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晗()：原名。浙江人。成员。中共党员。1934年毕业于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史学专刊编辑，民盟云南支部《民主周刊》主编，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9年后历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院院长，北京文教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市副市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文革"中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9年含冤致死，1979年中共中央为其彻底平反。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
早年经历中学时代的吴晗，吴晗出生于吴店乡，吴晗的祖父吴懋环本是，早年比较穷困，做过长工。他有五个儿子，靠着劳力多，后来经济情况逐步好转。五个儿子里，吴晗的父亲吴瑸珏最小，他自幼聪明，读过书，后来还中了秀才。吴晗出生时，吴瑸珏靠教蒙童馆和三亩田地的收入维持生活，家境不算富裕。辛亥革命后，吴瑸珏考入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他在浙江象山等县当了警佐，每月收入几十个银元，除了吃用，还在陆续买了三十多亩水田。苦竹塘全村的田地不过过的高桌七百多亩，人均不到一亩，有了三十多亩田地的吴家，自然称得上富裕了。吴瑸珏官运不济，回家闲居，也曾与亲戚合开了个南货店。1924年，吴瑸珏在苦竹塘小巷深处盖起了一幢九间屋面的旧式楼房。吴家算得上是苦竹塘的首富了。吴瑸珏颇有些学问，能诗善赋，写得一手好字。吴晗少年时也能与父亲和诗。吴瑸珏的书斋名为“梧轩藏书”，内有许多橱线装书。吴晗童年时，在书房里确实读了不少文史书，为以后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吴晗的母亲叫蒋山荫，是渔家女，非常慈祥，但没上过学，不识字。吴晗外祖父死得早，家里很穷，没有一分田地，外只有半间房，煮饭睡觉都在一起。穷苦的环境使蒋山荫养成勤劳的习惯，她是当地出名的纺织能手。她生了许多，活下来的只有四个。长子吴晗、次子吴春曦、长女吴浦月、小女吴浦星。求学经历，吴晗七岁进了。国文、历史教师原是清末秀才。一次，杨志冰讲韩愈《祭十二郎文》，学生都认真看着课文听讲，唯独吴晗没有打开课本，只是抬着头听。杨志冰误认为吴晗上课不专心，就罚他站着，要他复述的内容，吴晗口若悬河地把两千多字的文章全背了出来，而且讲解得很透彻。从此传出吴晗才华出众、博闻强记的说法。后来，吴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坏，杨志冰担心吴晗会辍学，就向吴瑸珏诚恳地说：“家里再困难，也要让吴晗上学。”吴晗对杨老师十分崇敬，常向他借书，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吴晗离开家乡后还同杨志冰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吴晗、袁震在西院12号吴晗十二岁，即，考入了金华府城的立第七中学，离家七八十里，他只好住校。那时他家已有六口人，经济情况日趋下降，而一学期要交的学费，和一千四五百斤稻谷，占去他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为了培养长子，吴瑸珏仍排除万难送他上学。寒回家，吴晗都是自己挑着行李步行，连乘船的钱也没有。，十六岁的吴晗中学毕业。家中无力供吴晗升学，父亲要他去本村教书。1926年，吴晗转到第四小学教高小。这时他仍然怀着强烈的升学愿望。暑假的一天，吴晗向父亲表示，一定要升学，即使升不了学，小学教员也绝对不当了。吴瑸珏为此打了儿子。吴晗一气之下，当晚不辞而别。从家中出走后，就到了金华，住在同学家，在那里，他听说的大和尚学问渊博，就想去拜师求学。他的打算遭到朋友和父亲世交们的反对，没有成功。几天后，靠朋友的接济到了杭州，考入了之江大学预科。母亲知道后非常高兴，急忙卖掉陪嫁时仅剩下的半朵珠花，加上向宗祠申请的补助，一同寄给吴晗。这样吴晗终于实现了升学的愿望。不料一年之后之江大学停办，他只好另谋出路了。之江大学停办后，吴晗靠家庭的一点支援到了上海，于夏考入公学大学部。当时的校长是胡适，他于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在青年中产生过较大影响。在学术界颇有声望。来自的吴晗想在文史方面闯出一条路来，自然对这位名教授、学者很崇拜。胡适亲自讲授“中国史”课，吴晗选听他的课，而且对他的治学之道———埋头读古书，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证方法等，加以仿效。他每次回寝室总是抱来一大堆书，一直读到深夜。吴晗在中国公学，开始不为人注意；后来他发表了论文，有了一点小名气。1930年春，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结业，吴晗写了一篇题为《西汉状况》的论文，很得胡适赏识。吴晗为了争取进一步的帮助，在日第一次写信给胡适。信中主要谈他准备“做一篇考或研究”的文章，并将自己拟出的提纲也写在信中。信中还说：“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这是吴晗的真心话，因为当时公学的教授中没有一个声望能超过胡适的。胡适在这年5月已经决定离开公学，吴晗也听到了一些胡适要去北平任教的传闻，所以在6月致胡适的信里特别注明：“我下半年要转到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信。”1930年8月，二十一岁的吴晗来到北平。住在沙滩的一个公寓里。他曾想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系，但吴晗英文成绩是丙等，因此燕大没有允许他转学。而那时燕大、北大、清华考期已过，吴晗只好等第二年再考。他每天由沙滩步行到北平去读书。吴晗每天能在图书馆读书，自然很满足，但生活来源成了问题。于是吴晗拿着中国公学一位教授的推荐信，通过朋友找了燕大教授刚，被介绍到燕大图书馆作了馆员。吴晗在燕大图书馆工作了半年。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许多线装书，草成了一篇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胡应麟是明朝后期的文学家。这篇文章成了他研究明史的开端。他把初稿寄给胡适，还附了一封信，希望胡适“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胡适在收到这篇初稿的第二天，就立即回了信，对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十分赞赏，还说，“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今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吴晗的考证，恰好证明了大胆假设基本正确。为此，胡适更加器重吴晗，第一次给他回了信，还约吴晗有空到他家去谈谈。从此吴晗经常找胡适请教，成为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学生。初春，胡适应北大校长聘请担任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晗决计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吴晗在半年多时间里，补习了英文和西洋史，英文大有进步，只是数学一窍不通。临近考期，他给胡适写信，想让胡适帮忙，能够不经考试直接转学北大。但胡适没有答应，他说：“北大考试以成绩为定，不许徇私，你考取后无钱入学，我一定想办法”。吴晗无奈，只好报考史学系。果然，他的数学得零分，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一百分，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吴晗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史学系，同样数学又是零分，文史和英文仍是一百分。也有同样规定，但却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破格录取了他。清华这个决定轰动了北大。胡适一再对人说：“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9月初，吴晗带着简单的行李从沙滩搬到清华园。当时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费。那时他的家境进一步破落，一切费用都要自筹。吴晗只好求助于胡适。胡适在吴晗考取清华后几天，就写信给清华代理校长和教务长，要他们关照吴晗，“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并说吴晗“是很有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还附上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这封信起了很大作用。翁文灏接信后，立即请张子高去找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办理。这样，吴晗入学后，很快就得到了工读生待遇。他在写给小学杨志冰的信中说：“入学事，可以无虑。”还说胡适借给他四十元钱作为买书之用。吴晗做工读生，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工资二十五元。当时这不仅可维持他本人生活和交付全部学杂费，还可以略有剩余支援家用。吴晗得到工读生的最高待遇，他对胡适十分感激。胡适的推荐信，还起了决定吴晗专攻的作用。蒋廷黻由于看到胡适来信里附上的吴晗的《胡应麟年谱》，就建议吴晗学习期间专攻明史。吴晗高兴地接受了，并立即把这事告诉了。胡适复信，鼓励他好好钻研，还作了具体指导。吴晗立即托人买了一部明史，逐日点读，抄写卡片，还写笔记，完全按照胡适指示的去做。 参加革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以及标点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和《外国历史小丛书》。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在狱中自杀身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吴晗、袁震的结婚照当吴晗在北京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婚恋，他结识了清华女学长袁震。如果说胡适对吴晗的影响主要是学术上的，那么袁震不仅有学术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响比胡适更为深远和有力。胡适的经年教诲被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打得落花流水。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袁震在病榻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对袁震的倾心。后来吴晗也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吴晗顶住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两人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
著有专著《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皇权与神权》、《读史札记》、《投枪集》、《海瑞的故事》、《灯下集》、《春天集》、《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传记《朱元璋传》，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吴晗文集》(4卷)等。
书生、战士与鼓手清华大学吴晗雕像他与、一起，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与统治，深受青年学生拥戴。他与闻一多被称为“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成为抗战后方的进步教授和民主斗士。1946年夏西南联大结束，吴晗先期返回北平。因清华园住宅需全面修缮，他暂居宣武门内国会街四院礼堂后小屋（今新华通讯社址），继续在清华历史系讲授中国通史。10月，吴晗任市民盟主要负责人，在“反饥饿、反内战”爱国运动中，“每天总有不少关心时局、关心民主运动和李、闻被暗杀的同志，到他那间小屋里去访问他，和他讨论有关的问题或询问一些情况。”通向光明的小屋吴晗家中成为与中共、等组织聚会的场所。他在中回忆：“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度过两年多黑暗的岁月。尽管外面是黑的，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志，民主同盟的同志，有时还有地下党的同志，经常在这里聚会。清华的同学不必说了，、北大的同学也经常来。有的晚上人来多了，屋子坐不下时，便坐在院子里，没处坐，青年们便坐在地板上，谈这谈那。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当前斗争的种种问题。有时候还开座谈会，邀请许多学校的进步（也有中间的）参加讨论，主题自然是当前形势。……有许多次运动的宣言、声明、通电等等，是在这所房子里起草的。定稿以后，便按照情况分工，各人拉自己的关系去征集签名。这所古老的房子经历了两年热烈的、沸腾的、兴奋的生活。”在西院12号，的进步青年还组织了读书会，吴晗多次为读书会演讲。他还担任领导下由青年教师组成的“通识学社”的导师，参加学社活动。费孝通曾回忆：“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把多年精湛的研究心得和学习马列主义、的体会，毫无保留地摆出来，通过讨论引导大家提高学习革命理论的兴趣。”在西院12号，吴晗掩护过许多遭白色恐怖威胁的同志。随着节节胜利，解放区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吴晗深情地回忆：“我们输送了一批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其中有些是和我直接见面的，有些是经过间接关系的。只要有可靠的人介绍，我们便替他们安排一切，顺利地通过封锁线。”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吴晗团结了一批中年教授，如、、、等，并通过他们进一步争取其他老师参加反内战民主运动。他还以革命思想影响、团结老教授邵循正、费青、金岳霖、陈寅恪以及北京大学的向达、周炳琳；与张奚若、朱自清交往最为密切。当时，张奚若住在新林院，距西院12号较远，但他常到吴晗家一起讨论至深夜。吴晗回忆：“在我们发出的宣言、声明、通电中，他没有一次不签名。通过他的影响，好些老年、中年教授也逐渐和我们接近了，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如今，近春园荷花池畔题写的“晗亭”，红色雕刻的吴晗塑像，与西院12号故居一起，构成吴晗作为学者、民主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壮丽人生的写照。
“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这是彭真对吴晗的评价。吴晗人生道路的转变，始自清华为他播下知识与正义的种子，曾居住的西院12号承载着他由学者、民主战士成长为优秀共产党员的历史见证。
1984年，在吴晗先生诞辰75周年，清华大学决定在校园内近春园遗址内建造吴晗纪念亭，晗亭邓小平同志亲笔为纪念亭题写“晗亭”两个大字，日纪念亭落成。日，清华大学举行了“晗亭”落成典礼。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字制成匾额，高悬亭中。日，吴晗像在近春园“晗亭”北侧落成。为青色花岗岩质，像高2.8米，座上刻有吴晗生平事略。吴晗先生手持书卷，神采奕奕，庄重祥和。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得蒂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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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泛指所有事物的演变过程，一般专指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简而言之，即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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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把《谈骨气》这篇文发过来！除了那个我要课文外的什么事例，谢谢！有没有新鲜点的？
我有更好的答案
南宋文天祥抗元失败，拒绝高官厚禄，受尽折磨，慷慨牺牲。
古代穷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努对敌人的手枪，宁可倒下也不屈服。
屈原为报国爱民，即使沉江自溺也在所不辞。
陶渊明清贫如洗，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顾炎武饱经忧虑，坚持抗清。
郑成功历尽艰险，收复台湾，大振台湾，大振国威。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恶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
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9页）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
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所谓“救济
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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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寻根问底：吴晗：尔曹身与名俱灭
吴晗：尔曹身与名俱灭
□幸不知/文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文中尖锐的指出《海》剧是一株“毒草”。
　　如今很多国人在看到教科书上看到这一段文革序幕时，很难想象一出京剧的写就与排演竟能牵累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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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同时，毛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管不问。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吴晗于关押中死亡，距姚文元的檄文刊发不满三年。
一、三十年代，曾向恩师胡适讨教人生出路
如果把时间倒回到1920年代，无人能够想象在史学界颇有建树的吴晗会以这种下场落幕。作为吴的恩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记录了1961年胡适对吴晗的一段回忆：“当年吴晗考取中国公学的时候……我很鼓励他……他很穷，我写信给蒋庭做随时补助他几十块钱。抗战期间，政府没有顾到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实在太穷了，太苦了，才给（同）闻一多一样的到那边去了。”
　　吴晗在学术上能有所成就，这与胡适和傅斯年的栽培密不可分，但这并非本文所要表述的重点，在此略过。
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
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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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和妻子袁震&&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着动荡中的平安。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群情激奋。吴晗显然是一位爱国者，他积极支持同学们的请愿活动，自己却未厕身其间，但他毕竟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吴晗再次给他的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什么问题呢？吴晗信中说：“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
　　显然，吴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抱有任何希望。但是，出路何在？他感到仿徨，他希望胡适能给他“指示一个出路”。
　　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爱国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胡适能给吴晗“指示”的当然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不过，吴晗对胡适的“读书救国”并不完全赞同，在同一封信中，他继续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如果这些举动都不行，“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藉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的群众，空口说救国夕是否有用？”
　　在这里，吴晗至少是把“读书救国”看成不过是空口说救国而已。他信中说的“争人格”，实际上是说人要有民族骨气，不能甘心当亡国奴，而“为国家争光荣”，显然吴晗这些言论也绝不是来源于胡适的思想体系。
　　吴晗在信中说，他曾力图按胡适开的“读书救国”的药方来消除内心的痛苦，但几经实验也无济于事。
　　从这封信看，吴晗想的和胡适想的并不一致，胡适的一些治学之道吴晗是由衷地接受的，胡适的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至于胡适当时反对共产党的主张，反对马列主义的行为，吴晗似乎并不清楚的。相反，在信最后吴晗还嘱咐胡适：“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生在过去，备受先生的训一了悔指导，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胡适收到吴晗的信后，到底给吴晗作了什么“指示”，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四个月后，即一九三二年六月，胡适发表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重新提出“科学救国”的道路。他说：“法国的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和实验室，他绝不想他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因此，他要青年学生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有点信心”。胡适当时给吴晗的回答，大约也只能是这么一些内容。
二、漂泊西南，吴晗开始直接参与政治运动
　　吴晗政治上的逆转发生在昆明，这与他的社会交往圈子的变化关系重大。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入西南联大任教），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们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绝对多数，几乎垄断了为数不多的各种教育、学术资源，像吴晗那样既年轻、又“土生土长”的教授，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和声望。这些留洋的教授们通过各种联系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的交往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留洋教授的生活圈子是隔膜的。在昆明，生活的窘迫、政治的腐败以及对国家前途的迷茫和忧虑，压得吴晗喘不过气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开始走进共产党在昆明的统战关系网络，他的妻子袁震是牵针引线之人。
　　1943年初，李文宜（与袁震、袁溥之同学，一起入党）夫妇接受董必武指派来昆明开展统战工作。李文宜拜访老同学袁震时与吴晗相识，又介绍吴晗与丈夫周新民（共产党员、民盟盟员）认识。不久华岗（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亦受董必武指派来昆明。在李文宜夫妇的介绍下，吴晗与华岗见面，交谈很是投机。
　　由于袁震的关系，吴晗与周新民、华岗等共产党人来往日益频繁，周新民等人不仅帮助吴晗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如帮助袁震聘请医生治病），还经常谈论时局、国共斗争、国家前途等这些吴晗颇感困扰的问题。费孝通说，吴晗和袁震是“妇唱夫和”。他深信正是通过袁震，吴晗才对华岗和周新民谈及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并开始主动而频繁地参加民主运动。
　　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三年之久，熟悉民盟教授。因此，在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中，吴晗无形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西南联大，吴晗经常与民盟教授们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也保持着密切往来。
　　在生活往来中，他们除了慨叹日益艰难的生活，也讨论抗日时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在许多社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晗妹妹回忆：大哥与闻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时，门户相对，隔窗相望。他们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闻先生曾书赠大哥一条用钟鼎文写的横幅：“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这样，曾经承受道德焦虑和社会认同困扰、到昆明后又倍感孤独无依的吴晗，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社会和国家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越来越清晰的认识。而周新民、华岗等共产党人，由于袁震的关系，也对吴晗寄予了特别的信任，希望他充任共产党与民主教授之间的沟通渠道。
　　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同年秋，民盟昆明支部在华岗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这是一个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授（民盟盟员）为主体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学术研究与政治讨论交替进行，与会者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这些教授们通过座谈、学习、争辩、协商，彼此间消除了成见，加深了了解，逐渐生成崭新的认同标准，即政治上的觉悟或政治态度。
　　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充当了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
　　这样，在离开北平后，吴晗建构起崭新的社会交往网络。
　　通过袁震的关系，在中共代表华岗、李文宜夫妇的协调下，形成了一个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沟通渠道，以民盟为组织依托，以吴晗为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沟通桥梁，以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楚图南、闻家驷、潘大逵、尚钺等民盟盟员为主体，以张奚若、向达、费青、钱端升、朱自清等同情民主运动的教授及以“民青”为外围支持性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慢慢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返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是物是人非，胡适成为坚定的反共人士，吴晗则与国民党不共戴天。政治上的分歧不仅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进而反目、彻底断绝往来。
　　吴晗在清华的工作环境没有多少改善，反而因其政治色彩备受同事的冷落。在清华，以吴景超、刘大中为首的教授创办了《新路》周刊，成员均为留学国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且大多留学伦敦大学。潘光旦、费孝通均为其中的重要成员，而吴晗则被排除在外。
　　其实，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吴晗也时常兴起重返学术的念头，但他已经远离了胡适派学人群的学术网络，以吴景超为首的清华派学人网络也拒斥他加入。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青年学生和同事倾向于将他看作“街头上的民主斗士”，而非“书斋里的明史专家”；另一方面，吴晗与民主革命界绵密的关系网络也容不得他轻易离去，在民盟北平市支部的干部推选会议上，吴晗被选为主任委员。回北平后的吴晗，其生活仍然被民主运动所填满并逐渐成为革命民主人士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人物。
　　1946年胡适由美返国后不久，得知吴晗已走出书斋，并在北平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对此，“他曾和人谈起，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无可讳言，胡适对吴晗后来所选择的道路的确感到失望。因为按照胡适的看法，吴晗与其他进步青年不同，他不仅具备了学术研究的条件，而且已经跨进学术殿堂，如果在明史研究上，持之以恒，深人下去，其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必将超过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基于这种思维形式，胡适才以惋惜的心情，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纵观吴晗一生，他究竟应当继续治学还是投身革命，胡适的“走错了路”一语成谶，不同的价值判断造成了吴晗与胡适，吴晗与傅斯年交往的断绝，吴晗亦因此没有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多成就，这都是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留下的遗憾。
&&&&三、建国后积极参与政治，1969年吴晗死于狱中
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北京市副市长，1966年之前的吴晗仍然断断续续的与学术界发生着某些关系。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载了吴晗与梁思成夫妇的一段公案：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林徽因也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保护旧的是为新建筑保存优良的传统……”
　　这时吴晗拍案而起，横眉冷对：“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道“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1957年在批判“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的领导，罗隆基在信中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淡出政坛。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吴晗所说应该是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颇有龃龉，章的话颇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领导并没有什么关系。
　　反右开始不久，吴晗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声称：“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
　　积极参与政治的吴晗在学术研究中颇为重视毛泽东的意见。1943年吴晗写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走的是“影射史学”的路子，用以影射蒋介石的文字狱；而到了六十年代改写为《朱元璋传》又变成了“命题史学”。他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并且删去朱元璋文字狱的残酷事例，以达到迎合上意的目的。同时又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把彭德怀说成是“假海瑞”。
　　恰是在这真假海瑞之间，吴晗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用较大篇幅针对吴晗采用史料的标准和改编提出了极大质疑，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前文提及的1937年罗尔纲著述太平天国时受到胡适的教训——“时髦”的吴晗，就这样“莫须有”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四、吴晗从政远离救国梦想，政治漩涡中身名俱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有一次吴晗被铜丝勒得脖子直流血。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篇文章一出，中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关押中被迫害致死，死前头发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1968年4月，吴晗的妻子——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吴晗的小儿子吴彰回忆说：“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可惜都没能实现。
吴晗的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吴晗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他对胡适的“读书救国”论颇为怀疑，抗战中积极投身政治，然而，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吴晗再也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最终落下“尔曹身与名俱灭”的结局。
&1984年，在吴晗先生诞辰75周年，清华大学决定在校园内近春园遗址内建造吴晗纪念亭，1984年8月31日，邓小平同志亲笔为纪念亭题写“晗亭”两个大字，1984年10月26日纪念亭落成。1984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举行了“晗亭”落成典礼。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字制成匾额，高悬亭中。1986年4月27日，吴晗像在近春园“晗亭”北侧落成。为青色花岗岩质，像高2.8米，座上刻有吴晗生平事略。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得蒂设计制作。&&&&&&&&
（据《腾讯文化》加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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