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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
&&&&&&&&&&&&&&&&&&&&&李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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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对于宋史研究来讲，是真正“拥抱科学的春天”。三十年来宋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可谓是硕果累累。从上世纪后期开始，学界就不断对20世纪初以来（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的状况、成就进行综述、总结，本文只是选取有关宋代历史地位及特点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作一些评介，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关于历史地位讨论
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中极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众多宋史研究者心中挥之不去、欲罢不能的一个情结，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归纳起来，比较集中的讨论有四个问题，即：历史分期视野下的定位、如何看积贫积弱、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南宋历史地位再评价。以下逐一进行评介。
1、历史分期与宋代的历史地位
20世纪50-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讨论，确定封建社会起始亦以此三说为主。虽然讨论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宋朝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或称为下行阶段、下降期的开始，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也就是说宋代是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的开始，是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可以说是对这种成说的否定，学者们认为宋代不仅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邓广铭先生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朱瑞熙认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五代十国、两宋、元代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八百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变化，到宋代几乎完全定型，从而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叶坦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并简要地论述了两宋的时代特征。 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首章即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的阶段问题》，作为本书的代绪论。在这篇代绪论中，漆侠先生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二、战国秦汉时期(前476--184)：封建制度建立、封建依附化关系发展阶段”“三、魏晋隋唐时期(184年～884)：庄园农奴制阶段”“四、宋元明清时期(公元884年～1840年)：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并认为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这种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198819992004胡昭曦说：“”。
从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形态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盛行一时的“五朵金花”讨论偃旗息鼓，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讨论宋代历史地位也渐趋沉寂。到21世纪大多数人不再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所来衡量宋代的历史地位，对此，朱瑞熙记述了这段变化历程，2004年他应邀改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他说“笔者吸取近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觉得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封建’一词，并非中国古代‘封土建国’、‘封邦建藩’的原意，而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这实际上是译介、创新语汇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容易造成混乱。”故而改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小的中原王朝，但它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同时，它还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在经济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式微相侔，起而代之的是对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宋代近世说”的讨论。一九二二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着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内滕湖南的近世说提出虽早，但对大陆学者产生广泛影响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形态理论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对日本学者的中国近世说，宋史学界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世纪之交，“唐宋变革”的讨论在大陆唐宋史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葛兆光先生说：“现在学术界已经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这里需要特别区别的是，以“宋代近世说”研究宋代问题，主要是在思想史、文化史学界较多，如陈来先生直接将他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重要论文结集出版时，定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于此可见一斑。汪晖在解读了宫崎市定对唐宋变革论的发展后说“在他的心目中，宋学是适应着上述社会关系演变而产生的一种世俗性的‘宗教’。京都学派将宋王朝的统一天下视为‘东洋的近世’或‘早期现代性’的开端，引发了历史研究中有关中国历史（以及东亚历史）的早期现代性的长期辩论。也正由于此，一部以探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中心的著作，却不得不从对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释开始。” 在宋代文学史界采用“宋代近世说”似更早。而宋史学界对于宋代进入近世社会的说法，并没有简单附和和认同，而是更关注唐宋变革论所指向的“变革”，但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出现将“唐宋变革”泛化的问题。
2、如何看积贫积弱
对宋朝历史特点的概括，改革开放前大致没有比“积贫积弱”所产生的影响更大的了。据研究首先将“积贫”和“积弱”形容宋朝历史的学者是钱穆先生。他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对宋代“积贫”和“积弱”，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其实与钱穆先生类似的看法，至迟在南宋末期已有人提出，黄震参加修撰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当然南宋人主要是就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而把“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可能首见于漆侠先生1959年出版的《王安石变法》第一章第一节“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如果说积贫包括着两个含义：就是冗官、冗兵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困难（国穷），以及为解决财政困难而扩大赋敛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贫困；那末积弱也包含着两个含义：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196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采用了漆侠先生的观点，“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其后“积贫积弱”几乎成为论述宋朝历史特点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基本上延续了这个看法。王超《评宋初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宋初的集权措施造成了此后积贫积弱的局面。张其凡《宋太宗论》、王瑞来《略论宋太宗》都认为宋太宗功过参半，不同之处在于，张其凡认为太宗时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形成，王瑞来则认为当时处于积贫积弱到来之前的繁荣时期。李笑梅《北宋“积贫积弱”成因新论》北宋建立在五代的废墟之上,统治者的内外方针都是建在“守内虚外”这一基点上，在达到政权稳固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而最可悲的是后世君主不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各项方针政策，致使负面影响愈其扩大，加之军政腐败及皇帝个人性格的弱点，终于促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袁冬梅《从宋人的财富观论宋朝的民贫问题》认为导致两宋积弱积贫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文化的催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宋人重义轻利的财富观的影响。
以上对积贫积弱成说的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宋代财政存在不同归属的系统，从政府三司或户部统计的财政支出不是宋代财政的全部，宋代的财政收入比见于统计的数字宽裕许多；二是宋代经济文化发达，积贫积弱掩盖了宋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关于第一点，商榷意见的论者只是举出一些数据，并没有对宋代财政做深入研究，因而其论点与目前出版的两部有分量的宋代财政史专著所揭示的史实有相当大的距离。汪圣铎《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认为，宋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摆脱财政危机而拼命挣扎”，造成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支出的增加较财政收入的增加更为迅速”。他的这个观点后来在《两宋财政史》得到系统论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亦得出结论说“宋代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各地财政亏空的程度或有差别，总体状况却不得不令人惊异”。“宋代中央军政开支日增月长，冗兵、冗官、冗财的‘三冗’之弊愈演愈烈，无从制约”。
关于第二点，论者把以讨论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积弱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持商榷意见的学者似没有注意到检讨宋代积贫积弱的学者并没有否认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当他讲述宋代社会发展的时候，则充分肯定宋代的历史地位，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重申了宋代“积贫积弱”的特点“在土地兼并、官私租增重和国家赋税剧增三者交织的侵袭之下，广大农民日益贫困，从而造成了民困的严重局势。封建国家尽量扩大征税，但财政上依然捉襟见肘，拮据不堪，也形成国穷这一局势。与此同时，宋虽然养了百万大军，对辽夏则卑躬屈节，纳币求和，而对国内方兴未艾的小股起义，也难以应付。外不足以抗击辽夏，内不足以镇压农民反抗，宋专制统治的积弱的局势也暴露出来了。经济上的国穷民贫，政治上的积弱挨打，就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总局势。”但是他在评论宋朝的历史地位时则说：“宋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中国通史》第七卷的编者在绪论中更是直接说到：“‘积贫积弱’的宋朝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生产的迅猛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科学技术、医学等的发展水平，城市已由封闭型发展为开放型甚至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镇市发展为开放型的乡村经济中心，都不仅大大超越了前代，并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就宋代的哲学思想、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的总体水平来说也是超越前代的，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王曾瑜先生则分析了“积贫积弱”与经济高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朝继承自中唐以降丧失养马区的现实，缺乏马源，不重视骑兵的建设，而古代的骑兵犹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部队，主要以步兵对抗辽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骑兵，就处于弱势。加之自北宋建国不久，就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事传统，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
可见从检讨宋朝政治运作和国策的制定角度讨论积贫积弱，与从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是两个并不矛盾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邓小南在分析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认识的巨大差异所作的分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她说 “不少学生从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中、从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意识到宋代的‘积贫积弱’，特别是鼎峙与战争中国势的不振；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西方流行的史学著述中，注意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 bank)、谢和耐(Jacques Gernet)、伊懋可(Mark Elvin)等汉学家对于宋代历史的极高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China：A New History)。学生们往往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个人觉得，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于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则没有这种内心感受，他们从一种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其二，政治史是国内学术界的传统优势所在，政权间的角力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则出自于和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而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
当然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3、对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
有关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海外学者有很高评价，一是欧美学者所谓的“经济革命”主要包括农业革命和铁煤革命，二是六十年代台、港、海外华人学者们在讨论宋代经济的进步时，一致认为宋代在经济上、生产技术上，为当时全人类农业社会中最繁荣的。同时期大陆学者的宋代经济史研究除了经济重心南移讨论算是一个亮点外，对于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多是从宋代处在封建社会下行阶段的角度出发，不可能有高的估价。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在改革开放头15年内宋代经济史的研究在宋史研究中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每年问世的成果数量大致约占宋史研究全部成果的四分之一。随着与海外学界交流的日益广泛，讨论宋代经济史发展水平也随之热烈的展开。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仍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是否进步来考虑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
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力图另辟蹊径，走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窠臼，以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并以此为尺度，指出两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急速发展的基础上，原始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进而分析了这一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动力和社会条件，及其不能结成正果的制度性缺陷。旨在说明宋代经济所达致的高度及其不足，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徐志新《宋代经济的历史地位评价辩析――与葛金芳教授商榷》认为葛金芳先生对宋代经济发展走向所作的评价失之偏颇，所设前提条件不符合宋代实际情况，因而而对宋代经济类型的判定不准确。
其二，把宋代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总体状况概括为北方不如南方、西部不如东部。
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一书，继五十年代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对宋代地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尽管此书的某些论点可以商榷，如张家驹先生的“南方”本指江南，而程民生的“南方”包括两广等边远地区，他的观点受到各方质疑，但对两宋区域经济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讨，无疑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特别是对重新认识和估计北宋时期北方经济的发展实况具有
日美学者一向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对宋代经济的发展给以很高的评价，其中“铁煤工业革命”即是论及宋代出现经济革命的重要标识。(Robert Hartwell)0()如果按照郝若贝（Hartwel估计，中国在11世纪中叶的铁产量可与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欧洲铁的产量相媲美。漆侠先生以为“这个估计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不足的是，对农业上的需铁量估计得还不够充分。如果根据上面的叙述，农业上需铁量为7万吨；那么，把宋代铁产量提到15万吨上下，或许更能够接近实际情况。即使不然，宋代铁产量之高也是毋容置疑的”。但是王菱菱博士《宋代矿冶业研究》从两宋时期长期持续铸造铁钱、制造铁兵器和铁成为生产胆铜的原料三个方面对铁的需求增长以及制造铁农具对铁原料的消耗总量，进行新的估算，最后得出宋代最高年产铁额应该是三万五千吨至七万吨之间。这个新的结论比过去仅从铁税课额或农具耗铁量来估算年产量要科学严谨得多，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性，也更接近宋代铁的年产量的实际。
长江下游可以实现一年稻麦两熟、福建、广南路则发展了双季稻；苏州一般可每宋亩产米二、三宋石；精耕细作、提高复种指数和亩产量增加。一般被视作宋代农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的标识。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界和农史界对这些数据指标作出新的解释，并引发热烈讨论。
关于对“宋代农业革命”的检讨。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DD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从检讨方法论的角度对国际上一些著述中的“宋代农业革命”论进行质疑和批评，认为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农业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所谓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象”，而产生这种虚像的根源是方法论，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就此他分别以漆侠先生对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梁庚尧先生对南宋稻作技术的论述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驳正。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宋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和争议。其后为回应学界的质疑，他又发表长文否定“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
关于双季稻、稻麦复种。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宋代的双季稻》认为宋代虽然有早稻和晚稻的名称，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双季稻。但这并不能否定宋代有双季稻。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另外在宋代的稻品种中，还发现了有些品种既当早稻又充晚稻的现象，也应是双季连作的结果。宋代的连作双季稻分布虽广，但由于品种不佳，产量不高，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放牧的需要，肥水条件的限制，投入产出率低等等原因，双季稻总的种植面积并不大，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同凤毛麟角。宋代的双季稻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品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当时引进的早熟而耐旱的品种占城稻关系不大。同时曾雄生还指出：旱稻、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宋代各地都有早晚稻的分布，但所占比重各不相同。浙西、淮南等水稻主产区以种植晚稻为主，但其它地区却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干旱和救饥是早稻盛行的主要原因，而太湖流域种植则很大程度上是赋税和雨水所致。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认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但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唐宋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因而作者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对主张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形成和推广于唐代的各种讨论逐一予以辨析。认为到了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选地位。同时还讨论了宋代稻麦复种中与冬麦搭配的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唐宋稻作品种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的问题，从而解开了导致对宋代稻麦复种估计偏低的认识上的两个“死结”。李根蟠指出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宋代晚稻有广狭二义、早晚之分；“早田”并不等同于早稻田。宋代稻麦复种制有较大的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
1991 如果从明清以降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思想文化、民俗风情，直至民族心理的形成等各方面来看，南宋对后世的影响，实在大大超过了北宋。因此，轻视南宋历史，仅仅看到它的黑暗面，或以北宋史的研究来代替南宋史的研究，都是不妥当的”。何忠礼先生则有更直接的表述：“因此学术界普遍以为：南宋的建立，最后确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在此后的八百年间从未遭到逆转”。“南宋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并不低，它对后世乃至今天的影响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徐规先生在评价南宋历史地位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如果我们对南宋历史稍作一点分析和研究，就会发现，南宋积贫积弱的程度尽管比北宋要深刻得多，南宋面临的民族危机也比北宋要严峻得多，但它的统治却坚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既超过了曾经灭亡北宋的金朝，也为后来灭亡它的元朝所不及，个中原因足以发人深省。……”
2006 ()――200820081020-23“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870周年纪念会”上，得到相当多学者的认同。
50卷的《南宋史研究丛书》，29()
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着的特色，因而研究士大夫政治是宋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涉及面较宽广，下面评介几个相互关联较为紧密问题的讨论。
120，当时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为阶级利益而争。反变法派司马光、韩琦、苏轼、文彦博、范纯仁等人代表豪强兼并的既得利益，新法触及到豪强兼并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他们依据的最典型事例就是熙宁四年三月宋神宗、王安石、文彦博等在讨论募役法之利害时，文彦博奏对“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治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纺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讨论阶级关系时亦把士大夫等同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如陈乐素先生《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这个层面的讨论在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是与农民战争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士大夫或称地主阶级作为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很少得到客观正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战争的讨论一度仍然是热点问题，到八十年代中期便趋于沉寂。不过，八十年代的农民战争以及由此带动的宋朝阶级关系研究已出现新的动向，即农民阶级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开始受到重视。>。九十年代出版的《宋朝社会阶级结构》对象《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
近三十年的士族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士族家族的起家和发展；二是士族家族兴衰与宋代纵向社会流动。0?1991
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对宋代政治评论：“盖宋之政治，士大夫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隐现着激进思潮,君主神圣的观念有所减弱、历史营造出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产生了与皇帝共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广大士大夫为维护政治稳定和自身利益，比以往更多地体现出历史责任感和自尊，他们敢于激烈地抨击皇帝，公开抵制皇帝的不当旨令，利用神权和史官之权制约皇帝，并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从而限制着皇权膨胀，并在许多情况下取得成功。宋代没有出现暴君，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这与士大夫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宋代政治架构，一言蔽之，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提倡依法办事，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是宋仁宗朝，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认为，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不无关系。从而论述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提高和扮演政治中坚角色的原因。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2004年，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简体字本出版对大陆深入研究宋代士大夫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该书开篇即说是“关于” 余先生认为“”受余先生的启示，目前学界特别提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共同治理天下，而是另有深意，一是士大夫们具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二是希望通过“得君行道”达到重整社会秩序的目的。前者如邓小南所言：从君臣共治的角度来看，类似说法并非始见于北宋中期。从汉代到唐朝都有类似的表述。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也常有共治的说法。然而，从汉唐到宋初，所谓“共治”、“共理”，无论自帝王口中居高临下的说出，或是在官员著述奏疏中谨慎地表达，都不是强调士大夫作为决策施政的主体力量，而多是指通过士大夫，藉助于士大夫的人手、能力来治理天下，亦即原则上将士大夫的作用定位为听命于帝王、替帝王治理天下的工具。这种状况，自11世纪前期开始，发生着深刻的转变。转变的主要表征，从北宋士大夫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共治”的重心从被命执行发展到参政议政，参政议政者的身份从帝王眼中的智囊谋士变化为朝廷命臣。仁宗朝是宋代士大夫政治发展史上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士大夫对于自身的定位较前积极，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更加理直气壮的讨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话题。
3、相权消长问题。目前讨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这个命题，除了从多个方面多个视角论证外，重提颠覆相权削弱定论便成为势之所然。先说宋代皇权与相权消长的讨论。钱穆《论宋代的相权》关于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分割削弱相权的论点，自1942年发表以后，为学界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一直相仍到六十年代后期，港、台学者开始提出异议。大陆学者大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关注这个问题。
焕力为代表，他们都特别强调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是相权强化的主要原因。诸葛忆兵《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 “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封建专制政体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皇帝便处于金字塔的塔尖，由他支配并操纵权力的运转。作为个体，皇帝的能力、精力、时间又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依赖某一或某几个群体，委托他们共同治理国事，共同组成权力中心”。2000 宋代相权的兴盛》：“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4、褒贬士风。宋代士风是近年研究宋代士族和士大夫政治过程中的一个热点，涉及士风的转变、士人精神及观念多个方面。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曾认为宋代士大夫的风气并不如朱熹《名臣言行录》所说的那样好，也没有明请以来一般印象中那样好。对此，已故美籍宋史专家刘子健在《梅尧臣〈碧云h〉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一文，认为“宫崎教授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只是对宫崎市定非议范仲淹予以驳正。改革开放以来对宋代士风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称颂宋朝士风好的，一般多肯定土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入世苦行的精神与崇尚气节的情怀。”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宋代知识分子新的精神风貌。北宋士风转变，至宋仁宗时期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吴宁,范立舟《两宋士风述论》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郭学信亦发表了系列文章，论述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义利观，强调指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对这样的称颂，张邦炜先生认为 “这类通论性的论断难免欠周延”。“这些肯定性的论断并非向壁虚构，并且很有见地，但仅适用于北宋中期，至多包括北宋前期”。而到北宋晚期士大夫屈从于专制皇权的打压，加之贪图利禄，“总体上已堕落。一旦国难当头，难以肩负天下重任。”俞学忠对南宋晚期士风有类似的评价，认为“在晚宋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风有诸多方面的表现，有忠义方面的表现，有腐败方面的表现，其中变节之风远胜忠义之风，奸佞平庸之相对士风影响大于忠义之相的影响，忠义状元在晚宋据于少数，多数太学生风气大坏，时人对士风不良的激烈批评，反映了晚宋士风的主流为士风败坏”。宋代宋代
目前学界所称颂的宋代士风，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少数有理想的士大夫（亦即王安石所言的“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所提倡的士风和精神，并且多是存之于书本之中的。也就是说，宋代的现实与宋代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5、士人转型与唐宋变革。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宋史学界起初也受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影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宋史学者研究的重点转向士大夫和学术文化思想，受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精英与分层理论的影响，他们以唐宋时代士人的变化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唐宋变革，进而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 而这种大的时代变化发生在北南宋之际。韩明士（Hymes）《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在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他的研究是对郝若贝（Hartwell）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共分8章讨论科举与士的起家、婚姻模式的变化、精英们的家族策略开始从全国转向地方，地方防务、社会救济以及宗教生活等事例说明精英地方化，地方政府职能的权威的衰落等。最后总结其主题是精英的延续性问题，地方性对精英生活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此的自我意识，以及精英与国家的分离。他说：“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个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得到好评，倍受赞赏。而且成为美国学者“一致的看法”。
世纪之交美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说成为国内宋史界青年学者热捧的对象。以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为多篇博士学位论文所征引。由此从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探讨宋代国家与社会之间地方秩序的控制和变动成为青年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近几年美国学者的观点受到学界的批评，余英时先生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即是为了从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近年美国研究宋史的学人曾提出一种见解，即南北宋之际中国史上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中主要论据之一便是士大夫阶层心态的转变，从关心全国性事务和朝廷中央的政策，转为关心所居州县的地方利益”“由于作者的观点在美国宋史研究的小圈子中逐渐受到重视。我才特别提出‘后王安石时代’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略有变异，但王安石时代重建秩序的精神在南宋已由理学家集体承担了下来。”台湾学者黄宽重也指出“如果从更宽广的视角以及地方社会长期演变，来观察江南士族的发展，可以发现南北宋之间有很强的延续性。显示宋代的士人或家族，不管以什么方式结盟，他们关怀的目标是朝政，抱负的展现也在外族。然而，一旦因政治环境转变，这些政治人物在中央的发展受挫，或届年退休时，回到家乡，成为地方耆老。他们与地方士人结合，以文会友结成社团，郊游玩赏，既排遣岁月，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包伟民在《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书评中论道：“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化，所以要 ‘居庙堂之{，则忧其民；处江湖之R，则忧其君。’（范文正集七宋范仲淹撰记）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
客观的讲，虽然美国学者的以士人转型建构的唐宋变革理论，其论证尚显粗放，但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20世纪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年，王安石变法仍然是宋史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二十年间发表了近五百篇文章，但是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出现了不同意见交锋的局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些许思想自由和评价历史问题的多元趋势。
王安石变法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的否定意见成为定谳以后，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奋起予以翻案后，肯定或拔高的主流观点又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伊始。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新阶段的开始并形成了三种总评意见，即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肯定说不仅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而且又有新发展。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的作用的”。漆侠先生则从三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首先，改革起了加强宋封建统治和维护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作用；其次，改革起了调节封建经济诸关系一些环节的作用；第三，改革起了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变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财政有了极大的改善，西北边防有了明显的好转，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宋初、唐中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邓先生和漆侠先生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肯定，尤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把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注重发展生产来开辟税源和理财置于了非常凸现的层面加以阐发是一个显着的特点。同时漆侠先生对王安石变法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亦作了新的全面的表述：“变法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广泛利益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兼并势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组成)，稳定中间阶级(中下层地主阶级和上层农民)，缓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巩固宋封建统治。”
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做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试图通过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来达到“摧抑兼并”的变法动机，实质上是国家运用政权力量来排斥一般兼并而自为兼并。经济政策上的倒退，最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变法扩大了封建国家赢利性经营规模，官营经济体系发达，对民间工商业发展极为不利。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措施，不仅没能摧抑兼并，而且加重了贫乏的经济负担。变法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变法其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和评价，是对900多年以前司马光、赵构们的一个基本否定，那么这次尊马抑王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一个否定，而这个否定之否定，便使这一评价的论点重新回到司马光、赵构们的基本论点上，这可算是历史的一次重演。
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其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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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