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因梦：死亡与童女之舞_心灵自由-爱微帮
&& &&& 胡因梦：死亡与童女之舞
胡因梦自传第一次出版是在1999年6月，台湾圆神出版社发行，书名叫做《死亡与童年之舞》。2006年8月由立品图书出版简体版，书名改为《生命的不可思议》，因不可抗力原因，多有删节。 但在2010年我曾对照台湾版和大陆版，补上了被删节部分。链接如下：/note//。
2011年8月立品图书再版胡因梦自传，随着身心灵理念的普及，有些内容逐渐脱敏，新版已接近未删节版，只删除了少许关于特异功能及政治的部分。同时还附赠用因梦老师拍摄的照片制作的几张明信片。
8 童年，往事( 09:45:05) 打从有记忆以来我的童年都是在台中度过的。最早的老家在台中商职(如今已升格为台中技术学院)旁的育才街上，小学之后又搬到附近的存信巷，距离台中一中反倒近了些。从育才街到存信巷那一带的村落当时称为新北里，住的都是当年的立监委与国大代表。蒋介石强人专政的时代，这些毫无独立实权的特权阶级被执政者一网网成了一团“能趋疲”(entropy，熵)。方城之战与闲扯是非就是这个村落的生活常态，其中较有自觉意识的人戏称当时的情景为“社会闲打”。 翻开泛黄的旧照相簿，育才街上的那幢日式老房子和记忆中的并不相左，一根根细长的竹竿围成了一个不算小的花园，里面除了一棵大榕树和几棵不知名的杂树之外，还有盛开的水仙、绣球、桂花和难得一现的昙花。屋内的陈设相当简朴，长条的原木地板上只有一张单人沙发、几张藤椅，竹制的餐桌上铺着印花塑胶台布，纸糊的拉门把屋子隔成了客厅与卧室，卧室里有张木床，上面铺着小碎花的棉絮被褥，被褥上躺着只有一两个月大穿着娃娃装的我，那身女娃儿打扮和那张中性的脸孔、稀疏的黄毛以及跷得高高的两只大脚丫，显得有些不搭调。 另外一张照片的背面有母亲娟秀的字迹：因因出世第七日(小学之前我的名字是因因，小学之后改成了因子。《大般若经》的《师子吼品》中把“因”解释成十二因缘，“因因”则是智慧之意；母亲为我取这个名字显然有很高的期许。上小学后父亲为我改名为因子——取其因某种因素而得了这个孩子之意，因素指的当然就是乐老师和朱大夫的助缘)。这张照片的正面是西装革履的父亲，手上抱着裹在白毛巾里一脸混沌的我。那时我刚出生，体重还不到五磅，父亲低头看我的表情非常专注，空气里有股凝聚的静谧与祥和。 另一张照片中的母亲穿着素朴的夏日短衫把我立着抱在怀里，当她用心照顾我的时候，似乎完全能体会婴儿立着比横躺要舒服多了，此外她也比一般母亲的敏感度高出许多，因为她绝不给我穿太多或太厚的衣裳。她知道小孩儿的体温比大人高多了，大人如果觉得不冷，小孩儿也不可能冷，穿得太多只会让孩子出汗，一受风寒更容易感冒。襁褓中的我全盘倚赖着母亲的悉心照料，那份被需要的感觉一定令她觉得十分安全与满足，照片中她脸上的那抹难得的笑意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份情绪…… 据说我小时候是个滑稽、敏感、精力特旺、不爱睡也不爱吃的孩子。其中不爱睡这一项令母亲特别头大，她常说当年总有五个大人轮流带我，最后一个个都被撂倒，而我仍然翘着脑袋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睡意也没有；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一点声响又醒了。妈妈说哄我睡觉简直是噩梦一场。吃正餐则是另一项令她烦恼的事。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见饭愁”，一岁之前喝婴儿奶粉还没什么困难，一岁生日刚过我突然学会了说话和走路，喂我吃饭就成了一场官兵追小偷的游戏。 我对食物的兴趣不大，但是对妈妈的奶却眷恋不已，我想妈妈的奶和我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小可的“业力”，否则不可能在乳头上抹黄连、万金油和辣椒油都无法把我逼退。既然断不了，妈妈只好让我继续吸吮那对毫无乳汁的干奶。我除了对母亲的奶眷恋之外，也对其他物种的奶趋之若狂，譬如老干爸的儿子——我的干哥哥们的奶，幼稚园女校长的奶，老干爸家的母狗小伯乐的奶。说也奇怪，干哥哥们竟然允许两三岁大的我用小指甲抠破他们乳头部分的汗衫，不停地拨弄着他们的乳头；幼稚园女校长原是妈妈的大学同学，竟然也允许我在光天化日下打开她的旗袍扣子，旁若无人地吃起奶来；连小伯乐也不介意我蹲下身去捉抓它松垂的乳房。不知道是基于慈悲或是快感，他们对我的接纳似乎间接地帮助我在亲密关系上奠定了一些健康的基础。 然而吸吮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股强大的动力又是什么?是生存的驱力、缺乏安全感、口腔性欲期的性力，还是一种神圣合一的需要，老实说连科学家也没有确切的解答。我自己倒认为除了上述的可能性之外，还跟我性格里地毯式搜索的好奇心、征服欲以及凡事都想掀开来看的倾向有关；一旦我对乳头这项东西产生好奇，就会开始注意各种不同的乳头，日后无论是购物、交友、求知、寻道、拜师和治疗自己的病，都有同样的倾向。童心　　除了不爱睡、不爱吃之外，父亲说我小时候特别爱问他“为什么”，成天“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地问个不停。我提的问题基本上都和动物有关，家里的白墙被我画满了鱼，每只鱼都有一片一片的鳞。爸爸只要从台北回来，我就忙着画鱼给他看，或是嚷着要他带我去植物园看泡在药水里的毒蛇标本。也许是知道自己属蛇，也许是蛇的神秘、诡异、不动声色和迅捷的反应引起了我既恐惧又好奇的探索欲望，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年看完《沙漠奇观》那部影片，里面的那只响尾蛇令我兴奋得一连做了好几个晚上有关它的梦。记得四岁时妈妈已经开始带我去看外国剧情片了。《鹿苑长春》那部片子里的小梅花鹿死的时候，我在暗忽忽的戏院里伤心得放声痛哭。等到我的女儿洁生出世之后，才观察到孩子在一岁之前就能理解动物。华德·狄斯耐对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这一点想必有很深的认识，否则不可能那么善用动物来拟人。 洁生第一次看《一百零一只斑点狗》才一岁多，我当时正在浴室里洗脸，听见从卧房传来阵阵的抽搐声，我走出来询问坐在电视机前的她是不是怕影片中的“酷威拉”，她说不是。当时正演到狗爸爸、狗妈妈领着小狗狗们在大风雪里奋力前行的场面，我试探地问她是不是觉得小狗狗很可怜，她放声大哭地说：是……我赶紧把洁生搂在怀里，心底交织着深刻的感触与沉思。孩子真的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惊人的辨识力早就俱足了，人类错综复杂的情绪和情感他们都能直觉地捕捉到。那份能力虽然是一种动物本能，并不是饱经世故之后的洞见，但精准度仍然是很高的，远比重重障碍之下的成年人要高多了。 　　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她觉得我小时候太善感，神经太纤细，一岁多时她为我念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念到小女孩受苦的情节时竟然发现我满脸的泪痕，她心想这还得了，一丁点大就如此易感，长大了不知道要受多少的罪呢。她心里起了预警，一有机会总要提醒我、限制我或灌输我一些自保的观念和危机意识。这些危机意识对正值兴头的孩童而言，很可能被解读成否定、批评或唠叨，因此从小我就觉得母亲不接纳我，我总瞥见她用一对凌厉的双眼盯着我，看看我有没有犯她所谓的错。我心性中的开放、欢乐、任性、不懂得设防、对外在事物的迷糊，勾起了她最深的恐惧——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危机感。我与她日后的对立就源自于开放与恐惧、自由与限制这两种无法相融的力量。 9 .爱，然后失落( 18:29:49) 与好友费翔 有一次，在工作坊中，有位学员分享了她的梦境，她梦见自己的丧礼，黑暗的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然后，她提到自己在爱情中所承受的伤： …我从小就非常害怕遭到遗弃…，这份恐惧深深的隐藏在我内心深处，虽然我一直都不肯面对与承担这份恐惧，但其实我一向都知道，深怕自己不讨他人（父母）欢心，我也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好的、不配的、低下的、一无是处。… 为了救赎这份无法分解的哀伤，我寻求关系的慰藉与保证，我想找一个可以依靠一辈子，可以保证终身爱我、守护着我的人，我期待一位英雄来解救我的痛苦。我期待一个人可以非常的看重我，让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 我曾经以为我找到了，我以为守着一个人、一段婚姻、一份关系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安心，但现在，这场自欺式的补偿幻灭了。 数十年的婚姻，曾经浪漫过，也曾经一路同甘共苦的携手奋斗。我努力的呵护这个梦。而如今这个人的离去与背叛，让我还是得从头来面对我自己…种种的孤单、哀伤、自我暴力、自残…，我醒悟到外求解救者的绮思是场永无止境的梦魇…。 当对方情变时，我要求对方给我保证，担保我是他情感世界里的唯一，永远不会分心、不会再接受诱惑。我需要对方给我不同于其它人的承诺。我要一种特殊性的地位。而且我无力再承担失去这份特殊性的无限失落与无底的哀伤。 我不希望他变，因为他的变彻底摧毁了我的依赖。对方变了，而我要如何才能由他那里继续保有一份全然的注意力以及维持一个健全完整家庭的形象呢？我不断思考与挣扎。我开始极度的担忧与不信任。依恋与拒绝、怀疑与拉扯，我不断的以不成熟的态度…也是源自于一种人性的情感脆弱…受伤、愤怒、陷溺、胁迫、妥协、交换条件、退让、发脾气、攻击、怀疑、牺牲、情绪勒索的方式…来想要嬴回对方的注意力。 但这种挣扎造成关系中极大的压迫感，于是对方开始疏离、不想再面对关系。他说不敢跟我说真话，怕又会伤害到我。而我一直承受着不安与怀疑的折磨，持续性的权力斗争与拉扯，让我也好累，好想要放弃。 彼此的不理解、不信任、攻击、愤怒把双方的能量都消耗殆尽，同时造成关系无可挽回的撕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期待关系会有挽回的机会，然而爱会让我们都这么的痛苦吗…？ 10 面对( 11:31:10) 爱情的忧伤，是很多人在此生必须面对的功课。透过这位学员的分享，我们知道，最艰难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习面对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 就我的观察，在你的生活情境中，不只是夜晚的梦境，连日常生活里在面对别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每个言行举止中都带有逃避，而这个恐惧已经深化到你内在，变成为你细胞的每个部分。 你必须要学习面对。生命最困难的事就是接受人的内在这个最脆弱的部分。这个最脆弱的部分在梦境里经常以死亡、坟场等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在生活中则经常以恐慌和愤怒的型式出现。 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恐惧就是无依无恃、无依无靠。失去依赖意味要面对全然未知的状态。死亡的本身并不恐怖，真正让人惶恐的是对无依无靠、对未来的无可预料。你要学习看见并承认恐惧与慌张的存在，而不是一味逃避，因为唯有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在的空洞、匮乏、无助与渴求，人才会开始真正认识自己，并且趋向成熟。 不逃避的智能，就是接纳痛苦，与恐惧共处的智能，一旦你承认它的存在，甚至愿意冒险、有胆量去经验内在这份深藏的脆弱，不假装坚强，也不去攀缘外物来逃避痛苦，这时，最深刻的慈悲心（对自己和对他人）就会出现。 11.婚姻的失败( 09:12:47)
因脆弱与依赖的内在，而把全部的生命能量投注到另外一个伴侣身上，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强的、不能示弱的，不想让旁人指指点点的心情，想要撑出一副镇定的、完美的、若无其事的局面给别人看。这种需要硬撑出来的逞强已经内化，成为我们对待自己的某种压力与标准。 所以现在你遭遇的不只是情感失落的问题，还有面对众人的眼光，对你们的婚姻、对离婚、对外遇事件所加诸的各种错综复杂的评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事，我们要经过长时间的逐层解构。 首先要解开的就是集体的价值观、社会文化的道德观，所加在我们身上的这层枷锁跟包袱。 我们内在要有很深的认识与非常大的勇气，去面对外在残酷的世界。我们内在要有一个坚强的力量，不受周围的人所影响。我们的人生不是为了要活给别人看的、不是要活给集体的价值观看的。我们是独立自主的生命，有各种的可能性，也会遭遇各种变化和无常，这都是我们在生命经验里需要去包容、面对的。 当你很在意社会压力，就会让你一直活在别人的褒贬中，活在不断想要得到他人肯定的价值观中。 首先要透视这一点，把这一点解构掉。再来就是，我们要去研究自己，为何一段关系当它要结束或产生变化的时候，会带给我们这么巨大的失落、哀伤、无所依持的恐惧？这份''割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痛？我们到底在怕什么？ 有很大的一部份因素是当对方不选择我而选择另外一个对象，当他把注目的焦点由我们身上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上面的时候，似乎是代表着对我们这个生命彻头彻尾的否定。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还是放在别人身上的，我们从内在根深蒂固并没有建立起对自己的肯定。我们对自己肯定与否的价值标准是取决于别人要不要我们，爱不爱我们、关不关注我们、觉不觉得我们有魅力、有没有吸引力，因为这些对待才能产生对自己的肯定与对自己的信心。其实这样的基础是岌岌可危的。因为真相是，世界上的人事物没有一样是永远不起变化的、能够永远忠贞不二的。如果把自身稳定的基础放在这样无常的对象身上，真的太危险了，随时会被摧毁。 所以，遭遇情伤或婚变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过往所依循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们生命赖以稳定的基础所扎的根，根本就放错了。尤其，女性通常这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养成，是将男性培养成独立个体，而女性则培养她要依赖，让她把另一半当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对象。这个价值观是必须要转化的，女人必须要把自己放在与男人同样平等的地位。生命的独立性与价值观是在自己身上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探讨什么是&爱&。 伴侣之间常常说自己很爱对方，这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当对方说他爱上了别人，因为那个人可以倾听他、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他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某一些滋长。这是爱吗？ 另一方面，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爱对方，可是当对方选择了更适合的伴侣，想要离开，我们却愤恨不平，产生非常深的怨怼，甚至想要报复对方、或伤害自己。请问这是爱吗？爱可以跟这些状态共处吗？这里面到底是爱，还是执着、占有、依赖、忌妒和恐惧不安？我们为何如此需要依赖另外一个生命？ 显然，这些受伤和愤怒的反应并不是来自爱，那到底那是什么？当我们真正的看透自己，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爱别人，也没有学会爱自己。这时，我们才可能跳开自怨自艾的自怜漩涡。因为如果我们付出的不是真正的爱，显然我们也得不到真正的爱。那只是人类的婚姻体制透过法律的规范把两个生命捆绑在一起的游戏规则罢了。在这些外在的制度里，人类寻求所谓的安全感，把所有占有、忌妒、执着、控制欲全部合理化，期望能藉由外在制度的规范，可以回避生命深处最不愿面对的恐惧与哀伤。这项游戏规则里面其实跟爱是无关的。 如果是真爱的话，一定有成全的成分。如果是真爱的话，一定懂得割舍，一定会祝福对方，希望对方找到他的快乐。所以这种因缘的变化逼迫着我们要去体悟到底什么才是真爱！ 就成长的层面来讲，婚姻的失败却可能是自我觉醒的开始，因此应该要感谢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们从一个小我的执着、依赖、恐惧、占有、忌妒、怀疑、种种伤害自己也伤害对方的内心活动中，能够慢慢跨越出来，去透视自己的真相，然后掉转头来接纳自己，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就能放下依赖和恐惧，建立出内在的价值感和独立性。 12.与李敖离婚以后( 09:27:40)　　婚离后我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体重瘦成四十四公斤，身上的肋骨一条条地露了出来，但精神很好，心情也出奇的平静。虽然饱尝此生第一次的大是大非，我对于人性却仍然充满着憧憬。我自比《鲁宾逊漂流记》里的黑人星期五，在扭曲的文明与天真的原始之间摆荡，心房的一角却总有一个不散的宴席，一场周五之后的周末狂欢。在《茵梦湖》专栏中我陆续写了《星期五的世界》和《母系社会》，借以抒发劫后的雀跃和领悟。我白天拍连续剧《碧海情涛》，专心地工作，几乎没什么念头，连晚上的睡眠也无梦，像是一种轻安的精神状态。就在那个阶段我开始练习瑜伽大休息式，整个人仰卧平躺、慢慢调息，再配合一些观想，让自己进入定境。　　就在我逐渐深入于内心次元的阶段，李敖开始控告我伪造文书，我不得不上法庭面对与我毫不相干的官司。　　 几年的官司所累积的怨恨像个钩子一样，紧紧地钩住了我和我心中的李敖，后来我读了《灵魂永生》这本奇书，突然明白困境的编导者就是我自己，一切都该由自己负责，于是那个钩子就松了，整个人也跟着轻松起来。当时我正在香港拍《大笨贼》这部喜剧，每天我都捧着《灵魂永生》阅读，并试图说服许冠文也拿起来读一读。沈公子(沈君山先生)到香港见金庸，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咖啡厅里聊天，我也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这本书，但显然引不起什么共鸣。虽然得不到智识上的共鸣，我的心情依旧轻快无比，时常一个人戴着随身听在尖沙咀的街头边跳边唱地走着，那份喜悦想必感染了不少路人，从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略知一二。　　 回到台湾后不久又接到了法院的通知，照样还是得面对现实中的纠扰，但心情已经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上法庭的那天早上，我和母亲到达的时间稍早了一些，法庭的门还没有开，我转过身望向外面的院子，发现李敖一个人坐在对面的长椅子上等候。我心中突然生起一种想法，好像我们俩共同演出了一场荒谬戏，为的只是要转化我们先天人格中的愤怒与嗔恨，好像那是我们在转世前就约定好的事。当时我并没有以我的理性检验去干预这个想法，我只是很自然地认为就是如此，于是不由自主地对坐在远方的李先生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如同他初次在萧家见到我的举动)。李敖微微地有一些反应，但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我的举动里的意涵。下了法庭，我跳跃地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觉得我们俩无聊透了，放着好日子不过，这出闹剧可不可以不要再演下去了。”李敖脸上带着苦笑地说道：“其实我也不想演，只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我觉得他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那一瞬间我心里所有的怨恨彻底烟消云散。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 13.父亲、母亲、我( 14:47:02) 身为独生女儿，孤独是我从小必须面对的另一种生命情境，虽然与其他小孩儿相处才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四岁之前母亲还没成天借着麻将排遣难熬的寂寞，她时常在木制的澡盆里摆一些玩具让我玩。日式房子夏季格外酷热，我在澡盆里一玩就是一下午，母亲在一旁看她的书，我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晚上母亲戴着顶针专心地缝她的棉被，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从上海带来的绣着小白兔与青冈菜的丝质被面，满心温暖地等待着睡前听母亲讲故事。　　 三岁半时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幼稚园，园长是前面提过的那位母亲的老同学。我的年纪是全班最小的，但说故事的本领却最强，有一回我向同学及老师转述父亲胡诌的一个鬼故事。我告诉大家有一个老鬼名叫胡赓年，还有一个小鬼名叫胡因因，老鬼的外号是胡大脚，小鬼的外号是小胡大脚……我转述的故事时常令全班师生笑得人仰马翻。每回母亲来接我下学总看到我一个人在外头荡秋千，爬滑梯，似乎对上课这件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乐得眉开眼笑，我却难过得想哭，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食欲，而饼干糖果只令我觉得难以下咽，绝不是什么人间美味。虽然不怎么吃东西，我的精力却特别旺盛，一个人东逛逛、西摸摸的，兴致高得很。我喜欢捉水蜻蜓和虎头蜻蜓。我记得虎头蜻蜓咬人很痛，蓝色和鲜红的水蜻蜓则令我入迷。此外我特别爱到水沟里寻宝，挖出一些破的碗片，玩跳房子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台中商职位于育才街老家的对面，五六岁时我每隔两天就到商职空旷的操场和校园探险。我喜欢一个人站在指挥台上演讲，不知道为什么自小我的心中便有一股任重道远的感觉——这类话听起来仿佛想做伟人者在脸上贴金，或者可能被解读成自恋，然而这真是我当年的感受。　　为了替我找些玩伴，学习怎么与小朋友相处，母亲不时地邀请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到家里来玩耍。虽说是小朋友，其实都比我大七八岁以上，因为像母亲这样四十四岁才生孩子的父母实在是太少了。每回当游戏结束孩子们要回家吃饭时，我一定难过得大哭。我热爱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与温暖，总希望宴席是永远不散的。妈妈看到我的反应又是摇头叹息一番，越发担忧起我的脆弱易感。　　我四岁之后，打麻将开始成为母亲上下班的例行公事，除了消愁解闷之外，这也是她私房钱的来源——她十四岁就学会打麻将，三十多年来的练习已经成了个中的高手，可以说是每打必赢。她有一个来自早年的迷信——立枕头比较容易赢钱，因此每次上战场之前，她一定提醒老李把她的枕头靠着床板竖起来；我长大后这项仪式便换成由我来执行。妈妈进入方城之战，家里只剩下老李和我，那时老李已经六十开外了。这位湖北籍跟了母亲娘家三代的得力帮手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却自有看尽人生百态的市井智慧。爸爸长年待在台北不回家，妈妈日日方城战，老李就成了我最重要的支援系统——他照顾我吃，送我到学校，放学时接我回家，我有心事多半向他倾吐。三岁以前我性子很急，脾气又大，知觉过度敏感的后果往往是承受力不够，因此幼稚而任性的我时常把气发到他头上。上小学之后我逐渐觉察到大人的上下对待方式中，有许多欠缺自省的阶级意识。老李虽然跟了母亲大半生，母亲对他的态度仍旧是上下分明，除了偶尔夸赞他的狮子头、葱烤鲫鱼、馅儿饼做得好吃之外，平日里鲜少出现开放心胸的平等对待。父亲在这方面确实比母亲体恤得多，他从台北回来一定偷偷塞点零用钱给老李，母亲总说破了她的行规。　　住在育才街的时候，父亲交往的朋友已经令母亲不满了。那时新北里的生活圈子充斥着外省人对台湾人、台湾的环境和台湾语言文化的歧视。那些回不了老家的民意代表个个满怀乡愁，平日里不是念旧，就是开“追悼会”，嘴里总说台湾是个“鸟不语、花不香”的地方，而大陆的气候不知有多么宜人，真是四季分明东西又好吃云云。他们没心思活在当下，也不想睁开眼看看环境未破坏之前的台湾本是全世界物种最丰富的地方。　　在这一群人当中父亲是很不同的异类，一来他早已把参政的野心转向对园艺和围棋的喜好，二来他留学过日本，会说流利的日语，因此和不会说国语的本省人之间搭起了可以交流的管道。他时常带着我去找他的同好苏花匠，欣赏园子里迷你型的日式盆景；也时常带我上阿里山找他任职林务局的老友；他生病住院时因为会说日语而结识了一位本省籍的护士石小姐。这些人都和他维持着长久的情谊。　　然而在母亲的价值系统里，父亲的行径却被解读成截然不同的东西。她认为父亲的肚子里没料，虚有其表，和上等人接触心里会自卑，因此总结交一些小人物来壮大自己的尊严。父亲当时的意识到底处在什么状态，我小时候不可能洞悉得到，或许他的内心真的残存了童年压抑下来的自卑，故而壮大了对尊严的需求，不过当时我从苏花匠和石小姐的表情读到的却是真实的爱慕与尊敬。难道苏花匠与石小姐都是服膺于特权阶级的浅薄之人吗?这两位朴实的本省同胞难道和父亲之间不可能有诚挚的交流吗?母亲不断地在我面前诉说对父亲的负面评断，不但没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反倒造成了我情绪上的反弹以及对现实人生观的鄙视。 恐惧的起因　上小学之后我们家从育才街搬到了存信巷，我的玩伴之中除了年长一点的彭姊姊、实姊姊、嘉美、天来之外，开始出现一些同辈以及更年幼的孩子。我记得巷弄里有一棵大榕树，树荫非常茂密，晚上的街灯很暗，巷子里黑漆漆的，走过那棵大树总感到毛毛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彼此警告，说那树上有个叫“黑锅贴”的鬼，我脑子里烙了这个印，每次经过总是拼了命地跑，差点没吓破胆。住育才街时曾经有一次被躲在树丛后伸着舌头、用手电筒照着脸的干哥哥吓得摔了一大跤，几几乎造成了脑震荡。　　孩子们对鬼如此感兴趣，其实和年长的人喜欢说鬼故事有关。长夜漫漫闲着无聊，大伙儿便凑在一块儿讲鬼，孩子们也挤在大人的身边既恐惧又着迷地侧耳聆听。其中有一则鬼故事给我的印象最深。某位东北籍的长辈告诉我们说，他在大陆时有一回住客栈，半夜起来解手时突然看见门口站了一个裹脚的老太太，头上梳着髻儿，穿着民初宽袖宽腿儿的衫裤，身子飘飘忽忽的。他心想，这么晚了她站在门口干啥呀?再仔细一瞧，竟然发现老太太的侧面薄得跟张纸似的。我听到这里吓得赶紧把脚丫缩上来，跟纸一样薄的老太太从此埋藏在我的八识田里，永世不得超生了。　　妈妈也喜欢讲鬼，她最爱乾隆大学士纪晓岚的故事。她说纪晓岚小时候有一回上茅房，手里拿了一盏油灯，一个没留神就把油灯放在大头鬼的脑袋上了。大头鬼一气，故意显相给他看，他却毫不畏惧地对那鬼说：“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听了觉得这孩子果然不凡，日后必有大出息，于是赞叹道：“仕郎!仕郎!你好大的胆哪!”我听完这故事，纪晓岚的不凡早已忘光，就记得那大头鬼有多恐怖了，从此上厕所总觉得旁边站了个脑袋其大无比的鬼。　　 当身心处在健康状态时，这些无意识里的意象通常起不了什么作用，譬如我在怀孕期间身体出奇的健康，即使是住在荒郊野外心里也毫无所惧。但是产下洁生的第二天我的身心突然瓦解，处在谷底的三年中无意识里最深的恐惧全都休耕、翻土，曝了光；那些从恐惧里投射出来的意象，多半都是荒郊野外的孤魂或女鬼。我因此联想到克里希那穆提在《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这本书里说过的一段话：“你们大人和孩子相处时，不该把一些误谬的观念、对鬼怪的想法或自己特殊的经验强加给他们。然而这是很难避免的事，因为年长的人总会花许多时间诉说人生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事。他们逐渐把自己的焦虑、恐惧及迷信传给了孩子，孩子自然会重复大人的想法。年长的人对这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事根本不该在孩子面前提及，相反地你们应该创造一个自由无惧的环境让孩子在其中成长。”　　如此认真的自省式教育在得过且过的上一代人眼底，恐怕是极度严谨了点儿，然而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童年灌输的恐惧一旦集中曝光，若是没有一点自我观照的能力，是很可能招架不住的。世纪末的今日，聚落式的生活已经式微，在公寓里成长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再听到一群大人讲鬼，然而电视和动画所提供的恐惧暗示却比讲鬼更生动、更微细、更诡谲，父母的辅导还是有必要的。 14.家的破裂( 09:29:23) 　搬到存信巷之后，父亲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他宁愿长年待在台北的武昌街十八号——当年立委的休闲俱乐部，和工友老李同住在一间阴暗的宿舍里。他的生活日益消沉，成天逃避在围棋里面，虽然隶属于交通委员会，却总是拒绝发言质询。他不常回家的理由最主要是跟母亲不和，两人无法相处，连一个礼拜都嫌多。他们的心性不同，人生观不同，对人的态度不同，心理的需求不同。譬如父亲好面子，母亲实际；父亲被动，母亲主动；父亲寡言，母亲善道；父亲感性，母亲理性。然而在所有浮面的差异之下，潜藏的却是人性共通的恐惧、挣扎、渴望、失望、哀伤、逃避、自怜与忌恨…… 　　父亲好不容易从台北回来，母亲为了取悦他，总是费心地替他张罗牌搭子，当大家高高兴兴地正在玩牌时，站在父亲身后的母亲，看着看着就成了后座驾驶，开始指挥东指挥西的，忍不住还要骂上两句“笨死了”。父亲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了，站起身来满脸涨得通红，愤恨地撂了一句：“你聪明!你打好了!”然后转身就走了，当天便打道返回台北。我盼了半年好不容易把他盼了回来——还是干爹教我用激将法写信骂他“不回家就是老混蛋”，才把他激了回来——没想到两天就走了，这一去可能又是半年，我心里真是失望极了。　　 母亲在金钱上老是有恐慌感，看到别的立委都有本事赚外快，便说服父亲挂牌当律师。父亲不擅言辞，虽然挂了胡大律师的招牌，不幸上法庭时口拙，无法替人进行有效的辩护(说不定他心里想的是和解算了)，因此律师的招牌不久就给砸了，母亲为了此事经常当外人的面说他无能。别说替人辩护口拙，就连和母亲吵架，他也是挨了一百句才能回个一两句，骂完便赶紧夺门而出。有时他从台北领了薪俸回来走到半路碰上同事告急缺钱用，他就把信封里一半的钱给了那个人，回家只能交给母亲一半的薪水当家用，患有金钱恐慌症的母亲病情因而日益严重。 　　小时候我是父母之间的夹心饼，起先是母亲在我身边叨念父亲的自卑与无能，长大一点换成父亲在我面前数落母亲的拜金与现实。我记得父亲爱看武侠小说，但又恐怕母亲笑他没出息读闲书，便躲在被窝里拿着手电筒偷看；喜欢和爸爸起腻的我也躲在里面和他一起偷看。父女二人像是做了坏事的小偷，紧张中带着莫明的兴奋。这时父亲好像在跟他同年龄的玩伴告状一般悄悄地对我说：“那个老达卜(上海话发音的“老太婆”)根本是金钱挂帅，她心里永远是金钱第一，她第二，别人第三。”听了这些话，我深深觉得他是如此地厌恶母亲。　　我小时候确实有心理学所说的恋父情结，父亲一向是我的荣耀以及我同情的对象，母亲的强势与批判使得我一面倒地倾向于他。我无论在长相、气质和心性上都比较像父亲，而且父亲和我的关系又特别近，似乎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便能直接地融合，母亲对这一点时常流露出妒意，从眼神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上小学后母亲开始把对父亲的不满(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满)迁怒到我身上，总嫌我和他一般无能、没用。她时常拿我最要好的朋友周中立与我相比，她总说中立能干、活泼、头脑清楚，我和她站在一块儿简直像个老实的小傻瓜。她日复一日地加重我头上的罪名，我虽然反弹但似乎愈来愈朝着她的精神暗示发展，后来我从心理学上完全印证了父母的指责终将一一实现。 　　父母欠缺觉察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我许多人格上的矛盾。父亲宠我、纵我，要星星月亮他都设法摘下来给我。上小学后我的钢笔起码有五十支，我喜欢圣诞卡片，爸爸一买就是一百张；他无法时常回来看我便转而以物质的形式补偿。从小到大他总共只打过我一回——他和朋友下棋眼看着就要赢了，我过去夺他的注意力，把他胜算在握的棋给毁了。他气得一巴掌托住我的屁股使劲一推，把我从客厅的前端推到了后端，但地板很滑所以我毫发未伤。我心里笃定他不会真的伤我，拍拍屁股笑嘻嘻地站起来就跑。 　　他在家的时候我是个满洲格格，他回台北之后我就成了灰姑娘。当时村子里的人耳语，盛传我是母亲抱来的养女。我听见了跑去质问妈妈，妈妈说他们存心不良，我是她打了几个月的安胎针才保住的亲生女儿，这才提起了乐老师与朱大夫的传奇故事。 　　一家三口的紧张关系只有一个人可以扮演润滑剂的角色，别人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人就是父亲姊姊的儿子，我的表哥——刘光夏。中国人常说甥舅最有缘，此话确实不假，爸爸的亲戚之中只有表哥到了台湾，母亲则一个都没有。表哥活泼、幽默，但也颇有个性。他长年教外国人华语，学生多半是外交官；他时常和母亲聊起洋人世界的种种，我在旁边耳濡目染开始有了几分向往。表哥的感受力和滋养力都比一般男人强，譬如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不敢帮我洗澡，表哥却能一手包办。洁生出世后表哥立刻从夏威夷赶回来看我们。洁生喜欢哭闹没有人能治得了她，但一到表哥的手里不消多久就睡着了。表哥后来和专攻体育舞蹈的陈姊姊结婚，生下了小侄女璐璐和小侄儿老虎，他们的家就成了我的避难所及儿童乐园。　　记得有一天夜里母亲和表哥在客厅里聊天，我觉得没趣想到饭厅拿糖吃，但饭厅的灯没开，黑漆漆的令我有点害怕。我打岔要表哥帮我拿糖，妈妈嘲笑我既好吃又没胆儿。我的自尊心受了伤，气得壮起了胆跑到饭厅抓了一把糖，高声喊了一句大人平日随口即出的国骂之后，撒丫子就往外跑。母亲火冒三丈，拿着一根竹条跟在我后头追杀，两个人绕着存信巷不知跑了多少圈。后来我躲进一家人的后花园，母亲找不到我只好作罢。我听见她在我后头追杀的时候口里没停地喊着：“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平日里我一跟她顶嘴，她也是对我又打又拧的，可都没那天晚上那么当真，所以我不敢回家了。 　　晚上十一点多一个人在巷子里没魂似的走着，排行老五的干哥哥骑着脚踏车经过时发现了我，得知事情的始末之后，他骑车载我回家准备向母亲赔罪了事。回家后我跪在母亲面前硬是不肯开口认错。表哥在一旁劝架，母亲好一阵子才软了下来，终究饶了我。第二天放学我对老李说：“我恨妈妈。”老李一脸惊骇，责备我怎么可以如此不孝。我得不到心理上的支持便径自走到竹林宣誓：长大之后一定要复仇雪耻。我想日后的叛逆以及与基度山李敖伯爵的因缘，大概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种下的吧。 　　另外一件令母亲恐惧的事，就是见到父亲烂醉如泥地回来，东倒西歪的完全失去了平日的压抑与克制。老李看到这种情境总是亦步亦趋地照料着父亲，我站在一旁揪着心，母亲则是吓得闪到了一边。老李示意要母亲过去扶爸爸，她说她最讨厌人没理性，爸爸是断掌，很可能一巴掌就把她打晕了。老李把爸爸扶到床上，爸爸嘴里一直喊着：“因因哪!因因哪!”我凑上前去既难过又害怕地拉着他的手，他泪眼模糊地望着我哀号：“妈妈呀!妈妈!……”爸爸的哀号勾起了我心底最深的无助与同情，我含着眼泪束手无策地低头看着他吐了一脸盆的酒菜。　　父亲长期不回家，母亲如果休战不打麻将，总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个不停，或者焦躁不安地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她的不安和错综复杂的情绪严重地波及了我幼小易感的心。生活在一个欠缺沟通的家庭里，孩子只能窥见问题的一角，父母深埋的渴望、孤寂、幽怨与愤恨如同一座冰封千年的活火山，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妈妈在家时我的感觉就像坐在活火山口，心中充满着不祥，她迁怒的眼神也总是令我不寒而栗。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为我绑马尾头时为了避免头发很快就松开，往往过于实际地扎得太紧，我痛得发出“哎哟”的喊叫，她拿起梳子劈头就敲我的脑袋，我只好顶着一束紧绷的马尾去上学，离开她的视线时才敢稍微松绑。 　　日式的房子在冬日里门窗经常被吹得咻咻作响，爸爸人在台北，妈妈打牌去了，只剩下老李和我两个人在家，那种相倚相靠的孤独感总让我联想起当时私下流行的一首禁歌(因为某种政治因素而被禁了)，歌词好像是：热红红的太阳往上爬呀，往上爬，爬上了白塔，照进我们的家，我们家里人两个呀，爷爷爱我，我爱他呀…… 　　有一天我和母亲在街上走着，一位陌生男子迎面而来，母亲突然停下脚步过去拉住那名男子的手臂。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交谈时脸上浮现的表情，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多年不见的老友。他们谈完话之后过了几天母亲就带着我到那位叔叔家串门，母亲和他谈着谈着便开始哭诉自己守了多年活寡的难熬之苦，那位叔叔似乎相当同情母亲的遭遇。不久那位叔叔便时常到家里来探望母亲。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意外地发现他环腰抱着一脸笑意的母亲，母亲看见我立刻撇开他的手，表情十分尴尬。父亲从台北回来带我到包姑姑家聊天，我当着包姑姑的面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反应颇为淡然。当时他和包姑姑到底讲了些什么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自此之后那位叔叔和母亲就不再往来。我当着包姑姑的面向父亲告状的事令母亲对我更加不满。 15.上学了( 11:29:12) 除了一些属于创伤儿童的记忆之外，学习与成长仍然充满着兴味。　　 中师附小在当时算是明星学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数较多，老师、校长大多受过日式教育。附小以音乐、美育著称，刚好这两项我都稍有天才。　　 一年级的音乐导师萧碧珠是台中著名的钢琴家，她当时判定我为绝对音感，因为每回听音考试我总是拿一百分。另外几位具有绝对音感的同学日后都成了杰出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虽然我没有步上此道，但音乐一直是我的狂喜与至乐。音乐的能量是属灵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达欲望，而这些欲望通常是透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的。　　 说起舞蹈，我真的差一点成了芭蕾舞娘。台中当时有一位以严格教学闻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岁时母亲把我送到她那里学习，我的瓜子脸和瘦长的体形非常得到她的偏爱。　　 她对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却是体罚。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标准，她就拿出一根绑着铁丝的细藤条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当重，我的手总是一阵麻痹，好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我禁不住对体罚的恐惧从此不肯再去学舞。辜老师后来很诚恳地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能持续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缘的来龙去脉，成为芭蕾舞者其实违反了我的心性，那种专注苦修的途径绝不是爱自由、爱多元化发展的我所能承担与满足的。　　 对我而言绘画是另一项表达自我的方式。我的画时常被选出来参展，但总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习惯大胆用色，下意识地喜欢把颜色调混，画出来的风景或静物总是灰蒙蒙的。评分老师喜欢孩子们以明朗鲜艳的色调表现童趣，所以我无法拔群。这项对混合色的爱好，长大后也表现在我对服装的品味上。　　 我爱月牙白、秋香绿、墨绿、靛蓝、酒红、中国红、灰紫、栗子色、青磁色，还有各种的黑；黑中掺任何颜色都比纯黑悦眼。这项对绘画的嗜好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当了演员之后便完全中断了(二〇〇四年我又开始探索油画技巧)。　　 附小合唱团当时被誉为台湾的维也纳儿童合唱团，上一年级时我被级任导师廖先生介绍到团里，成为年纪最小的团员。我人长得瘦，但嗓门特别大，声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聋，于是外号“雷婆”的我自然被编入了高音部。当时负责指挥的老师名叫陈烟梯——这个名字的意境还真有点费解——他有一对招风耳，一个红彤骸的酒糟鼻，还有两道开阔而深刻的法令纹。他的态度非常认真，教学甚为严谨，口音里带着浓重的日本腔，脚上总是穿着一双纯白皮鞋。他上台指挥时表情严肃，如果有同学声音过大、过高或唱得荒腔走板，他就睁大眼睛狠狠地瞪你一下，嘴里还嘟哝着：“险累哦!”手里的指挥棒差点没成了打人棒。　　 我小时候有一种奇特的反应，每当大人的表情过于严肃或场面过于紧张时，我就忍不住地笑个不停，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泪的程度。上台北参加全省性的比赛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来，可想而知会是什么场面了，所幸一次也没发生过，因为我被选为高音部的独唱，荣誉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经地专注于歌唱。民国五十二年我们的参赛歌是《老乌鸦》，我独唱其中小乌鸦的那一段。我们在台北中山堂表演的时候，我自认为把小乌鸦唱成了黄莺出谷，陈老师也因此而顺着烟梯步上了青云——我们得了全省冠军。第二年再接再厉，我们勤练高难度的《哈里路亚》，我仍旧担任其中一段的独唱。没想到比赛前一天我感冒倒嗓，同学们建议我服华达丸，结果情况更糟，糟到连《哈里路亚》也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演出活像个倒嗓的老乌鸦，陈老师气得七窍生烟，险些没从梯子上摔下来——我们得了全省第四名。从此我开始变音，歌唱生涯告一段落，平日里只能在家中高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全套黄梅调，或者乘着老立委们出巡考察时在他们面前展露一下歌喉，以聊表自己的演唱才华。　　 回忆起另一段历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简直是噩梦一场。到目前为止我读过许多人对数学的观感，其中只有《荣格自传》深得我心。他在自传里有段精彩的辩白，所有痛恨数学的人都应该一读为快：老师说代数是很自然的，应该把它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我却不知道数字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是计算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是用字母代表的，而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此是可以被听见的。……其中最令我恼怒的是下述的定理：A＝B，B＝C，A＝C。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应该是两码子事，既然完全不同，那么A就不能等于B，更甭说与C相等了。若是要成为一个等式，就该说A＝A，B＝B，如果说A等于B，在我看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谎言和骗局。　　 但荣格的遭遇比我要强得多，至少他还能替自己辩白一番，而且辩得如此高明。我碰到数学完全是转世老僧入了顽空定，脑子里一片虚空，怎么也起不了作用了。母亲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是个数学智障，真不知有多么忧心了。不论在当年或今日，数学永远是家长及学子们最紧张的科目，于是她特地为我请了一名家教到府恶补。这位家教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让我明白鸡兔同笼、植树问题与流水问题的窍门，可他左解析右解析，我还是断电。最后没辙了，他只好把咱们家里所有的跳棋、象棋全摆在桌上，一颗颗地排好，为我具象地讲解起来，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仍然是公式形成之前的问题——鸡兔为什么要同笼?后来母亲又请宋玉表哥找来他最好的朋友郭先生替我补习，情况终于改善了许多，但考起试来我还是无法及格。　　 数学不及格是要体罚的，我记得五年级的级任导师当时也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他长得有点阿兰&德龙，许多女生私下都暗恋着他。他的小拇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除了抠痒之外还可以用来体罚数学不及格的学生。有一回我被他叫上讲台示众，因为数学只有三十分。他用那长长的指甲在我的头顶像啄木鸟般开始重重地啄，我被啄得脑浆都晃荡了，可仍然力持镇定，默默地从头数到尾，一共数了一百零一下。回家之后我立刻向爸爸告状，爸爸第二天就到学校向校长抗议，从此这位老师体罚人的次数减少了许多，而我则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数学不及格已经是学生最大的恐惧与梦魇，还要加上体罚的羞辱，成绩更不可能好了。考数学缴白卷的恐慌与窘迫直到二十七岁时都还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来源：胡因梦博客（网址：.cn/yinmeng）-------------------------【野兽微荐】：陈寿文（微信号：chenshouwen1979） ，收集旧文，开写新文。 【野兽群荐】：为了方便各地的书友彼此交流及后续本地线下书友会的建立，建了一个心灵自由书友会QQ群（群号:） 【野兽文荐】：回复 胡因梦 取阅胡因梦系列演讲文稿 【野兽影荐】：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 观看电影《灿烂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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