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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林德波恩到大都会——鲁道夫&宾格回忆录1
鲁道夫·宾格（Sir Rudolf Bing
）是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50年代到70年代担任剧院总经理达22年之久。正是由于宾格的不懈努力，大都会才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演出水平最高的歌剧院之一。
宾格努力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唱家吸引到大都会来演出，并为美国的演艺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尤其是他打破种族偏见，在1953年和1955年让黑人女高音歌唱家莱昂泰恩·普莱斯和玛丽安·安德森在大都会登台，受到世人的称赞。
作为大都会老板，宾格并不是一位独裁者，他喜欢别人与他争论。也曾与许多大牌明星闹翻，包括大名鼎鼎的卡拉斯。
宾格1902年出生在维也纳，在三个孩子中排行最小。他幼年学过声乐，曾幻想成为歌唱家。20年代初，宾格所供职的的雨果·海勒书店开始涉及音乐会管理业务。宾格非常乐于从事这项工作，为公司签定了许多合同。1928年，他被任命为德国达姆斯塔德歌剧院的助理经理，1931年他又成为柏林市立歌剧院的副经理。
1934年，宾格被任命为英国的格林德波恩音乐节总经理。1950年6月，已在大都会歌剧院工作了一个演出季的宾格成为这里的总经理。
1966年，大都会歌剧公司搬到了林肯中心，并首演巴伯的歌剧《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在指定沃普负责演出的同时，宾格还把指挥家詹姆斯·列文招致麾下。列文1971年首次在大都会登台，他是大都会的现任艺术指导。
宾格对现代歌剧作品的忽视和舞台布景的大胆改革招致许多人的批评。遭到极大争议的是卡拉扬指挥的瓦格纳四连歌剧《尼布龙根的指环》。宾格最喜爱的导演是弗兰科·泽菲莱利，他在1964年执导上演了威尔弟歌剧《福斯塔夫》和《奥赛罗》。宾格最得意的作品是1967年由他的朋友马克·卡格担任舞台设计的莫扎特的歌剧《魔笛》。
1971年，宾格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在1972年4月离开了大都会。剧院为他举行了大型的欢送音乐会。
离开大都会后，宾格在布鲁克林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同时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家管理组织的一员。他还第一次在歌剧中扮演角色——在纽约城市歌剧院上演的亨策歌剧《少爷》中，扮演一个不出声的人物。
1997年9月2日宾格因病去世，享年95岁。
本文译自鲁道夫·宾格的回忆录《歌剧院的5000个夜晚》。
我第一次走进大都会歌剧院，看到它气势恢宏，光鲜夺目的观众席，是在1939年1月。当然，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儿将来会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我当时担任英国格林德波恩夏季音乐节的总经理，与该音乐节的制作人卡尔·艾伯特一同到纽约，商讨把我们音乐节的演出带到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动议。顺便，艾伯特和我去了大都会。那肯定是个周一晚上，因为我记得一位举止非常高雅的观众，还有很多带着白领结的男人。我甚至更清晰地记得看到梅尔基奥（Lauritz
Melchior 1890
&1973）扮演的汤豪舍，好像是张移动的睡椅，上面盖着红色的长毛绒（尽管他声音很好）。第二个夜晚，我们又去了这家歌剧院，观看《费德里奥》，当我听到贝多芬留作对白的地方唱起了宣叙调，我几乎从椅子上出溜下来。听说，这些宣叙调是阿图·博丹斯基（Artur
）——当晚演出的指挥——谱写的，目的是改良贝多芬的作品。此时，我感觉到自己真的身在异域。
世界博览会的艺术顾问是奥林·道森。多年后，当我成为大都会总经理，他一直是《纽约时报》高级音乐评论员。尽管我认为我们彼此互相尊重，我必须承认，我们在1939年相处得更好一些。但出于某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现在忘记了，或者从来就不知晓——大概与战争的迫近有关——格林德波恩没有来到博览会。
10年后，也就是在1949年3月，我再回纽约。这次我是孤身一人，拥有一项与上次相似的使命。英国战后的困窘，让格林德波恩的演出季无法恢复。实际上，维持格林德波恩运行的是爱丁堡音乐节，该音乐节是我最初创意的。我是爱丁堡的艺术指导兼格林德伯恩的总经理。一个美国记者给格林德波恩老板提出建议，如果公司每年在美国同一个地方，将其准备在英国演出的剧目再演一轮，他可爱的剧院就可以得到资助重新开张。这位记者自称是某艺术基金会的总裁，该基金会可以赞助格林德波恩每年造访新泽西的普林斯顿。事情已经到了新闻见报的地步，声称格林德波恩将在1949年秋季，在普林斯顿推出一个演出季。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这篇新闻里的一个字，特别是当我了解到，是格林德波恩，而不是美国的这个基金会，掏钱给我买了赴美的船票。美国人只在我到达纽约后才负担我的花销。我很快得知，这家基金会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比我想象的还有差。他们在拜伦酒店给我安排了房间，这是百老汇外面的一座脏兮兮的剧院建筑，就在时代广场南面。按欧洲惯例，夜里我把皮鞋放在走廊上，以便让侍者擦亮，可第二天早上，皮鞋不见了。我去质询，才慢慢意识到鞋子被偷了。在为我召开的基金会委员的会议上，他们让我介绍一下格林德波恩的理念。我说：“我到这儿来，不是来谈格林德波恩理念的，而是要弄清楚你们的银行账面有多大，是在哪儿开的户。”我一直没有得这方面的信息。在没有任何的正式宣布的情况下，我们悄然放弃了秋季访问普林斯顿的计划。
当时的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名叫爱德华·约翰逊，一个英俊的加拿大人，早年曾是杰出的男高音。约翰逊造访过格林德波恩，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觉得既然到了纽约，应该回访一下他。在位于歌剧院一角，街道水平线之下，他狭小的方形办公室的谈话过程中，约翰逊突然对我说：“你是否希望成为我的继任者呢？”那个晚上，我走进歌剧院约翰逊的包厢，在那儿会见到了其他人，包括大都会董事会主席乔治·斯隆，一个谦恭的，相当顽固的人，操一口美国南方口音。他曾在大萧条时代的后期，募集资金，让歌剧院渡过难关，现在仍很关心这里的财政状况。
我的这次访问，正赶上大都会歌剧院领导层出现危机，尽管当时我对此还无从知晓。先前，约翰逊即将退休的消息已嚷嚷了好几次，但是这次他真的要退了。候选人有好几个，这些人属于公司和董事会的不同派系，都有后台。我猜想,约翰逊和斯隆推荐我的首要原因,是我与任何派系都没有瓜葛。实际上，除了弗里茨·斯蒂德里（Fritz
Stiedry ）和马克斯·鲁道夫（Max Rudolf
），是我多年前在德国共事过的指挥家，大都会再没人特别了解我了。
第二天，斯隆安排我会见歌剧院董事会总裁查理·斯波福德，地点是斯波福德在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这一个讲究实际，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我们一见如故。斯波福德说，他约见我，是“因为约翰逊先生提到了你”。但谈话表明，他对格林德波恩和爱丁堡都很了解。他问我，担任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一职，我需要他的董事会做些什么。
我告诉他，假如我放弃格林德波恩和爱丁堡——我在格林德波恩的合同即将满期，但爱丁堡的合同还有一两年——我需要大都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一纸三年的合同。我原本可能要在格林德波恩和爱丁堡度过余生，也不希望放弃还有一年期限的稳定职位。然后我说，在董事会安排的预算框架内，我必须能自由地做出，与剧院相关的任何决定——如果我在歌手方面省了钱，我会在新剧目制作方面有更多投入，等等。我希望不受约束地聘用并解雇员工，还要有完全的艺术权威。
斯波福德很有兴趣，也许因为我要求得太多，他让我去找大卫·萨尔诺夫将军，RCA（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当时也是大都会董事会重量级人物。我记得走进萨尔诺夫在洛克菲勒中心宽敞的办公室，首先惊讶于这里的空空如也。修饰华丽的办公桌上，什么也没有，然后一个黑孩子小跑进来，跪下，擦亮他的皮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阵势，心想这个黑孩子也许耳膜穿孔了，所以他无法听到商业秘密。但萨尔诺夫将军和我讨论了些什么，我也记不得了。
回到伦敦，我与大都会的关系处在“别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平常谈话时，是不会透露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太太。我们的生活总是居无定所，所以她忧心忡忡。她不喜欢远赴纽约的主意。但大约一个月后，当斯波福德的电话打来，他还是鼓励我前往。
这次，我乘坐泛美公司的客机，花的是大都会老板们的钱。我住在皮埃尔饭店，这比先前住的那个地方要高档得多。董事会的成员簇拥着我，我看到许多人，包括埃莉诺·贝尔蒙女士，她是纽约社交场上的名媛，世纪之交曾经是百老汇的名角儿。见过我之后，贝尔蒙女士飞到伦敦，向她那里的朋友，打探我的口碑如何。幸运的是，她的朋友，维尔莉特·博纳姆-卡特太太，战后不久曾让我掌管伦敦沙德勒井（Sadler's
Wells）剧场，我曾获得诸多好评。
那个周末，我来到乔治·斯隆优雅的乡村宅院作客。在那儿，我被董事会成员包围着，其中包括以前的国际知名的女高音鲁克蕾齐亚·波利（Lucrezia
Bori），董她是事会唯一的歌手。我一定是因为举止得体，通过了这次测试，因为到了下周一，斯波福德和我就开始谈论合同具体条款了。开出的薪水是3万美元，比我在英国双份工作收入加起来还要多。后来，当发现美国移民法不允许大都会提供给我一份3年合同时，董事会为弥补这项不可避免的违约，把我的起始薪金提高到35000美元。我直到1950年6月才开始上任，但是演出季，我要在纽约了解大都会，为演出季聘用（或者解聘）员工，为我成为总经理的演出季策划新制作。与现在不同，在那些日子里，完全可以提前12个月甚至9个月雇用歌手和指挥。
知道我当时正在纽约人当中，有小提琴家埃里卡·莫里尼（Erica
Morini ）。1920年代，当我还是维也纳年轻的经纪人的时候，曾为她安排过音乐会合同。她邀请我去她府上参加聚会，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1876－1962
德国指挥家）也是这次聚会的座上宾，我在维也纳和德国的时候就认识他，他战后首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是我为首届爱丁堡音乐节安排的重头戏。我把瓦尔特叫到一边，对他说：“瓦尔特大师，我今天早上表示愿意出任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我本希望用这个话题，引领他承诺重返大都会，他从1946年就没在那儿指挥过，他反而马上打断了我，说：“我亲爱的宾格，不要去碰大都会。”然后继续夸大不可能在大都会把工作做好的缘由。
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做下去。我会见全体董事，有人问我：“作为总经理，你希望给大都会做些什么”。我回答：“我现在一点想法还没有。”这确实是事实，因为我对公司和它的资源还一无所知。为在新闻媒体上公布我的任命，需要一张我的肖像照，我去了照相馆。那儿为我安排了预约，用的是假名字。轮到我拍照的时候，叫的是那个假名——我却没有应声，因为我忘了。但是照片还是拍了。
去照相馆的路上，我在街上碰到了自己在纽约认识的很少的几个人之一，这个人是我上次来美国途中遇见的。他知道把格林德波恩带到普林斯顿的计划已经落空，很惊讶地问：“鲁迪（鲁道夫的昵称）！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我忘记拿我的睡衣啦。”
因为我需要在英国完成1949年格林德波恩和爱丁堡演出季的工作，这次决定性的纽约之旅只用了6天时间。当我离开的时候，据了解，斯波福德将赴爱丁堡，设法解脱我在那儿的合同。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他的电报，告知我爱丁堡方面已经同意，我的任命可以宣布了。消息是在
1949年6月2日公布的。
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也许是保密工作做的最完善的一件事。几星期前，公司在亚特兰大巡演，约翰逊告诉记者：“我有很多的继任者——约翰·布朗利，劳里茨·梅尔基奥，简·皮尔斯，查理·库尔曼……”这条消息一本正经地见了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我的名字一公布，时任《新闻周刊》音乐编辑艾米丽·科尔曼正在维也纳。大都会的媒体代表玛格丽特·卡森，在科尔曼从报上获悉此事之前，发电报给她，通报此新闻：“新任总经理鲁道夫·宾格”。科尔曼女士认为是指挥家马克斯·鲁道夫被任命了，她把BING当做了电报里的感叹号。
在英国，我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见报稿中，我关于这项任命的声明如下：“15年前，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到达这个目标。我不知道如何达到——但是我一直关注着它。”考虑到我得到这个职位出于偶然，所以这个声明纯属瞎扯，我也从没有说过此类的话。但是我还是让它见报了，因为其中一半是真实的。我1949年前所有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看做是成为大都会经理的适当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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