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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近代人物中，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的是A．魏源B．曾国藩C．康有为D．张之洞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不详
C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由于受时代、阶级的局限而利用儒家思想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如《新学伪经考》《孔予改制考》等。而魏源、曾国藩、张之洞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不可能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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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下列近代人物中，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主要考查你对&&公车上书和强学会，《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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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和强学会《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
&公车上书和强学会：
&1、公车上书：政治运动（1）时间：1895年（2）内容：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主张；（3）影响：使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2、《中外纪闻》：舆论宣传为了扩大变法维新的影响，日，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由是在官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强学会：政治团体（1）时间、地点：1895年8月，北京→上海分会（2）宗旨：研习西学，交流变法思想。（3）参与阶层：康有为等维新派发起，翁同龢、张之洞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外国传教士加入。强学会：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后，维新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帝党想利用这个运动向后党夺权，开始和运动结合。8月，在帝党翁同龢、孙家鼐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入会者数千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会中主要分子。康作《强学会序》，痛陈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号召发愤图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又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中外纪闻》，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宣传维新主张。一些官僚见学会势盛，也纷纷表示“赞助”，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捐银入会。李鸿章也愿捐银两千两入会，因签订《马关条约》名声太臭，遭到拒绝。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也加入，并成为学会的指导者。不久，康有为又组织上海强学会，吸收黄遵宪、汪康年等数十人为会员，刊行《强学报》，与北京强学会相呼应。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以“私人会堂，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慈禧太后。1896年1月，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张之洞也停发上海强学会的经费。前者只活动了四个月，后者只活动了一个多月，便被扼杀了。 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到外国市场倾销，获取利润；资本输出是指帝国主义为获取高额利润对国外的贷款和投资，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向中国资本输出的同时，还存在着商品输出，但资本输出占第一位。今天我国政府引进外资与19世纪末清政府贷款的不同点：
1、从背景看，清政府的借款是在帝国主义加大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中国成为主权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进行的。2、从目的看，清政府借款是为了偿还战争赔款、“赎辽”费用以及满足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3、从性质看，清政府的贷款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是奴役性的贷款；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4、从影响看，清政府的大借外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有力地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1、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1）原因：①《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②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2）表现： ①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②由直接割地改为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2、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及危害：
《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1、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2、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3、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4、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5、条约的割地规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使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信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主要表现：西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争做中国债主、商品输出、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争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开设银行等）、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缓和了列强争夺中国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列强建立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借款具有很强的政治奴役性： 甲午战后，为了偿付大量赔款，清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清政府分别在1895年签订了“俄法借款”、1896年签订了“英德借款”、1898年又签订了“英德续借款”等合同。这三笔大借款，总计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共计7亿两。这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侵略性的政治借款，与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和战时的外债有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俄法借款”，以中国海关收入税款及存单为抵押，关税收入有首先担保归还的义务。附款又规定，如果中国不能如期付还本利时，由俄法银行团代为继续付给，但中国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至于另商加保之事，“应由两国大臣在北京办理”。这已超出金融保证范围，而另含政治意义。 第二，“英德借款”合同第七款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要求中国海关制度，在借款未清偿以前，按照现状，不作任何改变，亦即保证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现行制度不得变更，保持英国已攫取的中国海关行使权。 第三，甲午战争赔款的最后1亿两，应于日以前交付。清政府于1897年6月命李鸿章着手办理借款。李鸿章主借俄款，张荫桓主借英款。沙俄提出的借款条件是：1．沙俄借款用以建筑并管理满洲及中国北部之铁路；2．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空缺时，中国须聘俄人担任；3．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足时以地税、厘金为抵押。英国提出类似条件，加上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和开放大连、南宁、湘潭为商港，外国商品在各商埠免纳厘金等。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张了在华的政治势力，中国的灾难日益严重。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银行：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分行主要有：英国的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英国为了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输出资本，1898年将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为中英银公司。其任务是：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融，独占外汇。这些银行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
帝国主义争夺路矿权：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铁路、矿山的投资权和修筑权进行激烈争夺。某国得到某路的投资修筑权，其势力随之渗透到该路本身及沿线地区，而使该地区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往往发展到争夺矿权，争夺矿权有时又发展为争夺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工厂。《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待豁除，亦莫不相同。”1896年，“中日公立文凭”第三款又规定：“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课机器货物税饷，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这样，帝国主义根据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就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且这些工厂又取得与华资工厂及洋货的同等待遇。在所建工厂中，有矿冶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食品业等行业，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直隶、奉天等地，如英国的增裕面粉厂、和丰船厂、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纺织局，美国的鸿源纱厂、美国烟草公司、美国机器碾米厂、通兴煤矿，德国的瑞记纱厂，日本的云龙轧花厂等。 外国工厂在中国的设立，一方面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独占市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它们的需要，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影响深运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的直接产物。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已经开始侵夺中国的领土，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创了西方列强割占中国领土的恶劣先例，1860年英国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的九龙司。大约同时沙皇俄国则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邻国陆续被西方列强侵略或占领，列强虎视眈眈，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边疆危机的延续和恶化。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定，资本的输出成为这一阶段的新的特征。西方列强除了继续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外，也开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亚洲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迅速强大了起来，并制定了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世界的狂妄计划。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与俄国的远东利益发生冲突，日、俄在远东地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日俄矛盾的尖锐鲜明地反映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问题上） 日本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于1894年7月蓄意挑起了中日战争，战火很快从朝鲜蔓延到中国境内，次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的危机。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使日本称霸东亚的初步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商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中国内地。 《马关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列强的根本利益。各国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同样获得了新开四口岸的各项特权，特别是允许外国厂商在各口岸投资设厂的条款，极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输出；从此外国商人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直接利用廉价原料及劳动力，并将产品直接销往中国内地，赚取了更大利益。可以说《马关条约》这一条款即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迎合了所有列强的需要。这正是其他列强所盼望的。特别是为了偿还巨额外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一些权益为代价，向西方列强三次大借款，从而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戊戌变法的兴起和展开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因此，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的原因与变法的历史意义：
1、变法失败的原因：（1）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2）具体原因： ①领导无力：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 ②缺乏群众基础：脱离人民群众； ③存在依赖幻想：只是寄希望于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帝党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的幻想；④新政无法落实: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 ⑤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2、失败的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3、历史意义：（1）性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2）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①政治：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揭开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序幕。因而是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具有爱国性。 ②经济：维新派在经济上提倡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具有启蒙性。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对激发人民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百日维新中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设立新式学堂，也为改革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 ④社会生活：维新派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如主张男子剪辫子、妇女不缠足）等，对促进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近代化也起了重要作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维新运动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感染力，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尚未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充当历史的主角，导演了一场生气勃勃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启蒙运动，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次改革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停顿和历史潮流的逆转，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维新运动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批判其理论体系，揭露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猛烈冲击封建统治，使封建地主阶级不能照旧下去。事隔几年，镇压这场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不得不仿效维新派，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以对抗革命，这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使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一个侧证。 例如，新政改革废八股、兴学堂的措施，曾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当时京师大学堂仍然保存，各地私立学堂也“纷纷见”，已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教育改革，不可能再回复到科举八股时代那种窒息、沉寂的状况了。因此，仅仅三年，统治者便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901年再度变革科举，废除八股。至1906年，连科举制也正式废除了。中国奉行千年的科举制的废除，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能不归功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再如，百日维新时期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措施，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重大突破，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戊戌政变后也将这项改革废除了。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行政手段所能扼制的。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在1903年重新设立商部，并制定《奖励公司章程》，1906年又将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对民族资本主义作出了让步。这项措施也确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方便条件。在民族工业的兴起、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让步，这就是“预备立宪”的原由之一。维新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维新运动的兴起，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早日到来。维新运动尽管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它批判封建专制和君权神授的理论，提倡民权，使人们的思想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的熏陶下，从君主立宪制的限制而继续前进，走上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后来的形势表明，自上而下的改革虽然失败了，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从此迅速展开。维新运动是辛亥革命中的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先驱。民主革命时期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以至立宪运动都是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可以说是戊戌变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和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一次影响极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又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维新派广泛介绍和宣传西方培根、笛卡尔、康德、孟德斯鸠、霍布士、边沁、达尔文、斯宾塞、马尔萨斯、亚当·斯密的学说，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生物进化论、庸俗进化论、科学的方法论、天赋人权说，以及自由、平等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个法宝。他们紧握这个武器向封建统治冲击，使古老的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社会思想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种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从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考察，显然政治上不成熟，并且十分软弱。这首先表现在他们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维新派在造成民族危机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挽救这个危机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虽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却以为这是中国积弱的结果，甚至认为贫弱的国势不足以抵抗侵略，只有等中国富强起来才可以自然地“消除外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侵略中国，关键在于中国不能自强。如何解决民族危机呢？不在于反帝，而在于变法图存。这说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帝的思想，而是导致要变法自强的结论，这是他们不敢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软弱性的表现。这种在不反帝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主张，只能是不现实的幻想。 维新派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在新政改革中急躁，分不清轻重缓急，措置失当。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所颁发的上谕竟有一百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应该有轻重缓急。新政上谕纷至沓来，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官僚机构的臃肿庞杂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一大特点，变革这些机构当然是新政的内容之一，至于怎么变，却必须稳步地进行。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又主张官爵分离，给予耆耄冗员以爵位，使之享有荣誉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这种措置是比较稳妥的。可惜年轻的光绪皇帝缺乏政治经验，他一次就下令裁撤了詹事府等十多个衙门，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某些新政改革操之过急，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利益地位，他们便群起攻击变法，使矛盾骤然激化。再如，光绪皇帝因礼部堂官阻挠部员上书，便一次罢免了全堂的六名尚书、侍郎。有的侍郎并未参与其事，也被革了职。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处置，不仅给守旧派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也引起局外人的不平。 维新派对敌对阵营没有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没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也反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总的来看，构成敌对阵营的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相一致，但两派之间也有矛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科学技术，但为顽固派所不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曾有过激烈的争论。维新派在低层次的改革主张上，如废八股、兴学堂、重整军备等，和洋务派并非绝对对立，两派之间多少有商讨的余地，但维新派很少做争取、瓦解的工作。 显然，维新派不论在政治主张、方针策略，还是在组织程度上，都表现出软弱无力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这些都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
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一成一败的原因：
（1）国际环境：日本：当时列强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打开市场、倾销商品为主要目的，且列强在亚洲正集中主要精力侵略中国。中国：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输出资本、瓜分世界的要求日益增长，在中国，列强掀起了瓜分狂潮，不会允许中国走上自强之路。（2）国内环境：日本：封建专制统治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充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达到顶峰、顽固势力异常强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不良（3）思想文化：日本：知识分子容易吸收外国的新思想、新文化，西方学说普及早。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比较难接受新鲜事物。（4）领导力量：日本：倒幕派掌握实权，得到人民的拥护，部分大名支持，建立倒幕基地。中国：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不敢发动群众，维新派力量小。（5）改革途径：日本：先有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成立了明治新政府，再有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较小。中国：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顽固保守势力强大。（6）改革措施：日本：全面、系统，既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民主宪政的精神，又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的具体国情。中国：虽然也有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方面的内容，但由于维新派的妥协退让，缺少民主宪政精神。且一些措施操之过急、全面出击，便利了顽固派的反扑。加之地方督抚持观望态度或阳奉阴违，变法法令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戊戌变法的背景：（1）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机。（2）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经济基础：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思想基础：改良的维新思想的出现。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求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力量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阶级来源的新势力力量有限；旧势力的阶级根基封建势力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力量雄厚；且朝廷中慈禧和光绪帝是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悬殊的力量对比是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新势力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缺乏群众基础；执行新政的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新政无法落实；变法采用“和平”“合法”的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等等。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的意义：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变法的直接目的，爱国性；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尝试，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和趋势；变法的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学说，抨击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文化，就是促进近代思想的启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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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遗嘱四句话 后代没出一个败家子
曾氏家族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教子之道：曾国藩如何跳出富不过三代的周期率曾国藩(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37岁任礼部侍郎，后任总督，任大学士，直到封侯拜相，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曾国藩的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一、曾国藩跳出“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周期率曾国藩在家中是长子，他的教育思想对其兄弟及子女都有很深的影响。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他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清代末年，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其斗志和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惟一的胜利。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还计算出100位的圆周率。难得的是不仅其子成才，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教育家和学者。俗话说“富贵不过三代”，但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二、曾国藩教子的六项内容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归纳起来，曾国藩教子的内容主要有六项，即“勤、孝、俭、仁、恒、谦”六字。1、勤。曾国藩认为子女教育中“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提倡“勤理家事”、勤奋学习、勤劳工作，反对奢侈懒惰，“不可厌倦家常琐事”。针对子弟生长于富贵家庭、惯于养尊处优的特点，曾国藩特别强调戒骄奢、倡勤俭、主敬恕、不忘本。他认为“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2、孝。“百善孝为先。”曾国藩提倡“尽孝悌，除骄逸”。他教育子女在家敬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3、俭。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家事忌奢华，尚俭。”他自己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他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勿华美。对子女的婚姻，他认为品德为上，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也矣。”人的本质有好逸恶劳的一面，如果父母蓄积足够的钱物让子女花销，他为什么还去吃苦呢?结果坐吃山空。如果“一无可恃”，则逼得他们去奋斗、去谋生、去立业，结果能成大器。4、仁。曾国藩教育子女仁义待人，认为“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曾国藩深刻地指出骄奢的害处，“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场面，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为此他告诫子弟：“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也。”“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字街卖菜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他要求纪泽、纪鸿等日修“四课”，“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他要求子女“守先人耕读家风，不要有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添茶。”不许子女斥骂仆佣，不许轻慢邻居，不许仗势欺人。5、恒。曾国藩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穷，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泊之观海，如牛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于此三者，曾国藩特别看重有恒。他教导纪泽“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常者，恒也。“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做到有恒，既是易事，又是难事。说易，因为人人可以做到。说难就在于难坚持，坚持几天可以，支持几个月就难了，坚持几年、十几年，一辈子更难了。然而，只有“守常”，才能获得成效。曾国藩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儿子说：“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因此，他反复要求儿子“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6、谦。曾国藩一生谦虚诚敬，谨慎持重，整肃端庄，他教育子弟也要借此修身，“以勤劳为体，以谦逊为用，以药佚骄”。在对子弟的为人教育中，他多次强调主敬恕。他说：“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又说：“作人之道，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曾国藩写的歧求诗中有“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二语，他教育子弟待人宽厚、宽容，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叮嘱：“子侄辈须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恕则不肯损人利己，存心渐趋于厚。”三、曾国藩教子的六种方法曾国藩将“勤、孝、俭、仁、恒、谦”六项内容，通过训教、信教、言教、身教、事教、师教等六种方法，全面深入地传授到子女身上、灌输到子女心中、融化到子女的血液里。1、训教。曾国藩善于提炼家训，以培养淳朴的家风，形成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而有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他将祖父星冈公治家之方提炼为“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还将自己立身处世治学做事的体会归纳为“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八字”、“三不信”、“八本”、“三致祥”就是曾国藩给曾氏大家庭制定的家训。他认为“无论治世、乱世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他反复叮嘱子弟“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谆谆告诫诸弟子侄谨记家训。他把家训、家风与家运联结在一起，认为家运取决于家中气象——生气和敛气。“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2、信教。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并及时回复，细加指点。3、言教。曾国藩只要跟纪泽、纪鸿等子女在一起时，总是精心指点做人之道、读书之方、习字之法，无微不至。如“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习字宜求恒”，作文“宜若思”，读书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读经典“猛火煮漫火温”以及“读书须勤作札记，诗文与字宜留心摹仿”。他还对纪泽、纪鸿因材施教：“泽儿天资聪颖，但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功夫。鸿儿则从勤字上用些功夫。”针对纪泽“语言太快，举止太轻”的缺点，要求“力行迟重”，即“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日这天，曾国藩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他对纪泽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拉着家常，不知不觉走近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便倒在儿子身上。扶进屋时，曾国藩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用手指指桌子：那是他早已写好的遗嘱。这时全家人都已围拢来，曾纪泽双手把遗嘱展开，以颤抖的声音念道：“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年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待儿子念完，曾国藩努力把手伸起，指指自己的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曾国藩脸上露出一线浅笑，便溘然长逝了。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饮誉五洲四海，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4、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5、事教。曾国藩善于从家务劳动入手整饰家风，即使富贵及顶时，亦告诫子弟切不可丧失乡间以勤俭治家的根本。同治三年，曾国藩夫人、女儿、媳妇来到安庆督署，他“共办纺车七架，每日纺声甚热闹。”贵为总督家属，却要自纺棉纱;堂堂督署后院，终日响着纺车声，可见曾国藩治家之严与曾家家风之淳厚。从生活学习中教育子女，用具体的事物教育子女，这样的教育最生动、最深刻，一生都铭记，一辈子都受用。6、师教。曾国藩自己尊师敬贤，对子女重视“择良师以求教”。曾国藩的教子之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理念，是我国教育思想的瑰宝;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教育，仍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搜索微信公众号【重温历史】或【lovecwls】，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搜索微信公众号【yishilu666】或【异事录】，网罗天下奇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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