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自由的日志
60年两代中国领导人发表的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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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通过新华社为1949年发表新年贺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⑴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⑵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⑶。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⑷。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⑸。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⑹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注　　释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1〕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个省。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曾将东北三省行政区划调整为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五个省，加上热河，统称为东北六省。一九五四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辽东省、辽西省合并改称辽宁省，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吉林省仍照旧。一九五五年撤销了热河省，原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 参见本卷《国民党进攻的真相》注〔6〕。 　　〔3〕石家庄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攻克，运城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攻克，四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攻克，洛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和四月五日两次攻克，宜川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攻克，宝鸡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攻克，潍县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攻克，临汾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攻克，开封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攻克。这些城市，都有大量的碉堡群或兼有高大的城墙，并设有多层外壕、铁丝网、鹿砦等副防御设备。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既无飞机又无坦克，没有或仅有少量炮兵。在攻克上述城市中，人民解放军学会了一套攻坚战术。这些战术是：（1）连续爆破——以炸药对敌人各种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2）坑道作业——秘密掘进到敌人碉堡或城墙底下，用炸药炸开，随即发起猛烈突击；（3）对壕作业，亦即近迫作业——对着敌人的坚固工事，挖掘壕沟，荫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冲击；（4）抛射炸药包——利用抛射筒或迫击炮发射炸药包，破坏敌人防御工事；（5）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实行穿插分割等“尖刀战法”。 　　〔4〕这里所说的“整旅”和“整师”，是说国民党军被整个歼灭了的旅和师。这里所说的旅，是指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后的旅，相当于整编以前的师；所说的师，指整编以前的师。 　　〔5〕 “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6〕 见《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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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服饰里的蛇文化
中国是龙的传人，或许还是蛇的掌门人。从云南古滇国的铜扣饰，到古南越国广西的铜扣饰，无不渗透着蛇的足迹，蛇是这一切的纽带。
二、古代蛇文化
图腾崇拜在中国原始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发现有蛙、鸟的图像；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还有蛇的图像；从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也看到有人头、鸟兽的图像，这些图像有些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有趣的是，传说中的汉族祖先，亦有不少是蛇的化身。据《列子》中记载：“疱牺氏、女蜗氏、神龙（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山海经》里有“共工氏蛇身朱发”之说。在伏羲部落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水龙氏、赤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黄龙氏等11个氏族，它们可能是以各种蛇为其图腾的氏族。我国传说中的龙，恐怕就是蛇的神化，例如古代居住于东方的夷族，他们的一个著名酋长叫做太暤。据说他是人头蛇身，又说是龙身。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图腾制也随之逐渐消失，但图腾崇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尤其是崇拜蛇的风俗在许多民族中仍旧相当普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土著萨克拉瓦族，把蛇看做是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认为人是蛇的化身，对蛇非常崇敬。在阿尔及利亚，水蛇被奉为家的保护者，往往被供养起来。非洲的土著直到现在，在他们的盾上还画着蛇的图形，相信它有特殊的魔力。中国台湾的少数民族派花族在刀鞘上、食具上都刻上蛇的花纹，他们对一种叫做“龟壳花蛇”的毒蛇极其崇敬，不敢杀害，甚至在房子里另辟小室给它居住，小室内外的装饰及用具都雕刻了蛇样花纹。北美土著爱斯基摩人，有在身上黥刻蛇形斑纹的习惯。非洲有些土著用蛇皮镶在盾上，以为这样就会得到蛇的神力保护。
中国十二生肖中有蛇和其他一些动物，这也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崇拜蛇图腾的残余观念，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反映出来。这一类的故事是很多的，最早见之于文字的，恐怕要算《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亚当、夏娃和蛇的故事了，这是纪元前5世纪左右的记载。比这稍晚的是《伊索寓言》中农夫和冻僵的蛇的故事。
在中国有关蛇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的是以白娘子和许仙为主角的《白蛇传》，它在宋代已经口头传述，到了明代嘉靖年间被用文字记录下来。此外，比较动人的还有北美印第安人中战士变蛇的故事，蛇创造岛屿的故事；在西班牙有蛇精的故事；在苏联有巨蛇波洛兹的故事；中国苗族中有蛇郎和阿宜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人类和蛇的密切关系，而且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到蛇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龙，不外乎是蛇的一种升级版本而已。
中国古代蛇文化，不仅标板了一种服饰文化，同时也透视了一种情爱文化和中国古代的性文化。它不仅通过书籍——文字来体现，也通过戏剧、流传或渲染来传播，今天同时也通过网络来进行媒介。其实，中国古代文化比现代西方文化更为灿烂、开放。它不是含蓄的表现，而是非常大胆的展示或表露的。否则，那一定是一种苍白无力的辩解。当你看了以下图片以后，就会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同了。
在中国的汉代，人们就已经把性文化表现在了衣服上。如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二牛交媾铜扣饰”有力的佐证（该铜扣饰相当于现在的纽扣）。
毫无疑问，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蛇是毒、恶、丑的集大成者，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的“长虫”。那么，如果有时它又被赋予善与美的因素，你是否会感到吃惊？听起来，这似乎是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矛盾的，然而，只要将中西文化背景下蛇的形象作一全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蛇，也有两面性。
一 可以说，蛇的矛盾性、两面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蛇毒的致命威力以及人因此产生的对蛇的恐怖心理（均以远古尤甚）导致了在西方语汇中，一般是将蛇视为狠毒、可怕的象征加以运用的。如西语中的“两头蛇”就是一个建立在这种象征意义基础上的很著名的典故，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提王》之一《阿伽门农》中，克吕特美斯特拉因对丈夫阿伽门农不忠且伙同情人杀害了他，便被人咒为“两头蛇”。西语典故中还有不少是以蛇为象征来揭示反面性的特征的。如“美杜莎的头”比喻可怕的或丑恶的事物（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其最大资本就是一头漂亮的头发，但她竟因此胆敢与雅典娜比美，结果惹得这位智慧女神恼羞成怒将其头发变成了一堆令人厌恶恐惧的丑恶的小蛇）。又所谓 “冻僵的蛇”，源于伊索寓言，它警告人们，无论怎样，邪恶的人（或是动物）是不会改变其本性的，善良的人如果怜惜恶人，最后只 能被恶人伤害。从后世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出西方人这方面的用语习惯，如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向国人撒谎以掩盖其篡位真相时说是一条毒蛇咬死了在花园睡觉的老王，而老王的鬼魂则在嘱咐王子复仇时咒骂说“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正戴着王冠呢。”
与此同时，西方人的生活习俗中也有对蛇的正面性特征的肯定。人类文化学家雅克布·贝姆说：“因为蛇的存在曾经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认识自然的学者们十分理解，蛇身上存在一种极妙的艺术，在其生命中甚至还有美德。”古希腊罗马的传说中，雅典卫城就由一条巨蛇守卫，而这条蛇据说是象征着雅典城的老国王、蛇人厄瑞克透斯的灵魂。希腊民间还流行在亡者的墓前洒奶祭奠以使其变身为蛇的习俗，那里至今还流行“跳蛇”的风俗，神庙里也往往供奉着大蛇，这都是为了以示对蛇的感激之情。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蛇还是繁殖力的象征。据传，奥古斯都的母亲在一个阿波罗神庙里梦见了一条蛇来看她，于是才有了身孕；传说中，古罗马统帅大西庇阿、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大帝都是这样奇迹般地诞生的。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西方人还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生育出伟大人物的母亲都是曾梦见过怪物特别是与龙蛇相交的。这也与下面将提到的中国民俗认为梦蛇表吉兆的说法很相似。
在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语汇系统特别是日常用语中，将蛇当作阴险、毒辣的象征，丑恶、恐怖的体现，有始无终的代表，敌对力量的化身加以运用、警诫或诅咒。如：打草惊蛇、引蛇出洞、牛鬼蛇神等。试具体举例说明：龙蛇混杂——这里蛇与龙相对，是指敌对力量或形形色色的坏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杯弓蛇影—— 形容恐怖心理；虎头蛇尾——形容做事有始无终；春蚓秋蛇———指书法拙劣、丑陋；佛口蛇心——喻心理毒恶。民间甚至还把漂亮而言行不为一般人赞许的女性叫做 “美女蛇”，纤细的女性身肢叫“水蛇腰”……等等，可谓丰富多姿，穷形尽相，蛇的反面特征被人们挖掘和运用得淋漓尽致。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蛇也不乏正面的象征意义。如蛇是十二生肖之一，居代表十二地支用以记人出生年的十二种动物之列，在这种民俗事象中，无疑蛇的反面因素是被排除或者说是被有意地忽略了的，就像属猪的人决不会被人们将好吃贪睡不讲卫生等不良特点与之相联系一样。蛇在民俗中还象征着吉兆。《诗经·斯干》云：“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思是说，梦见蛇是生女之吉兆。民间还有“梦蛇入怀生贵子”之类说法，意思与此大致相似。在所有蛇类中，一种“两头蛇”更是具体的吉祥物（这与前述西语中的恶物“两头蛇”概念有很大不同），据说谁见了这种像是身穿紫袍、有车轮那么粗、车辕那么长、听到雷声便昂起红色的头站起来的怪蛇，谁就将成为帝王。史书载春秋时，齐桓公见到了这种蛇，很害怕，以为活不成了，占卜师却安慰说看见两头蛇是吉兆，果然桓公不仅没死，原有疾病也竟不治而愈了。楚国的孙叔敖小时候也看见了这种怪物并杀了它，亦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回家后痛哭不已。其母说：“你虽然杀了它，但已把它埋好了，上天会报答你的善行的。”果然孙叔敖不死，反做了楚丞相。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它将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四方、四季相联系，进而又与民间神灵相联系，出现了四种象征性的动物代表四方：青龙为东，朱雀为南，白虎为西，玄武为北。而玄武即龟蛇之合体，它既是北方之神，又是水神。这里蛇与其它几种动物一起被视为神物，去代表宇宙四方，对国家兴旺繁荣及领土完整有深刻影响。
二 早在大约公元前六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年间，一种自然宗教（自然崇拜）——米诺斯宗教在位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达到高潮。其推崇两类神祗——家庭女神和自然女神，而前者的标志就是一条长蛇。起初，它是家庭的女佑护，后成为亡灵逝者的象征。古希腊神话还描绘到，智慧女神与胜利女神都是手拿着画有蛇图案的盾牌，复仇女神的头发则本身就像一条条的蛇，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则拄着一根长蛇盘绕的拐杖，等等。显然在这里，蛇被当时的人们作为了一种炫耀自己、威慑敌人的标志和象征物了。正如马克思说的：“任何神话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当时，蛇的至尊地位完全是由于人类对它的恐惧与担忧造成的。
接下来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中世纪的人们对蛇的态度与情感更多的变成了厌恶与憎恶。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在西方，作为基督教主要经典的《圣经》中蛇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反面角色。正是蛇，使得夏娃违反了上帝的禁律，偷吃禁果，最后被赶出伊甸园，并被罚永受怀孕、生育之苦。蛇因此被描写成为“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生物，“狡猾的诱惑”就是《圣经》中的蛇给读者的印象。也因此，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在借用这一素材创作《失乐园》时，对蛇也是大加挞伐的。他写道：“那条阴险的蛇，正是他，施奸计/由于仇恨和妒嫉的激励，欺骗了/人类的母亲……”。但不管怎样，蛇仍在宗教信仰中占据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人类对他又恨又怕的心理依然如故。其实即使是在《圣经》中，蛇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象征意义，《圣经·民数记》中，上帝派来的火蛇虽然使许多以色列人丧生，但也正是因此“上帝的选民”本身才获得新生的：在毒蛇的惩罚下，还活着的以色列人对死亡感到极大的恐惧，对怨渎耶和华和耶稣感到衷心的忏悔，于是上帝叫摩西造了一条火蛇，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果然以色列人最后因此得救了。
可以说，古代西方人对蛇的崇拜与信仰，就是在这种恨怕交织的复杂心态下形成的并维持久远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蛇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首先，恐惧心理是难以避免的，这可以从大概是最早的招呼语之一“无蛇（它）乎”窥见一斑。上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般野兽虽猛还可提防，而毒蛇却是防不胜防的，对那个时候尚未建立固定居住村落的远古人群来说，被蛇咬伤致残甚至丧命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晋两国在革安地打了一仗，齐军溃败，齐顷公在逃跑时，马车被树木挂住，卫士逢丑父因前一天晚上睡觉时胳膊被蛇咬伤无力推车，结果顷公居然因此被俘。春秋时的国君随从尚且遭遇这样的事，其他人以及更早时候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带着对蛇类的恐惧，对人自身无法保证绝对安全的担忧，大家见面时，问问“无蛇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这大概也可算是一种原始宗教中的语言信仰吧。实际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它”（蛇）字的解释就是这样的：“上古草居恙它，故相问无它乎？”时至汉代，此问候语还可见诸记载，《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致杨广书信云：“援间（最近）至河内，……欲问伯春无它否，竟不能言。”
但总的说，蛇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人眼中那样坏得那么厉害。比如在远古中国人的崇拜、信仰中，蛇与西方文化中的角色身份有着性质上的不同，它是因为有功或有利于人们而受到崇敬以至被视作图腾的。如中国人信仰中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是人首蛇身；男女之始祖神伏羲与女娲据史记载也是人首蛇身，出土的文物刻绘图案也印证了这一点。《山海经》记载着中国古代有!&个信奉图腾的部落，其中有&个以蛇为图腾，另外书中所传故事里的夸父、大人、载天、延淮等神祗，他们或蛇身，或双手操蛇，或由蛇环绕，都与蛇有难解之缘。《列子·汤问》中记愚公移山时也曾惊动了“操蛇之神”，该神报告上帝后，太行、王屋二山才由上帝派人移走。中国人崇拜的龙实际上也是蛇的衍化和美化，我们自称“龙的传人”，其实未尝不可说是“蛇的子孙”。这一切都折射着远古蛇图腾崇拜的信息。
佛教传入我国后，这种外来宗教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是在佛教寺庙门口，就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四大金刚的塑像。他们手中分别拿着剑、琴、伞、蛇，这在中国民间信仰中，表示着风调雨顺，其中 “蛇”对应的 恰 为“顺”，可见在中国的宗教信仰中，蛇也是一种象征，不过它不像西方宗教中那样象征着邪恶和诱惑，而是象征威严与美好祝愿。
三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社会文化与集体意识决定了文学中的蛇形象的基本特征。
从西方文学描写来看，蛇被突出表现的特征当然还是他对人类的威胁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对它的厌恶感。希腊神话传说中，希腊联军出发远征特洛亚之际，英雄菲罗克忑斯因被蝰蛇咬伤，被遗弃在孤岛达9年。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的12件大功中有一件就是斩杀伤害人畜的9头水蛇，他还曾捏死了天后赫拉派来害他的两条毒蛇。罗马诗人奥维德的 《变形记》也讲到，俄耳浦斯结婚后，其新娘与仙女们在草地上散步，结果被蛇咬伤踝骨，不治而死。维吉尔的 《伊尼德》则描写了拉奥孔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缠死的故事，表明蛇身也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是可怕的。在西方寓言中，从古希腊伊索寓言到古典时期法国拉封丹寓言再到19世纪初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都有关于农夫与蛇的寓言，反映的则是蛇的只会害人、不知图报的卑鄙 “小人”的特征。
这些描写进一步表明，在西方人的意识与观念中，蛇与丑、毒、恶的对应关系已经是较为固定了。这与中国文学中描写的蛇的主导特征仍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国神话传说和其它文学描写中，蛇往往被视为带给人类不幸与灾难的怪物、不祥之物。如传说中，洪水之神叫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这恶神所到之处，土地都要变成泽国。有的蛇则带给人类旱灾。《山海经·北山经》记：“有大蛇，赤首白身，见则其邑大旱。”唐代文人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讲到永州有一种异蛇，“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有蒋氏者”曾诉苦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从侧面也反映了蛇毒之剧、危害之深广。中国的文学描写中，蛇通常还是一种危害人类、面目可憎、人人见之而生畏、必欲诛之而后快的毒物。《聊斋志异·花仙子》就说到有一蛇精，专门引诱男人，使之“裸死危崖”。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载了长妈妈给“我”讲的一个美女蛇的故事，说“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要来吃这人的肉的。”弄得童年的“我”夏夜乘凉时，“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
与此同时，中西文学中也都有着赋予蛇类以某种善良人性的作品，表明了中西方人并不排除有时也以蛇作为自己某种理想或情感的寄托的对象。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第二十五篇的开头，诗人看到了一个窃贼和渎神的罪人被一条执行神圣教义的蛇活活缠死，诗人不由得赞赏地喊道：“从这个时候起，蛇类反而成为我的朋友。” 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长诗《拉弥亚》中的蛇则是一个可爱的女性正面形象，她虽然最后被敌人击败而消灭，仍给作品中主人公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深刻的印象。同样，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将蛇作为美好理想化身加以赞美的，如 《白蛇传》中大胆追求人间爱情生活并具有大无畏反抗精神的白蛇娘子。由于这一形象折射了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命运，其追求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因而这里的白蛇不再是危害人类的化身，而是一个令人感动、值得同情的正面形象。在中国民间传说中，人蛇互变的故事还有很多，除了蛇 （龙）女外，还有众多的蛇郎形象，他们一般都是正直善良和英俊漂亮的化身，都是理想化了的正面形象。
当然，总的说来，文学作品中蛇的形象还是“瑜”不掩“瑕”的，它的毒、丑、恶的特质及其因此令人恐惧与憎恨的一面，毋庸讳言还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主体。
由以上对中西蛇文化的概要审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发，即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乃至多面性的特点，它们因而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重的意义，它们也就具有了不能被人们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前提条件。蛇在本质上说的确是凶狠而丑陋的，但不能否认（尤其不能因个人的遭遇、好恶去否认），由于它具有的某些特征和功用，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载体时，在特殊背景下，在某些艺术表现形式中，蛇又可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或被人赋以某些另外的特征。应该说，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符合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生活的辩证法。
蛇，在文学家笔下乃至现实生　　活中，一直是“冷血”、“恐怖”的代名词。　　但在巴南区部分农村，广为流传着蛇祖的故事。蛇是村民的祖宗，祖宗牌位供奉的也是蛇的图案。其实，在重庆市，以蛇为祖的地方还不少。　　供奉着蛇　　这一习俗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在当地逐渐沉寂，时至今日已基本消失　　在巴南木洞镇，一些村民曾经供奉着蛇。　　自古以来，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不将祖宗牌位视为根本。它象征着后人对先人的追思和敬重，容不得外人有丝毫的侵犯。为维护其尊严，哪怕付出生命代价。如此神圣的牌位，怎么会是一条蛇的图案？　　“供蛇，确有其事。”赵世集，66岁，木洞镇水口寺村人。他称，在木洞至双河口一带，人们的确有供蛇的习俗，他年幼时曾亲眼见过多次。当时，哪家有人去世，后人便请来道士做法事，其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做牌位。牌位有两种，一是用木板制成；一是用白纸制成。但不管用哪种材质，它的大小基本相同——长约1尺，宽约5寸。待牌位的板子制成后，道士便拿出事先制作好的模子，像公章一样，沾上墨汁，印在牌位上。图案即是一条黑色的蛇。其中，有的人家会要求道士在牌位空白处写上逝者的名，有的连逝者的名都不写，便直接供奉在神龛上，让前来的宾客参拜。逝者下葬时，有的人家会将牌位一起带到坟前焚化；有的则留在家里，供奉起来。
印度有蛇庙、蛇村、蛇舞、蛇船赛，每年还有蛇节。祭拜蛇神是印度古老的宗教仪式，许多印度教徒会在蛇节那天给蛇神献上鸡蛋和牛奶作为供品。最近几年印度政府着力发展旅游业，全力挖掘本国古老的传统文化项目，而雪拉莱市因与蛇共舞了数百年，被印度人视为“蛇节”的发源地，故印度旅游部门将之列为重点旅游城市之一。每年8月份的蛇节，雪拉莱的市民不分男女老少，统统会不约而同到郊外去捕一次蛇，他们将捕来的蛇集中放置到一座古老的庙宇里“囤积”。吃过晚饭后，他们就会来到庙宇里，争先恐后徒手捉起一条蛇或数条蛇，步出庙宇外开始尽情狂欢，与蛇共舞。他们几乎人人手上都揣着一条蛇，有的人将蛇抱在怀里，不停地亲吻着；有的人将蛇缠绕在身上，大摇大摆地迈着方步，像是借以炫耀自己的胆大无比；有许多年轻的女性竟然把蛇系缚在肚脐间，当作美丽的“腰带”；还有一些小孩子，只穿着短裤，赤裸着的身体上倒挂着八九条红绿斑纹相间的小蛇……尽管众多人会被蛇咬伤、缠伤，但他们却引以为豪。这些人认为，被蛇咬、缠了预兆着今生今世无灾无病。
在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有一种有关蛇的吉庆活动--蛇船竞赛，犹如我国端午节的龙舟竞赛。竞赛点岸边椰树葱郁高大，铜锣、鼓声、号子声此起彼落，一艘艘蛇形船在进行着角逐。这便是喀拉拉邦河兰慕拉、乾帕库兰、科塔雅地区传统的欧南节蛇船竞赛的盛况。赛船的船头是一个生动的蛇头，吐着红色的长舌，60米长，高昂水面14米的蛇头吐舌翘起。蛇船竞赛在当地被看作是每个村庄的大事，因此都选拔强手参赛。参赛选手身穿白色衣裤缠白头巾，手持短划桨，每艘船上还点缀着或红或黄的伞。竞赛时，选手们整齐地分坐于船的两边，按船上歌手短促高昂、节奏鲜明的号子奋力划桨。刹那时，上百艘蛇船竞逐，水花四溅，号子声、呐喊声响成一片。如若胜利，全村人都要为他们庆功。
全印度信仰印度教的教徒约占总人口的83％，在虔诚的印度教徒眼中，蛇并非毒物，而是通人性的神。只要人无伤蛇之心，蛇就没有害人之意。外表威猛的眼镜蛇更是财神的化身，只要你善待它，并供它食物，命中一定会走好运。在印度许多农村都有香火缭绕的蛇庙，有些尚未生育的善男信女，为求得一男半女，对庙里供奉的蛇神更是顶礼膜拜
千百年来，印度一直活跃着一群耍蛇人。他们每天走街串巷，几个大小不一的篮子，一根笛子便构成了他们的全部家当。大多数人对蛇宁可敬而远之，而印度蛇人则把它们看做朋友。印度耍蛇人的祖上大都住在深山老林，形成自然环境让他们从小就习惯了与毒蛇为友。让一般人望而却步的眼镜蛇、蟒蛇在他们的指挥下，无不俯首听命。就算是不小心被蛇咬了，他们也会用草药迅速解毒。耍蛇行业也是一种“眼球经济”，在现代文明和科技的冲击下，古老的印度耍蛇业如今已呈现衰败的迹象。这一有千百年历史的文化艺术在1972年后成为非法活动。印度政府为了禁止蛇皮贸易，1972年后严厉打击街头耍蛇艺人。印度政府意识到一门千年艺术即将失传。为了保护耍蛇人，政府即将推出”耍蛇人培训“计划。参加过政府培训的耍蛇艺人将正式成为国家动物园的驯兽师，被冠以“爬行动物专家”的头衔。耍蛇人将向来动物园参观的孩子们讲解野生动物的趣闻和丛林生活。此外，政府将建立“耍蛇人专线“，为市民捕捉入侵忽然爬到家中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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