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正红旗下》（2310）
读书破万卷·《正红旗下》（2310）
《正红旗下》，长篇自传体小说。老舍著。连载于1979年第3—5期的《人民文学》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作者事迹参见《读书志第二千三百0一部·&骆驼祥子&》。
《正红旗下》，作于年间，只完成了十一章，八万余字，发表则迟至“浩劫”过后的1979年，老舍弃世十三年后。这部被视为“自传体”的未竟之作，倾注了作者极大的心力，虽不及《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小说举世闻名，其成就却不容小觑；更因其描绘旗人的独特视角，以及作品的“未完成”，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想象空间。
《正红旗下》讲述的是清末帝都北京市民—主要是旗人—的故事。对于旗人及其文化熟稔于心，显然基于老舍的旗人身份及其生活经验。如果说《离婚》《骆驼祥子》等作品在对市民生活的描绘与市民形象的塑造中寄寓国民性思考还存在着些许身为新文学作家的思想企图的话，《正红旗下》中“市民视角”的运用，则更为彻底。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隶属正红旗的、保卫皇城的普通士兵之子，作品从“我”“不同凡响”的出生讲起，中经“洗三”大典，在自我调侃的轻松幽默气氛中，使各色人物逐一登场。在作品已完成的八万余字里，“我”还不满一岁，没有作为人物参与情节的构成。“我”只是一个表面在场而实际缺席的讲述者。因此，与其说“我”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说书人，只承担叙述任务而不干预情节。同时，“我”和老舍本人经历的相似性，使《正红旗下》被视为“自传体小说”（胡絜青：《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前言》）。无论这一判断是否准确，可以肯定的是，叙述者和作者的立场、观念和思想水平大体一致，叙述者能够代表作者的视角和眼光，而不像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是作者审视、批判的对象。同时，叙述者和被他讲述的众多人物相比，在年龄、生活阅历和文化底蕴上都不具备任何优势，在讲述人物时也就不存在居高临下、俯看众生的优越感。小说讲述的是市民，也站在市民立场上，采用平视生活的视角，显示出鲜明的市民本位意识。对人物，除牛牧师和“眼睛多”外，其余不论美丑贤愚，大都饱含温情。即使是被讽刺揶揄的对象，如姑母和大姐婆婆，也多点到为止，微讽之中仍不失善意，绝无过火失当之处。对牛牧师和眼睛多的挖苦，虽毫不留情，乃至过甚其辞，却也是作家市民意识的体现——两人恰好是清末百姓最恨的“洋鬼子”和“二毛子”。《正红旗下》延续并强化了老舍小说的市民本位意识和世俗文化视角。应该说，这曾经造成老舍的局限—在小说中屡屡通过侠客救主解决困境（如《离婚》中的丁二爷，《四世同堂》中的金三爷等），对革命者不免隔膜甚至仇视、丑化（如《离婚》中房东马老太太之子及其同志、《骆驼祥子》中的阮明等）；但也成就了老舍的艺术—特别是《正红旗下》这样正面描写北京市民，主要是旗人生活的作品。老舍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但对市民生活的熟习，及其饱含的温情与智慧，却绝非某些深刻的思想家所能企及。老舍穿越于故事与小说之间，维护了“讲故事的人”的荣誉和尊严，从而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中，实现了新旧雅俗之间的自由出入，左右逢源。&
在文学史上，老舍通常被视为“京味儿”文学的代表作家。“京味儿”揭示出老舍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却掩盖了其内在的民族心性—旗人身份及其文化归属。北京是一座拥有850余年历史的古都，元明清三代和北洋政府均建都于此，历朝历代文化相互更迭，也相互融汇，累积于北京文化的地层之中，成为文化考古的绝佳素材。与后世形成规模的“京味儿”作家相比，老舍自有其独异处。在老舍笔下，旗人与旗人文化不是被展出乃至被玩赏的对象。与后世作家多出于局外人的身份，试图通过罗列常识和细节促成旗人文化的“情景再现”，却因精神的隔膜而流于世相的陈列不同，老舍作为旗人、作为与旗人文化血肉相连的“局内人”，往往能够穿透世相，揭示真实。对于人与事的熟习，使其避免了局外人“搜奇记逸”的猎奇心态，叙事记人都更为自然平易—对后人来说充满新奇感的文化现象，对老舍而言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细节。但也因为亲历了旗人及其文化的衰落，又平添了局外人所难以述及的沉痛与感伤。老舍出身于清末一个满洲正红旗普通士兵的家庭。此时的八旗子弟，已不复当年金戈铁马、纵横天下的雄健，曾经的“铁杆儿庄稼”摧折倒伏，生活陷入困顿，精神也陷入萎靡。在情感上，身为旗人的老舍对于本民族文化精魂的风流云散满怀痛惜，心为之伤；在理性层面，作为新文学作家的老舍则试图对此进行文化反省，挖掘导致民族衰落的内在根源。这一努力始终伴随着老舍小说中的“北京书写”，
却直到《正红旗下》才明确标示出主人公的旗人身份。此前的小说，凡有关涉旗人处，大抵采用北京人或“老北京人”形象加以置换。从清朝定鼎到灭亡，旗人、满族和满清等概念一直笼罩在一种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之中。从几近贯穿有清一代的“反清复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排满”主张，旗人始终难以摆脱自身的“异族”形象；更因其对近代中国衰落的“难辞其咎”，被迫长期隐没于历史深处，成为一种话语禁忌。老舍深知其中利害，在塑造旗人形象、反思旗人文化时，不得不隐去人物的民族身份，确属无奈之举。有关旗人的话语禁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6年，在“民族团结”的政策下才宣告解除。旗人终于可以作为小说人物的公开身份，浮出历史地表。《正红旗下》创作于这一背景下，可谓“应运而生”。
《正红旗下》中的旗人形象，依情感和理性的不同判断，面貌各异，大体上可归于两类。一类以姑母、大姐夫、大姐公婆和定大爷为代表，沿袭旗人的生活方式，也延续其精神惰性—“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在对民族忧患的浑然不觉中一晌贪欢。对这类人物，老舍虽然不时采用漫画笔法，但又夸张有度，在讽刺批判之中不失温情，在揭示人物可恨可悲的同时，也不忽略其可怜可爱之处。另一类以父母、大姐和福海二哥为代表，时时感受到生活的困顿，甚至预见到大厦将倾的危机，努力寻找出路。特别是福海二哥，一个“熟透”了的旗人，近乎掌握旗人文化的全部精髓，却能够放下身段，学习手艺，在生活的重压下体现出生命的弹性，成为老舍笔下理想的旗人形象的代表。值得关注的是，福海形象还隐含着作者更为深远的文化意图，老舍有意将其塑造为
“半个旗人”—灵魂深处对于汉文化的认同和倚重早已超过旗人文化，从而扩展了这一理想人物的民族身份。借用老舍话剧《茶馆》中的一句台词：“旗人也是中国人。”通过福海，老舍试图将旗人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之中，使《正红旗下》在顺应“民族团结”的政治主题的同时，也实现了为旗人“正名”，使之以正面形象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国家叙事。无独有偶，《茶馆》中安排旗人常四爷参加义和团，为保卫“中国”与洋人作战，亦可作如是观。
《正红旗下》是一部未竟之作，写到牛牧师到定大爷家赴宴，戛然而止。已完成的部分，主要人物虽一一登场，但情节未及充分展开，对于喜爱老舍的“北京书写”、期待更多精彩的旗人故事的读者而言，颇有未成完璧之憾。老舍于
1962年间突然停笔，对个中缘由也未曾述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说的未完成，既不是由作家健康原因而导致的创作生命的休止—从1962年至1966年这四年间，弃世前的老舍仍然笔耕不辍，屡有新作问世；也不是在完成某一段落后的自然收束—如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第一卷—尚能保持作品的相对完整。《正红旗下》写到牛牧师进入定家暖阁时为止，通过细节（如暖阁中随处可见的洋摆设）为下文做了充分的铺垫。按照情节的逻辑推演，接下来酒席之上的明争暗斗，既有场面，有动作，又有人物的心理活动，本是小说家大显身手的好素材，尤其是对精于此道的老舍而言，如此中断，殊为可惜。由此可见，小说的突然收束，很可能是由文本之外的因素所致，恰如老舍曾经回避作品中人物的旗人身份一样，源于某种政治压力及其给作家造成的精神困境。&&
赵园先生曾敏锐地指出，《正红旗下》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反右”与“文革”间的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缓冲期（赵园：《关于〈正红旗下〉》）。加之民族团结政策的出台，为旗人身份的恢复提供了历史机缘。旗人从此不再单纯是被想象与被描写的对象，而获得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然而，以旗人的身份讲述旗人的故事，给予老舍的非但不是驾轻就熟的轻健自如，反而使其越发谨慎。在《正红旗下》中，老舍小心翼翼地将旗人从“北京人”形象中剥离出来，甚至不避平凡琐碎，倾力于讲述旗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掌故，努力在文化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塑造旗人。虽然出于自家经验，但平易自然背后的暧昧婉转，却透射出作家内在的紧张感。老舍的谨慎，不是对于旗人文化的陌生感所造成的力不从心，须亦步亦趋，小心施为，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遭遇带来的文化自信心的摧折，源于被放逐的历史命运所造成的精神阴影。《正红旗下》试图凸显文化，回避政治，但最终仍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强大力量，尽力将旗人纳入中国形象，将其命运植入中国近代史。这一通过小说呈现“大历史”的野心，显然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老舍夫人胡絜青指出：“老舍这部《正红旗下》与其说是自传体小说，不如说是满清覆灭史中的一个篇章”（胡絜青：《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后记》）。这一对小说主题的政治确认，可谓知人之论。在小说已完成的部分中，多处涉及义和团，并极力赋予其正面形象，甚至不惜使自家经验屈从于某种政治观念。这是老舍所不善为也不愿为却不得不为之事，并因此造成小说的败笔。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庚子国变”即将成为小说讲述的对象，难以回避。这又将触及老舍内心的一段伤痛—父亲牺牲于保卫皇城的战斗中。“庚子”之于旗人、之于老舍的命运均至为关键，却在老舍的小说中绝少述及。父亲的去世使“庚子国变”成为老舍内心不忍触碰的记忆，在小说中有意将其雪藏。《正红旗下》也不例外，在“庚子”即将登场的一刹那，适时终止。面对义和团和“庚子国变”，老舍的个人记忆、情感与政治、历史发生冲突，在尊重经验还是服从观念的两难之中选择放弃，终止《正红旗下》的写作，不失为明智之举。
和《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一样，老舍也是一个“熟透”了的旗人，旗人雍容、潇洒、高雅、大度的文化观念与生活态度，早已深入骨髓。作为一个成熟且成功的“讲故事的人”，老舍最终选择了经验，放弃了观念，“腰斩”了一部很可能给作家带来更大声誉的小说。《正红旗下》的精彩故事不曾讲完，更因老舍的弃世，永远地沉入历史，但“讲故事的人”的信仰和良知却因此得以保全。这样看来，《正红旗下》的未完成，又何尝不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部小说的语言艺术也很值得回味，老舍把理性的反思融入形象的描绘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含蓄的讽刺笔调，特别适合小说所要表现的民族风习与反思国民性的需要。
评：《正红旗下》“未完成”，独特视角回味浓。
熟稔于心旗文化，生活故事似天成。
&情感理性画旗人，面貌各异活生生。
信仰良知得保全，不幸“腰斩”万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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