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_名家讲坛_历史人文_天津市河北区政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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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日
作者：董方奎
编辑：吴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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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胜利
　　人们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恶耗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但为什么中国得以参加巴黎和会，梁启超怎样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胜利作出努力，却知之不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爆发都是为了反对“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利权，这是一个历史事件的两个阶段，在促成这个历史事件的胜利发展中，梁启超曾作过巨大努力。　　论者一致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然而仔细考察，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取得划时代的外交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与梁启超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一、密切关注山东问题，并及时揭露日本侵华阴谋　　梁启超自日参与发动“公车上书”以后，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大旗，不断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并且特别关注日、德帝国主义争夺青岛及山东的丑恶行为，从而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　　日本自《马关条约》起即垂诞中国的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在列强的争夺中，德国抢先于1897年强租胶州湾及夺得山东的铁路修筑权、经营权，以及铁路沿线的开矿权、承办山东各项工程的优先权等，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使日本感到失望。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初，德国相继对俄、法、英等国宣战。这次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大战。战争一方为德国、奥国、保加利亚等称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等称为协约国。　　日本久已垂诞山东，见德国及英、法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正是侵略中国的大好时机。当时中国北洋政府见战争在中国领土不可避免，即于8月6日宣告中立，申明“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但是，由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日本侵略者根本不顾中国宣言，肆意侵略中国。就在中国宣告中立的第三天，日本军航已出现在青岛海面。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立即派兵2万多人在山东龙口登陆，更不顾中国的中立政策，压迫北洋政府军队退让。9月23日，英军在崂山登陆，9月-10月，日军相继进占淮县车站，济南东站，11月7日，日军在英军协助下攻占青岛，在青岛的德国人向日军投降。至此，日本霸占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元月，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铒，秘密提出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仅要求承继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而且要求控制南满、内蒙、中国沿海岛屿、湖北大冶等地的铁路、矿山、工商等经营权，并控制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等，又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武力威胁。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支持他称帝心切，竟于5月9日承认了日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　　日本以对德宣战为由，任意侵占山东及东北等地，并进而妄图灭亡中国，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反抗。欧战爆发及日本图我山东之际，梁启超曾几次去见袁世凯，要求中国对青岛德军作战，收回胶州湾，袁世凯却拒不采纳。　　当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并任意西进之时，梁启超、蔡锷等于10月2日在参议院第十五次会议上激昂慷慨地向袁世凯提出政治质问案，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质问中国军队在山东节节退让的原因。10月5日，参政院通过了梁启超向袁世凯提出的政治质问案，并请政府向日、英政府提出抗议。　　梁启超探知“二十一条”内容后，不顾病痛拍案而起，奋然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媒体，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解决悬案邪？新要求邪？》、《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呼》、《再警告外交当局》、《示威耶挑战耶？》等8篇文章，针锋相对地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种种谬论及袁世凯的卖国外交，进行了猛烈的驳斥、抨击和警告，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暴的英勇精神，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呼声，得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赞同，也使中国人民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二、倡导参加欧战，为出席巴黎和会赢得国际地位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梁启超领导发动的护国战争及全国人民唾骂中一命呜乎后，北洋政府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大权掌握在段祺瑞手里，黎元洪不服。由此，黎、段围绕参加欧战与否的问题展开尖锐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为了调解黎、段之争，梁启超于1917年元月从上海到了北京，向段祺瑞建议对德宣战，并希望段亲自带兵去欧洲。2月1日，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政策，扩大战争，凡是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一切船舰，均受到潜艇袭击，即使中立国船只也未能幸免，直接伤及美国利益。美国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绝交，并要求中国采取一致行动。段祺瑞接受梁启超的部分建议，决定对德参战，特邀梁启超于2月8日来北京，商讨如何取得总统之赞同。次日，梁又入总统府说服黎元洪，当日，北京外交部即发出对德抗议。接着，梁启超又进一步促使段祺瑞尽快对德绝交和宣战。黎元洪提出绝交、宣战均需经国会通过，借以拖延和反对参战。在梁启超的奔走下，北京外交部于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而黎元洪、康有为、张勋等人仍坚决反对，4月25日，段祺瑞召集亲信督军到北京，组成“督军团”，胁迫黎元洪及国会同意参战。但朝野上下，争言非是！纷纷指责梁启超。　　为什么反对参战的力量如此之大呢？除了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外，这要从欧战爆发后，中国朝野的政治心理状态谈起。　　欧战爆发后，梁启超即十分关心欧战各方动态，日本侵华的野心及中国朝野的畏敌心态。他曾主张“主立”，后来由于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了解，坚决主张参战。1915年春，他相继发表《欧洲战役史论》、《欧战蠡测》，及时指出这是一次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同时在《大中华发刊辞》中进一步揭露日本乘欧战之机，“饵诱”我中国“与之结特种协约而攫取统治权”的野心。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许多人惶惶不知所以为？“全国人心理几以中国必亡为前提”。为了拯救中国许多人的心理崩溃，梁启超从历史的政治的各个角度说明中国“不会亡，不易亡”，“吾国永远不亡”，中国人民必有“坚强之自觉心”。①并乘此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之际，大力“奖励吾之工商业”，“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但是，许多中国人仍然存在恐帝症和种种疑虑和悲观论，认为弱国无外交，担心“美不参战”、“德胜报复”、“日本乘机侵略”、“影响商务”、“影响民食”、“酿成内乱”等等，因而反对中国参战。由于当时梁启超是主战派的领袖，主张参战的呼声最高，因而也成为反战派的众矢之的，被“目为主动，斥为阴谋”。　　为了消除朝野众人的许多疑虑，梁启超于日发表了《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的长篇文章，讲明我国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其根本出路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的方面言之，“必乘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第二，从消极维持现状而言，非与我“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今日处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世界，虽强国犹“不能孤立以自存，更何况我中国”。近数十年来，我国之所以被动挨打，正是由于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如此长此以往，“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当前，必须消除各种担心疑虑，鼓起勇气、打破孤立、开辟外交新局面，以取得国际成员之资格，战后才能有一席之地。他统计，“若中国者必为战后世界问题之焦点”，如果不参战，自处“中立”，实则孤立，“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会议）列席不可得，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③　　由于梁启超的积极鼓吹奔走，利用段祺瑞的支持，又通过媒体宣传参战的必要性，解除群众对参战的种种忧心，使参战案得以成功。日，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对德宣战，世界惊动”，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梁启超与段祺瑞促使中国参战，其背景、目的及运作结果都是不同的。梁启超主张参战是为挽救民族危亡，打破外交的孤立局面，为争得国际地位而努力。而段祺瑞参战动因，内则为争夺权位，外则受日本帝国主义笼络，不惜出卖主权，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失利埋下炸药。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深感不能与段祺瑞共舞，于1917年11月辞去内阁大巨，并宣布脱离政界。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掌握北洋政府实权，不断向日本借款，使日本控制中国东北、内蒙、山西等地的大量权益。特别严重的是，日本以聘请日人训练中国“参战军”为条件，于日由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签署的《中日参战借款合同》，借给中国2000万（日元）。当时，章宗祥与后藤交换的秘密公文中承认“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路“归中日合办经营”等。这实际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成为后来巴黎和会上日本企图霸占青岛及山东的借口。　　三、为争取中国在巴黎和会中胜利所作的努力　　中国参加欧战后，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商界的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热情。中国参加欧战之时，正是欧战疲困、难民饥荒丛生之时，中国政府工商界献出大量侨工、粮食、原料等急需物资支援欧洲俄、法、英等协约国。南方张骞“发启损米百万石赈济欧洲”，北方“熊希龄则有以大量面粉运俄放赈之事实。④据《申报》记载，“华工之赴欧为英国政府效力者确数为10-15万，成绩甚佳。威海卫之华工队机敏勤奋，为人共知。”⑤为了支援欧战，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都成立“欧战协济会”，进行募捐，支援协约国。同时《申报》又载：“美国有电致驻北京公使，华人此次对于协济会助力颇多，美人甚为感激。又报告中国所认损款数已有六七万元。”美国原拟在华募捐十万元，超过计划的七倍，日本当时损款30万元，中国损款超过日本一倍，可见华人对支援协约国的热情之高，“以表慈爱协约友邦前敌军士之真挚”。⑥也得到欧美人民的好评。　　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捐助协约国并得到好评，此实得力于梁任公提出“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之外交政策”。○7　　日，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普天同庆。北洋政府宣布放假三天。我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从14日起连续三天举行隆重庆祝大会，提灯游行。15日，北京三万人齐集天安门、举行阅兵式盛大庆祝会。庆祝“公理战胜强权”，欢呼万岁。徐世昌并在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　　早在这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讲中提出“和平解决”的十四点建议，并于10月底在巴黎召开协约国预备会议。由于胜利的迅速到来，要求协约国立即派代表去巴黎。北洋政府在庆祝大战胜利之日即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随后又命驻英、美、比诸国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和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为代表出席和会。首席代表为陆征祥、王正廷。当时，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和林长民向总统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成立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以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为理事长，熊希龄、陆宗舆、孙宝琦、李盛铎、王宠德惠等14人为委员，负责巴黎和会外交事务。总统府顾问林长民建议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同时，梁启超与外交委员会林长民、汪大燮讨论了包括收回租借地和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维护中国主权的外交方案。⑧　　日本得知梁启超将赴巴黎，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宴请梁启超和林长民，试图探听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意图。当谈到胶州问题时，梁启超郑重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之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不同意这种解释，但又不便说清楚。梁又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几年，我以为要亲善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⑨这使芳泽尴尬万分。梁启超这次与芳泽的谈话成为以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应直接由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论据。⑩　　日，梁启超应张謇之邀，在上海国际税法平等会议上发表演讲，他首先讲到国民外交的重要性及协约国作战之意义，国民外交“必以国民之利害为前提”，协约国之战，是为“正义仁道”、“永久和平”而战，“为新纪元之进步”而战。第二，说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之方针。“在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关系”。其要在“不使中国为日后战争之媒”和“中国应有自由发展之精神”。具体要求为“打破势力范围”，收回胶州威海等租借地及“分占之铁路”权益，取消庚子赔款及协定关税等，使中国外交立于平等的“自由竞争原则之下”○11　　日，梁启超乘日本“横滨丸”离开上海，随行有军事家蒋方震，政治学家张君劢，科学家丁文江等七人。次年2月18日抵巴黎。　　总统府顾问林长民为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长期追随梁启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当外交委员会成立时，他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相呼应”。○月16日成立于北京，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日常工作由熊、林、王三人经理，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会员百余人，在全国许多大城市设有分会。会员都是社会名流，在巴黎和会期间与梁启超函电交往，抵制妥协派，坚持拒签和约及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都起了重要作用。　　四、在巴黎和会的会外活动　　梁启超在即将启程赴巴黎之前，应北京协约国民协会之邀请发表演讲，首先讲到协约国对德奥战争胜利的意义是“正义”战胜“强权”。今后中国将“偃武修文”，“引入外资，发展富源”。今日“协约”、“联合”是“为自由平等博爱之协约与联合，为爱好和平重公理之民族之协约与联合。中国今后必积极参加国际联盟，追求世界大同。他说：他去欧洲就是为了：“吸取此互助之新精神，领略此世界之新文化也”。○13这完全是一派理想主义的言论，游欧归来后他才知道他去巴黎的目的原来是“做些正义人道的美梦”。○14　　梁启超去巴黎后，“无一刻安暇”，积极开展多角度的外交活动。　　1、积极从事社会宣传及国民外交，讲明中国对巴黎和会的要求。　　梁启超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最负盛名的宣传员”，“在海内外华人中有众多的追随者”。梁启超到巴黎后即受到法国政府及巴黎报业的重视和最高礼遇。法国政府通过自己设立的“万国报界俱乐部”邀请各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演讲，先请美国国务卿兰辛、英国外部大臣巴尔福，希腊首相维尼紫罗等之人到俱乐部演讲，第四则邀请梁启超以“报业同业”名义赴巴黎最为豪华的俱乐部演讲。　　梁启超初到巴黎、日本人即扬言于报纸，说山东事已完全由中日两国政府接洽谈妥。梁启超则郑重声明，绝无此事。这次梁启超的演讲会议没有邀请日本人。临时有五位日本记者自请加入。当梁启超讲到要求归还山东问题时说：“若有别一国要求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满座几百人都拍手了，○16那五个日本人却低头无语。　　为了说明中国对巴黎和会的要求及态度，梁启超又急撰《世界和平与中国》○17翻译成英、法文字广为散发，又发表《国际同盟与中国》，○18这两篇文章讲到中国被侵略瓜分的严重性，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宗旨及今后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梁启超首先讲到欧战结局的教训：“其一，凡国家以强力或诈术攫取不正当之权利者，其权利决不能永保。”其二，“凡一民族置于不自然状态之下，被外力遏其自由发展者，终久必惹起反动、为大战乱之源。”第二，“断言中国问题为今后世界第一重要问题”，中国被压迫之国际关系必须改变。“无论压迫程度酷烈至于何等，终不能致其国家于灭亡，致其民族于分裂”。若不解除压迫束缚，中国人民必将“卧薪尝胆”，“自立于世界”。第三，提出解除压迫中国之方案：废除势力范围；实行门户开放，希望各国资本自由来投；撤废租借地及逐步撤裁领事裁判权；废除协定关税，要求退还庚子赔偿以充实教育经费。　　为了求得上述问题之解决，梁启超在巴黎还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争取国际支持力量。　　2、充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不断会见中国代表团成员，贯彻中国人民对和会的要求，研究和会进展情况，商讨对付日本的外交策略。　　3、密切注意和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讨论动态，及时通报国内，提出对策，坚持拒签和约，争取胜利。　　五、为扭转中国不利形势所作的努力　　巴黎和会在日于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英、美、法、意、日及中国等31个战胜国（包括英属殖民地），会议代表：五强国各5名，其他各国3-1名不等，中国代表2人，共69全权。名义上由31国代表议决，实际上由五强10人最高会议决定后交各代表议看，特别重大的事件由美、英、法“三巨头会议”决定。和会议题40多个，“中国日本间山东权利问题”被列为“丙、友邦相互争议问题”。○19讨论有关国家问题时，这类国家才能派二个代表列席参加。会议内容严行封锁。　　巴黎和会开幕后，中日代表在“10人会上即围绕德人在山东权益归属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日本代表牧野提出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代表顾维钧严辞驳斥说“后来中国对德宣战，中德条约宣告废止，情况已有变更，日本根据中德条约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当然不能认为有效。青岛、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附财产，都应归还中国”。　　4月中旬，中国代表又在和会上提出废止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外国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以上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两次内容，都与梁启超充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后，在北京、上海、巴黎的谈话和发表文章的内相一致，可见，梁启超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影响。　　此后，中日代表进行了激烈争论，日方代表之态度极为蛮横，他们强调“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之约，关于铁路，亦有成约”，应该由日本继承。中国代表则反驳说，中日间密约，中国系被迫而定，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由和会作最后之审查解决。　　会后，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压力，2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说，“中日两国正谋亲善之实现，更不应有何误解，盼望我两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场中，勿再生何等之误会”。○21　　日本政府的强横及中国政府的软弱妥协，使全国舆论十分愤激。　　梁启超得知1918年9月的中日密约及此刻北京政府的软弱态度后，非常气愤，于3月中旬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并转呈大总统，报告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电文说：“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日下竞争之点。查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9月间，德年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机，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宛惜”。　　4月8日，由于山东问题形势不利，国内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温宽致《梁任公先生电》，并附请愿书，请梁启超为该会代表，“鼎力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要求交还青岛等七条，“俾达目的”。　　此后，中国代表在会下进行了若干活动，都无效果。英、法、意、俄在月间曾对日本达成秘密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既得权益，在和会中不反对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4月16-17日，美国曾在“五人会议”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暂交五国共管，又遭日本拒绝。日本不仅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段，而且蛮不讲理，扬言如不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拒绝在和会上签字。自此，威尔逊也准备对日本让步，和会已注定中国的外交失败，山东权益不保。山东为京津咽喉，山东不保，北京亦不可保，形势十分危岌。　　梁启超探悉和会恶耗后，深感青岛山东问题的紧迫，必须及时通报北京，力图挽救。4月24日，梁启超急电北京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23　　林长民得知上述电文后，按照梁启超的要求，立即通过外交协会电达巴黎中国全权决不签字，并呈总统徐世昌同意。林长民等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连夜起草三份文件，进行抗争。　　首先，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于5月1日再电巴黎•他在致四国首席代表威尔逊等人的电报中说：“德国在山东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中国由历史的神圣之山东省逐出德人，而让日人侵占，中国又何故而加入协约国耶？此次和平会议究竟是为公里而来乎？抑为强权而来乎？中国人民不承加害中国人民的密约，“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诉诸世界之舆论”。　　同时，林长民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诸公说：“闻日本代表以中国密约为依据强据青岛及山东铁道等，”“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望诸公“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24　　第三，林长民在激愤中用血泪疾书《外交警报告国民书》，发表在《晨报》上。因此文简短，内容丰富，资料难得，特全文转录于下：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　　林长民　　“昨得梁任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25　　国民外交协会及林长民的上述三份文件，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勇气和决心。他愤然振臂呼吼：“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亡国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六、“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最后胜利　　4月中下旬，在国内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小城市，以名流精英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的广大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余火正炽，又出现反对日本霸占山东的高潮正在酝酿之中。随着巴黎和会传来的恶耗，以北京学生为首的青年们，不断集会，电致巴黎中国代表，拒绝日本要求，山东人民对日本的强横及北洋政府卖国行径尤为痛恨，4月20日，10余万人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致电巴黎代表团，表示力争山东的主权。○26由于和会不利中国的消息陆续传到中国，人们深感青岛问题之急转，群情激昂，使反对日本侵略的火山待发。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却被人认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欺逼无已，辱我太甚，忍无可忍，怒不可遏。梁启超从巴黎传来的“外交警报”及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不啻向火山顶上炸开一个缺口，使反对日本侵略的运动走向新的阶段。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决定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的密约”；决定5月7日即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谍的那一天为“国耻纪念日”，决定该日下午在北京中央（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27同时，5月2日，北京外交协会理事蔡元培将巴黎和会恶耗带到北京大学，3号下午北大全体学生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议决4日即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生界大示威。“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中国蔓延开来。一致要求“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终于形成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及商界的联合行动，日本、欧美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行动，“拒签和约”，“收回山东”，形成全球华人的爱国反帝运动。　　4月29日，美、英、法三国作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在天下华人同声抗议的高潮中，北京政府屈于日本压力竟于5月31日及6月9日先后秘密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激愤。林长民又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28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的在巴黎和会阴谋终于破产。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达到侵占山东的目的，野心不死。日，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这一罪恶阴谋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3月5日，梁启超从欧洲回归上海，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当即发表谈话，坚决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他说：“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23日，《申报》又发表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谈话，他说，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实际上是中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今日中国若放弃前功，有辱国家人格，必须抱定“拒绝直接交涉的决心”。○29　　梁启超对日外交的主张及呼声，坚定了中国不与日本直接交涉青鸟及山东问题的立场。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为解决巴黎和会的悬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意及中国、日本等9国。此期间，中国人民再次掀起游行抗议，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发表《关于山东悬案的宣言》，梁启超也发表谈话，提出“山东权利应无条件交还”的强烈要求。日在华盛顿会议上终于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除淄川、坊子、金岭镇各矿山由中日合办外，中国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全部权利。　　结语　　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爆发的近因和历史渊源都有直接的关系。梁敦T在《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说：“林长民所发布的新闻有无上的魔力，五四学生示威就是他掀起来的。”○31而林长民的新闻又是在接到梁启超自巴黎传来的恶耗及提出对策后发布的。梁启超4月24日给林长民的急电成为促发“五四运动”的引火线。同时，梁启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自“公车上书”以来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的不断揭露和一贯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彻底地反对日本侵略，特别是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使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的侵华野心抱有强烈愤怒情绪，从而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装满了炸药。“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极大地促使中国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的最后胜利。　　梁启超倡导并力主对德宣战，使中国得以对欧洲协约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得到好评。从此，打破了弱国无外交的迷信，促进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振奋，改变了中国外交史上被动挨打和丧权辱国的局面，使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成为第一批国际联盟成员，开辟了我国外交的新时代。　　梁启超在与日本交往及外交事务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国格和他自己人格风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与日本的众多友人亲如兄弟，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坚定顽强势不两立。他在收回青岛及山东权益上，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又不畏敌人的威胁，坚持原则和拒签和约的精神，极大地武装了中国人民，并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向敌人，为争取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胜利立下了首功。　　注释：　　○1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文集》（台湾版）之三十，第78-89页。　　○2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第75页。　　○3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五，第4-13页。　　○4刘太希《记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3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5《申报》日《西报纪在欧华工成绩》。　　○6《申报》日（十）《欧战协济大会记》；11月18日（七）《欧战协济大会记》。　　○7刘太希《记梁任公》、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33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　　○8叶景莘（国民外交协会外交干事）《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和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06-1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　　○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39页。　　○10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11《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第163-166页。　　○12叶景莘（国民外交协会干事）《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　　○13《梁任公在协约国民协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第167-169页。　　○1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85页。　　○15《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772页、777页。[澳]骆惠敏编，刘桂良等译，知识出版社，1988年。　　○1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83-84页，《和会琐记》。　　○17《晨报》日-17日连载。　　○18《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第161-166页。　　○1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63-70页。　　○20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五册，第18页，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21彭明编：《五四运动史》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2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申报》日。　　○24《晨报》日，《申报》日。　　○25《晨报》“代论”日。　　○26彭明编：《五四运动史》第258-25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27彭明编：《五四运动史》第264-26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28叶景莘（国民外交协会外交干事）《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1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　　○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99、9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年）第361-367页。　　○31《传纪文学》（台湾）卷七，二。&&& 作者简介：董方奎&男，1929年5月生，湖北松滋市人。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此后，在华中师大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多次出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长期致力于梁启超及近代社会政体转型模式之研究，发表一系列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出版学术专著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护国战争》、《旷世奇才梁启超》等80余万字，参与主编，编写《中国史学千题》、《简明中国近代史》、《湖北通史》、《中国行政史》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要有《论戊戌变法的策略错误》、《梁启超为什么放弃美式共和政体》、《简论梁启超民主进程渐进论的科学性》、《近代民主政治的超前构想》、《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发表于台湾最高学术刊物《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及《华中师大学报》，其《君主立宪制与现代化――为康有为“保皇”一辩》在1993年“康?梁及维新派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先后刊于台湾《丘海学刊》、《华中师大学报》及《戊戌后康梁维新派论文集》，又发表《梁启超近代中国精神之父》，在《安徽史学》发表首倡《应该为梁启超摘帽平反》的文章。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是我国迄今发表有关梁启超论著最多的学者之一，在史学界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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