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网上写小说走红 一度靠女友工资生活
来源：燕赵都市报
　　本报记者 宋燕　　网络文学是很多网络粉丝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娱乐产品，但在很多人眼里还是一个别样存在的世界。这些负责用文字抚慰世道人心的“大神”作者们是怎样炼成的？每天不停地保持数万字的更新速度，是不是很快就榨干了体力和才华？年入百万，是丰满的理想还是抓不住的浮云？网络文学的消费者又是怎样的口味，他们爱的是小资的“香菇菜心”还是重口味的“回锅肉”？　　乱世狂刀是一名职业网络作家，他来自农村，是县里的高考状元，毕业于老牌名校，阴差阳错却从事了最时髦的职业，竟意外在网络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谋得了一席之地― 四年时间，他从一个新入门的写手成长为最红最受欢迎的“大神”，粉丝百万，不仅人气高标，也意味着个人账户上的真金白银。近日，记者采访了他，通过这个“样板”，藉以窥视“网络写手”这个新行当。不管如何，尝试就是机会，这是市场经济和人生都教给我们的课题。　　6月12日，一篇题为《我是高考状元，说说女朋友养我那几月》的帖子，出现在百度贴吧、天涯社区、猫扑论坛等多个人气网络社区的热点推荐中，引发网友热烈追捧。　　这篇帖子之所以引发网友巨大关注的原因在于，李国瑞在该帖中讲述了一个既辛酸又动人的爱情加励志的混搭故事。2003年，出身农家的李国瑞成为甘肃省会宁县的高考应届文科状元，后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李国瑞到某外企就职，但薪水实在菲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还完助学贷款后保证日常开支都不够。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李国瑞无比沮丧，他终于鼓起勇气辞去工作，去和相恋长达十年的女友团聚。结束“两地恋”生活的时候，女友已经是一名在河北邯郸教书的人民教师了。在邯郸，李国瑞和女友的生活十分清贫，一时没有找到工作的他生活来源全靠女友一人的工资。住在300块钱租来的房子里，李国瑞抱着玩一玩的心情，以“乱世狂刀”的笔名写了一部与足球有关的小说，当时正值世界杯期间，小说一发到网上就引起热烈追捧，很快得到网站签约，最后的成绩是，凭借该书李国瑞一个月拿到了高达14000元的稿费收入，从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专职写作的道路。　　在百度文学旗下纵横中文网的作者人气排行榜上，李国瑞的笔名“乱世狂刀”赫然在列，现在他已经签约到百度文学旗下，正在全力连载的新书叫《刀剑神皇》。目前该书已经上传连载200多万字，李国瑞靠该书稿费每月可以稳定收入两三万元，妻子则在陕西宝鸡的一家学校继续从事心爱的教育事业，小日子过得宁静而幸福。　　1　　网络小说是许多游戏、漫画的源泉和源头　　记者：作为网络作家，以网络为载体嬉笑怒骂快意文字，能概括一下你的写作趣向和新生代受众的阅读趣味吗？能勾勒一下你驰骋其中的网络文学场吗？　　乱世狂刀：大多数网络作者的写作趣向，都是宣传正能量，以满足许多人心底里那种行侠仗义、热血江湖任我行的梦想，我记得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武侠梦，但是在现实社会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这样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而网络小说则可以让这样的遗憾得到弥补，在小说的世界之中，各种奇遇机缘让普通人的生命变得多彩。　　我的写作趣向也正是如此。　　网络文学如今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新兴文学市场，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已经有太多的网络作者脱颖而出，成为无数粉丝追捧的新偶像，这些作品的名气，也不仅仅是局限于网络，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被改编成为游戏和影视剧，甚至连北大的博士毕业生，也会以网络小说发展趋势作为命题写论文。　　与此同时，手机阅读的兴起，也使得网络文学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增值，尤其是在商业价值的发掘方面，越来越多的网络作者登上了作家富豪榜，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网络文学市场还会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实体出版市场向着网络文学倾斜，以及手游市场的火爆，影视改编的始动，订制IP价值的开发，作品周边的开拓，漫画市场的成熟，这一切都会使得网络文学得到疯长的土壤。　　产业的整合将会决定网络文学发展的程度。　　网络小说是许多游戏、漫画的源泉和源头，一部成功的网络小说可以吸引无数的读者，而这些读者也可以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借此改编的同名游戏、漫画和影视剧的消费用户，这个过程在今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体现，手游市场与网络小说的火爆对接，就是一个最明显也最善意的征兆。　　越来越多资本团体开始介入网络小说市场，一些成功的运作案例，也证明这种设想是一个非常合理也可以快速实现的方案，不论是对于作者、读者还是商业资本来说，这都是一个三赢的趋势。　　2　　希望自己能够被“围观”　　记者：个人认为，写作有时是很私密的事情。但只要进入网络这个“场”中写，就会产生一种广场“被围观”的效果，如此产生写作的压力和动力，以你的亲身经验，怎么看待，如何化解？　　乱世狂刀：写作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但它又不完全私密，因为每一个作者写作的目的，绝对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围观”。这一点，不论对于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都是一致的。　　而对于网络作品来说，相较于传统文学，这个“被围观”的过程来得更直接更迅速，因为从你上传第一个章节的第一个字开始，就要接受读者的评判审验，如果读者发现你写的东西不合胃口，或者是逻辑不通，那他们会第一时间抛弃你。　　我进入这个市场，已经有快四年的时间，从第一本书《足球修改器》开始，到第二本书《国王万岁》，再到现在这本《刀剑神皇》，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写作手法，都在和读者交流，探索他们所喜欢的内容和风格，探索市场的要求，因为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都必须重视你的每一个读者，而不是成为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之中的宅男。　　每隔一个时期，网络小说的热点和爽点，都会有一点幅度的变化，许多网络小说作者，都戏称自己只有十八岁，开玩笑之余，也是要提醒自己，时刻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态，接受社会上那些热点，接受新的词汇和现象，在创作的时候，做到与时俱进，始终和市场保持一致。　　记者：把你的作品作为网络文学的标本来分析的话，会发现，作品中除了再现了个人当下的生活和体验外，还有新生代“第二人生”的经验和想象，比如网游、动漫，甚至西方文化知识的影响，比如吸血鬼元素、自然力。《刀剑神皇》对无尽大陆的描述，让人无法不联系到《魔戒》的开头。可以这样讲，玄幻的作品书写的也是典型80后的人生体验吗？你的写作，都受了哪些人哪些作品的影响？　　乱世狂刀：的确是这样，《刀剑神皇》中的确包含了很多现代网络因素，可以说它集合了网游、动漫和武侠之中许多爽点和热点，将这些事物之中最吸引读者的元素糅合在了一起，这也的确会唤起许多典型80后对于自己青春时代疯狂岁月的记忆，不过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外壳，我觉得《刀剑神皇》真正的内核，是讲述一个平凡少年如同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最终成为踏临绝颠，掌握至强力量，如何守护自己的种族，守护亲朋好友和爱人，守护正义对抗邪恶的故事。　　我的写作会受到很多其他人作品的影响，从小时候开始接触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温瑞安、梁羽生、陈青云、云中岳、李凉等武侠名家的小说，我几乎都看了个遍，后来许多网文大神的作品，我也几乎都是一本本看下来，作为一个作者，你需要从这些小说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绝不仅仅是对于文字的运用，还有他们对于读者心理的把握和捕捉。　　记者：就我的阅读体验，相对于传统文学创作，网络文学创作在小说架构、想象力的丰富和语言的鲜活性方面，更少限制。尤其是想象力，不受任何科学的、逻辑的、经验的限制，天马行空到“令人发指”。你如何葆有自己的想象力？能吃好网络作家这碗饭，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乱世狂刀：保持想象力的方法，就是多看书，多看电影，多看现实生活之中的奇闻异事，很多时候你都要感叹，现实往往都要比小说更加具有戏剧性，很多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情，你只需要稍微加工，就可以成为网络小说中的桥段。　　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网络作家，首先你必须了解网络文学这个领域，明白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算得上是网络小说，明白网络小说的写作要素&&一句话，你必须了解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除此之外，你还必须坚持，必须能有一颗忍耐寂寞的心。　　很多网络小说作者都是写了三四十万字之后，依旧默默无闻，而一旦被读者网站承认推荐，发掘出了作品的价值后，立刻就会一朝成名天下知，我所知道的很多新人作者，尤其是一些很有才华和想法的新人作者，因为短期内看不到成绩，无法坚持最终放弃了写作，而另外一些也许写作天赋不如他们的人，因为坚持下来，最终获得了回报。　　3　　朝九晚五地写作，规律地作息生活　　记者：作为网络原创作家，游走在传统体制之外，是不是“自由而孤独”？从老牌名校南开大学毕业，你当时对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你走上网络文学创作这条路，可以说“为生活所迫”，那你对目前因为写作带来的经济状况生活状态满意吗？如果愿意，请谈谈现在的日常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作呢？以后又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乱世狂刀：网络原创作家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游走在传统体制之外，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自由而孤独”，因为网络文学如今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不仅仅是由读者和作者组成，它的背后还有资本的角逐，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百度、腾讯等很多巨头级企业介入了这个市场，而中国作协也很重视网络作家的培养，据我所知，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已经成立，而各个省份的作协也在大力吸收培养网络小说作家，任何一种存在，在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之后，都会在这个社会找到它的存在位置，网络小说作家正是如此。　　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生，毕业之初，我也曾幻象过成为一名精致的白领或者是一名成功的经理人，但现在我很庆幸我走上了网文写作这条道路，它让我的兴趣和工作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第一次开始进行网文写作，的确是因为生活所迫，我现在对于写作带来的经济状况改变非常满意，写作第一个月的稿费就是我之前一年上班工作的收入，而几乎每半年月稿费的收入，都会翻倍地增长，我只能说，对于一名真正的网络作者来说，年入百万不是梦想，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现在每日的写作状态，和其他在任何岗位工作的人大致相同，每天早起锻炼，然后朝九晚五地写作，甚至还要自由一点，我很克制自己，要有规律地作息生活，我很满意这样的状态。　　我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之内，我还继续奔走在码字写作这条道路上，给支持我的读者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带来更多的感动。
(责任编辑：UN643)
原标题：李国瑞：从高考状元到网络写手
刑事申诉是周正龙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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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
&——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刘在复，林岗
两种政治式写作的混合
&两、三年前，大陆文学研究界开始蕴酿「重写文学史」，但尚未进入具体的批评过程和整体构思过程。具体的批评过程，首先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重新审视和评价，特别是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基本文学现象进行理性重评。本文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的批评，正是这种重评的尝试。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一九五一年就获得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大陆下半世纪所写的文学史，从王瑶先生到唐弢先生的文学史均对这部作品作出很高的评价。而近几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除了更换一些赞美诃之外，也缺乏新的见解。这些新出版的史书篇幅愈来愈大，但除了量的增加和「英雄排座次」时有所调整之外，没有「质」的变化，也就是在批评的尺度、批评的视角和批评语言上没有变化。
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产生於时代的转变点上，因此很快地造成了重大影响。它一方面成为政治的教科书特别是全国的土地改革的敦科书：另一方面，它又为新时代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一种创作基调和敍事模式。这种基调和模式後来成为下半世纪中国大陆小说的基本模式，大约延续了三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这种敍述模式，概括地说，就是政治式的写作模式。这是以社会政治分析和政治价值判断作为写作前提，以政治意识形态语言支配一切文学语言的写作方式。
这种方式首先是跨文化的世界性现象，在本世纪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都发生过这种现象。但这又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因为中国的政治式写作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与中国在二十世纪所处的痛苦地位有关。这种地位使得政治性的写作表现得比别的国家更为强烈，更带有阶级控诉和阶级清算的特点。我们所以特别要批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小说，就是因为它非常集中地表现了中国现代小说政治性写作的特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政治式写作」。他在阐述政治式写作时特别论证了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法国革命式写作；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即斯大林式写作。前者的特点是语言运动与鲜血横流的直流联系，以戏剧夸张的形式说明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流血代价的道理，从而使写作成为革命传说的实体，使人们震摄并强制推行公民的「流血祭礼」。他说：「法国的革命式写作永远以流血的权利或一种道德辩护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则不以修辞的夸张为特点，而是通过某种敍述来支撑既定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连写作中的隐喻也严格编定，即每一个隐喻都暗示着一种历史过程，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可变更的世界法则。罗兰&巴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到了斯大林时期表现出更为彻底的特性，形成一种斯大林型的政治式写作，他描述了这种写作方式：
在斯大林世界中，区分善与恶的定义一直支配着一切语言，没有任何字词是不具有价值的，写作最终具有着缩减某一过程的功能。在命令与判断之间不再有任何延搁，於是语言的封闭性趋於极端，最终一种价值被表达出来以作为另一种价值的说明。……
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套套逻辑，是斯大林式写作中常用的方法。实际上这种写作不再着眼於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说明或一种革命的行为理由，而是以其被评判的形式采表达一种事实，这就是强加於读者一种谴责性的直接读解。
中国型的政治式写作，在开始阶段，是一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式写作。这是茅盾的《春蚕》和许多左翼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但是，发展到一九四二年之後，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後，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政治式写作，则是斯大林式的写作与法国革命式写作的混合，或者说，根本无法划清这两种政治式写作的界线。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也许可称作中国型的政治式写作。
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
中国现代小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写作，开端阶段的典型作品，是茅盾的《春蚕》。在这之前，「五四」时期的小说虽然也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政治斗争背景，但不能算是政治性写作。因为这时期的小说，并不是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的分析作为写作的前提，更不是把小说作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译解和转述，小说中的人物也还是个人的存在物，而不是阶级的存在物。鲁迅逝世之後，许多鲁迅研究者费尽心思企图证明阿Q是阶级的存在物的努力所以失败，就因为阿Q确实不是政治学说和阶级学说的形象图解。
但是，创造社批评鲁迅时，自身的小说创作，严格地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式写作。他们对「主义」只有空洞热情而无理性认识，所作的一些政治性小说，带着很浓的革命罗曼蒂克色彩，是「革命加恋爱」这一公式的各种变形，其人物还不完全是阶级的存在物，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分析也未能在他们的小说中得到准确的转述。真正转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并在文学上产生影响的第一批作品，是茅盾的《春蚕》、《子夜》等小说。
《春蚕》发表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现代》杂志。那时，中国思想界三场大辩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已开始确立，它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已形成压倒性优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说敍事的渗透，正是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下层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包含着「全盘性」和「普遍性」特点，它不仅可以解释宇宙、历史、社会人生中的诸多问题，而且又对现实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作出了独特的分析。同时，它也提供了作家一种现成的说明社会人生的思想模式，从而直接影响了小说敍事。
《春蚕》就是接受这种影响後而写成的。整个故事情节可以概括为：一个养蚕的老农（老通宝）怀抱着丰收的希望，收成果然也不错，但却得到相反的欠下更多债务的结果。这篇小说通过主角老通宝提出一个宏观性问题，即为甚么中国乡村的养蚕农民，愈是辛勤劳动愈是贫穷愈是濒临破产。这是命中注定吗?是欠了长毛鬼（太平军）阴间的债吗?都不是。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掠夺和作为封建经济方式的代表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小说的一个重要社会意象是出现在老通宝面前的「小火轮」，「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蚕厂後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正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这一意象是一个隐喻，一个暗示，也是问题的答案：中国的乡村之所以破产是因为洋鬼子的掠夺。这一答案和当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和估计完全一致。故事还未进入时间过程的敍述，结论已经被强烈地暗示出来了。接着作者以三节的篇幅敍述老通宝辛苦养蚕，最後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不过是以一个时间框架的形式，重复第一节的问题和结论，而且将结论说得更加清楚。养蚕要有桑叶，老通宝没有土地，又欠债，只得借人家三十元高利贷买叶子。可是後来，蚕事特别好，叶子不够吃，而且叶子行情「正涨」，只好拿自己的桑地去抵押，借钱买叶子。叶子有了，「蚕花」好了，茧厂却不开了。「真正世界变了」，望着前所未有的好蚕子，老通宝不得不借了船，到近三百里外的芜锡去买茧子。但一共只卖了一百元，还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反覆强调的正是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乡村的破产。很明显，茅盾对《春蚕》的构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自觉转述。应当说，小说中的意象和故事所包含的隐喻都是严格编定的，它完全是当时刚刚占上风的社会政治分析的直接的、形象的译解。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分析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一样，以这种思想模式驾驭敍述的小说，总是离不开对立力量的较量和历史批判眼光。但《春蚕》的批判有自己的特点。整个故事，并没有展开正面冲突，小说中的历史批判是暗示出来的，老通宝一家和他的村邻，毫无疑问是被剥削的阶级，作为被剥削的一方，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为自己的生活洒下汗水，但成果到那裏去了呢?小说只给了暗示。作为剥削他们的一方，虽然清楚地出现在故事中，但并无正的冲突。小轮船所暗指的帝国主义势力和高利贷所代表的封建经济局限，只是农村破产的原因，而不是要替他们行为赎罪的罪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利益的对立在故事裏表现得非常清楚，只是压迫者并不是凶神恶煞或不可告人的形象，他们被推到被压迫者的苦难的背後。只要想一想老通宝和他的村民争取丰收的汗水换来的只是债务的苦难，谁就会明白真正的「罪人」是谁。作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来设计和解释自己虚构的故事情节。「真是天也变了」，是敍述者通过老通宝的口说出来的问题，也是要读者领悟的问题，而小说的敍事处处围绕着回答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模式贯串在敍述中，在茅盾的小说裏，表现为「问题——解答问题」的敍述形态。
而以强烈的夸张形式来渲染现实的两极对立，以至使政治性的清算意识压倒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则是一九四二年以後出现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类的作品。
「历史罪人」的发现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首先表现出把敍事过程和政治价值判断同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式写作的特点。唐弢、严家炎称赞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说「再现」并没有错，问题是这种「再现」，缺乏作家的超越立场，而以一种强烈的政治价值判断去「再现」。因此，这种「再现」的结果是使艺术与现实政治斗争完全等同，使文学变成一种「认识」，并成为现实政治的形象图解。
把时间过程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历史观的重要特徵。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获得新的灵魂，最关键的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的引入，把马克思主义时间观转化为自己的敍事逻辑。马克思主义时间观，是一种成熟的完整的时间观，作家一旦获得这种时间观的启示，就会获得一种对人类历史进程中「大是大非」和「大善大恶」的价值判断。古代的话本小说所以常常被因果报应观念所主宰，就是它缺乏成熟的完整的时间观，而且在因果观念中，因与果的先後秩序并不包含着价值高低的判断。而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则不然，它的时间观念与它对人类历史的描述完全结合在一起，并包含了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进步」观念。这种「进步」，反映在人类历史上，便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山资本主义社会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
这一逻辑，不仅是时间逻辑，也是价值逻辑。既然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以原始社会为起点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时间流，那么，在这种流程中，就发生极端对立的两项：一项是顺乎历史潮流和推动潮流前行的力量，这就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一项则是逆乎历史潮流和阻碍历史潮流的力量，这就是反动的腐朽的力量。而代表这两极力量的是不同的阶级。在作出这种价值判断之後，接着就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即发现了「历史罪人」。这个历史罪人就是代表反动方向的旧制度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它应当承担全部历史罪责。任何新生的革命阶级为了历史进步，对这一历史罪人进行清算，乃至用最残酷手段对其斗争，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把它消灭，都是合理的，都是实现历史使命所必须的。上述这一重大发现和严酷逻辑，是上半世纪的先锋观念，即历史决定论观念。它成了现代「广义革命小说」的精神支点。
马克思主义时间观和历史观被引入中国现代文学之後，使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找到一个「历史罪人」，一个精神支撑点，一种两极对立的基本框架。这种观念，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後，就和实际的政治运动及为政治运动服务的文学运动结合起来。革命文学为了负起一种和武装军队相平衡的另一类型军队的作用，就是文学中强化和膨胀两极力量的对抗，扬弃左翼文学时期类似《春蚕》的政治式写作，即扬弃那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批判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对历史罪人的大、清算，并且为清算斗争的一切残酷行为包括流血行为辩护。这样，就把法国革命式写作那种夸张形式和残酷形式渗入马克思主义写作之中，形成了另一种膨胀化和两极化的政治式写作。
命名的暴力
这种写作方式在四十年代集中地表现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一些农民文学作品中。它们首先共同地表现出罗兰&巴特所说的「命名与价值判断同一」的斯大林式写作。他们都已发现了历史罪人，并在现实政治中找到历史罪人的阶级载体，这就是「地主」。
因此，在作品中，凡是被命名为「地主」的人，就可以随之给他作出一种严酷的价值判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这种人不仅毫无价值，而且具有绝对的负价值。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裏的钱文贵，因为被命名为「地主」，所以，他把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便是为了获得「军属」之名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把女儿嫁给受过许多苦的村治安员，便是为了俘虏和腐蚀这个新政权的重要分子：他和妻子支持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相爱，更是阴险的「美人计」。对钱文贵一切行为的价值判断，完全来自预先就已确定好的「命名」。而另一极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程仁和黑妮相爱早在程仁当钱家的雇工时就开始了，本来他们可以有属於自己的带有个性的故事，但是，在程仁被命名为「农会主任」（贫农阶级的代表）而黑妮被命名为「地主侄女」後，他们的个人情感就被阶级的政治理念阉割了。黑妮的情感被改变了性质，变成地主阶级腐蚀贫农阶级的法码，而程仁的情感则变成阶级斗争中的精神重担，他是否能自行割断和黑妮的感情，变成考验他是否立场坚定和政治成熟的试金石。从表面上看，这一切好像在表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若干评论者正是这样推崇《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实际上，这是简单和虚假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是在简单的两极化对立前提下的一种极为表面化的「复杂性」。而且，即使是这么一点表层的非常虚假的「复杂性」，最後也被敍述者自行扑灭，「统一」在自己预定的政治编码中。有些读者在这部正、邪两极对立的乏味敍事中唯一感到兴趣的是黑妮，因为只有她的性格有点模糊性，有别於其他被贴上阶级标签并完全等同於标签的人物。但是，小说在开始部分表现出来的这点很微弱的模糊性，到了後来也不知去向了。
冯雪峯在赞扬这部小说时，曾批评黑妮这个人物的性格缺乏和环境、事件及别的人物联系的「有机性」，确乎如此。因为这个人物的有机生命已被作者事先编定的两极战斗阉割了。丁玲自己也说，她在土改时看到一个从地主家走出来的有别於地主的漂亮女孩子（黑妮的模特儿），本应当好好写，「但是在写的时候，我又想到这样的人物是不容易处理的，於是把为她想好的好多场面去掉了。」这段自白也说明作者在敍述这个人物时，已被先验的命名所主宰，着意阉割其有机生命，因此，一个本来可以超越「标签」的人物，其性格内涵也变得微不足道。对中国革命文学一直怀着热情的苏联汉学家H&费德林在其《中国文学》一书第二章中也作过这样的批评：「虽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塑造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人物，但其中有一些人物缺乏鲜明的、特有的个性。丁玲努力塑造的既有先进人物，也有落後人物，可是他们并没有都成为艺术上富有表现力的、生气勃勃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作者有时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创作勇气来鲜明突出地描绘主人公。丁玲本来有能力更为鲜明地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妇女形象，这在过去她就已经做到了。黑妮形象在小说开头描写得很生动，可是後来仅仅勾画出一个轮廊。」丁玲没有塑造好人物，其实不是缺乏足够的技巧和创造勇气（倒是「本来有能力」），而是她以政治式写作取代自己过去（创作「莎菲女士日记」时期）的文学式写作，用政治分析代替文学分析和文学描述，从而造成她自身的艺术退化和失败。如果一位作家套用某种意识形态来理解历史过程，看待革命，那么就必然会损害艺术价值。造成这种损害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把敍述变成意识形态的俾女。
叙述中的流血祭礼
《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对人物作出两极性的划分之後，就把两极膨胀，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一极是把反面角色的罪恶集中化，他们不仅有历史罪恶（残酷压迫、剥削），而且有现实罪恶（破坏土改），他们不仅是经济上的地主，而且是政治的汉奸；另一极则是人物的政治理想化。由於被命名为「地主」的反面角色的罪恶无限膨胀，因此，对他们的清算便是合理的——即合乎历史发展的法则，也合乎现实斗争的法则。这样，互相斗争、互相残杀这种人类社会的不幸现象，就被作家的心灵全盘接受和认同，他们对这种不幸不仅没有力量提出任何人道的思考和质疑，而且无条件地讴歌。在「五四」时期，作家对现实的这种不幸和苦难，还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在他们笔下，陷入不幸的各方都去承担各自的责任，而作家也与笔下各种人物共同承担责任，他们决下是局外人和审判官。而到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时代，作家俨然是一个历史法则的掌握者和一个历史罪人的审判者，一切血淋淋的事实都被他们所辩护和所讴歌。《李家庄的变逐》这样描写活活打死地主李如珍的场面：
大家喊：「拖下来!」说着一轰上去把李如珍拖下当院里来。县长和堂上的人见这情形都离了座到拜亭前边来看。只见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所有的说「拉住那条腿」，有的说「脚蹬住胸口」，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说着挤到当院里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采，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後，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县长说：「这弄得叫个啥?这样子真不好!」有人说：「好不好吧，反正他不得活了!」冷元道：「唉!咱们为甚么不听县长的话?」有人说「怎么不听?县长说他早就该死了!」县长道：「算了!这些人死了也没有甚麽可惜，不过这样不好，把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说：「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
面对这种残忍，敍述者让县长和冷元等发出一种微弱的不协调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而且这种微弱的声音是为了引出复仇的理由和为血淋淋事实辩护的更强大的理由。这种敍述显然已经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式写作，而是属於罗兰&巴特所说的「流血祭礼」，即法国的革命式写作。但敍述者本身决不会感到残酷，因为他在描述血淋淋事实的背後，有一个历史必然性法则的支持：历史规律是无情的，为了历史的前进，它不能不如此。
人性消失的「冷文学」
《李家庄的变迁》这种膨胀的政治式写作特点，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表得更为完整。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的是一个叫做暖水屯的地方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一方面被认为是历史时间流中的新旧交替、社会裂变的重要点，是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必然之路，也是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较量的战场；另一方面又被作家视为人类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敍述者着意浓缩人类的历史过程，把土改作为历史过程的隐喻。在这个村庄的土改中，农民开始并不觉悟，但慢慢地他们终於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达到他们所谋求的圆满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落後的东西一点一点崩溃，新的进步的东西一点一点建立起来。因此，土改运动，对敍述者来说，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过程，不是一个纯粹的由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而是包含了「随时间推栘而进步」的价值判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贯穿在故事的敍述里面。
小说的前二十节，敍述土地改革的稍息传到暖水屯，一种新的命运笼罩在各阶层的人物头上，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猜测和反应。以张裕民、程仁为代表的翻身农民一面高兴，一面又担忧，怕农民发动不起来，日後地主阶级反攻倒算；以钱文贵、李子俊等为代表的反动地主，则在日夜密谋，对付和瓦解土改斗争；以顾勇为代表的富裕农民则担心自己成为斗争对象，身不由己地转移财产；而大多数尚未觉悟的农民则采取观望态度。各种力量的胶着、对峙的局面，既是小说敍事的开始，也是新世界诞生前阵痛的象徵。
敍述者不但要告诉读者一个纯粹的时间起点，而且要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否定性情景。进步的意义在於扬弃这个否定性的情景而通往一个新世界。果然，敍述者勾画了一个各种力量胶着、对峙的画面之後，就进入了敍述新旧两个世界的搏斗。第五十节之前，所写的都是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钱文贵怎样用美人计分化瓦解农民的力量，李子俊怎样在夜色的掩护下做着黑暗的买卖：张裕民、程仁他们怎样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挫败地主的阴谋，靠着党组织的支撑，同地主决战。由第四十五节到第五十节，依顺序、标题是「党员大会」、「解放」、「决战之前」、「决战之一」、「战决之二」、「决战之三」，读着这些铿锵有声的标题，我们就知道敍述者要告诉人们：进步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淘汰历史否定性因素，即清除反动力量的残暴过程。进步要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毫不心软的「决战」。
到此，文学中具有同情心和人道热情心的人文传统完全绝迹，它被毫不留情的残酷斗争的新传统所取代。丁玲的这部小说，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不过，当我们深入探究同情心和人道热情为甚么会在革命文学中突然消失时，间题也许要更复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各类型的人之中，或在各阶级之中，找到一些代表未来理想社会的阶段，也找到一些代表人类罪恶和黑暗的阶级。所以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是纯粹的人类冲突，而是善和恶的冲突、光明和黑暗的冲突、进步与反动的冲突。因此，接受这种观念的小说在敍述这种冲突的时候，就被这种冲突的神圣色彩所笼罩。即使残忍，亦在不可避免之列。敍述者在这种理论中找到拒绝同情心和人道热情的借口。於是，仇恨被合理化，斗争被神圣化。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由第五十节「决战之三」，有一大段写到农民斗地主钱文贵：
这时忽然从人丛中跳上去一个汉子。这个汉子有两条浓眉，和一对闪亮的眼睛。他冲到钱文贵面前骂道：「你这个害人贼!你把咱村子糟践的不成。你谋财害命不见血，今天是咱们同你算总账的日子，算个你死我活，你听见没有，你怎麽着啦!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台上没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给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钱文贵一推，底下有人响应着他：「跪下!跪下!」左右两个民兵一按，钱文贵矮下去了，他规规矩矩的跪着。於是人群的气焰高起来了，群众猛然得势，於是又骚动起来，有一个小孩声音也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郭富贵跳到前面来，问：「进给他戴?谁给他戴，上来!」台下更是嚷嚷了起来：「戴高帽子!戴高帽子!」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跳上来，拿帽子往他头上一放，并吐出一口痰去，狠狠的骂道：「钱文贵，你也有今天!」
这样一番斗争之後，接着是此起彼伏的控诉和口号。「咱要同吃人的猪狗算账到底!」「有钱还债，有命还人!」「要他偿命!」「打死他!」「打死偿命!」「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如此激烈的义愤对着一个无势可恃的地主，从农民口里倾诉出来的钱文贵的罪行，不外乎：第一剥削了农民几十年；第二，欺骗刘满的爹开磨坊，让他赔了钱：第三，把刘满的二哥拉去当兵。被指责的这几条罪行，无一条是不可以辩护的。问题不是钱文贵有没有罪或农民该不该斗争钱文贵，问题是敍述者对这样一个冷酷的事情，对这样一个把人视为猪狗的缺乏人性的行为，在敍述中没有任何距离。敍述者在故事中的主动作用完全被农民复仇的激情所淹没。敍述者写道：「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读了这些与角色感受完全一致而没有任何反思的敍述，倒使读者感到真正残酷的不是那些为仇恨所淹没的农民，而是对人类敌对冲突这种不幸现象毫无距离感和文学主见的敍述者。
敍述者似乎隐藏在纯粹事件背後，进行似乎是客观性的敍述，然而，这只是「似乎」，实际上，她已变成角色的尾巴。我们看看敍述者在第五十五节描写的「翻身乐」裏的态度。「翻身」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翻身，就是从前的「身」被地主的「身」压下去，这样，农民的「身」就存在翻不翻的问题了。所以「翻身」实际上就是农民和地主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互换。「翻身」所以成为农民的快乐，就在於分了地主从前所拥有的财产。站在人道和人性的立场，这种社会变化是有其残酷的一面的。人类理想总不能寄托於一种人将另一种人完全用暴力踩在脚下的状态。一种人用暴力剥夺了另一种人的财产和幸福，不论它有多么充分的社会理论或法律条文方面的理由，在人性与人道原则面前总是残酷的。如果人类自身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或感觉，他们就不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学传统和哲学传统。「翻身乐」要描述的是那种阶级较量结束之後的快乐：一类人的快乐建立在另一类人痛苦和折磨之上的快乐，也是人类诸种快乐里面比较有缺陷的一种快乐。如果敍述者对从前的文学传统和哲学传统有更多的认同，其敍述必定不会成为小说中极端角色的尾巴。农民的快乐，产生於见到那些从来未见过的「崭新的立柜」、「红漆箱子」、「高大瓷花瓶」、「座钟」，还有「红红绿绿」的衣服，产生於见到那些他们缺乏的「大犁」、「木犁」、「合子」、「穗顿」、「耙」等等。而这些让农民高兴的东西来源於暴力的没收。作者在敍述农民的快乐的时候，用一种轻松、明快的笔调，不时加入一些感叹，好像深入到他们的梦想里面去。那位敍述者跟他笔下的农民一起，分享这些平庸的快乐，分享这些有缺陷的快乐，分享这些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快乐，从中我们看到了叙述的俗气、敍述的缺陷和敍述的残忍。从表面上看，这种文学写的是轰轰烈烈的「热场面」，实际上，恰恰是面对人类不幸而无动於衷的冷文学。它完全丧失人性的光辉，离文学的本性是很远的。
这种政治式写作在小说敍事上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敍述者自己的对故事解释的视角几乎完全隐去，像一个毫无自由意志的传声筒，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甚至传达政策文件的条文。敍述者在笼统的社会责任感的掩盖下完全放弃作者的个人责任和作家起码的人道情怀。故事顺着意识形态教条的要求去发展，顺着那个高於敍述者本人的框架按步就班，直到把故事讲完。敍述者对他／她讲述的这一切，没有真正的属於自己的评价和识见，也没有任何自由意志表现在对故事的解释中。因为敍述者不承担任何责任，便任凭意识形态教条对故事进行垄断、支解和控制。所以这类革命文学常常表现出其「冷」的一面，即缺乏人性、人情和人道光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唯物史观对小说敍事中的渗透，化解了艺术文学的良知和自由意志对历史和现实的抗拒。在敍事上，作家不再追求如同「五四」时代那样，以不同的敍述角度来表明他们对历史和现实苦难的承担。他们开始逃避，以单一的敍述角度，力求按照意识形态条文的要求，去反映那个有既成框架的「伟大时代」，反映那些有既成模式的「伟大的人民」。作家的「主体自我」被历史的客观规律，被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隐去之後，一切血淋淋的故事，一切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就都有充分的理由敍述下去。作为故事的敍述者，作家下但以这种历史决定论观念解释故事里发生的时间过程，也以此为借口，逃避良心和自由意志对残酷现实的反抗。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文学传统中的人性、人道原则是文学作品中更高的境界，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学新传统的话，那么，「革命文学」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学的文学。
而现代中国的政治式写作，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出版後的三十年中，不断发展，到了《艳阳天》、《金光大道》，已发展到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无条件顺从。小说中阶级对垒的两极化进一步膨胀，在土改时还只是消极反抗的地主变成了为「恢复失去的天堂」而百倍疯狂的资本主义复辟分子；而程仁式的还有个人情感残余的农会主任则变成高大全式的畸形英雄。丁铃笔下的清算意识也发展为反复辟、反迫害意识，一般的革命乐观主义则发展为神话般的英雄主义。政治，完全压倒了文学。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倘若借用斯汤达《红与黑》的语言来表达，到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其手枪的声音不仅不哑，而且打乱了整个音乐会；而到了《金光大道》，手枪则变成大炮，其巨响则完全粉碎了文学的殿堂。历史真会开玩笑，当政治式写作以为自己走上金光大道时，实际上，恰恰走上自己的终结的末路。&&&
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重新出现真正的小提琴和多种美妙的歌音。这个时代产生的长篇《古船》(张炜），也写土改，但「地主」及其子弟已非魔鬼、斗地主的积极分子也并非天使和英雄。敍述者已和故事拉开距离并注入忏悔意识——责任不在於命定的「历史罪人」，而在於「我」。这就完全摆脱了政治式写作。这个时期的其它描写农民的作家，如莫言、李锐、苏童等，其作品也完全是另一种风貌，政治的手枪已被他们抛入了精神的荒原中去，偶而用用，其声音也是哑的。他们已否定历史决定论，自由地展开自己独特的敍述。对於这个阶段的文学，我们将用另外的文章来描述，这里，我们只是说：它已给一个政治式写作的时代划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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