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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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78年决策层在酝酿改革时，都聚焦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上。改革从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然而，由于受计划体制的整体束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虽然有些短期成效，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引发出新的矛盾。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超越放权让利的思路，寻求趋向于建立市场体系的整体突破，但在高层未能取得共识。　　〔关键词〕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与矛盾　　〔中图分类号〕F120.3；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8）-01-0030-10　　有一种笼统的说法，认为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绕开国有部门，选择非国有部门特别是农村作为突破口。事实并非如此。农业的落后和农民的普遍贫困确实是决策层议论的焦点之一，但在最初制定的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改革的字样，其内容也基本属于政策调整范畴。农村改革所以率先取得突破，更多的应当归因于农民冲击政策底线的自发行为。相反，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自觉选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只是这个突破口的选择并不很成功。由于国有企业是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受计划体制的整体束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虽然有些短期成效，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引发出新的矛盾。此时，农村出现势不可当的包产到户潮流，吸引了决策者的主要目光。　　为什么选择扩大企业　　自主权为改革突破口？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决策层对体制问题的议论，最早集中在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上。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1977年1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的《经济计划汇报要点》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30条）两份文件，都涉及“工业管理体制”问题。怎样改进企业管理？当时决策层已经把目光投向国外，频繁派人员出国，考察国外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经验。日，华国锋在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汇报后说：“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1分册年卷，第129页。。此前一两天，邓小平谈到技术引进时也说：“技术引进应当是全面的，一定要包括企业管理，要彻底革命，不要改良主义。”“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管理要完全照外国的办法。”《邓小平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4页。事实上，对国外企业管理的考察从1977年就开始了。这年年底，袁宝华、李强等率国家经委代表团考察了英国和法国，回国后向李先念作了汇报。李先念要求国家经委再组团考察日本的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1978年10月底到12月上旬，国家经委组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向国务院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考察团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都深感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而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对日本经验的介绍，“李先念听进去了”。李先念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赴日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正式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和企业改革的问题。这份报告经余秋里、康世恩批示印发下去，影响很大。《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11期；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为什么在酝酿改革时，从上到下都把目光集中到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因为现行体制的弊端和矛盾集中反映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在传统计划体制中，企业不过是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是只能依靠上级拨动的算盘珠。企业运行僵化，导致生产与需求严重脱节，效率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迫使政府以数倍的投资换取企业的回报，加剧了国家财政的困难。1957年以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日趋下降，1956年至1977年，国家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增长9.2倍，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增长只有5.5倍，国有部门提供的财政收入只增长2.5&倍。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呈总体下降趋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一五”时期为11.0%，“二五”时期为0.2%；1963年至1965年间为14.7%；“三五”时期为7.0%；“四五”时期为4.2%。两年为负增长，出现了“大跃进”以来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215页。它说明，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老模式已经到了极限，改革势在必行赵凌云：《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合刊。。在出国考察过程中，中国官员们发现，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低几倍，也不是低十几倍，而是低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对比强烈反衬出中国企业技术和管理的落后。邓小平多次说：“现在拖后腿的，一是技术水平低，一是管理水平低”，“我们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会管理”《邓小平年谱（）》上册，第336、277页。。　　对于如何改进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过去也作过摸索，1958年和1970年曾经作过两次改革。但是，当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向地方下放企业上面，结果是陷入一种“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不良循环。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觉察到问题的关键在搞活企业。孙冶方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孙冶方：《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孙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229~242页。。他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是由于“左”倾思潮日烈，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所谓修正主义，向企业放权让利并未实行。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中，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进管理的中心地位。1978年，国家计委研究所在薛暮桥的带领下到江苏进行计划管理体制调查，7月24日，写出《关于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些意见》，指出现行计划体制的根本缺点有两个：一个是条条与块块分割，一个是企业没有机动权力。这样的体制割断了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企业与企业不能自由结合，两个企业能够商量解决的事情，必须分别层层上报，请两个领导机关协商批准，许多一天半天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要拖延几个月。”这个《意见》提出，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不仅仅要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还有解决行政管理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不仅要扩大地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扩大企业的权力，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1分册年卷，第130~136页。因此，开始考虑的改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建立各种企业性的公司和联合公司1978年，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地进行企业改组试点，日至7月7日，国家经委召开了改组试点座谈会，草拟了《部分省、市工业改组试点座谈会纪要》和《关于组织企业性工业公司（总厂）的试点办法》两个文件。9月16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工业改组试点工作的通知》，把改组工业，建立企业性的公司和联合公司作为“当前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要改革”。参见《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59页。；一个是给企业放权让利。企业改组触及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无法改变，改组很难推动。单个企业的放权让利相对比较容易被接受。搞活企业的意见在9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得到确认。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说：“企业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必须认真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给企业以“经济权限和经济利益”，不能“把各企业当作任何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拨动的算盘珠”。他回顾以往不成功的改革尝试时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　　放权让利，核心是让利。即改变过去统收统支的制度，给企业一定的财权，以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最初的办法是设立企业基金，紧接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30条），提出“设立企业基金”。11月25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决定从1978年起，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其基本内容是：企业根据完成国家下达的8项年度计划指标以及供货合同的情况，可提取职工全年工资总额的0.5%至5%的企业基金，企业基金主要用于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1分册年卷，第156~157页。。同时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国务院：《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1分册年卷，第101~102页。建立企业基金在统收统支制度下作了一个小小的松动。扩大企业自主权则进了一步，用“利润留成”替代了“企业基金”，企业留利的使用也从职工福利扩大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赋予企业一定的计划外生产、销售等权利。　　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找到一条出路，跳出在行政性分权的“老套中循环”。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项改革寄予希望。如廖季立认为，改革的中心是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廖季立：《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探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72期。。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等人提出，关键是必须使社会主义企业自动化，时时刻刻发挥企业的主动性，首先必须承认它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性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自动化》，《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50期。。　　扩权试点的动力与阻力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是四川率先搞起来的。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试点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文件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四川的扩权试点得到企业的热烈响应，省委第一书记给大家鼓劲：干好了，闯出条路子；干不好，我做检查田林：《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人民日报》日。。省委主要领导之所以“自下而上”选择改革突破口，基于两点认识：一是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搞活经济首先要把细胞搞活；一是企业自主权一实行必然引起连锁反映，四面突击，逼得各个部门非改革不可杨培新谈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93期。。此后，其他省市如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点。　　中央组织的扩权改革试点是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的。1979年初，李先念找袁宝华谈，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国家经委研究室搞出扩权十条。3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都热烈拥护。扩权十条提交到4月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也得到认可，原则通过。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列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四个“原则和方向”问题之一，提出要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企业办得好，职工收入可以高一些，集体福利和奖金可以多一些，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是否扩权问题上“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扩权的限度上显然是有分歧的。因此李先念说，哪些事情应由中央和地方部门管，哪些应由企业自己作主，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4页。。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八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这八个企业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扩权改革由国家经委组织实施。这项改革同样遇到了阻力。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央到地方主管部门，一些地方负责人对扩大企业权力不感兴趣，认为主要应当是地方分权，其次才是扩大企业权力。有人认为扩大地方权力也就扩大了企业的权力。《经济管理》编辑部第四次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发言，《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二是企业内部也有阻力，企业长期形成了“等、靠、要”思想，在“托儿所”呆惯了。三是财政部门。袁宝华说，国家经委面临的压力“感受最深的是财政部”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财政部有顾虑是有原因的，虽然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种“放水养鱼”的办法，但近期必定影响财政收入，增加财政压力。因此，从一开始，财政部就与国家经委发生了分歧。扩权建议是李先念提出来的，财政部不能不同意。但财政部确有困难，实在舍不得放。　　7月9日至1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工交会议。康世恩主持会议，财政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最后通过的五个文件，即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这五个文件已经在4月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又在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征求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346页。但在这个会上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企业代表、四川和云南省代表与财政部代表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争论的焦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争论是由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引起的。云南省先后两批50个工厂开始试点，其中省属各系统的30个，地、州、市属的20个。与四川不同，云南的试点没有得到中央部门的支持，中央部门认为，云南省《关于扩大企业权利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要求云南省予以纠正。云南省委顶住了，试点没有中断。在会上，云南代表拿事实说明，扩权不但没有影响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1979年上半年云南省的国家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3%。四川省财政厅长田纪云在会上介绍的四川经验，支持了云南的观点。四川全省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7%，而84个试点工厂的利润同期增长却是26%，比全省水平高50%以上。田纪云说：“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田林：《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人民日报》日。一位领导人听后称赞说：你们把经济工作搞活了，成了一个“孙悟空”李文：《做四化的“孙悟空”，把经济工作搞活》，《人民日报》日。。田纪云的发言很有力，最终说服了财政部代表。许多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愿意做试点单位。为了很快推动改革，国家经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财政部的意见，达成妥协。所以五个文件扩权有限，让利也有限。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例如在企业留利比例上，比四川省的文件规定低10个百分点，四川省规定最低15%，最高25%；而国务院规定最低5%，最高15%任涛、孙怀阳、刘景林：《关于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日，总第186期。。　　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五个文件。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作了集中报道和宣传。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择各自所属国营工交企业组织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支持这项改革，最著名的倡导者是蒋一苇，他以提出“企业本位论”而闻名。袁宝华回忆说，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观点“是在理论上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支持”。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　　1979年底1980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机构组织了多次扩权改革试点调查。10月17日至12月7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调查，和三省七市领导人、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及20多个企业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座谈40多次。1979年冬，人民银行总行也组织了一个经济改革调查小组到四川调查，走过成都、灌县、乐山、自贡、重庆、渡口等地，跑了十几个厂、店。同时，薛暮桥带领中财委体制组到上海去看经济改革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93期。　　调查中发现，地方对扩权改革很热心，最积极的是企业，包括企业管理者和职工。中办研究室的调查报告说，“我们所调查接触到的人，企业厂长、经理、书记、各经济部门负责人，或省市领导人，积极于改革、致力于试点的都大有人在。尤其许多基层干部，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劲头十足。”成都量具刃具厂厂长陈威仪说，石头埋在土里当然冲不出地面，如果是种子那一定会破土而出。合肥无线电厂党委书记提出搞“自负盈亏加一长制”，自告奋勇“组阁”承包。还有一些长期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员也积极支持改革。安徽省经委副主任倪则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在工交战线工作，他说，30多年的路怎么走过的他一清二楚。沿袭苏联模式，封闭在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是无出路的。对竞争忧心忡忡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会越争越兴旺。省委领导态度怎样？四川省一位主要领导人说，四川目前是想通过试点走出一条路子来。安徽省一位主要领导人谈到改革也饶有兴味。中办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　　企业职工的态度显然是与其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企业有了财力解决职工迫切的“三子”问题。工人多年来关心的，一是儿子，二是房子，三是票子。儿子问题是上山下乡儿女要求返城就业；房子问题是十几年没盖宿舍，很多年青人结婚没分房子，生了两个孩子还在打游击。有的地方三世同堂，最多的五世同堂。一间房分三班睡觉（早班、中班、晚班）。三是票子，十几年没加工资，物价多少涨了一点，实际工资略有下降。扩大自主权后，“三子”问题逐步解决。关于儿子问题，省委主要领导出了个点子，用老工厂的废旧车间、闲置旧机器办起大集体，把子弟吸收进来。这样上山下乡的子女都可以回来。老子帮儿子，供销科帮大集体跑市场，结果办起来的大集体不但不亏本，还赚钱。关于房子问题，企业基金中公共福利部分首先用于建房子。自贡等地都盖了新工人宿舍，要求住房的解决了1/3，没分到房子的也看到了希望。杨培新：《关于经济改革和银行改革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93期。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显现出“搞活企业”的最初成效。主要是企业有了一定的改善经营管理，适应市场需求的动力和财力。1979年全国实行经济调整，一些企业陷于生产任务不足的严重困境，特别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面临的压力更大。然而，四川没有出现这种局面，他们让企业自己想办法，依靠市场救活自己。重庆钢铁厂年生产能力为60多万吨钢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只有55万吨。重钢自找市场，同省内外200多个单位签订供货合同，自销钢材近13万吨，占钢材销售总额的19%，钢材年产量比1978年反而增长了12%。《人民日报》日、4月1日。中南橡胶厂组织了几十个小组，到云南、贵州及全国各地跑。“从前是采购人员满天飞，现在是推销员满天飞。”到处去征求意见，提高产品质量。他们的做法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鼓励，他说，“飞得还不够”。杨培新：《关于经济改革和银行改革问题》，《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93期。四川宁江机床厂的例子更典型。1979年宁江机床厂计划生产机床314台，物资部门分配时只有50%的产品有销路，其余找不到需要单位，通知该厂削减指标。6月25日，该厂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结果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超过计划3倍。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引进市场竞争。如四川宁江机械厂广告一登，使国内同类厂家受到巨大压力，宁江厂生产的7毫米的自动车床具有高生产率、高精度和加工稳定、操作简便等特点，出厂价9500元，这迫使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厂家不得不降价。西安一个机床厂因降价亏本无法继续生产。宁江厂广告一登，杭州一个仪表设备厂订户纷纷退货，弄得这个厂无法维持，只得发动职工去推销，产成品销完就关门不干了。上海第11机床厂也承认比不上宁江厂，准备转产。中办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试点企业有了一定的扩大生产的动力和资金能力。1979年2月，重庆第二针织厂用提留企业基金6万元买回20台织袜机，上半年投产后获利13.8万元。后用这笔资金又买回织袜机60台，到年底共获利63万元。《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对计划经济体制构成了冲击，在传统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生产过程，试点企业获得了在国家计划之外自行安排部分产品生产的权力，冲击了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的制度，企业开始适应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在流通过程，试点企业在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都有了一点灵活性，冲击了物资部门统收统配和商业部门统购包销的制度，使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始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在自销产品价格方面，试点企业有了一定浮动定价权。作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副产品，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初露端倪；在利润分配方面，试点企业留利比例还很低，但毕竟企业有了自己独立经济利益，冲击了国家财政统收统支制度。而计划外生产和销售的扩大，创造了市场生成和发育的空间，为非国有经济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扩权改革对市场化的启动起了重要作用。　　扩权改革与旧体制的矛盾　　理论界对扩权改革寄予很高期待，认为“企业自主权是我们中国当前的特效药”（杨培新）；“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找到了必由之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内在动力”（林子力）。《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93、51期。然而，扩权改革的局限性及其与现行体制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一方面，扩权改革受到了现行体制各个环节的掣肘，很难达到搞活企业的目标。另一方面，改革释放出来的力量与宏观经济目标产生冲突，造成了某种经济混乱现象。　　第一，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国家宏观计划管理的矛盾。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1979年7月国务院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中，第一条就提出，“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是指令性计划。企业计划外生产权还很小。企业的产量、产值、利润、劳动、物资等计划指标仍然是分头下达，互不衔接。企业参与外贸和外汇分成的规定没有兑现。试点企业也无法摆脱部门所有制和地方所有制的限制。企业转产关卡重重。宁波犁耙厂没有生产任务，工厂要求转产自行车和缝纫机，遇到一机部有关部门坚决反对。《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企业的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更受到行政隶属关系的严格限制。　　第二，试点企业与物资、商业部门的矛盾。原材料供应绝大部分仍控制在物资部门手里，企业选择余地还很小。一些质次价高的分配设备、原材料，企业必须接受，不能购买质高价低的设备、原材料。企业要求扩大自销权，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仍坚持统购包销、独家经营，试点企业与物资、商业部门的矛盾尖锐化。四川宁江机床厂、重庆第二棉纺厂、芜湖红光针织厂由于自销产品，都受到有关物资部门或商业二级站的警告，并以不收购企业其他产品相要挟。芜湖卷烟厂由于1979年6月在蚌埠展销会上自销了部分卷烟，受到芜湖地区糖烟公司（地区二级站）对该厂停止收购卷烟31天的严厉惩罚。导致工厂被迫停工29天，减少利税约700万元。《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　　第三，在国家与企业利润分配上的矛盾。企业普遍反映，利润留成比例偏低，生产发展基金太少；计算增长利润采取“环比”办法，当年增长额到第二年就变成了新的基数，基数年年加大，增长越来越难。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398页。而从国家财政方面考虑，已经承担了很大压力。尽管先行试点的企业通过增加效益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从全国实践结果看，放权让利必然伴随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是逐年下降的，由1978年的973.65亿元，下降到1979年的923.62亿元，1980年的889.58亿元。《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218、215页。　　第四，在企业留利资金的流向和使用上，试点企业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矛盾。从企业角度看，企业没有支配利润留成资金的充分权力，不少企业反映“自筹自筹，有钱发愁”，搞挖、革、改的审批手续繁琐，所需物资设备没有渠道解决，建职工宿舍更难。贺耀敏：《扩权让利：国企改革的突破口――访袁宝华同志》，《百年潮》2003年第8期。从政府角度看，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加（1979年，预算外投资为104.91亿元，比1978年的83.62亿元增长&25.5%。1980年猛增到209.62亿元，一年间几乎增长一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23页计算。使国家压缩基建规模的调整目标得不到落实。而且“出现许多产品（主要是原材料）‘派不下、收不上、调不动’的情况，出现了大厂吃不饱，小厂到处搞，重复生产重复建设的严重情况。……国家的一些重要工业企业就发生了原料危机”。薛暮桥在沈阳召开的综合平衡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1981年1月）《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31期。当然，这种情况不能完全由试点企业负责，地方政府的行为起了更大作用。在奖金问题上，企业对奖金封顶不满意，过去想发点奖金没有钱，现在有钱没有权。而从政府角度看，必须制止已经出现的“滥发奖金风”，认为1979年全国多发了20亿元奖金，使1980年日子不好过。邓小平说：“如果去年少发二十亿奖金，今年大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基本建设的好多项目就可以不下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由于企业之间相互攀比，企业内部平均分配，使奖金逐渐变为附加工资，刺激的效果在递减。　　第五，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矛盾更大。比价不合理，各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相差悬殊，很难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造成苦乐不均。比如“加工行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原材料、燃料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利润就比较低；同是纺织企业，有的厂搞化纤、混纺利润就高，有的厂织坯布利润就低；在一个针织厂内，织尼龙袜利润就高，织线袜利润就低。利润高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多，利润低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少。”赵紫阳在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日），《人民日报》日。从成本利润率看，1978年全国国营企业平均成本利润率为29%，其中石油为73%，工业设备制造为29%，农机为9%，煤炭为0.7%，石油比煤炭高出100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比价不合理，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经营和投资效益，展开正常的竞争。既挫伤了利润率低的部门积极性，又使利润率高的部门盲目发展。一些长线产品因为价格高，利润大，仍在生产；有些短线产品却因为价格低而不生产。“这个问题很严重。”薛暮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人民日报》日。这就使扩权改革与宏观调整目标发生了冲突。尽管国务院对不同行业的利润留成规定了三种不同比例，仍然不能消除由价格因素造成的利润差别。　　第六，国家赋予企业的劳动用工选择权事实上是空头指标。统包统配的劳动管理体制无法触动，招工由劳动部门下达，企业既不能拒收，也不能选择。企业无权裁减多余人员，也无权辞退表现恶劣的人员。不仅如此，企业自主用人权必须让位于政府的优先目标――就业。1979年、1980年，安置大量待业青年就业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地政府推行本系统、本企业包干的办法，把职工子女安排进来。两年城镇新增就业1802.6万人，其中63%流向了全民所有制单位，达1139.7万人。《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46页。这加剧了企业的人浮于事，而且在许多企业降低了劳动者的素质。重庆第二棉纺厂1979年顶替子女中视力不合格的30人。跛子、聋子、精神病患者、疯子30多人，大都是顶替进厂的。原来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当时是三个人的活七个人干。《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企业的社会负担很重，成本加大，利润减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实际利益。大厂办小厂，“国营”带“集体”，这是中国改革之初的一个“特色”。它虽然解了职工子女就业的燃眉之急，却给国营企业进一步改革增加了难度。　　超越放权让利改革思路　　1980年，领导人和理论界都在寻求新的突破。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强调要把研究解决扩权改革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上日程。他认为，“我们是在总的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牵扯很大，如果不解决新矛盾，就前进不了，甚至已经改了的也巩固不住。”在他看来，所谓“新问题”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的矛盾；一是企业搞活以后出现的一些不正当的做法。而前者是主要的，大量的。他提出，对于改革和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问题，既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走回头路；也不要放任自流。总之，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基本思路是，在目前还不能骤然进行大改大革的情况下，要寻求具体的改善措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以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他提出了解决六个方面问题的想法，这六个问题是：自有资金的使用和流向问题；利润留成悬殊造成苦乐不均的问题；市场调节和克服生产经营的盲目性问题；扩大自主权与专业化改组结合问题；发挥大城市作用的问题；奖金问题。《人民日报》日。　　4月9日至19日，国家经委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工交会议。会议确定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把地方企业扩权试点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要求选择少数矿山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一步搞好市场调节，协调好工业、商业、外贸、财政、银行、物价、物资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针对会议有争论的奖金发放问题，经国务院领导层商议确定了几项原则：奖金发放应该有一个控制额；企业在规定的奖金范围内，可以自行确定具体奖励办法等。事实上还是给予了企业发放奖金的更大自主权。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交工作会议的报告，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市场调节进一步搞开，把企业和经济搞活”。随后，扩权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1980年6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已达到80%以上，北京已达到94%。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398页。　　9月2日，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对一年多来扩权改革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一些改进的办法。如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最根本的是要对价格、税利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改革；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认为这是从利润留成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赋予试点企业在计划、产品销售、物价方面一定的自主权，而企业对留成资金的使用要有充分自主权；实行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偿占用，等等。同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大动的情况下，决策层对改组企业抱有很大期望，希望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脱离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的体制，并促进企业之间的竞争。为此，国务院于7月1日和10月17日先后发布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两个文件。　　从上述文件看出，改进的办法仍然是循着放权让利的基本思路进行的。一些经济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扩权改革试点引出的矛盾和混乱，从根本上说，正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无法避免的。吴敬琏说，“把传统体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是―种肤浅的论断；权力高度集中乃是用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的必然要求。企图以‘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决不会收到效果的。”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54页。解决扩权试点与旧体制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改革整个经济体制，初期改革，微观试验太多，而宏观体制改革没有规划，微观与宏观脱节。这种现象，1980年第一次来访的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古托夫斯基也觉察到了。他认为，中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很大进展，自由市场发展很好，改善了居民的供应。但他忧虑，中国在微观经济方面进行的试验太多，如上缴利润、利润留成方面。企业各自为政，存在着无政府主义状态。在宏观经济上看不到完整的规划，尤其是看不到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局部试验和宏观经济有什么联系。、15日，古托夫斯基应薛暮桥之邀第二次访华时，就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金融问题提出咨询意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82期。　　当时，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开始超越“放权让利”的思路，探索新的改革思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桥，他既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还有一大批在解放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第72页。1980年，当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经济的剧烈波动时，薛暮桥就提出了单纯注重激励机制的改革(薛暮桥称之为“分配改革”)的局限性，主张把重点放到“流通改革”上。参见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人民日报》日。　　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在文件初稿中没有这句话，是薛暮桥最后加上去的，但这句话概括了这个文件的精髓。文件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总的设想是：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改为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分配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把按条条、块块组织经济活动，改为通过经济中心来组织经济活动；把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制度，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结合的计划制度；把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把忽视法治改为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这份文件提交到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为了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没有深入讨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改革政策。但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深深感到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　　薛暮桥的意见的实质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重新定位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的话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重大影响，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1980年底以后，国民经济进入强制性调整阶段，薛暮桥加上去的那句话受到了批评。从总体上说，1980年国有经济改革方向不甚明朗。此时，农村却出现势不可当的包产到户潮流，吸引了决策者的主要目光，改革的重点从国有企业转向农村。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36）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责任编辑：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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