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有哪些途径？有哪个重要阶段？_百度知道
我国古代民族融合主要有哪些途径？有哪个重要阶段？
馈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儒，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隋唐时期，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汉风与番俗的差异，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东方九夷，以补生活之需、贺旦，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理由是从母姓，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从经济区来说。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缓和民族矛盾，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吸收新鲜血液、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同时。先秦时期，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波浪式地从点到线，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扩散的方式与途径，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所以，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互惠，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内附与反叛，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进一步系统化。尤其是质子、“华夷一家”，史家各有说道，与汉族交往频繁，秦汉移民戍边，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总体而观，或逐水草而流动、平民化。 其次。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兄弟关系，他们习汉语、历史、分裂的历史真实，经济稳定，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合”精神，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就这样，由于族际通婚，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明清。 首先。之后民族融合的途径，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从南北方向看，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膨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寇边与攘夷，东晋五胡问鼎中原。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汉文，竞相登上历史舞台，契丹女真南下，“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崛起于中原大地。这种思想体系，不下数百例，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姻亲关系的确立，也有来自外部，如移民实边和屯垦，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就不断地辐射，从很早的古代起，加速了汉化，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认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产品相对单一，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或被他族掳去，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一般而言，就向四方迁徙、发展于先秦，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或拓土移民、释，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兼养家畜，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所以。 历史上。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怀柔与威服、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具体又通过“怀柔”，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如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冲淡了民族偏见、南方苗蛮，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所以，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特别是宋朝以后，渐染华风，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同时、融合时有发生，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合”精神。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互市等广泛交往、世俗化。 和亲、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无论在任何时期，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一般而言。所以。在和亲过程中。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虽然不乏征战。统治者通过官学。随着和亲的缔结。 考察中国古代史，至少包括两个层次、朝贡。众所周知，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五代以降，战争与爱情的冲突，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提到通婚。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成为官民之间。自汉以后。宋辽夏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多途径的，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兴衰嬗变，原因都是多方面的。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彼此间融合兼并。在这个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然而。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舅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或举族内迁。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无论哪一个王朝，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互利，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增进了民族情感、互市与封锁，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道相互融合，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换言之、西方氐羌，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和亲与征讨、“夷夏一家”，也未曾中断过，权谋与友谊的糅合，至汉末魏初，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情况极为复杂，我国的历朝统治者、自然因素的影响。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唐代文成公主入藏，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从线到面。大一统思想萌芽，为秦汉“天下为一。它的推行：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有分有合，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商周开拓边地，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科举等制度。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就其历史作用、汉仪，汉化速度最快、分解，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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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73西南少数民族民俗课件作业答案(全)--云大成教-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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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西南少数民族民俗课件作业答案(全)--云大成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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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西南民族研究中，常以川、渝、滇、黔为主。当然，由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与西藏、广西相邻，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西藏、广西也有涉及。本课程所指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空间上限定在狭义的中国西南，内容上包括以古今西南各民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民俗事象为对象。中国西南自古就是我国民族的聚居地之一，西南地区境内生活着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少数民族，具有“族群多、人口密度大”的特点。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汉族、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30余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个特定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经过多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丰富的民俗事象，除了前面所述民俗所具有的一般特点外，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特点还有：多样性、共融性、独特性和神秘性，这些特点将在后面各章的具体民俗事象中不断呈现。其具体生动的民俗资料，具有宝贵价值，也使西南地区成为一座民俗文化的宝库、成为民俗文化资源的富矿区。对西南少数民族民俗进行分类，包括三大类八小类：第一大类是物质生活民俗，包括：1、生产民俗（农业、渔业、采掘、捕猎、养殖等物质资料的初级生产方面）。2、工商业民俗（手工业、服务业和商贸诸业等物质资料的加工、交易与服务方面）。3、生活民俗（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方面）。第二大类是社会生活民俗，包括：1、社会组织民俗（家族、村落、社区、社团等组织方面）。2、岁时节日民俗（节期与活动所代表的时间框架）。3、人生礼俗（诞生、生日、成年、婚姻、丧葬等人生历程方面）。第三大类是精神生活民俗，包括：1、游艺民俗（游戏、竞技、社火等娱乐方面）。2、民俗观念（诸神崇拜、传说、故事、谚语等所代表的民间精神世界）。本门课程即以此作为讲述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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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代表性地展示出西南少数民族先民的采集狩猎生活。在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许多有关采集生活的描述，大多讲述的是先民们如何认识自然、利用自然、适应自然环境的。珞巴族的《金岗岗日》就是歌唱狩猎英雄金岗岗日的发明创造和狩猎能力的诗歌。羌族的《粮食的来历和丢失》歌颂的是先民获得谷种的艰辛；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中也描述了羌人祖先学会种庄稼，牛羊成群放满山的景象。《傣族古歌谣》描绘了当时的人们“进林去摘果，进山去采菜”的生活情境；彝族、阿昌族神话中也说到远古人民“把果子摘来，打伙分着吃”。采集到的东西不仅用来果腹，而且还可用来遮蔽身体，在傣族的《论傣族诗歌》中就说到他们有一个“穿树叶的时代”，那个时代“人人用芭蕉叶来遮身，以后就用野兽皮做皮裤”。唐代樊绰的《云南志》记载着当时的裸形蛮“无衣服，惟取木皮以遮形”的生活情景，如今，在云南民族博物馆展厅内，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树皮的实物。（树皮衣图片）虽然当今社会发展很快，但在西南一些高山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中，采集活动也可见一斑。几乎每个民族生活的山区，周围都有几十种野菜、野粮可以采集、加工食用。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广大山地和河谷地带大都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生产许多菌类植物。该地区可采食的菌类就多达二十多种，如青头菌、干巴菌、鸡枞、白参、木耳等，这些菌类至今仍是现代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在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地区，布朗族所能采集到的野菜大约有近五十种，每到植物生长的旺盛季节，妇女们便到深山野林里采集各种可以食用的野果、野菜、竹笋、菌类等野生植物。采集在平时单独进行，或邀约数人一同前往，遇到婚丧嫁娶就集体出动采集。布朗人采集的块根植物，四季均有生长，煮熟后可当饭吃。居住在独龙江河谷陡峭山地上的独龙族，直至二十世纪中叶，仍过着采集生活，采集野粮和野菜是他们生产生活的重点。独龙族河谷中下游长有野生茂密的董棕树，从该树树干的芯部提取的淀粉是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1]。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集已成为人们一种习以为常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习俗，直到现在即使有粮食吃，人们也常常外出采集野粮、野菜作为生活的补充。狩猎活动在山区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猎物曾经是人类先民的衣食之源，在各民族狩猎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方法、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狩猎活动的组织形式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傈僳族是一个擅长狩猎的民族，狩猎是他们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在他们的自然历法中，就有专门的狩猎月，一般是农历十二月。狩猎季节一到，傈僳族男子就开始狩猎生产活动了。傈僳族人民世代与野兽搏斗，有着极其丰富的狩猎经验，往往是男孩七、八岁就操弩习射，长大后每个都射得一手好弩。因此，每个傈僳族成年男子都是娴熟的猎手。文献中有关傈僳族善于狩猎的记载不少，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粟者，??居山林。无居室，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弩弓，是僳僳人狩猎的最主要工具，他们使用弩弓的技巧很早就已相当娴熟了[2]。有时候凭个体的力量很难对付比人高大的动物，所以狩猎常常是按一定的组织进行。哈尼族的狩猎活动一般是由人数较多的团队共同完成，有围攻也有智取，他们集体狩猎的场面颇为壮观，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会巧妙地运用杠杆原理制作捕杀虎、豹以及野猫、鼠类的木架重力装置。根据各种野兽的不同习性和活动规律，多在村旁路边选择一处合适的土台，掘成地窖状，窖顶以粗木和杂土封顶。前方设野兽入窖之门，窖门板与窖底的活动扳机相连，窖门大开，窖内活动扳机下面的土洞中以一只哼叫不停的小狗做诱饵。虎豹闻声赶来，进入窖中翻动扳机，扳机即刻牵动窖门的绳索，窖门下落，将虎豹关在窖中不能脱身。这种方法大大节省了捕获凶猛动物的人力，同时降低了狩猎过程中的危险性。后人沿用先辈发明的机械组合原理，发展出数十种更为复杂的捕猎装置，用以捕捉屋内老鼠，田野水獭、野猫和野兔等。猎人从事的事情是危险的行当，因此勤祭拜成为传统。西南少数民族在狩猎过程中存在一些信仰，并通过一定的仪式表现出来。怒族男子在农闲阶段经常背起行李和粮食，带上猎狗，挎上长刀和箭包，扛起弩弓，三五成群地上山狩猎，到目的地后拿出白米、鸡蛋和高粱酒祭猎神，他们把白米和鸡蛋装入碗内，支在地上，高粱酒斟入竹杯，用木条朝外洒酒，边洒边唱《猎神歌》。西南地区多江河、湖泊，水中丰富的鱼类资源成为了当地少数民族捕捞的重要内容。西南少数民族的捕鱼是在内河湖泊进行的，在许多地方只是副业。早期的捕捞是用手摸捉击的方法，后来逐步发明了各种捕捞工具，竭泽而渔或用木棒打或叉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捕鱼的效率。壮族民间流传着“壮族占水头”，“近水知鱼性”的说法。居住在河谷平坝临水地带的壮族捕捞鱼虾很有经验，捕鱼工具五花八门，他们在捕鱼的时候很懂的鱼的生活规律。壮族地区对捕鱼有这样的说法：“七上八下九归塘。”意思是七月涨大水，鱼群往上河走，到了八月交秋鱼群又返回下游，进入九月气候开始冷，鱼就进入深塘里去生活。由于壮族人民掌握了鱼的活动规律，他们因势利导，往外能捕到很多鱼。采集渔猎的生活方式对早期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的社会组织形态和家庭形态的影响是很大的，从采集渔猎中，人们获得动植物学、生态学、医药学等的最初认识，还有一些音乐、舞蹈、乐器的起源等等都是与先民的采集渔猎生活息息相关。粗犷却精妙的采集渔猎活动影响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生活。 二、农耕民俗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较有代表性的农耕方式有两类，第一类是山地农业，作物主要有早稻、玉米和荞子，产量较低。铁制工具比较缺乏，许多地方还在使用竹刀、木锄、木铲等竹木工具，耕作十分粗放，一般不选种，不施肥，不中耕，播种后任其自生自长，山地也大部分归私人占有并采取有规律的轮种制度。有些地区的刀耕火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也贯穿每个环节。第二类是平坝农业，往往以水田为主，这类地区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由于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较早，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因而生产发展水平较高。已普遍使用锄头、镰刀、砍刀、犁等铁制工具，施用厩肥和草木灰，并已使用牛耕。农耕民俗既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的习俗，也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习俗，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而支配农业生产过程的精神活动则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习俗。山地农业的代表：刀耕火种[3]，这是一种古老原始的农业耕作方式，它没有固定的农田，其过程主要是在播种前先砍光树木、杂草，让它枯死，等晒干或风干后，用火焚烧形成肥料，锄头、铲子等劳动工具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他们也不懂得翻土，最好的工具就是石头刀斧和木棒，在烧过的土地上用掘土的棍或锄挖出小坑，投入种子，再用土埋上，靠自然肥力获得收获，整个农业生产的过程很简单。西南某些少数民族是开始经营刀耕火种农业较早的，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先民们要想获得食物就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适应自然并能更好的生存下来的最佳途径。曾经进行过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的聚居环境很相似，这些地区一般属于热带和亚热带的过渡地带，盛行东南和西南季风，终年温暖且雨水充足，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这些地区一般来说山地面积相对较大，坝子的面积相对较小，由于山地的地形较为复杂，水利灌溉设施的修筑难以进行，加上高山地区气温较低，很多地方都是山高水寒的，发展灌溉农业十分困难。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刀耕火种成为这些地方必选的生计方式。表面上看，刀耕火种无疑是对森林的破坏，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却显得很合理，刀耕火种是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渠道，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在当时并未显示出它的破坏性。它是通过破坏和补偿两种机制，调整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平衡。很多民族在此过程中曾有秩序地实施着“轮歇制”，即根据地力恢复的年限，规划若干块林地，一年砍种一块，周而复始，动态地保持着一定的平衡。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未达到破坏生态平衡的程度。刀耕火种是基诺族生计的最大特点，他们的刀耕火种技术是一套十分复杂的轮作过程，由于刀耕火种受水、肥料、土壤、种子、阳光、海拔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十分突出，对自然气候条件的依赖性很强，为了获得较稳定的收成，基诺族需要积累十分丰富的经验并掌握一套复杂的耕作技术。其具体过程是：首先是砍树开荒，时间大约在每年二、三月份之间，此时的一夜春风，白花树满树繁花，漫山遍野的青草都已抽芽发育，砍山烧地的时节已经来临，基诺族村村寨寨忙碌着，要选吉利的日子；首先由村社长老代表各氏族或家族成员先砍三天，每天砍地之前都要各栽三塘姜和芋头。据说在女始祖阿嫫尧白时代就开放种姜和芋头，而且这两样东西还有驱鬼避邪的作用，所以这种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村寨长老砍地三天后，全寨各家才开始砍地，各家在砍地之前同样要栽姜和芋头。砍地结束后约半月左右树木被晒干，便进入烧地阶段。烧地前会沿着地界砍挖出一圈防火线，用以防止火势蔓延。这个过程也有一整套完备的祭祀仪式。用火烧过的山地俗称火烧地或火山地。烧地后烧出的灰烬做肥料，不挖不犁即用矛进行点种。撒种前都要由村寨长老先举行祭记仪式，念祷词，意思是请地神保佑庄稼长得好，请已逝去的父母守卫着庄稼，不要让鸟雀来吃。播种的顺序是先种棉花，后种稻谷。播种要选吉利的日子，播种时候男的打洞，女的撒秧。过去一般种了一、两年就丢荒轮歇。几年后，这些地在亚热带地区的气候条件下，又会长成大树密林，又可以再烧再砍。居住在澜沧江东西两面的拉祜族的刀耕火种采取“号地”的方式进行，即自己找到适当的地点，以削去该地树皮为据划出地界，就代表是自己要开垦的地方，别人便不会来争。号地一般是自由的，不须征询头人的意见。这种土地耕种数年丢荒以后，别人又可以去号起来重新开垦，原先的开垦户也不会有意见。水稻种植是一种在平坝地区常见的农耕方式。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傣族，创造了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水稻文化。人们常说，这里“种一年，吃三年”，“谷子黄，摆夷狂”就是其稻作农业高度发展的写照。“芒市谷子遮放米”即久负盛名，而西双版纳又有“滇南谷仓”的美称。[4]农耕梯田稻作也是山区农业民俗的另一种典范，梯田农耕文化在哈尼族居住的滇南哀牢山区最为壮观，在云南省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之间的广大地区面积，山区农耕梯田稻作超过一千平方公里。隋唐时期，哈尼族定居哀牢山区后，便利用哀牢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点，选择在地貌切割破碎的中半山建寨，建构了与之相适应的梯田稻作农耕文化生态系统。他们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上下可以垒叠数百层甚至上千层，左右可以铺排数十里。山顶有水源林，他们将高山密林中水潭和小水沟中的水引入环山而下的水沟内，水沟迂回曲折流经层层梯田，每块梯田根据其面积规定用水量，然后通过一个水槽十分巧妙地将水引入田中，既不多也不少，使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把大片的山区变成了盛产谷米的良田，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的这一独特创造而感叹。梯田稻作成为云南省亚热带山区农耕生产的典范。2006年12月，哈尼梯田成为了我国政府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目之一，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哈尼族从事梯田稻作的丰富经验，其要点可概括为“精耕细作”和“轮作复种”。精耕细作不仅是单纯指土壤耕作，它还包括培育优良品种、适时种植，灌排控制，加强中耕管理，合理施肥，改良土壤以及因地制宜相结合的综合体系。哈尼族利用高山溪流涧水，自上而下兴修沟渠网，保证了梯田的适时灌溉。甚至在2010年云南省百年一遇的干旱对梯田的影响也很小，这成为了水利专家和环境学者们研究的课题。与农业耕种相关的习俗贯穿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牛耕技术在很早的时候人们便掌握了，在西南地区，由于坡地占了很大比重且坡地的坡度不大，所以可以用牛耕作田地，靠牛耕种占了其农耕作业里很大的比重，水田用牛耕，有的山地也用牛耕作，因此，在西南地区出现的很早且得到普遍推广和认可，由此人们也认识到耕牛的重要性，于是各地出现不少敬牛习俗。稻作农业生产离不开耕牛，哈尼族从事梯田农耕的过程中水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耕种梯田的得力助手。哈尼人对水牛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敬重、爱护水牛的传统风俗。[5]敬牛习俗体现出传统社会重视耕作畜力的理念。 三、畜牧民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是农牧并存的，人们对牲畜的饲养特别用心，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饲养经验。从青铜器图像中可看出，古滇国时期的彝族圈养的家畜有牛、马、猪、羊、犬等，可见当时的畜牧业还是比较发达的。他们所饲养的家畜中，尤以牛的数量为多，牛的形象在青铜器中几乎随处可见，许多贮藏器上都铸有牛。有的器皿上铸牛首为耳，有的在屋脊上挂牛首为饰，可知牛是滇族重要的财富标志之一。拉祜族的畜牧业以养牛为主，其特点是把牛放养于山林，任其自由繁衍成群，积数群后，饲养者根据母牛的标志带回各自的牛群。牛不仅可供肉食，还可以用作祭祀大典中的重要牺牲，这与古代西南民族的风俗是相合的。马可以作为运输工具，所以养马业不独是我国西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的专长，西南少数民族养马亦有悠久的历史。养马业的发展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的一项突出成就。云南马的重要特征是长鬃，身材矮小却非常耐劳，很适应山区运载。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云南马的记载：“云南省及广西高地产健马，躯小而健??。”又“哈刺章州（今大理地区），亦产良马，躯大而美。”传说滇池地区有一种马“日行五百里”，俗称“滇池驹”，是滇池地区一种“神马”的后裔，这也说明了当地盛产良马。南诏时期养马业有较大的发展，根据史书记载，大理马一直作为贡品向中原王朝及帝王进贡。《蛮书》中记载对当时云南最好的“越赕马”（今滇西地区的马）的喂养，对幼驹的喂养之法是“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驰聚，日行数百里。”少数民族先民注重对幼驹的喂养与现代的养马方法是一致的。由此导致马帮的兴旺，云南马帮足迹曾遍及中南半岛。畜牧业是纳西族地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过去每家每户都饲养牛、马、骡、羊等。骡和马被作为商品在七月“骡马会”上交易，丽江马以体小强健却耐力超强而闻名四海。纳西族的很多男性都从事马帮业，因为马帮是他们与周边各民族进行商品贸易和交换的主要运输工具。饲养牲畜的目的是为了在农耕、运输中保存充足的牲畜动力资源。 第二节工商民俗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南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解体，催生了新的经济形式的兴起，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整个社会从早先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一，逐步演变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比如过去打渔者得自制舟船工具；自己建盖住房，布得自己织，但后来分工越来越细化，就出现了为满足不同需求的贸易活动，所以，工商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工商业包含的行业众多，如人们常说的“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等，手工业和贸易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本节即依此展开。西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加之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共同在这一片土地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商民俗。 一、手工业民俗手工业民俗是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后的一种劳动分化结果[1]，西南少数民族的手工业有男女不同的明确分工，男的一般制作猎具、竹器、农具、陶器等，女的则从事剥麻、纺麻、织布等手工活动，制成的手工业品虽然是农家日常用品，但它们体现了各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观念。一个人制作的手工业品的好坏也是衡量一个人才气的标准，女子能织漂亮的布，方是一个才女，男子能制作竹器、猎具、农具，方是一个好汉。这些工匠在少数民族中受到尊重，代代相传其技艺，并使其技艺精益求精，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中手工业分工很细，其民俗五花八门，各类工匠在民间展示技艺，用自己的创造，丰富民间的生活。纺织业是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手工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着这样的谚语：“男人不会耍刀出不了远门；女人不会织筒裙嫁不了人”。道光《云南通志》称：“妇女初习纺织，近日府城内外，各仿立机坊，竞相师法，纺织之声，延而渐广。”故丽江府到道光年间，方有立机织棉布的作坊。纳西族生活于高海拔地带，畜牧业发达，善纺织，故有羊毛、牦牛毛、麻皮、火草皮等可供纳西妇女纺织。纺织能力在哈尼族中往往被用来衡量妇女聪明才智和理财治家的主要尺度。红河州几乎每户哈尼族农家都备有一架轧花机、纺纱机和织布机，给自家儿女纺织用。深秋时节，棉花收摘回家，妇女们在灿烂的阳光下边翻晒棉花边用轧花机将棉仔除净，然后请专门人弹棉花。邻居姑娘们自动前来协助，把弹好的棉花搓成条状，做好冬夜纺纱的准备。到了冬天，她们聚在公房里温暖的火塘边纺纱，边笑边纺纱。纺纱结束后便理线，理顺后的棉线放进大锅里和玉米同煮，然后取出用力搓揉、漂洗、晒干，缠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即可上机织布。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的纺织原料以棉为主，纺织程序是将棉花摘下，用碾棉机（木制滚轮手摇式）榨去棉仔，然后将无仔的棉花柳絮揉在一起，用竹棍轻轻拍打，使其泡绒。接着把绒棉拿到木制的纺车上纺成棉线。纺出来的棉线，经过一拉一绕就可以装到织布机上了。傣族妇女使用的织布机几乎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形如一张床，也称织布床，织者坐在织床上面操作，织出的布有好多种花式纹样。傣族有这样的古歌：“生起干柴火，纺车辘辘转，棉线细又长，就像白蛛丝。”自纺自制服装曾经是少数民族先民在自然中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妇女仍然从事着种植麻、棉到完成纺、织、染一系列工序的家庭副业，她们仍在一如既往地身着亲手纺织缝制的民族服装，成为浓郁民族风情的独特景观。以手工为主的铁器打制也颇有特色，阿昌族打制刀具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是在明代时，阿昌人民向明军学来的技术。阿昌刀质量优良，美观耐用，史籍称“刀制炼极精纯，柔可绕指，剁铁如泥，旧制者颇珍重。”阿昌刀不仅坚韧锋利，而且刀壳配制得极为美观。刀壳用木、皮、银等制成，其中银刀壳特别漂亮，上面雕刻着龙凤花鸟。阿昌族称铁匠和打制银器的工匠为炉匠，认为炉匠身上带有炉火神，若他本人冒犯了火神，他打制的物品就不好。人们不能从炉匠的工具上跨过，不然炉匠制出的钢刀就会钢火不好，铸出的犁铧会断裂；而跨过炉匠工具的人也会被炉火神咬得半死不活，这就得去祭献炉火神。编制业也是西南少数民族的一项手工业，“精为竹器”在许多地方并不少见，门巴族生活的地方，有十分丰富的竹木资源，他们特别擅长竹篾藤条的编织工艺。竹方盒、竹斗笠、藤背篓、竹筐等制品坚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应用写作文书、外语学习资料、各类资格考试、高等教育、文学作品欣赏、行业资料、73西南少数民族民俗课件作业答案(全)--云大成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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