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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益田小学苏智良：毒品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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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良：毒品与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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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来源： 文汇报
——苏智良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演（节选）
在中国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曾经像鸦片那样，震撼过这个古老国度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时至21世纪的今天，毒品仍是困扰中国发展、危及社会秩序、损害民众健康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古代的毒品
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及其制品传入中国，开始于唐代。《旧唐书》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过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以及中国学者岑仲勉等的研究，“拂霖”是伊兰语Frwm、突厥文Purum的译音。“拂霖”也称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代时候，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拂霖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世界的珍贵药品。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的研究，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万能的解毒药，这种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的丸状药，可缓解除了蝮蛇毒以外的一切毒物之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它是古代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乾封二年（667年）阿拉伯使者向唐代的皇帝贡献“底也伽”，为文献上可以找到的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阿拉伯人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了。成书于唐开元时期（714－741年）的《本草拾遗》，是罂粟被写入中国药典的最早记载。但是，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盈、珍品云集的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它只是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仅此而已。
到了宋代，中国的医家已开始尝试用罂粟来治病消灾。明代的王玺在一本叫作《医林集要》的书中记载了中国最早的制作鸦片的方法，当时把鸦片通常称作“阿芙蓉”。“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而会制作鸦片也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制作鸦片，但鸦片主要还是来自于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记载：暹罗、爪哇、榜葛赖等地多产“乌香”，这个“乌香”就是鸦片，东南亚一带时常将“乌香”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迷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正是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如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开此先例的“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究其原因，就是“中乌香之毒。”
清代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但鸦片之祸，主要是英国确立对华实施鸦片大规模走私政策而兴起的。
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
清中叶后，为了平衡英国的对华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于是，英国商人将在印度生产的鸦片大量运输至广州一带，中国各地烟毒日炽，吸食者增加到200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签定了《中英南京条约》，但条约并没有写明如何解决战争爆发原因的鸦片问题，鸦片走私不仅没有被禁止，反而如潮水般地涌人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鸦片被称为“洋烟”而“合法”进口，这样，烟毒更加严重。在19世纪80年代，“洋药”进口每年为10万箱，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也剧增猛长。到20世纪初叶，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毒人口最众。尤其严重的是，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纠结点，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割据盛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竞相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形成军阀武装——地盘——鸦片的恶性循环，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烟馆遍地，民不聊生。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鸦片与黄金同价，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各类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丰厚的烟税而连年混战。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以及官僚、士兵、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
英国、日本与中国的毒品泛滥
毒品在近代中国的流毒，与外国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毒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18世纪末，英国为了平衡三角贸易，违反人道，向中国走私鸦片。由此导致中国烟患泛滥。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国为主的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638119箱鸦片，掠夺了6亿多银元，到1917年英国名义上停止对华输出鸦片止，外国共向中国推销、走私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红丸等毒品，折合鸦片共约7023119箱，由此从中国掠走了价值银元。这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鸦片，不仅毒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还从中国夺走了远比商业利润、战争赔款多得多的财富。
如果说前期英国以推销鸦片为主，到民国时期，日本已取代英国成为向中国输入毒品最多的国家，而且以走私烈性毒品为主。自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先是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政策，继又向大陆走私吗啡、红丸、海洛因。为此，日本在国内种植罂粟，如仅和歌山县每年生产的鸦片就达11吨，以后，日本又在朝鲜的京畿、江原、咸南和咸北等地勒种罂粟。从本土到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构筑成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尤其是发动侵华战争后，毒品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的武器，在东北内蒙各地勒种“杨贵妃”——罂粟。据统计，在日军占领区内，鸦片产量达2万吨，约有3200万中国人吸食各类毒品。
从18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638119箱，价值6.01亿银元。战后，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到1880年。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10万箱，估计有80％以上流入中国，若加上波斯等其他国家的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10万担。此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5－6万箱之间。1907年，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每年递减一成，到1917年禁绝。但到20年代后，中国军阀混战，毒品再度泛滥。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除了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私进入以外，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这样，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但实际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23年，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140万磅，土耳其鸦片达120万磅，波斯土达160万磅。据估计，192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吨，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到3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10万担，即500万公斤。抗战结束后，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但在上海等地，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这一痛苦、耻辱的历史，中国人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禁烟运动
自毒品在中国泛滥成灾后，禁烟便成了中国历届政府治政的中心任务之一。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从此，禁烟之声缕缕不绝。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推举信任之下，林则徐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以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壮举，有力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贩毒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坚定决心，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以挽救垂亡的政权，后者是民初政府除旧布新的措施，以巩固新生的制度；两者虽初衷不一，但却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的上下篇。这场运动前后十年，在民众的踊跃参与下，取得很大成果：罂粟种植锐减，烟馆大量封闭，吸毒者纷纷戒除，尤其是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1909年，在上海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万国禁烟会，这标志着世界联合禁毒的开端，也在近代禁烟史上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
但好景不长，自1917年军阀割据与混战后，毒祸再起。军阀们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禁”弛交替，只征不禁，遂使毒品更加泛滥。南京国民政府登台后，烟政几经变化，先是“寓禁于征”，实质也是征而不禁。1935年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分阶段禁烟，尽管各地阳奉阴违有之，但在步履姗姗之中，仍有些起色。到中日战起，已无暇顾及，日占区更是烟毒重重。八年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再开，国民党重心全在内战，对烟政既无心也无力，以至毒祸继续。1949年时，罂粟种植面积仍达2000万亩，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部署，凭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发动了第三次禁烟运动。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协助千百万烟农改种作物，帮助2000万烟民脱瘾新生。1953年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已是一个“无毒国”。危害中国百年的毒品问题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近代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
自清中叶禁烟后，在长达220年的时间里，历届政府均高喊禁烟，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但正是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禁烟令中，烟毒走向了泛滥，达到了高潮。毒祸屡禁不止的原因，概而言之，主要是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号令不一，各行其是；各级政府因贪图鸦片烟税而见利忘义，动摇于禁弛之间；历朝历代政风腐败，官吏贪赃枉法，使禁烟徒有虚名；列强凭借条约的庇护或武装干涉，大肆向中国走私毒品，破坏中国的禁烟。因此，尽管绵延百年的禁烟运动曲折悲壮，可歌可泣，但毒品问题一直没能根本解决。
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吸毒人口最多、毒品危害最烈的国家。以鸦片为例，其在中国流行之盛，传播之广，危害之烈，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关于近代中国吸毒人口的估计，要精确作出统计是极其困难的，只能根据对各类资料的研究梳理，尽可能地构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鸦片战争前，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约在200万人以上。19世纪50年代时已增至300万人以上。此后在日益增加的洋烟和土烟的双重熏染下，吸食鸦片的人数连续上升。到80年代，吸食洋烟土烟者约达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这个数字到1906年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清末禁烟后吸毒者有所减少。到辛亥革命后，约降至最低点。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后，土烟大增，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大量进口，吸毒者再度剧增。年间，中央及地方不仅没有有效的禁烟措施，相反还鼓励种、贩、吸，从而使中国的毒祸达到空前地步，总计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不会少于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1935年后，吸毒者略有减少。但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号召、纵容沦陷区民众吸毒，因此仅沦陷区的瘾君子就达3200万人。加上国统区等地的吸毒者，人数显然仍要超过4000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的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经过三年的禁烟禁毒运动，这些人基本上戒除了毒瘾，吸毒阶层才从历史上消失了。
毒品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是毒品普遍流行并长期泛滥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日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指出的：“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底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帝国主义——先是英国，继之日本，对中国倾销毒品，以及中国历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贪赃枉法，客观上造成中国毒品成灾外。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今天，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需要跳出狭隘的文化视角，需要站得更高更远，透过历史去思考与反省。有无深刻的历史反省力，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真正的前途。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从而超越自我，勇敢地走向未来、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人追求享受的风气刺激了毒品的泛滥。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纵欲。以鸦片为例，他们并不满足一般的一榻横陈，而是形成了“鸦片文化”。鸦片必要云南出产的麻栗坝精品，烟膏必是潮州帮调制的冷笼佳膏，还须掺入珍珠粉、野山参之类。连烟具也极其讲究，枪有宝石枪、虾须枪、象牙枪、沉香枪，灯有太原灯、琉璃灯、宝石灯。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悠然的享受，作为浮糜生活的一方面，而且还是比富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客观上，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吃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自慰心理。
鸦片在晚清、民国这个衰世的流行与泛滥，还与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数千年来，武威四布、疆域辽阔、物产丰盈，巩固了这种华夷思想。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于是，这种绝望、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整个统治阶级如鸵鸟般把头埋入黑甜的鸦片里，让它来麻醉肉体与灵魂。
国民的贫困化，素质低下也是毒品流行的原因之一。生活于底层的劳动人民，难得温饱，没有正当的娱乐能疏解生活的痛苦，也没有社会的关心以慰藉苦难的心灵。于是，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便成了下
层民众寻求解脱的良方。在吗啡、鸦片、红丸的作用下，他们暂时忘却了饥馑的儿女、沉重的债务、贫困的耻辱、渺茫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毒品充当了物质化的宗教。不仅如此，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农村，鸦片、吗啡是穷人能找到的价廉物美的唯一良药。毒品所具有的镇痛、麻醉、收敛的作用，对常见的各种疼痛、腹泻、咳嗽、创伤等有疗效，有的还效验明显。于是，对下层民众来说，鸦片之类便成了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在许多地方，这成为下层民众吸毒的主要原因。而由于缺少科学知识，一旦成瘾，便不能自拔，从而受到贫困与毒瘾的双重煎熬。
禁毒斗争任重道远
展望全球，毒品的泛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公害。在80年代末，全球的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世界军火交易。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至少有2－3亿人吸毒。在一些国家，贩毒集团至今仍在与政府展开贩毒与禁毒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1987年6月，联合国麻醉品滥用与非法贩运问题会议确定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反毒品日。1990年2月，联合国召开首次反毒品大会，宣布年为联合国禁毒年。199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禁毒再度成为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
中国无毒国的称号保持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尤其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实施毒品北上、建立“中国通道”后，毒品再度像瘟疫一样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
简言之，当代的毒品犯罪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毒品犯罪日益严重。80年代中期，还主要是毒品的过境贩运问题，而到90年代初，国内种植、制造毒品日益扩大，出现“双向流通”。从外部看，“金三角”地区制贩毒品规模不减，缅北地区毒品近来对中国的渗透进一步加剧。国内制贩冰毒、“摇头丸”犯罪活动在屡受打击后，逐渐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发展，易制毒化学品走私贩运手法日趋狡猾。第二、贩毒案件直线上升。1988年，中国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犯罪案268起，到1992年已达69060起，4年中猛增257倍。第三、毒品种类由近代以鸦片为主，升级换代到以海洛因为主，吗啡、鸦片、大麻、精神类药物并举的情况，还出现了危害更大的“冰”、安非他明（摇头丸）、氯胺酮（K粉）等新品种。第四、贩毒地区不断扩大，波及全国2000多个县市，在有些地方形成地下贩运、批发、零售的供销网络。第五、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职业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第六，吸毒人员低龄化和广泛化，并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许多省市的吸毒者中，青少年的比例已超过半数。吸毒者包括干部、企业家、演员、教师等，尤其是近年发生的多起音乐人吸毒事件，给青少年造成极坏的影响。总之，五花八门的毒品已使成千上万个家庭家破人亡，毒品泛滥还导致犯罪增加、黑社会猖獗、艾滋病剧增。
10余年来，中国政府为扫除毒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国务院就指示各地严厉打击贩毒犯罪；1991年，中国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近年来，政府加大投入，在“有毒必肃，贩毒必惩，吸毒必戒，种毒必究”的禁毒原则和“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方针指引下，积极采取措施，取得了禁毒斗争的初步成效。各地公安、海关、边防和法院等部门在缉毒反毒战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因素，毒品不但没有消灭，反而仍呈扩大、泛滥的趋势。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禁毒任务是严峻的。尽管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100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远低于鸦片战争前吸毒人口的比例，更比1929年时吸毒人口占总人口的16.8％要低得多。但是，毒品蔓延的迅速，吸毒者人数的急剧上升，青少年吸毒人数的上升，毒品泛滥所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昔日“东亚病夫”的耻辱，近代屡禁不止的教训，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然而，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司法社工制度的普及，“无毒社区”活动的展开，预防毒品犯罪机制的设计，药物治疗毒瘾，手术阻断毒瘾，如何做好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工作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一场制服毒魔的严峻的、长期的斗争，正在展开。
    历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曾经像鸦片那样，震撼过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禁毒法令的国家，1909年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标志着国际合作禁毒事业的开端，但中国曾经又是毒品危害最大的国家。在“六二六”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们必须认识到，毒品问题仍是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禁毒斗争任重道远。
讲演者小传
苏智良：浙江嵊州人。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为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博导。长期从事毒品史研究，完成国家哲社重点课题《中国毒品史》，受公安部委托主编出版370万字的《禁毒全书》，参与筹建上海市禁毒教育馆。该方面的论著有《中国毒品史》、《禁毒全书》、《中国历史上的洋烟、土烟与吸毒人口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罂粟与鸦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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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地带民国时期的天津禁毒
　　民国时期的禁烟场面
资料图片　　喊查毒雷大雨小&　　开烟馆“寓禁于钱”　　禁毒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效付诸东流。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表示要禁烟禁毒，但不久就提出鸦片公卖政策，名之曰“寓禁于征”。就是说，只要缴税，一切从事鸦片种、贩、售、吸的活动均为合法，有人戏称之为“寓禁于钱”。1936年，国民党政府又提出所谓“六年禁烟计划”，但也只是有形无实。在此情形下，民国时期的天津禁毒行动也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1930年10月的一天，在海河岸边偶尔驻足的人们突然发现，河水竟将一具尸体冲上河岸。破烂的衣服、瘦骨嶙峋的身体、青白的脸、突出的颧骨，还有手臂上那遍布的针眼。“又是一个吸毒吸死的。”路过的人莫不摇头叹息，“造孽呀！”　　面对毒货横行，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禁烟实施办法》。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肃清的计划。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至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六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人数至少递减六分之一，至1941年底完全戒绝。　　强制烟民登记　　戒烟颁发执照　　1935年10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津市烟民登记》的消息，要求烟民即日起到天津市公安局登记，如果在11月15日前还不自觉登记的，就要被强迫登记。　　此时的烟民早已脱离了只吸食鸦片膏的“启蒙”期，吗啡、大麻、海洛因运往天津的数量逐年增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海关每年查获的毒品数量也从最初的2000余两直线上升至2万余两。1933年6月，天津海关公开焚毁了自年初以来缴获的所有毒品，共计两。　　有缴获的，必然也有漏网的。这些漏网之鱼便通过各种渠道抵达烟民的手中。天津市政府无法统计天津到底有多少烟民，只能让烟民自动登记。让嗜烟如命的烟民主动“投案”简直就是难如登天，所以公安局干脆设立了一个强迫登记的时限。　　据了解，一旦进入强迫登记阶段，市民便可以举报烟民，核查属实后，即对烟民实行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金，诬告者反坐。前项罚金中将30%奖励给密报者。另外，凡是登记的烟民都发给限期戒烟执照，只许本人使用，不许全家共用，也不准借与他人，否则不是没收财产就是判刑。　　天津市要求，烟民禁烟应于1936年1月起实施，于六年内逐渐禁绝。　　立烟土药店&天津鸦片公卖　　天津市之所以进行烟民登记，就是为了实施鸦片公卖。“然再视烟民之多寡，筹设官膏店开始公卖，视其执照而限制其吸量。”但由于烟民的一再观望，所以当时在天津市公安局登记者不过千人左右，很难如期全部调查清楚。《益世报》报道说：“此点或为一般民众不明真相所致，以为一旦登记，即不准再吸，殊不知此项禁烟办法系使其逐步禁绝……”所以鸦片公卖直到1936年的3月才开始实施。　　其实早在1933年，天津各界人士就极力反对鸦片公卖，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渐禁鸦片，纯属偷梁换柱，“无异饮鸩止渴，贻害人民”。但这样的反对声浪并没有起到作用，鸦片公卖已经因为南京政府的强令要求而成为一支必须射出的箭。　　为了公卖所设立的土药店也是由原来私人烟土店所改，不过是换了个称谓。市政府还煞有介事地取谛私贩，限制商办，还设立了稽查班，分驻所，以便稽查。　　据《益世报》载，当时全市约设土药店40个，定3月1日同时开办。土药公库也已组织成立，附设于平津禁烟清查处驻津办事处内，各土药商也均遵章到处请验纳税。登记后领取了执照的烟民，可以随时前往“国家的”烟土店购买零土。　　天津禁烟三步走　　在平津禁烟清查处颁布的《禁烟规则》中，将禁烟分成三步走。第一步，烈性毒品严厉禁绝。第二步，麻醉性毒品(如鸦片之类)，限期禁绝，并分劝告勒令及设立戒烟医院，取谛私运土药，限制商办几种办法进行，这一步也就包括在六年的禁绝期之内。第三步，于第二步限期届满时，严厉禁绝。　　烟民年龄在30岁以上者劝告戒除，以六年为期；30岁以下者勒令戒除；60岁以上者“可予宽容”。　　天津市政府也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务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自1937年起，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　　然而，即使这样的强令并没有让天津的烟民如理想中在六年内禁绝。时至1945年，《益世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就足以证明——《禁烟雷厉风行中&烟民登记寥若晨星》。这一年的年底，烟民只登记了50个人。　　过境烟土必征税　　如果说，1917年各路军阀为增强实力征收鸦片税而开放烟禁，那么进入“大一统”时期的国民政府又为何要“寓禁于征”呢？在天津市颁布的《土药征税章程》中规定：由保定贴足印花运往天津者，每两加征印花税3角、公库费4分。　　由平汉线购运土药直运入天津，自行投税者，每两应征印花税5角、公库费4分。　　由察省已缴印花税、官运费、出境费，由官运输入天津，每两应加征印花税1角，若未经察省征税，或应征费，尚未缴纳齐全，沿平绥线直运平津自行投税者，应将察省遗漏之税费等项，一律补足征收，并加征公库费4分。　　凡商人购运土药，由北平运至天津，必须报由清查处官运股负责代运，每两应收官运费1角；若不经官运，自行由平运津者，须于起运前二日将货物件数、重量用快邮函报驻津办事处(或报请北平总处代为知照)，以凭查放，此项货物至津，送入公库查验属实，每两补收官运费1角，否则无论是否粘贴印花，均以私运论。　　由热河购运土药至平津自行投税者，每两应征印花税3角、公库费4分。　　按照民国时李仲公在《禁政问题》中的说法，这是因为当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后，财政枯竭，而其时西南各省，实际尚未统一，那时中央如果毅然取消特税，不但收入没有抵补，而且各省禁烟经费，亦无所出，故政府征税，实不得已。　　李仲公对于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为何继续征收特税，理由有二，一是取之用之。分期禁种、分期禁吸、统制产场以及各省设立戒烟医院等禁烟经费浩大，故征收特税，以取之烟民者用之于烟民。因为种、吸、运、售均分期递减，故特税亦因烟民、烟量减少而逐年递减。二、“征”只是手段。以前政府之失，不是不应当征税，而是税而不禁。寓禁于征，特税全由烟民负担，税重则烟价必然增高，价高则购吸者势必减少，种者因销路减少而不踊跃，故收税也是禁烟的一个有效手段。　　很显然，这样的说法不过是为“寓禁于钱”找到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借口。　　戒毒医院&有心没钱　　河北区新开河附近，志成道的北头，原来育婴堂的旧址，有一家旧天津政府设立的戒毒医院。这里虽然交通不便，却远离都市的喧闹，是个适合做医院的好地方。　　一排排的房屋，一处处的院落，足有200多间。虽然房子已经年久失修，却不失整洁清雅。进了大门，长方形的庭院里，深深吸气，闻到的是野花草的清香与盛开的桃杏花的芬芳。　　然而，就是这样救烟民于水火的戒毒医院，自身却往往处于断炊的局面。据《益世报》记载，1945年12月，该院上报的经费预算为2700万元，但呈请后，直到转年的3月9日才得到行政院批准。令人苦笑的是，即使这费尽周折的批准程序，也才让戒毒医院收到500万元。　　几个月间，适逢乱世，物价飞涨，况且只得到五分之一的款项，戒毒医院简直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屡遭暴徒抢劫，院内损失颇多，电线、水管均不知去向。原来计划可以设立至少1000个床位，却因经费困难，改设400个。希望有空床的医院拨借，但愿意出借的却很少，所以最终到位的也只有200个而已。&　　免费治病按时作息　　相声表演精神治疗　　可怜的500万元经费到位的当年，戒毒医院就收容了129人住院，其中60人是吸食鸦片的，57人是正在戒烟的，12人是吸食烈性毒品的。　　按照规定，凡是进医院戒毒的人，所有费用都是全免。所用戒除药品是当时规定用的鸦片酒，以减量戒除的方法为病人治疗。据说，这种药药性和缓，戒除期间毫无痛苦，普通的毒瘾用两周就可以戒愈。　　病人伙食也是免费供给，早饭是窝头、稀饭；午饭是馒头、一菜一汤。为了鼓励病人戒除毒瘾的决心，并让他们享受正常娱乐生活，医院还曾请来名噪一时的相声演员“小蘑菇”来医院表演。　　戒毒医院作息时间表　　6：00&起床，升旗早操　　7：00&吃早饭　　8：00至10：00&诊病　　10：00&讲课，进行精神指导　　11：30&午饭　　13：30至15：30&上课　　15：30至5：00&诊病　　17：30&晚饭　　18：00至21：00&自由时间　　21：00&安眠&　　（据《&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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