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木心谈文学（戴小勇上传）
听木心谈文学（戴小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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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木心先生在纽约给十余位中国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历时五年。为纪念木心先生逝世周年，根据陈丹青听课笔录、以木心生前定名的《文学回忆录》上下册，即将出版。本报预先选取该书摘引，以飨读者。这场听课的故事，陈丹青在后记中做了详细交代。
23年前，1989年元月，木心先生在纽约为我们开讲世界文学史。初起的设想，一年讲完，结果整整讲了五年。后期某课，木心笑说：这是一场“文学的远征”。
18年前，1994年元月9日，木心讲毕最后一课。那天是在我的寓所，散课后，他穿上黑大衣，戴上黑礼帽，我们送他下楼。步出客厅的一瞬，他回过头来，定睛看了看十几分钟前据案讲课的橡木桌。此后，直到木心逝世，他再没出席过一次演讲。
那桌子跟我回了北京，此刻我就在桌面上写这篇后记。
另有一块小黑板，专供木心课间书写各国作家的名姓、生卒年、生僻字，还有各国的诗文，随写随擦，五年间辗转不同的听课人家中。2012年夏初，我照例回纽约侍奉母亲，7月，母亲逝世。丧事过后的一天，清理母亲床边的衣柜——但凡至亲亡故而面对满目遗物的人，明白那是怎样的心情——在昏暗壁角，我意外看见了那块小小的黑板。
听课五年，我所累积的笔记共有五本，多年来随我几度迁居，偶或看见，心想总要静下心再读一遍，倏忽近二十年过去了，竟从未复读。唯一读见的老友，是阿城，1991年，我曾借他当时写就的三本笔录——木心开讲后，则每次摊一册大号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字，是他备课的讲义。但我不记得他低头频频看讲义，只目灼灼看着众人，徐缓地讲，忽而笑了，说出滑稽的话来。日后几次恳求他出版这份讲义，他总轻蔑地说，那不是他的作品，不高兴出。前几年领了出版社主编去到乌镇，重提此事，木心仍是不允。
去年岁阑，逾百位年轻读者从各地赶来桐乡，永别木心。追思会上，大家恳请我公开这份笔录，我当即应承了——当年讲课时，木心常说将来怎样，回国后又怎样，那天瞧着满屋子陌生青年的脸，戚戚然而眼巴巴，我忽然想：此刻不就是先生时时瞩望的将来吗。
2012年春，诸事忙过，我从柜子里取出五本笔记，摞在床头边，深宵临睡，一页一页读下去，发呆、出神、失声大笑，自己哭起来：我看见死去的木心躺在灵床上，又分明看见二十多年前大家围着木心，听他讲课……我们真有过漫漫五年的纽约聚会么？瞧着满纸木心讲的话，是我的笔记，也像是他的遗物。
电子本录入的工作，细致而庞大。速记潦草，年轻编辑无法辨读，我就自己做。或在纽约寓所的厨房，或在北京东城的画室，朝夕录入，为期逾半年。当年手记无法测知字数，待录毕87讲，点击核查，逾四十万字。为纪念木心逝世一周年，近日忙于编校、排版、配图、弄封面，12月必须进厂付印了：眼前的电子版不再是那叠经年封存的笔记，而是木心读者期待的书稿——“九泉之下”这类话，我从不相信的，而人的自欺，不过如此。喂，木心，恕我不能经你过目而首肯了，记得你当年的长篇大论吗？年底将要变成厚厚的书。
“文学远征”始末
1982年秋，我在纽约认识了木心，第二年即与他密集过往，剧谈痛聊：文学课里的许多意思，他那时就频频说起。我原本无学，直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愿独享着这份奇缘，未久，便陆续带着我所认识的艺术家，走去见木心——上世纪八十年代，纽约地面的大陆同行极有限，各人的茫然寂寞，自不待说——当然，很快，众皆惊异，不知如何是好了。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由头，我们通宵达旦听他聊，或三五人，或七八人，窗外晨光熹微，座中有昏沉睡去的，有勉力强撑的，唯年事最高的木心，精神矍铄。
这样子，过了几年，终于有章学林、李全武二位，纠缠木心，请他正式开课讲文艺，勿使珍贵的识见虚掷了。此外，众人另有心意：那些年木心尚未售画，生活全赖稿费，大家是想借了听课而交付若干费用，或使老人约略多点收益。劝请最力而全程操办的热心人，是李全武。他和木心长期协调讲课事项，转达师生间的种种信息，改期、复课、每课转往谁家，悉数由他逐一通知，持续听课或临时听课者的交费，也是他负责收取，转至木心，五年间，我们都称他“校长”。
事情的详细，不很记得了。总之，1989年元月15日，众人假四川画家高小华家聚会，算是课程的启动。木心，浅色西装，笑盈盈坐在靠墙的沙发，那年他六十二岁，鬓发尚未斑白，显得很年轻——讲课的方式商定如下：地点，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时间，寒暑期各人忙，春秋上课；课时，每次讲四小时，每课间隔两周，若因事告假者达三五人，即延后、改期，一二人缺席，照常上课。
开课后，渐渐发现或一专题，一下午讲不完。单是《圣经》就去两个月，共讲四课。上古中古文学史讲毕，已逾一年，越近现代，则内容越多。原计划讲到十九世纪收束，应我们叫唤，木心遂添讲二十世纪流派纷繁的文学，其中，仅《存在主义》便讲了五课。
那些年，众生多少是在异国谋饭的生熟尴尬中，不免分身于杂事，课程改期，不在少数，既经延宕，则跨寒暑而就春秋，忽忽经年，此即“文学远征”至于跋涉五年之久的缘故吧。听课人，大部分是画家，没有迹象表明有谁听过文学史，或职志于文学——木心完全不在乎这些。对着这些不相干的脸，他只顾兴味油然地讲，其状貌，活像谈论什么好吃透顶的菜肴。我猜他不会天真到以为众生的程度与之相当，但他似乎相信每个人果然像他一样，挚爱文学。
木心讲课没有腔调。他语速平缓，从不高声说话，说及要紧的意思，字字用了略微加重的语气，如宣读早经写就的文句。录入笔记的这半年，本能地，我在纸页间听到他低哑苍老的嗓音。不止十次，我记得，他在某句话戛然停顿，凝着老人的表情，好几秒钟，呆呆看着我们。
这时，我知道，他动了感情，克制着，等自己平息。
讲课与聊天究竟不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木心在上海高桥做过几年中学老师，此后数十年再没教过书——起初几堂课，谈希腊罗马、谈诗经，他可能有点生疏而过于郑重了，时或在读解故事或长句中结巴、绊住，后来他说，头几课讲完，透不过气来——两三课后，他恢复了平素聊天的闲适而松动，越讲到后来，越是收放自如。
而最令我感到兴味的瞬间，是他临场的戏谈。
木心的异能，即在随时离题：他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他说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就菊花而改种葡萄，那该多好！在木心那里，切题、切题、再切题，便是这些如叙家常的离题话。待我们闻声哄笑，他得意了，假装无所谓的样子——且慢，他在哄笑中又起念头，果然，再来一句，又来一句——随即收回目光，接着往下说。
如今座谈流行的录音、摄像，那时既没有器具，木心也不让做。他以为讲课便是讲课。五年期间，我们没有一张课堂的照片，也无法留存一份录音。
“结业”派对，是李校长安排在女钢琴家孙韵寓所。应木心所嘱，我们穿了正装，分别与他合影，孙韵母女联袂弹奏了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阿城特意从洛杉矶自费赶来，扛了专业的机器，全程录像。席间，众人先后感言，说些什么，此刻全忘了，只记得黄秋虹才刚开口，泪流满面。木心，如五年前宣布开课时那样，矜矜浅笑，像个远房老亲戚，安静地坐着，那年他六十七岁了。就我所知，那也是他与全体听课生最后一次聚会。他的发言的开头，引瓦莱里的诗。每当他借述西人的文句，我总觉得是他自己所写，脱口而出：
你终于闪烁着了吗，我旅途的终点。
逍遥漏网的人
八九十年代之交，国中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早经恢复。文学专业的硕博士，不知用的什么讲义，怎样地讲，由谁讲——我们当年这样地胡闹一场，回想起来，近于荒谬的境界：没有注册，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木心也从未修过文学课。讲毕唐诗一节，他送当时在座每位学员一首七绝，将各人的名字嵌入末句，这次录入，我注意到他也给自己写了一首：
东来紫气已迟迟
群公有师我无师
一夕绛帐风飘去
木铎含心终不知
木心所参考的郑振铎《文学大纲》，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想必是少年木心的启蒙读物之一。前年得到这两册大书的新版，全书体例与部分资料，大致为木心所借取，我翻了几页，读不下去。年来字字录入这份笔记，我不再将之看做“世界文学史”，诚如木心所说，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诞小说”。眼下全书付印在即，想了很久，以我难以挽回的荒率，无能给予评价。实在说，这是我能评价的书吗？
如今我也接近木心开课时的岁数，当年愚昧，尚于讲课中的若干信息，惘然不察，现在或可写出来，就教于方家，也提醒年轻的读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抗战初期，十三四岁的木心躲在乌镇，几乎读遍当时所能到手的书，其中，不但有希腊罗马的史诗、神话，近代以来的欧陆经典，还包括印度、波斯、阿拉伯、日本的文学。郑本《文学大纲》所列举的庞大作者群，当年不可能全有汉译本，木心也不可能全都读过，他诚实地说，哪位只是听说，哪本没有读过，但他多次感慨：“那时的翻译家做了好多事情哩”。最近承深圳的蓝兆旭、高小龙二位提供数百册私藏民国旧书，供我选择配图，虽难测知其中哪些曾是木心昔年的读本，但他的阅读记忆，正是一部民国出版史的私人旁证。
讲述《圣经》时，木心念及早岁与他频繁通信的十五岁湖州女孩，使我们知道早在三十年代的浙江小城，竟有如此真挚而程度甚深的少年信徒，小小年纪，居然彼此辩说《新旧约》的文学性；提到《易经》，他说夏夜乘凉时教他背诵《易经》口诀的人，是他母亲，抗战逃难中，这位母亲还曾给儿子讲述杜甫的诗，这在今日的乡镇，岂可思议。他忆及家中仆佣对《七侠五义》之类的热衷，尤令我神旺，他的叔兄长辈居然日日去听说书，此也勾连了我的幼年记忆：五六十年代，沪上弄堂间尚且隐着简陋的说书场所……这一切，今已荡然无存，而木心的记忆，也正是一份民国青年的阅读史。
这份阅读史，在世界范围也翻了过去。木心的生与长，适在同期步入印刷时代与新文化运动的民国，他这代人对文学的热忱与虔敬，相当十五至十九世纪的欧洲人，电子传媒时代的芸芸晚生，恐怕不易理解这样一种文学阅读的赤子之情了。
以上，是木心生涯的上半时，下半时呢？
自1949年到“文革”结束，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的译介几乎中止，其间，值木心盛年，唯以早岁的阅读与文学相濡以沫（他因此对五十年代专事俄罗斯文学的推介，甚表好意）。讲课中一再提及的音乐家李梦熊先生，也此等活宝：他俩听说乔伊斯与卡夫卡，但“文革”前夕的大陆，哪里读得到。而早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就知悉欧洲出现意识流、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新潮，之后，对铁幕外的文学景观该是怎样的渴念。浩劫后期，战后文学如“黑色幽默”与“垮掉的一代”，曾有内部译本（如《二十二条军规》），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总之，就我所知，五六十年代，各都市，尤其京沪，尚有完全在学院与作协系统之外，嗜书如命、通晓文学的书生。而木心出国前大量私下写作的自我想象、自我期许，竟是遥不可及的西方现代主义。
“文革”初，木心早期作品被抄没。“文革”后，大陆的地下文学与先锋诗，陆续见光，渐渐组入共和国文学史话；现在，这本书揭示了更为隐蔽的角落：整整六十多年目所能及的文学档案中——不论官方还是在野——仍有逍遥漏网的人。
漫长，彻底，与世隔绝，大陆时期的木心没有任何举动试图见光。到纽约后，带着不知餍足的文学的贪婪，他在恢复写作的同时，靠台湾版译本找回被阻隔的现代文学图景，与他早年的阅读相衔接。久居纽约的港台文人对他与世界文学的不隔，咸表惊异，他们无法想象木心与李梦熊在封锁年代的文学苦谈——“出来了，我才真正成熟”，木心如是说——私下，我完全不是可以和他对话的人，他几次叹息，说，你们的学问谈吐哪里及得上当年李梦熊。但木心要说话，要以他所能把握的文学世界，印证自己的成熟，不得已，乃将我们这群人权且当做可以聆听的学生。
多少民国书籍与读者，湮灭了。木心的一生，密集伴随愈演愈烈的文化断层。他不肯断，而居然不曾断，这就是本书潜藏的背景：在累累断层之间、之外、之后，木心始终将自己尽可能置于世界性的文学景观，倘若不是出走，这顽强而持久的挣扎，几乎濒于徒劳。
“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一个在八十年代出道的文学家，能否设想木心的历程？一个研修文史专科的学者，又会如何看待这份文本？木心不肯放过文学，劫难也不曾放过他，但我不知道他怎样实践了尼采的那句话：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固然，尼采另有所指，尼采也不可能知道这句话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境——在这大语境中，木心怎样营造并守护他个人的语境？去年秋，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讲课中，他说及这样的细节：五十年代末，国庆十周年夜，他躲在家偷学意识流写作（时年三十二岁）；六十年代“文革”前夕，他与李梦熊彻夜谈论叶芝、艾略特、斯宾格勒、普鲁斯特、阿赫玛托娃；七十年代他被单独囚禁时，偷偷书写文学手稿，我亲眼看过，惊怵不已：正反面全都写满，字迹小如米粒；八十年代末，木心年逾花甲，生存焦虑远甚于流落异国的壮年人，可他居然讲了五年文学课——我们交付的那点可怜的学费啊——九十年代，他承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妄想，满心狂喜，写成三百多首《诗经演》；新世纪，每回走去看他，他总引我到小阳台桌边，给我看那些毫无用处的新写的诗。
在与笔记再度相处的半年，我时时涌起当初即曾抱有的羞惭和惊异，不，不止于此，是一种令我畏惧到至于轻微厌烦的心情：这个死不悔改的人。他挚爱文学到了罪孽的地步，一如他罪孽般与世隔绝。这本书，布满他始终不渝的名姓，而他如数家珍的文学圣家族，完全不知道怎样持久地影响了这个人。
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魏晋或北宋文学，伊丽莎白或路易王朝文学，各有专家。其他国家所修的世界文学史又是怎样讲法呢？当年郑振铎编撰《文学大纲》，也想必多所参照了外国的写本。迄今，我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除了听木心闲聊。或曰：这份笔记是否准确记录了木心的讲说？悉听尊便。或曰：木心引述的史料是否有错？我愿高声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或曰：木心的观点是否独断而狂妄？呜呼！这就是我葆有这份笔录的无上骄傲——他说，他看重先秦典籍，只为诸子的文学才华；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做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忽而语音低弱了，颤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尼采的话：只有戏子才能激起群众的巨大兴奋。
我真想知道，有谁，这样地，评说文学家。我因此很想知道，其他国家，谁曾如此这般，讲过文学史——我多么盼望各国文学家都来听听木心如何说起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不断与他们对话、商量、发出诘问、处处辩难，又一再一再，赞美他们，以一个中国老人的狡黠而体恤，洞悉他们的隐衷，或者，说他们的坏话。真的，这本书，不是世界文学史，而是，那么多那么多文学家，渐次围拢，照亮了那个照亮他们的人。
（经作者同意，本文删除两千多字）
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
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我们出自老子故乡，又和乔达摩的故乡印度为邻，为什么还是视希腊为精神故乡？
新旧约的故事和涵义
但耶稣的心理战限于好人之间。歹人、不义之徒，打了右脸打左脸，剥了外衣剥内衣……世界是一群左右脸给人打、内外衣给人剥的亚当、夏娃。都给人白打，给人白剥！
我少年时有个文字交的朋友，通了五年信，没见面。她是湖州人，全家信基督。她的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每周通一信，谈《圣经》……当时我十四岁，她十五岁……
最动人的是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绝唱。门徒不醒。他们是凡人，老实人。开始时，耶稣只需要信徒、门徒，但在快要赴死的时刻，他需要朋友。
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在座有人在爱，有人在被爱，很幸福，也很麻烦。
东方的圣经和史诗
佛教吸引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去研究，说明佛经的文学性、哲理性之丰富。近者如章太炎、鲁迅，都涉入。章的学说，就是以佛经与老庄哲学的融合。研究佛经，是东方智者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底。今天的中国学者就缺这个“底”。
诗经、楚辞
整个《诗经》是悲苦之声。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
当司马迁写出人物、忘掉儒家时，是他最精彩的部分。写屈原，以儒家精神写，不佳，写到“鸿门宴”人物，忘了儒家，大好！
（老子）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
（墨子）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
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
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
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汉赋，华丽的体裁，现在没用了。豪放如唐诗，现在也用不上了。凄清委婉的宋词，太伤情，小家气的，现在也不必了。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中世纪欧洲文学
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神曲》涵盖甚大，中世纪哲学、神学、军事、伦理。以现代观点看，《神曲》是立体的《离骚》，《离骚》是平面的《神曲》。《神曲》是一场噩梦，是架空的，是但丁的伟大的徒劳。
自然造人，知道该双的双、该单的单：两耳、两眼、两乳、两手、两脚、一头、一鼻、一嘴、一脐、一性器——所以沈约的主张，流弊是后人的文字游戏，小丑跳梁，一通韵律便俨然诗人。当然，沈约不负这个责。
教我读杜诗的老师，是我母亲，时间是抗战逃难期间。我年纪小，母亲讲解了，才觉得好。
大家不耐烦听史迹，都想听我讲观点。观点是什么？马的缰绳。快，慢，左，右，停，起，由缰绳决定。问：缰绳在手，底下有马乎？我注意缰绳和马的关系。手中有缰，胯下无马，不行。
从前皇帝的老师叫亚父，太子的老师叫洗马。你们都是太子，我做你们的洗马。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宋玉是屈原的学生，为老师写过赋。杜甫年幼时，不敢自比屈原、宋玉，只是个景仰者，到了他写这首诗时，无疑是大诗人了，决不在宋玉之下。但杜甫还是称宋玉为师。
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直通现代的诗人。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偶尔硬起来，评古人，非常刻毒凶恶。
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
范仲淹（官至政治局常委）“先天下之忧”的名句，很正经。但写起词来，和女人一样善感——词人一写词，都像女人一样。
中世纪波斯、阿拉伯文学
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
艺术的宿命，是叛逆的，怀疑的，异教的，异端的，不现实的，无为的，个人的，不合群的。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
中国古典戏曲和文学
中国剧作家的创作观念是伦理的，寓教于戏。有了这种观念……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过是忠孝仁义，在人伦关系上转圈圈。
中国人的民族性，很善说故事。小时候家中佣人、长短工，都会讲故事，看去很笨，讲起来，完全沉浸在故事里，滔滔不绝。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更喜以形象说理，放进很多神话、传说、寓言，甚至笑话——这或许就是先秦诸子夹着早期的袖珍小说……那时的谋士、策士，进谏皇帝，也要会讲故事，否则要杀头。
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即所谓“传奇”。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技巧一下子就达到极高的程度，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家若能读中文，一定吃醋。
整个明文学，只有金圣叹是大批评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我批评他，是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封神榜”由姜子牙仲裁，封了许许多多大小角色，依我看，应推哪吒第一。他是尼采的先驱，是艺术家，是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
《金瓶梅》不然，器官生在身上，还是写成了人，几乎是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艺术，《金瓶梅》要靠你自己找出它的艺术。
曹雪芹“好像”读过叔本华、尼采。为什么？他熟读释家道家经典——佛家的前半段，就是悲观主义，道家的后半段，就是超人哲学。
我以为《红楼梦》后半部遗失了，曹雪芹是写完了的。哪天在琉璃厂找出来，全世界应该鸣炮敲钟，庆祝多了一个圣诞节。
怎么会有一天在纽约与你们讲七侠五义？人生是很奇怪，没有一点好奇心是不行的。
说来说去，给大家一个制高点。有了这个制高点，看起来就很清楚。一览众山小，不断不断地一览众山小。找好书看，就是找个制高点。
“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我幼时读，大喜，不想后来我在纽约讲课，也如此。
日本古典文学
抱着原谅的心情去看这些诗，很轻，很薄，半透明，纸的木的竹的。日本味。非唐非宋，也非近代中国的白话诗。平静，恬淡。
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中国的圣人教人做好事，自己不做。马基雅维利叫人做坏事，自己不做。他就事论事的那一套，与理想主义相反。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欧洲、美国文学
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帕斯卡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法国斯塔尔夫人第一个说出，《浮士德》是写不好的，真聪明。第二个是海涅。第三个是我——第一个说老实话，第二个说俏皮话，第三个说风凉话。
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说：作家不仁，以读者为刍狗。这样天地才能大，这样才能有伟大的读者来。最好读者也不仁——作者不仁，读者不仁，如此，“仁”来了。
1948年我乘海船经台湾海峡，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顶飞掠——我说，这就是拜伦。
鲁迅《伤逝》中涓生的屋里，墙上挂着雪莱的肖像。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煞，却没想到“诗”。
那时我在教科书上读到了勃朗宁的诗，非常喜欢，叫做《花衣吹笛人》。这首诗有寓言童话的性质，但更有诗味。现在想想，我也是那个吹笛人——讲世界文学，就是吹笛呀。
奥斯汀太啰嗦，狄更斯太通俗，但我就是喜欢这两位作家。艺术上前人和后人的关系，是艺术上的天伦关系：前人哺育后人，后人报答前人，成天伦之乐。
哈代的行文非常迟缓，我读时，像中了魔法一样。他行文的本领，音乐家应该羡慕：如此长，温和。读时，心就静下来，慢下来。他写苔丝早起，乡村的种种印象描写，无深意，无目的。就是这种行文。
知识学问是伪装的，品性伪装不了的。三年讲下来，不是解决知识的贫困，而是品性的贫困。没有品性上的丰满，知识就是伪装。
“历史是更伟大的圣经。”这话也是卡莱尔说的。说得好！我们讲文学史，是在讲文学的圣经。我们学文学，就是文学的神学。
艺术充满艺术家的性格，比肉体的繁殖还离奇。维特、哈姆雷特、贾宝玉、于连，都流着作者的血，我喜爱于连，其实是在寻找司汤达——上帝造亚当，大而化之，毛病很多；艺术家造人，精雕细琢，体贴入微。
现代诗，波德莱尔开了一扇门，兰波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妖魔鬼怪。但波德莱尔和兰波可以不负责任。
中国从未被西方了解过。太可怜，太神秘。中国，不可能被西方汉学家来了解，还得我们自己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不懂的事……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尼采有哈姆雷特的一面，也有堂吉诃德的一面，我偏爱他哈姆雷特的一面，常笑他堂吉诃德的一面。现在读尼采看来是太难了——很多人是在读他堂吉诃德的一面。
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自从“意识流”写法和其他种种写法出现，我都不以为然，不过是将人剖开，细看，说“这是心，这是肺”。深刻吗，新奇吗？爱情的深刻，必得解剖肾脏、生殖器，才算真正懂得爱情吗——上帝把心肺包起来，是故意的！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最近又读一遍《复活》，实在写得好。笔力很重，转弯抹角的大结构，非常讲究，有点像魏碑。十足的小说，试以别的小说来比，都会显得轻佻、小聪明、小趣味。
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
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我同意惠特曼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二十世纪文学
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存在主义、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他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炼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易浅读。
哲学有它的可悲性，一定要靠文字语言。文字、语言，能够达意吗？如果文字语言不能达，哲学的“意”就比文字语言更深刻吗？我以为，有时候文字语言高于意义。
平心而论，意识流，宜写短篇小说，更宜写散文。
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尼采预言超人会降生——这是一场梦。还属于进化论。我以为超人不会诞生的。个别艺术家作为超人，早就诞生了——早就死亡了。他们不会造福人类，和人类不相干的。
现代作家，自己应该又是伯乐，又是千里马。伯乐是意识，潜意识是千里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是潜意识特别旺盛、丰富，而意识又特别高超、精密，他是伯乐骑在千里马上。
“智者，是对一切都发生惊奇的人”。放纵你的好奇的行为，享受官能之乐，对一切要抱着豁达大度，对世界万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都有兴趣，但别迷恋。一句话：明哲而痴心。再一句话：痴心而保持明哲。
我的问题是：艺术曾经重复过客观现实么？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奥秘。我愿做现实主义的辩护士。
我从小也想写，写后烧，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烧不得的！但境界真是高。卡夫卡像林黛玉，肺病，也爱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要我说，应该研究了存在主义，知道了“他人即地狱”，然后，就像不知道存在主义之前那样，存在下去——有人这样吗？有。萨特就是这样。他不靠存在主义生活。他要去演讲，让许许多多“他人”听，“地狱”越多越好。
我看哲学、伦理、儒家，都当它文学看——没有人说过。
“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文学是脑的艺术，无声无色，和感官没有关系，却感动你，魔术性最大就是文学，你感动了——就是几个字呀！
诺贝尔奖，好像是个世界性的中状元。
庄子是要饭的，陶渊明借米，西蒙到底是法国人，他种葡萄，养写作。这样一来，我倒也替他放心了——陶潜要是不种菊花，种葡萄，多好！
我在一首诗中说，现代的智者，都是自己要假装自杀，要世界做陪葬。这些批评家、观者都是假装要殉葬，作者呢，假装要自杀——都没有死。
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新小说派，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说穿了，是“智者的自忧”，夸大了世界的荒谬。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还是病人多？在他们的作品里，全是病房、病人。
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
这是个很有深意的大命题：现代主义再新，再发狂，他们都有一个老单位——现实主义。
我很喜欢听摇滚乐，有些写得非常好——这种悲怆，是现代的悲怆，古代人不懂的。
爱情，是性为基点，化出种种非性的幻想和神话——归结还是性。都说性征是性器，其实第一性器是脸。真不好意思，人类每天顶着性征走来走去。毛发、皮肤等等，都是性征。可见造物主用意之淫。
魔幻现实主义总体上的生命力，强过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比它们厚重。只是我觉得不够舒服——魔幻呢，太魔幻，现实呢，不够现实。太自觉，太兴奋。
文学在于悲伤——木心乌镇追思会
&“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陈丹青：谢谢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们。今天我受委托做追思会主持。我没有做过，但我要做。这里没有任何权力关系，大家都是木心的读者，我用不着按照职务排列权力的大小，介绍在座的人。
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代威和杨绍波。他俩是当地领导陈向宏先生从员工里挑选的年轻人，照应老人生活起居。小代来自贵州，小杨来自云南。先生会调理孩子，这些年小代甚至学会了画画。久病床前无孝子。先生病重以来，我亲眼看见他俩忠心耿耿，每分钟侍护先生。先生有半个月在重症病房，每天准许半小时探视，他们24小时守候，等那半个钟头进去看看，夜里睡在凳子上，就这样，直到把先生送走。先生走了，他们跟到殡仪馆，昨天、前天、大前天，在冰冷的殡仪馆过夜，守到现在。所以，和遗体告别，跟着先生骨灰盒出来，我都拉着他俩的手。
晚年木心。&（安徽郑阳/图）
得知先生病重，自行从外地赶来侍护先生的文学青年，今天在场的有将近十位，我不记得每个人的名字。赶来最早、侍护时间最长、日日夜夜不离开的，是来自江苏的诗人和画家，名叫仲青。先生在纽约最后十年的照顾者黄秋虹女士，远道赶来，也守了二十天。
我还要介绍木心先生仅有的亲属，就是他的外甥王韦先生、王太太，还有他们的女儿。王韦先生守护在先生身边，长达近一个月。
还要介绍一位特殊的客人，弗里德·高登，来自纽约，十四五年前开始收藏先生作品。另外，2010年12月，非常庆幸，向宏和我说服先生接受了纽约两位独立制片人的纪录片拍摄，他们是弗朗西斯科·贝罗、蒂姆·斯丹伯格。他们和先生相处十天，临走流泪，想到可能再见不到木心了。昨天特意写了追悼文章发来。
陈向宏，前乌镇党委书记，现旅游公司老总，就坐在这里。是他全程做主，促成木心先生回到故乡，直到今天送走先生。大家要知道，整个乌镇景区几乎是他一个人设计出来，营造成今天这个规模和品质。他的整个团队的执行能力，今天上午大家都看到了。他也跟大家一样，是木心的读者，是尊敬木心的人。
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林兵先生，建筑设计家，贝聿铭先生的弟子，2011年夏天接手木心美术馆设计方案。先生住院时，林兵委托我将设计稿带给先生看，可是老人意识不清楚了，甚至不认识我。第二天他认出了，我就把设计图给他看，像哄小孩一样，问他这是什么？他看了很久，说，我看见一顶桥。我说你再看看，他凝神看了很久，慢慢慢慢想起来：这就是他想象的那个美术馆。他说：哦，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陈向宏：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的冬天，乌镇的一位老百姓给了我一张台湾的报纸，《中国时报》，登了木心先生1994年回来时写的一篇文章。我知道乌镇近代有茅盾，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木心，可是无处打听。问了所有官方机构，都不了解。2001年元旦茅盾文学奖颁奖，刚好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领奖，坐在我边上，我就问她，你知晓不知晓这么一位人。她说我有一个好朋友陈丹青，非常了解。她就把联系方式给了我。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陈丹青联系，很快得到回复。
所以，我作为家乡的一分子，只是在对的时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说实在，先生一开始有顾虑，我们一再表示，这无关任何商业成分或者回报，我们只是怀抱补偿的心愿，请你回来安度晚年。他的故居，六十年代变成一个铁工厂，只剩进去的一个破门，什么都没了，里面各种铁砂子差不多有1米厚。我记得很清楚，刨出的土是酒红色的。我们非常快迁出工厂，重建木心的宅院。先生一回来，首先对乌镇巨大的变化感到欣慰。到了2005年，他可算是决定回来了。我们当然仰望先生的学问、人品。这么多年来，包括小代、小杨，和乌镇旅游公司所有员工，都把先生当作长者。先生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强求半分，所有事都顺着他来。
陈丹青：先生属兔子，向宏也属兔子；先生是东栅人，向宏是北栅人，真的是故乡子弟。他对故乡是有抱负的，现在乌镇在全国景点的知名度，仅次于黄山。向宏做事非常爽快，十一年前我初次见他，他还是小伙子，坐下来没有十分钟，意思表达很清楚：请你把话转回去，随时欢迎老先生回来，一切根据他的意愿做。此后十年，他全部实现了当初的承诺，每件事情，每一步，每个细节，都先问先生意见，先生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向宏就安排下去。我是见证。2006年，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押送”先生回中国。那年他79岁，坐着轮椅进机场，轻轻说：走了，美国。飞到北京先要停一停，然后飞上海。先生像小孩一样等着快点降落，有点不耐烦，说这么慢，你看苍蝇飞啊飞，一停，就停住了。到了乌镇，晚饭是在包间，酒菜放齐了，正对着先生坐的位置，不知道谁关照的，桌面上有个胡萝卜雕成的龙，还是凤！这是先生回到故乡吃的第一顿饭。
刘瑞琳女士，先生的书都是她做主出的。2010年煞费苦心请先生参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论坛，和读者见见，一小时就好。我跟先生说，你围巾围好，西装穿好，拿一把手杖，就那样坐着，大家聊聊，好不好？他说好啊。可我知道他肯定会变卦，只好用尽办法，弄到最后，他说，不去了吧。消息都发出去了，北京一帮读者很期待，但是没办法。这一层，先生跟张爱玲有一拼。
还有位音乐学博士，王玮达，听说先生有音乐创作想弄成谱子，自愿要去乌镇成全这件事。隔三差五跟先生打电话，我也使各种计策让先生同意，可是出于性格，也因为身体迅速虚弱，先生一推再推。很遗憾，现在先生的音乐作品不能留下来了。
2011年12月24日乌镇昭明书院木心追思会现场&（安徽郑阳/图）
“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
读者（无锡）：2007年我跟先生有所交流。我们谈起鲁迅，他说，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作家，是文体家……今天是圣诞夜，天气寒冷，我记得有一句话：寒冷是一种精神。在我心目中，木心先生具有寒冷的精神；西方文学有一句话：有些作家是献给少数人的，更完整的说法，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我愿意把这句话献给先生……
女读者（乌镇）：……今天中午我来到昭明书院，有位台湾女士已经坐在这里，激动地跟我说：她16岁开始读先生，后来踏遍世界，定居意大利，终于觉得有资格来跟先生见面，可是来到这里，还是错过了。说她在以前给先生的信里写，她可不可以称为最佳读者。先生回信说，“可以啊，你是第一读者。”她今天一点钟到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坐了一个小时，她说，这样就够了，她终于做到了第一读者，即使是最后一次。她的名字叫廉慧怡（音译）……她希望大家如果心里有爱，想要去见一个人，就要赶紧去！
读者（湖北）：……我昨天得知消息，就抱着木心先生对我最重要的七本书，直奔乌镇，坐了15小时的火车。那趟火车整个车厢没有别的人，就我一个。我四点钟上车，一直读先生的几本书，十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床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说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我17岁高二时，读到先生的第一本书，后来一直读其他木心的书，很多段落能够倒背……全国有太多这样的读者。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没有先生的文字来到大陆，没有先生这个人来到大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一代人就会很悲哀……
读者（上海）：……我是没有编制的老师。木心先生对我，就像另外一个父亲。我跟学生说，你的一生中总会有缘分遇到一个神奇的人，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他跟咱们并不像，但是他影响你的一生，包括你的方向、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今天走到灵堂门口，看到木心两个字，眼泪流下来。我平时从来不落泪……我知道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不论有没有权力和地位……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真诚、坦诚，甚至有点理想化的聚会……
读者：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读宗教的……木心先生让我在大学有一个自我启蒙……他说要拿哲学当文学读，拿文学当哲学读。要像读人一样读书，要像读书一样读人。我会记住木心先生的话。
读者（杭州）：……从2006年读木心先生的全套的书，每本起码看过十遍以上。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每次我很绝望时，会把木心先生随便一本书抽出来看，看到譬如“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心里就很开心。你看他的书，你会想，中国人应该是这样一种样子……我今年27岁，从22岁到现在，这五年的世界观是木心先生帮我重新搭建的，我非常感谢。
&“请你们不要再谈福楼拜”
弗里德·高登：……我向画廊请求安排一次和木心面对面的机会，那天木心彬彬有礼，他很会打扮，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显得非常友好……我和木心的第三次见面是在今年（2011）10月。阿历克珊德拉（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部主任）来到乌镇，我们一起与木心共处四个小时……我们回上海的时候，非常伤感，知道可能这一生见不到他了。我认为木心是20世纪中国真正的文人，（转用中文）他学贯中西，他特立独行。
樊小纯：下面这封信，来自美国纪录片导演弗朗西斯科·贝罗和蒂姆·斯丹伯格……（译读来信）他是一个美妙的人，他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在阴影和逆境中对待生活，他向我们展示了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么比空谈更重要。我们将深深怀念他。
陈丹青：我曾经问过这两位导演，我说，眼下中国当代艺术很火，为什么你们会找到木心？他们回答，最初的计划确实想拍摄中国当代艺术，可是看了又看，比较了大量中国当代艺术资料，感觉仍然在看西方艺术，最后，无意中看到木心先生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展览的画，他们第一时间就定下来，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播放纪录片《木心》的片花）
陈丹青：现在请木心在纽约的老朋友曹力伟发言。在先生两度搬家之间，有一年就住在他家里，朝夕相处。
曹力伟：刚才看纪录片的片花，突然看到非常熟悉的情景，就是狱中手稿。1992年，木心的一位学生把狱中手稿从上海带出来了。那天晚上他带来一大堆稿件，很旧了，都没有封面，他交给我，我就拿去交给木心先生……一个礼拜后，木心说，隐私是隐私，但还是给你看看。他拿了几张稿纸放在桌子上，桌子比较小，放不下，他又放在地上，我记得是7页，写得一丝不苟。在那之前我没见过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我身边的中国人，写稿子如此一丝不苟。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来不及看清，我脱口而出：吓死人！不得了！
……很奇怪的经历：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就问，当时你怎么能够在地下室关押时有这样的心境。他微笑着说：没事干，在底下闲着，就写……木心在很多场合，譬如说，去办身份和社会保险等等事，很烦琐，要排队预约，很烦人……有时我陪先生去，他在这种场合突然变成局外人。比如说排队盖章签字，他会被另一个事情分神，这事跟他正在具体做的事，毫无关系，但他被吸引：比如说某人长得很有特点，说某人说话很有意思……
这种时刻常常出现……1989年，我匆忙赶来上木心的第一堂世界文学课。大家穿得非常随便，唯独木心先生，深灰色西服正装，打领带，也是深灰色，好像衬衫是鸭蛋青，非常舒服的颜色。他对待第一堂文学课，极其慎重，讲究。后来跟其他听课的人谈到这点，大家都有印象……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他说，我是一个“坏人”。当然，是打引号的。我想，这个“坏”字就是指怀疑性，指批判性。他说你们年轻人要读尼采，读尼采，是个长骨头、长钙的过程。他不止一次谈嵇康，非常忘情。有一次他谈到福楼拜，眼睛有点湿润，他特别引用了莫泊桑的话：请你们不要再谈福楼拜，福楼拜死了，我最悲伤。
像狗一样围着《诗经》转
读者（南京）：……我第一次读木心是《即兴判断》，当时我上高中，我对书的背景完全不了解，看不懂，但是非常想看，喜欢看。因为我很长时间不太喜欢读中国作家的书，但我一口气把他的书全部搬回家读。他的文字很美，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我觉得他像是一个读书的起点。
女读者（乌镇）：……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哽咽、哭泣）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陈丹青：对，他是一位老人家，他今天融化了，你以后可以去看他。我们会选一个日子，把先生安葬在他的花园里。他设想的自己的墓碑，很简单，只有“木心”两个字。
读者（青岛）：……我上午一直哭，哭到不行，从来没有这样哭过……2009年，我毅然辞掉在青岛很好的一份工作，来到乌镇找工作。每到休息日，我就骑自行车从东栅进去，一直走到财神湾，在先生家周围，像狗一样转啊转啊，整整一年零八个月，没敢进去见先生……之后种种原因，终于见到先生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真实的事情。（陈丹青：你说像狗一样围着木心先生的围墙转，木心也说过，他自己曾像狗一样围着《诗经》转。）
陈村（上海）：……有人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说他好，我说你也写写看，能不能写几行出来……我昨天晚上跟两个年轻记者说，你们看看他在《上海赋》里写的旗袍，我从没见过别人这么写。不仅是文学用词的问题，描写细节的问题，而是一种思量和胸怀。正是有这样的胸怀，才会从旗袍发现“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后来我跟木心先生提起《上海赋》，他觉得好像是很容易的事，觉得还没写完，他说这不是正经文章，《诗经演》对他来说更重要……2007年，陈向宏邀请我们小众菜园十来个人一起过来乌镇看看，然后拜访木心先生。
他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跟我们看到的所谓作家、画家，不一样。刚才很多人说他文质彬彬，打扮得很好，他不是一个潦草的人，他对文字有洁癖。你会发现他受那么多苦，很坎坷，五十多岁还要跑到外国去。这样一个人，你看他的目光，很明澈。可能他跟你有距离，但他不设防。按理说，这样一个人看人看事应该是狐疑的、世故的，他不是，他非常好地跟你谈话，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民间俚语，什么他都行……这样的老人，我们无缘再见了。有一天你发现，有这样的文章，有这样的人，居然跟你活在同一个时代，活在一个世界上，你很高兴，你发现了，你见到了。我们多出他的书吧。木心的名字在大陆读书界已经不是陌生的名字。我们应该多看看他的书……他写东西是给我们看的，不是为自己写的。
孙郁（北京）：我此时觉得说什么都不重要。刚才听了几个青年朋友的发言，非常感动，它比北京各种各样的所谓学术会议的发言都精彩……木心先生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的汉语表达，有了另外一种可能，他不论在修辞上，在哲学的思考方面，包括他对意象的捕捉方式，给我们带来惊喜！这都是白话文普及后所没有的。能把汉语表达得如此之充沛，木心是一个，张爱玲是一个。
岳建一（北京）：今天让我格外感动，作为一个年龄到了60岁的人，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使我很受震撼。我没想到年轻人这么爱木心，从全国各地来……我非常受到震撼。如果我懂你们的话，我想你们不仅仅是爱木心著作里表现的大爱、大仁、大悲悯，不仅仅是爱他文字的功力，我感到，你们爱的是他所代表的中国汉语的尊严、高贵和天赋。在木心的著作里，我感受到的，正是他自始至终说的那句话：“我一字一句的救出自己”。实际上，木心哪里是在救出自己，他分明是一字一句，救出汉字，救出汉语，救出汉语曾有过的高贵的命运……我们真正读懂先生作品所寓意的深远文化意义，必定不是今天。
李春阳（北京）：我试着讲以下几个意思：以不如木心的文字来谈论木心，有多大的可能性。但同时，怎能忽视我们对他的情感，今天我见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自发来到这里，参加一个未曾谋面的人的葬礼。对木心文学艺术的这种情感的纯粹，是如此珍贵，是在别的作家——活着的、去世的作家那里，未发生过的。这也是我的情感，我对这些年轻人表达我最大的敬意。
20世纪中国，以两种作家为多，以文学控诉的人，以文学反叛的人。后者哪怕以知识或者西化的背景来反叛，也落在了文学之外。木心作品的出现，使我们看到，文学是某种高于国家主义之上和超越于政治之外，与人性与精神的全部奥秘难分彼此的。政治与苦难，对于他是不成立的……有时候，为了读懂一本书，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怀疑自己。有时候，为了理解一个人，需要将民族的集体追求判定为错。所以，为什么讲阅读木心是被木心阅读……徐时仪等认为白话文始于宋代，木心为什么讲他的文学不是《红楼梦》那一路的，他是不愿意在域内，甚至不愿在百年两百年语境中谈问题。先生有一个特点，他的每一句话搁在那里，不止是一个意思、两个意思。
木心先生走了，他来的不是时候。八十四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衔命首义。他认为自己是汉语的第五福音书，我问，怎么能这样呢，他说你想一想。不晓得我是否能够理解他，这涉及尼采与他的关系。尼采是反基督的，但他承担基督所承担的所有痛苦，尼采以承担痛苦的分量，划分人的等级，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最高等的人。在承受苦难的意义上，木心以此自喻。四福音书是四种解释基督的版本，第五种版本，是关于艺术的故事，这是一种象征。尼采决不要成为基督，木心需要信徒。我跟他说，那这是尼采的没落。他说，没有办法，要先相信。又说，在中国做尼采难。
木心仿佛生来是传播艺术的，却始终没有得到适宜于他的气候与土壤。文学界无视木心，不承认木心。这是文学的损失，不是木心的损失。
在中西古今之间，总有那么多冲突，每一种势力有自己的神灵，互相对峙。有一种文学出现，它们立刻平息下来，在他文字的调理下唱出不同的声部，他的演奏一结束，那些古今中西即刻又对立起来。现在，他的演奏结束了，素履之往，诗心永存。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读者（湖南）：……我在书上看到先生写的：他说他不情愿出来，他给关在地下室，有吃的，有喝的，觉得很潇洒。我发现先生其实在说谎，先生用一定的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糅合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种隔阂已经突然消失了。
追思会上摆放的木心照片和作品。他的读者自发从全国各地赶来吊唁。木心很在乎自己的读者，所以始终不肯用流俗的方式跟读者见面，这被认为是他对读者的一种尊重。&（金卫其&CFP/图）
过了半个多世纪，年轻人真的不会做文章了
陈丹青：大家想必在灵堂和这面墙上，看到了先生自撰的联，这个联，我来用作先生的挽联，我根本不会做挽联，但我好歹用毛笔写了出来：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今天的追悼会上，除了先生自撰这幅联，只有牛陇菲先生撰写的一幅挽联，其他人实在写不出来。我的感叹是什么呢？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嘲笑，说所谓葬礼就是很多文人斗挽联。为什么？譬如“八一三”惨案，葬礼上挂满了挽联，都写得好。照现在我们这点可怜的中文，谁也写不出来。可是鲁迅当时讽刺说，挽联写得好，也就是挽联写得好——这句话本身就是很妙的修辞——鲁迅万万想不到，过了半个世纪，没有人会做挽联了，斗挽联？斗什么斗。更早的时候，鲁迅的著名公案就是回答“青年必读书”，他说，我劝青年人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于是引起一场争论。有人问他，你再提倡的话，将来年轻人不会做文章。鲁迅到底是鲁迅，他说：“不会做文章有什么大不了！”那是国家危亡的时代，那也是中国人还会做文章的时代，所以鲁迅一句挡回去。可是鲁迅也万万料不到，过了半个多世纪，年轻人真的不会做文章了。
话说回来，我透露一下先生的所谓“私愿已了”，未了的私愿还有四件，今年会出版。一是他的版画集，很抽象的石版画。第二本是他的素描集。第三本是他的照片集，第四本是他的俳句集，书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想好了，叫做《雪句》，很多很多，像纷纷雪花。他的笔记本里还有大量未发表的俳句。
陈子善：今天纪念木心先生，必须提到一点：木心先生的文章，最先是在台湾发表的……我们认识木心先生，理解木心先生，太晚了。他作为一位文体家，在20世纪中国汉语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没有对木心先生给予应有的关注。刚才那么多青年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他已经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份文学遗产怎么样继承和发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肃的课题。
仲青（江苏）：先生有一句话：“我的人和我的艺术，是同一而一元的。”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中，我没有见到第二个人是这样的。我有幸见到先生。父母亲给了我生命，但是这个人，如果我有资格这样讲的话，他给了我灵魂。下面是我自己模仿先生《诗经演》的诗句写的诗：
昔我往矣，遵彼乌镇。乌镇之雨，雨我心田。
卉木萋萋，杨柳依依。既见君子，我心则降。
燕笑语兮，我心写兮。清扬婉兮，适我愿兮。
中心藏之，何日尽之。
刘瑞琳：今天的场面，我当然感动，但并不意外。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在不同场合，比如高校的书店，都能碰到木心的读者。先生非常非常在乎他的读者，我有幸两次到乌镇看望先生，先生专门谈到读者的问题。他说一定要写一本书，就叫做《论读者》，我说什么时候写呢？他说今天晚上就写。其实《论读者》这本书一直伴随着他的始终……他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他的读者，当然，他始终不肯以流俗的方式跟读者见面，这也是他对读者的一种尊重。今天在这个场合我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先生走了，他更多的读者来了。
陈丹青：已经七点了。要收摊了，大家同意吗？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最后讲一个先生跟我说的笑话，咱们就结束，好吗？
先生一辈子喜欢讲笑话。我听他讲了29年的笑话。这两年我伤感，是瞧着他没力气说笑了。11月我去医院探视，他不认得我了。清醒后，问他吃点啥。他想了想，我知道他又要开什么玩笑了，只见他害羞地，但是清楚地讲：“鱼翅。”我一听，又想笑又想哭，记起往事了。九十年代初有天我跟他通电话，为个什么事由，忘记了，大约是关于在一个低的、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是做高的选择，还是将就。他是不肯将就的人。我听出他调整喉咙，又要讲笑话了。他说：“比方我是一只饿鬼，刚刚牢监里放出来，问你烧点什么吃吃，我说：要么佛跳墙。”我大笑，知道他肯定还要讲，果然，他接着说：“再比方我是个老光棍，没有女人，说是现在给你娶个老婆，你要谁，他说，我想想——那么：玛莉莲·梦露。”我想起这段，看他呆呆躺在那里，就对他吼：你记得吗，你记得跟我开了多少玩笑吗？！他喃喃地说，记得。
但接下来的三句话，我完全没料到：他看着别的什么地方，一口气说：“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喘了一喘，他说：“文学在于悲伤。”夜里鱼翅弄来了，他完全不记得了，一口没吃，昏睡。
好了，我们度过了珍贵的一天。非常谢谢大家！
摘花高处赌身轻——追忆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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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生活方式，叫木心。一九二七年之后的八十四年，这种艺术至上的生活方式本没有多少可能性。说话、著文、为人、处世，百感交集，千篇一律，万人同调，早已将生命的被动，泄露无遗。
“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木心是那个被无国界的“艺术”所占有的人，他竟是这样地被艺术所独占，以至时代的强力影响在他那里，鲜有余地。仅仅靠艺术而活过来，这是木心以毕生性命显示的道理。
木心早岁习画于上海美专、杭州艺专，他观察世相的目光，与美术素养相契，从一开始，他就重视语言的形式因素。将语言表述分割为形式和内容，原是不得已，未可拘执。汉语注重形式的传统，悠久绵长，八股文是形式极度考究的四百至七百字短文，衡量其得失高下，首据形式因素。现代白话文从起始就反对八股，不幸的是，只看见内容，无视形式，粗制滥造，恶习相沿。
木心画作《晴风》。&（广西师大出版社/图）
古人懂得炼字，在字的推敲上舍得下功夫，造句则多半蹈袭前人。白话入书面语，理应开出炼句的时代，句子的口吻、语气、结构、音律、平仄、长短，意义的显隐、明暗、正反、庄谐、褒贬，总之被称做修辞的一切手法，皆是造句家的能事。正如木心所言，“长文显气度，短句见骨子，不长不短逞风韵”，可惜百年来有几人精通此道。
篇章的意思层次、复杂程度、结构难度，果然多过一个句子吗？句子写不好的人弄长篇，越写越长，无穷无尽的句子，衣冠不整，战败而溃退，如何收容？阅读木心作品的感觉是，句子，仅仅使用句子，是可以说尽世道人心，调理得恰切，何须多言？
“所谓世界，不过是一条一条的街”，如果这句还不够，再加一句“街角的寒风比野地的寒风尤为悲凉”，此二句所示，许多人一部书也难以道出。
时至今日，看似选择性很大的个人生存，远未逃脱习惯势力和意识形态对语言的控制，尤其于语言方式的无意识控制。
木心出生的前三年，退位的宣统被逐出紫禁城，皇权终结，党权纷争。木心出生那年，清党逼出的宁汉分裂，“南昌起义”，埋下了国民党二十年后失败的种子。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政治的力量崭露头角。文学上的风光当属太阳社的成立，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已然让位于新兴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虽乏佳构，却能一统天下，被指为“落伍”的鲁迅出版了晦涩难懂的散文诗《野草》，在香港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演讲——五四运动所开出的新精神，不到十年，便夭折了。
也在一九二七年，王国维自沉，遗言“义无再辱”，乃降将李陵拒绝归汉时说的话。学问家叶德辉在湖南被戮，据说一副对子得罪了农会：“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斌尖卡傀”。这样的时代里，文学能够做什么呢？日后的木心是清醒的：“在这早已失落价值判断的时空里，我岂非将自始至终无所作为？”
在木心那里，艺术至高无上，在他坎坷的一生中，这份意志从未动摇过，这意志的种子，当是新文化运动播下的。有人称他是五四的遗腹子，木心自己认为，得益于西方文化者甚多。尼采是他的左括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右括号，两者之间那份长长的名单，便是他作品中随时可见的“圣家族谱系”。他说“我与其他世界级的作家相通而不同”，“世界文化的传统中，汉语是最微妙的，汉语当然可以做出最好的艺术品来”，终身未婚的木心，形容自己和经典作家是情人的关系，又道：“我是人类的情人。”
语言从来不是一种观念，更多的是技艺，以木心的话说，“也许志不在大而也许在高，文学家”。“古人作寓言，匠心既成，戛然而止。今人用小说、长篇小说作寓言，实在拖沓乏味，一则寓言能包含多少，几万字烘托，太劳累了。卡夫卡的《城堡》等等，命意都极好。然而难怪他临终嘱咐至友将遗作全部付之一炬。”
实力与文章的关系，木心懂得。识与见，在文章里须以才份达出，简单议论是不算数的，哪怕一句话，一个字，也是精心挑选，赋予意味。“只只钟表都拆开来看，却不知现在是几点几分”，这一句够了么？对于懂得其味的读者，足够了。《文心雕龙》有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集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子，是关键。
木心是文体家，凭借精湛的造句功夫，创立了类似鲁迅杂感录那样的文体，短小，简赅，隽永，在他的篇章中，既能看出尼采、蒙田、拉罗什福柯这些格言家的影响，又回荡着《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和魏晋山水赋的余响。他的散文具有掩藏不住的诗意，小说挥洒得如散文般自由，诗又偏偏把重心放在叙事，木心善于借力，岂止借他人酒杯，简直替他人谈情说爱了。
我们不知他如何凭借汉字的艺术性，融通异域文字所创造的文学风格，甚至借重其他艺术形式的堂奥，在极短的篇幅内，直抵思想和感应的极限（他的风景画作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他的修辞的秘密。人生经验不足以兑现为文学，语言经验，不，语言的创造性经验——造句天赋——才可以！
木心在给我的信中这样陈述：“我诗不言志，不载道，不传情，不记事，不过是借用了几许字和词，泛滥而知停蓄，纯乎讲究修辞思维之美，唯如此，文法、语法、章法一概在所不计，虽千万人我写矣……”我回复道：“先生，您这是唱反调”，先生答曰：“唱反调是尼采兰波最会唱，我又唱他们的反调……”又道：“我这是爱情，我没有在拯救汉语。”
追寻语言的艺术，没有止境，这是艺术严酷的一面，人生的艰难尽在于此，先生慨然自处，安然待之。他在艺术之内，也在艺术之外。他是什么，比他做了什么，更令人神往！
二○○六年九月初见木心先生，我送上一帧萧邦去世前几个月的照片，他接过肖像，双手扣在心口：“我要的就是这个，等我一下”，他站起身，很小的步子，快速回入里间卧房，我等着他。许久，他出来了，说道：“我不喜欢德拉克罗瓦画他的肖像”，我说我也是，先生微笑，那么，“你的艺术意味着什么？”达芬奇画作眼睑与嘴角的暗影，先生引以自喻，“这就是我的艺术”。柔和的阴影，没有笔触的痕迹，一切混合无间，色调呈示微妙的渐变，对于这样的艺术，它不给你任何猜得出的线索。先生喜欢晦暝的光晕，幽暗保存了无限的敏感，似是而非。他临过一幅减弱色彩的蒙娜丽莎。“我的文字都有一个深蓝色背景，与列奥那多完全相通。”
先生的语音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我想念这个光影幽深的家，这些年的工作，竟是都朝向那一方向的！
先生身边的物件，有来历，有样貌，十九世纪情人们的遗物围绕着他，摆放虽然不多，比他所阅见二十一世纪的人的品性，种类却要更多罢。先生穿着线条讲究的驼色鞋子，干净如晴天般的牛仔裤，在暗室散步，我搀扶他，他的身体已经很轻，衣裳里仿佛虚空，使人揪心。先生越走越慢，越来越小心，婴孩一般挪不了步子了，我不敢使力也不敢放松，手里捧着的是水。他见我汗出，忽然放松萎缩的身体，说，“那么，也可以这样走”，同时轻快迈出两大步，我赶紧跟上，手刚刚接触他的臂膀，他又顺势成一位年迈的长者了。
我随先生划船，他戴着运动帽，我给他录像，他冲着镜头很得意：“我像不像李连杰？”船行过水面，“一阵摇晃，渐闻橹声欸乃，碧波像大匹软缎，荡漾舒展，船头的水声，船梢摇橹者的断续语声，显得异样地宁适”，我不能忘记《童年随之而去》中那只碗的色泽，“雨过天晴云开处，者般颜色做将来”，“那碗在急旋中平平着水，像一片断梗的小荷叶。浮着，氽着，向船后渐远渐远……”先生说：“这篇是虚构的，没有这只碗的”，我不相信，一点都不信，先生笑了：“是虚构的”，我问：“虽说文学是写可能性的，可这只碗不存在么，多么透澈的一个故事，怎么觉得比真的还像是真的呢，”，先生说，“我不愿写人家看不懂的东西。袋子是假的，袋子里的东西是真的”……
我不愿意陈述后来医院中的先生，我不愿强调自己的痛苦。人在性命困绝之地，又如何被他人所体会。先生盯着医院的窗户问我好几遍，“春阳，是不是下雪了”，我说“没有，先生”，可我每次还是要跟着他的声音再看一眼窗外，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先生的问话，每次都穿透我。先生说过“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在先生身边，没有感到他是贵族或类似这等身份的人，我只觉得先生亲。先生贵气。他避开张扬和矫饰，确认事物的美与朴素，而这样的自重，世间并不常存，“真理这样美好，强者却不需要它”。“我已经退到了最后一步了”，“我一生忍受下来，就是诗人的底子”。先生与人类是意味着的关系，他在人性的那头儿轻轻等着我们，可先生是那位亲近的人，“我是从陈述从我-他关系，到陈述我-你关系，这是一大变化”。水因为清澈，看不出有多深，先生的眼睛，瞳人很黑很大，目光柔和清凉，过滤世间的尘浊，做出轻轻判断。先生认为，“艺术善于从现存的语境里提示出来。萧邦是十分灵活的，但不是没有加重的地方，轻轻判断隐隐预见，讲的是要有余地。艺术是达到顶点，每一部作品有一个顶点，不达到顶点不是成熟的艺术”。他叮嘱我：他“是干干净净的艺术”，不能被政治与苦难所侵染，又说“我逃出‘文革’，用的是魏晋风度”。
五四那一辈在西方思想的引导下，有重新发现人的惊喜，二十一世纪的一代，西方不再新奇，却有一个重新发现汉语和汉字的必经之途。木心发现了汉语，我们发现了木心。可是，我们真的知道他是谁么？八十四年来，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这般惊险而纯净地看待汉语，使用汉字——有一种造句方式，叫木心。
在他生存的这个时代，木心是缺席的，因为他缺席，所以他的艺术在场。六年过去了，我曾问及先生，“您的读者在渐渐增多”，先生说：“春阳你看，梅花开梅花，桃花开桃花，她们在花骨朵的时候，是一样的，都还没有想好，后来一开放，就各是梅花桃花了。”
路上走着，起微风，就想念先生……先生在我身上，不会离开。想念是什么？两个人的孤独，能保护一个人的孤独么，先生，我将如何陈述。我想念那些站立着的想念，在你的花园中：
黄昏簇新/白天的天气/夜里不作数/园里的颜色/夜里/就都不作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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