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
北魏孝文帝(北魏孝文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第七位皇帝，初姓拓跋，后改姓元。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自幼由太皇太后冯氏抚养长大，崇尚中国文化，亲政后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庙号高祖，谥号孝文皇帝。目录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皇兴元年八月二十九日（467年10月13日），生于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紫宫，为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3岁时被立为太子，5岁时受父禅即帝位。由于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 拓跋宏即位时年纪太小，由祖母冯太后执政。太和十七年（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由于拓跋宏深受祖母冯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亲政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然后于494年，以“南征”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太子元恂。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太和二十三年初（499年），拓跋宏引兵南征，染疾北返，途中卒于谷塘原行宫。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 孝文帝改革拓跋部在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步由放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社会制度也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但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特别是在北魏统一北方后，广大汉族臣服于北魏，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生产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明显。为了更好的进行统治，改变落后的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成为必然。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历来的北魏统治者都注重学习汉族文明。特别是孝文帝从小就由汉人冯太后抚养，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更加倾向于汉化改革。另外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不断加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孝文帝登基后，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 整顿吏治延兴二年（472年），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变革税制延兴五年（475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实行俸禄制太和八年（484年）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实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实行三长制太和十年（486年）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 改革租制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493年），孝文帝排除穆泰、元丕及太子恂等鲜卑旧贵族和保守势力的反对，把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 改革鲜卑旧俗迁都后，督使鲜卑族禁着胡服，改穿汉人服装；朝廷上禁鲜卑语，改说汉话；规定鲜卑贵族在洛阳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鲜卑贵族门阀化,提倡他们与汉族 高门通婚等。 改革官制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迁都洛阳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镇压叛乱迁都半年后，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 太和二十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 至此，保守势力消声退隐，汉化改革继续实施。 御驾南伐太和二十二年六月，孝文帝下令征发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 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热地说：“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丞相江瞻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江瞻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江瞻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军。江瞻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人，总管军权，臣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江瞻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先生。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且公有贤德，我方能安心！”江瞻哭着回答说：“臣以军治，益州方有岁，只可重回洛阳，管理事之大小，不轻而辅政。”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最后以穆亮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由于子贵母死的制度，拓跋宏的生母在拓跋宏3岁被立为太子时即被处死。拓跋宏一直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主张对北魏进行汉化改革，所以拓跋宏在祖母的影响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一直倾慕汉文化。这对拓跋宏一生影响极大。但从拓跋5岁宏登基到24岁时，朝政一直由祖母冯太后把持。直到冯太后去世，拓跋宏才亲政。 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因为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3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宏才保住了皇位。他生性孝顺，因为从小就跟着冯太后，就一直把冯太后当亲生母亲一样。所以，虽然冯太后对他并不很疼爱，但是拓跋宏却真可以算是冯太后的孝孙，即使被责罚也毫无怨言。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痛不欲生，五日内滴水未进，毁慕哀悼。对太后的陵墓规格，尽管高闾、游明根等鸿儒重 臣多方要求按太后金册遗旨办，孝文帝仍坚持将坟陵拓宽六十步，实际上这是对国君的葬礼规格。当年十月，冯太后被安葬在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方山永固陵（今山西大同北），没有和文成帝合葬。孝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谨，在永固陵东北约一里处，为自己营造了寿宫，准备死后也埋葬在这里，永伴抚养自己成长的祖母太皇太后，以体慰她阴间的孤独。后因汉化，才葬于洛阳邙山。 由此看出，拓跋宏对祖母的感情极深，受祖母思想的影响极大。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江瞻、李冲、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如大臣李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高祖常加优礼。”　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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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下列选项中他最不可能研究过的诗句有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④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
题型：单选题难度：中档来源：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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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北魏孝文帝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主要考查你对&&《诗经》，楚辞与屈原、《离骚》&&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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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楚辞与屈原、《离骚》
《诗经》：
①概况：《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成熟诗歌形成的重要标志，共305篇。绝大部分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②内容：《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其中精华的部分，因多是周代各诸侯国的民歌，从而从各方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境况和思想感情。③地位：《诗经》的创作，为中国古曲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主流形式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表达的主流形式经过以下的变迁：先秦诗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质朴典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以民歌为基础的“楚辞”，句式灵活，具有浪漫主义风格；《诗经》和“楚辞”正好代表了北南两种诗歌不同的风格。汉赋华丽而夸张，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弘的文化气度。唐诗风格多样，千古传诵，以五言和七言诗为主，把诗歌推向顶峰。宋词是诗歌的另一种形式，句式灵活，极具歌唱性。元曲是民间兴起的新的诗歌形式，题材广泛，可雅可俗，抒情叙事兼长。明清小说将广阔的社会生活纳入了文学的视野，艺术而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将古典小说创作推向繁盛阶段，并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总体来说，呈现了多元兼容、雅俗共赏和发展趋势的逐渐平民化等特征。 现存最早的诗歌&——《诗经》：
1、时间：西周至春秋中期2、特点：以四言为主，内容古朴，现实感强3、内容：都是配乐的歌词，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风”是其中的精华。“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4、影响：奠定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诗经》作品的形式也就是我国诗歌最早的形式。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屈原采用楚国方言，利用民歌的形式，开创了诗歌新体裁——“楚辞”。《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诗人把深厚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融于作品中，表达了对楚国和人民的热爱。“楚辞体”：1、 时间：公元前三——四世纪或战国时期2、代表人物：屈原、宋玉3、特点：楚国方言，结构宏伟、想象丰富、句式灵活，句子字数不等，并在句中或句末加语助词“兮”、“些”或“只”这一类字4、代表作：《离骚》。因此又被称为“骚体” 5、影响：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我国史诗上的第二个春天。在文学史上，人们常以“风”、“骚”并举。“风”指《诗经》，“骚”指楚辞。清朝文人赵翼在《论诗》中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楚辞：楚辞是指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句法参差错落，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调，篇幅较长，宜于反映更为杂复的思想内容。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楚国鲜明的地方色彩，是继《诗经》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代人仿写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辞”即文词之意，故也写作“楚词”。从此，“楚辞”既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也是一种文学体制的名称。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汉代文体特别发达，成为辞赋的主流，故后人又有将辞、赋分为两体的，即把其中以抒情为主、形式同于或近于诗歌者称为辞或骚，而把近于文而有韵者称为赋。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渊源。春秋时期，楚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土壤。当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楚辞《九歌》就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而且，能歌善舞的楚国人民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所有这些都促成了的楚辞的繁荣。著名的楚辞作者，除了屈原外，还有宋玉等人。《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离骚》：《离骚》是屈原在流放中的作品，全诗373行，共2490字，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抒情诗。《离骚》之名，司马迁解释说：“犹离忧也。”在《离骚》中，屈原集中表现了自己忧国忧民、不肯与世浮沉的高尚品质以及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全诗共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描述诗人的身世、黑暗势力对他的迫害以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我不是怕自己的身子遭殃，而是担心君主的乘舆要被毁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长叹一声不禁流下眼泪，哀怜人民的生活如此多灾多难）”第二段描写他上天下地、入水登山，探寻自己理想的情况。最后一段表达自己在天门不开、陈志无路的绝境下，准备以死殉国的决心。通篇文采绚丽，想象丰富，结构宏伟，感情深沉，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杰作。鲁迅评价《离骚》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人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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