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庄子的思想，精神和他们理论的核心有什么区别？_孔孟之道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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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孟子，庄子的思想，精神和他们理论的核心有什么区别？收藏
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仁义&&
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继承和发展了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的，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是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
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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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法师，你让我多学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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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
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鲁（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家世与生平 
孔子是鲁国人，其先祖乃宋国贵族，为商人后裔。如果把传说与信史结合起来，子姓孔氏有着显赫的世系。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娀氏之简狄生契。契的后裔汤建立了商王朝。周灭商后，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微子启传位于其弟微仲。微仲后四世弗父何让国于弟，为宋卿。弗父何后四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为孔氏。孔父嘉后三世防叔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名纥字叔梁）。 

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72岁时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见到麒麟。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防山。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孔子抚养成人，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打听到父亲葬处，将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伋，字子思。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2]，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周时尺寸，大约1.76米，一说1.83米），被称为“长人”。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他受过季氏家臣阳虎的欺侮，不过也做过季氏的委吏和乘田，管理仓储和畜牧。 

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 
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孔子与中华文化 
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从此和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赶走，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由于齐相国晏婴的反对，孔子几年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绝粮，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5年后，孔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和他的弟子，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约前385年—约前304年），名轲，其字不详，有说字子车，有说字子舆，均不可信。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山东邹城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 (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身后荣辱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孔子把儿子背在背上,而孟子把儿子顶在头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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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领域专家孟子的学说与孔子有什么不同？_百度知道
孟子的学说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易孔孟之道啊诗、春秋大学、书、礼、中庸、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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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并将其学说扩展到更广的方面.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孔子与孟子学说之异同一、孔子学说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说过：“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韩非是研究过孔子及孔门各家学说的，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战国时代几个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礼”；子夏居魏地，为魏文侯师，他是传经大师，又和法家关系密切。看来，他们同是儒家。同传孔子之学，但各有侧重或创新。战国以后就更是这样了，像董仲舒、程朱陆王，他们的学说距孔子的原始儒学尤远，尽管他们都自称孔门嫡传，都表示虔诚地拜在孔子的门下。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列子》记杨朱的话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一是《春秋》。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这部书对于孔子来说与其他经书大不相同。孔子自命为“继周者”，且自命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礼就寄托在《春秋》里面。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转述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时通过修《春秋》以拨乱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二是《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三是《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四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后学追记下孔子的一些语录，片言只语在所难免。凭书籍研究孔子，由于根据不一，理解各异，见仁见智，发生争论是极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孔子所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呢？孔子生当春秋末期，周王室已衰微，成了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礼废乐坏，旧的等级名分被破坏，宗法秩序被搅乱，尊王之风殆尽。这就是孔子所谓‘乱臣贼子”的时代：天子失政，诸侯互攻，大夫争国，私门斗公室，弑君弑父之事时有发生。孔子所亲见亲历的就有：周王子朝攻逐敬王；鲁季氏逐昭公，阳货囚季氏；卫灵公父子争国，太子蒯聩出走，后来又是蒯聩与其子蒯辄争国；齐崔抒、陈恒先后弑君；楚平王弑灵王；吴阖闾弑王僚。此外，各诸侯尚有不少篡乱。《春秋》二百多年就记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三”。其时还出现诸多“百工暴动”，就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在郑国就有耕奴为“盗”，太叔兴兵，尽杀之；鲁国有匠人“皆执利兵”，进攻公室；晋国人民不服从国君的命令，听到命令就像遇见强盗似的纷纷逃走；齐国由于公室加重剥削，人民受不了饥饿，纷纷逃到待遇较好的陈氏家中去，等等。这些事件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动，即所谓“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种情况在旧统治者眼中自然是礼崩乐坏，“上下失礼”。礼制被破坏，是当时统治者最头痛的一件事。“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一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旧统治者自然要竭力维护礼，力挽礼的颓势，使反叛作乱者复归于礼。其时，法家学派尚未形成，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已提出不能单纯靠“礼治”，也要有点“法治”。所以，郑国子产制刑书（有条文的法律），邓析制竹刑（竹法）。接着，晋国的范宣子铸刑鼎，把贵族秘而不宣的法度公之于众，这种行动在当时有利于“私室”而不利于“公室”。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礼、法之争。有人对这场争论采取超然的态度，如管子。《管子·枢言篇》说：“法出于礼，礼出于俗。”意思是，俗间的习惯便是礼，礼加上强制力便是法。孔子则明确地站在“礼治”的立场上而反对“法治”。他认为“法治”就是破坏了周礼，他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按：晋国最初受周封的君主是唐叔，他从周天子那里带来了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对于范宣子的铸刑鼎，孔子表示十分不满，所以说话颇有些慷慨激昂。孔子是不是完全否定“法”呢？也不是。孔子有几句格言式的话：“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是主张“齐之以礼”的，因为在他看来，“礼者禁于将然于前，而法者禁于将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篇》）。就是说，礼能事先禁止不法行为的发生，法只能在不法行为发生后消极地予以惩罚。这就是孔子主张“礼治”而反对“法治”的主要理由。我以为，从这场争论可以引出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或中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政论家和大伦理家，也是大教育家。他的学说以政治和伦理为主，是积极用世的，竭力为统治者立言。他的学说，礼、乐、仁、义均包含于其中。礼、乐属于制度、名分范畴，仁、义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礼、乐、仁、义四者当中，孔子究竟以何者为重，即以何者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呢？对这个问题，现代学者看法各异，取舍不一。郭沫若取“仁”，范文澜取“礼”。其他学者也是非“仁”即“礼”，或者如蔡尚思昨日取“礼”今日取“仁”，昨日取“仁”今日又取“礼”。有人甚至说，孔曰“仁者人也”——这就是“人的发现”，这个发现要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云云。此外，关于孔子学说的主旨，还有“仁礼统一”说，“忠君”说、“仁恕”说等等。若问我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是：孔子之学以礼为首。孔子本人的论述甚广泛，针对不同问题所说的话，其侧重点往往不同，“贵仁”也是事实。但是，就孔子在他那个特定时代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来说，我以为，提出孔子本人的学说的着重点在“礼”，孔学主要是礼学这个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说孔学主要是礼学，并说明孔子如何处理礼与仁的关系。二、孟子学说儒家独尊地位确立之后，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它都不曾动摇过，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和当代社会动荡时期，它却遭到了不公正的诋毁，之所以这样，与其学说思想当然脱不了干系，其中还包括时代因素的影响。身为儒家生力军的孟子，其学说曾倍受推崇，围绕其提出的“仁”之学说，学界的探讨相当之多，这些论说精辟也不失公平、客观，但亦有以偏概全和溢美之嫌，时代的发展给我们反思孟子学说和这些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仁”之始末和概念辨析 最先阐释“仁”的并非孟子，儒家开派始祖孔子对“仁”就有不少宏论。“仁”在孔子时代仅构成一孤立概念，“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诸如此类，皆以一“仁”字抒发其思想，很少另用它字与之匹配，这点从下面的引文也能看出。 孔子之“仁”内容极其宽泛，多为个人品德（品性）修养问题。《论语》开篇《学而》即有“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似乎“仁”之根本在于“孝悌”，此说即便有不当之处，但孔子对“仁”的论述不少是由此而阐发开的。同章又言“巧言令色，鲜矣仁”〔2〕，“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从以上言论可以看出，“仁”在孔子的眼中是一个如何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的问题，与《大学》一再言及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有相契合之处〔3〕。 孔子这一思想尤其凸显在回答“仁”为何物问题上，其弟子就“仁”曾多次提问，但孔子的答案从不相同。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随而问具体做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对“仁”的一种解释，就颜回本人而言，“仁”就在于“依礼行事”，步骤如何孔子说得一清二楚，所以颜回马上回答说“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4〕。显而易见，这里的“仁”是个人品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强调的是个人行为准则，即修身问题〔5〕。樊迟曾三次问“仁”，孔子在《颜渊》中曰“爱人”；《雍也》中云“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子路》中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可见“仁”之意义因时而异，虽然三次回答各不相一，但其主旨却还是告诉樊迟做人的道理，即如何达“仁”。孔子曾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恭，宽，信，敏，惠”〔6〕，这里仁与道、德、艺、恭、宽、信、敏、惠是同等的，而这些在孔子的言论中都是个人修身目标。 谁能做到“仁”的要求，便可称为“仁者”，所以孔子对“仁”的解释还有“仁人”的意思，“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7〕，这一点似乎用不着多举例。“仁”的难易如何？对孔子而言，“仁”似乎轻而易举，“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8〕。实际情况如何呢？《公冶长》中记有孟伯武问孔子子路、求、赤是否做到了仁？孔子回答“不知道”，随即解释说“由（子路）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知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可见并非易事。 孟子对“仁”的论述远没有孔子繁杂，单独使用“仁”的情况很少，更多的是用“仁义”、“仁政”、“仁术”之语，“仁”成了一个修饰名词，其主体意思也似乎发生了转移。经过孟子的发挥后，“仁”的含义有了明确指向，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它，也能加以总结和概括了，这就是学者为什么对“孟子仁学”谈得更多的原因，也是将其“仁”多局限于“仁政”的缘故。 其实孟子之“仁”，仅“仁政学说”是不能加以概括的，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仁”即学者们所言的“仁政学说”，广义上的“仁”还有“仁人”、“个人修身”其它意思，这也是孟子对孔子学说继承的地方。就后者而言，在孟子的论述中占有一定比重，“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9〕；这是孟子对“仁人”的厚望，“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10〕，这是孟子对“仁人”的崇仰，对孔孟而言，仁者是无敌的。“仁，人心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11〕，这又强调了个人的修养问题，“仁义”即是孟子一再言及的个人行为准则。“仁之实，事亲是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而尧、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12〕，显然这是对孔子所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的认可与赞成。孟子对孔子的承袭之处尚多，此不多赘。 如果孟子仅继承而闭门造车，其影响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他没有将“仁”僵化，而将它用之于政治，即而产生了狭义上的“仁政学说”，这是学者们一再发表论说的地方〔13〕，也是我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二、“仁政”学说的反思 “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主体，不仅有完整的体系，而且在当时还有实践的可能。有学者认为其“仁政”的哲学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仁政”是合乎人性的，和人与生俱来的善性是分不开的〔14〕。这一结论能否成立，不置可否，但有质疑之处，荀子虽持“性恶论”，但他对“仁政”并不完全持反对意见，况且人性数千年而不变，但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变。人性如何与政治理念能否拉上关系且待论证，如果仁政是“性善”的结果，那么它肯定是空中楼阁，仅被当作一种理想而已。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完整不是表现在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孟子至少谈到过它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基础。前者即井田制，《滕文公上》对此有详细记载，滕文公使毕战问孟子关于“井田”之事，孟子云“子之君将行仁政，夫仁政，必处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此其大略。具体细节还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如此“则仁人以为已归矣”〔15〕，百姓依之如水之就下。“不违农时”乃“王道之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矣”〔16〕。井田制的实行，可以得民众，可以招仁人，从而可以实现王政（仁政）。 孟子仁政的政治基础也可说现实基础即民本思想，这一点是学者们谈论的比较多的，此仅稍作补充。孔子体会更多的是“礼乐制度”的崩坏，恢复“周礼”是他解决政治和现实问题的关键与终极目的，历史证明他的努力只是一场闹剧。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战国时更加剧烈，如何在战争中取胜，在争霸中保国，这才是当时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诸子立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下恶乎定？定于一”〔17〕，这是诸子百家的共同心愿。孟子憧憬西周的王政，但不能仍停留在孔子的方法上，必须对孔子所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方法与途径加以改进。孔子有“苛政”之说，也要求当权者“使民以时”，也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8〕。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礼乐”追求的扩充，是对孔子“苛政”、“德政”的发展。 孟子“仁政思想”内涵可谓无所不包，有学者曾分三个方面作过总结，经济方面有制民之产、薄其税敛、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其目的在于富民，有王天下的物质基础；政治方面要求以身行道、宽猛相济、与民同乐、选贤举能，这是仁政的直接成果；教育方面主张礼治德教〔19〕。这一总结基本上将孟子的“仁政思想”概括齐全，此外，孟子强调战争中对被攻占国也要实行“仁政”。孟子“仁政思想”内容虽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之广，这并不表示其学说高深莫测，相反，孟子认为任何执政者只要愿意，都能实行他所说的“仁政”。梁惠王初见孟子即言何以利其国，孟子对之以“仁义”，后进之以“王道”，即“仁政（王政）”，行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0〕。《滕文公下》载万章担心宋以小国行王政，而“齐、楚恶而伐之”，孟子则对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虽然孔子和孟子不遗余力宣传游说，但“德政”与“仁政”在当时的影响极其有限，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反思的余地。孔子强调的“礼乐”是时尚有法律职能，而不仅仅是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德政”更是要求“礼、刑、德”的综合运用，其规范性也具有明确的指向——西周的太平盛世和周公制礼作乐的社会职能。后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礼乐”的概念和指向逐渐被缩小，其社会功能也逐渐被僵化，如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旨》中论儒家的特点就是如此，重点仅强调儒家的等级制度而不及其余。所以孔子的“礼乐”逐渐失去了即有的法律功能，演为要求人们强制遵守的礼教，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对女子的歧视与束缚，更是对“礼乐”最大的曲解，“礼乐”不再指向社会，而针对个人，一定范围的个人。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来的，在孟子看来实施“仁政”在战争动荡时期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当然这一“学说”也没有最终实现。然则何以儒学“仁政思想”又经久不衰？“仁政学说”的道德含义，正是孔孟之学经千年而不灭的原因之一。在一统太平时期实行“仁政”能出现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里，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结果，而乱世则是暴君带来的恶果，皇帝的好坏即谁勤于政事，替天下苍生着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人治始终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坏直接表现便是道德的评判标准，孟子的仁学便只是对执政者如何要求，其具体施政内容也多为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规范与教条，仁义礼智，虽强调个人的修身，却正好是对个品德的修养，而不是对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便产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对官员的执政公平与公正，依法与道德的差别则偏向道德的要求，《云梦秦简》《语书》中曾一再强调“依法”，说明在我国专制早期，曾有一个好的开头，但却没有被继承与发扬，毕竟道德对人性来说，更显眼也更容易让人理解。而这正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后果，虽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劳，但其始作蛹却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干扰，而儒学又千方百计把道德作为其一个重要内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为治国的依据，《春秋》决狱本身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对时代的一种静止理解，所以汲黯对汉武帝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言论，道德的评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与掩饰性，法律讲求唯一性和公平性，道德却参与了人的感情与同情，这也是孟子人性善论的基点。 “仁”与政结合便是“仁政”，主体偏向于政治范畴；与礼、义、智结合则是个人修养问题，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是个人自愿的行为而不具备强制性。德治与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来都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实处，而不流于形式，当然有它的作用。今天治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党有一系列的原则、纲领、宗旨，如果这些都能真正贯彻，当然利国利民，而一旦出于形式，便一无足观
孟子将孔子有关与任的学说发展为仁政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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