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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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与五四运动
作者：吴道麟
刘胜茂&&&&发布日期：日
　　日，是五四运动90周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结束。日至6月2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次所谓“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作为战胜国，派出代表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了三条正义要求：一是取消列强在华特权（主要有放弃势力范围、撤出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政电报、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等）；二是废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是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　　“和会”在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拒绝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和会”，不但没能收回任何权利，反而受了一次莫大的凌辱。对这个侵犯中国主权的所谓“和平条约”，北洋军阀政府准备承认。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怒火，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2月5日，山东旅京人士为力争收回青岛，组织外交后援会。山东议会致电巴黎和会代表：“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待。”告诫中国代表，一定要坚持爱国主义民族立场，维护国家的神圣职权，不要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　　4月20日，济南举行空前规模的国民请愿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青岛、山东和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山东主权的罪行。大会明确提出了“外争青岛，内惩国贼”、“废除非法的卖国条约”等口号，成为全国五四运动的先声，对全国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表现了山东人民反帝爱国精神，唤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青岛、山东问题的关注，对五四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山东籍的议员谢鸿涛、沙明远，于日，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提出了《查办卖国大吏案》，揭露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当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本公使，当时任印铸局局长）、章宗祥（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签字者，向日本借款的经手人，当时任驻日公使）出卖山东主权的罪行，对北洋政府包庇卖国贼的行径提出了严重警告。　　5月4日，北京1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学生们高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收回青岛”、“拒绝和约签字”等爱国口号，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大会通过宣言后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走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时，帝国主义各国和北洋军阀政府竟派军警阻拦，惹起群众激愤。游行队伍转而直奔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爱国青年不顾军警威胁，冲进了曹宅，曹汝霖闻讯躲藏，他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防火烧了赵家楼。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0多人，第二天，北京全市学生罢课，表示强烈抗议，并通电全国。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响应。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军阀、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军阀政府。　　5月4日，北洋政府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张公制和王鸿一，当即会同山东外交协进会代表赴北京，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废除非法的卖国条约，指责内阁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为支持北京爱国学生，挽回山东主权奔走呼号。　　旅京的山东同胞，5月11日在彰义门外开会，聚众数万人，并推举代表前往北洋政府国务院，要求山东交涉万勿签字，“日本夺我青岛，即是夺我3000万父老兄弟生命”，表示为收回青岛、山东主权“誓以生命为后盾”。　　北京学生点燃起的爱国火焰，迅速燃遍全国各大中城市。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在日本、法国等国的留学生以及南洋华侨学生都展开了爱国运动。数十万青年学生英勇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这是五四爱国运动初期的一个特点。但是，单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6月3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斗争。从此，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全国各阶层联合起来，进行声势浩大的斗争，使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又逮捕了学生近千人，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起来支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从6月5日到10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六七万人，使上海工业生产陷入瘫痪，商业大都市停闭，对外的水陆交通断绝，给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他们惊呼：这是“第一次动摇上海工业机构的罢工，显然是政治性的”。上海工人的罢工，推动了全国各地工人的斗争，唐山、长辛店、九江、长沙、武汉、天津、济南、青岛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工人斗争不断地扩大，给反动政府以极大威胁。正如6月10日，天津总商会在致北洋政府的急电中说：“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灾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在工人参加斗争所显示的强大威力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许多城市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工商业者罢市的联合斗争。这样五四爱国运动就发展成为有广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群众运动。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青年学生转变为无产阶级。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在广大群众中，特别是无产阶级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终于在6月10日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为拒绝和约，6月18日，山东省议会召开了七个团体的代表会议，一致决定派出“山东各界请愿团”85人，于次日赴北京请愿。6月28日，山东各界又公推70余人，组成了第二组请愿团赴京。　　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日期。这一天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学生，包围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寓所。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拒绝在和平条约上签字，从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霸占青岛的阴谋。至此，全国人民拒绝和约的斗争取得胜利。　　拒签巴黎和约，是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卖国集团进行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山东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反日斗争日益高涨。青岛工人也受到巨大鼓舞，与日本殖民者开展了英勇斗争。1921年3月中下旬，青岛大港、小港等处的火车、轮船的装卸工人1000多人，不堪日人虐待，举行了大罢工，一时间水陆交通停顿，使日本殖民者受到沉重打击。这一年，青岛进口日货大减。日本生产的纱布、火柴，也受到青岛人民的抵制。在中国人民举国一致的抗争下，日本被迫放弃永久霸占青岛及山东的野心，同意以谈判方式解决青岛和山东问题。　　五四运动是一个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政治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革命阵营。十月革命涌现出的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数十万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充当了爱国运动的先锋。觉悟了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成为争取这次斗争的决定力量。所有这一切，表明五四运动较之辛亥革命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彻底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因此，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同时，五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详细信息
“九三”与“五四”的不解之缘
&&&&& 又是一年的“五四”纪念日，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回到当年民主与科学旗帜高高飘扬的北大，也是五四运动源发地的北大，纪念五四运动，缅怀先贤，承继“五四”精神。事实上，自九三学社成立以来，每年的“五四”纪念日，“九三”人都会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五四”。九三学社与“五四”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召开，这一天也正是“五四”纪念日。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期刊――《民主与科学》也是以五四运动中的口号命名的。坐落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的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长9.3尺，高5.4尺，分别寓示着“九三学社”、“五四精神”。
&&&&& 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成为了后来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九三学社承继了“五四”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在中共党史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事实上，五四运动同样也为九三学社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础。
曾经的“五四”先锋 后来的“九三”先驱
&&&&& 在国事飘摇的旧中国，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些青年人，他们走在队伍的前列，站在了时代潮流的浪尖上。许德珩，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界宣言》的起草人，后来九三学社的首位主席，是这次伟大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之一。早在此次运动之前，许德珩就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讨袁斗争。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许德珩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书本，他满腔热血，心忧天下，参加反帝斗争，组织参与学生活动。1918年，许德珩参加了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总统府请愿，此后，其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组织者之一奔赴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联络各地学生组织，会见了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回北京后，许德珩联络其他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国民》杂志社，以实现爱国、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许德珩还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工人夜校、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他们教工人、农民识字，宣传革命思想，这些为一年后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经历这些活动，许德珩成长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 巴黎和会上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本该在教室里安心读书的青年学生再也坐不住了。日，北京部分高校在北大集会，商议救国方案。许德珩等在会上讲话，慷慨激昂，会后，他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宣言》，言词悲壮，催人奋发。5月4日，许德珩参加了集会游行，当日，被捕。北洋政府警察对许德珩与另外一名被捕者――易克巍特别仇视，并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煽动”。在警察厅的牢房里，许德珩作诗一首表达勇于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 被释后，许德珩立即投身学生运动中。作为学联会北大代表之一，许德珩等又继续参与组织领导了5月19日的罢课。斗争之后，许德珩等从被军警包围的会场跳墙逃出，化装出京，受会议委托，南下串联，鼓动斗争。在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学生郭钦光的会上，许德珩意气昂扬，要求收回密约，惩办国贼，并表达继续革命的志向。发言被当时的媒体认为 “言词沉痛，闻者为之泣下”。会后，许德珩参加了上海学生在租界的游行。６月16日，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编。会上，许德珩慷慨陈词：“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正人心、敦风俗、改造社会”。从上海回来后，许德珩又迅速投入到学联的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拒签和约运动。
&&&&& 潘菽，“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当时就读于被后人誉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身处新旧两种文化激烈交锋的时代，接受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洗礼。正如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所说的：“五四运动前后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彻底破除了封建主义教育给我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树立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日，身为北大二年级学生的潘菽激愤于青岛问题中的国外强权、国内无能，手执“还我青岛”的小旗参加了五四运动大游行，并火烧前赵家楼胡同2号曹汝霖私宅11间，成为32名被捕者之一。出狱后，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潘菽负笈海外，修学异乡。
&&&&& 杨振声，“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长春九三学社的筹办者之一，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就深受新文化健将们的深刻影响，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去了。多年以后，杨振声回忆“五四”时这样写道：“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杨振声就是这些“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的那个时代新青年中的杰出代表。他用一只秃笔鞭挞吃人的旧社会，他用一篇篇小说呼唤时代的新精神。从1918年秋天起，他参加了北大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后来成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新潮社是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指导与帮助下成立的第一个北大学生社团，它虽蜗居于北大图书馆的一室，却心怀天下，如它的名字一样，自一诞生起，它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杨振声从1919年3月开始，在《新潮》上陆续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他向固守旧文化的老师发出掷地有声的革命宣言：“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
&&&&& 文坛只不过是他的第二战场，文学也只是他“改革社会的器械”，当与具体的敌人针锋相对时，杨振声毅然站在队伍的前列。在由山东问题直接引发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山东人的杨振声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集会游行示威。运动中，向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归还《五七周刊》，被军警逮捕。出狱后，他写的家信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信中，他常叮嘱子女要好好念书，长大好为国家效力，给国家争气。瘦腰晒后瘦身霜
&&&&& 初大告，“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九三学社筹建人之一，著名英文教授，闻知巴黎和会上列强公然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义愤填膺，随着队伍，冲向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他被誉为高师（北平高等师范）被捕的“八君子”之一。 初大告的原名其实为初铭音，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被捕后，为了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当时的高师校长陈宝泉才为其更改姓名。
&&&&& 这四位当年五四运动中的狱友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继承发扬着“五四”爱国、民主与科学精神，并发起组织成立了以爱国、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九三学社。
&&&&& 五四运动与九三学社一脉相连，难解难分。从人员组成上看，除了上述四位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人外，九三学社早期的许多社员在年轻时曾以其它的方式参加到了五四运动中。后来成为著名古生物学家的杨钟健在当时还是北大学生时参加了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并担任过该团的总务干事，经常到市内以及周边的农村、工厂、铁路宣传演讲，唤醒民众。后经邓中夏的介绍，他又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进步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积极投入到了参加天安门的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队伍中去了。当年就读于北大的俞平伯对新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第一篇新诗就发表在《新青年》上。他与杨振声等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潮社，共同负责《新潮》杂志的编辑出版，致力于将《新潮》建设成新文学、新思想的阵地。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上二年级的周培源也在上海参加了罢课游行。黄国璋、黎锦熙、张雪岩也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爱国、民主、科学：“九三”与“五四”的精神纽带
&&&&& 多年来，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精神影响鼓舞着一代代的人。九三学社就是那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聚集在爱国、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所成立的一个政党。在侵略者猖狂，国民党独裁，民众科学精神匮乏的旧中国，九三学社在筹办初期就举起了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竭力发出自己时代的呼声。1944年底，重庆的一批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就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日，为纪念全国民主力量击败日本法西斯，“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不以民主、科学命名，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却深入到九三学社的骨髓中。日，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本社同仁，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
&&&&& 九三学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宣言。九三学社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承认其召开的伪国大和制定的伪宪法，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九三学社光荣参加了新政协。
&&&&& 解放初期九三学社社员中从事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研究的占50%，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杰出科学家，他们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九三学社继承“五四”精神所倡导的“科学”并不是以学科来定义的，它指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小到个人行为的选择，或者具体到一个物理学数据的测量，或者抽象到思维的方式。正是凭着这些科学精神的支撑，即使是在十年动乱年代，广大社员仍然在逆境中坚持着科学研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潘菽仍然坚信“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崇尚科学精神的九三学社不会被纷繁芜杂的现象蒙蔽双眼，人云亦云。上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人才云集的九三学社在对三峡工程的上马是持保留态度的。九三学社中央邀请从事水利、电力、地址、生态、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社员对三峡问题进行长期调研，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仔细研究，多方论证，提出不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但是建议缓上，主张缓建，先支后干。同时九三学社还认为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的三峡工程论证会，应该转轨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来。2001年，三峡工程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三峡工程防洪组专家组将实际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整理成文――《三峡工程已发现的问题需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其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正是九三学社早些时候就已提出过的问题。正是秉承民主与科学精神，九三学社在三峡工程上马以及其它许多问题上，才会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只唯真，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正是对爱国、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追求，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荟集到九三学社中来的。“五四”精神就像一面大旗，引领一代代的“九三”人沿着先辈们的足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贡献着力量。这面大旗将在一代代的“九三”人中不断传承下去。
&&&&&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在致九三学社九大的贺词中说到：“九三学社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走过了60多年的光荣历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处在什么历史时期，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莫测，九三学社始终秉承“五四”精神，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途中踏响铿锵有力的足音。（张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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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赋予各个时代不同的主题。如五四运动时期的主题是民主、科学..
历史赋予各个时代不同的主题。如五四运动时期的主题是民主、科学，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主题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主题是
A．爱国、救亡 B．民主、和平 C．自强、求富D．和平、发展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同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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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历史赋予各个时代不同的主题。如五四运动时期的主题是民主、科学..”主要考查你对&&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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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日，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称“双十协定”．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及和平民主的途径和形式．但国民党不承认中共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双十协定”体现了重庆谈判的主要成果，虽然在关键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也使得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比较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 ：①从形式上看，都是国民党主动提出和谈，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重庆谈判是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为其军事部署准备时间，另外给中国人民造成和平民主的假象，将战争的罪责嫁祸于共产党；北平谈判是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民党主动求和的，目的是为了延缓时间，通过缓兵之计达到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的目的。 ②从结果来看，中共都通过和谈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重庆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共获得了制止战争的主动权；北平谈判使国民党的缓兵之计破产，人民解放军迅速发起了渡江战役，推翻了南京国民党政权。两次和谈都存在结束内战、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但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致使这种希望完全破灭。 重庆谈判1、背景：（1）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是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2）二是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3）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2、手法：蒋介石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方针，于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3、目的：（蒋）为内战准备时间，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毛）尽全力争取和平，揭露蒋反动派的假和平的阴谋。4、成果：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规定，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但是对于人民君度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问题，虽然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仍未达成协议。5、意义：（1）中国共产党通过这场斗争，在人民面前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2）国民党被迫成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它要在发动内战，就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地位。重庆谈判：
发现相似题
与“历史赋予各个时代不同的主题。如五四运动时期的主题是民主、科学..”考查相似的试题有：
7314414263681487143725200658137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纪念
作者: 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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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间，为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热烈的纪念。但它对五四的态度又充满矛盾：它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注意到 ...
【摘要】年间，为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热烈的纪念。但它对五四的态度又充满矛盾：它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注意到其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五四“缺点”的被发掘，成为南京政府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后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 五四运动&& 纪念& 三民主义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由多种力量推动的复杂的运动[1]。其复杂性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和价值资源，五四的意义也随着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不断被“发现”并层累叠加。一部五四运动诠释史，实际上主要是不同的认识主体在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从现实出发与历史的对话，他们在认同或批判过去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各自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对五四的纪念和意义阐释，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年间，为稳固政权，配合意识形态重建和宣传，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了隆重而热烈的纪念。目前学术界对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评说和纪念已有不少研究，但多侧重于早期的国民党人，尤其集中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上，[2]对国民党执掌中央政权后的五四纪念和五四话语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但很不充分，且仅注意到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1940年代国民党官方对五四纪念的禁忌[3]，却很少注意到国民党在执政初期对五四纪念是极为重视的，同时，它对五四的评价既有肯定，更有猛烈的指责和批评。有鉴于此，本文就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初的五四纪念活动及其所建构的五四话语的主要内容作一具体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国民党官方组织的五四纪念自1931年后由盛转衰的原因。&一、五四纪念盛况和对五四意义的阐释&国民党并非五四运动的发起者[4]，不过，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展示了巨大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力量，使国民党主要领导人深受鼓舞，开始参与五四事件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国民革命寄予厚望，开展五四纪念活动成为动员学生参加革命的重要举措之一，所以当时的五四纪念多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如1924年，上海举行的五四纪念会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30余校参加。[5]1925年，中华民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会又在上海复旦中学部举行五四纪念会，到会者有各校学生1000余人[6]；在广州，广东大学学生会也召开了五四纪念大会[7]。1926年，上海学联举行五四纪念会，到会代表有100多人。另外，位于上海的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学院等校也都召开了纪念会。[8]这些纪念大会一般都邀请有国民党要员，廖仲恺、伍朝枢、汪精卫、叶楚伧、胡汉民、杨杏佛等都曾受邀参加并进行演讲。对于五四的意义，国民党人根据当时革命需要和现实语境侧重于把五四运动理解为一次反帝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如1925年上海《民国日报》刊文指出：“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9] 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所刊纪念文章也认为：“五月四日——真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反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节；并且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10]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国民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与共产党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与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国民革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此时期，很多五四纪念活动是由国共两党人士共同举办、共同参加的。如1924年全国学联在上海举行五四纪念会，国民党党员胡汉民以及兼有国共双重身份的邵力子、瞿秋白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11]1925年，恽代英与邵力子、杨杏佛等一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中学部举行的五四纪念会。[12]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其政治权力并不稳固，在意识形态领域，它至少要应对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对抗；二是国民党内以三民主义正统自居的各派系为争夺权力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三是来自民间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批判。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制订和推行一系列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并不断强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企图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来整合社会秩序，支撑其“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在此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意识地把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与意识形态的重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对纪念五四的重视程度与1927年之前相比大大增强，不仅每年都要颁布五四纪念“宣传大纲”、“宣传要点”或者“告青年书”等，还要在5月4日前后组织各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从而建构起自己的五四话语系统，并借以论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树立政治权威。从1927年至1930年，每年5月4日到来之前，国民党官方都要发布关于五四纪念的指示性文件。据笔者对《中央日报》、《中央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4份报刊的不完全统计，这4年中，仅国民党中央、江苏省党部、南京和上海两个特别市刊发的关于纪念五四的指示性文件就有10多种。见下表：文件名称发布单位年份刊登报刊刊登日期《东前政治部告全国革命民众》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为五四纪念告民众书》淞沪警厅政治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东前特别党部告学生书》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别党部1927《民国日报》5月4日《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8《中央日报》《民国日报》5月3日5月3日《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5月3日5月3日5月4日《为“五四”纪念告上海青年》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民训委会1928《中央日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5月4日5月4日《为五四纪念告全国学生书》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训练部1928《中央日报》《民国日报》5月4日5月4日《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29《中央周报》《中央日报》4月29日4月21日《京市党部宣传部为五四运动纪念告青年》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29《中央日报》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中宣部告全国青年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中央日报》《申报》5月1日5月1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中央周报》4月21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30《中央日报》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和努力》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30《申报》5月4日《市教育局告全市学生书》上海特别市教育局1930《申报》5月4日《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江苏省党部1930《民国日报》5月4日&除了表中所列以官方名义发布的指示文件，还有许多以非官方名义发布、但明显得到官方“指导”的五四纪念指导性文件，如1928年，上海特别市学生联合会在4月25日开会讨论了“各校听课一天”等五四纪念办法，并于5月4日发布了《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13]。另外，纪念大会都要请一些政府要员进行演讲，如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的戴季陶和曾任副部长的何应钦，曾任宣传部部长的叶楚伧和曾任副部长的刘芦隐等，都曾被邀请作过纪念五四的专题演讲。他们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官方发言，实际上也可视为指示性的演讲。以上这些指示性文件，内容一般都要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阐述五四运动的意义，并对纪念方法、纪念主题、标语口号等作出具体规定。根据这些规定，1927年至1930年每年五四运动周年之际，以南京、上海为中心，在南京政权掌控的各地区都要举行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不到半个月，就面临着5月份各种节日纪念的问题。在南京，由“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东路及北路军政治部、公安局、劳工总会、商民协会等”共同发起“五一”、“五四”、“五五”、“五九”纪念筹备会，负责纪念活动的组织和经费筹集。[14]在上海，早在4月25日就成立了“五月革命运动纪念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东路军政治部、海军政治部、警厅政治部、市党部、学联会等11个团体组成，并由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淞沪警察厅负责各纪念活动的安全防卫。[15]南京、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就分别由两地的五月纪念筹备会具体负责。5月4日，南京市农工商兵学各界全体休业1天以参加五四纪念大会。下午1点，纪念大会在省立公共体育场举行，到会有7、8万人，蒋介石、胡汉民等均到会进行了演讲，会后“呼口号，整队出场，举行大规模之游行”。[16]当天下午2点，上海工商学各团体也在该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为方便学生参加纪念大会，防止学生通过租界时遇到阻碍，当局特派一列火车从北站运送学生到南站，[17]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则派飞机一架分发5万张标语以及关于五四纪念感言告民众书等[18]。据报道，这次纪念活动的参与者达20余万人[19]。如果没有国民政府的支持，这样的纪念方式和规模是不可能实现的。日，由于正值北伐关键时期，“前方军事正值重要，恐有反动份子在后方阴谋破坏秩序”[20]，各地纪念活动的规模比前一年大大减小，但纪念活动数量仍然不少。上海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政机关、各民众团体在西门少年宣讲团内举行了纪念典礼，参加者有来自100多个单位的代表300多人。当天，上海所有学校均停课1天；上海学联也在上海总商会处召开纪念大会，有各校学生会及各界代表1000多人参加。另外，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公学、中华职业学校等也纷纷举行了五四纪念大会。[21]在南京，党政军各机关、各团体、各公私立大中专学校代表1000多人在中央大学体育馆举行了五四纪念集会[22]。当日，其它一些省份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如江西南昌举行了有各校、各团体代表参加的8000多人的纪念大会。[23]徐州也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纪念大会。[24]&&& 1929年是五四运动10周年，南京官方组织了多个五四纪念大会。5月4日上午，胡汉民召集全体职员，举行五四纪念会，参加者约500余人。同时，南京各学校五四纪念讲演会在中央大学体育馆召开，戴季陶、罗家伦、桂崇基等国民党政要和教育界名流也参加并发表了演说。下午，市党部召集各界代表在第一公园举行五四纪念大会，到会者有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级党部代表100多人。5日上午，国民政府文官参军两处全体职员，又于该府大礼堂召开了五四纪念会。[25]5月4日，根据上海特别市党部通令，各学校均停课两小时，举行演讲会。此外，大夏大学于晚上举行了纪念会，上海商业中学派学生分队在闸北区张贴市党部颁发的标语。其他如警备司令部、五师司令部、海军政训处、市政府、县属各界、沪宁和沪杭甬两铁路党部等，也都分别召开了较大规模的五四纪念大会。[26]当天，北平、济南、汉口、芜湖等地也都举行了规模不一的纪念会。[27]日，南京市党部在该部大礼堂举行了五四纪念会，到会者有各学校、各机关团体代表100多人。[28]中央大学也在该校体育馆举行了五四纪念会，有400多人参加。[29]在上海，虽然下雨，但各学校、机关、团体代表800多人，仍然在蓬莱大戏院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纪念大会。当天，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如济南、镇江等也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其中镇江的五四纪念大会在体育场举行，有5000多人参加，陈如垣、张道藩、叶楚伧等国民党要人参加并发表了演说。[30]以上五四纪念大会，从会场布置到纪念程序和仪式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教化意涵。比如1927年南京五四纪念大会的会场，“布置极为完备，场之大门有五四纪念横额一方，场内设演讲台三座，中央搭大台一座，上供总理遗像，党国两旗飘扬左右，中挂总理遗嘱”。[31]每年的五四纪念会一般都有这样一些程序和仪式：一、“宣布开会”；二、“唱党歌”；三、“主席团就位”；四、“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五、“恭读总理遗嘱”；六、“全体静默三分钟”；七、“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八、“演说”；九、“高呼口号”；十、散会。有的还设有游艺活动等项目。[32]1927年南京、上海的五四纪念大会最后一项都是游行，不过此后几年由于担心游行引起骚乱均取消了这项程序。1931年5月，《中央日报》刊发了由南京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制定的五四纪念“告青年书”[33]，并发表社论《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但该报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都未见关于南京、上海两地组织五四纪念活动的报道。到了1932年，《中央日报》、《申报》[34]均没有关于五四纪念的指示性文件或纪念活动的消息。此后直到抗战爆发，每年5月关于五四纪念的报道只能偶尔见到，且规模也大不如前。很明显，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官方已不象过去那样重视并有意识地组织对五四的纪念。由以上可知，从1927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的纪念，其积极的态度和重视的程度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而且，纪念活动的参与者除了学生，还扩大到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和各级党部以及工、商、兵等各界，其规模在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高峰。对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而言，五四纪念无疑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曾言：“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对于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在他看来，“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如果说有什么社会记忆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纪念仪式上找到它”。[35]国民党官方正是要借助于五四纪念，重新塑造“五四”这一文化符号，把五四纳入自己的“革命”历史谱系中，从而塑造自身与五四的历史关联，以服务于当下的“革命”秩序。& 首先，五四是如何被纳入国民党的“革命”历史谱系中呢？对于五四运动发生的思想动因，国民党人强调，五四运动是由国民党长期宣传三民主义所促成的：“此实因本党主义之宣传，革命之进展，使青年学生日益觉悟，有以致之”[36]，“是本党数十年来植于社会中革命思想所促成的救民救国的运动”[37]。他们认为，北平学生“因受了本党主义的濡染，当巴黎和会时，我国山东问题，因北政府之懦弱无能，交涉失败，乃于斯日示威游行，以警告北政府并电世界各国主持公道”，这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于以演成”[38]。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国民党官方把它明确界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39]。1930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指出：五四运动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力争国家主权，力谋中国民族之平等自由等方面，与民族主义“是极其吻合的”；在纠正与督责政府，表现民众的民治要求等方面，与民权主义“是极其相符的”；在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倡国货，要求振兴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与民生主义“亦是不谋而合的”。[40]由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宣传部发布的《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也指出，五四运动就是“以非常的手段直接起来求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41]1929年，蒋介石在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与共产党的“共产革命”作了明确的区分，并且宣称，中国目前“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所以，“革命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42] 受此导向，五四运动在被界定为受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国民党官方媒体都是从“反帝”、“学生爱国运动”、“民族自觉运动”等民族主义层面对五四运动的价值进行具体阐释。1927年，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指出，5月4日这一天是人民“反抗卖国政府的行动，是开学生爱国运动的新纪元”。淞沪警厅在告民众书中也强调，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促成民众与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等相奋斗的觉悟”。[43]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电令指出，“五三、五四、五九，均为国耻纪念日”[44]。1930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仍把五四运动界定为“乃是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军阀政治的胁迫，外交的丧权辱国，民生的痛苦困难，及思想进步的客观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民族自觉解放运动。”[45]五四运动的性质被圈定在民族主义的范围之内，无疑是相对于“共产革命”的阶级解放诉求的针对性表述。对于五四运动的成效，国民党也紧紧围绕着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进行宣传，指出，“近年来，民族运动的进展，国民革命的扩大，皆是‘五四’运动的赏赐”。[46]1929年，《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强调，“五四运动乃全国青年之自觉运动，……自此以后，全国人民，乃本着三民主义的精神，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一点”；五四运动前，中国的革命只限于少数人的奋斗，“自经受本党主义政策影响的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全国民众都知道，现代中国危局，除中华民族自觉，一致努力扫除革命障碍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运动以外，实无其他挽救办法，由是而举国一致，渐趋于本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的路上，共同努力。这是值得纪念的第二点。”[47]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五四特刊”认为，“‘五四’的价值，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完成，而是在层层困迫的势力上，筑下了国民革命的雏型”。[48]1930年，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宣传部发布的《告青年书》从五四运动的影响方面诠释了它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五四运动之影响到国际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族主义的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政治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权主义之实现。五四运动之影响到经济方面，足以促进本党民生主义之实现。”[49]在1919年学生示威游行中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的罗家伦，在做五四10周年演讲时，对他亲历的这场运动也作出了符合国民革命需要的解释，他说：“五四运动的结果，因酝酿而促成国民革命，当时参加运动的人，都尽是国民党员，即或不是，亦大多数同情于总理的主义，没有不愿和国民党合作的。”[50]可以看出，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中，人工嫁接了五四运动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试图利用五四来建构其国民革命的合法性历史序列，强调五四运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继辛亥革命后第二个时期的国民革命。其次，民众应如何通过继承五四精神，以完成当下的“革命”目标呢？ 借纪念五四表达对民众的现实期待，这恐怕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官方举办五四纪念活动最为关心的问题。国民党人号召：纪念五四，一定要“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受国民党的领导，三民主义的训练”[51]；“要在实地上去做功夫，才不负我们纪念‘五四’的意义”[52]。所以，每年的五四纪念都要与现实的政治、思想文化斗争联系和交织在一起，比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由于宁汉尚未合流，所以宁方五四纪念会议的口号有：“实行党化教育”；“打倒卖国贼徐谦、邓演达”；“打倒破坏国民党的共产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打倒共产党”[53]等，把纪念活动与反对国民党左派及中共结合起来。1928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制定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说：“五四运动是过去了，而奉鲁军阀却做了安福系的替身，杨宇霆张学良等，庖代了曹章陆等，天天在那里卖国，日本帝国主义也变本加厉，出兵山东，为奉鲁残余军阀撑脚。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工友，你们应该怎样继续五四的精神，帮助国民政府，扑灭奉鲁残余军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54]其内容明显服务于正在进行的北伐奉系张作霖等军阀的需要。5月3日，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次日的五四纪念大会就充满了反日气氛，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民众训练委员会发布告上海青年书，号召“进取心最勇敢的青年，对于日帝国主义者当然要有极壮烈的表示”[55]。再如，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是围绕着声讨当时各派反蒋势力的需要来开展纪念活动的，它指出，纪念五四，必须“奋起五四铲除国贼民蟊的革命精神”，现在“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的叛变，并且勾结了帝国主义者而大借外债以作军费，其祸国殃民的罪恶，比较曹章陆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反革命集团如共产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派，我们不但不能受他迷惑”，“更要奋起五四革命精神，设法肃清”。[56]可见，国民政府对五四意义的阐释，不仅建立在以三民主义信仰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同时也是建构在排斥与打击中共等异己政治势力的基础上的。五四纪念活动的主旨都是借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号召民众尤其是青年加入“国民革命”，进而为打击政敌阐述思想基础。&二、五四“缺点”的被发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五四纪念高潮，本是政治性的操弄。在其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的过程中，五四本身包含的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对统制性意识形态的反抗，构成了对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的威胁。因此，五四的这些“缺点”在五四纪念中渐渐被发掘，并遭到了激烈的抨击和批判。其一、批评学生干政。1927年前，国民党是积极号召学生起来从事“革命救国”的政党之一。在五四运动发生后3个月，国民党人主办的刊物《建设》就极力赞扬学生“直接行动”的精神：“这种运动，真是本于各人良心上之直接行动，……‘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人民做‘人’做‘平民’的第一遭，也是‘中华民国’名实相近的第一遭。”[57]基于学生行使自己的国民权力的考虑，国民党人对当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主张学生应以求学为主，求学才是救国根本之途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凡国民之所当为者，学生无不当为”。[58]如果禁止他们做爱国运动，“便无异剥夺了他们的国民资格”！[59]国民党人还批评说，教育界有一派人把学问看作是死东西，“以为学问是须在讲堂上课本上学习的”，他们哪里晓得五四学生运动“正自增长修养能力的大机会，于‘学问’大有长进”。[60]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人仍然借助于赞赏五四运动中学生参与政治的精神，鼓励学生们“做国民革命的急先锋”，“做工农群众的指导者”。[61]1924年，汪精卫批评“学生只应求学”的说法，认为“此殊不足信”，“须知曹陆章何尝非读书人，读书而不知救国，何贵之有？”[62]可见，在1927年前国民党未取得政权时，是极力主张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五四纪念中，也曾大力赞扬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称赞它“开了五千年来破天荒学生救国运动的新纪元”[63]；“谓为吾国历史上学生运动之一创端，不为过也”[64]。但学生干政，终为国民政府所不喜，其指责的重点主要是荒废学业和学生参与政治的方式。国民党人首先批评五四运动给学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他们指出，五四以后，“各地学生多以奔走钻营为荣耀，置课本图书馆于不顾，更造成了历年来种种不良的学风”，[65] “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习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趋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当之学业则不遑计及”[66]。他们告诫青年学生：“读书不忘革命，是当代学生所应有的信条”，然而，如果“徒有革命的意向而无实际的学问技能以济之，是不能成为有效力的革命者”的。[67]由此，他们指出，过去的学生运动，是参加国民革命，学业暂时荒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政府混乱已达极点，教育亦因之日益窳败，青年学生，欲求良好教育安心读书之机会，非参加本党所领导之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政府，澄清政治不为功”。但是，在北伐完成，国民党由在野而执政后，“此不能不盱衡训政时期之需要。对于学生团体移转其努力方向而改善其工作者”。[68]其次，批判由五四运动激起的“游行”、“集会”等“直接行动”的政治参与方式。国民党中央认为，欧战以来，就“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社会斗争之一事”。未成年的青年学子“身体精神之发育未完全，基本之智识经验未具备”，如果把国家社会之大事，“放任于未成年者之自由行动”，则“不特将民族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亦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也”。[69]他们告诫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呼呼口号”，这些方法“当时虽然曾收相当的效果，但这终是消极的做法，而不是积极的努力”。[70]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参与政治呢？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发布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说得很清楚：“五四运动是民众对外交事件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在军阀专政时期，真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却不能用而且也用不着了”，现在国民政府秉承由孙中山厘定的“平等待我”的外交方针与外国交涉，“决计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民众的直接行动实在用不着”，即使有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也应本着爱护政府这点初心，以忠告善道的态度”，用“监督或提醒的方式”，如果“还要玩那军阀时代的老把戏，那时共产党又可利用民众做他的猫脚爪来捣乱北伐后方了。所以民众的直接行动现在实在不能用”[71]。他们还强调，其实“帝国主义者并不害怕我们的游行、演讲、或集会，他们害怕的是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以及在政治变革上有一强有力的领导中心”[72]。因此，国民党官方号召青年学生，“正当的路”是“从马路上跑回课堂里，从政治舞台退到实验室中去”[73]，“于求学之余，应努力于轻而易举的社会事业，尤其应努力于读书运动，举办民众学校，既足以供社会的需要，亦足以供求学时之实验，全国青年，亟应在纪念五四的时候开始向此方向加倍努力！”[74]国民党反对学生干预政治，最根本的考虑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怕学生被共产党利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民党自掌握中央政权后，由于“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75]，所以试图把现实中的学生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点国民党中央说得也很明白，“帮助政府进行对外交涉，或是在政府的预定计划中做政府的后盾，或是遵照中国国民党的决议进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是革命的民众应该有的举动，不能与前项直接行动相提并论”。[76]蒋介石也曾明确说，青年们“最实际的革命的方法，是要尊重革命的秩序，修养专门的知识”。[77]所谓“尊重革命的秩序”，很明显就是指要服从和遵守国民党的现有统治秩序。其二、批评五四运动没有三民主义指引以致被中共利用。如前所述，国民党人在纪念五四时，为了让青年学习五四的“经验”，也即是只有“以三民主义为依皈”才可“保存其革命的精神”，[78]所以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他们常常把它界定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然而，当总结五四的“教训”时，为了让青年接受“教训”，从此走上“正确”的道路，他们又指责五四运动缺乏三民主义思想指导。1927年，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在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中指出：五四的结果“虽不能算十分的失败，也可说是不十分的胜利”，“考其失败原因，不外乎当时学生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来做指导”。[79]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刊布的《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也充满遗憾地指责五四运动没有三民主义作指导，反被共产党和其它政派利用，认为那时“本党的组织还没有完成，民众还没有得到统一的指挥”，“被共产党发见了这是大可利用的，每年在五四纪念中，羼身进去鼓煽，将一个整个的民众运动，分离隔裂，变成了阶级斗争”，使学生的思想、言论、行动“都失了安宁与统一的状态”，同时国家主义者、研究系等也“乱流而进，闹得学生界四分五裂，这是‘五四’以后最不幸的现象”。[80]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宣传说：“从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尤其是学生!虽然起了参加政治运动的自觉心，但是因为没有坚定的信仰，精密的组织，与严密的纪律，往往受人利用，作人工具，走到反社会反民族利益的路上而不自知”。[81]何应钦在五四纪念演讲中也说，“学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中心思想，这是五四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总理的著作虽有若干出版，但尚未普及，而且在军阀势力之下，国家主义思想是军阀所欢迎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党远在俄国，是军阀所不注意的。所以只有总理的著作才是军阀所欲极端取缔的，同时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也是军阀所惮忌的”，因此，五四运动失掉了“党的领导”和“主义的中心信仰”[82]。1930年，江苏省党部发布的《告革命青年书》说：“五四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虽然留下了不少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那时本党的组织尚未完密，当时一般青年未能建树中心的共信与正确的领导，事实上自然会受人利用，趋向不革命和反民族利益上去而不自知。尤其是共产党乘机进展，对于要求革命出路的青年，多方加以煽惑，以致抱一片爱国热忱的革命青年，遂彷徨歧途，无所适从，而减了革命的力量。”[83] 在国民党人的论述中，曾经被其讴歌的五四运动，因为没有三民主义的指引，成了实质上并无“远大的和根本的政治行动”，而只有青年们“对于民族自觉的喊声”。他们认为，在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下，五四运动本应该是“鲜明地以三民主义为标的一个革命运动”，然而“当时的青年，因缺乏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同时存着多少讳言革命的畏葸心理，而学问才具的培养又尚不充分，遂把五四运动作成一种与国民革命隔离太远的事件，结果，就使整个中国民族坐失那个可以乘欧战后大加改造的好时机，而国内人民的痛苦因之也延长若干年。”这是五四运动历史所留下的“明显的教训”。[84]国民党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在五四时期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感到欢欣鼓舞，运动爆发后半年，他感叹道：1919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因为这年发生了“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他对这次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大的纪念，比起辛亥年黄花岗之役，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具有同等价值。[85]然而，在五四运动10周年纪念演讲中，他虽然仍肯定五四在中国引起了普遍的革命运动，但是又转而猛烈攻击这一运动把青年引向了共产主义道路：“这十年来，五四运动影响到社会各方面的情形怎样，是好呢？还是坏呢，我们只要把这十年中的教育上思想上社会上的情形，加以观察，就可以知道，而最明显的一件事实，就是言论界出版界的现象，可以看出中国青年思想，根本上陷于一个大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只有求新的意思，而没有确定的方针，只知道在压迫之下求解放，而不知道在社会之上做建设。”其结果是“生出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和信仰，走向那自以为不错的错路”。戴氏明确地说，这个“错路”就是“偏激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这是五四运动“很大的失败”。[86]其三、指责五四的反传统和学习西方。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文化中，儒家学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和占支配地位的价值系统，而且它与中国历代专制主义制度密切勾联在一起，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勇敢喊出“打孔家店”、“反对吃人礼教”的口号。孙中山标揭三民主义的革命宗旨，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持否定的态度，力主采取西方的现代政体，但却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眷恋不舍，自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晚年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更是坚持其昌明中国固有道德文化的保守立场。诚如周策纵所言：“孙中山在逝世前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他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运动。”[8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三民主义作了“儒家化”的阐释，片面强调其文化承继的一面，在意识形态上要树立以戴季陶所提倡的从孔子到孙中山的“道统”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88]为了恢复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打乱了的思想文化秩序，重建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国民党不惜向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寻求思想资源。这种文化建设思路反映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上，就是对其反传统和学习西方文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其所持理由不仅在于认为五四反传统造成了中国固有道德的沦丧，使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更主要的是认为它引进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国民党人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认为它“只是盲目的厌旧，盲目的趋新”，其结果是“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89]与此相一致，国民党人对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尤其是引进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也大加挞伐。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了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辑的“五四特刊”，其中有一篇文章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文章虽然认为五四运动在消极破坏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同时又指出，在积极建设方面，它“却完全失败了”。作者说：“不是‘耶酥爱我’，便是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二十世纪的簇新的哲学和科学，在中国何尝能够找到只言片字！‘自由恋爱’‘阶级斗争’在欧美都是很旧的学说，而且都已经长期的试验，到现在掉头而返者有之，‘如俄国之阶级斗争’；焦头烂额而无法补救者有之，‘如美国法国之自由恋爱’。但是五四后的中国，得之却如获至宝，行之唯恐不速，奉之唯恐不谨！”在这里，作者将五四所输入的各种西洋学术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欧美自由思想等均视作“很旧的学说”，“不是陈腐便是过火”。因此，他非常痛心地说：“这伟大的五四运动，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失败的运动，是走错了方向的民众运动，他所给予我们的，只是无限的失望，莫大的悲哀！”[90]戴季陶特别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对青年思想造成的“危害”，认为它在摧毁旧思想旧制度上面，诚然有很大功劳，然而它基础浅薄、内容空虚，因此旧弊未除，而又生出“空前未有的大毛病”，使那些受了欧美物质文明“眩惑”的人，“只睡在旧八股的冷床上做新八股的热梦”。他还危言耸听地说，其结果是“把一些血气未定的青年男女，煽动起来，欲火内烧，生活外逼，于是狂喊怪叫，演成一个杀人放火的修罗场，牺牲了无数国家至宝的青年，断绝无数民族的生命种子，真是可怜可痛”。[91] 国民党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责，标准只有一个，对此，戴季陶曾坦言：“概括的说，我们是拿着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来做批判的标准的。就是凡是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遵循三民主义之路走的，就是五四运动的成功的地方，否则就是失败的地方。”[92]总的看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国民党官方对五四精神中于己不利因素的批评，适应了国共分裂后它增强自身政治凝聚力，重新建构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整个思想文化斗争的基本态势，并奠定了此后国民党官方评价五四运动的基本思路。五四精神中这些“缺点”的存在，成为国民政府后来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余论&综上所述，国民党南京建政初期，曾对五四运动有过热烈的纪念，借仪式化的历史纪念活动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但是，它对五四的态度又是十分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的统一，需要的是稳定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一方面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巨大的政治动员的思想资源来动员青年，增强凝聚力，却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一方面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链条上的一环，却又批评它没有三民主义指导。另外，国民党官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使传统文化重新获得了至上的权威，它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所掀起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但同时也注意到其中所带来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其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这些矛盾，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意义的选择性建构。五四对新生的中央政权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最终导致五四纪念高潮之昙花一现。除了五四本身的“缺点”之外，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及其内外政策的转变也是它后来不再组织大规模五四纪念活动的原因，具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南京建政后，国民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政治上由军政进入训政，“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从而由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动员型革命政党蜕变为一个以政治控制为主的执政党”[93]。1932年初蒋介石复出后，国民党奉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态势日益明显。第二，从1928年初至1930年初，国民党从制度层面调整了国民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针，通过改组青年学生组织以加强控制，企图抑制、防范和禁止青年参加社会政治运动。[94]第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甚至进行示威运动，遏制学潮以稳定政局成为此时期国民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第四，国民党在思想文化上日趋保守，特别是到1934年后，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为主旨的新生活运动兴起。[95]基于以上种种，五四精神明显与国民党的社会政治导向和文化战略相抵牾，遭受国民党人之冷遇自不待言。五四的历史在国民党人记忆中也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1935年5月，胡适曾凄然感叹：“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96]。当年，陈端志在其著作《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中也曾慨叹五四被人“遗忘”了：“现在许多历史中几乎把五四的名称都遗忘了，当年五四的精神，到现在不过是十六个年头，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忆起来。”[97]卢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对五四纪念的关注有所加强，但主要集中于宣传五四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到抗战中期，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空泛肯定五四爱国意义的同时，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8]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则将五四遗产接收下来，作为其宏大历史叙述的重要节点。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延安将五四定为“青年节”。毛泽东将五四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阶段的起点，并提出作为“先锋队”的青年，必须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99]1939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提议把5月4日作为“青年节”，此后也曾按“青年节”开展了一些纪念活动，但国民党中央于1942年却突然指示：5月4日“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100]可以说，国民党人几乎是主动地摈弃了五四资源。从最初几年大张旗鼓地纪念演变到在五四问题上的深怀戒备，前后的反差，也说明了国民党选择性整合五四政治资源的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五四纪念可谓透视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原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1]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页。[2]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5卷第1期（1979年）；陈万雄：《孙中山与五四知识分子》，《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第3期，1989年1月；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日〕山田辰雄：《孙中山·五四运动·苏联》，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史扶邻：《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4页；吴雁南：《孙中山与五四新文化思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桑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艳国：《孙中山对待新文化的态度评议》，《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董德福：《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见氏著《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3]关于1927年后国民党官方的五四纪念活动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美〕薇娜·舒衡哲（或译为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载《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欧阳军喜：《历史的与想象的：五四纪念的历史回顾》，见氏著《历史与思想：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运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杨涛：《民国时期的“五四”纪念活动》，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第6号；杨琥：《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序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论著对民国时期官方与民间的五四纪念活动均有一定的梳理，有的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的五四纪念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4] 1919年10月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这里为叙述方便，将中国国民党成立前的革命党组织泛称为“国民党”。[5]《上海学生会之五四纪念》，《申报》日，第4张。[6]《五四运动纪念会并志》，《申报》日，第4张。[7]《广大举行五四纪念大会纪》，《广州民国日报》日，第7版。[8]《昨日本埠之五四纪念》，《申报》日，第4张。[9] 高尔松：《五四纪念的感想》，《民国日报》（本文所引《民国日报》均为上海版，以下不再注明），“五四”专刊，日。[10] 朱凯：《我对于“五一”“五四”纪念日后的感想》，《广州民国日报》日。[11]《两学生会之“五四”纪念会》，《民国日报》日，第10版；《全国学生会五四纪念会》，《申报》日，第4张。[12]《五四运动纪念会并志》，《申报》日，第4张。[13]《市学联昨日开会筹备五月各种纪念》，《民国日报》日；《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民国日报》日。[14]《南京各界筹备五月纪念会》，《民国日报》日。[15]《五月革命运动九次筹备会》，《民国日报》日。[16]《南京之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日。《南京五四纪念之热烈》，《民国日报》日。[17]《上海学联会筹备五四纪念》，《民国日报》日，第2版第3张；《上海学生联合会通告第六》，《民国日报》日。[18]《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19]《二十余万人纪念五四》，《民国日报》日。[20]《首都各界之五四纪念》，《申报》日。[21]《昨日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民国日报》日。[22]《五四运动纪念会》，《申报》日，第2张；《首都各界之五四纪念》，《申报》日，第3张。[23]《闽赣五四纪念》，《申报》日，第2张。[24] 《五四运动纪念会》，《申报》日，第2张。[25]《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日报》日。[26]《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日。《昨日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申报》，日。[27]《各地纪念五四运动》，《民国日报》日。[28]《京市各界“五四”纪念会》，《中央日报》日。[29]《中大举行“五四”纪念会》，《中央日报》日。[30]《各地五四纪念》，《中央日报》日。《镇江五四纪念大会》，《申报》日。[31]《南京五四纪念之热烈》，《民国日报》日，第1版第2张。[32]参见《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昨日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民国日报》日，第1版第3张）、《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日。《各界昨日举行学生运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日，第4版第2张）、《昨日五四运动纪念》（《申报》日，第4张）等报道。[33]《五四运动纪念市宣部发告青年书》，《中央日报》日。[34] 上海《民国日报》于1932年2月停刊。[3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5 页。[36]中央训练部：《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出版日期不详，藏上海图书馆），第131页。[37]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纪念五四运动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申报》日，第5张。[38]《五四运动纪念·市宣部发告青年书》，《中央日报》日。[39]《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日，第47页。[40]《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日，第47页。 [41]《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日，第4版。[42] 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区别》，《民国日报》日。另见《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之区别》，收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84－588页。[4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44]《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民国日报》日。另见《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申报》日。[45]《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98期，日，第45-46页。[46]《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4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日，第8-9页。[48]笑鹜：《统一青年的革命思想》，《民国日报》，“五四特刊”，日，第4版。[49]《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日，第4版。[50]《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日报》日。[51]《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52]《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日。[5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54]《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日。 [55]《今日五四纪念》，《申报》日。[56]《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日。[57] 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610页。[58] 朱执信：《学生今后之态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朱执信集》（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2－373页。[59] 胡汉民：《青年对于社会的责任》，《民国日报》日。[60]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号，人民出版社1980年影印，第608页。[61]《学联会纪念五四之通告》，《广州民国日报》日，第10版。[62]《两学生会之“五四”纪念会·汪精卫演讲》，《民国日报》日，第10版。[63]《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64]《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中央日报》社论，日，第3版。[65]记者：《纪念“五四”》，《民国日报》日。[66]《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中央日报》社论，日，第3版。[6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日，第9页。[68]中央训练部：《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32页。[69]《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3页。[70]记者：《纪念“五四”》社论，《民国日报》日。[71]《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日。[72]参见叶嘉炽：《民族主义与革命：1920年代学生激进主义的本质与原因》，载张玉法主编：《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181页。[73]记者：《纪念“五四”》社论，《民国日报》日，第2张第2版。[74]《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日，第9页。[75]［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76]《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日。[77]蒋中正：《告青年书》，《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43页。[78]《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告青年书》，《中央日报》日，第4版。[79]《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民国日报》日。[80]《五四纪念宣传大纲》，《民国日报》日。 [81]《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宣传要点》，《中央周报》第47期，日，第9页。[82]何应钦：《五四运动之产生及其影响》，《中央周报》第49期，日，第15页。[83]《今日五四运动十一周年纪念 苏省党部发表告革命青年书》，《民国日报》日。[84]刘芦隐：《中国青年与国民革命》，《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205－207页。[85]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页。[86]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第页。[87]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1页。[88]孙中山辞世后，国民党内各派对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向多个方向进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戴季陶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所阐发的三民主义，它着重强调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道统之间的联系，并成为南京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参见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212页。）[89]章渊若：《新中国之建设与社会科学运动》，《中央日报》副刊“社会科学运动”，日。[90]金志騫：《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民国日报》“五四特刊”， 日。另见光明：《五四运动之评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日。这两篇文章可能是同一作者，因其大部分语句和基本内容相同。[91]戴传贤：《青年的训练与组织》，《革命青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五四纪念》，第199页。[92]戴传贤：《五四运动的功过与今后的趋向》，《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第1302页。[9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94]参见严海建：《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95]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贺衷寒曾比较新生活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象礼、义、廉、耻等通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进来之后，就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马致和编：《新生活与复兴》第一集，民志出版社1934年6月版，第39-40页。）[9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日。[97]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28页。[98]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站在保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当时只有白话文运动略有所成，其它皆“完全失败”：“老实说，当时除了白话文对于文学与思想工具略有所贡献以外，其他简直无所谓新文化。当时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在他所标揭的‘民主’与‘科学’两大目标来说，其本身简直是完全失败！不仅失败，而且将我们中国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与伦理哲学，完全鄙弃，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与各种异端邪说，一齐传布出来，反而使中国真正的文化，陷于无形消灭危险！”（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见杜呈祥编：《蒋主席对青年问题之指示》，青年出版社1945年版，第95页）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氏又说，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使那些主张新文化的人士在学习西洋文化时“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他认为所引入的西方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专著卷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5－46页）[99] 参见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0]《青年节日期正在会商中 五四不举行纪念》，《中央日报》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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