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落史 第四章 西迁伏尔加 第四节
　　第 四 节 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
　　
　　
　　土尔扈特部落西迁定居后，针对沙俄的控制采取针锋相对的灵活政策和直接或间接的反抗与斗争。但是，由于他们远离祖国，势单力孤，处境艰险，更加深深地怀念祖国，经与祖国无数次联系后，终于实现回归祖国的心愿。他们与祖国联系的方式可分三种：
　　一是同清朝政府的联系。
　　二是同祖国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三是同祖国卫拉特各部落之间联系。
　　
　　一、土尔扈特部落同清政府的联系
　　书库尔岱青继位后，十分懂得祖国的清政府对他统治地位承认的重要性，于１６４６年（顺治三年）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固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９《厄鲁特》一）。１６５０年（顺治七年），书库尔岱青又派使臣与清政府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土尔扈特使臣不断来往。
　　１６５１年（顺治八年），土尔扈特首领博第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以“银币等物”。
　　１６５５年（顺治十二年），书库尔岱青遣锡喇尼鄂木布向清廷奉表贡。翌年，和鄂尔勒克另一个儿子伊诺登诺谚，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入贡”。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罗卜臧诺颜也遣使，其中有其儿子多尔济，使臣沙克西布特、达尔汗乌巴什、阿巴赖等向清廷“贡驼二百只，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与清政府联系的加强，使土尔扈特汗国得到了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
　　阿玉奇执政期间，继承了先辈与祖国清政府不断联系的方针。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阿玉奇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１６９６年（康熙三十五年），清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后，为防噶尔丹余部窜伊犁，康熙帝命阿玉奇在伏尔加河积极配合。阿玉奇率军千人与一线防堵的策旺阿喇布坦会集于阿尔泰。１６９８年（康熙三十七年），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渐骄横，纵兵洗劫了赴北京向清政府朝贡的土尔扈特汗国使团，杀害了使团首脑额里格克逊一行，并进而绑架了赴祖国西藏朝拜达赖喇嘛的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之侄阿拉布珠尔一行。阿玉奇企望和准噶尔部改善关系，曾把女儿嫁给策旺阿喇布坦，但策旺阿喇布坦出于扩张的需要，竟然时时制造磨擦。“策旺阿喇布坦所为，一度阻隔了阿玉奇汗政权与清政府的联系（《清圣祖实录》第一卷，第一七八页）。”
　　１７０９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又派出以萨穆坦为首的使团，取道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历时两年有余，于１７１２年春抵北京，其使团公开使命是商洽阿拉布珠尔返回土尔扈特部落问题。但阿玉奇给康熙帝的奏文中称：“所差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磋商机密实则不外乎两个，一是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双方安全的策旺阿喇布坦，二是探求土尔扈特部落重返祖国的可能性。康熙帝当即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访问土尔扈特的以殷札纳为首的使团。使团成员有：
　　1?内阁太子侍读殷札纳
　　2?内阁侍读图理琛
　　3?理藩院郎中纳颜
　　4?新满洲噶札尔图
　　5?新满洲米邱
　　还有阿拉布珠尔派的土尔扈特部落处的舒哥、米斯等人，随从保驾的有３名武官，２２名家仆，共计３２人。使团成员之一的图理琛，字瑶圃，祖籍热河，姓阿颜觉罗氏，属满洲正黄旗人，生于１６６７年，卒于１７４０年，在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年）考授中书舍人，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升为中书科掌印，不久升任内阁侍读；１７０３年（康熙四十二年）任礼部牛羊群事务总管，１７０５年因短牲畜头数被革职。１７１２年清政府招出使土尔扈特部人员，图理琛精通满、汉、蒙文，粗通俄文，赋闲在家，主动要求出使被允准，恢复其内阁侍读官职。因其撰写《异域录》一书献康熙帝，受嘉奖，准刊行，从此驰名中外，后来中外学者将路经欧洲第一个出使外国的清朝使团通称为“图理琛使团”。１７１２年６月２３日使团从北京起程，于１７１４年７月１２日抵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驻地马奴托海。次日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殷札纳向阿玉奇宣诏递交了康熙帝诏书（《康熙谕阿玉奇敕书》是一件用满文书写的文献。全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同志译成汉文，载于１９８４年２期《民族研究》）。诏书如下：
　　皇帝敕谕：?
　　谕土尔扈特之阿玉奇，朕统御天下，抚育万邦，从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断然不二。据尔阿玉奇疏言：圣主向广阔无边之神瞻部洲训谕教化，使不灭之金轮谕训，导致生灵于康乐安泰之境，胜誉如同天雨降下，实不胜欣悦。将万众引向德化，恩赐如沧海之满福，更念流落天涯者，像上天似赐予希望。耳闻君之圣躬，君之谕训，如日之无玷，德威齐树，八宝俱全，天赋东土文殊舍利活佛，秉公不偏，端座金刚宝座，治理广域，使寰宇共乐升平。敬尊万灵之释迦牟尼佛法，广行边陲之地。今微贱之躯善在，更敬仰文殊舍利宗喀巴之教。今遣使之原委，在于卫藏地方，有达赖喇嘛之弟子，倘若有欲行善事者，彼处亦可行善。今为万物生灵怀仁德之菩萨，扶世为君，并以如来之十戒，引导教诲。今小的为主上之万寿，不时诵经，祈祷上三宝，祝佑圣躬康豫。扶持黄教，统一德化，向如沧海清明圣主，遣使启奏。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主若有密旨，请赐口谕。吾将圣主之敕训，同日月之永恒，借鉴不绝等语。
　　尔阿玉奇，一向恭顺，进贡请安，输诚已久。然被策旺阿喇布坦阻截数载，未能相通，今又一心一意，自俄罗斯地方，遣尔心腹差役萨穆坦等为使，特向朕躬请安贡物，朕甚嘉奖。故朕心宠眷，施以殊恩，赏赐金银制五十两圆筒奶茶壶一具，五十两银制盆一具，酒杯一个，镂空雕花马鞍一个，各色绸缎三十匹，布二百匹，茶叶四篓。赏多尔济拉布坦、沙克都尔札布绸缎各二十匹，布各百匹，茶叶各四篓。尔所差遣之使者萨穆坦、车臣、鄂木布、丹津等，也足赏银两、绸缎、布匹、茶叶等有差。
　　再之，尔弟之子阿拉布珠尔，与其母同赴藏期间，策旺阿喇布坦与尔相猜交恶，道路被阻，不得返回，而困于嘉峪关之外，嗣后向朕叩乞而来。朕好生天下众生，故授封小子阿拉布珠尔为贝子，安置在党色尔腾地方，年赏赐俸银、绸缎，使之生计有着，以致富裕矣。朕轸念尔自效顺以来，频行请安，一向化之举，亦念小子阿拉布珠尔与伊父及尔分散年久，用何计遗送之处，与俄罗斯商买头目哈密萨尔相询，哈密萨尔亦允送至时，朕正欲降旨接回阿拉布珠尔之随从，同俄罗斯一起遣往之际，适值尔差使者萨穆坦等前来，正合朕意矣。因此，特令侍读学士衔殷札纳，郎中纳颜，主事衔图理琛，护军校亚图，五品官拿那等，手持敕书，会同阿拉布珠尔及其随从等人一并遣往。?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此件敕书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诏书递交之后，又转达康熙帝的问候，阿玉奇和部落人跪接。之后举行盛大宴会。席间阿玉奇详细询问了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同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内达金著，马汝珩译《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重返祖国》《新疆大学学报》１９８１年第2期）。”流露出与故乡亲人息息相关的真情。图理琛使团在土尔扈特部落居留14天，盛筵不绝，除阿玉奇两次盛宴外，还受到了阿玉奇妻达尔玛巴拉，其子沙克都尔札布，其妹多尔济喇布坦等部落显贵的盛宴款待。７月２５日使团离开土尔扈特部落踏上归途，１７１５年４月３０日（清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抵达北京。这次使团出使洽谈的主要问题，是土尔扈特部落东返故土和对付准噶尔部落的问题。回归祖国一事，后来由于清政府对准噶尔征伐事被拖延下来，直到１７７１年才实现。这次磋商为土尔扈特部落东归祖国，做了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工作。关于东归祖国和联合对付准噶尔部两个问题，在诏书和《异域录》中并无记载，只是密谈，不可能大事宣诏和对外刊行。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与祖国多渠道的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南路通道清政府和准噶尔部时战时和，处于梗阻状态。阿玉奇逝世后，俄国对土尔扈特部落的控制日益加强，假道俄国北路又处处受阻。尽管如此，策凌敦多克仍排除重重困难与祖国联系。１７３０年年初，策凌敦多克派遣那木卡格龙、达尔罕格楚尔为使团前往，向清朝雍正帝请安，并呈递奏书和敬献礼品。在北京，部落使团表明：不自认为俄罗斯帝国之臣民（《故宫俄文史料》第２３件，第３１页）。清政府认定土尔扈特部落为蒙古所属之一种民族。１７３０年下半年雍正帝派出托时为首的使团，赴彼得堡祝贺俄皇彼得二世即位，随同这个使团前往的还有另一个使团，就是以满泰为首的使团，主要是对策凌敦多克使团回访，并对土尔扈特部慰问。
　　满泰使团成员如下：
　　1?梅勒章京满泰
　　2?梅勒章京达布什
　　3?梅勒章京阿思海
　　4?坦斯里公格齐旺
　　5?梅勒章京固鲁札布；随从武官仆役２８人。
　　满泰使团比托时使团多８人，他们在１７３１年（雍正九年）２月３０日抵萨拉托夫，策凌敦多克特遣宰桑刚达什和札布两名札尔固齐专程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并向雍正皇帝请安。满泰使团于５月７日到达土尔扈特部落牧地附近，策凌敦多克又派遣达木巴达尔札与阿尔达拉鄂木布前来迎接使团。由于阴雨连绵，５月１１日使团才达到策凌敦多克驻地，阿玉奇遗孀和其子策凌敦多克、部落首席大喇嘛尚固尔盛宴接待祖国的使团，跪接了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交给他们的谕旨：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土尔扈特汗安否?前阿玉奇汗仰慕吾圣祖皇父仁化，笃意遣使取道俄罗斯之路，上书请安，呈进方物。圣祖皇父，明鉴嘉许，特加施恩，遣使致意。彼时，阿玉奇汗曾欲假道俄罗斯再遣使臣，或为准噶尔所困，道路梗阻，或向俄罗斯假道未果，实难逆料。
　　尔等土尔扈特部，虽远居边陲，然向行善事，人怀忠心，以诚远来，笃请圣安，圣祖皇父业已明鉴。尔纳札尔玛穆特之子阿拉布珠尔，随同其母来藏叩拜，返回时为策旺阿喇布坦所阻，兹念悯其不得返归，封为贝子，且已另行安置，施恩养育。又库莽喇嘛之众弟子为唐古特所截留而不得返，皆施恩收容养育。自准噶尔俘获之土尔扈特人等，亦皆令归各部，施恩养育。
　　悉闻阿玉奇已殁，朕嘉许其恭顺之举，待以仁德。今朕居龙位，念阿玉奇汗素以忠诚之心，请安于圣祖皇父，故命原副都统满泰、原副都统达布什、原副都统阿思海为使节，前往慰谕土尔扈特。余言由使臣面叙。特谕。?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此件敕书是与前文提及之《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同时发现于新疆和静县，发现的经过可参阅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汗本人及母亲和尚固尔大喇嘛，不止一次向全体成员赠送了礼品。在慰问部落期间，每日都受到部落各分支头领的盛宴接待。满泰使团启程返国时，策凌敦多克表示：“但愿如天朝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谒诚祷祝，烦天使奏闻。使臣所告准噶尔自噶尔丹至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凌之所做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清朝皇帝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部；尚有准噶尔人败北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达尔玛巴拉表示：所蒙清朝皇帝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５月２４日满泰使团启程返国，策凌敦多克遣台吉1人宰桑2人，赠送珍贵盘羊100只，送至伏尔加河西岸，满泰使团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托时使团一道回国。
　　１７４０年，敦多克奥木巴还多次呈请俄国政府，开释１７３０年策凌敦多克派遣出使北京的那木卡格龙等人，因他们在北京期间只承认是中国清政府的臣民，否认是俄罗斯臣民，而被俄政府拘禁。后经敦多克达什多方奔走力争，使彼等由拘禁中得蒙开释。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政府对部落的控制，他努力保持同清政府的联系，以求清政府对部落的帮助。１７５６年（乾隆二十一年），敦多克达什遣使吹札布等人，冲破俄国的重重阻挠，历时5年，到热河行宫朝觐乾隆，并请求去西藏礼佛。乾隆于万树园热情（《清高宗实录》五二二页。）接待吹札布等代表，敦多克达什向乾隆呈献贡品，有方物、弓箭袋等。乾隆允其所请，派官员护送其到西藏拜谒达赖活佛。次年，吹札布返京，乾隆再次召见，并询问部落与俄国的关系及处境。吹札布向乾隆道：“俄曾经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克国（土耳其）战，土尔扈特部落出兵助俄，因而部落的实力被削弱，兵弱不足以抵沙俄压力，后才被沙俄控制，但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敢为人臣仆”（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三《厄鲁特要略五》）。吹札布建议清政府谕令哈萨克，以后土尔扈特部落纳贡路途近便，不必再假道俄国，免俄阻难，并详细表明他们所居住的疆域，绘制草图献给乾隆帝。
　　渥巴锡执政后采取秘密措施，策划东归，他为摆脱沙俄对部落的控制，反抗沙俄当局的剥削和压迫，派人秘密和清政府驻伊犁的官员联系，提出要求东返祖国，清政府同意了他们这一合理要求，随时准备迎接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
　　二、土尔扈特部落同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们在西迁的140年间，与西藏黄帽派喇嘛多次联系，同时取得了藏传佛教对这个漂落异国的部落有力的支持。
　　１６４０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准噶尔牧地，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联席会议，会议中和鄂尔勒克拜会了跟随达赖喇嘛当经师，诵经整整22年的札雅班第达（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第３页），并邀请其去土尔扈特部落传经。札雅班第达于１６４５年春到土尔扈特部落，并为和鄂尔勒克、达优额尔和台吉们亡故做法事。书库尔岱青、衮布伊勒登、罗卜藏、桑杰达等人，分别邀请札雅班第达经师为他们讲诵经典，转抄佛经，广传妙法，满足了上、中、下三等人的心愿。“部落向札雅班第达布施仅马就达两万多匹。１６４６年６月札雅班第达一行回到中国（拉特纳巴德拉著《札雅班弟达》第５、６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和鄂尔勒克及其子和札雅班第达的联系，加强了黄帽派喇嘛在部落的正统的宗教地位，增强了部落同祖国的思想联系，求得了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神权上，对部落最高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
　　１６４６年秋，书库尔岱青赴西藏拜谒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１２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在西藏期间，达赖喇嘛封他为土尔扈特部落的“汗”。此间，他熬茶礼佛，对喇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１６４９年春，书库尔岱青返回伏尔加河下游的部落驻地。１６５８年又第二次赴藏礼佛（（诺尔布译《卡尔梅克汗诸汗简史》第３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期间，他又拜谒了达赖活佛和班禅活佛。书库尔岱青于１６５９年回国。书库尔岱青两次赴藏礼佛，借助神权取得了对部落有力的统治，使部落人民思想趋于安定。最主要的是借助了祖国藏胞和藏传佛教有力的支持，抵制了俄国的威胁。
　　阿玉奇执政期间，为了加强与西藏佛教神权的联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先辈建立的这条渠道更加顺畅。先后派出8批赴国去藏礼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其侄阿拉布珠尔所携达500余众，去朝拜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
　　１６９０年，西藏达赖活佛赐给阿玉奇“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汗号的大印，阿玉奇始自称“汗”（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阿玉奇极力与西藏僧侣上层，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多方联系，从而大大增强了部落的政治地位。在阿玉奇取得“汗”号的１０年，使俄国政府在其政府的文件中也不得不称阿玉奇为“汗”。只是１８世纪初，由于策旺阿喇布坦的梗阻，汗国与西藏僧侣上层的联系才一度中断。
　　策凌敦多克执政后，仍致力于和祖邦故土的藏传佛教积极联系。１７３０年（雍正八年），策凌敦多克派那木卡格龙为首的使团向雍正请安进贡的同时，并请求去西藏礼佛。雍正准许他们赴西藏谒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随即成行礼佛，第二年方返回北京向雍正汇报礼佛的行情。
　　敦多克奥木巴同样奉行先辈与西藏僧侣上层神权联系的方针。１７３７年，敦多克奥木巴派遣札木巴·札木索，率领一个７３人代表团到西藏参拜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由于蒙部土谢图汗嫌其使团有沙俄政府译员和官员，作为拒绝理由，终未成行。
　　敦多克达什在执政期间，为了抵制沙俄东正教对部落的思想渗透，１７５６年（乾隆二十一年）派遣吹札布为首的使团除朝拜乾隆外，又请求去拜谒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乾隆允其所请，并派官员护送吹札布赴西藏礼佛。
　　渥巴锡在俄执政的10年间（１７６１—１７７１年），秘密散派了许多部落臣民赴藏礼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改道俄国的西伯利亚，经蒙古草原、北京等地去拜谒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有力地阻止了东正教对土尔扈特部落思想控制的企图，顶住了沙俄要求部落人民皈依东正教的强大压力。
　　
　　三，同祖国的各卫拉特部落之间的联系
　　对于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在强大的俄国势力面前，不能不加强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联系，并与之改善关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１６４０年，和鄂尔勒克率领其子书库尔岱青和伊勒登返回祖国的准噶尔，参加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的联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２６个各部落的首领，还有西藏派来的佛教僧侣３人，共２９人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会议由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共同倡议，于１６４０年在塔尔巴哈台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东、西蒙古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会后，和鄂尔勒克拜会了卫拉特各部首领，并向他们介绍了土尔扈特部落在伏尔加流域的情况。和鄂尔勒克与巴图尔珲台吉进一步调整了双方的关系。１６４４年，俄国政府派遣克列皮可夫使团去准噶尔部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共同出兵攻打土尔扈特部落。巴图尔珲台吉识破了俄国的阴谋，并说：和鄂尔勒克不是他的敌人，不可能攻打（兹特拉金著《准噶尔汗国史》第１７０页，莫斯科，１９６４年版）。他的态度是对土尔扈特部的声援。“和鄂尔勒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图尔珲台吉，而他的孙子朋楚克又娶了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使两部的关系得以改善与加强（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２０９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书库尔岱青执政期间，对准噶尔部落采取了一系列的忍让政策，以图和祖国的卫拉特兄弟部落搞好关系。１６４５年，书库尔岱青在进藏礼佛当中，遭到了准噶尔部的袭击，致使妻子被俘，侍卫被杀害。１６５０年，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也在与准噶尔部斗争的一次自卫战中战死。书库尔岱青对这两次卫拉特其它部落侵害他的行为，为了对付沙俄的欺压政策，对自己胞族采取了礼让的政策。
　　朋楚克执政后，仗着自己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女婿，１６６２年打败了准噶尔部落一些不友好的王公，排除来自准噶尔部的干扰，并给宗族报了仇，使新建的土尔扈特汗国，对祖国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有所改善，但又与准噶尔部部分王公有所纠葛。
　　阿玉奇执政期间，把其先辈与祖国的多种渠道的联系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阿玉奇特别重视与卫拉特各兄弟部落加强联系，奉行与祖国蒙古族部联姻的政策，和硕特的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娶了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为妻，阿玉奇还把两个女儿嫁予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和喀尔喀部首领墨尔根汗额列克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由于阿玉奇的联姻措施，增强了土尔扈特部落与祖国的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系。当鄂齐尔图车臣汗被噶尔丹击杀后，他的遗孀——阿玉奇之妹多尔济喇布坦，率领余部一千余众投奔了阿玉奇，增强土尔扈特的实力。但是阿玉奇执政时期，同准噶尔部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阿玉奇虽然努力通过联姻措施加强同准噶尔部联系，由于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强大，特别是策旺阿喇布坦为珲台吉后，采取对卫拉特各部落同室操戈的掠夺政策，致使土尔扈特汗国同准噶尔部落的关系紧张起来。
　　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西部落首先发生了“散札布事件”。散札布是阿玉奇三子，因“与父有隙”，率一万多人投奔策旺阿喇布坦，“阿玉奇几经索还，策旺阿喇布坦才放逐散札布归额济勒，扣留从属户不归还，反而分给准噶尔各鄂托克（《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二，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
　　１６９８年，阿玉奇的侄儿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率众由伏尔加河借道准噶尔部，赴西藏熬茶礼佛，被策旺阿喇布坦绑架，后经阿玉奇之女(策旺阿喇布坦之妻)多次说情，才予以放行。回归伏尔加流域时又被阻截，策旺阿喇布坦欲留阿拉布珠尔于准噶尔部以增其势，阻留竞达5年之久。
　　１６９９年，阿玉奇派遣使者额里格克逊等人赴京朝贡，在回归伏尔加流域时，策旺阿喇布坦竞然亲自指挥予以洗劫，并且不听其妻(阿玉奇之女)劝告，将额里格克逊杀害。
　　准噶尔部落策旺阿喇布坦在以上3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恶化了准噶尔部落同土尔扈特部落之间关系，而且阻隔了土尔扈特部与祖国联系的一条最近的渠道，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我国西部边疆的动乱局势，给土尔扈特部落维护祖国统一事业造成了不少困难。
　　策凌敦多克执政期间，接受了卫拉特准噶尔部罗卜藏苏努的避难，罗卜藏苏努是策旺阿喇布坦的次子。“其父在世时，他因倾向和清政府和好相处，与土尔扈特汗国友好交往，因而遭到其父的打击，并将其囚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５６１页）。”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后，罗卜藏苏努同父异母兄弟噶尔丹策凌掌准噶尔部之权，奉行其父与清政府和土尔扈特汗国交恶的政策，竟然将罗卜藏苏努的亲母、亲弟弟、亲妹妹全部予以杀害。在土尔扈特汗国使者的帮助下，罗卜藏苏努才得以逃到伏尔加河草原避难。策凌敦多克也在寻找时机，借助准噶尔人民的力量准备东归祖国。罗卜藏苏努的避难，策凌敦多克如鱼得水。以后，由于种种内忧外患的原因，终未成行。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时期，他多次派出信使，到准噶尔部联系，请求准噶尔部和土尔扈特部联合起来，准备共同对付俄国的高压政策。１７３６年８月，敦多克奥木巴和其祖母达尔玛巴拉，共同写信致意准噶尔各兄弟部落，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准备随时重返祖国。但由于准噶尔之地战乱不停，内讧频仍，使土尔扈特人民回归祖国的热情冷了下来。
　　敦多克达什执政期间，１７４５年５月２１至２８日，敦多克达什和其祖母达尔玛巴拉，同准噶尔部使者衮济克札布和公曼喇嘛，共同制定了摆脱俄国控制、东归祖国的宏伟计划。由于保密不慎，被阿斯特拉罕省长布莱尔金发现后，及时地报告了俄国外交委员会。卡尔梅克总督和居民准备在雷恩沙漠游牧时，打算率领卡尔梅克人渡过乌拉尔河，击败吉尔吉斯人，打开通往布哈拉的道路，返归准噶尔（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５３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卡尔梅克人受领主的影响，对俄国抱有越来越严重的敌对情绪，在伏尔加河两岸抢劫俄国居民日益猖獗，不断袭击俄国商人，用来准备回归准噶尔的食物和资金。１７４９年，准噶尔部战乱又起，并致使准噶尔辉特部的诺颜丹津率领自己的兀鲁思离开准噶尔，来投奔土尔扈特汗国。此事又使土尔扈特汗国东归祖国计划又一次被暂时搁浅。
　　渥巴锡执政期间和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日益频繁。渥巴锡多次派人赴西藏熬茶礼佛，并通过辉特部的巴达诺颜、杜尔伯特部的鄂勒登告知清政府：“土尔扈特部落准备回归祖国。”
　　渥巴锡和他的先祖在异乡身处逆境时，便自然产生重返故土的思想，和鄂尔勒克1643年就制订过重返准噶尔的计划。书库尔岱青，朋楚克也准备实施这个计划，阿玉奇两次蓄意出走中国。策凌敦多克、敦多克粤木巴、敦多克达什都有此意图，面对渥巴锡来说，重返祖国的思想更加迫切坚定。而这时祖国的卫拉特各部也确实需要一位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正确民族导向的卫拉特人民的领袖。
　　正是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和卫拉特各部落人民，绵延不已的交往和联系，才促成了东归祖国的伟大行动。
　　土尔扈特部落同睦邻的关系的形式可分两种：一是同俄国的关系，二是同邻国和邻部的关系。
　　四、同俄国的关系
　　和鄂尔勒克西迁后，沙俄政府在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之后，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张其势力，刚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便成为其征服的对象。和鄂尔勒克率领的土尔扈特部落，不可避免地要和力图扩张的沙皇俄国有所接触。尽管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草原，正是诺盖人迁移后留下的弃地。１６３２年，俄国政府派了1名使者到土尔扈特部落活动。和鄂尔勒克很好地接待了这名来使，并派出使节到秋明予以回访，表示愿意和俄国和睦相处，但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臣属于俄国的想法(霍渥斯著，《蒙古史》，第１卷，第５６２页)。然而和鄂尔勒克善良的愿望，并不能改变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１６３４年、１６３５年，土尔扈特人不断遭到沙俄军队的袭击，并发生了争斗。为了休养生息，缓和部落人民西迁之苦，和鄂尔勒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冷处理办法，但这并不能阻止沙俄的不断挑衅。和鄂尔勒克面对沙俄的扩张势力，不得不组织部落的两万多常备军骑兵严阵以待。因当时沙俄政府还不够强大，而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卫常备军足以和沙俄政府军事力量相抗衡。１６３９年，和鄂尔勒克采取“阻截援兵，直攻城中的战略战术”，“一万多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卫军骑兵进攻萨马拉城，使该城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９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和鄂尔勒克和沙俄当局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以沙俄当局的失败而告终。
　　１６４３年，由于沙俄当局力图对土尔扈特部落加以控制，用限制通商自由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贸易政策，来压迫土尔扈特人。俄国不准和鄂尔勒克和他儿子的兀鲁思来的１５０名商人去萨马拉城经商，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１６４５年，和鄂尔勒克为争得土尔扈特部落自由通商的贸易权，进逼到阿斯特拉罕城下。不料，沙俄当局采取了正面迎敌，侧有伏兵，引诱和鄂尔勒克的自卫军188万多人进了沙俄军队的口袋阵中，不幸中了埋伏，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土尔扈特部落自卫军骑兵伤亡极为惨重，仅有1?5万多部落子弟突围出来。和鄂尔勒克伟大的抗俄行动，激励了后代子孙，认清了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真面目，成为西迁后百余年间，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反抗沙俄斗争的旗帜。
　　书库尔岱青执政时期，他审时度势，在对俄关系上作了灵活的调整，制定了以谋取胜的策略方针。１６４５年，俄国利用土尔扈特部落战败之机，一方面煽动早已臣服俄国的巴什基尔人不断地袭击土尔扈特的牧地，一方面派出使节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外交活动，妄图用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来控制整个土尔扈特部落。俄国从乌发派出了库德里亚佛采夫使团来土尔扈特部落，迫使台吉们宣誓臣服俄国，并要求部落派兵去和俄国人一起攻打克里木。出于斗争策略，书库尔岱青没有接见使团，参加谈判的是书库尔岱青之弟伊勒登和罗卜藏；而在幕后指挥的却是书库尔岱青。土尔扈特的台吉们声称，“他们从来没有请求加入俄国国籍，为什么要进行臣服保证（《卡尔梅克档案》１６４５年，案卷二，第２２８页）。”并指出巴什基尔人侵袭土尔扈特部落的事实，使库德里亚佛采夫连想都不敢想沙皇训令中的要求。在土尔扈特台吉们强烈谴责和坚决抵制下，库德里亚佛采夫请求沙俄政府做了如下的重大让步：一、允许土尔扈特牧民在伏尔加河流域放牧；二、命令巴什基尔人停止侵扰土尔扈特部落。但是，俄国政府让步不过是骗人的花招，沙俄政府没有一次禁止巴什基尔人对土尔扈特人的抢劫和骚扰，从来也没有放弃要土尔扈特人臣服俄国的野心。
　　１６４９年７月，俄国政府在给书库尔岱青的信中要求：“土尔扈特人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那时和巴什基尔人的冲突就会停止（《卡尔梅克档案》1649年，案卷三，第５３—５９页）。”
　　同年９月，书库尔岱青会见了来土尔扈特部落活动的俄国使臣昂乌钦时表示：“土和水都是神的，土尔扈特人游牧的地方，原来是诺盖人放弃的地方，从来就不是巴什基尔人的领地（《卡尔梅克档案》１６４９年，案卷五，第２４—２５页）。”
　　尽管书库尔岱青抵制了俄国使团的无理要求，但俄国政府还是不止一次地给阿斯特拉罕地方当局发出指示：“禁止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放牧。”
　　１６５５年４月，沙俄政府却又允许土尔扈特部落沿伏尔加河流域放牧。俄国政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俄国政府正与波兰、立陶宛王国争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战争中，克里木汗国站在波兰方面，而地处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向背，便成为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双方都极力争取土尔扈特部落作为同盟。沙俄政府为了战胜对方，不得已以承认土尔扈特牧地为条件。另一方面，土尔扈特人从来就不听从沙俄政府不让放牧的禁令，经常越过规定的界线，去伏尔加河流域的其它城镇地带去游牧。土尔扈特部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这已无法改变，沙俄政府用武力已无法征服，只好承认事实。
　　但是承认土尔扈特部落的牧地却是有条件的。自１６５５至１６６１年，土尔扈特部落首领一共同俄国举行了５次谈判，双方交涉的焦点，主要在于土尔扈特部落牧区的确定和俄国人、巴什基尔人停止骚扰土尔扈特部落的问题，而沙皇方面则要求土尔扈特人臣服，每次谈判都以沙皇政府要履行约定和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对沙皇履行“保证”而告结束。
　　第一次保证是在１６５５年，“书库尔岱青等土尔扈特汗国首领保证对沙皇坚守信义，不诡诈，不向沙皇的违抗者和叛逆者通风报信。并承诺土尔扈特部落派军队为俄国服军役的义务。”但由于汗国首领们的抵制，俄国要求汗国出兵攻打克里木和波兰的计划未能实施。
　　第二次保证是在１６５６年３月。虽然形式上首领们作了保证，但未收到实际效果，因为不久汗王接待了俄国的敌人波斯国王的代表，因此俄国政府要求部落首领们作第三次保证。
　　第三次保证是在１６５７年３月，并且还手签了保证书，规定土尔扈特汗国不得与土耳其苏丹和克里木汗来往，以此限制土尔扈特人对外关系的自由（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１８—１１９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虽然俄国政府通过了３次保证，但当时俄国政府要求汗国派兵攻打克里木汗国的协议，始终未能履行。因此１６６１年初俄国政府再次遣使来部落进行第四次谈判。
　　第四次保证是在１６６１年６月，共同保证反对克里木汗国。书库尔岱青答应出兵远征克里木汗国，并将克里木战俘送莫斯科和俄国的其它城市，战利品(包含马匹)全部由土尔扈特汗国支配（同上书，第１２１页）。但是不久，俄国政府发现汗国的首领没有把获得的战俘交给俄国政府。
　　１６６１年冬天又进行第五次保证，朋楚克代表全体台吉还签了保证书：“保证对沙皇永世顺从，不耍任何阴谋诡计。”而俄国政府也要履行不骚扰土尔扈特汗国的保证书（同上书，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通过外交上的多次谈判，土尔扈特部落面对俄国政府强大的压力，虽然表面上表示和解，但是汗国首领只不过把保证当做一种策略和手段，是为争得部落牧民的游牧地与生存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每次保证之后，汗国首领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受诺言的束缚，也从未履行保证书。因为沙皇政府也从未履行过停止骚扰土尔扈特部落牧民的诺言。书库尔岱青以灵活的两手策略来对付沙皇政府两面手法，争得了俄国对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中下游游牧区域的承认，为他的继承者奠定了汗国疆域的基本格局。书库尔岱青不愧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为土尔扈特部落对抗俄国制定的两手策略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外交基础。
　　１６６１年，书库尔岱青传位给温敦持重的四儿子朋楚克。朋楚克即位后，对俄国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却唯恐被俄国人所征服，因而对俄国政府关系的处理，比较审慎和戒备，并时而与俄国的扩张政策针锋相对，予以抵制。“但是他奉行的是比较温和的对俄政策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６７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客观上为土尔扈特汗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１６６１年冬，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巴什基尔人的起义。用以反对俄国人的高压政策。
　　１６６４年，朋楚克派人告知俄国政府，克里木汗国又将举行反俄行动，并答应土尔扈特汗国出兵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同俄国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俄国政府得寸进尺，让土尔扈特朋楚克，参加镇压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１６６８年，朋楚克拒绝派兵支援俄国希尔科夫军，拒绝去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同年底，朋楚克又不得不在俄国高压政策下，参加了包围被起义的哥萨克所占领的叶克(乌拉尔斯克)城的战斗。由于在叶克城立下了汗马功劳，莫斯科谕令督军们厚待土尔扈特人，并以沙皇的恩典来鼓舞他们。朋楚克曾娶卡斯普拉特·切尔卡斯基王公的妹妹为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６６１年，朋楚克刚即位，就把曾反对过他的札尔巴堂弟击败后交给俄国政府，表面上是札尔巴反对汗国向俄国保证，实质上朋楚克是为了巩固政权翦除敌手，却遭到有病退位的父亲书库尔岱青的坚决反对和极大愤怒，强烈要求尽快释放札尔巴，“否则他将重新带病即位，去攻打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以武力解救自己的侄儿（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６７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由于其父的强烈要求，使朋楚克不得不要回了自己的堂弟札尔巴。朋楚克即位当年发生的这件事，也使他认识到，只有坚持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灵活的对俄两面政策，才符合土尔扈特部落客观实际，才能赢得部落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朋楚克卒于１６７０年，他在位10年间奉行了比较稳健的对俄两面政策。
　　１６７０年阿玉奇即位执政，他在对俄关系中继承了其先辈制定的两面政策。阿玉奇执政时期不同于先辈的是，由于俄国政府对汗国的控制逐渐加强，因而使阿玉奇反控制的斗争事件更加频繁、尖锐，策略更加灵活、巧妙。
　　阿玉奇执政时期正是俄国彼得一世在位期间，他对外谋求霸权，频频发动了对黑海和波罗的海控制权之战，以争夺俄国的出海口。他向土耳其、瑞典、波兰等国兵戎相见，侵略别国。对内实行中央集权，巩固贵族统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疯狂掠夺弱小的民族地区。他妄图以高压手段控制土尔扈特汗国，以保持南部地区的稳定，进而利用汗国强悍的骑兵为其服务。而对汗国来说，虽然较过去发展壮大，但毕竟远离故土，缺少足够的后援，时而受到周围部族的侵扰，尤其俄国政府的高压控制，无时不对汗国造成威胁。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必须在不损害汗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俄国建立联系，并与之进行频繁的交涉和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这斗争是以５次保证的形式出现的。
　　１６７３年２月２７日，阿玉奇在夏尔科克河畔进行了第一次保证，表示愿意像他父亲朋楚克那样“不进攻俄罗斯的城镇，不同克里木、鞑靼汗、土耳其、苏丹、波斯5国往来，保持俄罗斯地方免遭进攻”（诺尔布译《卡尔梅克诸汗简史》第４７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而阿玉奇汗国新统治者的地位，在这次谈判中得到了沙皇俄国的确认。阿玉奇汗要求俄国政府保证汗国的边境和牧民不受巴什基尔人、哥萨克人的侵袭和骚扰。但是俄国政府首先不信守诺言。第一次保证后，顿河与雅依克河的哥萨克对汗国的侵扰又趋加剧。１６７５年春，阿玉奇汗向俄国使臣科兹洛夫提出了抗议：要求归还被哥萨克抢去的和赶走的牲畜，阿玉奇汗还派遣使者带着他的抗议信控告哥萨克野蛮的掠夺行为。他信中说：“顿河的哥萨克们从我们的兀鲁思赶走的牲畜，真是不计其数。”（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４１页，莫斯科，1967年版）阿玉奇汗为了抗议俄国政府对顿河哥萨克侵袭小国的放任态度，毅然同俄国的敌人克里木与亚速夫联系，共同对抗俄国。俄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汗国，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１６７７年７月１５日，阿玉奇汗在阿斯特拉罕城附近举行了第二次保证。然而俄国政府并不履行诺言惩罚哥萨克，阿玉奇也不被一纸保证书所束缚。他与杜尔伯特台吉索罗木策凌一起，同克里木和亚速夫贵族达成协议，于１６８０年共同进攻了平札。土尔扈特汗国的骑兵，还袭击了顿河、伏尔加河以及雅依克河一带的骚扰过汗国的一些居民点。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土尔扈特人的愤懑，采取措施制止了哥萨克对汗国的侵扰，但同时要求与阿玉奇举行第三次谈判。
　　１６８１年３月１３日，阿玉奇汗在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普西金的主持下，举行了第三次保证。然而保证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平和后，汗国的边境在哥萨克人的骚扰下又动乱起来。而且俄国政府在１６８２年竟然要求阿玉奇汗送交3名亲信为人质来履行诺言。对此，阿玉奇汗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和部落的骑手参加了正在兴起的巴什基尔人的反俄起义。起义的军队开进了乌发和喀山，并进攻了萨马拉。俄国政府针对汗国和巴什基尔人的联合，采取了分化瓦解手段，向巴什基尔人挑拨说：“土尔扈特人带领你们打仗，引诱你们哗变，致使你们倒霉，像过去一样，巴什基尔人因土尔扈特人的到来而破产（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４２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而对汗国则同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戈利琴来劝说阿玉奇汗停止反俄的军事行动，并要求阿玉奇汗信守和承诺诺言，因而又举行了第四次谈判。
　　１６８３年１月２４日，在阿斯特拉罕城郊举行了第四次保证。保证后，双方都没有受保证的限制。由于俄国不信守诺言，并用宗教的或其它种种手段，勾引土尔扈特人，逃往顿河一带哥萨克人的居住区，并强加洗礼，迫使信仰东正教。“阿玉奇汗坚决与之斗争，又派兵参加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使俄国政府大为恐慌（同上书）。”直到这一年的冬天，阿玉奇汗的骑兵撤离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队伍，起义才停止。俄国政府鉴于以上情况，又命戈利琴赴伏尔加河下游和阿玉奇汗举行了第五次谈判。
　　１６８４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汗国的营帐内举行了第五次保证。
　　五次保证的内容都不尽相同，但不外乎以下几项：(１)阿玉奇对沙皇要表示服从；(２)汗国承担俄国的兵役义务；(３)不得与俄国的敌人往来；(４)不得袭击俄国辖区。从上述内容看，双方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关于保证，土尔扈特人认为那是一种有利的交易，往往使他们不负任何责任。阿玉奇的外交出发点就是维护部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可从阿玉奇对俄关系的特点显现出来。
　　第一，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
　　他对俄国沙皇政府一点也没有卑躬屈膝。他向俄国政府表示：他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他们的臣民”。阿玉奇汗经常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俄国地方当局发敕令，就连俄皇彼得一世也认为：“阿玉奇汗是同盟者”（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８２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１７２２年，彼得一世远征波斯于阿斯特拉罕停留时，并把阿玉奇夫妇当做国家元首很隆重地予以接待，还把阿玉奇请到靠近萨拉托夫伏尔加河的游艇里游玩散心。彼得一世如此优宠拉拢、利用阿玉奇， 是与阿玉奇在对俄关系中坚持维护民族尊严分不开的。
　　第二，外交独立自主，内政自谋自主。
　　阿玉奇汗在外交上，从不受保证的约束。他不仅和抗俄的山民往来，与中亚的希瓦、波斯等国互派使团，还与俄国的敌对国家克里木、土耳其等国交往亲密。在内政上他不允许俄国政府干涉汗国的内部事务，阿玉奇汗晚年选接班人时，沙皇彼得一世力选并推荐阿玉奇的外甥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位接班人，而阿玉奇却选定了他的另一个儿子策凌敦多克为继任者，坚决抵制了俄国政府的干涉。由于阿玉奇在汗国的内政外交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使土尔扈特汗国保持了独立的政治地位。
　　第三，策略灵活多变，巧妙高明。
　　阿玉奇汗对俄策略时而保证允诺，时而违约对抗。阿玉奇对俄斗争策略多变，并不是他个人性格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而是他在不同条件下对策略灵活的运用，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对俄政策的基本原则。例如１６８２年，阿玉奇联合巴什基尔人、诺盖人袭击乌发、喀山，进攻萨马拉后，唯恐俄国报复，要求与俄谈判，但俄国政府却要汗国交出人质和每年上交贡马500匹，并停止每年给他赠款(霍渥斯著《蒙古史》，第１卷，第３６８页)，以此向阿玉奇汗要挟，而他却抵制了俄国的无理要求。１６８３年，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巴什基尔人，却突然改变了方向，渡过了雅依克河，并摆出欲与巴什基尔人联合的态势，俄国政府不得不降低条件。可见阿玉奇时而服从、时而反俄的态度都是以土尔扈特汗国是否受到损害为转移的。１７１５年，当时牙帐设在阿斯特拉罕附近的阿玉奇及其属民，受到了希瓦人的军事攻击，汗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阿玉奇向当时驻防在希瓦的俄国公爵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请求出兵援助。而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借口没有上级命令不肯出兵，使希瓦人把原阿玉奇统辖的一些鞑靼部落迁到了希瓦汗国。通过这件事，阿玉奇汗对俄国人怀恨在心。认为沙皇俄国“未按谈判的协议保卫其属”。阿玉奇时图报复，两年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１７１７年，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在彼得一世指示下，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去阿姆河一带探求金矿，同希瓦人和苏丹人交涉。阿玉奇利用这个机会，派人冒充俄国使者到希瓦苏丹人处，声称俄国已出兵征伐。希瓦苏丹人设伏袭击了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的远征队。数千人的队伍全部被歼，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被击毙（巴托尔德著，外务省调查部译《东洋研究史》日译本，第３９０页，生活社１９４２年版）。
　　阿玉奇汗却与希瓦苏丹人和解，其子沙尔都克札布也从希瓦汗国收回了被夺去的属民。阿玉奇汗在其统治汗国的５０多年中，极其成功地运用了先辈们遗留下来的两面政策对付俄国人，阿玉奇汗在随机应变的策略方面，比其先辈更胜一筹。
　　应该看到，阿玉奇在对俄关系方面，既有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也有屈从于俄国政府为之效力的一面。他对待俄国人民起义，既有协助俄国政府参加镇压的一面，也有帮助人民响应起义的一面。他不仅参加了巴什基尔人的起义，还积极响应过斯杰潘·拉辛农民起义的号召。另一方面，也参加了镇压阿斯特拉罕火枪兵起义，还参加了镇压顿河流域的布拉文领导的人民起义，并俘获了起义领袖布拉文交给俄国。沙皇政府为了奖赏阿玉奇，把俘获跟随布拉文的群众赏给了阿玉奇，做阿玉奇的兀鲁思。参加并不表明阿玉奇同情与支持农民起义，镇压并不表明他反对与仇恨农民起义。两种手段都是为了抵制俄国控制而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当他和俄国的关系暂时缓和时，他便毫不犹豫地站在俄国一边镇压农民起义；当他与俄国关系紧张时，他又毫不迟疑地参加农民起义，来抵制俄国政府对他的高压控制，来抵制俄国政府妄图侵吞汗国的图谋，用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他的一切政治和外交实践的出发点就是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
　　总之，阿玉奇执政时期对俄关系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是成功的。正像俄国史学家帕里莫夫所说：“当阿玉奇活着的时候，俄国政府不能采取坚决的行动，这位老土尔扈特领袖的威信太高，俄当局要像对待平庸的统治者那样对付他，那是很不谨慎的。如果政府决定立即限制他的权力和夺取他的政权，那么，老阿玉奇能够制造许多麻烦，并给俄国引起许多不快的事（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3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阿玉奇统治下的汗国政权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使俄国不能不把这个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汗国领袖视为实际上的同盟者。
　　１７２４年２月１９日，阿玉奇汗病逝。5月25日，沙皇彼得一世出兵波斯路过阿斯特拉罕城，下诏：“让道尔济?纳札洛夫为汗”。6月20日，他上书坚辞：“我为汗反对者颇多，请按老汗王意，让策凌敦多克为汗”。１７２４年９月２０日，俄国在萨拉托夫宣布策凌敦多克为汗国督办，策凌敦多克向俄国政府作了保证，其内容如下：(１)为沙皇忠实效劳；(２)不与沙皇的敌人友好往来；(３)公正审判，根除偷盗；(４)不收留库班和鞑靼人。
　　俄国在任命汗之后，对汗国实行的是扶持一派，但仍保持其反对势力，使敌对各派同时存在，实行了分而治之的方针。推行这种政策的后果，自然引起各派领主的共同不满。虽然未能得到汗位，领主们逐渐聚集，在实力雄厚的敦多克奥木巴麾下，并开始袭击俄国的村镇。
　　俄国政府为了遏制策凌敦多克的侄子敦多克奥木巴日益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为了抵消即将访问汗国的清政府满泰使团对汗国的影响，力求把策凌敦多克控制在俄国的影响之下。１７３１年５月１日授予策凌敦多克“汗”的称号，送去了“汗”位的象征物：貂皮大衣和帽子，镶有宝石的马刀、甲胄、球形尖盔和护臂甲（《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第５６９９页）。
　　策凌敦多克对俄国的控制，并没有处处俯首听命，常常显示出对俄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不满和对高压政策的抵制。
　　1733年6月，俄国官员沃林斯基，以支持策凌敦多克为名，准备秘密翦除反对俄国最力的敦多克粤木巴。策凌敦多克坚决不同意用这种卑污的作法。俄国人从此认为，策凌敦多克既无能又胆小，再也不支持他了。他尽己所能抵制了俄国妄图在部落制造更大动乱的图谋。
　　１７３４年，策凌敦多克因俄国不许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捕鱼一事，向俄国当局进行了交涉。在策凌敦多克的坚持下，俄国外交委员会不得不作出了有利于土尔扈特人的决定，允许他们在游牧过和捕鱼过的地方捕鱼。
　　策凌敦多克执政的11年间，汗国贵族内讧频仍，动乱不已，而外部俄国控制不断增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中，他虽无力调解内讧，却在对外的政策中，依然继承了先辈们的灵活的两面政策，尽自己所能，大胆抵制了俄国政府对汗国的控制。
　　１７３５年１１月１０日，策凌敦多克因在部落实力太小，而才能又有限，还有酒精中毒症等原因，俄国政府将他解职退位送彼得堡治病养老。俄国政府同时宣布敦多克奥木巴为土尔扈特的统治者。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的6年间，极力抵制俄国政府对汗国内政的干预，坚决反对俄国对汗国的宗教思想的渗透。在他执政之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某些方面不得不屈从于俄国的需要。１７３６至１７３９年，他参加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俄国赏银、赏物、赏俘虏。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表彰他的战功，１７３７年３月３日授予他“汗”的称号(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６５页)，５月２８日把汗位的标志、旗帜、军刀、貂皮帽、大衣给了他。但是，敦多克奥木巴对俄政府的屈从是有限度的。１７３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他针对沙俄当局“要汗国按照俄国法律审判本族人民的要求”，派专使到阿斯特拉罕交涉，并指出：“俄国作的使人屈辱的裁判，我们是不会屈从的（《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第７１９１页）。”由于他的反对，使俄国政府对汗国实行法律监督和控制的图谋趋于流产，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上，俄国对他都作了让步。
　　敦多克奥木巴在统治汗国期间，继续举行了先辈们制定的对付俄国的两面政策。在对俄国官员的交涉中，他永远是一位最强硬的汗。
　　敦多克达什于１７４１年７月３１日任命为汗国的督办。他执政的２０年间，来自俄国的政治压力与日俱增。俄国政府要敦多克达什承诺：(１)不同任何民族和任何身份的俄国的敌人结交和往来，没有命令亦不同其它外国人互通使节；(２)不收容受过洗礼的土尔扈特人；(３)送自己儿子萨赖到俄国城市去抚养(当人质)。特别是交出萨赖作人质，是俄国对汗国加强控制的再次加码，迫于俄国强大的压力，他接受了上述条件。
　　１７４２年，敦多克达什和俄国政府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敦多克达什要求将“已去世的策凌敦多克、噶尔丹丹津和敦多克奥木巴的兀鲁思移交给他。”俄国政府拒绝他的要求。为此，敦多克达什同阿斯特拉罕省长塔吉谢夫发生了争吵。实际上，塔吉谢夫对汗国兀鲁思的划分主张，正是体现了俄国削弱汗国实力的既定政策。
　　１７４３年，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敦多克达什要求俄国政府释放其子萨赖，汗国的首领们一直视萨赖扣作人质为民族的耻辱。他几次写信给俄国政府：“萨赖年幼孤身，而且以前几个汗从来不曾交过人质。”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沙皇应放回他的儿子。而得到的答复：“俄国政府对汗国的人质制度，认为无需加以改变。”１７４３年，萨赖不幸病死于阿斯特拉罕（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编《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第２３１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萨赖之死，促使敦多克达什对俄的忍让政策转向对抗。自此以后，汗国的军队经常袭击伏尔加河两岸的俄国据点和村庄，以增强汗国势力抵制俄国的控制，打破俄国政府吞并汗国的企图，不断地与俄国政府进行了反控制的斗争。
　　１７６１年，渥巴锡承袭汗位所面临的是部落的动荡与民族危机的加剧。
　　俄国政府通过改组札尔固来控制汗权。按土尔扈特部落的习惯，由汗物色人选设札尔固，并且通过汗批准法律才生效。沙俄却改组札尔固的代表，由全体土尔扈特的诺颜组成，并经过俄国批准法律才生效。更有甚者，俄国政府还指派了一名军官参加札尔固，使渥巴锡汗权旁落，在政治上俄国政府主宰了土尔扈特蒙古诸部，使渥巴锡有切肤之痛。
　　沙皇俄国还在推行改革的名义下，扶持已经东正教化了的土尔扈特蒙古的敦杜科夫家族，其主要成员，是敦多克奥木巴和宠妃贾恩所生的儿子道迪比和阿沙莱。其父死后，他们被送到彼得堡，改信东正教接受洗礼，他们都改成俄国名字，贾恩改名维拉，道迪比和阿沙莱分别改名为阿列克塞和约纳，改姓为敦杜科夫。俄国政府却要他们重建土尔扈特政权。这一计划遭到渥巴锡为首的汗国统治集团和人民的坚决反对，面对这种严重损害汗国人民宗教感情的事，俄国感到众怒难犯，只好收回成命。
　　同时，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部无休止的征兵，也给每个土尔扈特家庭造成恐惧和带来灾难。仅１７６５年，土尔扈特士兵为俄国与邻国作战，死伤者达两万余人。
　　俄国对于部落中无能的阿混，卑劣的告密者，不是奖别墅，就是奖子女受优等教育，而对于土尔扈特军民受到的却是侮辱和欺压，甚至渥巴锡也受到俄国无能将军申斥和谴责；但是当土尔扈特军民愤而离开俄军后，本应三天打赢的战争却四年毫无进展，受挫时，俄军才领略了渥巴锡的领导才能和土尔扈特军民英勇善战之威。以后，俄国所有的战场都有土尔扈特人参加，所有的青壮年都应征入伍，60岁的老人都无一幸免，土尔扈特部落到了民族存亡最关键的时刻。
　　１７７１年，渥巴锡决心彻底摆脱俄国的统治，东归祖国，“使俄国再也不能依靠土尔扈特人作为俄国在南方的支柱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６６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五、同邻部和邻国的关系
　　土尔扈特汗国与邻国和中亚各国的关系一方面是为了经济上互通有无，再一方面是为了抵制俄国的威胁而采取的灵活的策略。
　　１６４６年，希瓦汗国的使臣在阿斯特拉罕向俄国当局透露：土尔扈特台吉经常派使臣到希瓦汗王尤尔嘎这儿来，以便使希瓦人和他们和睦相处，希瓦人也到他们的兀鲁思去，土尔扈特人也到希瓦人的地方自由经商。１７世纪50年代，波斯王国派遣使臣携带礼物和商人到书库尔岱青父子和其他台吉处。１６５８年，土尔扈特的台吉们也派使者到波斯作了回访。
　　１６５６年冬，克里木汗的使臣给书库尔岱青写信：“建议同土尔扈特人建立友好联盟”。１６５７年冬，克里木汗使臣又到土尔扈特部访问，双方商定建立反俄军事同盟。“克里木汗从自己这方面攻打俄国的城镇和县区，而书库尔岱青本人和他的兄弟及侄子带领自己军队攻打喀山和乌发（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０４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１６５８到１６５９年间，克里木汗又多次派出使臣携带贵重礼物到土尔扈特汗国，鼓动土尔扈特汗国一同出征抗击俄国，如出征胜利把攻下来的俄国城市喀山和阿斯特拉罕让给土尔扈特人，来诱惑土尔扈特台吉出征。不过由于俄国政府的破坏，两个汗国的军事同盟未能实现。
　　阿玉奇执政时期为了抵制俄国的控制，力图敦睦邻部和邻国的关系。俄国政府总想通过阿玉奇的保证束缚汗国对外活动的手脚，使之按照俄国的对外关系政策办。而阿玉奇汗并不完全服从俄国的指挥，他不仅与敌视俄国的山民联系，例如１６８２年联合巴什基尔和诺盖的山民攻击喀山和乌发，而且还与俄国的敌国土耳其和克里木联系，外交往来还异乎寻常的亲密。例如沙克都尔札布的妻子札尔拉去西藏之前，阿玉奇汗特意请希瓦人去土耳其都城君土坦丁堡，告知此事，并问土耳其苏丹有何物品需要从西藏购买。正因为阿玉奇汗同土耳其苏丹的亲密关系，１７２４年，阿玉奇逝世后，土耳其苏丹还派出以马木别特为首一行１０人的使团前来吊唁，并向当时执政的阿玉奇之子策凌敦多克要求和睦相处。阿玉奇还在一些关键时期，为了部落利益，会同邻国台吉进攻俄国，例如阿玉奇汗为了抗议哥萨克人骚扰部落，与克里木汗国和亚速夫汗国联合进攻平札。
　　当然，对邻国和邻部的征伐也是汗国对外关系的另一面。阿玉奇执政之初，他不仅受到俄国的控制，还受到邻部和邻国多次骚扰，直接威胁着汗国的安定。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对汗国的邻国和邻部不得不采取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和接连不断的武力征伐。他征服了曼格什拉克附近游牧的特鲁赫纳人，并着令其纳贡。接着又征服了希瓦人和卡拉卡帕克人。１７０９年又对库班的山民采取行动，致使其诸部首领躬身请罪。接着又对库班人另一个首领穆尔札采取行动，穆尔札被击毙，阿玉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壮大了汗国的实力。
　　阿玉奇汗在对邻部征服的同时，也参与了俄国发动的对邻国的战争。
　　１６７２年俄国对克里木的战争，阿玉奇按照俄国的要求派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去亚速夫战场，另一支5000人的队伍去顿河战场，他前后动员15000人的队伍参加了军事行动；“以乌尼太和马桑巴图两台吉指挥的军队战功最显赫，使俄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１６７４年，阿玉奇按俄国的要求，装备了７０００人的士尔扈特部队，大败了土耳其与亚速夫的军队，取得了彼列科普战役的胜利。１６７６年，土尔扈特汗国的军队和俄国军队一起，共同阻住了土耳其和克里木军队在基辅和楚古耶夫的进攻，以马桑巴图台吉为首的汗国军队还参加楚古耶夫战役。
　　１６７７年，又爆发了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土耳其伊布拉欣和克里木汗塞里木·基列伊统率的土耳其军队向基辅进攻，俄国军队联合汗国的军队数千人取得了胜利。１６７８年和１６７９年，土耳其苏丹和克里木汗集结大批军队进攻哈尔科夫和楚古耶夫，“俄国政府利用汗国的军队和哥萨克的军队，击溃了苏丹和可汗的军队，俄国政府为奖赏土尔扈特部落，发给钱、面粉、酒和军事储备物资作为年饷，并免除汗国商人到雅依克河贸易的课税（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１６９５年，俄军组织了两次远征亚速夫的军事行动，汗国派了3000人的军队参加。由于汗国军队作战勇敢，取得了胜利，沙皇彼得一世传令嘉奖阿玉奇汗及其部下。１６９８年，俄国军队发动了对克里木汗国的远征，阿玉奇的军队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
　　１７００年，俄国与瑞典发生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北方战争，长达21年。俄国为集中力量，不得不与土耳其签订和约。１７０１年，彼得一世“观看了由3000人组成的、到达莫斯科的土尔扈特和鞑靼军队的操练，并把所有这些军队派往瑞典边界（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５６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
　　１７０９年，俄军与瑞典军队展开了会战，彼得一世令喀山军政长官阿卜克拉辛，从土尔扈特部挑选３０００士兵参战，阿玉奇派出长子沙克都尔札布率兵参战。由于汗国距战场甚远，当到达波尔塔瓦战场时，虽然战役已胜利结束，但是原来留守瑞典边界的军队参加了战役，以果敢神速的猛烈攻势，击溃了瑞典军队。为此，俄国政府赏给汗国的军队两万卢布 。
　　１７１０年，俄土战争又起。翌年初，阿玉奇派出两万军队援俄作战，击溃了敌军，几千人被打死，近3000人被俘。然而从整个战局来看，对俄国不利，双方军力悬殊，俄军后备力量不足，处境困难，与北方瑞典的关系又趋紧张，俄国只得与土耳其签署和约。
　　“１７２２年阿玉奇汗晚年，还派军队参加了俄国对波斯的远征，在苏拉克河口替俄军建立了一些要塞（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8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阿玉奇汗执政期间，曾为配合俄国对邻部和邻国的战争而屡次参战，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通过对邻国和邻部的战争，不但清除了汗国外部的侵扰势力，而且扩大了汗国的实力，往往会获得许多军需物资和俘虏。如１７１７年，阿玉奇汗参加俄国对外战争时，就俘虏了３万户埃季桑人、埃姆布卢克人和卡赫钦的鞑靼人。
　　第二，阿玉奇汗参加俄国的对外战争，是根据汗国与俄国的保证书的规定而履行的军役，这样既可减轻汗国的政治压力，又可从俄国得到物资支援。如因汗国军队保卫南俄边界有功，俄国奖给阿玉奇汗钱、面粉、火药、铝、铁、铜、硫磺、硝石、酒等作为酬劳。俄国政府之所以如此慷慨大方，是因为汗国的骑兵英勇神速，能征善战。“俄国政府几乎每一次战争，都让土尔扈特人参加了”(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１３页)。“如果没有他们是很困难的（苏联社会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６０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
　　第三，阿玉奇汗连年不断地参加俄国的对外战争，造成了汗国牧民繁重的军役负担，形成了日后俄国政府对汗国征调不息的局面。这种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阿玉奇汗逝世后日益严重，而汗国实力已被削弱，造成土尔扈特到了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渥巴锡时，军役负担几乎使部落濒临崩溃的边缘。
　　第四，由于对邻部与邻国的战争，打破了地区的反俄势力均衡状态，造成了“助纣为虐反累己”之势。当汗国帮助俄国战胜了邻部和邻国的反俄势力，势必造成反俄的真空，从而削弱了汗国反对俄国政府控制的实力，继而造成俄国政府加强了对汗国的控制。当时也许阿玉奇汗已认识到这一点，想保持必要的均衡的状态。例如１７１７年，库班苏丹洗劫俄国的奔萨城，并抓走数名俘虏，俄国政府要求阿玉奇汗出兵援助，但阿玉奇汗及其子沙克都尔札布，以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也不曾援助过他们为理由，拒绝出兵(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１３页)。当阿玉奇汗认识到要保持必要的反俄均衡状态时，人已年老，而为时太晚了。也许鉴于俄国的控制的客观实际，阿玉奇无力保持这种均衡。
　　第五，阿玉奇汗参加的俄国对外战争是附属的部队，没有直接出头露面发动战争，没有招致邻部和邻国的怨恨，也没有造成四面树敌、八方起火的周边困难生存环境，仍然在名义上以汗国的地位和土耳其、苏丹、克里木汗国、希瓦汗国、波斯王国、瑞典王国保持着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与和平交往。“阿玉奇近似一位独立自主的汗。”阿玉奇汗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邻部和邻国的相对的友好关系，保持汗国政权的相对稳定，没有给后代子孙造成危害。
　　策凌敦多克执政时期，１７２６年勇敢地抵制俄国政府不准收留库班鞑靼人的禁令，“收留并保护了巴赫塔·基列伊汗王，并率军23000人帮助巴赫塔·基列伊汗王恢复了对库班的统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３６页，１７５２年案卷，第２５１号）。”俄国政府害怕引起他国干涉，急令巴赫麦耶夫上校亲赴劝阻土尔扈特人。俄国政府曾禁令，任何国家不得将火药卖给土尔扈特人。而库班的汗王巴赫塔·基列伊根本不管俄国的禁令，毅然卖了不少火药给土尔扈特人，而且还送了不少火药给策凌敦多克，以后，两部的关系日渐亲密。
　　敦多克奥木巴执政期间，１７３７年６月２４日，女沙皇给敦多克奥木巴下谕旨：“希望他在库班顺利地开创事业，能够彻底消灭库班鞑靼人、高地鞑靼人和其它土耳其臣民”。敦多克奥木巴取得部分胜利后，就草率收兵回国。１７３８年，敦多克奥木巴之子噶尔丹诺尔布，调转枪口反对其父时，土耳其人和库班人，趁机从南部进攻土尔扈特汗国，以后的3年，使敦多克奥木巴懂得了和周边各国搞好睦邻关系的重要性。
　　敦多克达什执政时期，他把搞好睦邻关系作为反对俄国控制的一个筹码，较好地保持了反俄空间的平衡状态。他在同外国政府和其它民族的领主的外交往来是自行其是的。１７５２年，卡巴尔达酋长阿尔斯拉姆别克，在克里木汗被击败之后，大胆隐藏了克里木汗的两个儿子，并向大批的克里木汗难民提供了避难场所，受到敦多克达什的称赞。而俄国人却以包庇窝藏罪将阿尔斯拉姆别克酋长监禁起来，酋长的儿子拉姆扎请求敦多克达什要回自己的父亲。敦多克达什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抗议信给沙皇和阿斯特拉罕省长，“要求立即释放酋长。（诺伏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35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而沙皇和省长都没有这样做。１１７５３年初，沙皇政府请求敦多克达什援助波兰战场，敦多克达什都以种种借口拒绝出兵，这才使沙皇和省长醒悟过来，不得不释放了酋长。
　　渥巴锡执政时期，１７６８年冬天，俄国和土耳其又发生战争，俄国政府宣布招募土尔扈特人民参军，却很难动员，因为土尔扈特人民不愿和土耳其人民交恶，虽然有俄国将军亲临现场招兵，但是一个多月过去，无1人报名。土耳其人得到了土尔扈特人民有力的支持，主动让出一块优美的夏牧场，请土尔扈特牧民去土耳其放牧。
　　土尔扈特汗国人民用行动时时提醒沙俄政府，除了俄国以外，还要同克里木汗国、土耳其汗国等国保持睦邻关系，使土尔扈特汗国抵制俄国的高压政策时，形成一种有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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