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英珊：癸酉年三部长篇小说及缩写《金瓶梅》内幕四章
癸酉年三部长篇小说
1993年6月，同时有三部大长篇上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荷殇》（曾用名《潘金莲野史》、《潘金莲情结》），492000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忠实的“民族的秘史”《白鹿原》，496000字。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贾平凹的“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废都》，400000字。我认为这是当年的三部奇书。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及主流意识形态中，三部书各显示了自己的另类特质，包含了反传统的叛逆性，合力摇动着旧秩序。《荷殇》旨在重塑潘金莲的文学形象，促进《金瓶梅》解冻。《白鹿原》以赤裸的人性复调多元的社会生活，涤荡了唯心的阶级史观。《废都》则以古典式的纵慾反新时代的禁慾。我认真地读了作家同仁的两部奇书，认真地思考了许多问题。其中最让我感慨的是文化官场对《废都》这部“黄水”不可思义的异常态度。《废都》首印20万册，盗版蜂起，遍地开化，饱和了社会的文化空间。这与1985年、1988年对《金瓶梅演绎》、《金瓶梅故事》的两次大讨伐、大焚烧比较，对满目淫秽的作品，遍地开绿灯放行；对滤掉淫秽洁而又净的作品，却是亮红灯禁行。你们堂堂的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主宰者，是被《废都》吓昏了头，还是醉迷了心？不可一世的扫黄英雄们如何都成了蝗虫？是也非也，无是非也！这是研究病态的文化官场思想腐败、丧失科学精神的最鲜活的材料。
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家函授班笔会上，曾对李国文先生说过：“《废都》不新不美。”李先生不表态，比我有城府。《废都》命名虽出奇之好，但它是一口没有掘到涌泉的井，作者的废都意识不清晰，这是不深；其不美，当然是那些毫无诗性的陈词滥调的笔墨放纵的自然主义的性交文字，乃文学的低姿式。总之，作品触及了一个非常有意义、也是很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作者全部才情的结晶。《废都》追随《金瓶梅》演性，激活了畅销却消弱了思想该达到的深度。
我极不满意的是文化官场的态度。刊发《金瓶梅演绎》的《剑魂》杂志和《废都》都与西安这个地方有源有缘，从《剑魂》被废，到《废都》不废，似乎互为映照和参照。两书遇到的都是关乎文学作品中所谓秽笔造成“精神污染”问题，《金瓶梅演绎》系无“秽笔”的洁本，而《废都》是恣肆挥撒又洋洋大观的“秽笔”。果有“精神污染”，“罪”也尽在《废都》，它在全国发行近乎疯狂，“秽笔”席卷大陆，在文化官场的媒体上也没见非常严厉的禁封讨伐甚至焚烧，更没见哪一位新华社记者写《国内动态清样》送到政治局兴师问罪，我倒担心因《废都》“秽笔污国”猖獗地对当代新国民进行全方位的“性骚扰”扫黄不利，国家图书局局长会被治赎职罪。国人都清楚，后来的禁罚与批评，已是文化官场的强弩之末，说得不好听，是不得不作的官样文章了。真是乱世出怪象，事实上国家出版总署并没制止住《废都》的传播，卫道者对“污秽宣淫”的《金瓶梅》恐惧又仇视、杀伐又警惕了几百年，竟被一部当代的《废都》取而代之，任其“淫”，任其“荡”遍了中华。莫非文化官场人、各地扫黄键儿们尽数昏睡了吗？面对“可怖可耻”的作品，出现了可悲可怕的缺席！较之五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版《金瓶梅故事》时，国家图书局局长杨牧之式的那种锐气和胆量，那种凶狠和凌厉，那种疯追和冷酷，似乎不见了。我想，这是扫黄吗？一部《废都》风靡中华，是对残酷禁压《金瓶梅》的无情嘲讽，使禁《金瓶梅》前功尽弃不说，更是狠狠搧了国家图书局的耳光，在召示天下：再禁《金瓶梅》已毫无意义，欺世盗名，颠倒黑白，僵化教条，乃国家机关的头等腐败！文化官场的图书出版总管贻笑国人，有谁反思过，公开忏悔过？我们的官场不怎么习惯公开承认自己的失误或过错，即使凡人都看得入木三分透了，仍是摆着臭官架子，依旧是一副治人的居高临下的冷面孔。《废都》闹中华，冲破传统大忌，贾平凹虽也惶惶，毕竟是气吞山河了一回。我伤痕累累，暗气凝滞，结为愤石，摩挲有声：文化官场这架权力机器，不是充满创造性与科学性的朝气蓬勃的引擎，整部机器不过是“大禹之父”，只会堵水而已，难博得世人的尊敬，我对“大禹之父”偏不仰视。
有一次，来自陕西的几位作家，在《人民日报》参加学习班，结业后我们约会。谈起《废都》，都说《废都》是中国的奇迹，贾平凹是个文曲星，再强悍的扫黄大军，对他也无可奈何，《废都》不遭雷殛是遇到了好时运。有一个作家说，我那部《金瓶梅故事》本来是干净的，就是因为文化官场是尊命的衙门，他们执行的是从封建皇帝那里传下来的禁令，皇权意识浓重的人治社会，到处是尊命之官。那壶水分明是煮得哗哗啦啦了，你不敢说是开水。《金瓶梅》老牌禁果，祖宗传下来的淫魔恶兽，驯化工具，供子孙代代讨之诛之，警之戒之。你无论怎么净化都无用，宁可容性戏泛滥的《废都》横行，也不让你净化的《金瓶梅故事》迈出方寸。我说，这正是文化官场的愚蠢。有几人洞悉了《金瓶梅》的精华？那浩浩荡荡的扫黄大军，那道貌岸然的文化衙门，他们对《金瓶梅》所知还不到九牛之一毛，他们只知“性交”两个字，恐怕连这两个字的本质也搞毬不清。他们是一群糟踏圣贤的打手，是一堆玷污金钻的弱智莽汉。对《废都》奉献的“性大宴”放行，满足了国人阅读中积淤已久的性飢渴，大大消弱了人们追慕《金瓶梅》的热情，推迟了国人领悟《金瓶梅》思想真髓、美学真谛的时间，干扰了民族思想大启蒙尽快到来。《废都》本无罪，罪在文化官场。是罪恶，皆要由历史来宣判。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社会悲剧，都是社会人共同造成的，人类总是自食其苦。
说到《废都》，他们还提起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盛赞是应该的，赞余，我说《白鹿原》是一部深刻的作品，以初版本为据，机智地冲破了“阶级斗争”邪说的束缚，塑造了多元多彩多层面人性品格的人物，创造了有新意的史诗格调。但《白鹿原》是一部有大遗憾的书，酷似一个被腰斩的人，作者只把“上半身”亮给了世人，实际上他只写了半部史诗，因为作者只有半个胆。这将影响《白鹿原》的史诗地位。若不是书之结尾明确了史诗的匆匆收场（虽不失为相对完整的说部），我还真抱有大厚望，不敢冒然断言称其为被腰斩的半部史诗，以为还续有更精彩的50万言下卷。那下卷里，俯视当代生活的叛逆精神，沉痛的社会反思，以及壮阔的人性浩歌，必是成竹在胸的。果是，《白鹿原》定是中国20世纪的《红楼梦》式的巨著！是一部具有深邃批判精神和东方美学韵致及光耀灿烂预示的中国史诗。《白鹿原》本该走向更高层面的领奖台。作者健在，眼看着作品致残，这是太残酷的事。我想，历史迟早会答复：《白鹿原》是半部史诗。
《荷殇》是《金瓶梅》的文化创意，又是新体通俗小说，故在通俗小说被疾速边缘化的时代，一直不是宠儿。然而它自立着，在民间传播着，以《潘金莲野史》之名出版后，被盗版三次并在网络上连载。它的重要性，要从我的文学历程和《金瓶梅》情缘方可探明。《荷殇》与《白鹿原》、《废都》连在一起，三部作品的内容，确实连缀了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史。有《荷殇》的深造，深思，再造，再思，我才可能说出《白鹿原》潜在的遗憾，发出有关《废都》的感慨。研究中国文学1993年版的长篇小说，《荷殇》（包括《金瓶梅故事》）、《废都》、《白鹿原》这三部书是不能屏蔽掉的，它们当年的出版轶事，是典型的中国社情之缩影，是小说之外的“中国小说”，中国的各代人，都应读后而三思。
刚剪断脐带的宁馨儿
中国二十世纪中叶长达十年之久的残酷文化浩劫及现代化造神悲剧一旦结束，平民文化开始发出复苏的气息。军政各界也做着编制调整，国防科委改为国防科工委，把国防尖端科技与国防工业拢在一面大旗下，独立王国扩大了“版图”，自然，我们的“最高领导”也扩大了权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暗中听说文化处的一个朋友搞到了一部二十一大本古版线装《金瓶梅词话》，是不脱皮少肉、不删一字、原汁原味的初版书（含二百幅绣像）。闻此言如雷贯耳，心中滚着一轮旭日，我立即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欲。迫不及待，我找那位朋友私下里商量借阅办法。那朋友说，这部《金瓶梅词话》是他央及友人复印的，一长串朋友在传阅，他可以为我排个号，从头读来，毎次借十本，三天为限，交旧领新，一周内读完。声明一定要准时守信，不然就把阅读网络打乱了。这是朋友们暗中冒险操作，不可张扬，走了板眼露了馅，那可是传播淫书的罪名。我说敢立军令状，出卖朋友不是人。眼巴巴地盼着，揭开《金瓶梅词话》的“盖头”。
待《金瓶梅词话》传递到我手里，说实话，比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处女诗集《热瓦甫琴歌》时还激动。那种感觉像是见了久别的恋人。我掀开《金瓶梅词话》的“盖头”，昼夜不停地赶着读赏，身心沉浸在这部古典中，在与《金瓶梅》的世界炽热拥抱中，度过了公元1981年岁末的七个日日夜夜。
边读边想，我能否搞出一个《金瓶梅》的洁本来？显然是困难的：我无法拥有这部原著，退一步，也不可得到长时间借用的权利，我更无实力和条件将其再复印一套，留作资料，以便展开结本工程。我想缩写出词话本《金瓶梅》原汁原味的故事来，当然不是搞一个大杀猛砍的节本，更非是原著的摘抄组合体；而是忠于原著神核风貌和情节框架的再创作。
我又第二次向朋友借《金瓶梅词话》，精读细品，品出原作的意蕴韵致，理出情节“珠子”，重新创作一部适合当代人阅读的《金瓶梅》。这在禁封意识极强的中国，一定会被大众喜闻乐见，拥有大量的读者。也能在客观上说明开明政党有达观的文化观念，并体现现代文化潮头老牌禁果可餐处的关注和谨慎开禁的努力。我甚至觉得自己是要履行一种很文明的义务、职责，是要开拓一宗很神圣的文化有业绩，是要张扬一次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要表明革命军人作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和捍卫者。
当时国务院文化部所辖文化艺术出版社刚组建不久，社址即在我家近邻的恭王府内，周明先生主持社务。我向他谈了要创作一部《金瓶梅故事》的计划，他颇感兴趣，表示热烈支持。他们正要编一部《论金瓶梅》的学术作品合集，可以为之配合。周明先生是第一个支持《金瓶梅故事》的人，他说在《北京晚报》上读过我的文章，我的文字功力可以写好这部作品。他的支持是釜底加薪，我的创作热情熊燃起来。
在那个时候，我痛感从文革大浩劫中走出来，并没得到精神世界的彻底解放。如同受伤的鸟儿，飞出旧笼子，又钻进新笼子。官场体制仍是陈旧的，“文化心态”极为脆弱，仍不见开明盛世的一线曙光。叶文福写政治抒情诗忠告一位将军，白桦编剧的电影故事片，反思了一下造神之酷，作者们均受到“政治老人”们的严厉喝斥。“政治老人”们其实还都是封建老根上的“根瘤菌”，一怕抵毁“皇帝”，二怕宣扬“色情”，三怕闹“自由”化这三怕乃最敏感的“中国神经”。放佛这一对半“中国神经”有国关乎亡国，有党关乎亡党，似乎这“中国神经”已融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中了。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大浩劫，中国依旧很难驱净皇权至上的阴影，很难摆脱俯首听命的奴才心态。我对数十年造神运动进行了多次反思，心中产生了长期受辱的愤怒：我早已丢掉了属于自己的灵魂，，我已被雕塑成了一个十足可怜的神坛阶下的奴才。我要换回自己的人魂，复归自己的人性，捍卫自己的人权。我开始升华自我，我开始俯视全部社会。我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自己的观念，自己的信仰；我不能是一件“民族机器”按型号成批生产出来的“商品”。我已成为时代的一切陈腐传统的叛逆。基于这样的激情，我决心做这件文学界冲破禁区又别开生面的事情：开了缩写《金瓶梅词话》的先河。
在北京后海南沿柳荫街上我的月牙河书屋中，潜心于这一文学工程，停笔休息，吸烟深思时，也曾想到：缩写《金瓶梅词话》真累呀，要比自创一部完全虚构的长篇小说难数倍，所耗心血实在都浇灌在原著上，变成了原著的光彩，我扮演的实际上是个无名英雄的角色。且缩写本在国内文学圈内并不认同是一种创作，自然少有青睐的目光。对于一部严肃的缩写作品，也许嗤之一鼻，丝毫引不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这既无名又无利的极为沉重的事，我默默做下来了。从公元1983年元月23日正式投入创作，到当年6月27日，《金瓶梅故事》（亦称《金瓶梅演绎》）一期工程15万言杀青。我把这部作品比作刚剪断脐带的宁馨儿。
我抱着宁馨儿去文化艺术出版社见周明先生。他说要立即送主管部门审定。刚出浴的宁馨儿，就这般闯进了中国的第一家出版社，怕只怕俊媳妇遇到恶丑的婆婆。几个月过去了，我与周明先生联系，他约我到东总部胡同他的家中，见他一脸很无奈的样子，便知结果不妙。他说，这部稿子很重要，特地放在家中，怕丢失。主管部门不同意这部书，原因也难说清楚。我默默地接过书稿，道声谢谢，握手告别。心想：天子脚下难成事，中国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机会总是有的，好事多磨，天无绝人之路嘛。我把这部书稿带回柳荫街的月牙河书屋。
公元1984年7月间，山西省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文学部长孔祥德请我帮《太行山》编辑部组稿。我与他谈妥，由他将《金瓶梅故事》书稿带到太原，送《城市文学》编辑部或山西人民出版社。我说，《金瓶梅词话》版本原是山西发掘出来的，《金瓶梅故事》最该回“家乡”发表出版，宁馨儿找个好摇篮。
孔祥德回太原后，很快来信说，《金瓶梅故事》受到太原市刊《城市文学》主编刘作舟热烈关注，决定刊用，还准备出版单行本。连载稿已部分发排。然而步入九月，太原方面遇到了困难，是来自官场的压力，那时的刊物如同蜗牛，外壳是极脆弱的。责编张志安说了许多惋惜的话。这前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曾审处此稿，以为“作品没有问题，出版只是个时机问题”。刘绍棠也试图编进他主编的“大众文学丛书”，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均未果。这连环碰壁，我视作宁馨儿的“摇篮曲”。
创作《金瓶梅故事》伊始，只想到如何净化这部作品，只担心文学功力不足，也想到了困难和风险，总觉得成功会大于失败，没想到踏进埋了三百年的“雷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心中曾射出一缕曙光，以为整个民族会从“文革”的灾难中醒悟过来，反思深及到《金瓶梅》。去净污秽的《金瓶梅故事》在我心目中是《金瓶梅词话》的涅槃再生，是一只“火凤凰”。文化官场不应对此冷漠，政治官场更应向全民族表示当代执政者文化思想的达观。我以为迎接我的是美丽的彩霞、热情的双臂、温馨的怀抱。没想，抬腿跨越《金瓶梅》禁区时，会如此迅疾地扑来黑云和寒流，漫卷过我及所有对《金瓶梅》钟情的男男女女。“文化苏醒”只是一场浪漫春梦。
《剑魂》的风险大战
《剑魂》编辑部的同仁，心高胆壮志如钢，敢向“雷区”里踏，就是因了有这么一股气势：《金瓶梅》要禁到地球毁灭那一天么？世界万物万事没有解不开的扣子，就是要冲破禁区，展现封建时代的丑恶，交给百姓一面对照现实的镜子！他们以为《金瓶梅演绎》是缩写家将原著熔炼后重新煅打出来的新形体，已有了脱胎换骨的丰采，禁原著“有因”，而禁新作无理。冲破《金瓶梅》禁区，这是唯一有效的起步。冲不开，也把这个禁区摇一摇，愚公移山，水滴石穿。即使失败了，这是义举，如同谭嗣同的悲剧，谭嗣同带血的头颅是一轮太阳。我敬佩《剑魂》。
公元1985年5月间，《剑魂》常务副主编王德芳带着两位编辑来到北京我的旧居，他带来了正在被查禁的《剑魂》期刊（一次性登载了《金瓶梅演绎》三十七篇）。告诉我，编辑部向全国发出千余份订单，征订了三百万册，列全国刊物发行量之首，风靡大江南北。我捧着这期刊物百感交集，宁馨儿笑遍全国，也是《金瓶梅》诞生以来最宏大的一次传播！我享受着危难中的荣幸，体验着走钢丝绳的风险愉悦，我与《剑魂》生死与共。
文化官场旋即轰响起查禁之声。王德芳请我找北京的名流写文章支持、声援。我试探求诗坛名宿艾青老，他好似一座山，一座山迎八面来风，我知道做山也不容易，云雾有时也吞了它。艾青依然说他对《金瓶梅》素无研究，知之甚微。最近还因介绍一位博士签错了字，一生谨慎，老是受打击，你这点小忙我就帮不上，很对不起。我们还找过当红的斗士作家、新闻界的枭勇刘宾雁先生，他夫人说，此举太超前，刘宾雁只是满腹愤慨，把查禁者斥为“文化警察”。那时他面临的政治压力已很沉重，没有为《金瓶梅演绎》鼓而呼的底气了。其他名人大都萎萎昏昏如惊弓之鸟，《剑魂》借不到扬帆的“东风”。
陕西省尊文化部禁令，配合全国，急鼓密锣声势浩大地查封《剑魂》。省出版总社吊销了《剑魂》的期刊证，并宣布为非法出版物。《剑魂》编辑部不服有关“红头文件”据理力争，保护刊物和全体编辑人员的尊严。他们向中宣部和国务院文化部致函、报告，明确阐述了编辑部的观点。那时，《剑魂》已处在文化围剿之中，成了权力围墙中的“猎物”。让你死，不死也得死。如果我们的体制是鲜活清醒的，民主求是的，机智作为的，深解民意的；而非僵化愚腐、奴性十足、弱智又蛮横的，就不会暴露理屈词穷的丑态。果不其然，国务院文化部的头面人物对怀有真理的《剑魂》恼羞成怒，训斥道：“我不管什么版本不版本，不让你出你就不能出！”这便是中国文化官场塔尖上的声音。《剑魂》编辑部在“扫黄”中突围，强行顶风印行二十万册。
编辑部在危难中收到各地读者千余封来心，予以热烈声援。《金瓶梅演绎》在民间高价强购，一时洛阳纸贵。而文化官场则在各地大网“扑鱼”，大举查禁，有的人被拘留审查。宁夏某县将查得的《金瓶梅演绎》堆如山包，浇注汽油，当众点燃焚烧，烈焰熊熊，浓烟滚滚。这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后，国内极为罕见的焚书场景。新华书店的党支部书记抢出一本烧焦了边的《金瓶梅演绎》，坐火车赶到西安，对《剑魂》编辑部的人声泪俱下道：“我在路上看了这书，没什么事嘛，我们烧得是人民币呀，烧掉我书店半壁江山。上边都是少眼无珠的人吗？为哈不像我读一遍这本本子嘛。”
《剑魂》编辑部发动的解冻《金瓶梅》风险大战，很快被官场剿灭，吊销刊号，撤职主编，解散编辑部。中国共产党人的专治机器，很马利地干了一桩比封建统治者还愚蠢的丑事。回首细思，《剑魂》可歌可泣。它完成了《金瓶梅》问世以来最大的一次平民传播。好似一场《水浒》壮剧史诗，轰轰烈烈唱了大半年便烟消云散，连个断壁残垣的“水泊山寨”也没存下。看似拜拜了中国，其实是化进了历史。
自豪吧，《剑魂》！
会见关本满先生
月牙河书屋与四家为邻，共居一个小院。刚刚摇落满树红枣的那天，一位大个子男士迈上小院门的高台阶，嘴里喊：“韩部长在吗？”我立即走出书屋接客，矜持地应了声：“我就是。您是——”那人说：“你不认识我？”的确陌生，我只好摇头。只觉一股很冲的烟味扑面而来，彼此都尴尬。陌生人噗哧一笑，露出香烟燻黄的牙齿，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慕您大名而来。我是西安《剑魂》编辑部的副总编辑关本满。”啊哦——我想起来了，《剑魂》创刊号上载有他的诗作，他是个诗人，只是他的副总编职务，没人向我透露过。我热情地将他引进书屋，端茶递烟招待。关本满坐下来，运足了气，侃侃谈来。他说是特地从西安赶到北京，专门来找我的。他要向我讲一讲他为传播《金瓶梅演绎》做了些什么，不然他死不暝目。他要不来，谁都不可能对我讲，其实谁也讲不出来，因为事情是由他单独做的。
关本满先生留着长发，很有些像当年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姓名遭批判，说“关本满”是关东军、日本、满州国三位一体，是封建法西斯阴魂不散。加之他用“推背图”预测出林彪祸国，曾被打入监牢，受到的磨难可想而知。
《剑魂》排印《金瓶梅演绎》，是他背着稿子去了甘肃平凉地区印刷厂，只是想方设法在限定时间赶印20万册刊物。他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在印刷厂和平凉邮电局之间穿梭织网，讲传播《金瓶梅》的开创意义，结交了不少朋友。他用搧情词语打动人，又动用了市场经济特色的奖励手段，从铅字排版、校对到印刷包装，道道关口，各个车间，一条龙投入奖金。感情投资，奖金刺激，重赏之下勇夫百出，把印刷厂和邮局上下全部人员齐刷刷调动起来，行动之快，迅雷不及掩耳。当时印刷厂和邮局正在进行整党，他们中止了整党会议及各种活动，全部投入“印刷发行”攻坚战。印刷厂调动了全部车辆，连拖拉机都出动了。群众如过节日，围在印刷厂门口，欢送《金瓶梅演绎》出厂。邮电局大批邮袋倒流东行，西线上邮局纷纷向邮电部告急。关本满指挥完20万册特刊一夜之间即走上了通往全国的邮路，耳闻查封禁令阵阵威逼，他有了第二次坐牢的准备，头一仰，发一甩，顾不得睏乏之极，独自跑到三教圣地崆峒山拜佛去了。
没有关本满“最后的智勇”，洁净可读的《金瓶梅演绎》就不可能传到民间，到头来，作者编者挨了整，《剑魂》粉身碎骨不说，如若20万书再运散不开，经济上的损失就太大啦。幸亏关本满“市场操作”，大功告成，我的心血之光尚能在读者中辉映流传；真正指责这部《金瓶梅演绎》的，是文化官场的官话，即使官话，也未曾道出《金瓶梅演绎》文本究竟错在何处。我说：“关兄，我个人要谢谢您。我们被挫为‘败局’，实则是胜利者的凯旋。《金瓶梅》的精华得到传播，您立了大功。”关本满很激动，烟瘾好大，一根接一根续着抽，加之我也凑些热闹，书屋里像烧砖的窑，一开门，烟雾翻涌。我们谈天说地，侃文论世，渴了就喝，饿了就吃，就是睡不成觉。我们一口气滚滚滔滔谈了24小时，从此结成数十年打不烂拆不散的知交知音。
一见如故，一谈倾心，相融得无话不谈。望着他嘴角上的乙级香烟，觉得可以幽默一下了，我说，我抽烟量少，如同人的一年过一次生日，我嘴上叼的是生日的蜡烛；我说他叼得是火葬场的烟囪，他就乐得露出稍长的黄门牙，滚出沙哑的笑来，似乎喉头里終日装着呼呼作响的痰。我与他谈以潘金莲悲剧为原型，写一部多卷本描写中国人治社会风情及灿烂悲剧的《金瓶梅》文化创意小说。他听罢忽地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这才真是划时代的作品，为中国人治社绘画句号的作品，只要完成，定能传世。假如将来出版自由了，他当我的出版经纪人。
这是诗人与理想的会见，友谊与挚诚的会见。他给我讲了千里走平凉、虎胆闯禁区的传奇，即买车票回了西安，挽救了这一段平民的英雄史页不被世俗的尘埃掩埋。
《金瓶梅故事》畅销盛况
作家出版社急锣密鼓出版《金瓶梅故事》，创造了该社复出后的出版高速度。全社一股作气，首次开机就印行30万册。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后记”中表达“《剑魂》情怀”。执行副总编房树民很严肃地告诉我，作家出版社出版《金瓶梅故事》，完全是依据作者再修订补缀的崭新文稿，不是《剑魂》载稿的照搬复制，不想成为《剑魂》文案的延续，更非期望诱发人做这种联想。故“后记”中所言一些背景文字，以及《剑魂》功绩之描述，虽客观正确，恕出版社要一概删削干净。从总体讲，这是一种韬晦谋略。於是，《剑魂》同仁只能做一束幽谷兰花了。
公年1998年春季，全国又一度出现传播《金瓶梅》的盛况，各地群蜂采花一般抢购《金瓶梅故事》。东三省的朋友来信说，省一级的重要会议上，代表们蝶恋花般抢购《金瓶梅故事》。已无奈赋闲的《剑魂》主编流扬来信说，他捧起《金瓶梅故事》落泪了，他的夫人说，韩英珊高压喷油，宁折不弯，是个中国男人！我深念着《金瓶梅》风险大战中全军覆灭的《剑魂》同仁，伏案哽咽。北京新华书店到我所居的部队西黄寺家属院，摆长摊子卖书，最显眼最热销的是《金瓶梅故事》。同情我的人，个个心花开在脸上。我把这种景观作为对中央军纪委和总政治部那联合《通报》全军的轻蔑和嘲讽。面对这样的文化风光，心中很是得意：即使再遭一次大风浪也认了。《金瓶梅故事》已经成为一页智慧的历史，已成为百分之百的社会文化财富，只是个如何对待、评价的问题。无非是百姓欢迎，官府讨伐，相峙并存。
事实是：《金瓶梅故事》又一次调拨得“扫黄”大军到处围杀。不过她已不是1985年那本载有《金瓶梅演绎》的《剑魂》杂志了。她像丰满妩媚的少妇，有了她独特的魅力。她成熟得令所有心怀邪念的人都不敢正视。我在“后记”中特别强调，“想以一部严肃、健康、洁净、凝练、通俗、忠于原著神核风貌，削删冗枝及污秽描写，又有缩写者个人创作风格的《金瓶梅故事》架起《金瓶梅词话》大著通向民众的‘金桥’以稀释普通百姓积聚已久的神秘心理”。作者之心境表露得再透明不过了，而且我自信没有白白付出心血，缩写获得了成功，确立了开缩写《金瓶梅词话》之先河的地位；而且我还表明，“通过多部缩写文本的自由竞争，让历史筛选出一部来，与原著并存”，毫无独尊之意。
在《金瓶梅故事》畅销中，“官场虎视”之阴影一直笼罩着我，可谓乌云压顶。心之不安，若水淹火焚，也算是别一种“盛况”。我被军纪委和总政治部泼了一身臊，是当时的文坛及部队文化界“第一冤人”。可我的家乡人，为我唱出了颂歌。老人们说我惊动了皇上；同辈人说我被开除了军籍；相别数十年的老同学们说，依我在学校的红火劲儿，又在部对混了几十年，最少也要弄个文化部长当当了。他们不相信我这一路里紧跟共产党的人，会被变相流放；刚从沈阳军区机关复员的军人则喊着我的大名嗷嗷叫，说高唐出了个大人物大作家，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写一本书闹得全国全军轰动的，天下有几个？这时，家乡的大表哥捎信来了：他在本土的高唐城买到我写的《金瓶梅故事》了，还有一句气话，说我忘了他数十年前的劝告，以为世道变了，引火烧身，整不死我算是苍天有眼！
我缩写《金瓶梅》明明是违背我那乡下大表哥的意愿的，后来闹得惊天动地，就更不想让他知道内情，我一直闭嘴不言，我们之间就精心廻避这个话题，他偶而见我也是只谈别的。倒是应了他以前的话，对谁都不谈《金瓶梅》，由我闹得连我们最相知《金瓶梅》的弟兄也不谈《金瓶梅》了。他明里生我的气，暗里为我提心吊胆，到处打听我的事，就是不明里问我。我也怪，你不问，我偏不说，乡里京城，各怀各的心思，各担各的沉重。
《金瓶梅故事》到了县城，书贩子就抬高价牟利，价愈高反被人觉得书里有瞧头。我那大表哥刚见到这部作品，并没注意到是他的表弟所写，因封面并没印作者和出版者。他当时想起了几十年前在清平师范读书买到手抄本《真本金瓶梅》的事，几十年后又让他遇到了一本《金瓶梅故事》；进而又想起两部珍藏的《金瓶梅》遭焚的伤心事。他当即想到买一本送给我（深知我是《金瓶梅》痴），欲急着买，卖书的看人下菜碟，便说货真价实不讹人，买了才准翻看。我表哥一跺脚，给了一份高价，把书捧起来，一翻过扉页见了内封即惊呆了：没想到正是他的表弟、穿军装的我所著。也喜也急，赶回家去一顿好读。大表哥城府深，联想起三年前一本《剑魂》杂志，又平生出我一直瞒着他、不听他劝告的怨气，掐指自语：英珊的官运到头了。大表哥没判断错。他手中的《金瓶梅故事》本来是给我买的，一知实情，反转成他自己的爱物。他的心肝两赃皆染重疾，从沂蒙山深处的军工厂调回高唐本土，近年健康日衰。说也惭愧，我在北京混饭吃，国事家事创作事，百事缠身理还乱，也顾及不得大表哥的健康，更没料到他年轻时的那种颖异，已被病魔折杀殆尽了。
也是无巧不成书，奇事都找我，认真者以为是缘，浮躁者戏讽为编。《金瓶梅故事》出版于京城，而且又是官场讨伐重地，虽印行30万册，却极少见到。我手下的样书也微乎其微了。居于京郊车道沟的兵器工业部管神剑学会文学工作的杨大斌，给我打电话，向我讨要一本签了名的《金瓶梅故事》，许诺用香港出版的三本套装《真本金瓶梅》交换。一听是《真本金瓶梅》，我立即想起大表哥被火焚的《真本金瓶梅》手抄本。如果然是同源奇货，那不是失而复得了么！我连口答应并说了感谢的话。得到这部港版书，一睹篇目内容，心为之一亮。以我的记忆印象，十有八成是与抄本同源：此乃神灵赐我也！
香港明亮书局发行的这部《真本金瓶梅》，在“本书说明”中特意指出：现在刊印的这个本子，乃是人家所珍藏的一个钞本，我们央人说项，出了重金始弄了来的；其净化的程度，实驾乎其他一切的本子以。”这就透露出传抄本之间的某些血缘关系。这个“钞本”又是钞自哪个“钞本”或“印刷本”呢？及至到了香港，已是漂流了半个世纪，这可以诱发出多少宏伟浪漫的想象。待我潜心阅过，确信此本与大表哥得本同出一个母体。暂按下不表，守住机密（这等同找回了当年的手钞本），到时带给他一个出奇不意的大惊喜！
喜不双至，祸不单行，我妻不幸患了重疾，两次大手术，家乡血亲来京探视，也带来了我大表哥已病逝的消息。我落着泪，悔不该守着港本《金瓶梅》的秘密，长叹一声，连接起当年他那一声长叹……
《金瓶梅故事》出版不到一年，作家出版社向我透露再版消息，并言已请文论家唐弢先生写序。我特意到出版社送《金瓶梅故事》的最新增订稿，责编把唐弢的序文真迹拿给我看，说《金瓶梅故事》得到了权威性的肯定，作者也自然得到了肯定。序文很快见《文艺报》。我恭敬认真地捧读了序文，暗道：“谢谢唐老先生，谢谢作家出版社。”我的眼前飘出了《金瓶梅故事》新版本的清丽典雅的描金封面，甚至那精装套封的幻影。不曾与唐弢先生晤面，文名则久仰，深爱他的文品，觉得他的气质精神是从鲁迅那里得到了真传。他的道德文章一直被尊为权威。唐公明眸一瞥，《金瓶梅故事》沐浴了金阳。７６岁的前辈为晚辈作序，一丝不苟，笔撒珠矶，聚为一家“唐说”——《金瓶梅》三种版本（原本洁本缩写本）并行共存。直感《金瓶梅故事》可以让人称重量了。序是见于报端，再版却没成功。当然是文化官场作梗，国内政治形势“不稳”，要推行“扫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版本被民间作为母本一版再版，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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