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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的代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暗杀的代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同盟会的暗杀是在军队进攻情况下的辅助，对恶劣官吏，褫夺彼等之魂，而丧彼等之胆。从总局来看，具惮杀之义，力图减少生命的消亡，亦属仁人爱物之至诚，属于减法。
　　清朝廷、袁世凯之暗杀是在军警大量消灭对手的情况下，以暗杀作增强效果之手段，不惜伤生杀生，而杀戳并不因此而减少。显系加法。
　　革命党勉力从事，以刺杀行动告慰同志及诸社会民众。其初起，愚蛮统治者乃以围捕杀来对付，及其势旺燎原，乃惊心掉胆，怔忪之余，也复以刺杀而还掷之。故民初以来，即有：
　　&&陈英士被刺于沪。
　　&&朱执信被刺于虎门。
　　&&宋教仁被刺于广九车站。
　　&&廖仲恺被刺于中央党部。
　　武昌事起后曾任江苏都督的名士庄蕴宽，嫉恶如仇，尤好厉声斥败类。尝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定大计，南北政府合并，袁世凯遵聘他为都肃政史。其治贪渎好用重典，杨度等人为袁贼帝制之事组筹安会，他立起抗辩，痛加纠弹，有以软中带刺语激逼他的，他闻之即谓好友曰：&吾每日驾马车趋公，如有狙击者，可由后开枪，距吾颅近，易于中的，且不致伤及御人无辜也。&诚视死如归而不失仁者之用心。然亦可知恶人固已视暗杀为常用手段也。庄蕴宽为人较开明，和同事、下属中有民主倾向者往来密切，当袁世凯在1914年召开约法会议的时候，六十个约法议员中，五十九人主张总统制，只有他一个人主张责任内阁制，其择善固执有如此。虽威胁骤至，不改初衷。
　　专制政府的一个特色是蔑视生命。动辄杀伐大开，便是他们治世的手段。杀人之多，真令空山久无哭声，长夜惟闻鬼语。萍乡浏阳起义事败，清廷大开杀戒，很长一段时间内，常一日杀数十百人，光复以后以南北构衅，北兵至此愤懑无所泄，乃烧醴陵乡民房屋万数家而去。杀人至二万以上。此仅为一地一乡状况。至全国各地，南社诗人胡朴安认为&彼酋拥麾旌以杀人纵火者，天下滔滔，虽南山罄竹，中山尽兔，犹不足于椹斧也。&（《南社诗话》，169页）
　　图谋暗杀而事机不密，亡命日本的老同盟会安徽分会会长孙竹丹烈士，以译书供旅资，被&貌任侠而中实阴贼嗜利&的奸徒所害。把他诱至东京郊外与人对弈。一个持铁哑铃伺其傍，伪观棋局，&俟弈者呼曰：&将！&则应声举哑铃击君脑，双目迸出，立死。复肢解其尸，藏之箧中，假归国名，携登海船，夜半沉大海&（《国学丛刊》第一卷四期）。那年他才29岁，家中老父七十多了，思子心恸，一病不起。1905年4月革命党人马福益运动起义，被捕，湘抚端方亲审，以利刃刺穿其肩骨，系以铁链，解至长沙，观者如堵，斩前刑讯极苦，流血盈丈，状极惨烈（参见《黄兴年谱长编》81页，中华书局版）。兰摧玉折，污浊之世，革命党之付出有如是者！抱定&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接踵牺牲，不知国家民族失却了多少元气与精力。但其凛然大义，勇于牺牲，证明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力量未必就是刀枪炮和从那里&生&出来的政权！
　　清廷及袁世凯以下愚之智而司国家政治，一有异动，辄开杀戒，法律条款，徒具文尔。北洋军阀的老粗们也多如此，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俱以言论治罪而死。当日国民党议员林钟英、徐镜心、段世恒等五人密谋反袁被捕，林、徐二人旋遭杀害，两天后，奉天国民党人孙祥夫、刘艺舟、马明远在大连的秘密机关被侦破，马明远等旋遭杀害。杀伐可谓肆无忌惮。对孙中山先生则早有暗杀之心，早在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即奏请清政府暗杀先生。在奏折中，他把康、梁也归为孙中山羽翼，认为&孙文尚在，祸机未已。&&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以康有为、梁启超，而归诸孙中山羽翼，实判断大误，但其心之惶悚可见一斑。该奏折呈西太后密收，指出暗杀机会并杀手人员，自荐指挥一切，其秘密程度，&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中华书局）。1914年3月下旬，袁世凯又密令两名刺客前往日本，企图暗杀孙先生，亦未得逞。直至1924年，中山先生北上北京，经停上海时，还险遭敌人暗杀。当时有袁世凯的残余势力，准备在码头行刺，情报被民智书局工作人员探悉，向先生卫队长马湘密报，马湘即率卫士多人，在先生步出轮船时持枪左右前后护卫，登车后也同样环绕警戒。同时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亦派有大队军警在码头一带布防拱卫，终令刺客阴谋破产。
动荡的时代，处处充满机诈险恶。1904年秋，黄兴先生谋于西太后&万寿&节在长沙起义，事泄被搜捕。这一段史实，言人人殊，恰好黄兴先生之哲嗣黄一欧系在场目击者，解放后曾有回忆录记载，那时他正在明德学堂读小学，黄兴三十岁生日之天，亲自下面条招待三位进城的姑妈，西园龙宅主人龙研仙先生差人持帖相请，半个小时后，又第二次下帖，黄老妈妈非常机警，认为必有要事，并催促黄兴先生，黄兴坐轿刚出门，就和衙门前来捕杀的武装人员撞了对面，对方问：你是黄轸（黄兴原名）吗？黄兴情急智生，答曰：我也来会他，他家里人说到明德堂去了。特务就跟着他的轿子到明德学堂，下轿后，黄兴佯状进去喊人，特务在门口守候，久之不出，方知上当，当即把轿夫打得头破血流。黄兴当时由后门避入西园龙宅，后辗转搭轮船由汉口赴上海而脱脸。
　　非常的年代的确杀机四伏，1912年夏孙中山先生赴北京和袁世凯谈判。8月27日赴袁所设晚宴。地点在迎宾馆，到者四五百人，为一盛大宴会。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北向坐，北洋军官东、西两排坐，袁、孙于正中对坐。吃过一个汤，第二道菜方上桌，即听到西边吵嚷声，反复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又骂同盟会是&暴徒乱闹&，随后东排也开始响应，大声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孙大炮、大骗子，然后东西两排的军官们竟站起身来，一边呼骂，一边把刺刀指挥刀弄出声来。中山先生这时却一脸镇静，态度从容如常。在场的袁世凯及段祺瑞（陆军总长）迄未做声，显系有意布置。第二天，张国淦先生（时受袁氏器重，任总统府秘书长。为人开明，抗战时，居上海卖文度日，痛斥日伪诱胁，抗战胜利后任《文汇报》董事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专程向孙中山表示，&北洋军官都是老粗，程度太不够，但中山却仍和往常一样，并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态度丝毫改变。&（参见《近代史料》1955年第4期）
　　袁世凯独揽大政期间，又有范光启被刺事件。
　　范光启，字鸿仙，系安徽革命行动的重要领导之一，曾参与辛亥之役。二次革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返沪谋再举。日袁世凯授意，经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派出杀手，将范光启狙杀。同时，范光启所指挥的由北京赴沪准备起义的二百余武装人员也被捕杀，多方准备的第三次革命因此受挫。
　　次年秋天，孙中山所委江西革命军司令长官夏之麟也赴上海集合新旧同志，商量大举讨袁，势力日张。郑汝成等又在袁的授意下派出刺客乘间行刺，11月7日夏之麟遇刺身亡，时年38岁。（参见《革命文献》46辑231页）
　　这时，陈其美留沪指挥一切，全国反袁呼声日高，而袁氏爪牙郑汝成拥精兵数万，控制海军，且为人心狠手辣，杀人计划一出即行，为革命进行之巨大障碍。陈其美即以刺杀之道还击之，乃选义勇之士王晓峰、王明山率敢死之士十余人，委以重任。日上午，郑汝成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祝贺日皇登极，伏击组即于英租界外白渡桥伏击之。袭击成功，郑被当场击毙。王晓峰、王明山被捕就义。临刑前谓&吾志已成，虽死无憾&，孙中山先生对之极为称赏：&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年谱长编，上册，965页）郑汝成被刺后，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海外也很快知情。那时郑汝成的儿子在京读书，与吴宓为同科同学，闻电驰归上海。吴宓说：&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昨被狙击，身中十六弹殒命。国体变动以来，此为暴动之最烈者也。&杨度挽郑汝成云：&男儿报国争先死，圣主开基第一功。&（《吴宓日记》第一卷）杨度这种人，本事不大，权欲熏心，如挽郑汝成联，简直不通之至，真事之最可噱者。
　　梅兰芳先生回忆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特别提到王钟声的惨死。王钟声相信办学救国的观念。清末在日本留学归，又倡改良戏剧，以为演戏和办报一样，宣传革命容易深入人心，其所导演新剧《禽海石》、《爱国血》，影响梅兰芳这一辈人的戏剧观念甚深甚巨。辛亥革命声势尤张，在北京闹得很凶，曾被清廷解回浙江原籍。沪军都督府成立后，他任参谋。旋赴天津活动，以此地故旧较多，遂以戏界同行为基干酝酿起义，惜事机不密，身份暴露而被捕。由直隶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逮捕，交天津总兵张怀芝处理。张系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亲信，暗揣主人旨意，火速定为死刑，捕后第二天就在天津疙疸洼执行了。当时陪绑的还有进步艺人七八位。王钟声被警察押到此处后，仍高呼&驱逐鞑虏，光复大汉&&&，时在日，&话未说完，刽子手就开了枪，头一枪打偏了，未中要害，钟声大骂张怀芝、杨以德是奴才，一连打了十三枪，才倒下去。&（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358页）
　　吴禄贞、字绶卿，雄杰有大略。曾与晚清禁卫军统制良弼同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延吉边务大臣，在边三年，锐力革新，百废俱举，边疆人民实深利赖。回京后，由良弼荐为第六镇统制。他早在日本时就约结敢死之士，体察形势，放言高论，欲做一番革命事业。现在更欲借重手中兵力，乘时举事。柳亚子以为革命党军事人才中文武兼备者，吴禄贞仅次于黄兴（克强）（《羿楼日札》），而在20世纪初，他就与黄兴、苏曼殊、陈天华、宋教仁等20余人创立华兴会。当年在长沙借黄兴生日祝酒集会。辛亥年，武昌起义后，他欲乘势合兵，为清廷所怀疑，暂假疾以辞。后各地独立之事风起云涌，未几山西太原兵变，清廷不得已急檄第六镇攻娘子关，这时他已意在纠合燕、晋诸军攻取北京，转赴石家庄活动，在车站遇刺。吴禄贞先生遭暗杀，有多种说法。《清稗类钞》称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误。又称其被刺而殇，系&满洲军官为之&，则是。其一，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第二回据当时报纸，说当他下车后，遭屈膝道贺的兵士跃起行刺，另有数名军人开枪射击，&将一位革命的英雄，送入鬼门关，头颅都不知下落&。
　　另一种说法是钱基博先生《吴禄贞传》，说禄贞在石家庄时，清廷已授其为山西巡抚，促令赴任。&其帐下小将马惠田伺禄贞独居，拔手枪击之，仆。割其首，持奔北京，时辛亥秋九月十七日也。&此说近实。禄贞遭自己部下所刺则无疑。其副手协统周某，与之素有旧嫌，得了清廷二万金，遂起歹心。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使人暗杀吴禄贞于石家庄&。盖以袁贼惧吴先入京师，独领首功，因恐落其后，遂与周某密谋而下毒手，这也极有可能。这一年袁世凯作为清廷的钦差大臣在中原周旋，曾向段祺瑞（第一军统领）谈及吴禄贞被刺事，袁贼冲口而出：&这等人物，少一个，好一个。&可见其居心叵测。
　　另具郑蕴侠先生《我所知道的政治内幕》，以为吴禄贞在石家庄截留军火，又通电指责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火烧汉口，引起袁世凯恼恨，遂收买杀手行刺。对付政敌，施以暗杀手段，是袁世凯惯用的方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以及宋教仁、陈其美，都先后被袁贼直接指挥所暗杀或诱杀。就是他的心腹大将，利用之后，也藉暗杀手段，陆陆续续地来个兔死狗烹。
　　关于吴禄贞被刺，老同盟会会员刘仙洲先生又是一种说法。吴禄贞当时任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后来军队整编师师长），辛亥革命爆发，山西在十月三十日宣布独立，清廷匆匆发表吴先生为山西巡抚，意欲以他率部与同盟会决战。但吴禄贞本负革命重任在身，部队中又有一些同盟会员在待机而动，他当然不就巡抚之职。当时公推吴先生为燕晋联军大都督，阎锡山副之，并议决由石家庄回军保定即宣布独立。不料几天后被人刺杀。刘仙洲先生认为凶手是清廷贿买的周符麟和马蕙田。周原系第六镇协统，因被吴撤职而怀恨在心，一说袁世凯收买之。刘先生认为，这一变化发生对革命的影响太大，假如吴先生顺利回师河北，即可挡住正在信阳督师的袁世凯，最多在武汉一带多打几仗，革命后委曲求全，将政权交给袁贼的局面不致出现，那么辛亥革命后的全局将是另一种情况（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
　　吴禄贞被刺牺牲的具体情景，何遂先生解放后有番回忆。当武昌起义打响之际，吴先生指定何遂做他的参谋。何遂初见吴禄贞，感到&他的样子很英武，谈吐率直而亲切&。一九一一年八月十六日，何遂把第六镇协统周符麟的异动情况作了报告，提醒吴先生加强警备。谁知吴先生认为不要紧，并说骑兵营长马蕙田是他的心腹。然而就是这个&年轻、长得满漂亮的心腹&马营长，在当晚暗杀了吴禄贞。当晚十一时已过，何遂刚睡下，却被枪声惊醒，另一参谋大喊：&兵变！兵变！快调山西的队伍来镇压。&何遂慌忙中提短剑冲出门去。深秋的午夜，寒风飕飕，站台上一个卫兵也没有。有一队人正从吴禄贞住处往外跑。何参谋命令其站住，那些人也不应声，且越跑越快，转眼不见踪影，他情知不妙，即往里冲，听人在地上呻吟，原是吴先生的朋友，已倒地不起。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看，他的头已被人劈开，眼珠突出，脑浆裂了一地。再往里面跑，却被一个东西绊倒，定神一看，正是吴禄贞先生，他满身血污，头已被人割下，军大衣胸前的双龙宝星还在星光下闪着冷光。何遂当下放声痛器，一边设法集合队伍，可惜军队已被人分裂，好不容易找到齐燮元（后为江苏督军，抗战时期投敌，任汪伪华北绥靖军司令，当时是第六镇上尉副官），集合一干人到站长室，马蕙田等人在坐，问谁杀了吴统制，都说不知道。四处查看，才发现电话线也被剪断。部队已在中级军官的带动下，逃的逃，避的避，到处是武器、辎重。这时山西的队伍陆续开进车站，首领是同盟会的仇亮，何遂才定下心来，辗转开始了部队北进的计划。当时并未查出凶手，十几年后的1924年，国民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段祺瑞被捧了出来，有一次何遂与段的长子段宏业闲谈，段称赞马蕙田：&马蕙田够朋友，够英雄，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何遂先生认为，这是破案的线索，因为袁世凯是通过段祺瑞来策划这一阴谋的（参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477&&481页）。吴禄贞先生之死，令人扼腕。党人之心，可比日月，以己身之正而失却防人之心，这和宋教仁类似，宋以为袁世凯可助他实现组织责任内阁，建设中国的雄心大志。袁氏所派杀手向他开枪，血流不止之际，他还促人嘱袁氏组织责任内阁。事机一失，噬脐莫及。
　　前文提到的张怀芝，乃是北洋巡防大臣（又称天津防务大臣），他是反对革命的死硬分子，直到武昌起义后，他丝毫不放松与对手的较量。那时立宪派也受革命思潮的播及，咨议局议员联合士绅策动独立，张怀芝即声言&严阵以待&，&兵力制伏&（《梦蕉亭杂记》卷二）相挟制。立宪派缺乏武力后援，谋划独立之事遂付东流。张氏以其冥顽不化，亦曾被党人定为暗杀目标。吴禄贞被歹徒暗杀后，同志多在北方直隶、天津一带活动，很多人旋即被捕牺牲。其时保定盲哑学堂教员薛有棠先生正在天津组织小型暗杀团，当张怀芝由京反津时，他即在天津新站连掷两枚炸弹，惜俱偏离目标，他又拔手枪向张氏连击，也未射中，对方警卫已群起还击，遂被捕牺牲。
　　险恶时代，死亡阴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许多革命先锋，一生都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度过。1913年二次革命讨袁失利，上海电车车厢内都贴满悬赏布告，写明缉拿、杀灭黄兴、陈其美可得五万大洋，捕杀李书城、黄郛可得二万大洋，并注明死活皆可。故党人在日本住旅馆也往往使用假名，以避跨海追杀。谁知在那里，李书城接到某日本人信函，谓有机密相告，按时赴约，日本人请他们到家中，说愿为中国政府效劳，去刺杀黄兴，但须借枪支钱物，原来这人把他们当成袁世凯的人了。一场虚惊后，自然是更加警惕。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小不忍则乱大谋，动荡的社会元素，要求党人必以更大的理性和智慧来对待。
　　至激烈的手段，惟至平和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宽容之度量者能有之。安徽一地，古来民风激越而柔靡，既出诗人，也出刺客。民国中期和军统局戴笠系统周旋，游刃有余的王亚樵，是有名的暗杀大王，他即是安徽安庆人。清末安徽青年志士韩衍，智勇并擅，他所最为推崇，就是那盛极一时的&弹丸政治&，此弹丸非喻地域狭小，而实为炸弹与子弹之意。少年时期，他即才气横溢，志行卓越，为实业家学问家张謇器重，收为弟子，后荐于北洋幕府任督练处文案。他熟悉小站练兵内幕，不满袁世凯为人，上书纠弹，知必不见容于袁氏，乃辗转去天津，后调安徽当时省会安庆。时值徐锡麟、熊成基起义先后失利，清朝主皖大吏搜迫日紧，党人多四散活动。韩衍有鉴于此，乃创办《通俗报》以集合同志，为发动之枢纽。报纸政论多发扬民意，通讯多揭露官僚贪贿，而为地方恶势力所深惧。其间第一次受奸徒暗杀，身中五刀，幸大难未死。
　　韩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笔峰犀利而常含充沛感情。著有《绿云楼诗存》一卷，其佳句如&誓当共饮长城下，夜渡黄河百丈水&，大有俯仰当世，睥睨前人之概。其怀友人如《吊宋玉琳烈士》、《吊黄花岗烈士》又有深哀大痛，读之绕室徘徊，不能安座。
　　 袖翻海水入羊城，
　　 千里东濠夜有声。
　　 所欠故人惟一死，
　　 头颅堕地作雷鸣。
　　 自将血洒尉佗官，
　　 慷慨田横有此风。
　　 七十二人同日死，
　　 夕阳芳草古今红。
　　他之推崇弹丸政治，并非无端盲目崇尚，而是以此为手段，达成民权政治的理念。&我铁弹丸之是非，乃万古不灭之是非也。&&须以一粒铁弹丸，使万众不苦饥。&又说&敌在眼中，枪在手上，后有无限未来之同胞一齐拥出，而此铁弹丸踌躇复踌躇，以至于无可踌躇，然后机一动，功已成。&（安徽政协文史组《记韩衍》转引）此中确有大智勇充溢，那即是人道主义情怀。当辛亥武昌首义后，同盟会与清残余部队多所战斗，各省情形备极混乱。韩衍在安徽以原军民基础成立青年军，任总监，维护扰攘无主之省政，综理一切日常工作，主持正义，保卫地方，建立不世之殊勋。青年军军旗以人字形图案制作，表示奉行人道主义。他每周的军事演说编为讲义，其中解释弹丸政治，旨在救世，所谓&杀机沸天地，仁爱在其中&。即与章太炎引佛经&杀了一人，能救众人&义理相合。他心中的模范人物，仍然是华盛顿，其所憧憬的政治理念乃是欧美式民主主义范畴。他之颈血四溅而不惜，仍投袂奋起，乃因对生死的意义和人我的境界有透辟认识，在于以死争是非。&铁弹丸最仁爱，亦最残暴，自救世人用之则最仁爱，自利己人用之则最残暴。我一枪一弹以至仁杀至不仁。&（《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卷，452页）南北和议后，袁氏排斥孙中山而独揽国政，韩衍捶胸顿足，大为惋惜，同时对北洋官僚，口无遮拦，不稍假借，多就具体人名呼骂指责。其议论纵横，及谋青年军扩充，备招野心家怨毒深忌。1912年阳历3月某日，他路经一道山梁，第二次受歹徒狙击，身中数弹，伤重不救身死。
　　专制者是只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一贯作风的。有过一次痛苦经验，却难以料事如神，以避其锋，而处世待人发论悉以赤子之心应之，忧国既深，积诚已久，至于一身之生死祸福，早已置之度外，弃自炫自媒为真知力行，寻病根之所伏，而发改革大愿。不期奸人图穷匕见。呜呼，如韩君者，是可谓仁且勇矣！
　　党人暗杀，又以己身谋划不周而引杀身之祸的。如刘安邦之刺赵尔丰。辛亥前数年，四川井研同盟会员程德蕃，脱离新军弁目队，削去发辫，自称王和尚，奔走于川南一带江湖联络革命。1908年逸往四川江安县，即与当地巡防军帮带刘安邦结纳，密谋举事。惜刘安邦行伍出身，行事粗疏，枕边漏所谋于其妇，妇为本地人，因告其母，母又密泄于其族戚。居民渐多知，相率避移出城，即为县官所觉，令缇骑四出，相机捕人。时程德蕃居旅栈中缮写安民布告，县官率队突入。程见不可避，仍从容书写。县官窥其甚镇静，即问：&写的什么？&对曰&习字而已&，县官即匆匆离去。德蕃乃由栈后缒墙急走。期至火举，捕十余人，皆杀之。时刘安邦也逸脱。后改名换姓以江湖义士身份随赵尔丰进西藏，途中屡欲相机暗杀。为人窥破，告尔丰。尔丰佯不知，密令刘送信返成都，途中遭奸人围刺而死。程德蕃于江安逸走嘉州（今乐山），联络当地同盟会员策反清军团队，与城防军激战，党人以文士居多，临阵不支，被捕者众，以井研籍党人牺牲尤多，程德蕃就义前有句云：&满腔热血浸黄土，化作杜鹃唤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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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郑汝成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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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郑汝成及其他& & & & & & & & & & & & & & & & & 张鸣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的失败，让孙中山很是失望。总结教训，认为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党没有纪律，不听指挥，所以没有战斗力。其实，国民党这种状况，本是传统国家民主化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一个原来搞武装，暗杀起义的党，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要转型为一个议会政党，当然过去那套会党式的纪律、服从不合时宜了。可是，这样的转型，碰到军事强人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还真就有点转不开。即便革命党自己集团中的武装同志，也未必真有诚心完成转型。民国肇始，袁世凯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暂短的蜜月，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跟袁世凯都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聊得相当投机。尤其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一个要修10万公里铁路，一个要练20万精兵。好像中国的富强，眼睁睁就可以在他们两人手里实现了。可是，两边各有一大堆人马，而且有权力，有武装，加之双方隔膜日久，绝无可能因短暂的接触，而消除分歧甚至敌视。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胜，马上空气就有点紧张。宋教仁被暗杀，尽管至今聚讼纷纭，没有结论。但就情势而言，即使袁世凯无此心，袁氏的党羽，包括他那个一贯热衷阴谋权术的儿子袁克定，也会食指大动的。而宋案发生，不仅北洋这边跃跃欲试，蓄势待发，国民党这边，也对法律解决，没有多少耐性。一个中央能控制国会，地方有政权还有武装的党，不可能料到真的打起来，居然会如此迅速地一败涂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是所有政治人的通病。两大集团的武装碰撞，在国民党方面，居然是像鸡蛋碰了石头，败得丢人现眼。作为吸取教训的反思，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从一个宪政党，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高度统一意志的战斗党，这就是中华革命党。加入中华革命党，需要打指模，宣誓对孙中山一人的效忠。这样的形式，令相当多同盟会的老同志无法接受。连一向维护党内团结，顾全大局的副统帅黄兴，都不肯妥协。一大批有实力的元老，从此疏离了孙中山。就这样，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就变成了一个小团体，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在国内政坛上掀起大浪。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要算是中华革命党从二次革命到袁世凯称帝期间，在政坛制造的最大的风波。一般来说，老同盟会由三拨势力合成，一拨是根基在两广的华侨团体兴中会，一拨是来自两湖的华兴会，一拨是来自江浙的光复会。最先跟孙中山闹翻的，就是前光复会中人。而孙中山的死党，一般都是两广人士。但唯一的例外，就是陈其美。陈其美是江浙人士，但却跟前光复会的人合不来，辛亥革命中，还暗杀了跟孙中山不和的同志陶成章，属于孙中山死党中的死党，也是党内的激进派，有点事，就想武力解决。此人同时也是青帮大佬，在上海和江浙，都有相当的势力。就中华革命党而言，陈其美绝对是骨干的骨干，唯一可以能折腾出点事的人，当然，他也真的就折腾出了点事。第一件，是刺杀郑汝成，第二件，是策动肇和舰起义，两件事，一个成功，一个失败。郑汝成是当时的上海镇守使。北洋时期，属于军政时代，省一级当家的，是督军，而地区一级，就是镇守使。当时的上海，虽然在建制上属于江苏，但实际地位却非同寻常，基本上可以跟北京平起平坐。所以，郑汝成这个上海镇守使，也非同寻常，管的事多，实力雄厚。有对外交涉权，可以跟督军一样，跟总统直接联系。当然，在上海做官，在那个时代也相当不容易，做维持治安的军事长官，就更难。上海这个地方，华洋杂处，有国中之国的租界，还有第三社会的帮会，自晚清以来，就是反政府势力生存的好地方。加上这个郑汝成，又跟在上海特有根基的陈其美结了死梁子，做这个镇守使，就难乎其难。二次革命，陈其美本来可以露一手，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就是从进攻制造局起家的。此番二次革命，再作冯妇，二次进攻制造局。结果，被带着1千多海军陆战队的郑汝成，迎头痛击，铩羽而归，连点小名堂都没闹出来。当初，坚持宋案要武力解决，陈其美可是力主的，真打起来，如此丢脸，活活让这个风云人物难堪到了家。所以，杀掉郑汝成，一直就是陈其美的最大心愿。可是，郑汝成相当谨慎，一般都待在军营或者戒备森严的制造局里，不好下手。但是，对于有心惦记的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1915年11月，革命党人打探到，本月的10号，是日本新天皇的加冕日。作为作为上海地方的第一号长官，必须到日本驻沪领事馆去道贺。当日的上海，虽然地方级别不高，但也是个办外交的地方，总得跟洋人打交道。此时欧战正在进行，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袁世凯政府断然不敢有一丝一毫怠慢了这个骄横的东方霸主。所以，这一天，郑汝成肯定得出来。陈其美和他的同志，仔细研究了郑汝成从沪南到日本领事馆的路线，决定设五道狙击线来实施行动。十六铺为第一关，跑马厅为第二关，黄埔滩为第三关，海军码头为第四关，防止郑汝成走水路。白渡桥因为临近日领馆，车辆必须转弯慢行，机会最好，而且这桥非过不可，绕不过去的。所以，由孙祥夫带领王晓峰、王铭三和尹神武四人组成第五关，务必狙杀郑汝成。部署已定，每人带炸弹一颗，驳壳枪一支，子弹一百五十发，提前到预定地点埋伏好。郑汝成也真不一般，到了那天，他的车队，居然绕开了前四道狙击关卡，径直开到了白渡桥。第一辆车，是个马车，四角站着警卫，里面坐的人很像郑汝成，但身穿文官燕尾礼服。指挥者觉得郑汝成是武人，此时应该穿军礼服才是，所以没有动手。一会儿，一辆黑色汽车驶到，车前坐保镖三人，郑汝成坐在后排的右边，镇守使衙门的总务长坐在左边。见状，指挥者马上发布行动暗号，王晓峰扔出炸弹，用力过猛，滚到了车的后面，炸掉了一个后轮。而王铭三等枪弹齐发，郑汝成急忙打开车门而逃，王晓峰冲上前去，拉住他的衣服，连发九弹，活活把个郑汝成打成了筛子，顿时一命呜呼。此时，几个卫士已经被王铭三等人打跑（从晚清到民国，凡是大官的卫士，都是样子货，遇到行刺，基本上都是跑路要紧），而总务长也陪绑被杀。三个行刺者，其中一个逃走，但另外两个本来有机会逃的，却没有逃，反而登上桥头，面对大量涌来的看客们，演讲了一分多钟，直到被租界巡捕抓住。当年革命党中凡是执行行刺任务的人，都极富理想主义，大概，他们看到人多，不觉得是个逃跑的良机，而是宣传革命的好机会。先知觉后知，唤醒民众，是当年革命党人坚信的使命。不管当日的宣传起没起作用，但当日的白渡桥附近的看客，的确是开了眼了，这样的好戏，百年不遇。噩耗传到北京，袁世凯大为伤感，为之辍食一日，不顾当时还是民国，硬是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而且世袭罔替，让铨叙局都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后来，当场被捕的两个刺客被租界引渡，后来逃走的刺客也被捕，三人均被处死。行刺郑汝成之后，党人策动的肇和舰起义，却大败亏输，党人死伤惨重，军舰也没有开动。这两件事，却构成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之后唯一的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小圈子的中华革命党之后，革命的行动力并没有增强，只有陈其美依托帮会，凭借上海的特殊地位，才能弄出点名堂，也就是小名堂。此后袁世凯称帝，西南讨袁，进步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中华革命党，也就是策动了山东的一场未遂事变，此后一点动静没有。如果没有刺杀郑汝成事件，那么，在二次革命后差不多三年时间里，孙中山和他小圈子党，就等于销声匿迹了。即使这个刺杀事件，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孙中山在组党问题上的倒退，吃亏最大的是他自己。若不是袁世凯失败之后，他及时改道，悄然重回国民党，恐怕，此后的历史，就没他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