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严打冤假错案网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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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中办发(1986)6号文件)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问题的补充规定
摘要:发布部门: 财政部、劳动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共中央统战部 发布文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86)6号)下发后,一些地区和部..
发布部门: 财政部、劳动人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落实政策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的补充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86)6号)下发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反映,文件中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的规定,在执行中标准不好掌握;已经制定实施办法的地区和部门规定的标准不一,有宽有严,也引起一些矛盾。因此,各地区、各部门普遍要求作出全国统一的规定。经研究,现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中办发(1986)6号文件规定的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的对象,是指被错划为右派或“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及其他被立案审查而受到错误处理,现已彻底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人员。不包括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工资级别不合理的人员。.  二、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国家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工资普调以前的行政十七级(或工资额相当行政十七级的)及其以下人员,因被错划为右派或受其他错误处理,从一九五六年工资改革后到工资普调前,从未升过工资级别的(包括错受降级处分后虽升过级但未超过原工资级别),可在原工资级别基础上升一级工资,然后再按普调工资和工资改革文件的具体规定和条件参加普调和套改(包括普调工作结束后,平反改正,未参加普调的人员)。  三、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工资改革前已办理离休、退休手续的人员,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可在原工资级别基础上增加一级工资,作为计算离休退休费的基数。  四、符合调升工资级别条件的,由所在单位(离休退休人员由原单位)提出意见,按干部管理权限,经主管部门审核,报上级批准。调升的工资从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发给,过去的不予补发。  五、增加工资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解决。如数额过大,单位确实无力解决,可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  六、各地、各部门的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黑道]《黑帮政治:城市黑帮》 (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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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冤假错案、供给制、配给时代、回故乡、山水之间
平 反 冤 假 错 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分清是非,落实政策,解决遗留问题,促进安定团结。此后,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区委决定成立文教系统落实政策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委内。主要解决反右斗争、“四清”、“文革”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分子(包括中右、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恶毒攻击毛泽东、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教职工的问题。经过复查,问题弄清楚后,文教局写出复查报告,报宣传部审批,最后用宣传部的名义批复。宣传部的这项工作由我负责。文教系统是历次政治运动重灾区,落实政策任务繁重,集中十多人,历时两年始结束。
通过复查可以看出,除了个人历史上的问题,大都属于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一些过头的话、偏激的话定为恶毒攻击领袖、攻击党。过去,对党的方针政策,是不能有任何不同意见的,否则都是攻击。说“粮食定量少,不够吃”被定为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粮食产量没有那么多,虚报浮夸”、“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办公共食堂是浪费”全被定为“攻击‘三面红旗’”。说林永昌不应提副区长,李叙伦不该提(文教局)副局长,是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教师们对调工资意见不少,都成了攻击党的工资政策的依据。三十八中教师蒲之推,上课时在黑板上先后书写了三个互不相关的词组:毛泽东、解放军、纸老虎,且三个词不在一条线上。被连起来,读作“毛泽东和解放军是纸老虎”,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老干部吴林,成都解放时任市粮食局局长,因说毛泽东讨两个老婆(毛与江青结婚时,尚未同贺子珍离婚)而获罪,撤职调到金牛区物资局,历次运动都成重点对象。四十中图书管理员章孟南,与她的爱人彭达都在中央监察部工作,彭是司长,章是监察员。一九五八年二月,彭达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头目、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监督劳动,发给生活费。一九六一年调成都量具刃具厂做车间调度工作。一九六五年八月,社教运动中受留厂查看两年处分,工资降为工人三级。章孟南在反右运动中,无任何“右派”言论,只认为彭达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乃被视为“与右派丈夫划不清界限”,也成了右派分子,撤销职务,由行政十二级降为十六级,随彭达到成都,安排于四十中学。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对彭达的问题作了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十级,分配工作。章孟南的右派问题,原由市委组织部复查,后将材料移交金牛区委,一九七九年六月,以金牛区委名义予以改正。他们夫妇在成都近二十年时间,一直住在厂里一间黝黑的牛毛毡偏棚里,彭达右派问题改正后,厂里才给他们分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没住多久,他们选择北京作为安置地,双双离开成都。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十分细致复杂的工作,政策性很强。改正要实事求是,不能一风吹,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些错误言论、过头的话,复查结论中还要指出来,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留了政治尾巴,拒绝在结论中签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反复推敲文字,耐心做思想工作,做到政策允许,本人同意。对个别坚持不签字的,请示领导同意,注明情况,存档了结。
供 给 制 ? 包 干 制 ? 薪 金 制
我一参加工作,就过的是军事供给制生活。供给制,衣、食、住全部由公家管,个人一点不操心。吃饭不要钱,衣服、鞋袜、被子、蚊帐、生活日用品,按时由公家发。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发票。按时发香烟,不管你抽烟与否。生了小孩,有保姆费、保育费,还要发一些相关的实物。有了病,到医务室医治。每人还有一万五千元(即后来的一元五角钱)的零花钱。
一九五一年,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包干制除公家管吃饭,发给每人一定数量现金,由各人去买衣服和日用必需品。包干制和供给制一样,伙食分大灶、中灶、小灶。厅、局以上干部吃小灶,科级(团级)干部吃中灶,其余干部吃大灶。包干制分等级,我是七等三级,相当于后来的行政十九级。
一九五六年实行薪金制,也就是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别从一级到二十四级,月工资从594元到45元不等。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实行了三十多年。由于当时的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平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足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改薪金制时,我被定为行政十九级,月工资七十四元,这个数目我拿了二十三年,这中间我的工资一分也未增加。那时候,看党内刊物,如《中央工作》、《西南工作》、《四川工作》限十九级以上党员。订阅《参考消息》(那时《参考消息》的机密程度比现在高)限十九级以上干部。上世纪七十年代,内部放映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也限十九级以上干部能看。鉴于有些领导不够十九级,区委规定四大班子的头头全部看。宣传部的领导不够十九级,又以工作需要为名,把他们也扩进去了。大家对十九级才能看电影这一规定很不满意,把《山本五十六》戏称为“山本七十四”(因为当时十九级的工资是七十四元)。山本五十六是二战期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是他一手策划、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尽管他双手沾满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人民的鲜血,日本国内却视他为“海军之花”“民族英雄”。山本是当时日本除天皇、首相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山本五十六》这部电影竭尽吹捧山本之能事,鼓吹侵略扩张,宣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十分反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山本前往前线视察途中,座机被美机击落殒命。前不久,出版了一套《二战十大名将》,其中选有山本五十六。这书对山本的评价比较公正、客观。
一九七九年,我由十九级升为十八级,月工资八十五元。
一九八三年,工资普调,又由十八级升至十七级,月工资九十五元五角。
一九八五年工资改革,在九十五元五角的基础上增加十元,整改为一百一十九元。
一九八七年二月,成都改五类工资区为六类,增加三元,为一百二十二元。
按川工改(1988)5号通知,一九八五年工改工资九十七元至一百二十二元范围内的专业技术人员升资不到四个级差(指1966年参加工作人员)和三个级差的(指1967年后参加工作人员),可再调一级。我因只增加了两个级差,符合调级条件,故由一百二十二元升为一百三十一元。
一九八九年六月退休时,我的退休金一百五十九元五角,至二零零四年底,退休金已升至一千二百二十元五角。
我的退休金是很低的,但我想得通。一九五六年实行薪金制,我被定为十九级。这个级别,即使在省级机关也是比较高的,到了县上和金牛区更是鹤立鸡群,令人羡慕。十九级工资我拿了整整二十三年,这期间大量干部拿三、四十元,我是七十四元。别人生活困难时,我一直宽裕,我现在退休金少点也想得通。
走 过 配 给 制 时 代
国家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了保证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于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四年实行棉布计划供应。
城镇、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粮食。粮食定量标准因年龄、工种不同而异。机关工作人员一九八八年以前,每人每月三十斤大米,一九五九年一度降为十九斤。一九八九年调为二十七斤。不满周岁婴儿,定量为八斤,以后每增加一岁调高一次定量,到十周岁即同城镇居民一样,每月二十六斤。高、初中学生三十二斤,毕业后如未升学,即改为二十六斤。
一九五五年开始使用粮票。粮食凭粮票购买。粮食部印有全国粮票,省、市、自治区有地方粮票,市、县有市、县粮票。军人有专门的军用粮票。省、市、自治区粮票可以在省、市、自治区范围使用;县、市粮票只能在县、市范围使用。全国粮票和军用粮票最受欢迎,它可以在全国通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都市粮票又改为粮食供应票,供应票分米票和面粉票,机关干部的二十七斤定量中,大米十六斤,面粉十一斤。粮食供应票,后又改为粮食供应优惠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实行过《居民凭票购粮(搭伙)证明》,通称“搭伙证”。粮食计划供应至一九九二年取消。
棉布(包括絮棉)供应标准,因地域和大小人而异,机关工作人员每年供应棉布十五市尺。凭布票购买。婚、丧、生小孩,可以凭证明多买,这项政策实行到一九六三年底止。冉劲生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出世几个小时,幸运地拿到了奖励布票,我们自然很高兴。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导致工农业生产大滑坡,物资短缺,不少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实行计划供应。食油和肉,有油票和肉票,食油每人每月五市两,肉五市两。较长时间发号票,称为“供应证”。一年一次发给各人一定数量的“供应证”,“供应证”上印有号码,临时在报上公布,比如一号买酒(通常一张号票买三市两酒),二号买白糖,三号买肥皂,等等。蜂窝煤、煤油、香烟、火柴、自行车、缝纫机等都凭票供应。春节凭号票可购买黄花、木耳、花椒,不过数量很少,每种都是一、二钱。县以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享受特别供应,每人每月供应猪肉、白糖、鸡蛋若干斤,香烟(甲级)若干条。出国人员有“外汇券”,凭此券可到指定地方购买一些一般商场买不到的商品。当时,国家还出售“高价点心”,它的价格比凭票供应的高出很多,不少人过去的一些积蓄,就是买高价商品消耗掉的。
票证系非卖品,禁止买卖,但暗中交易还是不少。粮票、油票、布票、号票等等,黑市上全都可以买到。当时人们的口袋里,随时都可以掏出一把票证,就像今天人们身上的卡片一样。有一年,我们将一家三口人半年的肉票掉了,没有办法,只有买青豆,以补充人体必需的脂肪、蛋白质。我们还喂了巴白鸡,生蛋,补充营养。
稍后,出现了自由市场,只要你有钱,很多东西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虽然价格很贵。当时有“三鹅牌”自行车的说法,就是说卖三只鹅就能买一辆自行车。一只鹅卖四、五十元。
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远去,配给制亦不复存在,市场经济早已来临,物资已相当丰富,高兴买啥就买啥。但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观念,似乎还停留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回 &&故 &&乡
一九八六年,我回到石桥河,距一九四八年离家,屈指已是三十八年。这些年来,我无时不惦念着家乡,真的是“岁岁客天涯,夜夜梦还家”。三十八年啊,家乡变了。
我是从达县城坐汽车回石桥河的。这条路是达巴公路(达县至巴中),我四八年离家时,这条公路正在测量,从连三湾过来,经过我家当门进场;修建时改了道,从连三湾经四方井进场。公路建成后,石桥河的街道也起了变化,下车后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
农村的新房子多了。
过去吃米要自己擂,自己碾,现在有打米机。
过去吃豆腐,自己磨,自己点,现在街上买豆腐很方便。
汤圆也不用自己推了。
吃面条有绞面机。
过去煮饭烧柴草,现在烧煤。
过去吃水到井边挑,现在钢管井就在屋边。
过去都是喝生水,现在有温水瓶,吃开水。
过去点桐油灯,现在用电灯。有了电,收录机、电视机也普及了。
过去穿土布长衫,现在穿化纤织物,衣服式样多了,色彩也丰富了。
过去男女都包白帕子,现在戴帽子。
过去打赤脚、穿草鞋,现在穿布鞋、胶鞋、皮鞋。
过去生病,吃草药;长疮,敷瓢甲甲。现在有医院,中医、西医都有,小手术可以不出乡。
过去红苕半年粮,现在细粮有的是。
过去初一、十五吃肉,红白喜事吃回“九斗碗”,现在吃肉不成问题。
电话装上了。
有的人家还买了摩托车、汽车。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就是大变小。仙女山、白岩山变小了。吕家大田、尿包大田变小了。老房子、新房子变矮了。帽落寨、竹林寺、高寺寨,变得像些小土堆。挑水河变小了。而且巴河、州河也不如过去那么宽阔、碧绿。达县铁桥过去那么雄伟,站在桥上吐爬口水要打好多转转才会落地,现在也觉矮小。当然,不是它们真的变小了、变矮了,而是我们长大了,见的高山、大河、高楼多了,视觉发生了变化。
上面说的是好的方面的变化,下面谈谈我认为不好的方面。
石桥河解放前林木较多。以冉家坝周围而言,竹林寺、官林盘、松林坡、青杠林、钥匙沟、学堂、新房子,哪里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除青杠林的青杠树和新房子的柏树,全是合抱的、参天的松树、柏树,树龄估计都在百年以上。今天已一棵不剩,全砍光了。青杠林、新房子的树,也被剃了光头,连一个树桩也见不到了。
老房子朝门外那棵数人合抱的香樟树,也不知所踪了。
新房子那些果树,如柚子、广柑、红桔、杏树、板栗、核桃、李子、梨树、花椒、花红树通通不见了。这批果树,当年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这帮娃娃的需要。
私人坟垣被毁,石料不知弄去干什么了。
老房子至镇上那条整整齐齐的石板路,被撤毁了。
一些田间小道,被挖得人都难于通过。
我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修桥补路、积德行善的美德,现在不见有人宣传提倡了。还好,我们何大婶传承了这一美德。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在挑水河上游,我们赶场必经的地方建了一座小桥。从此人们从这里过河,再也不须脱鞋趟水了。这一利民善举,博得了过路者的齐声称赞。
山 &水 &之 &间
退休了,有时间旅游了。游览祖国山河的夙愿,逐渐地有了实现的机会。
一九九二年二月一日,我们同绍贵、绍昌三家,每家二人,共六人游三峡,从重庆乘船东下,至宜昌折返。参观了葛洲坝,游了陆游洞、张飞点将台、白帝城、鬼城,游了小三峡。二月三日(腊月三十)在奉节崇圻家过年,欣赏了县城过年的热闹景象。我们过三峡正值夜间,无从领略三峡雄伟秀丽的风光,神女没有见到,两岸猿声没有听到,我们见到的只是峡江翻腾的白浪和漫天飞舞的雪花。
正月初二晚上到巫山,由于是深夜,不便进城找旅馆,只好住在长江边的一家鸡毛店。这家旅馆仅一间屋子,除了我们六个人还有别的旅客。店主安排我们睡一间通铺,六个人挤在一起,无法落身,只能背靠墙壁坐着打盹。当晚巫山大雪,冻得大家够呛。旅店之脏,设备之差,无法形容。翌日晨,游小三峡。小三峡比大三峡美多了。江水清澈见底,木船与江底石头碰的嚓嚓响,过滩时大家还得上岸。在这里还领略了大三峡已不复有的“两岸猿声啼不尽”的意境。游罢小三峡返回县城,夜宿全县城档次最高的“红旗旅馆”。由于是春节期间,服务员、炊事员都回家了,只留下值班人员。洗脸、洗脚都是冷水。没有饭吃,只有吃挂面。我们提出面里可否加鸡蛋,值班人员说要请示领导。经过批准,我们新年在巫山县城才吃到了一碗鸡蛋挂面。
第三年的春节,也就是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我们三家人又聚集在一起,这一回是游西岭雪山。从成都出发,第一夜宿獐子岩,旅馆条件很差,夜里下大雪,寝室窗子没有玻璃,朔风刺骨,只有将破被子挂在窗户挡风。第二天,雪继续下,山陡路滑,无法向山顶攀登,乃返回大邑县城,住县招待所。招待所也因为春节,员工回家,冷冷清清,打一夜麻将将时间混了过去。
春节本应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却一再选择这个日子出外旅游,沿途挨饿受冻,苦是苦了一些,但也乐在其中。现在情况不同了,春节是七天大假,旅游黄金周,外出已是乐事。
西岭雪山,从一九九四年春节后,我又去了四次。二零零零年与二零零一年各一次,都是单位和老协组织的。二零零六年八月和十一月又有两次,同样是单位和老协组织的。二零零一年这一次,我们三个人趁进山收费站工作人员未上班之际逃票(门票每张20元)上山,我们超越獐子岩,登至大天门返回。獐子岩往上,路特别陡,海拔已超过2000米,进入原始森林,一色的针叶林,参天大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七日至九日,我们住在花水湾,享用温泉。八号上车,我们一行人趁难得的大好天气,重游西岭雪山,这一次虽然只有半天时间,却是货真价实的游山。我们缓慢地行进在已经整修、可供两人并排行走的石板山径上,仔细欣赏两旁风光。由于这里环境温暖而潮湿,灌木、藤本植物和高大乔木的枝干上都长满了绿色的苔藓。墨绿色的杂交林中,间杂着簇簇黄叶与红叶,这预示着冬天就要到来。在海拔1200米的地方,我们竟然见到了猴群,他们飞快地跨过石板路,迅速消失在密林深处。扫地的工人告诉我们,这是野猴,怕人。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我与绍兰、西西去上海,玩了二十多天。其间与樊松一道游了苏州、无锡。以后我们三人又去了杭州。对天堂苏杭虽是走马看花,但和上海一样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只是杭州这座城市略显陈旧,而西湖也不如想像的那么美丽。
在上海,与姐姐、马哥哥一起享受这么长的欢聚,实属难得。我们曾期待他们百岁时再聚首,谁知这竟是一次永诀。
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至九日,我和绍兰随金牛区老年大学的一批学员,去了海南岛。一月的成都,正值隆冬季节,海南已栽完早稻。人们都是一袭的夏装。我们一行游了海口、三亚、亚龙湾、博鳌、热带植物园。在热带植物园,我们大开眼界,见到了面包树,咖啡豆这类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热带植物。博鳌以亚洲论坛闻名,又是万泉河的入海口。万泉河因为一首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和一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而声名远播。万泉河入海口被认为是自然景观保存最完美的一个地方,在世界河流入海口中都是少见的。它由万泉河、九曲江、龙滚河三江汇合而成。它把江河、绿岛、海港、沙堤等景观集合在一起,勾画出了清新秀丽的海滨风光。博鳌被定为亚洲论坛的永久会所,原因就在于此。每年举办年会期间,这个小岛能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过来,而平时则是海南观光游一个重要目的地。在游黎寨时,我们不知底细,被一群黎族姑娘拥进一间屋子,邀我们参加黎族婚礼。这样,我们几个同游的老头子便当了一回“新郎”,入洞房,喝交杯酒,抱新娘。就这么几个动作,几分钟时间,每位“新郎”却要交五十元礼金。这一场浪漫而又令人尴尬的游戏,逗得同行的人们哈哈大笑。
海南是旅游强省,但它的经济比较落后,我们从“天涯海角”的三亚返回海口,正遇上全省第一家超市开业。不过,我们相信去过海南的人,都会记住那里的阳光、空气、沙滩。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同绍兰去昆明。二十年不见,昆明变了。这座边疆明珠已是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了。在市内崇增租住处休息几天后,我们便开始计划中的行程,先大理后丽江,最后到西双版纳。这是我们第三次到云南,这一次才算园了我们游览大理、丽江、版纳之梦。
大理是一座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古城,曾是唐南诏国和宋大理国的国都,又是白族的发祥地。大理是通往印度、东南亚的要道,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又是沟通东南亚与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大理风光首推苍山洱海。苍山是云岭山脉南端的主峰,最高处海拔4122米。苍山脚下是风光明媚的洱海,洱海是高原淡水湖泊,总面积251平方公里,形如一弯新月环抱整座苍山。
苍山脚下还有蝴蝶泉、崇圣寺三塔。蝴蝶泉的水是从岩缝中流出,水质清冽,无任何污染。每年三月到五月间,各种蝴蝶成串悬挂于泉边的夜合欢树上,五彩缤纷。白族人民把每年的四月十五日定为蝴蝶会。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大理和蝴蝶泉拍摄了电影《五朵金花》,随着电影和它的插曲《蝴蝶泉边》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蝴蝶泉的知名度。凡游大理的人都要来看看蝴蝶泉。可惜,泉水依旧,合欢树依旧,蝴蝶却见不到了。
崇圣寺三塔,位于大理古城北1.5公里处,由一大两小组成。大塔高六十九米,十六级,方形空心砖塔。南北两座小塔的距离都是七十米,高度均为四十二米,是一对八角形砖塔,各有十级,外观轮廓似锥形。过去常听人说“大理白塔”,其实三塔都是米黄色。
游罢大理游丽江。丽江是一座典型的天人合一边寨古城,人与自然结合的非常完美,家家门前小桥流水,鱼翔浅底,垂柳丝丝。丽江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关口,街面的五花石路上依稀可见当年马帮留下的足迹。古城外面建有现代化的新城,新旧城之间界限十分明显。占丽江人口三分之二的纳西族,是羌族的一个分支,来自四川。母系社会延续了很长时间,至今纳西女人仍是主内忙外。丽江人注重环境保护,他们不用塑料袋,街上挤满了游客,市容却很整洁。丽江有座玉泉公园,规模很大,公园核心部分是黑龙潭,湖水碧绿,其水源全来自玉龙雪山。著名的川滇交界的泸沽湖距丽江不远,可惜我们没有前往,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探秘女儿国、湖边赏月的机会。
西双版纳绍兰因伤未去,我和崇增结伴前往。西双版纳所在的景洪市,街道宽阔整洁,两旁全是象脚树等热带树木,一派热带风光。我们参观了热带植物园、原始森林公园、热带花卉园、佛塔、傣族村寨,还在橄榄坝参观了傣族的泼水活动。这里的热带植物园比海南的植物园大的多,品种也多,植物普遍高大。有一处铁树,树龄已八百年,旁边植有几株矮小的四川铁树,相比之下,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侏儒见巨人。傣族民居十分奇特,它一点没有汉族、白族、纳西族住房的影子。傣家房屋两层,底层关牲畜,放置农具和交通工具,上层是居室、客厅、厨房。从景洪市区到热带植物园,汽车沿澜沧江行进,数十公里的两岸远近山上全是橡胶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橡胶树。过去总以为橡胶树的叶子很厚实,实际上很薄,从树型看也是其貌不扬。橡树栽得十分整齐,横看竖看都成行,株距也完全一致。这不禁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些四川、上海等地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垦战士们,是他们栽下了这些橡胶树,绿化了山川,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国防工业原料。当年这些知识青年在陡峭的荒山担水栽树,该要付出多少辛苦。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金牛区政府炊事员曾顺荣的儿子就埋骨于此。
但是,种植橡胶林,也破坏了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其代价是沉重的。
我们在云南到过的这三个地方,分别是白族、纳西族和傣族的聚居地,那里的淳朴民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十二月一日抵大理,一位叫杨超的白族小伙子用三轮车送我们去旅店,然后又送我们去崇圣寺参观三塔,我们见他把三轮车放路边,不上锁就离开了,便好奇地问他,车子掉了怎么办,他回答:我们这里不像昆明,不会有人偷的。以后我们又听到过同样的回答,但总是半信半疑。十二月二日游洱海,绍兰在游轮上喝“三道茶”时脚受伤,傍晚到县城买药,返旅店时天色已晚,走错了路,我们摸索于城外漆黑的崎岖小道,找不到问路的人,尽管杨超说过大理社会秩序好,还是提心吊胆,非常紧张。走了很长一段黑路,才又循着灯光返回城里。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却又说不出旅店的名字和地址。最后才回想起杨超说过,旅店旁边就是“三月街”,这才回到旅店。那出租车司机也不错,见我们是老年人,只收了我们五元钱。我们连声谢谢。
我们在大理遇到的这些人和事,似可证明杨超所言不假,但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旅店一定不要选在城外。到了丽江,我们就住在四方街,这里既方便又安全。
其实“三月街”并没有街,它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盛会,它既是云南西部最古老而繁荣的贸易集市,也是大理各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民间文艺体育大交流的盛大节日。“三月街”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开始在大理古城西门外举行,会期七至十天。结棚为市,万商云集,热闹非凡。
2003年初稿
2006年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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