去了加拿大、美国。
　　陈知进说，她外公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过世的时候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就把我的骨灰放在坛子里放在大海里，漂到祖国大陆。”1986年，母亲傅涯去了一趟美国，跟阔别40多年的弟弟妹妹见了一面。外公骨灰就是从台湾带到美国，再带到北京，最后到了杭州，终于回到故土。
　　陈赓也一样落叶归乡。2011年，陈家5个子女把父亲与两位母亲的骨灰和遗骨迁回湖南，合葬于湘乡市龙洞乡泉湖村。
　　令子女们唏嘘的是，由于王根英在华北牺牲埋在邯郸，迁葬湖南时，她的遗骨里找到了两发子弹头，一发日军九二式重机枪弹头、一发三八式步枪弹头。陈家子女把子弹头珍藏至今，怀念牺牲的母亲。
　　参考书目：《陈赓传》(《陈赓传》编写组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出版)、《陈赓大将纪念文集选编》(《陈赓大将纪念文集选编》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陈赓大将图传》(傅涯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出版)
　　采写：南都记者薛冰妮 实习生 张颖维 刘迪迪 张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