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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学者对发生于近代的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是：“爱国”却“不爱”中国旧文化，“反帝”却崇拜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指的是
A．洋务运动&&&&&&&B．戊戌变法&&&&&&&&C．辛亥革命&&&&&&&D．新文化运动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专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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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背景：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1）辛亥革命的影响：推翻了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2）启蒙思想的作用：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启迪了中国人民的民智；（3）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4）复古尊孔的逆流：窃取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梦想恢复帝制，他废除临时约法，实行独裁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2、兴起的标志：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3、主要阵地：《新青年》、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4、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5、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赛先生：是指英文science，意为科学，即“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实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德先生：是指英文democracy，意为民主。就是每个人“各有自主之权”，“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6、主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四提倡四反对”，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李大钊极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民主与科学并重。（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主要是指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新道德指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由于旧道德是历代统治者用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因此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3）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文学革命）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独秀、鲁迅 ①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②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掀起文化革命改革大旗。 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③鲁迅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把反封建内容与白话文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新文学的典范。7、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8、评价：积极影响：（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4）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5）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局限性：①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 ②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片面化、绝对化。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1、新文化运动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已从器物、制度层次深入到思想文化层次；2、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民主科学思想得到弘扬，形成了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想发展开辟了道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3、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唤起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民族觉悟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关心；4、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和近代自然科学法则。新文化运动还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具有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本质，正如陈独秀一针见血所指：“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可见反对旧道德在本质上是撤除封建专制势力的精神保护伞。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因为只有新文学才能更自由地表达新思想。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用民主与科学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提倡新道德是为民主与科学服务的，由于封建专制是建立在儒学旧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反对封建礼教，反对旧道德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就是摧毁专制制度的根基，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让新道德成为广大民众自觉的日常行为规范。新文学和白话文，是传播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的载体。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内容的主体，而新文学和新道德则是达成反封建目标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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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清末的戊戌变法会失败
《危机中的变革》萧功秦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32.00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学术界，在论述清王朝变革失败的问题上，以往占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保守的清王朝统治者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又遭受了八国联军入侵的灾难，然而，此后的清末统治者却并没有改革的诚意，在巨大危机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虚假的新政。日俄战争中，由于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统治者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实行预备立宪。由于清王朝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使国人失望，于是立宪派发动四次请愿运动，统治者仍然无动于衷，此外，清廷还将民营股份公司收为国有，破坏了人民应享有的筑路权，于是，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不受掠夺而奋起抗争，发起保路运动，并最终转向排满革命。在以往的主流叙述中，清末改革似乎就是一场假改革。
　　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观点，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对立。我指出，戊戌变法是一场由涉世未深的青年皇帝与一批同样缺乏官场政治经验的、充满书生激情的少壮变法人士相结合而发动的不成熟的激进改革。本书对短命的戊戌变法的考察，实际上也印证了严复当年的看法。严复在对变法运动失败寄予深厚的同情的同时，他也指出，康梁改革“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可以认为，导致变革悲剧的激进主义，恰恰可以解释为保守的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的因果报应。它引起了保守派的全面反动，并由此引发庚子事变的奇耻大辱。
　　本书还指出，慈禧太后在庚子事变后成为清末新政的最积极推动者，说她没有改革诚意实在是太冤枉了她。她在庚子后几乎丧失了原来的固执与自信，经常以泪洗脸，她在召见张謇入对，张謇问她“改革是真还是假”，她回答说，“因不好才改良，改革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当张謇谈及改革中的腐败与人心散乱时，她也百感交集随之而哭。平心而论，她对新政的期待与改革真诚，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
　　本书还指出晚清新政的重要成就。新政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新政主持者制定的各项现代化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长达十一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一位1906年访问中国的日本学者就曾对北京市容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出“即将超过东京”的惊叹。丁韪良、李提摩泰对新政的由衷赞美与乐观，固然会使我们后人觉得有点幼稚肤浅，然而，正是从这些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眼中，新政时的中国变化之大，与它僵化不变的过去相比，确实足以令他们欣喜了。
　　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虽然，从长远来说，中国现代化的走向是政治民主，但在现代化改革初期，这一分权立宪转变确实是过于超前了，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参与爆炸，恰恰是这场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
　　此外，本书中对保路运动的研究，也颠覆了迄今对保路运动的正面评价，书中指出清廷的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合理经济政策，盛宣怀与四国银行签订的铁路贷款，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且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低息的商业贷款，并非什么卖国条约，然而，由于排满民族主义的冲击，使这一原本合理的现代化铁路政策却被解释为卖国之举，并“歪打正着”地成为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的导线。
　　如果说，以往的主流话语从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斗争范式来看待变法与新政，那么，本书的侧重点，则是对传统官僚帝国面对变革中矛盾的应对之道的冷峻审视，这一视角无疑会对于正在进行新的变革的二十一世纪的改革者，提供更直接的启示。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材，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已经为时己晚。我在本书中把危机状态下出现的“激进疗法”与“保守疗法”的两难矛盾，称之为“急诊室效应”。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与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洗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龚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正如本书所指出的，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慈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撤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本书指出，清王朝的改革战略选择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症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对应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材，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多元整合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地方与民间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试错的机会。地方，民间社会与个人，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着环境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而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社会内部先天缺乏的。&如果说，日本至少有二百多个藩国与无数的武士这样的自主细胞，作为试错主体，&那么，不幸的是，清代的专制中国，慈禧太后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试错主体，她的权欲使她对清王朝的崩溃要负最大的责任。中日整合机制之区别，中日改革命运之不同，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于是，缺乏“多元整合机制”的中国就陷入了如下恶性循环：危机促成了迟来的改革，迟来的改革又在危机压力下越来越加大幅度、从而陷入更深重的危机。转型期社会矛盾比改革以前还要多并还不断累积，社会失序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不满，随着各种矛盾的“发酵”，这时，“革命”便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心理诉求”。在中国，既然满族统治者是以少数族统治多数族，这种不满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解释为“满人的恶”，要清除这种恶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
　　到这时，陷入改革泥潭的清王朝，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会陷入所谓的“沙堆效应”：那怕如同沙粒般不起眼的偶然事件，加之于高高的沙堆上，就会使庞大无比的沙堆在连锁的滑坡反应中突然崩陷。
　　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乌合之众的、无组织、无领袖、无准备、一盘散沙式的各省新军一旦起义，就会出乎意料地取得成功。一旦发生革命，处于充满仇视的汉人的汪洋大海中的满族人，如同处于孤岛般充满恐惧，因为旧势力自信心太弱，几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就自我解体。例如，辛亥起义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军起义胜利时，因革命而战死者只不过一百多人。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统治者如此弱不禁风，再也没有一场革命如辛亥革命那样，如同俯首摘取掉落满地的烂桃子一样轻而易举。与其说是排满民族主义革命中止了清末改革，不如说是清末改革自身的失败，是以排满革命的方式作为表现形式的。
　　历史的吊诡并没有结束，迟来的专制改革必将导致同样不成熟的革命。虽然在后世看来，辛亥革命具有推翻帝制的伟大历史意义，但革命“一不留神”而成功，而“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由此也可以理解了。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此后的民国内阁危机、二次革命与内争，军阀割据与统一国家的日益碎片化，都可以从晚清帝国改革失败中得到解释。
　　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要作者进一步从理论上来概括此书中涉及的专制帝国改革之所以比多元传统国家改革更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大清王朝体制下，中央王朝国家是唯一试错主体，而且，王朝国家受意识形态教义束缚更大，人们更难从这一教义中摆脱出来。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僚角色是固定化的，他们人数众多，却只会按一种方式思维，非如此他们一天也无法生活于官僚群体之中，其中很难产生改革所需要的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此外，中国的大一统官僚体制又对全国进行着有严密有效的控制，使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被它视为非法的地方的或民间的反应。民间与地方的自主能力无法在体制内发育出来，专制儒家意识形态可以有效地、强有力地抑制着社会的自主试错与创新，王朝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这就形成强烈的路径锁定状态。任何温和的创新与变革尝试都会被压抑在萌芽状态，当问题越来越严重，百姓越来越不满，统治者再想进行真诚的改革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而受治者们则认定，只有根本摧毁旧体制的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更为不幸的是，而这样的革命本身又会带来另一种悲剧，即弱势国家的悲剧。一场百年前的新政改革的失败，以及革命的两难，对于丰富改革政治学的历史经验资源，应该说也有启示意义。我们今天的读者，也会从中获得智慧与教益。&
　　三十年来，我们在批判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史学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史学发展路径，史学如何推陈出新？如何用新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取而代之？这本书中，我力求探索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我把这种正在探索的方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所谓的新政治史，不同于以单纯人物活动与史实叙述为基调的传统政治史，首先在于它要考察社会、文化、思想与经济诸多领域对政治的影响。既然是政治史，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因为特定的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历史活动。众所周知，如果不了解科举制结构对文化思维的约束，就无法理解近代洋务运动举步维艰，也不可能理解本书提到的近代中国对西方挑战的“综合反应能力”的保守性。为什么要研究文化？因为一个时代的人们特定的文化气氛，尤其是人们的文化心态，同样影响着、甚至支配着人们的政治选择。例如，本书第六章对戊戌激进改革派深层心态中的“致极性政治文化”的分析可以作为文化影响政治的典型例子，新政治史就是要结合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因素，来来更全面地考察政治史的。
　　第二，新政治史的特点，还体现在对历史中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人是具有主体性的，历史人物总是带着自己固有的主观识见、情感与信念，进入历史场域的。历史学除了社会科学性之外，还应有人文性。历史学的人文性在于，它要捕捉历史人物的生命体验与个体在困境中的特殊感受。新政治史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会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尤其是处于特殊历史困境中的人。史学的人文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揭示人性的弱点与幽暗面如何影响了历史，而且还可以让我们通过“他者”，来作为认识我们自己的镜子。我曾在一篇思想日记中写道：
　　历史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一样，同样具有人皆有之的人性弱点与幽暗性。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方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适应他的特殊生活环境，于是就有了万花筒般的丰富生命。如果你把慈禧太后，荣禄、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看作一个个在适应自身环境过程中的鲜活的、有缺陷、有矛盾的生命，而不是某种政治代码或符号，你的笔下就会呈现出更真实的，因而也更深刻的历史形象，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理解那个时代环境与结构。重要历史人物与精英其实都有多面性，他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内心冲突更强烈，比一般人的精神世界更复杂。
　　本书对光绪皇帝在懋勤殿事件中的焦虑感，对康有为在发动政变前的冒险心理，对西狩途中的慈禧太后内心矛盾，对载沣处理保路运动时一反常态的顽固与决绝态度，等等，均试图进行人文分析，试图进入这些人的内心世界。
　　在我看来，新政治史的人文性还应该表现在，对每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抱宽容理解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以同情心来理解当时中国的困境，当时人们思想与观念的局限性，他们可以掌控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整合手段的有限性，他们面临各种内外压力时的选择的有限性。&
　　第三，新政治史不同于传统政治史还在于，它总是包含着研究者主体本身具有的问题意识与意义感的追寻。如果说，实证主义史学只关注史实的客观，并不关注历史中的意义，如果说，意识形态史学用政治的教化宣传功能，来代替研究者从历史中去发现意义，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则要以解构主义的态度来消解人们对历史中的意义追寻，那么，在我看来，新政治史学的灵魂，就在于怀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去探求、发现历史中的意义。更具体地说，因为我们的时代或社会有问题，有困惑，于是我们从困扰自己的问题出发，力求从历史中去追溯这一困境的来龙去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就是对主体的疑难困境的所产生的意义的回应。
　　在这本书中，我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现代中国人面临的疑难问题，来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的：例如，曾经困扰我们的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是如何起源的&，集权主义政治下的变革会面临的困境与两难矛盾，作为激进主义对立面的保守主义又面临什么样的两难，中国改革成败的因素是什么，等等。
　　第四，新政治史特别注意到，一个时代中盛行的思潮、主义与思想，有时甚至是基于误解的群体性观念，都会对这个时代的人们所作出历史性选择，具有重要的甚至支配性影响力。人们信奉的思想观念与主义，包括支配人们的思维模式，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发挥了以往时代所不曾有过的重大的作用。例如，正如本书中第九章所考察的，从新政初期的开明专制模式转向仿英伦的立宪模式，是一种全民性的群体性的对立宪本质的误读。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立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制立宪，而是以“立宪”的现代符号，来掩饰其君权不受挑战的开明专制本质，而中国人却误以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是由于立宪的胜利，并经由此而争取英国式的分权立宪，并形成浩浩荡荡的巨大思潮力量，迫使清廷采取预备立宪国策，这就极大地冲击了新政初期必要的权力集中，导致后来的政治参与爆炸与危机，这正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本书所分析的晚清国人的“制度决定论”思维模式，乃是清末立宪激进化运动的根本原因，它也制约影响了此后近百年来的中国人的历史选择。
　　同样，历史上特定人群或个人的选择可能基于激情或其他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往是潜藏于人内心深处的习惯性力量。但它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时会起到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应该被纳入史学者的考察范围。本书对危机时代人们的焦虑感的分析，对清流党现象的考察，均注意到非理性因素对人的政治选择的支配。
　　最后要说的是，我认为，新政治史与一般实证主义的政治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特别强调史家应力求通过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大背景、大矛盾、大冲突、大影响的解释，来达到对历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支离破碎的以解构为己任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不同，也与现在颇为流行的新左派的“老子过去比你们阔多了”的、把传统专制当作赞美诗的“文化浪漫主义史观”不同，新政治史关注的是历史的通透感。力求发现前后事件的内在逻辑。
　　当然，这只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的新政治史学，概括地说，新政治史有以下几个特点，一，重视非政治领域对政治的影响，二，强调人文视角，强调对人性的同情性的理解，三，以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作为透视历史现象的焦点。四，注意一个时代盛行的群体性的观念与思潮对历史选择的影响。五，从大处着眼的对历史解释的通透性。最后一点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那就要如同运用十八般武艺一样，广泛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思想学、心理学以及边缘学科的方法、概念与理论元素，来考察、分析、研究各种政治历史现象，从而增强“通古今之变”的解释能力。等等。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努力的方向，这本小书也只是我向这一方面求索的最早的试验田。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本小书，仍然可以发现有许多不足，如果让我今天来写，我会写得更流畅一些，更不露理论的痕迹，更多的具体事例，更深入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寻，以及更多的篇幅来分析这场失败的变革与不成熟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关联。这些将由作者在今后的二十世纪史的系列研究中来予以弥补了。
　　本书收入了作者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一篇是“走向静悄悄的革命：略谈清末大变动时代几个历史人物形象”，该文表达了作者对史学范式革新的期待。第二篇是“清末新政与改革的政治学”，这篇思想随笔则把百年变革史与作者对当下的现实改革中的思潮的关切结合起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几年前，记得一位青年研究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也不仅是知识，而是要培育我们一种知人论世的能力。我终于了解到历史是训练、培育我们思维的一种最重要方式。”
　　善哉斯言，历史就是要培养我们“知人论世”的能力，这句话道出了历史学生命力所在，&我想，这也应该新政治史的目标与努力的方向。
　　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并且是二十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只有民族的苦难，才能成为史家研究人性与历史的最好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不幸才会造就深刻的史学家与思想家。清末新政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开端，以后有更多的悲喜剧等候着史家去发现其意义，去展示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时代不幸史家幸，请记住，我们民族就生活在历史的富矿脉带上。
　　(本文是《危机中的变革》再版序言)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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