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已走过千年&以忧患意识打理现存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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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戏曲已走过千年 以忧患意识打理现存剧种　　原标题：戏剧人的当下选择 　　提要中国戏曲已走过千年历程，其间因时因地因社会发展而引发的变革不在少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戏曲形态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出现的，这或许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之艺术”。 　　时下人们都爱说“面向未来”。我以为，要面向未来，最根本的就是经营好当下。只有双脚可以把我们带入未来。要为戏曲争取明天，戏剧人必须做好“当下选择”。 　　以忧患意识打理现存剧种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有近370个地方戏曲剧种，一天看一个，一年也看不完。我们曾为此陶醉和激动。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它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亡。据有关部门10年前的统计就已不足260个了，且生存质量堪忧。为此，有人惊呼戏曲灭亡，有人又高唱戏曲长存。这两种观点都有简单化之嫌。 “消亡”是一个渐变过程，现在的减少只是消亡过程的展开。并且，依重力加速度原理，如果此间没有有效的控制，消亡就会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向我们逼近。“长存”也不是简单的原有形态的长存，它是戏曲通过变化发展、创造出新的适应后的长存。变化越多、越大，存期就越长。因此，我们要明白旧的生产力时代造成的数以几百计的中国地方戏曲剧种发生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消亡是十分自然的事，甚至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这种面对消亡的忧患意识打理好当下，从机理上做出适应“气候”的调整。能成为一种常青植物更好，即便不能，也应把现在活好，做好每一天。每个剧种都做好了当下，做好了自己的事情，不独戏曲本身不会有遗憾，也会使我们的时代更加有声有色。 　　古人说，人活一世，草木一春。把“一春”活好，才有来世。不奢望长生不老，坦然地面对终极消亡。做好现在，让剧种生命不虚度年华，并且以此去争取有质量地延展。 　　以坦然心态面对戏曲发展 　　梨园有句老话，叫做“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远的不说，仅以黄梅戏为例，形成之初的“三打七唱”到电影《天仙配》所体现的广采博纳和西洋作曲技法的借鉴，其间变化又何啻千里！而今天的黄梅戏音乐较之《天仙配》时代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无论我们情感如何，变是必然的。所谓的“原汁原味”只是一厢情愿，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古希腊哲学家早就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么，实践是前进的，社会不会倒退，历史也不会重复，艺术又怎么会一如故我、面貌依旧呢？我们应该不奢求“原汁原味”，不在艺术的认识功能和狭隘情感上过多停留，而要与时俱进，保持鲜活，追求美的针对性和生命感。是否“原汁原味”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视美听、招人待见。就多数地方戏曲剧种而言，眼下的主要任务不是“原汁”而是新意；不是固守而是突围；不是流连既往而是亲和当下。 　　以内容创新带动形式变革 　　实践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们的戏曲艺术在表现 “骑马”“行船”；“坐轿”“抬轿”和冷兵器战斗时都办法多多，而一旦需要表现“乘车”“驾车”“坐电梯”或者现代战争就捉襟见肘。的确，戏曲的这些表现特性都是依据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产生的，是当时的艺术家们因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社会生活和表现这种生活的需要，推动了戏曲形式甚至某些特性的生成。可以说这是当日的“当下创造”。使得形式与内容之间形成了高度的契合。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形式或特性可能更适合表现旧时代的生活，就抱怨戏曲离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无法生存，而要看到那是内容引发的形式跃进。我们要像前辈艺术家那样，满腔热忱地去反映自己所处的时代，让表现当下生活的新需要“倒逼出”新的形式来，使某些既有特性也发生适应时代的改变，由此引发戏曲的现代性。 　　梅兰芳大师由观察花卉而获得灵感，创造了戏曲“兰花指”，把对女性纤秀美的表现提升到新的空间；盖叫天先生从雄鸡报晓中看到了一种神韵，创造的“金鸡独立”，为表现武生的英武俊朗之气找到了新的手段。这些都是艺术家因为内容的需要，在生活中孜孜追求，最终创造出来并固化为新的程式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曾催生一批新形式和表现手段，也取得一些有益经验。比如取消了生角的小嗓子演唱，使之更合于革命英雄人物的身份和品格；以混合乐队替代了传统的“三大件”伴奏，使音乐从堂会格局步入剧场风范；取消了厚底靴而代之以草鞋、布鞋；以白毛巾代替了常见的生角手中的折扇和旦角手中的团扇，既指代劳动特征又有助于演员表演。这些，已经部分地成为当今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常用手段。 　　作为一门艺术，戏曲应当有融入时代、表现时代的勇气和能力，而这勇气和能力必须从积极地表现当代生活起，让新的需要带动新的创造，让新的创造适应新的需要。唯其如此，戏曲才能真正地青春永驻、不断发展。 　　以关注大众换取大众关注 　　当今戏曲艺术遭遇的最大困难莫过于观众不进剧场，或曰对戏曲的情感冷淡。我以为，一味责备观众肯定不对，说戏曲过时也有嫌轻率，说其它娱乐形式的“分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决不仅是戏曲这个特定艺术门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戏曲离现实太远，离大众的情感太远。过多地演出过去时代的人和事，疏离了今天的观众，使他们在舞台上看不到今天的生活，看不到熟悉的人们，听不到现实的声音，找不到时代的诉求。一句话，戏曲不关注今天大众的喜怒哀乐，大众也就自然对戏曲敬而远之了。 　　戏曲应当反映当下人们的精神诉求，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否则就是一种责任逃逸，也是自我孤立。在这方面，过去的戏曲是有着良好传统的。可以说，一部戏曲史，实质上就是戏曲艺术关注当下生活、反映大众诉求、表达百姓心声的历史。被视为中国戏剧最初背影的“优孟衣冠”，就是当时的宫廷艺人通过装扮表演为已故宰相孙叔敖的儿子争取权益的故事；唐代歌舞戏《踏摇娘》，所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中妇女家庭地位低下的问题；就像《秦香莲》一类长演不衰的剧目，所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发生、而后世社会又不断重演的因科举制度和个人道德而导致的无数家庭悲剧……于是，人们热爱戏剧，喜欢戏剧，乐于走进剧场去看、去评、去思、去想、去体味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宣泄心中的褒贬与爱恨之情。 　　戏曲有社会舆论功能，但却不是简单的舆论工具。它不需要过多表达社会实况本身，而是重在表现社会现实中人的情感、精神、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并且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审美地表现出来，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一点，近年来在京沪两地十分活跃的小剧场话剧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国办戏剧院团普遍感到“压力山大”的时候，一大批民营剧社，创作演出了数以百千计的小剧场话剧，演出异常红火，上座率极高，使得他们仅靠门票收入不但可以生存，而且还能获得发展。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紧贴现实、关注底层，及时反映生活的热点、难点和焦点，与社会大众同频共振。让台上所演与台下所感、戏里所出与身边所现同时同步，互为表里，从而顺应了观众的关切，引发了观众的亲近感，看戏的欲望也就随之而来。掏钱买票，看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戏曲要获得发展，走向未来，就必须以对大众的关注来换取大众对戏曲的关注；以对现实社会的亲近赢得现实社会对戏曲艺术的亲近，用热情拥抱热情。不游离于时代之外，才能走进百姓心中；赢得当下，才能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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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们日益认识到，人类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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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戏曲发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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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中国戏曲（ChinaOpera）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等。
[]发展时期　　1、萌芽
　　在原始社会，聚居的村落产生原始歌舞，并随着氏族的逐渐壮大，歌舞也逐渐发展与提高。 如在许多古老的农村， 还保持着源远流长的歌舞传统， 如“傩戏”；同时，一些新的歌舞如“社火”、“秧歌”等适应人民的精神需求而诞生。正是这些歌舞演出，造就出一批又一批技艺娴熟的民间艺人，并向着戏曲的方向一点点迈进。
　　2、繁荣
　　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逐渐产生了职业艺术和商业性的演出团体及反映市民生活和观点的宋杂剧和金院本，如创作的《》、的《》以及《赵氏孤儿大报仇》等作品。这个时期是戏曲舞台的繁荣时期。
　　3、延展
　　16世纪明朝中叶，江南兴起了昆腔，涌出了《》、《》等戏曲剧目。这一时期受农民欢迎的戏是产生于安徽、江西的弋阳腔，昆腔受封建上层人士的欢迎。
　　4、鼎盛
　　明末清初的作品多是写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 如、陶三春、等。这时的地方戏，主要有北方梆子和南方的皮黄。京剧是在清代地方戏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名列“同 光十三绝”的第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及不同流派的宗师，标志着京剧艺术的成熟与兴盛。不久京剧向全国发展，特别是在上海、天津，京剧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剧种，将中国的戏曲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黄金岁月　　1、元代戏剧
　　元代的戏剧叫元杂剧。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还因其最富于时代特色，最具有艺术独创性，而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主流。元杂剧最初以大都（今北京） 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元灭南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元代的剧坛，群星璀璨、名作如云。
　　元杂剧得以呈一代之盛，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契机。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低下的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已任。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
　　元杂剧的剧本体制，绝大多数是由“四折一楔”构成。四折，是四个情节的段落，像做文章讲究起承传合一样。楔子的篇幅短小，通常放在第一折之前，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序幕”。元杂剧在艺术上是以歌唱为主、结合说白表演的形式。每一折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子联成一个套曲。全套只押一个韵，由扮演男主角的正末或扮演女主角的正旦演唱。这种“一人主唱”可以极大地发挥歌唱艺术的特长，酣畅淋漓地塑造主要人物形象。念白部分受参军戏传统的影响，常常插科打诨，富于幽默趣味。将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统一起来，达到体制上的规整，这表明元杂剧的艺术成熟和完善。
　　2、明代戏剧
　　由于传奇这种戏剧样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又被人习惯地称作明清传奇。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一个剧本，大都只有３０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
　　明清传奇包括众多的地方声腔。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昆山腔和弋阳腔。昆山腔经过嘉靖时期的魏良辅（生卒年不详）的改革，创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讲究宇清、板正、腔纯。将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建立了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而一出《浣纱记》的演出，使昆山腔通过舞台的光大流布，成为全国性剧种。产生在江西的弋阳腔则主要流行于民间，由江湖戏班演出，每流传到一地，即结合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衍变为地方化的声腔。弋阳腔不用管弦伴奏，仅以锣鼓为节奏，一唱众和，采用徒歌、帮腔的形式，通俗性、民间性和注重演出效果是它的特色。它与昆山腔典雅、清细的风格，形成中国戏曲内部的两种不同走向。明代戏曲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角色分工更加细密。比如昆山腔就有12个角色，主角不限于正生、正旦，净、丑也不止是调笑了。
　　明后期的舞台，开始流行以演折子戏为主的风尚。所谓折子戏，是指从有头有尾的全本传奇剧目中摘选出来的出目。它只是全剧中相对独立的一些片断，但是在这些片断里，场面精彩，唱做俱佳。折子戏的脱颖而出，是戏剧表演艺术强劲发展的结果，又是时间与舞台淘洗的必然。观众在熟悉剧情之后，便可尽情地欣赏折子戏的表演技艺了。《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拜月亭记》中的“踏伞”、“拜月”，《玉簪记》中的“琴挑”、“追舟”等众多的折子戏，已成为观众爱看、耐看的精品。
　　3、清代戏剧
　　《长生殿》取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从帝妃之间产生了一点真情的那一刻，杨玉环为卫护自己与李隆基稳定的关系，她妒忌、侦审、吵闹、百般邀宠；而作为天子的唐明皇则是“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朝纲废弛，又引起了野心家安禄山的叛乱和军民的怨恨。在军士哗变的逼迫下，唐明皇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然而，马嵬之变不是戏剧的结束。此后，洪升把情感的实现寄托到理想的天国。男女主人公飞升仙境，在情悔与梦幻中，爱情最终得到升华与净化。《长生殿》不是简单的爱情剧，它是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诉说众人皆知的李杨爱情故事。帝妃间“真心到底”的海誓山盟与天上人间的不尽思念，是洪升对至情理想的讴歌与悲剧性呼号；与此同时，在剧中展示的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长幅画卷里，又分明寄寓着洪升的民族兴亡感和对帝王“溺情误国”的政治批判。所以，《长生殿》对李杨形象的塑造，赞扬针砭兼而有之。洪升笔下的情，包容着善与否两个对立的方面，这是他和他的作品难以克服的矛盾。
[]主要特色　　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
　　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宋刘埙（），他在《词人吴用章传》中提出“永嘉戏曲”，他所说的“永嘉戏曲”，就是后人所说的“南戏”、“戏文”、“永嘉杂剧”。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
　　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征，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艺术品貌　　1、以歌舞演故事
　　一般来说，古代各个民族在前艺术阶段（即原始宗教阶段），各种艺术因素的萌芽是综合在一起的。到艺术阶段，欧洲各艺术种类趋于逐渐分化。譬如在古希腊时代的欧洲戏剧是有歌有舞的，后来经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改革，歌（舞）队渐渐失去作用，成为以对话、动作为手段的单纯戏剧。这种戏剧由诗的对话，演变为现在的完全模仿生活语言的对话，由诗剧转化为话剧。而歌、舞分化出去，以歌剧、舞剧的形式在整个戏剧领域各占一席之地。
　　中国戏曲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始终趋于综合，趋于歌、舞、剧三者的综合。从秦（前221－前206）汉（前206－220）俳优作为中国戏曲早期渊源起，中间经历汉代百戏，唐代（618－907）参军戏，直至宋代（960－1279）南戏、元代（ ）杂剧，这是一门艺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把五光十色的人间生活都铺展于小小的舞台，也为了使平素过着单调枯燥日子的百姓能在观剧时感受到种种意想不到的精神刺激，它不断地吸收其它姐妹艺术，如诗歌、音乐、舞蹈、绘图、说唱、杂技、武术等诸多营养，逐渐成为一种包容广泛，花样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综合性艺术。换句话说，中国戏曲是在文学（民间说唱）、音乐、舞蹈各种艺术成份都充分发展、且又相互兼容的基础上，才形成了以对话、动作为表现特征的戏剧样式。
　　2、远离生活之法
　　中国戏曲的对话是音乐性的、动作是舞蹈性的，而歌和舞的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外在形式要远离生活、变异生活，使之具有节奏、韵律、整饬、和谐之美。中国戏曲艺术比一般的歌舞还要远离、变异生活。表演者的化妆服饰，动作语言颇有“矫情镇物，装腔作势”之感，而这样做是为了把普通的语言，日常的动作，平淡的感情强化、美化、艺术化。为此，中国的戏剧艺术家长期揣摩说白、咏歌、舞蹈（身段）、武打的表现技巧和功能，呕心沥血，乐此不疲。久而久之，他们创造、总结、积累了一系列具有夸饰性、表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动作。任何一个演员走上中国戏曲舞台，他要表演“笑”的话，就必须按照极具夸张、表现性和且又被规范固定了的“笑”的程序动作去做“笑”的表演。即使在今天，也仍如此。远离生活形态的戏曲，依旧是以生活为艺术源泉的。由于中国戏剧家对生活既勤于观察，又精于提炼，因此能精确又微妙地刻划出人物的外形和神韵，做到神形兼备。
　　脸谱、蟒袍、帽翅、翎子、水袖、长胡子，厚底靴、兰花手以及奇奇怪怪的兵器、导具，也无不是凝固为程式的东西。它们都以动人的装饰美、色彩美、造型美、韵律美，有效地增强了演出的艺术吸引力，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为什么中国戏曲艺术连一颦一笑都要远离自然形态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这门艺术的大众娱乐性、商业性和戏班（剧团）物质经济条件的薄弱，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在古代中国，戏曲演出常在广场、寺庙、草台或院坝，而在乡镇农村，又多是剧场与市场的合一。成千上万的观众聚拢，如潮的人声夹着摊肆的嘈杂。处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下，艺人们为了不让戏剧淹没在喧嚣之中，不得不苦心孤诣地寻求突出自己存在和影响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个顽强地表现自我、扩张自我的出发点，使他们摸索以远离生活之法来表现生活的艺术规则：高亢悠扬的唱腔配以敲击有力的锣鼓，镶金绣银的戏衣衬着勾红抹绿的脸谱，火爆激烈的武打，如浪花翻滚的长髯……。这一法则的实践结果，已不止是造成赏心悦目，勾魂摄魄的审美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舞蹈表演的程式规范化，音乐节奏的板式韵律化，舞台美术、人物化妆造型的图案装饰化，连同剧本文学的诗词格律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戏曲和谐严谨、气韵生动、富于高度美感的文化品格。
　　3、超脱的时空形态
　　既然承认戏就是戏，那么中国戏曲舞台上讲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逢场做戏”，十分鲜明地标举戏剧的假定性。而这与西方戏剧一贯采用的幻觉性舞台艺术处理原则，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
　　在西方人们走进剧场，自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戏剧家就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可能的舞台手段，去制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让观众忘记自己在看戏，而是像身临其境一般沉浸在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与气氛之中。为此，西方的戏剧家将舞台当作相对固定的空间。绘画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创造出戏剧需要的规定情景。人物间的一切纠葛都放到这个特定场景中来表现、发展和解决。在同一场景里，情节的延续时间和观众感到的实际演出时间亦大体一致。这就是西方戏剧舞台的时空观，其理论依据是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它的支撑点是要求艺术真实地反映生活。
　　在中国，戏剧家不依靠舞台技术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不问舞台空间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节时间和演出时间的大体一致。中国戏曲舞台是一个基本不用布景装置的舞台。舞台环境的确立，是以人物的活动为依归。即有人物的活动，才有一定的环境；没有人物的活动，舞台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形态，也不是相对固定。它极超脱、流动，或者说是很“弹性”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长与短，完全由内容的需要来决定。
　　中国戏曲这种极其超脱灵动的时空形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实很简单，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出舞台上所需的一切。剧本中提示的空间和时间，是随着演员的表演所创造的特定戏剧情景而产生，并取得观众的认可。
　　中国戏曲的超然时空形态，除了靠虚拟性的表现方法之外，还与连续性的上下场结构形式相关。演员由上场门出，从下场门下，这上下与出入，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个不同于西方戏剧以景分幕的舞台体制。演员的一个上、下场，角色在舞台上的进进出出，实现着戏剧环境的转换并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比如在京剧《杨门女将》里，身著常服的穆桂英由丫环陪同上场，她这样的上场，舞台就是天波府内，来到厅堂拜见老祖母佘太君，从下场门回到自己的住所。接着在紧锣密鼓中，扎靠持枪的穆桂英率众女将从上场门浩荡而来，她这时已是在校场操练兵马，然后再从下场门回到营房。中国戏曲这种上下场形式，结合着演员的唱念做打等技术手段，配以音乐伴奏，有效地表现舞台时间、空间的更替和气氛的变化，使舞台呈现出一幅流动着的画卷。在一场戏里，通过人物的的活动，也可以从一个环境迅速而轻松地转入另一个环境。比如，只要人物摇摇马鞭，说句：“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中国观众立即就会明白他走了千里路途，从一个地方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4、虚拟手法
　　中国戏剧超然灵活的时空形态是依靠表演艺术创造的。那么，这种创造又是由何而来呢？我们说，是由于中国戏曲艺术有着一整套虚拟性的表现方法。这是最核心的成因。
　　一个戏曲演员在没有任何布景、道具的情况下，凭借着他（她）描摹客观景物形象的细致动作，能使观众了解他（她）扮演的这个角色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如《拾玉镯》中哪儿是门槛、哪儿有鸡窝，还能使观众了解他（她）真的在干些什么？如孙玉姣在穿针、引线、刺绣、数鸡、喂鸡。更微妙的是通过他（她）的虚拟式的演技，观众还能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所以，这种表演的虚拟性，不单单是用自己的动作虚拟某种客观物象，而且还要借这种状物绘景，来表现处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拟方法又起着把写景写情融为一体的积极作用。中国戏曲的虚拟性给剧作家和演员以极大的艺术表现自由，拓宽了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在有限舞台上演员运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观众带入江流险峰，军营山寨，行舟坐轿，登楼探海等多种多样的生活联想中去，在观众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艺术创造的任务。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无所有的舞台上，中国戏曲得以再现五彩缤纷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生的原因了。
　　需要说明的是，虚拟手法的确使一座死板的舞台变得来去自由，但这种自由决非不受任何制约，它还是有所制约。这就是要受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因此，舞台的虚拟性必须和表演的真实感结合起来才行。比如：在“趟马”（即一套骑马的虚拟动作）中“马”是虚的，但马鞭是实的。演员扬鞭、打马的动作必须准确且严谨，符合着生活的客观逻辑。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极其追求摹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尤其是出色的演员在表演中往往能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流畅自然，让富于生活经验的观众，一看便懂。
[]与民间文艺　　【一、最早的起源在原始歌舞】
　　许多古文物和古文献的记载都这样地告诉我们：原始歌舞是先民节日庆典中的内容，它再现氏族采集、渔猎、驯养农耕、战争生活和男女爱悦，并表达出对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以及对生殖的崇拜。歌舞产生之始，就与先民宣泄情绪的心理和寄托祝愿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具有氏族群体祀神娱神的性质。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去看，先民们创造的这种宣泄情绪、寄托祝愿的歌舞，显示出这么几个特点：⑴对生活的再现。对表现对象的模拟，已是在表演了，属于原始的表演艺术。⑵它把歌唱、舞蹈（动作）和器乐（如石器）结合到一起。⑶祭祀娱神的仪式性和审美娱人的观赏性兼而有之。于是，我们就有理由这样认为，在那些如醉似狂的状态中，在那些象征性、拟态性的动作中，就含有戏剧的因子，它们是原始的表演艺术。
　　1、装神弄鬼--巫傩
　　最初的歌舞，无不是全民性的歌舞，后来分化出擅歌擅舞的专门人才。在歌舞中分化出这种特别善歌舞的能人，女性称为巫，男性称觋。殷商占卜卜辞中的“巫”是象形文字，即一人双手执牛尾的象形，这说明“巫”是从舞者中分化出来的。巫觋主祭司舞，装神弄鬼。先民相信他们可以上达人的祈愿，下传神之旨意。在氏族部落和奴隶社会的神权、族权统治下，巫觋享有特殊地位，他们又是人类中最早的歌舞艺术家和教师。
　　别小看这些手舞足蹈的装神弄鬼之徒。他们是专职的装扮者，即从衣着、动作、形貌上来摹拟、装扮成神和鬼。这种装扮就存在着戏剧的萌芽。因为戏剧是以化身表演为根基的。从最终的意义上说，戏剧可以无歌、可以无舞，却绝不可没有装扮。都说中国戏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歌舞的载体又是什么呢？是装扮，是化身表演。久远的年代，使巫觋活动掩埋于尘埃。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诗人屈原创作的《九歌》里，领悟到他描画的祭神礼仪载歌载舞的盛况。其中有的段落是以各种神的口气写的，在祭祀时需要由男巫或女巫分别扮演，以被扮演的某个神的身份唱出。巫觋的装扮伴随着炽烈的歌舞，且被别人认可并观赏着。这种歌舞不就向着戏剧走近了一步吗？
　　2、优孟衣冠
　　春秋（前722―前481），从古巫中又分化出“优”，优以歌舞、诙谐、作乐、耍杂技等，服侍于帝王左右，娱人而不娱神。优，统称乐人，他们能歌能舞，又能调笑滑稽。擅词令调笑的称俳优；善演奏器乐的称伶优。以服侍国君的特殊条件，优常能在调笑戏谑、隐寓的谈吐中发挥讽谏作用。
　　《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有名的“优孟衣冠”的故事：楚国宰相孙叔敖为楚国争夺霸权地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不想死后家境萧条，儿子的生活都很困难。优孟便穿上孙叔敖的衣服，扮做他的模样去讽谏楚庄王。楚王听后很受感动，反省自己对故旧照顾不周的错误，马上改正，给孙叔敖的儿子封赠田地奴隶。优孟把一个已死的人扮演得维妙维肖，去打动劝说君王。他是在以演戏的方式从政。“优孟衣冠”后来成为演剧的代称。虽然它算不上是真正的戏剧，但完全是一段扮演人物，且有情节的表演。内中孕含着戏剧的因素，是极其明显的。其谐谑调笑的语言艺术，对后来的戏曲有着深远影响。
　　汉代出现了“百戏”（又称散乐，与宫廷中的“雅乐”相对应），它实际上是汉代民间歌舞、杂技、武术、魔术的总称。汉武帝时，设置乐府，采集巷陌歌谣，推动乐舞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又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各民族的艺术汇合。于是，百戏演出盛况空前，连宫廷也开始主持大规模的百戏集演活动了。
　　在百戏集演之中，有一种运用技艺的戏剧化的表演，这就是角抵戏。角抵原是两个人角力以强弱定胜负的技艺表演，后世的相扑、摔跤即源于此。它有着很好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当时的艺人力图用角抵的技艺去表现生活故事。这样就促使角抵向戏剧的转化，成为角抵戏。
　　角抵戏《东海黄公》演的是秦朝（前221－前206）末年一个能施法 术的黄公到东海去降服白虎，可惜法术失灵，自己被虎打杀的故 事。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固定情节。表演中的两个人，都有与扮演对象相适应的装扮：黄公头裹红绸、身佩赤金刀；白 虎是人装成的虎形。
　　《东海黄公》这个故事在表演中人物、情节、冲突、结局，都是排定了的，这显然已不属于两两相角、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而是衍化为表演既定的故事内容的戏剧表演。难怪有戏剧史家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戏曲的雏型，把百戏集演视为孕育中国戏曲的摇篮。
　　3、角抵之戏
　　汉代出现了“百戏”（又称散乐，与宫廷中的“雅乐”相对应），它实际上是汉代民间歌舞、杂技、武术、魔术的总称。汉武帝时，设置乐府，采集巷陌歌谣，推动乐舞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又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各民族的艺术汇合。于是，百戏演出盛况空前，连宫廷也开始主持大规模的百戏集演活动了。
　　在百戏集演之中，有一种运用技艺的戏剧化的表演，这就是角抵戏。角抵原是两个人角力以强弱定胜负的技艺表演，后世的相扑、摔跤即源于此。它有着很好的观赏性和娱乐性。当时的艺人力图用角抵的技艺去表现生活故事。这样就促使角抵向戏剧的转化，成为角抵戏。
　　角抵戏《东海黄公》演的是秦朝（前221－前206）末年一个能施法 术的黄公到东海去降服白虎，可惜法术失灵，自己被虎打杀的故 事。表演中有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固定情节。表演中的两个人，都有与扮演对象相适应的装扮：黄公头裹红绸、身佩赤金刀；白 虎是人装成的虎形。
　　4、唐代歌舞戏
　　历史演进到隋（581――618）唐代，中华大地经历了许多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各民族之间强烈的政治冲突，却推进着彼此的文化融合。隋代出现了集中外乐舞的“九部乐”，唐代增为十部，足见歌舞之盛。在民间艺术的浸染下歌舞向戏剧又靠拢了一步。
　　这时有所谓大面，又称代面，即戴着面具演出的戏。著名 剧目是《兰陵王入阵曲》。据说，北齐（550――577 ）兰陵王高长恭勇冠三军，但容貌俊美。他觉得不足以威慑敌人，便戴 上木刻面具上阵。此戏曾传至日本。
　　《兰陵王》、《拨头》、《踏摇娘》这三个唐代有名的歌舞戏， 都各有简短却完整的故事，有人物，有冲突。情节的发展，走向规定的结局。
　　5、参军戏的催化
　　唐代除了歌舞戏的铺衍，还有参军戏的兴起，它是在俳优表演的优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参军戏名称来自一名犯官。因他原是个参军，故曰参军戏。在实际演出中，参军一词已失去了官职的含义，而衍化为脚色名称，并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两个演员相互问答，以滑稽讽刺为主，在科白、动作之外还加进了歌唱及管弦伴奏。其中一个叫参军，即那被讽刺的对象，比较愚笨迟钝；戏弄参军的叫苍鹘，比较伶俐机敏。参军、苍鹘都是扮演戏中人物的脚色名称，实际上已构成“行当”。中国戏曲有脚色行当之分，就是从参军戏开始的。不少戏剧史家不无根据地指出：“参军”这个脚色，就相当于后世戏曲中的净角、“苍鹘”的脚色，即相当于丑角。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一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之句，足见晚唐时期连做游戏的孩子也懂得如何按既定的行当，来摹仿参军戏了。
　　参军戏与歌舞戏的亲和关系，加速了二者间的渗透，为即将形成的中国戏曲预示了一种将歌舞、科白、表演融为一体的基本格局。
　　【二、说唱艺术】
　　中国戏曲是融诗歌、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艺术。这个综合形态不是拼凑杂陈，而是一个有序的组织。它是以叙事诗描写刻画人物形象，以演员装扮、表演人物形象的原则来进行结构的。其它艺术成分进入这个戏剧结构形态，必须承认、服从这个原则。如果说，民间歌舞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做好了第一种准备的话，那么叙事诗就是第二种准备，即文学准备。
　　这种文学准备，是由说唱艺术提供的。因为说唱艺术一方面为之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有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有说有唱的艺术表达方式。
　　1、僧尼讲经也是娱乐
　　唐中期经过一场“安史之乱”的政治灾祸之后，中央政权削弱，社会生活动荡，民心不安。这时的统治者非常提倡宗教，寺庙活动频繁。它既是百姓祈福求佛的所在，又成为散乐在民间活动的中心。在庙台戏场演出的有歌舞、伎艺，也有僧尼讲经。这时的僧尼讲经也就成了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讲经有“讲经”与“俗讲”两种。讲经自是出家人的必修课，而后者则是僧尼专为世俗人做通俗化的讲经。为取悦施主，招徕听众，他们模仿佛经有散文、有偈颂（即和尚唱的词颂）的形式，采用散文与韵文结合的体裁，有说有唱地叙述佛教经义，而更多时候还是在叙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乃至当代人物。
　　因俗讲的发达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宗教或世俗题材的长篇“变文”，又因长篇“变文”的发达而提高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水平。在这种且说且唱的长篇叙事文学里，无论是故事情节的组织，还是人物形象的描绘，都获得了充分地施展。这样，它们为日后的戏曲在文学上如何结构故事，如何塑造人物创造了条件。
　　俗讲又是以歌唱、说白相间，反复说唱一则曲折故事的艺术形式。它唱白相间、韵散结合的表达方法，奠定了中国戏曲唱念并用，韵散结合的文学结构。这种艺术形式除了说唱者以第三人称身份叙事之外，还出现了说唱者模拟第一人称口吻叙事的情形。所谓第一人称，就是说唱者隐去自己的身份，去模拟故事中人物的语言、态度、声音和口气。于是，俗讲与变文就具有了表演人物的戏剧因素，在文学上开启了由说唱转化为戏剧的大门。
　　2、一个讲唱艺人的创造
　　顺应着长篇故事边说边唱的讲唱方式，一位生活在北宋（960-1127）中期的讲唱艺人孔三传（生卒年不详），首创了一种以唱为主的讲唱艺术，叫诸宫调。
　　诸宫调在演唱时，不再限于一支曲子，也不再限于一个宫调了。它是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来选择、连缀不同的宫调、曲子。宫调曲子的更替，依循着故事起伏的脉络，以故事为音乐的命脉，用音乐渲梁故事。这样，诸宫调就成为以故事为重心的文学――音乐组合体。可以说，这是讲唱艺术的高级形态，它把故事与音乐相结合的整体性带给了戏剧。最著名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根据唐代元稹的《莺莺传》改编的。原作只有几千字，董解元却用14种宫调、1993套曲子来唱叙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它对后来王实甫的《西厢记》产生了直接影响。像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这样精彩的叙事文学，一旦与“可以扮演出来”的戏剧因素相结合，势必孕育出中国戏剧。因此，说它是在文学――音乐的组合上奠定了中国戏民的最初格局，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三、终结戏剧之果】
　　1、接近戏剧的宋金杂剧
　　宋代的都市生活开始活跃，唐代首都入夜实行宵禁，宋代京城却是通宵夜市，买卖不绝。如此繁华热闹，市民娱乐的夜生活也就必不可少了。大量聚集而居的城市平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催发了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叫做勾栏（或称瓦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游艺场。勾栏（瓦棚）的百戏杂陈，为戏剧的全面综合，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丰沛的艺术滋养。
　　宋代承继了古代的古优的传统精神和参军戏的表演成就，又吸纳了其它歌舞伎艺，形成了宋杂剧。从现存文献记载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宋杂剧的演出情况。戏一般是以一场三段或两段的方式进行。第一段叫艳段，表演寻常熟事；第二段称正杂剧，表演故事内容比较复杂一点的事；第三段是散段，专演引人发笑的趣事。宋杂剧已有四五个演员。其中“末泥”、“引戏”行当的任务，似乎主要还在于组织演出。来源于参军、苍鹘的行当，在这里叫副净、副末。扮演女脚的叫“装旦”，还有一个专门演官员的叫“孤”。宋金对峙以后，宋杂剧传入金朝统治的北方，称金院本或统称宋金杂剧。
　　2、南戏――戏剧之果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中国戏剧之果成熟了；它成熟在地处东南的温州。南戏在温州一带静悄悄地成长，并比北方杂剧提前成熟，是客观原因的。
　　宋代的温州，是南方一个重要的商埠与口岸，市民阶层壮大，环境又宁静，文化也比较发达。和那些北方大都市相比，它虽没有与封建朝廷中枢系统相毗邻的敏感集中，热烈繁华，但也没有受到封建朝廷中枢系统那么多的牵制和制约。这座南方的商城，享有更多的散漫自由、放达流逸的社会气息，而这些犹如适宜果木成熟的温度和雨水，于是，南戏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在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它当然要成熟结果。
　　南戏又称戏文，因为形成地点在永嘉（温州），也被称作“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之所以称为南戏，是与北方的杂剧相对而言。最早的南戏有《赵贞女》和《王魁》两个剧目，可惜剧本已失传，只知道它们都是描写书生高中以后，结亲权贵，弃亲背妇的故事。由宋至元的二百年来,南戏的剧目肯定不少，可能因为是民间编演，所以都没有刊刻流传。我们所能获得的材料，只是一些残文佚曲。
　　3、古剧《张协状元》
　　1920年中国一位学者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第13991卷），上有三种戏文，《张协状元》即是其中之一。而它， 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南戏剧本。
　　作品是一部描写婚变的故事。书生张协进京赶考，路过五鸡山时，被强盗洗劫。多亏住在山神庙的贫女精心救护，张协才得伤势痊愈。经邻居李大公夫妇撮合，两人结为夫妇。后张协要进京求取功名，贫女剪发卖发，为夫筹措盘资。张协中状元后，贫女又上京寻夫，不想被拒门外。在无奈和绝望中，贫女只得乞讨回家。封官后的张协离京赴任，路过五鸡山，为了杀人灭口，竟剑劈贫女，幸未致死。正巧另一个官员也去张协任职的地方为官，途中认贫女为义女。后经同僚斡旋，终将她许嫁张协，破镜重圆。
　　《张协状元》因更多地保留了南戏的本来面目，而备受学术界的青睐。戏的开端，是由一个演员以局外人身份进行讲述，说到男主人公遇到强盗时，才把讲唱变为戏文，进入由演员的扮演脚色的戏剧性演出。所以说，古剧《张协状元》残存着从说唱过渡的痕迹。而它的文化价值也正在这里。
　　4、戏曲艺术特征的确认
　　南戏在艺术上虽然还是比较粗糙，但它已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本特点。首先综合歌唱、念白和动作等表现手段，去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叙说在剧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总要有头有尾，因果分明。根据内容的需要，结构是弹性的，可以自由伸缩，长的可达五六十出，短的只有二三十出，这为戏剧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方便。
　　戏曲的曲调，主要取材于民间音乐，像民歌、词曲歌体、诸宫调等音乐成分，均被广泛吸收。宫调音律不拘一格，民间词曲、新兴的村坊小调，只要相互协调，便可联缀起来。演出时，各行角色都可以唱，其演唱形式亦丰富多样，有独唱、对唱、齐唱等。念白既有韵文式的朗诵，也有口语化的散白，它与歌唱相互搭配，彼此穿插，形成唱念结合的音乐架构。
　　演员的形体动作，被称为“科”、“介”。科介，即为模拟
　　生活的虚拟表演。比如南戏《琵琶记》中，赵五娘去义仓请粮，久久未归。蔡公在家凝望，与她见面时，“外跌介。旦扶。外虚打旦介”。这段舞台表演提示就是说，蔡公因年迈不慎跌倒，赵五娘连忙搀扶，却遭公公责打。这其中的“虚”字，即指动作的虚拟。南戏的科介，还吸取了民间舞蹈动作，使戏剧性的舞台动作舞蹈化了。
　　在南戏的舞台上，是以７个角色来分别饰演剧中的所有人物，其中扮演男、女主人公的，称为生、旦，还有源于“参军”、“苍鹘”的净、末（亦即副净、副末），他们与民间歌舞戏中的丑一起，合成一组滑稽角色，这就是南戏的５个主要角色。它们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以生、旦、净、末、丑组成的角色阵容与行当格局。“外”是牛角之外又一生角，“贴”是旦角之外再贴一旦角。全剧围绕生、旦展开故事，以此构成情节的主干，内容往往比较严肃，他们的表演也相应地具有正剧的色彩。这与“务在滑稽调笑”的前代演出相比，艺术上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净、末、丑的插科打诨，对愉悦观众、调节气氛也是相当重要的。
　　南戏对戏剧演出的假定性原则不但做了肯定，而已进行了运用。一部大型戏剧，常常需要表现许多不同的地点和较长的时间，这个需要自然与简陋的舞台条件发生矛盾，也与舞台自身的表现能力发生矛盾。南戏的艺人便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通过自己的表演，来表现灵活流动的舞台时间和空间。比如《张协状元》中，张协一行离京赴任，跋山涉水，这时，演员只是轮唱四支曲子，“不觉过了一里又一里”，便从京城到了五鸡山。总之，自从戏曲成熟之始，无论演员还是观众，就不求逼真地模仿生活，他们相信：戏就是戏。
[]角色行当　　扮演剧中人物分角色行当，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行当从内容上说，它是戏曲人物艺术化、规范化的形象类型。从形式上看，又是有着性格色彩的表演程式的分类系统。这种表演体制是戏曲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创造上的集中反映。每个行当，都是一个形象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相应的表演程式系统。举例来说，老生就是一个形象系统，其中包容着一系列中年以上的、正直刚毅的男性人物形象。如京剧《空城计》中充满智慧的军事家诸葛亮，京剧《四进士》里的宋士杰等。这些人物的性格气质比较接近，在表演上也有一整套相应的程式。如念韵白、用真声演唱；风格刚劲、质朴、淳厚；动作造型以雍容、端方、庄重为基调。由于这类人物必须戴象征着胡须的髯口，因此又有一套髯口上的功夫。某些剧种还为戴纱帽的人物创造了一套耍帽翅的特技。再如净行，又是另一类形象，包拯、项羽、曹操等都属于这个系统。这是戏曲舞台上具有独特风格的性格造型。它有两个突出的表现：一是面部化妆要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所以，净又俗称花脸；二是在性格气质上都近乎粗犷、奇伟或豪迈，因而在表演上要求音色宽阔洪亮，动作造型也是粗线条的。由此可见，行当既有性格的内涵，又含有相应程式化的表现方式，是形象类型和程式的统一体。
　　由于戏曲人物思想情感的内在特征必须加以外化，并从程式上对其进行提炼和规范，这就会使唱念做打各类程式无不带有某种性格的色彩。经过长期的艺术磨炼，一些性格相近的艺术形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表演程式、表演手法和技巧便逐渐积累、汇集且相对地稳定，这就是行当的形成。而当一个行当形成以后，它所积累的表演程式又可作为创造新的形象的手段。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促使了行当体制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可以说，行当这种表演体制，是戏曲表演程式创造形象的结果，又是形象再创造的出发点。
　　1、主要类型
　　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形象内涵和一套不同的程式和规制；每个行当具有鲜明的造型表现力和形式美。下面对主要行当作个简要的介绍。
　　生 是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扮演男性人物。生的名目初见于宋元南戏，泛指剧中男主角。历代戏曲都有这一行当，近代各地戏曲剧种根据所扮演人物年龄、身份的不同，又划分为老生、小生、武生等分支，表演上各有特点。老生 生行的一个分支。因多挂髯口（胡须）又名须生。扮演中年或老年男子，多为性格正直刚毅的正面人物，重唱功，用真声，念韵白；动作造型庄重、端方。
　　老生 生行的一支。因多挂髯口（胡须），又名须生。扮演中年或老年男子，多为性格正直刚毅的正面人物，重唱功，用真声，念韵白；动作造型庄重、端方。
　　小生 生行的一支，与老生相对应，小生扮演青年男性，不戴胡须。高腔和地方小戏系统剧种多用真声演唱。昆曲和皮簧系统剧种多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
　　武生 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男子，其中分长靠武生、短打武生两类。长靠武生：装扮上“扎”靠，戴盔，穿厚底靴子而得名。扮演大将，一般使用长柄武器。表演要求功架优美、稳重、沉着，具有大将风度和英雄气魄。念白讲究吐字清晰，峭拔有力，重腰腿功和武打。短打武生：常用短兵器，表演以动作轻捷矫健，跌扑翻打的勇猛炽烈见长。舞蹈身段要求漂、帅、脆，干净利索。武生也兼演部分武净戏。
　　旦 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女脚色之统称。早在宋杂剧时已有“装旦”这一脚色。宋元南戏和北杂剧形成后仍沿用旦的名称，运用上又略有不同。昆山腔成熟期，形成正旦、小旦、贴旦、老旦四个分支。其后各剧种又繁衍出众多分支。近代戏曲旦脚根据所扮演人物年龄、性格、身份的不同，大致划分为正旦（青衣）、花旦、武旦、老旦、彩旦等专行，表演上各有特点。
　　正旦 旦行的一支。原为北杂剧行当名，泛指旦行中主角。在近代戏曲中的正旦已成概括一定类型的独立行当。主要扮演娴静庄重的青年、中年妇女。重唱功，多用韵白。因常穿青素褶子，故又名“青衣”。
　　花旦 旦行的一支。多扮演性格明快或活泼放荡的青年女性。表演常带喜剧色彩，重做功和念白。
　　武旦 旦行的一支。扮演擅长武艺的女性，按扮演人物的身份和技术特点，又分刀马旦和武旦两种类型。刀马旦多扎靠，骑马，持长兵器，表演重身段、工架、念白；武旦穿短衣裳，重跌扑翻打，常扮演神怪，多表演“打出手”特技。老旦 旦行的一支。扮演老年妇女。唱念用本嗓，唱腔虽与老生相近，但具有女性婉转迂回的韵味。多重唱功，兼重做功。有些剧种称老旦为夫旦或婆旦。
　　老旦 旦行的一支。扮演老年妇女。唱念用本嗓，唱腔虽与老生相近，但具有女性婉转迂回的韵味。多重唱功，兼重做功。有些剧种称老旦为夫旦或婆旦。
　　彩旦 旦行的一支，又叫“丑旦”、“丑婆子”，扮演滑稽或奸刁的女性人物。表演富于喜剧、闹剧色彩，实属女丑，故常由丑行兼扮。有的剧种称“摇旦”。
　　净 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俗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扮演性格、气质、相貌上有特异之点的男性角色。或粗犷豪迈，或刚烈耿直，或阴险毒辣，或鲁莽诚朴。演唱声音宏亮宽阔，动作大开大阖、顿挫鲜明，为戏曲舞台上风格独特的性格造型。据说此行当是从宋杂剧副净演变而来。“花部”兴起后，净扮演人物范围不断扩大。净行根据角色性格、身份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专行，表演上各有特点。
　　大花脸 净行的一支，也叫正净、大面。扮演剧中地位较高，举止稳重的人物，多为朝廷重臣，故造型上以气度恢宏取胜。表演上重唱功，唱念及做派要求雄浑、凝重。
　　二花脸 净行的一支，又称副净、架子花脸、二面。大都扮演勇猛豪爽的正面人物。以做功为主，重身段工架，唱念中有时夹用炸音，以点染特定人物的威势和性格上的刚烈。一些勾白脸的奸臣，也属二花脸范围。
　　武二花 净行的一支，也叫摔打花脸、武净。以跌扑摔打为主，不重唱、念。
　　油花脸 俗称毛净。多用垫胸、假臀等塑型扎扮（叫做扎扮），以形象奇特笨重、舞蹈身段粗犷而妩媚多姿为其特点，有时用喷火、耍牙等特技。有名的鬼魂形象钟馗，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就是扎扮造型，非常独特。
　　丑 戏曲表演行当主要类型之一，喜剧角色。由于面部化妆用白粉在鼻梁眼窝间勾画小块脸谱，又叫小花脸。宋元南戏至今各戏曲剧种都有此脚色行当。扮演人物种类繁多，有的心地善良，幽默滑稽；有的奸诈刁恶，悭吝卑鄙。近代戏曲中，丑的表演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同的剧种都有各自的风格特色。丑的表演一般不重唱工而以念白的口齿清楚、清脆流利为主。相对地说，丑的表演程式不像其他行当那样严谨，但有自己的风格和规范，如屈膝、蹲裆、踮脚、耸肩等都是丑的基本动作。按扮演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技术特点，大致可分为文丑和武丑两大支系，表演上各有特点。
　　文丑 丑行的一个支系。包括人物类型极广，除武夫外各种丑脚均由文丑扮演。
　　武丑 丑行的一支，俗称开口跳。扮演机警幽默、武艺高超的人物，念白口齿伶俐，吐字清晰真切，语调清脆，动作轻巧敏捷，矫健有力，擅长翻跳扑跌等武功。
　　2、行当与角色创造
　　戏曲表演中有生、旦、净、丑的行当之分，各行都有各地的一套技术格律――程式。表演有分行，演员必须运用行当的程式，而不是运用直接的生活材料来创造角色，这是戏曲在塑形象的方法上的一大特点。“行当”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基本内容，是某一种类型人物的共同生活特征（包括年龄、身份、气质、神态、行动、举止等各方面），以及表现这些特征的一套表演程式。所以演员掌握了某一行当的程式，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这一行中所能包括的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中国绘画讲究几笔就能描绘出对象的形貌和神韵，而行当的某些程式，也已经提炼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往往几下子就抓住了人物精神气质上的特征。
　　行当的程式毕竟是一种造型的手段，一种表现手段。掌握了程式，并不等于就有了具体角色。演人物跟演行当，这是两条路子。在中国表演艺术中，前一条是正确的路子，后一条是错误的路子。历来的优秀演员，当他们运用行当的程式来创造具体角色的时候，总是要根据自己对生活、对角色的理解，对程式进行选择、组织、集中，使之与角色相适应；并不是把现成的一套程式拼拼凑凑往角色身上一装，就算完成了角色创造。即使扮演的是前人创造的传统形象，也要经过一番“再创造”的工作，即通过自己的体验，使这个形象活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新的体会来充实它、丰富它，从而使形象获得新的色彩。在实践中还经常遇到某一行当不能概括某一角色的性格特点的情况，也就是说，光靠某一个行当的程式，还不能表现这个角色，这时，就必须将程式加以发展，才能适应角色创造上的要求。
[]戏曲音乐　　随着时代的变化，戏曲音乐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继承与发扬民族戏曲音乐的传统，去粗取精，丰富提高，使它放出新的光彩；一是如何表现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四十多年来在戏曲音乐工作者、演员、乐师的共同努力下，对唱腔、唱法、伴奏、乐队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与探索，取得了很多成绩。戏曲音乐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传统剧目的加工与新剧目的创作（包括历史故事题材、现实生活题材两类剧目），其方法是：一、总结历史经验，采用固有的作曲方法与手段；二、借鉴、吸收、采用西方音乐的作曲法。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前进。
　　唱腔是各个戏曲剧种音乐的主体，是最有剧种个性的表现人物的手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当代唱腔改革主要表现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广泛吸收。这种吸收包括：剧种内部各行当之间的吸收；对兄弟剧种唱腔的吸收；对歌曲、民歌、说唱等姊妹艺术的吸收；对语言音调的吸收等等。
　　当代唱腔改革的另一表现是根据传统唱腔的某些旋律、节奏、重新组合唱腔，发展新板式。如在豫剧《朝阳沟》、吕剧《李二嫂改嫁》粤剧《关汉卿》等戏里都有这类新的突破。
　　为适应新的内容，对传统戏中某些很有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处理手法， 在新剧目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如在《沙家浜》中《智斗》一场，阿庆嫂、胡传魁、刁德一三人的对唱，就是传统表现形式的妙用，它表现了三方复杂微妙的矛盾关系，并显示了三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很有戏剧性且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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