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斌：反思中国经济史
&　　时间：日
　　地点：北京万圣书店
　　访谈、整理：方住⒌苏茉丁⑼醴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马德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及东亚经济史研究，同时也是清华大学量化历史讲习班的重要参与者。本文是今年量化历史讲习班结束后《东方历史评论》对马德斌老师的访谈，他在访谈中介绍了使用量化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马老师，首先想请您谈谈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从彭慕兰的《大分流》出版以来的十几年间，您认为经济史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术进展有哪些？
　　马德斌（以下简称&马&）：这个问题我有几个方面的认识，当然这些是我个人的总结。第一，许多新的研究对加州学派所谓数量上的证据提出疑问。他们号称中国江南地区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欧洲发达地区英国、荷兰的水平。但加州学派的所用证据是非常零散的，有些资料只是地方性的描述。就像我关于工资的研究，及我现在接触到的其他证据都无法支持生活水平很高的结论。最近李伯重老师也在做江南GDP的研究，并用购买力平均的国际换算来做国际生活水平比较，其结果也模棱两可，争议也不小。但无论如何，加州学派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和新的讨论，这是个好事。像罗斯基（Thomas Rawski）说的，我研究中国经济十几年都没人理我们，可现在跑出一个叫彭慕兰的人写了一本书，结果那些研究欧洲经济史的都对中国史感兴趣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州学派很有贡献。
　　第二，彭慕兰关于资源禀赋的提法也很有争议。他认为十八世纪中国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生活水平与英国、荷兰差不多，且手工业发达，但和英国不一样的是没有煤炭资源，比如牛津大学的Robert Allen在很多地方都是支持他的。英国确实很特殊，它的煤炭很多，但是欧洲有煤矿的地方也很多，比如比利时，而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比较贫穷的中北部地区，比如纽卡斯尔。但Robert Allen认为总体来说英国工资较高，他基本的观点就是英国的高工资推动机械化，从而推动工业革命；而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不会导致工业革命。我对这一提法也有挑战，如中国工业化发达的地区是没有煤资源的上海。最早英国人在上海办厂，煤炭是英国运来的，后来进口日本煤炭，再后来开发开滦煤矿使用国产煤。所以煤炭这种因素也是内生的，而工业集中在上海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大量的外国投资、银行都集中在那里。当然，我的这个说法，也许不能否定最初阶段需要煤，只是到现代动力运输兴起后，煤资源的地理因素不再起最关键的作用。
　　彭慕兰的文章是假定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上并没有问题，他花很大篇幅讲中国劳动力比较自由，土地一直可以买卖，有比较清楚的要素市场，商人也较活跃。他说我们经常从现代的角度，也就是十九、二十世纪西方经济史的标准去判断中国传统制度，而实际上，近代（或十八世纪前）的西方的市场也有很多限制与垄断，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我常开玩笑说，中国的买卖是非常自由的，纯奴隶制在中国很早就消失了，中国人甚至可以签卖身契把自己卖掉。但加州学派这些观点有一个非常强的暗示，即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没有根本问题，而是后来的战乱和集体化政策扭曲了传统体制，而中国后来经济改革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回到了传统的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认为，它把工业革命的起源简单化了，事实上，工业革命背后有包括制度在内多种原因，而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三点。
　　我们知道，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是一场政治变革，即1688年的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带来的两大结果就是英国的金融和财政革命，这是工业革命一百年之前的事情，因此在西方诺斯等学者把光荣革命作为重要的起点。光荣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不是产权，而是政治权力的重组，即限定了皇帝恣意使用的权力，赋予国会更大权力，由此形成了君主立宪制和政府的内阁制度。对我们比较了解的英国圈地运动和道路及运河的扩建，甚至后来英国的海洋称霸及殖民，都起了重大的影响，改革的核心是使得国家能力大大增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建立政府的文官队伍和垂直的专卖税(excise tax)的税收体系，征税能力增强。一个中立于政治党派的文官制度和清廉的税收体系建立，导致英国财政税收的大大增加，并通过建立英格兰银行发行公债。由于公债有坚实的财政税收做抵押，英国国债的信誉度很高，利息很低，所以它的举债成本低，由此带动了英国的资本市场和伦敦的国际金融地位，随着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整个政府能力大大增强，而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即恰恰是一个被制约和限制的政治权力成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英国和当时的很多欧洲大陆的政体也不同，很多政权既是专制的，但权力和税权又是分割的，而清朝中国也有相似之处，真正到中央的税收很少，而大量的税收被中饱，税收体制非常分散，由此产生了提供公共产品等一系列问题。国家能力在现在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很多非洲国家虽然仍是专制国家，但真正的国家能力很弱，或根本没有现代国家，只有酋长和部落，酋长之间相互斗争。所以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煤的问题。
　　这是研究的三个大方向：一是生活水准的衡量数据是否可靠；二是对资源要素禀赋的解释；三是对国家能力的解释。
　　东：如果我们做一个粗略的横向比较，您怎么看中国和西方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各自的地位？您觉得市场成熟度，包括交易规则、契约精神、争议解决等内容具有可比性吗？如果有，中国和西方分别的情况是怎样的？
　　马：我们知道，中国商人非常多，小商人也可以做生意。但形成一个公正的市场制度在西方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西方，每个商人都不喜欢竞争，都在寻租。西方的行会，和中国一样寻求垄断，而他们在本质上和十三行、盐商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商人阶层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基本上都要通过卖官或者寻找某种形式的保护来依附于某种政治势力。欧洲的商人，特别是自治城市里的商人，通过加入行会联合形成很强的政治权力，市政府是各个行会的代表，可以轮流从行会中挑选代表，共同治理城市，同时欧洲自治城市是独立的，是最高的权力的中心，这就所谓的corporation。我们把corporation这个词翻译成公司，但它是一个西方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成为西方代议制的雏型，由于这种组织，欧洲商人在制定法规、保护自己利益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组织也有封闭性，但是其加入标准有客观性，交税到一定程度就可加入，而不是通过血缘等固定标准筛选。虽然真正有投票权的人只占人口中很少一部分，他们是所谓的有产者，对于他们而言，保护产权实际上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并不意味着保护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产权，而是保护所有的、基本的、普遍的有产者的产权，只有这样其他人才能通过财富的积累加入这个团体，这种组织形式后来扩展成更有普遍代表性的代议制，这在政治上影响非常大。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在上海公共租界操作的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是最好的例子，它的组织非常封闭，成员大部分是达到一定收入的洋地产商，而中国人被排除在外，但是它内部的操作体系非常透明，而且讲究法律。中国的商人没有可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直接得到政治权力的途径，导致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某种政治权力。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就是因为商人没有独立产权，最初难以积累资本；十三行则利用政府给予的特权赚钱，但政府财政一旦有问题，它们的财产也危险了，所以十三行的地位非常低，同样盐商、票号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积累起财富后都选择藏好，不敢露富，但那些通过国家垄断赚得的财富就在政府眼皮底下，所以不得不经常报孝或捐纳。这也涉及传统中国为什么难以形成公债市场，西方政府遇到财政问题也会向商人征钱，但在英国荷兰形成了公债市场，而中国基本就处在一个小圈子里，这是中国政府跟商人之间关系导致的结果。
　　东：您在讲习班中也提到过政府财政问题，我想请您谈谈从十八世纪早期到1912年民国成立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
　　马：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在清朝，特别是在十八世纪，每年中央财政基本上固定在3000万-4000万两，康熙还说过很有名的&永不加赋&，这隐含了非常保守的财政政策。我个人认为，这一财政政策和利用大一统防范内忧外患有关，只有大一统存在，才能有低税政策，老百姓没有被搜刮，从而感到很满意，国家才稳定；另外中国没有建立很好的官僚体系，表面上科举制度建立了非常客观的官僚体系，但是各地地方官没有正式行政人员，同时为了防止官员与地方势力勾结，保证政治和军事的稳定，他们往往在各地轮流任职，这一整套政策都是为王权稳定而设计的。在这套制度的基础上加税绝对没有效率，因为结果都是老百姓被层层欺压。所以皇帝固定税收，而下等官员也就不能乱征税，结果导致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非常差，政府应急能力非常弱，应急主要靠银库，一旦发生战争遇到财政问题，就不得不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比如搜刮民宅或者要求商人捐纳。这些政策对整个传统经济、产权有着巨大影响，在平安时期，产权有一定得到保障，但一旦有问题，皇帝一声令下就没有了。而西方的公债要形成一个有秩序的市场，特别是公债在二级市场出售时，对政府信誉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十八世纪英国的公债信誉很好，利息很低，整个运作成本非常低。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厘金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产物，为地方财政提供给了很大的支持，对洋务企业的开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厘金通过原来的财政体系征收，没有建立相应的财政制度。与当时的洋海关（Maritime Custom）形成一个对比，有人常常误解海关是外国的，而实际上属于清朝政府，但得到了很大的自主权，它是一个中立的官僚体系，征的税跟厘金差不多，征收进出口货物的税，并建立了一套垂直整合的体系，有非常清楚的税收资料与数据。海关高层是洋人，但每个部门大部分雇员，到后来中层、高层都是华人。所以说海关和厘金的差别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厘金的贪污、中饱问题非常严重，提高了商业成本；海关由外国商人主导，只有几个普通的税种，非常清楚，所以很多中国商人利用子口半税，佯装产品出口以逃避层层盘剥的厘金，这对后来的商人行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实际上是经济史最好的研究题目。
　　东：所以说出口转内销十九世纪就发生了，只是动机稍微不一样，是吧。
　　马：改革开放之后的现象，当时都存在，比如把自己的货物报成进出口，免遭国内权力的干涉；买地用外国人名字登记；中国人的船挂洋旗&&这些现象都非常普遍，这牵扯到西方殖民主义。实际上，西方强调治外法权关系到产权问题，他把自己的法律制度带进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像汇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才能存在，否则面对任意的税收、官僚的敲诈，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和改革开放早期给与外国投资银行法律保护，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以前的治外法权的问题不在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只保护了一部分外人的经济利益。
　　东：我们刚讲到国家能力，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看法，更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经济发展的要素。从历史上看，您觉得&国家之下&的这些因素影响有多大？
| 责任编辑：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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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书封
　　书名：中国经济史
　　作者：钱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讲述者：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台北，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等。
　　记录整理者：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教育文凭、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历任中学及大专文史科教师，讲述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史记导读、明清古文研究及中国佛教史等科目。著有《桐城派文学史》《桐城派文学艺术欣赏》《中国古典诗文论集》《王安石诗研究》《孟子思想及其文学研究》及《中国、日本近代史要略》等。
　　内容简介：
　　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本书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书摘正文：
　　向来学历史之人，比较不重视社会与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亦不过 200 年而已。
　　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西方人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 再由社会形态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分期 则称政治跟随社会，社会跟随经济。于是说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仍是工商业社会。这可说只是部分对， 但东方历史决不能如此讲。
　　西方讲历史的分期相当紊乱。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来讲。中国讲 历史有系统，可按朝代来讲，与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类历史演进并不能 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演进有无共同轨道大值商榷。中国人的历史演进 显然与欧美各国的历史演进不同。对各民族历史演进，当用归纳法讲，再来 察看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日世界之问题，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来解决，因此西方人已渐注 意到东方的历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国的历史不完全，唯有中国的历史可 用来研究人类历史如何演进，此所以欧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问题。
　　从前西方人认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为不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因 此视中国为半开化的。但今日西方业已改变此种错误观点。未来欲对世界学 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觉醒，各国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 他人的。
　　讲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得用历史，用科学的归纳法。 最古的中国社会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应称为氏族社会，氏族社会的经济以农业开始，世界文化的开始莫不如此。
　　历史可分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属专史，如欲学习中国经济 史，最好先能了解经济与历史之知识。
　　历史注重以史学之观点方法，作材料之鉴别考订。如研究井田制，先 应鉴别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学解释，并加以评 判。井田制如何产生；影响如何；何以不能继续于今日；井田制在当时之时 代意义为何，此即是史学。
　　经济史须具备两条件： 一、鉴别的方法； 二、解释其意义及评判其价值。
　　学历史前应先了解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是根据历史材料。中国 经济史长达 2000 年，历史演进之记载极详，西洋史则仅数百年而已。
(责任编辑：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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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是能在网上搜索下载的。
提问者采纳
。。。。楼上说的资本论是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不是经济史类型的！说到中国经济史，当然最推荐的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可以买2011年的修订版，无论是作者还是内容都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作者是英国的麦迪森，就是那个全球著名的madison数据库的创始人。对经济领域非常精通，对各国的经济史研究的精深程度应该是无人能敌了；他专业从事历史数据的整理研究，所以出自于他笔下的书籍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以上推荐的这本是比较专业的中国经济史 另外再推荐一个系列的书籍《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系列的书籍都是比较调侃的口气来写中国历史事件的，出自于：袁腾飞，不过个人认为如果是用于学术领域的话，还是看上面那本吧！此外，如果对经济史感兴趣，还是应该多看看世界方面的经济史，比如《剑桥欧洲史》类型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希望能够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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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可以推荐几本详细讲欧洲经济史的书啊？以及社会发展史。非常感谢 ...其实 你去买一本世界古代史 大概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在内了另外 马克思的 资本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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