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属于写人的文章,它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是通过怎样的叙述方式体现人物的特点的?脱掉军装,到牛棚里去熏一下 阅读题冯玉祥将军的二儿子冯洪国,先在苏联留学,后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_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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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属于写人的文章,它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是通过怎样的叙述方式体现人物的特点的?脱掉军装,到牛棚里去熏一下 阅读题冯玉祥将军的二儿子冯洪国,先在苏联留学,后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
这篇是属于写人的文章,它在写作上有什么特点?是通过怎样的叙述方式体现人物的特点的?脱掉军装,到牛棚里去熏一下 阅读题冯玉祥将军的二儿子冯洪国,先在苏联留学,后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学习毕业回国后,立即跑到汾阳看望多日不见的父亲.那天,冯洪国身着西装,脚登皮鞋,浑身散发着一股浓厚的外国香水味.他满面春风地走到父亲冯玉祥跟前,笑着说："爸爸,我毕业回国了."冯玉祥坐在他那古香古色已经陈旧的办公椅子上,屁股动也不动,侧着身子,把洪国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说："你学好了吗?"冯洪国没有察觉父亲的表情,笑着回答："学好了!"这时,冯玉祥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洪国说："早呢!不要癫大哥坐秤盘――自高自大!"冯洪国涨红了脸说："爸爸,我有啥不是,"冯玉祥望着他那一身打扮说："你看你这味儿,再去看看我们的劳动大众!"冯玉祥停了停又说："儿啊,你要脱下西装、皮鞋,到牛棚里去熏一下,闻闻牛屎儿味,才会知道五谷香.古人说,奢能灭志,俭以养德.你虽然还不曾掌管事业,谈不上奢化,但从你的穿戴上看,是危险的!""是,爸爸.你放心,回到国内,就按您的意思处事,决不给祖辈丢脸!"冯洪国被冯玉祥"一板子"打清醒了!他真的脱下了西装.皮鞋,换上了大青年便衣,穿上了粗布鞋.后来,冯洪国在宋哲元军学生团当大队长.日军进攻北平时,冯洪国率部抗敌,英勇献身,没有辜负爸爸的教诲.
其实我也不会正要问呢我猜可能是侧面描写和语言描写体现出冯玉祥将军为人勤俭、懂得理解劳动大众的品质纪念在张家口的好将军――冯玉祥将军是怎样培养干部的来源：&&时间：&&字体：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冯玉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成为陆军部直辖的一个独立单位，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从此有了独立的团体”，这就对内部有了用人的权力。一九二一年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为师长。此后接连担任陕西及河南督军各几个月，一九二二年冯将军被调为陆军检阅使，他把部队扩编为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已有三万余人。一九二四年秋，他发动了“首都革命”之后，队伍又有较快发展。到了一九二五年初，他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已有四个师，八个独立旅，两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计有十万人以上(不包括国民第二、第三军)。此后队伍继续扩充，到了一九二六年春天，已编为十一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旅，共达十五万人左右。一九二六年秋，国民军被奉、直、晋各派军阀的联军打败，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冯将军“五原誓师”以后，重整旗鼓，把部队编为七个路，仍有十余万人。一九二七年五月，进军中原以后，一方面收编了一些原直系部队，一方面充实了嫡系部队，共编成九个方面军，大约有四十万人左右。一九三○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结果阎冯失败，国民军土崩瓦解，所余部队都为蒋介石所收编。从一九一五年第十六混成旅成立时起，到一九三○年国民军失败瓦解为止，总共经历了十六年，冯玉祥的部队由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所需要的干部是相当多的，干部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冯玉祥清朝末年在二十镇时期的同事和朋友们。当第十六混成旅成立时，冯氏曾说：“有了这个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的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新集合在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继续奋斗。”以后陆续来第十六混成旅的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张树声、邱斌、郑金声，石敬亭、韩复榘、李缘鹊龋际粲谡庖焕唷Ｕ庑┤艘院蠖汲闪斯窬母呒豆歉煞肿印(二)陆续吸收来的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人员。如刘郁芬，蒋鸿遇、刘骥、门致中、熊斌、曹浩森、秦德纯、郑大章、李兴中、张克侠、何基沣、吴锡祺、张维藩、张樾亭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但当时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生不多，到国外学军事的留学生更少，能到冯玉祥的部队里来的为数有限。而且他对干部要求过严，待遇又低，有些人受不了冯氏的约束，来看看又走了，所以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三)自己培养的干部。如第十六混成旅时期办的模范连(学兵队)，陆军检阅使时期办的学兵团，西北边防督办时期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和以后办的军官学校，都属于这一类。国民军的各级军官，大多数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四)由部队士兵中择优提拔起来的。因为一九二二年以后，冯将军所带的部队发展很快，自己培养的干部仍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由士兵中择优提拔干部。为了使这些行伍出身的干部具有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冯氏又办了一些教导队、教导团等项教育单位，轮流抽调这类干部，施以军官补助教育。(五)挑选部分青年干部，保送到国内外大专学校深造，以培养中高级干部及其他专门人才。冯将军通过以上几种途径，使他所属部队的各级军官能够保持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本文打算以他所办干部养成教育为重点，把他培养干部的一些办法，分别简要记述于后。一、模范连及学兵队一九一四年十月，在西安正式编成了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就感到迫切需要培养一些好的干部。他在《我的生活》中写道：“在长安驻军的时候，我开始感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尤其不够，这使我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为了担负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这个模范连先后办了四期。第一期是一九一四年冬天成立的，当时以李鸣钟任连长，韩复榘、过之纲、宋西翰等任排长，石友三、葛金章，李团沙等当班长。由部队挑选了一百多名粗通文字的新兵来当学兵。其中有后来成为名将的吉鸿昌、冯治安、梁冠英、高树勋、孙桐萱、田金凯、曹福林等等。教官则由旅参谋长宋子杨、团长何乃中、参谋蒋鸿遇、刘郁芬等担任。在冯将军亲自督导下进行训练。学术科教育颇为认真。一九一五年五月，第十六混成旅奉命入川，该连随旅部行动，一面执行任务，一面进行训练。至一九一六年由四川开回廊坊时，该连学兵已陆续分散到各部队，补充军官缺额。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又在廊坊成立了模范连第二期。由韩占元、刘郁芬、李缘认嗉痰Ｈ瘟ぁＧ癖蟆⒄胖⒙怪喻搿⑽饩澳稀⒀棋龅燃嫒谓坦伲П彩怯尚卤刑粞〉摹Ｒ痪乓黄吣昵锾欤娌慷涌狡挚凇Ｒ痪乓话四瓿酰谑斐陕眯卤嗔艘桓龅谌牛枰刹亢芏啵昧П急坏魅サ备刹苛恕一九一八年六月，第十六混成旅开到湖南常德驻防，又成立了模范连第三期。由石友三、程希贤、刘玉山、李照坤等相继担任连长。学兵仍是由新兵中挑选的，共计二百五、六十人，分为六个排，计步兵三排，机关抢兵两排，炮兵一排，由刘骥、门致中、刘郁芳、石敬亭等兼任教官。一九二○年冬季，随军开回河南信阳，这时大部分学兵又分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一九二一年初，冯玉祥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又派人到河南的沈丘，安徽的蒙城，山东的荷泽等地专门招来有高小以上程度的一批新学兵，成立了学兵大队。分为两个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以冯治安为大队长兼第一连连长，张自忠为第二连连长，教官仍由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等兼任。这年夏天，随军开到陕西咸阳，不久，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大部分学兵又分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这时虽然改称学兵大队，性质仍与前几期模范连相同，可以算是模范连第四期。模范连各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大体相同，其中以在常德所办的第三期，环境比较安定，训练时间较长，教育内容也比较充实，本文打算以该期为例，记述如下。模范连的教育内容，可以分为精神教育、学科教育、术科教育、文化教育、生产教育五个部分。(一)精神教育精神教育是冯玉祥培养干部和训练部队的重点所在。也是他不同于当时其他军队的主要特点。其内容有精神讲话、精神书、军歌、战阵一补、义勇小史、告往勖来篇、血书、心范、新旧约全书、简明军律等项。精神讲话是以讲话的形式进行精神教育。冯玉祥本人和他的主要军官们，经常轮流对模范连作精神讲话，教育官兵守纪律、爱百姓、爱国家等等。《精神书》是冯玉祥为了官兵进行精神教育而作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分为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军纪精神三部分。共八十余条。每条都是“格言”或“语录”式的几句话。例如《道德精神》中，有一条是：“有过必改，过则无惮改，人非圣贤谁够无过，过而能改复于无过。”《爱国精神》中有一条是：“古今英雄经百战而不死，非是怕死乃是真不怕死”。《军纪精神》中有一条是：“军纪森严，不分亲疏，如魏绛伐戎，罚及晋君之弟。孙武教战戮及吴王之姬。此古名将之所以战胜攻取也。”这些东西，官兵都要朝夕诵读，会背会讲。军歌是冯玉祥练兵的主要教材之一，其中有一部分也以精神教育为内容。计有早起歌、吃饭歌、新兵歌、爱百姓歌、服从歌、悔改歌、爱惜光阴歌、战斗精神歌、国耻歌等等。这些军歌也印成小册子，官兵人手一册，经常读，经常讲，经常唱。《战阵一补》一书，取材于历史故事，如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共一百五十余段。《义勇小史》是摘录历史人物的义勇故事编成。如荆轲刺秦王，周处除三害等等。《告往勖来篇》是把第十六混成旅历年行军作战积累的经验教训，用故事体裁编成，作为以后借鉴。《心范》是摘录曾国藩等人著作中关于教育子弟修身作人的一些言论编成的。以上这几种小册子，官兵都须经常讲读，并要求做到背诵和默写，并时常分别问答和考试。基督教的教义，在当时也是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每个官兵都发有《新旧约全书》和《颂主诗歌》，要求时常阅读和歌唱。每星期日，官兵都须参加“作礼拜”。听牧师们讲“圣经”。经过相当时期的教义教育之后，大部分官兵都领了“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教徒。当时冯玉祥被人称为基督将军，他的部队也称为“基督雄师”。他常常对人说：“中国人信基督教的可以分为三派，一是吃教派，二是恃教派，三是用教派，他就属于用教派。”他说：“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宣传，必受绝大教益”。(见《我的生活》)《简明军律》分为战时简明军律和平时简明军律两种。每种有若干条，例如平时简明军律中，有“打骂百姓者枪毙”，“奸淫妇女者枪毙”，”抢劫财物者枪毙”等等。战时简明军律中有”违抗命令者枪毙”，“临阵退缩者枪毙”，“携械潜逃者枪毙”等等。也是人手一册，时常讲解背诵。冯玉祥把这些多种多样的教材，灌输到官兵的脑子里，使部队风气良好，军纪整肃，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良好军队。(二)学科教育模范连的学科教育，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垒教范、野外勤务、陆军内务等为主，在学完了这些课程之后，再教一些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和简易测绘等课程。但冯玉祥对于成本的典范令等书并不重视。他说这些书都是八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是“喝了洋墨水的书，”与中国军队的实际不尽符合。所以只在讲堂上由教官讲一遍，并不严格要求弄通记熟。加以学兵文化水平较低，有些东西也不容易听懂记住。为了适应官兵文化较低这一特点，冯玉祥编了一些有关典范令要点的一些军歌，也可以算是学科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三大军歌。即《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还有《站岗歌》、《步哨歌》、《山地行军歌》、《夜行军歌》、《夜战歌》、《夜间袭敌必胜歌》等等。对于这些军歌，每个官兵必须会唱会讲。在进行术科教练时，多半是按照这些军歌的要求来进行。此外，冯玉祥还编有《步兵操典问答》、《野外勤务问答》及《军士勤务》等书，把典范令等书中的要点用问答形式写出，使学兵容易记住。在进行术科教育时，作为参考。(三)术科教育术科教育包括制式教练、战斗教练、行军、宿营、筑垒教育、体操、劈刺等项。冯玉祥练兵，重视制式教练，他认为整齐严肃的军容，是军队精神状态的具体表现。但当时的制式教练，并不是按照操典的规定和要求来做，而是按照他自己所规定的要求来做。例如立正姿势，在他的部队里叫“拿身法”，要求眼睛瞪的又大又圆，腹部要尽力里收，胸部要尽力向外挺。又如“步法”的长度，抬腿的高度，行进的速度，两臂摆动的姿势等，也都和操典规定不同。人们把它叫作“冯玉祥的胳膊，冯玉祥的腿”。至于“枪法”，如举枪、托枪、背枪、枪放下等等动作，都要求叭叭作响，迅速有力，节奏分明。阅兵式和分列式经常演练，充分表现出他的部队的特殊风格。在战斗教练中，比较重视单人战斗，主要是按照“三大军歌”的要领反复演练，务求每个士兵都能切实掌握这些要领。冯玉祥总结了一种“三讲七做教育法”：首先由教官讲解要领(一讲)，次由教官做示范动作(一做)，再由学兵学做一遍(二做)，然后由教官讲评(二讲)，再由教官做一次示范动作(三做)，学兵再学做一遍(四做)，教官再讲评一次(三讲)，再做一次示范动作(五做)，学兵再做一次(六做)，最后再由学兵复习重做一次(七做)。他认为只有这样反复讲，反复做，才能真正学会记熟。至于班、排、连的战斗教练和各兵种的联合演习，也都依次进行演练，但不如单人战斗那样重视。在行军驻军教育中，最重视行军力的锻炼。每天早起后，都要练习跑步大约一小时。几平每星期都有行军演习，士兵携带全付武装及水壶饭包风衣等，负重约三、四十斤，开始一日行程数十里，以后逐渐增至一百四、五十里，最后连续行军数日，要求无一掉队者。至于战备行军，行军警戒，驻军警戒等，也结合“站岗歌”“步哨歌”等进行演练。射击教育和筑垒教育也都相当重视，但因当时子弹比较缺少，所以实弹射击练习较少。体操和劈刺是冯玉祥练兵的重点之一，练习铁杠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当时部队中有一首“练习铁杠歌”，头两句是“军人第一要习劳，铁杠必须日日操”。冯玉祥认为军人要有很好的臂力，而练铁杠是增强臂力的最好方法。他要求每个士兵至少要学会所谓“三大套”即曲伸上，摇动转回和倒立下，有些人还练会打车轮和倒踢下等项动作。因为冯玉祥提升干部时，都把铁杠作为考试的主要课目，所以士兵都起早睡晚积极练习。跑拦阻、劈刀、刺枪、打拳等等，也是每天必练的科目。当时驻军常德，为了适应南方行军作战的需要，还普遍学习游泳和划船。(四)文化教育和生产教育因为模范连士兵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在这里也进行文化教育。当时编了一册《军人读本》，其中选取古今文章一百余篇，古文多选自战国策、国语、左传，古文观上止修科目。此外，还有数学、英文、日文等、学兵可以自由选修。在模范连还设有小工厂，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内分织袜子、织毛巾、缝衣服、编制竹器、雕刻石器、印刷等科，每个士兵至少学会一样生产技能，以便退伍可以谋生。在第十六混成旅时期，冯玉祥用以上方法，前后培养了六、七百名干部，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了国民军的高级将领。其中比较优秀的当上了方面军大员，较差的也当了师长旅长。他们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由于读过《义勇小史》、《战阵一补》、《军人读本》等书，在对部队讲话时，也能引经据典，讲的有声有色，使生人听起来，很象个有学问的人。二、学兵团一九二二年，冯玉祥当河南督军兼第十一师师长的时候，他为了培养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干部，特在河南及鲁西，皖北各地招收了一千多名学兵，成立了一个学兵团。其中多数是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文化程度较高。学兵团初成立时，由冯玉祥自兼团长。中校团副为石敬亭，少校团副为张自忠。团部以下，有步兵一营，骑、炮、工、辎各一连。张自忠兼任步兵营长，白凤仪为营副，第一连连长为鲁崇义，第二连连长为戴藩周，第三连连长为千履中，第四连连长为李克昌，骑兵连连长为颜世荫(以后继任的有武宝善、张骏)，炮兵连连长为辛海岑，工兵连连长为汪益静，(以后继任的为叶德学)辎重连连长为康守信。在开封成立不久，由于冯玉祥被调为陆军检阅使，该团即随部队开到北京南苑。一九二三年初，学兵团开始了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时在团部设立了教育处，以张循尹为教育副官，计划按保定军官学校教育内容进行军官养成教育。当时陆军大学第六期新毕业的张维藩、张樾亭、郑大章，樊展杰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吴锡祺、杨耀东等，以及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李文田、赵寿山、严肇轩、石振纲、陈宏澜、李野兰、徐廷瑗、徐延玑、胡维屏(伯翰)、王国璜、何基沣、张寿龄、李树椿、付同善，王静波、董振堂，边永博、李兆英等，都到冯玉祥部队来工作，其中大部分都被派到学兵团当教官或当排长。因而学兵团的教育阵容，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在南苑严格训练了将近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教育计划所规定的内容。冯玉祥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发动“首都革命”之后，部队有较大扩充。这批学兵就分派到各部队去当干部了。一九二五年初，冯玉祥到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之后，又招收了一千多名学兵，成立了第二期学兵团，作为督办署卫队旅的第一团，以鲁崇义为团长，张骏(知行)为第一营营长，尹瀛州为第二营营长，侯益振为第三营营长，三个营都是步兵，连排长多半是上期学兵团毕业的。这时没有专任教官，学术科教育都由连排长但任。以后参加了天津战役和南口战役，学兵伤亡不少。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开到绥远，即以该团为基干成立了国民军第十二师。这一期实际与一般部队差不多，没有认真进行有计划的干部教育。学兵团第一期的教育条件是相当优越的。因为：第一，冯玉祥的部队当时驻在首都北京及其附近，而社会上对他的部队舆论甚好，因而吸收教育人才比较便利。第二，当时环境比较安定，进行教育训练的时间较长。第三，学员一般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接受教育能力较强。因此教育进行比较顺利，效果也较好。精神教育仍然和模范连一样，是该团的教育重点。模范连进行精神教育的那些教材，在这里同样受到重视。另外，还把《曾胡治兵语录》一书，列为必修科目。学科教育也相当重视，当时有一批国内外军事学校毕业的专任教官，分别讲授典范令和四大教程。但由于精神教育内容复杂，占用时间较多，使学科教育的复习和作业受到一定的影响。学兵团的术科教育，主要由连排长负责教练，一般仍沿用冯玉祥的要求进行训练。因为是驻在首都附近，不断有人来检阅或参观，所以对于制式教练，严格追求形式上的整齐雄壮。战斗教练一般有教官临场指导。为了预期将来在长城内外山地作战的需要，以及适应部队装备较差和弹药较少等项特点，因而比较重视以下几项教育：第一、比较重视节省子弹的教育。对于目测距离、据枪、瞄准、利用地物等项动作经常练习，并提出“敌人不到三百米以内不放枪”，“瞄不准敌人不放枪”，“一粒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等项口号。但因子弹较缺，实弹射击演习较少。第二、重视行军力的锻炼。当时在南苑营房周围，用土垒成一圈假山，每天早晚围着假山跑步，跑上跑下，练习很长时间。还常演习行军，由近距离逐渐发展到远距离，最远到一百数十里。并且连续长距离行军。第三、比较重视筑垒教育。除了时常练习挖掘战壕，构筑阵地，提高士兵作业能力以外，并于每年冬季，在冰天雪地中，利用暗夜作筑垒比赛。第四、比较重视夜间教育。夜间紧急集合，夜间旅次行军，夜间战备行军，宿营和驻军警戒，夜间战斗等项目，都演习过多次。第五、重视劈刺教育。打拳、刺枪、劈刀等都是每天必须练习的科目。对于盘杠子、跑拦阻，跳远、跳高等项运动、也都经常训练。冯玉祥常用“艺高人胆大”来勉励官兵。在文化教育方面，团内设有国文、数学、英文、日文、俄文、蒙文等班，学兵可以任意选修。学兵的生活及学兵团的管理：学兵的衣食完全由部队供给，四季服装和鞋袜都按时供应。主食主要是粗大米和小米，节假日可以吃到白面。每人每月发零用钱一至二元，每人发给一个针线包，拆洗缝补都由自己来做。内务和卫生特别重视，住室内枪有枪架、鞋有鞋架。各种物品都按规定放置，整齐划一。营、连长随时抽查内务和个人卫生，如不清洁，即受惩罚、厨房、厕所等处的卫生尤其注意，虽在夏天，也不许有一点臭味和一个苍蝇。生活紧张也是学兵的一个特点，学兵每天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时间，除了正式出操、上课、集体自习以外，其余时间都要用来练铁杠、打拳、劈刀、刺枪。星期日虽不出操上课，其实较平日更忙。上午要整理内务、打扫卫生、礼拜、听训话，下午要擦拭武器。三、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一九二五初，冯玉祥就任西北督办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扩大到十几万人，并且占有北京、察哈尔、绥远、甘肃几个省区地盘。由于连年队伍发展太快，对于军事干部的需要更为迫切。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可以胜任参谋工作的人才更感缺乏，当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各派势力的斗争更趋激烈。冯玉祥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继续保持和壮大自己的实力，更感到吸收和培养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实为当务之急。恰好在这年五月，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尤其是青年学生，认识到赤手空拳不能打倒帝国主义，于是便产生了“投笔从戎”的迫切要求。冯玉祥便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在北京和张家口两地招考学生。成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当时报名投考者十分踊跃，前后共录取学生约七百人左右，其中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占三分之一，中学毕业的约占三分之二，只有少数是中学肄业的。这批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以河北，湖南、四川人最多，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广东等省次之，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甘肃等省人都有，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和朝鲜人。校址设在张家口上堡都统署对面的旧营房里，一九二五年七月间就正式开学了。初开学时，校长是陈琢如，教育长是陈凤绍，他二人都是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都是福建人。学生分为六个队，计步兵三队，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队，每队三个分队，每分队三个班，每班十二至十四人。队长是少校级，分队长是上尉级，班长由学生中推选。开始时，陈琢如校长想把这个学校办成象保定军官学校那样的正规军官学校，所以他选派的队长和分队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教官则主要聘请陆大毕业和曾在国外学过军事的人担任。但过了没有多久，冯玉祥认为上述办法与他培养干部的要求不尽符合，便由学兵团和手枪团调来一批军官，担任队长和分队长，原来保定军校毕业的队长和分队长，一律改任教官。经过这番变化之后，这个学校的教育就纳入了国民军的传统轨道，和过去的模范连和学兵团基本上一样了。这时，步兵第一队队长为孙长波，第二队队长为李克昌，第三队队长为郭道培，骑兵队队长为李致远，炮兵队队长为康维智，工兵队队长为尹瀛洲。各兵科设主任教官一人，步兵科为周礼，骑兵科为陈庆，炮兵科为李炳璇，工兵科为李光照。另外还有少校和上尉教官苦干人。以后又派来几位苏联顾问，但任术科的指导。干部学校的学习期限预定为一年半，前半年学科以典范令为主，术科以基本教练为主。后一年学科以四大教程为主，术科以战斗教练和野外演习为主。这个学校对于精神教育也很重视，除了国民军原有的军歌，精神书、简明军律等，必须天天唱、读、背诵以外，还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第一、冯玉祥每周亲自看操和讲话一两次，每次至少半天时间。队伍领到操场以后，他先巡视一下各队操练情况，然后集合到一起听他讲话。他讲话的内容，主要是国内国际形势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军阀祸国祸民的罪恶，以及救国救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等等。他的讲话说理透彻、语言主动、深入浅出、感情丰富，学生们认为颇受教益。在他看操那天，午饭都是送到操场去吃，他先领着唱“吃饭歌”之后，和官长学生一起吃，吃完休息一会，接着再进行操练。有一次吃大米饭，他叫每队给他送去半碗，他都要尝尝。据说在步兵第一队的饭里吃出了砂子，他立即把队长孙长波打了几十军棍，并集合全体讲话，反复说明饮食卫生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以引起师生的注意。这样进行了约有两个多月，以后因为他工作繁忙，就没有继续下去。第二、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和国民军的高级将领到校讲话。记得苏联的加伦将军和印度一位革命领袖到张家口访问时，都被请到学校讲话。国民党的要人李烈钓、徐谦等，也多次到校讲话。国民军的高级军官赵守钰、门致中、李浴⒏哒鹆鹊龋捕祭葱＝补啊第三、因为这个学校离察哈尔都统署很近，张之江都统就相当于这个学校监督。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每星期天作礼拜，一般都由他主持。他根据《圣经》上的一些词句，断章取义地发挥一些舍已救人，爱人爱物等项道理。他还把《新旧约全书》印成袖珍本，封面上印有他所写的“此乃天下大经也”，每人发给一本，必须带到衣袋里，以备随时阅读。另外，他还时常派一些牧师来校“布道”。并教唱《颂主诗歌》，诱劝学生们“领洗”入教。但学生们都不相信那一套，虽然做礼拜不敢不参加，加入基督教的却很少。第四、学校里也设立了一个俱乐部，其中有图书室和游艺室等，听说是由李大钊先生介绍来的几位进步青年主持，备有各种报纸杂志和理论书籍。但学生操课太忙，一般都无暇到俱乐部活动。当时干部学校没有公开的党派组织，但有部分学生在入校前就加入了国民党或共产党。他们有时开会，队长们-也未加干涉。国民党要人徐谦曾数次集合同学讲话，宣传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情况，并说冯督办不反对学生加入国民党，但没有公开发展党员。关于军事学术教育，这一时期的学科教学是以典范令等项为主，由教官在讲堂上逐条讲解。术科教学主要是制式教练。基本上是按照国民军的传统办法，天天练习拿身法，瞪眼睛和“冯玉祥的胳膊、冯玉祥的腿”等等，都要天天练习。干部学校的生活待遇大体上和过去的学兵团相同。而管理的严格，可能超过学兵团。第一，要求绝对服从，对于队长所下的命令，不论合理与否，必须坚决执行。稍有违犯，即遭倒打骂。第二，要求盲目附和，凡是官长说是的，学生不能说不是，凡是官长说对的，学生不能说不对，不准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不准单独出营上街，必须上街时，要由值星官带领。第四、要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甚至学生姓名有两个字的，也要一律改为三个字。开学后大约过了三个多月，冯玉祥下令把全体学生分送到各部队，插入士兵的班里，接受入伍教育。下去不久，国民军就和奉系军阀李景林的部队，发生了天津战役，大部分学生，都随所在部队参加了战斗，也受到一些伤亡。一九二六年初，冯玉祥下令从部队把学生召回学校，重新上课。当时由国民军第六师师长石友三兼任校长，保定军校毕业的姚骊祥任教育长。学生除了伤亡逃散一部分外，回校的仍有五百余人，各回原来的队。这时候步兵第一队队长为郑德竣，第二队队长为张怀斌，第三队队长为周鸿顺，骑兵队队长为孙仲勤，炮兵队队长为王宴坤，工兵队队长为刘心镜。各兵种科的主任教官是：步兵科何正权，骑兵科张诚，炮兵科李炳璇，工兵科黄文祺。过了不久，校长改由第五师师长石敬亭兼任，又过了不久，教育长改为何应时。在这一阶段，对精神教育仍甚重视，学科教育则以战术筑城、兵器、科形、交通各种教程为主。由于教育长何应时曾在保定军校担任过多年教官和步兵科长，对于军事教育有较丰富经验，他对术科教育计划抓的很紧，所以各兵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步兵科的战术作业和野外演习、射击教育、夜间教育、野战工事构筑等项课目，都反复练习多次。骑兵科的骑术教练、乘马操练、搜索、警戒、战斗演习、战术演习、劈刀、刺矛等等，也都反复演练。炮兵科对山炮、野炮迫击炮的操作、射击、指挥等等，也经常进行演练。工兵科对于各种阵地的构筑，各种付防御器材的架设，各种军用桥梁的架设，各种爆破技术的练习，以及交通和通信等项课目，也都反复进行了演练。总之，在这一时期教育训练相当紧张，教学成绩也相当显著。到了这年六、七月间，由于国民军在奉、直、晋各派军阀围攻之下，战局日渐吃紧，所有具有战斗能力的部队，都开到第一线去了。听说当时有的高级将领，曾主张把干部学校也调往南口前线，参加战斗。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没有同意，他认为这批学生文化水平较高，培养出来大有用处，当作士兵使用到第一线，未免可惜。而且张家口是国民军的大本营所在地，总要有一些队伍维持治安。冲锋陷阵可能学生不如士兵，警卫地方则士兵不如学生。结果，这次虽然没有开往前线，却担负起了张家口的警备任务。每天除了照常上课出操以外，每到夜晚就要轮流出去站岗放哨。还时常打着某某旅某某团的旗帜，到大街上来回行军，借以虚张声势，安定民心。在这一阶段，学生们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主食除了小米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粮食可吃，付食品是盐水素菜，衣服都是土布做的，但仍然很讲究整齐和清洁。除了帽章、领章肩章、徽章等样样俱全以外，还缀一些标语口号。如左臂上缀有个园形白布，黑边黑字，中间写着“誓死救国”，一边是“真爱民”，一边是“不扰民”，共十个字。在胸前左襟上，也缀有一块长方形白布，红边红字，上面写着“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十二个字。在两襟里面靠近扣子处，也各缀有一个长方式小条，黑边黑字，一边写着“一粒子弹当作全军团体性命看”，另一边写着“军队须是为民众的武力”，那时换一次衣服，光是拆拆缀缀这些东西，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到了这年八月间，预定学习课程已经基本进行完毕，正在准备进行毕业考试，战局忽然急转直下，国民军因弹尽粮绝，纷纷向西撤退，干部学校也由张家口向西退却。在退却途中有时徒步行军，有时励强扒到装满人员或物资的火车顶上，经过许多周折和困难，才到了包头。当时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也到了包头。他集合学生讲话说：“这次长途退却，是对你们最好的考验，可以代替毕业考试，凡是到达包头的，都算考试及格了，一律发给毕业证书。”计领到证书的共四百几十人。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陆续分配到包头附近各部队工作，还剩约二百余人，由步兵科主任教官何正权带领，继续西进准备分配到驻在宁夏、甘肃各部队工作。当他们由包头到五原时，正赶上冯玉祥从苏联回到五原，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准备仿效苏联红军的办法，在部队里设立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他就把这一部分干部学校毕业生，改组成军事政治速成学校，以培养政治工作干部。最初冯玉祥委派张允荣为校长，不久张允荣被派往库伦(乌兰把托)接运军火，则由骑兵第五师师长赵守钰兼任校长。该校教育长则由共产党人刘伯坚担任。这个学校设在五原县南门外的县立高小内，学生分为两个队，每队又分几个小组。名称虽是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只有政治课程，没有军事课程，主要课程有以下几种：(一)国际国内形势和国民革命问题，由刘伯坚讲授。(二)帝国主义论，由苏联顾问谢里给也夫讲授。(三)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由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讲授。(四)国民党历史，由任右民讲授。(五)国民党党章及政纲，由王一飞讲授。(六)国民军历史，由冯玉祥、孙岳、鹿钟麟等讲述。以上课程都没有课本，是由教官口述。学生们笔记，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分小组讨论。当时生活很困难，上课是在院子里，学生席地而坐，上下午听讲七八个小时。夜晚睡在草铺上，无被无褥，每人仅有一件棉大衣。时当秋末冬初，塞外已相当寒冷，夜晚往往难以入睡。吃的都是当地出的糜子米稀饭，尚可填饱肚子。但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学生们学习热情很高，每天高唱国际歌，打倒列强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项革命歌曲，充满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大约上了两个月课，最后又练习几天讲演，就结业了。在结业时，学生们都填写了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但未接到批准入党的证件，听说有部分学生还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冯玉祥就把这批学生分派到国民军各部队去做政治工作。四、国民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七年，国民联军在平定陕甘，进军河南之际，部队已经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万人(其中有新收编的杂牌军)。对于干部的需要更为迫切，冯玉祥便决定成立一个军官学校。起初，他想请续培模(范亭)担任军官学校校长，续培模坚辞不就，于是又委派徐廷瑗为校长。徐廷瑗就职后，就在洛阳办理筹建和招生工作。因为当时还是战争环境，学生只能在河南、陕西、甘肃各地陆续招收，招够一连就成一连，招够一营就成一营，直到一九二八年初，才招够二千多名学生。学生招齐后，冯玉祥派张自忠为校长，王冠为教育长，校址设在开封南关第七第八两座营房内，所以一般称为开封军校。一九二八年秋天，冯玉祥任命张骏为校长，不久又改任吴锡祺为校长，张骏(知行)为付校长，张国选为教育长。学生分为两个大队(营)，第一大队为步兵，以下分六个队(连)第二大队为特种兵，以下有骑、炮、工、辎重、机枪各一队。当时第一大队长为刘振山，以后郝鹏举、陈天秩相继担任。第二大队长为张铮韵碌亩映そ鹱恿摇⒄耪窨⒁α⒅兄苊(树一)、李树蓁、赵国珍、贾振中(子毅)、王鸿章、孙日敏、邓三林等，其中大部分是学兵团、干部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各兵科设科长一人，步兵科为黎广诗，骑兵科为丁良骏，炮兵科为李学舜，工兵科为黄培善，辎重科为吴以容。教官有刘玉祺、赵丰鸣、张恩裕、李继山、高擎桂、马兴邦等。科长和教官大部分是日本留学和保定军校毕业的。精神教育也和过去的教育机关一样，是该校教育重点之一。除了精神书、军歌、简明军律、军士勤务、曾胡治兵语录等必须熟读以外，告往勖来篇、战阵一补、义勇小史等书，也要摘要讲读，另外还增加了中山革命语录、三民主义问答、政治问答、国民军誓词、“九一七”新生命、朝会问答等等内容。新增加的军歌有打倒列强歌、三民主义歌、五卅惨案歌、五三惨案歌、锄头歌等。冯玉祥也时常亲自向学生讲话，内容主要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爱国爱民，吃苦耐劳等等。有一次他对对学生讲：“南京中央军校每月经费九十万元，高楼大厦，窗明几净，我看他们只能培养出一些“少爷兵”。不可能训练出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好干部来。我们的军官学校，每月只花几万块钱，首先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诚勇敢、爱国爱民的精神，学术科自然也会学好。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干部，才能真正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一九二九年春天，他与蒋介石决裂返回开封后，对军校学生讲话时，着重揭露南京政府如何黑暗腐败如何媚外卖国，蒋介石如何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如何专制独裁等等，为发动反蒋运动作思想准备。”该校学科教育采用了日本士官学校最新教材。因为在开始正规教育以前，冯玉祥在一九二五年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十几名军官回来了。他们向冯玉祥建议，军校应采用日本的新教材和新的训练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冯玉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并把他们都派到军校当教官或队长，他们就把带回来的日本教材，匆匆忙忙翻译出来，印发给全校官长学生学习。当时是典范令和各种教程同时进行讲授。典、范、令由队长讲解，各种教程则由专任教官讲授。术科教育，一般是按照新译出的日本典、范、令的要求进行，但也掺杂着一些国民军的传统办法。因为正式上课前已经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新兵教育，各种教练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教育进度较快。把战斗教练、射击教育和兵科专业教练作为训练重点。对于盘杠子、劈刀、刺枪、打拳、跑拦阻等项技术训练，也都相当重视。这一时期特别强调吃苦耐劳的锻炼，常常在大风、大雨、大雪中练行军、战斗、夜战及筑垒等项课目。有一次在大雪之后，举行赤足踏雪行军演习，由副校长张知行率领，官长学生均携带全副武装，由开封南关到黄河南岸，往返数十里，在冰雪中赤足行军，队伍通过之后，沿途血迹斑斑，见者无不惊叹。一九二九年三月，冯玉祥自动放弃鲁、豫两省，命令国民军部队撤往陕西，军官学校也撤至临潼。不久冯玉祥只身赴山西，被阎锡山扣留。宋哲元把军官学校改为教导师，由王冠军任师长，张知行、何基沣、芮宝树分任旅长，但有官无兵。一九三○年三月，冯玉祥由山西返回陕西，又下令恢复了军官学校名义，但学生只剩下六、七百人。这时张岚峰担任校长，高攀桂担任教育长，分为两个大队，由贾振中、刘玉祺任大队长。不久，随冯玉祥进驻郑州，担任总司令部警卫任务。这年八月间，在郑州碧沙岗举行了毕业典礼，大部分学生分别到部队工作。开封军校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成立的，学生中不仅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中间虽然经过“清党”，有些公开的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但未公开的仍然保留下来，据说秘密发展到三、四十入之多。五、汾阳军官学校一九三○年十月，蒋冯阎中原大战以冯阎方面失败而告终结束。开封军校的部分干部和毕业生百余人，由贾振中，周茂兰等率领，随冯玉祥退到山西汾阳，同时原在洛阳的国民军宪兵学校学生二百余人，也退到山西。冯玉祥便以这三百多人为基础，成立了汾阳军官学校。又派部分干部回家乡招收学生，共招有学生七百余人(包括原宪兵学校学生)。当以李兴中为校长，支应遴为副校长，尹心田为教育长。学生分为两个大队。共七个中队，以贾振中(子毅)、周茂兰(树一)分任大队长，借用汾阳城内文庙为校址。于一九三一年初正式开学。该校的特点是军事学术与政治学术并重。军事学教官有于昆明、马文起、方沛善、李席如、李继山、李佛勤、赵丰鸣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崔贡琛、王际通、宋秀德、卢焕辰、杨遇春等在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后，也到该校但任教官。不久崔、王、宋三人随冯玉祥赴南京，卢、杨二人一直教到该校结束。政治学教官有高兴亚、王导予、贺楚强、陈君文、吴景新、王蒂南等。学校经费问题，经冯玉祥派人与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商妥，作为第二十九军的第二教导团，由该军发给饷项。所以该校对内叫作汾阳军校，对外却是第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但从此可以按月发饷，学生生活待遇也较优裕。国民军失败后，冯玉祥总结经验，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高级干部不懂政治，没有远大的理想，过去那一套精神教育远远不够，所以在该校特别重视政治学习。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各国革命史等，都是必修课程，并结合学习进行小组讨论及编写壁报。学校中政治空气相当浓厚。校中设有图书馆，备有各种社会科学书籍，供学生们参考。军事学课程也是典、范、令与各种教程同时进行，典、范、令由队长讲解，各种教程由教官讲授。因为当时环境安定，学习期间也较长，所以各门功课都教得比较系统细致，应用战术及测图作业都作了不少次。在术科教育方面，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都相当重视。战斗演习和行军，宿营等曾多次演练，射击教育的予习和实弹射击等都经常进行。技术和体操等项仍然按照国民军的传统办法进行训练，其中刺枪、劈刀等比较重视。由于政治活动较多，盘杠子不再严格要求。学校中有半公开的共产党组织，据说发展了二百多名党员，主要干部和主要教官如尹心田、贾振中、周茂兰，王蒂南，陈君文等都是共产党员。当时汾阳有几所中等学校，其中有些教职员和学生也受了军校影响，因而汾阳的革命空气相当活跃。那时的山西省政府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曾几次派人到校要求搜捕共产党分子，校方均以查不出来或早已离校答复对方，对方碍于冯玉祥情面，未敢继续追究。该校在汾阳训练了两年多，于一九三三年春天，由汾阳到张家口。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第二师，学校名称结束。该校毕业生后来都分别投入原国民军部队中，在那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原国民军部队作战较英勇，成绩较显著。在解放战争期间，原国民军部队纷纷起义，投入革命阵营。冯玉祥所训练的这几批学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六、干部补助教育和深造教育以上所说的模范连、学兵团、干部学校、军官学校等项教育单位，都属于干部养成教育，他们培养出来的干部，在国民军部队中起着骨干作用。但随着国民军部队逐渐扩张，一般干部都一级一级逐步提升。并有不少未经过干部养成教教，由普通士兵中提升为干部的。冯玉祥为了使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与他们的职位大致相适应，也先后创办了一些教导团之类的补助教育机关。第十六混成旅驻防常德时，于一九一八年开始创办了教导团，由鹿钟麟担任团长。设有军官、军士各一队(连)。军官队抽调连排长轮训、军士队抽调正、副班长轮训。每期三个月结业。主要课程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战史及带兵术等，由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等兼任教官。因为时间短、课程多，所以讲课时间较多，出操时间较少，而且各门课程都是摘要讲援，在常德前后办了两期。一九二○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信阳时，又续办了一期，情况与前两期基本相同。一九二一年，冯玉祥担任陕西督军时，又在西安成立了一个军官教导团。除了第十一师的军官参加学习以外，当时驻在陕西的第七师、第二十师、第四混成旅、陕军第一师、以及镇嵩军的部分连排长也参加了学习。由蒋鸿遇担任团长，刘骥、门致中、石敬亭、王镇准等兼任教官。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前几期大致相同。结业后学员各回原部队工作，但也有少数人自愿留在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的，如张骏、王治邦原来是第二十师的军官，结业后留在了第十一师。冯玉祥当了陆军检阅使后，又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南苑成立了教导团，由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宋哲元等相继担任团长。张维藩担任教育长，教官多数由学兵团的教官兼任，内设军官队两队，军士队四队，每队一百人左右，都是由检阅使直辖的一个师三个混成旅中，抽调连排长和正副班长轮流受训的。在南苑连续办了六期，每期学习半年，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与前几期大致相同。冯玉祥驻南苑时期，还创办了一个高级教导团，以段其澍(雨村)为团长，熊斌为教育长，郑大章、张维藩等为教官。抽调部队中的团长、营长及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连长参加学习。学习期限为一年，主要学习战术、战史、参谋业务、后方勤务以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等。大部分是陆军大学的主要课程，教官都是陆大毕业的。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之后。又于一九二五年在张家口。设立了高级军官补习所，以冯治安为所长，团营长为学员，主要由苏联顾问讲授军事学术。一九二五年以后，国民军部队逐渐扩大，兵种复杂，干部众多，原有教育机关已不够用。冯玉祥又在张家口、丰镇、集宁等地，创办了炮兵教导团，骑兵教导团，工兵教导团，交通通信教导团等单位，分别轮训各兵种的干部。并于督办署设立训练总监部，由熊斌、高震龙相继任总监，以下分设步、骑、炮、工、辎各科，分别负责指导监督各个教育机关。以上各训练机关，于一九二六年南口大战期间先后停办。一九二七年国民军由西北进军中原之后，又在洛阳设立一些教导团性质学校，其中有高级军事学校、初级军事学校、特种兵学校(又名骑炮机辎学校)等教育机关，分别轮训各部队的在职干部和一部分编余干部。以后又增加了装甲车学校、汽车学校、航空学校、宪兵学校等，分别培训特种兵的技术干部。第二集团军的训练总监部也设在洛阳，以石敬亭兼任训练总监，但他另有任务，不常在洛阳，由训练副监李兴中、邱山宁等代理他的职务，就近指导监督各个学校的工作。冯玉祥自从当了陆军检阅使之后，日益感到学有专长的干部缺乏，因而遇有机会就把自己的干部选送到国内外深造。如一九二四年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招生，他曾保送青年军官吴化文、陈继淹、张国武、张德荪等参加学习。一九二八年陆军大学招考第九期时，他又保送二十名军官去投考，结果录取了何章海、孙日敏、崔贡琛、宋秀德(聿修)、张祖璞、杨汝杰、王荣庆、卢焕辰、杨遇春等九人。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陆军大学设立特别班由各集团军保送各级军官入校学习。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保送冯治安、童玉振何基沣、徐以智、胡长海等二十人，参加陆大特别班第一期学习。一九二五年，冯玉祥考选了十五名青年军官，送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其中有张岚峰、贾振中、李学舜等。一九二八年，他又考选了二十多名青年军官，送往日本士官学校和各兵科学校学习，其中有张勋亭、陈利仁、乔文化、李寅春、王天元、傅博仁和他的长子冯洪国、内弟李连智(中毅)等。一九二五年，他还挑选了部分青年军官和干部学校在校学生共三十一名，送往苏联各军事学校学习，其中有郝鹏举、刘汝珍、尹心田、石友信、邹桂五、张培泽、刘振泰等，另外还把他的长子冯洪国、长女冯弗能和陈天秩等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以后，冯玉祥为了培养建设人才，选拔了十几名青年军官，送往德国留学，其中有彭秉信、刘景健、孙桐岗、刘纯德、蔡善德和他的儿子冯洪志女儿冯弗伐等。以后他到南京当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部长，又于一九二九年初，由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了三十余人，分别送往英、法、德等国留学，其中到英国的有耿耀张、龚作人、孙湘济，黄恒励、朱耀远、孙继颜(冠贤)等，到法国的有张文勇、刘玉衡、岳喜惠、邸振甲等，到德国的有孙子仁、董炳文、付瑞瑷、郜郁文等。他们有的学航空，有的学工业，也有的学各种科学。但到一九三○年国民军失败后，他们的学费来源断绝，被迫陆续回国，多数未能完成选修的学业。结束语以上，我把冯玉祥将军培养干部的情况，作了一番粗略的记述。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培养干部的特点和优点，有以下几项：(一)重视精神教育冯玉祥在训练干部时，自己编写和向外吸收了多数精神教育教材，想方设法灌输每个人的脑海里，使他们逐渐养成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爱护国家、爱惜百姓、吃苦耐劳、勤俭朴素、认真负责，不怕牺牲等项良好作风和习惯。这一点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军队来，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二)讲求紧张严肃冯玉祥教育干部，常常引用管仲的“劳教成则国富，死教成则国强”这句话。他训练干部时，把劳教与死教结合起来进行。在精神教育中，主要是进行死教，而生活紧张则是劳教。他常说“人性似猴，好动不好静，如果让他闲着，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他教育干部和训练部队，都讲求紧张严肃。每天除了吃饭睡眠以外，都安排上各种训练课目，官兵终天忙碌，身体疲乏，夜晚倒在床上便能熟睡，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平时把吃苦耐劳养成习惯，到战时便不会感到辛苦了。(三)注意体力锻炼冯玉祥培养干部，对于锻炼体力极为注意。他要求每个人都要练习盘杠子、拿大顶，以增强臂力。经常练习跑步和行军，以增加腿力。练习打拳、劈刀、刺枪，以增强拼搏能力。因此，国民军部队的官兵，一般都身体健壮，行军力和运动性较强。在白刃战中能发挥威力。(四)教材力求简化为了适应学兵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及训练时间较短这一特点，冯玉祥采取了简化教材的一些办法。他的办法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军歌化、口号化、问答化。他从各种军事和其它有关书籍中，摘取一些要点和重点，编成许多军歌以及口号式或问答式的小册子，使官兵时常歌唱和诵读。因为这些教材容易懂，容易记，也容易实施。一个初级干部学会了这些东西，做到能背诵，能讲解，能用来教育士兵，就有了最低限度的“本钱”。平时战时都可以应付一下了。至于后期所招收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则要求学习较多的书本知识。冯玉祥用以上办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基本上满足了部队的需要，把干部素质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上，从而使国民军部队纪律较好战斗力较强，得到人民的称赞，舆论的嘉许，可以称得起是“节制之师”。与同时期其它部队相比，是有较明显优点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原国民军部队(冯玉祥旧部)，如吉鸿昌、孙连仲、张自忠、高树勋等部，作战英勇，战绩显著。而在解放战争中，又是原国民军部队纷纷在战场上起义，或向解放军投诚。这些表现，都是和冯玉祥将军长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分不开的。但是，冯玉祥培养干部，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首先是政治教育欠缺。他虽然早就提出爱国、救国等项口号，但对于如何救国和如何建国，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其次是轻视法规制度。在他所办的教育机关里，既不进行法制教育，也没有明确的法规制度。因此，一切问题，全按主管官员的意旨和感情来解决，实际上相当于“家长制”。第三是管理过于严苛。在国民军的教育机关里，生活既极度紧张，管理又过于严苛。打骂学兵情况，始终未能消除，可以说毫无民主气氛。第四是生活过于艰苦。因为国民军部队扩张过速，把财力都用在扩军备战上，从而教育机关中不仅经费不足，薪饷很低，而且伙食粗劣，被服短缺。因为有以上一些缺点，所以冯玉祥训练出来的干部，一般都政治知识缺乏，大是大非不辨，法制观念薄弱。有些人甚或阳奉阴违，言行不一，胡作非为等项恶习。这在范围较小，冯玉祥亲自监督之下，尚可保持良好的风气，到了范围逐渐扩大，驻地逐渐分散，他监督不过来的时候，有些高级军官就经不住社会恶习的熏染，以及高官厚绿的引诱，终于在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失败之后，各部队都离冯投蒋，致使国民军这个声名显赫的团体，土崩瓦解，一蹶不振。这篇稿件，是根据在开封、郑州的原在国民军学习工作过的部分人士，于“文革”前举行的几次座谈会上，所谈的一些情况整理出来的。当时曾写出了一个草稿，取名“西北军的干部教育”。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之下，在行文中对冯玉祥将军间有用词不当之处，现在党中央对冯将军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笔者谨遵照“存真求实”精神，将原草稿重新加以整理，草成此文。其中可能仍有错误或失当之处，敬清在原国民军工作过的同志们予以指正为幸。对于冯玉祥将军所领导的这个军事集团，有人称为西北军，有人称为国民军，笔者认为以称国民军比较适当。因为冯玉祥将军从来没有自称为西北军，而且在西北地区的时间并不太长。冯将军自参加滦州起义以来，即以从事国民革为职志。“首都革命”以后，即正式打出了国民军的旗帜。无论在华北、在西北、在中原，都用的是国民军旗号，所以本文采用了国民军这个名称。一九八六年九月改写稿冯玉祥将军军歌一首爱 百 姓 歌军人必须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 衣民脂， 尔尽知民间困苦，?重勤俭， 重品行， 不可忘保护人民。孔凡洛一九八三年三月作者：宋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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