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三别分别是什么 哪一个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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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三别是的杰作。这六首诗创作于二年(759年)八月,真实地描写了、、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在战乱、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动荡时期所受的痛苦和灾难,生动地展现出广大劳动人民凄惨的生活悲剧。杜甫目睹了这些人的苦难生活,对这些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同时对官吏给广大劳动人民迫害、奴役深恶痛绝。但他拥护王朝的平定叛乱(安史之亂),希望人民忍受苦难。其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情感,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
夏松涼《杜詩鑒賞》(大陸)遼寧教育出版社
楊倫(清)《杜詩鏡銓》当前位置:-->-->-->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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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是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不能兼顾各方利益平衡,虽说是清官,但肯定不能称为能臣。因此,海瑞的执政能力自然受到挑战。在各方压力下,海瑞只好辞官回家。离别之时,还感叹“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至于“酷吏”,似乎并不全是一个贬义词。“酷吏”一词也是首见于《史记》。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把那些滥用刑罚、深文周纳、“武健严酷”的暴吏称为“酷吏”,这两个字写照传神,深刻揭示了这一群体的本质特点。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清官不必是酷吏,但酷吏却往往是清官。司马迁笔下的汉朝著名酷吏郅都,张汤等都是专门整治豪门,杀人如麻的大清官,简直如同包青天的前世。
据司马迁所记,堪称有史以来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十分“公廉”,熟人的馈赠不受,亲戚的请托拒绝。《酷吏列传》写郅都: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至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酷吏张汤,司马迁是这样写的: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写汉武帝曾经重用过的“酷吏”赵禹,说“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禹为人廉倨”。而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酷吏”张汤,在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以至于下葬时“有棺无椁”,令皇帝也为之动容。
汉朝酷吏还有包青天式的不畏豪强,对不服从法律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敢于痛下辣手。郅都成名,即是从镇压豪强开始的。针对不法豪强目无国法、肆行无忌的特点,采取了以暴制暴的酷烈手段。到任即捕杀闲氏首恶,推行严法,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在任一年多,号称难治的济南,形势非常安定,“郡中不拾遗”。列侯宗室畏之如虎,称其为“苍鹰”。郅都雷厉风行地摧折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几郡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
总之,太史公笔下的酷吏常常有符合后世清官标准的足智多谋、忠诚勇敢和血性十足等高尚风格。至于酷吏与典型的“清官”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酷吏往往看皇帝脸色行事,执法不公,一味媚上,滥杀无辜,还有歪曲法律条文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等问题。
历史上的清官有多少是“酷吏”?在被的打击的北宋豪强们眼中,包拯是不是酷吏?究竟在“酷吏”和“清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紧密联系?这些看来都是一个个有趣的历史命题。
三别:循吏与酷吏之别
自从《史记》首先为循吏和酷吏立传之后,循吏和酷吏便成为历代修史所关注的两种重要的官吏类型。一般认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循吏崇尚德治,以仁爱教化治民,以化人心为务,治理效果显著,遂能深得民心;受法家思想影响的酷吏则崇尚刑法,以严刑峻法治民,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法赢得民众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也有人认为,循吏代表儒家的"礼治",而酷吏则代表法家的"法治";前者重视教化,后者重视严格执法。
的确,与循吏的崇尚儒学不同,酷吏大多喜好法家思想。如酷吏阳球“性严厉,好申韩之学”;樊哗“政严猛,好申韩法”。有些酷吏虽然学了儒家经典,但从政时并没有将儒家的德政思想付诸实施,如黄昌既熟悉经学,又通晓文法,为宛令时“政尚严猛,好发奸伏”;李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他为千乘太守时,却因为诛杀盗贼过滥而被免官,他们的统治方法都是源于尚刑的法家思想。
循吏与酷吏施政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循吏把兴礼义、重教化放在施政的重要位置。为政重教是循吏政治的主要特点,也与儒家的“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的治国箴言相一致。循吏无论在观念上或在从政实践中都深刻地贯彻落实“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儒家政治理念,因此在兴礼宣教方面不遗余力。
告别酷吏、告别清流、告别循吏
那么,是仁爱教化的循吏,还是严刑峻法的酷吏,亦或冲虚淡泊的清流更值得推崇呢?
在我看来,循吏、清流之辨也好,清流、酷吏之争也好,循吏与酷吏之别也罢,都不是中国吏治的本质问题。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张居正重用循吏,慎用清流,也不可能改变一个腐败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尽管在治政策略和治理效果上都存在很多差异,清流的德治或礼治和酷吏的法治乃至循吏的德刑相济在实践中都有不足之处。历史上循吏的代表人物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都出现在王朝的末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就是两个字、两个词——“开放”和“放开”。在当代,根本上改革吏治需要从制度设计的源头还政于民,其表象是简政放权,其根本是民主法制。只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座上,我们便能够大喊一声:别了,酷吏!别了,清流!别了,循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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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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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三吏、三别
ShiHaoLi;创作背景;选自《杜工部集》;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已经四十八岁的杜甫;当时唐王朝集中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步骑二;这时,杜甫正由新安县继续西行,投宿石壕村,遇到吏;编辑本段作品赏析;《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全诗一百;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
ShiHaoLi创作背景选自《杜工部集》。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安禄山)史(史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现在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现在河南孟州市),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杜甫这时刚好从洛阳回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根据目睹的现实,写了一组诗,《石壕吏》是其中的一首。7 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已经四十八岁的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 安、潼关、石壕,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2]当时唐王朝集中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号称六十万,将安庆绪围在邺城。由于指挥不统一,被史思明援兵打得全军溃败。唐王朝为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当兵,人民苦不堪言。这时,杜甫正由新安县继续西行,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篇不朽的诗作。[2][3]编辑本段作品赏析《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全诗一百二十个字,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句句叙事, 无抒情语,也无议论的话,但却通过叙事抒了情,表达[4]了作者心中的义愤。其次,诗写得很精炼概括,前后照应,意见言表。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读杜心解》),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这十三句诗,不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也决不是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读者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可能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儿,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两句,有的本子作“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所以县吏是要她出来的。)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民为邦本”,把人民整成这个样子,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诗人杜甫面对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却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最突出的一点则是精炼。陆时雍称赞道:“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就是指这一点说的。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寓褒贬于叙事,既节省了很多笔墨,又丝毫没有给读者概念化的感觉。诗中还运用了藏问于答的表现手法。“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概括了双方的矛盾之后,便集中写“妇”,不复写“吏”,而“吏”的蛮悍、横暴,却于老妇“致词”的转折和事件的结局中暗示出来。诗人又十分善于剪裁,叙事中藏有不尽之意。一开头,只用一句写投宿,立刻转入“有吏夜捉人”的主题。又如只写了“老翁逾墙走”,未写他何时归来;只写了“如闻泣幽咽”,未写泣者是谁;只写老妇“请从吏夜归”,未写她是否被带走;却用照应开头、结束全篇、既叙事又抒情的“独与老翁别”一句告诉读者:老翁已经归家,老妇已被捉走;那么,那位吞声饮泣、不敢放声痛哭的,就是给孩子喂奶的年轻寡妇了。正由于诗人笔墨简洁、洗炼,用了较短的篇幅,在惊人的广度与深度上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编辑本段总结文章写了差役趁夜捉人,最后老妇人被抓的故事。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有两点s一、这首诗固然通过石壕吏乘夜捉人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但最主还是反应“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二、作者并不反对平定“安史之乱”,因为“安史之乱”不平,国家就不会安息,所以又是对“老妇人”慨然赴国难这种精神的褒扬。这也反映了杜甫思想上的深刻矛盾。 Xin An Li创作背景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十分可喜。然而昏庸的唐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各自镇守之地。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大肆抽丁拉夫。杜甫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这次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经过艺术提炼,写成组诗“三吏”、“三别”。《新安吏》是组诗的第一首。[3]编辑本段作品赏析“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孪氯チ恕U饩桶压倮舳远鸥Φ难岱常鸥Χ匀嗣竦耐椋约笆四侵钟刂吹男愿穸急硐殖隼戳恕“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是很苦的。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3] Tong Guan Li作品译文 士卒劳役是多么的艰辛,在潼关要道筑城。
大城比铁还要坚固,小城也有万丈多。
请问潼关吏:修道是为了防史思明军吗?(这是杜甫明知故问)
潼关吏邀请我下马步行,为我指着山隅说:
潼关高与云相连,城上堡垒把城墙区分成一格格战栅,飞鸟也不能越逾。
胡贼来犯只要守住,哪要担心西都长安。
您看这个要害的地方,狭窄到只能一辆车子通过。
艰难时刻就拿起长戟防守,因形势险要,利于防守,万古守关也只用一人。
“悲哀啊!桃林塞(即潼关之古称)那一仗,哥舒翰潼关之败死伤极多,惨死黄河。
[2]请嘱咐防守潼关诸将领,谨慎啊!千万别蹈哥舒仓促应战的覆辙。”
编辑本段作品鉴赏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唐军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大败,安史叛军乘势进逼洛阳。如果洛阳再次失陷,叛军必将西攻长安,那么作为长安和关中地区屏障的潼关势必有一场恶战。杜甫经过这里时,刚好看到了紧张的备战气氛。开头四句可以说是对筑城的士兵和潼关关防的总写。漫漫潼关道上,无数的士卒在辛勤地修筑工事。“草草”,劳苦的样子。前面加一“何”字,更流露出诗人无限赞叹的心情。放眼四望,沿着起伏的山势而筑的大小城墙,既高峻又牢固,显示出一种威武的雄姿。这里大城小城应作互文来理解。一开篇杜甫就用简括的诗笔写出唐军加紧修筑潼关所给予他的总印象。“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这两句引出了“潼关吏”。胡,即指安史叛军。“修关”何为,其实杜甫是不须问而自明的。这里故意发问。而且又有一个“还”字,暗暗带出了三年前潼关曾经失守一事,从而引起人们对这次潼关防卫效能的关心与悬念。这对于开拓下文,是带关键性的一笔。接下来,应该是潼关吏的回答了。可是他似乎并不急于作答,却“要(yāo邀)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从结构上看,这是在两段对话中插入一段叙述,笔姿无呆滞之感。然而,更主要的是这两句暗承了“修关还备胡”。杜甫忧心忡忡,而那位潼关吏看来对所筑工事充满了信心。他可能以为这个问题不必靠解释,口说不足为信,还是请下马来细细看一下吧。下面八句,都是潼关吏的话,他首先指看高耸的山峦说:“瞧,那层层战栅,高接云天,连鸟也难以飞越。敌兵来了,只要坚决自守,何须再担心长安的安危呢!”语调轻松而自豪,可以想象,关吏说话时因富有信心而表现出的神采。他又兴致勃勃地邀请杜甫察看最险要处:老丈,您看那山口要冲,狭窄得只能容单车通过。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八句,“神情声口俱活”(浦起龙《读杜心解》),不只是关吏简单的介绍,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一种“胡来但自守”的决心和“艰难奋长戟”的气概。而这虽然是通过关吏之口讲出来的,却反映了守关将士昂扬的斗志。紧接关吏的话头,诗人却没有赞语,而是一番深深的感慨。因为诗人并没有忘记“前车之覆”。桃林,即桃林塞,指河南灵宝县以西至潼关一带地方。三年前,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派兵攻打潼关,当时守将哥舒翰本拟坚守,但为杨国忠所疑忌。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唐玄宗派宦官至潼关督战。哥舒翰不得已领兵出战,结果全军覆没,许多将士被淹死在黄河里。睹今思昔,杜甫余哀未尽,深深觉得要特别注意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慎”字意味深长,它并非简单地指责哥舒翰的无能或失策,而是深刻地触及了多方面的历史教训,表现了诗人久久难以消磨的沉痛悲愤之感。与“三别”通篇作人物独白不同,“三吏”是夹带问答的。而此篇的对话又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在对话的安排上,缓急有致,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修关还备胡”,是诗人的问话,然而关吏却不急答,这一“缓”,使人可以感觉到关吏胸有成竹。关吏的话一结束,诗人马上表示了心中的忧虑,这一“急”,更显示出对历史教训的痛心。其次,对话中神情毕现,形象鲜明。关吏的答话并无刻意造奇之感,而守关的唐军却给读者留下一种坚韧不拔、英勇沉着的印象。其中“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两句又格外精警突出,塑造出犹如战神式的英雄形象,具有精神鼓舞的力[1] 量。Xin Hun Bie作品译文菟丝把低矮的蓬草和大麻缠绕,它的蔓儿怎么能爬得远!把女儿嫁给就要从军的人哪,倒不如早先就丢在大路旁边!我和你做了结发夫妻,连床席一次也没能睡暖;昨天晚上草草成亲,今天早晨便匆匆告别,这婚期岂不是太短,太短!你到河阳去作战,离家虽然不远,可已经是边防前线;我们还没有举行拜祭祖先的大礼呀,叫人怎么好去把公婆拜见?我做女儿的时光,不论黑夜还是白天,爹妈从不让我抛头露面;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今我嫁到你家,爹妈盼的是平平安安!你今天就要上战场,我只得把痛苦埋藏在心间;多想跟你一块儿去呀,只怕是形势紧急,军情多变。你不用为新婚离别难过啊,要在战争中为国家多多出力;妇女跟着军队,恐怕会影响士气。唉!我本是穷人家女儿,好不容易才制办了这套丝绸的嫁衣;可从现在起我就把它脱掉,再当面洗掉脂粉,一心一意等着你!你看,天上的鸟儿都自由自在地飞翔,不论大的小的,全是成对成双;可人世[4]间不如意的事儿本来就多啊,但愿你和我两地同心,永不相忘!编辑本段创作背景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唐朝六十万大军败于邺城,国家局势十分危急。为了迅速补充兵力,统治者实行了无限制、无章法、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杜甫亲眼目睹了这些现象,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写成这六首诗作。这次战争,与742年――756年期间(唐玄宗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救亡图存的努力。所以,杜甫一面深刻揭露兵役的黑暗,批判“天地终无情”,一面又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他既同情人民的痛苦,又不得不含泪安慰、劝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线。百姓在难以忍受的残酷压迫下,妻劝夫,母送子,先后走上战场,有的老妪甚至献出了生命。杜甫在揭露统治阶级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同情和感激的心情,用唯妙唯肖的笔触,歌颂了广大的劳动人民。[5]编辑本段作品赏析这首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这首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也可以说是三层,但是这三层并不是平列的,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而且每一层当中又都有曲折。这是因为诗中人物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第一段,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嫜”,主要是写新娘子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是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所以语气显得有些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表现在开头两句:“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来引起的。这很符合她的特定身份和她这时的心理状态。“菟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身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所以,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它的蔓儿也就不能延长。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得依靠丈夫才能生活,可是现在她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这位新娘子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结发为君妻”以下的八句,正是申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结发”二字,包含各类专业文献、中学教育、应用写作文书、文学作品欣赏、外语学习资料、行业资料、幼儿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生活休闲娱乐、17三吏、三别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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