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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翻译家葛浩文：20世纪中国文学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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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美]葛浩文/现代出版社/2014-4)
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课堂上，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他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莫言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翻译葛浩文，要我说，葛先生的翻译简直就是创造性的编译，他美化了莫言的故事与文字，英语世界中的莫言是一个全新的形象。顾彬是个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在他的心里，莫言创造的世界有些偏弱，还达不到诺贝尔奖要求的强度。但毫无疑问，葛浩文是个顶尖的翻译家，有的时候，他甚至越俎代庖，在小说未臻完美之处为之补缀。
我特意寻出莫言中篇小说《变》的两种英译，予以比照，相较之下，葛氏译文对原文文字意趣与结构美感的把握更为到位，它在文字的拣选上未必独抒机心，但对句式的连用与并置却有相当的敏感，拟句运思的确更胜一筹。葛浩文拣词炼句张弛有度，剪裁得当，繁简肥瘦，参差交错。需精简处，要言不烦，直中准心，将多余的枝叶切削得干净爽利；需铺陈处，不吝笔墨，描金敷彩，鲜活的人与事渐渐地在英文语境中畅然呼吸。它颇为忠实地传译出了原文中借用时间的双重属性（物理、心理）而挤压出的破碎与荒诞，当叙事者本人为“地痞小混混”和“正义无产者”这两者间的张力所困，突感身份认同的焦虑时，译文没有自乱阵脚、张皇失措，反倒显出地道英文的风貌。如果说一般的译者从事的是机械制模式的“移译”，葛浩文则在谋求跳跃灵动的“化译”营生。
夏志清曾称赞葛浩文是“公认的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也是普通读者对于葛浩文的第一印象。事实上，葛浩文首先是一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1972、73年间，当得知葛浩文正在撰写以萧红为对象的博士论文时，夏志清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转而瞩目于端木蕻良，他原本希望以一篇重量级的专论弥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遗珠之憾。显然，葛浩文身上的潜力与天赋，让夏志清感到有必要为这位后起之秀提供一方舞台。
文学研究者，借鉴韦勒克与沃伦的理论，可将之分为两类，一是“外部研究者”，一是“内部研究者”。我较心仪的两派学者，恰恰分属这两种研究范式。研究史料的多是痴心人，在故纸堆里翻滚，文字有古风，因为熟极了人事，常能在不经意处牵连起点点滴滴。文学史中的壮丽山河美则美矣，看多了难免生厌，而在他们笔下，人又有了活气，野山野水，小说家中也有草莽人，诗人群中不乏革命家，历史的图景又鲜活起来。当代士子中，陈子善、谢泳、止庵、王彬彬、眉睫走的即是这路“知识性”写作，他们的文字清通耐读，仿佛历史就是平常事，却有真情涌动于下。另有一脉智识者，承继了夏志清“致力于优美作品之评审与发现”的批评愿景，从事着吃力不讨好的鉴赏工作，也许，在这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代，用“鉴别”这个词更为适当。这本是批评最原初的使命，但在当下程式化的知识生产作坊中，它不在受邀之列，因为敏锐的心性与灼热的道德关怀是无法复制的，语感，之于那些整日为论文的脚注忧心忡忡的教授们，是一个奢望。对于文本的基本识别能力，亦即判断一本小说的优劣、一首诗歌的好坏，建于数百种、数千种作品的阅读积累之上，这是学院派人士的噩梦。我们的文学系已经不再回答，或者说，已经没有能力回答何谓伟大的小说，某著又何以成为伟大的小说。无怪乎，我所信赖的几位作者，或寓居海外，或已摆脱论文之扰，或在清闲的岗位上悠然自乐，无人受着文字的压迫，我愿把他们的名字与读者分享：李欧梵、宋明炜、刘铮、张定浩、耿德华。
葛浩文醉心于翻译，但治学四十年，存下的各式文章亦不在少数，几经搜寻，便辑出这本《论中国文学》。看题目，简洁明利，不事虚张，其中的不少篇目即属外部研究，着力于史实考辨与语境复原。如《萧军自传及其他》不仅将英文版的萧军自述译回中文，也详举彼时萧军研究的各项资料，可谓嘉惠学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则概述十年间北美汉学界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可喜成果，我们由此而知今日汉学之胜景来之不易；《鲁迅和他的遗产：在美国召开的鲁迅一百周年研讨会点滴》展现了1981年在伯克利举办的鲁迅研讨会的某些侧影，虽是报道口吻，但细节丰沛，人物跃然纸上，既是中外知识生活的有趣比照，也再现出解冻初期国内文学研究缓步前行的艰难步伐。这些综论性、绍介性的文字，成文既早，又受时效的制约，今日视之，不免觉得落伍，但作为文化学的资料，恰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剪影、人事瞬间。
我的遗憾在于，葛浩文的专题论文，少之又少，本书不过收集了包括他评介萧红、李昂、莫言、柏杨在内的寥寥数篇专论。正是在这些简短而有力的文字中，葛浩文显示出一个锐利批评家的嗅觉和洞察力。尤可称道的是《黄春明的乡土小说》一文，我们不必熟悉黄春明的写作，便可从葛浩文的笔端进入一个暗沉沉的世界，他成功地将黄的小说所酝酿的悲伤与哀愁移植到自己的文字中，当批评浸染了原作的情绪，它也足以模拟出真正的动人。即便是一个对黄春明一无所知的读者，当他读到这些隐约透着宿命色彩的絮语时，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显示在这里的，是一种被贫困和无奈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原始反应。他们的情绪终会冷静下来，可是这些人的生活却难以改善，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可是《廯》不是一个谈性的故事，也不是作者陈列色情笑话的橱窗，它是讲贫穷和那种事实上不可能改变的命运”、“它研究一般人所面临似乎微不足道可是扣人心弦进退两难的困境”。批评的终点，便是阅读的起点，丢下批评家的著作，转而寻找作家的帕纳索斯山，便是对前者的最大尊敬。此等荣光，葛浩文当之无愧。
严肃的学者，必然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尤其是那些以“学术警察”自居的评论家，常常以是否精熟汉语来检验海外汉学家的成色。譬如汪荣祖先生，便曾暗指北美汉学拓荒者费正清不谙中文，对于他的学生、耶鲁名学者史景迁更是颇有微词，“以上所举翻译的错误，为笔者阅读时，就所见随手摘录，组织成文，并不是有系统的勘误。像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从前西方的汉学家很讲求文字上的训练，相比之下，而今显然逊色。”那么，葛浩文的汉语能力是否足以支撑起他的研究与翻译呢？恰好本书多篇文字并非译自英文，而是辑选他为港台报章撰写的各色快讯随笔，检视过后，我想我们大可打消这种疑虑。也许是性格使然，又或是受到为他敬慕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之影响，葛浩文的中文小品显出一种北方的豁达，语气中已然感觉不出域外的痕迹，而他对汉语句式的把握，不能不令人称道，试看这样一段结语，“但丁钩儿的愤怒也是稍纵即逝，或许他自己知道在这样一个人类堕落气氛弥漫的环境里，吃人总要比被人吃好。他没有开枪打死吃人者，相反的，他最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或许莫言在暗示，我们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要步上丁钩儿的后尘。”娴熟地摆弄成语，对于汉语或然性表述的精道使用，一种冷然如先知的姿态，葛浩文的汉语写作，确乎如刘绍铭所言，“他的白话文虽未到诈娇撒野的程度，但确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老外’朋辈中汉语修养奇高的大有人在，但能以中文稿来赚烟酒钱的，只有老葛一人。”
个人生命的完整风貌总会为他杰出成就的光芒所掩盖，就像我们津津乐道《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却很少提及那个忧郁的爱尔兰诗人。也许一个世纪以后，葛浩文的形象将愈发固化、愈发清晰，作为中国文学最忠诚的可靠使者，他的名字与巴金、老舍、萧红、李昂、莫言等人永存于世。但我们也不应遗忘作为批评家的葛浩文，26岁那年，他与汉语结缘，自此，那个不羁的青年士兵仿佛从人生的混沌中醒来。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得以分享他的困惑、他的沉思与两种庞杂的文明施予他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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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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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汉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中国典籍外译数量不少，然而受读者欢迎的、至今流传的并不多。本文通过归纳分析五种汉籍英译模式，探讨这些模式的成功之道。译者是成功翻译的决定性因素，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几乎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4/view-4850361.htm　　关键词：翻译模式 译者 创造性 读者 　　一、引言 　　中国的汉籍翻译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外国人（天竺游僧、支谦等）翻译→中外合作（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人翻译。汉译外似乎在走类似的路线：外国人（耶稣会士）翻译→中外合作（中国人翻译，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翻译。早在1974年，余光中（2000：81）就呼吁：“汉学英译，英美学者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1990年12月第一届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出“重视汉译外，此其时矣”（贺崇寅，）。2003年，笔者曾批评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关注不够，缺乏主动”（李平，）。如今，正如汪榕培所言，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2007）——继《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系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2004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开始“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国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更大规模、更多投入，在更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继续加大对国际出版合作的扶持和资助力度，积极促进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汉籍外译模式 　　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Graham）曾经对中国译者的汉英翻译水平很失望。他说，在汉英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潘文国，2004：40）。潘文国反驳道：“中国的译者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西方的译者也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大家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先验地规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是不可取的。”（潘文国，2004：41）。实际上，纵观几百年来的汉籍外译，我们可根据翻译主体的构成，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五种模式： 　　翻译模式 译者 编辑 出版社 　　1 霍克斯模式 汉学家/来华传教士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2 林语堂模式 中英文双语作家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3 老舍模式 作者与译者合作 西方编辑 西方出版 　　4 杨宪益和戴乃迭模式 中外译者合作 中国编辑 中国出版 　　5 许渊冲模式 中国译者 中国编辑 中国出版 　　这些模式以译者的影响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这些译者的翻译生涯基本结束。 　　以上五种模式中，毋庸讳言，第一种模式在西方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因为几百年来，汉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一直是汉籍外译的主力。翟理斯（Giles）、理雅各（Legge）、韦利（Waley）等人的译作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引用和参考。在中国，目前以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影响最大。但是，辜鸿铭对这些汉学家的译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不但误解了中国文化，而且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辜鸿铭，）。为了消除这些偏见，辜鸿铭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翻译典籍的历史。他先后翻译了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林语堂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遣词用字，皆属上乘”，“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Ku，1977：9）。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当时确实难有其二。后来的中国译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立志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林语堂。 　　第二种模式中，林语堂是最出类拔萃的。如《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英翻译方面中国出现了几位先驱，如苏曼殊和辜鸿铭，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类翻译才产生了一定影响（Hung & Pollard，～373）。”在林语堂的翻译生涯中，汉译英要远远多于英译汉。据笔者统计，从1930年到1971年，林语堂共编译了14部著作（汉英词典不计），其中7部在美国出版（另7部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论英语水平，林语堂也许不如辜鸿铭；然而，论译著的普及率，林语堂则胜过辜鸿铭。这与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无关系：辜鸿铭是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而译，希望他们读过译作之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辜鸿铭，～347）；而林语堂是为西方普通读者而译。结果，都达到了各自目的：辜鸿铭的译作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传，而林语堂的译作在西方普通大众中畅销。林语堂模式的译者包括辜鸿铭、王际真、熊式一、张爱玲、刘殿爵等，只是其他译者没有林语堂的影响力大。 　　第三种模式是一种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的模式。绝大多数翻译的问题都是出现在原文理解这一方面，在这个方面，作者拥有其他译者无法相比的优势：比任何人更了解原文的内容以及原文写作的目的，而且作为作者，他还可以根据目标读者来调整内容；而外国译者拥有译语表达优势。因此，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汉籍外译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老舍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该英译并不是由译者浦爱德独立完成的，因为她只听得懂但看不懂中文。老舍先对小说进行修改、删节，然后用中文口授给译者，在小说出版之前又由出版社再次进行了删节。这个译本比较成功，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陈建功的《找乐》也是一个成功译例，莫言的作品在国外畅销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该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中外译者合作模式。事实证明，“中西合璧”——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合作（如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沙博里与夫人凤子），各取所长——较“单兵作战”的方法更佳，译出了大量高水平的译作。
　　第五种模式是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模式。这种模式以许渊冲为代表，目前中国不少汉籍外译都采取这种模式。这些译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翻译，由中国人编辑，在中国出版销售。 　　相比之下，前三种模式的译著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比较受欢迎，而后两种模式在国内图书市场比较畅销。杨宪益夫妇翻译了大量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海外汉学家为此深感惋惜。 　　三、不妨学学林语堂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妨学学林语堂。林语堂很早就提出了“译者对读者的责任”，后来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在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尧斯（Hans R.Jauss）在“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中都有涉及，可见中外翻译家对此早有共识。 　　从林语堂英文创作环境看，他可以说是最早接受“语言、出版、市场”三座大山考验的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国”的，因此他的创作和翻译必须获得市场的认可，读者就是市场。看看林语堂翻译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从中国人名入手，然后是导读，接着是主要内容，其间有各种形式的注释，如脚注、文内括号注、文中评注等，最后是索引：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翻译过程中与编辑商量，图书出版后邀请专家写书评，在重要报刊上打广告等等。德国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指出，翻译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Lefevere，）。林语堂无疑是采取第二种途径。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翻译同样如此，译者希望读者读了译作能够有所收获，有所共鸣。对于考虑读者接受心理这一点，林语堂是毫不隐讳的。他在《作文六诀》《如何用英语作文》和《写作的原则》中反复强调读者的重要性。笔者曾在《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李平，2010）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7部作品，无一不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改编、改写或者重述（edited， adapted， retold）。余斌研究《中国传奇小说》（Famous Chinese Stories）后得出结论，林语堂在编译过程中，根据西方读者的趣味与理解力，对原作进行了“加减乘除”（～431）。这种做法虽然为人所诟病，但是却非林语堂首创，而是从中国前辈那里学来的。 　　据李欧梵（2001：22）所言，翻译并不一定要“信、达、雅”，“信、达、雅”并不能代表翻译的最高标准，它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学的功能，一种美学的功能，并不能完全代表一种文化的功能。从晚清通俗小说里面的翻译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添油加醋”的非常多，几乎是无“信”可言，甚至于假造。在这种“添油加醋”的过程，翻译把一种文化变成了一种形象，介绍到另外一个文化领域里来，…… 　　按照西方功能翻译派的观点，翻译中的原文本只是提供信息，任何接收者（包括译者）都会做出选择，选择他们认为有趣的、有用的或能有效传达目的和意图的信息（Nord，）。译者能做的，并且应该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可能对目标读者有意义的文本（Nord，2001：32）。林语堂的翻译目的就是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因此，翻译过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在西方很受普通读者欢迎。中国许多译者受原文和中国意识形态、诗学的束缚，对汉籍外译采取与外籍汉译同样的办法，却忘了目标读者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晏子春秋》中，晏子以桔为喻，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同一本汉籍外译，在中国和美国恐怕也会产生“橘”与“枳”的差别。当然，有些译者的主要目标读者是国内读者，如“许渊冲模式”的译本基本都是在国内发行。但是，这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名与实都不相符。国内学术界、出版界要想在国际汉学研究和汉文化的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 就有必要研究那些风行西方的译本的诗学， 而不是沿用中国的诗学和意识形态，更不能把西方读者与中国读者同等对待。如赵毅衡（2004）所言：“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住，就得出一身汗。”以对中国读者的态度对待英语读者，其结果恐怕是无法沟通。中国的译者有必要学学林语堂，把对原文亦步亦趋的“忠实”先搁一边，了解一下西方出版市场和西方读者的“期待域”，照顾一下西方读者。 　　四、结语 　　不少研究者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不力归咎到译者身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译者文字水平的高低，翻译时下的功夫深浅，所理解并转达的原作精髓的程度，往往决定了外国读者对原作的认识、理解、欣赏、认同、接受程度，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优秀译者。于是有人提出，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的最理想的译者模式”（胡安江，2010：11）；也有人认为，外国译者（汉学家）的中文水平不理想，而中国译者的英文水平不理想，认为中外学者合作翻译是取长补短的好办法（马祖毅、任荣珍，）。但是，从前文列出的五种翻译模式可以看出，成功的译者是不分国籍的。中国译者在理解原文上有优势，但在译文表达上往往不尽人意。无论对原文的理解多么准确，翻译的过程考虑得多么周到，但是翻译的成功与否，最终是由译者的译入语表达能力决定的。林语堂（）在评价韦烈的译文时说：“在翻译中文作者当中，成功的是英人韦烈Arhur Waley。其原因很平常，就是他的英文非常好。”同样，林纾和庞德的译作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也是因为译文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林语堂创作与翻译的互文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BYY028]；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江苏高校翻译本科专业特色建设与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3JSJG48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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