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几个有名的诗人是自杀死的，是怎样死的_百度知道
中国哪几个有名的诗人是自杀死的，是怎样死的
闻捷，大陆五、六○年代重要的红色诗人，文革期间死于煤气自杀。朱湘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一生致力于探索新诗创作，才华横溢，当年被鲁迅称作“中国的济慈”。1929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安筒大学。朱湘为人外冷内热，性情孤傲、倔强，难以合群。离开安徽大学以后，四处求职没有结果，一直过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日，心灰意冷的朱湘乘轮船至离南京不远的采石矾纵身跳入江中。 王国维（一八七七―一九二七）二十世纪中国骸虎囤绞塬悸剁溪筏娄最伟大的学者与诗学家之一。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王国维于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身死。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一九三八―一九九六）及其侄女戴慧，被发现陈尸上海寓所。这桩谋杀案震惊文坛，并迅即引起全国关注，因为自八○年代初期以来，戴厚英一直是共和国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戴的小说如《人啊，人！》（一九八一）、《诗人之死》（一九八二）等，因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探究一代中国人的道德责任，曾风靡一时。藉此，她跻身「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列。
33岁的女诗人蝌蚪（原名陈洋，丈夫诗人江河）1987年3月，用手术刀割断自己大腿上的静脉，在床上安祥而死。 1990年10月，浙江淳安诗人方向服毒自杀，死后葬于千岛湖畔。
日，诗人戈麦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圆附近万泉河自沉而死。
日，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
顾城（一九五六―一九九三），新时期才华卓绝的诗人和小说家。他想把谢烨和英儿两个女人都留在他身边，过童话式的理想生活。英儿的离开伤害了他，妻子谢烨也想出去过平常人的生活，顾城绝望了，举起斧头砍死妻子后上吊自杀。
施明正（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台湾诗人、画家、金石家、小说家，八○年代末因抗议国民党政府司法不公，绝食而死。
诗人王长安生前是《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他在寓所因病自缢。
日下午5时30分左右，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随身携带4本书《旧约全书》、《瓦尔登湖》（梭罗）、《孤筏重洋》（海涯达尔）、《康拉德小说选》*2001年，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选入高中课本；2003年，《大学语文》教材选入海子的《麦地》一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海子的诗》印刷8版，共发行8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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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蝌蚪（），女，原名陈洋，1987年3月的一天，在寓所用刀割断了大腿静脉，结束了人生。诗人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5月生于安徽怀宁查湾，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诗人骆一禾（），日出生，1989 年5月31日因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大面积出血而死。诗人方向（），1962年1骸虎囤绞塬悸剁溪筏娄0月出生于浙江淳安县，日服毒自杀。诗人三毛（），女，本名陈平，日生于四川重庆。日清晨自缢而亡。诗人戈麦（)，原名褚福军，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日自沉于北京万泉河。诗人顾城（），日出生于北京。日在激流岛自缢身亡。诗人谢烨（），女，原名张红。日生于北京。日被顾城误伤致死。诗人阿橹（？－1997），1997年因杀人罪被判死刑。诗人昌耀（），原名王昌耀，湖南省桃源县人，日，在肺癌的折磨中跳楼自杀。诗人宇龙（），原名杨垠祖，祖籍湖北天门。日晚，在广州，被歹徒暴打致死。诗人谌烟（），女，原名陈璐，1984年生于湖南衡阳，日晚23时左右服毒自杀。诗人马骅（），1972年生于天津，日因搭乘的吉普车落入悬崖下的澜沧江而遇难。诗人杨春光（），1956年出生于辽宁省盘山县，2005年9月因病去世。诗人周建歧（），1971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日下午6点，在家中自缢身亡。诗人余地（），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于湖北宜都。日在家中割喉自杀。诗人吾同树（），本名曾桓开，1979年12月生，广东梅州人。日在家中自缢身亡。
海子，山海关卧轨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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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两个诗人相继“自杀” 诗人形象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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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诗人相继“自杀” 诗人形象备受争议
日 09:50:30
　来源：成都商报
】　【】　【】&
&&&&日前，两个诗人先后被传出死讯。在云南的青年诗人余地于10月4日自杀身亡，在新疆的80后诗人杨钊也被好友宣布于10月5日凌晨自杀身亡。前者引来一片唏嘘，大家为这个刚刚拥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的诗人选择自杀感到不解和痛惜；而后者却遭到无数人的痛骂，因为所谓杨钊自杀是他搞的一场行为艺术。 &&&&诗人 &&& □余地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抛弃妻小 他是真自杀 　 诗人余地，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现年30岁，湖北宜都人。日在昆明家中自杀身亡&&&& 吵架之后 诗人自杀 &&&&“他今年年初结婚，三个月前妻子给他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自杀。”余地朋友郎启波昨日（8日）告诉记者。今年刚刚30岁的余地原名余新进，是湖北宜都人，几年前到昆明定居，余地在诗歌界已经小有名气，他的作品常常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知名文学杂志发表，并多次获奖。当传出余地4日凌晨在与妻子姚梦茹吵架之后用菜刀自刎身亡的消息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余地自杀前曾给好友张翔武打过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用平静的语气对张翔武说：“我以前跟你说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啊。”余地经常对张翔武说：“要是我哪天实在撑不下去了，你帮我把作品收好啊，你帮我处理。”听到余地旧话重提，张翔武猜测余地一定又和妻子吵架了。20分钟后，张翔武接到了一个电话，“张翔武，你赶快过来，余新进他自杀了！”打电话的是姚梦茹。张翔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当时就立即赶了过去，姚梦茹正不知所措地站在客厅里，躺在沙发上的余地浑身是血，脖子被两条毛巾盖着，一把满是鲜血的菜刀被丢在地上。 &&&&是懦夫还是一时糊涂？ &&&&余地的最后一篇博客写于9月23日，他把双胞胎儿子的照片贴了上去并为他们各写了一首诗，两个孩子一个叫平平一个叫安安，现由在山东的外婆照顾，他们可能要很久以后才知道，父亲在给他们取了名字之后，自己却没有平安生活下去。 &&&&一家诗歌网站这样解释余地自杀的原因：其妻子患重病，由于生活压力过大而不堪承受。余地的自杀也引来一些网友的指责：没责任心的懦夫，这样抛下妻子儿女去死，他这是犯罪，他怎么对得起家人！ &&&&将余地骨灰送回湖北的姚梦茹昨日下午回到昆明，她在接听记者电话时已经语态平和，“我们当时没有吵架，当时他在卫生间打电话，我过去后发现他手上还拿了一把菜刀，把我吓了一跳，然后又闻到他的酒味。因为他有点感冒，我就劝他别喝酒，他当即向我道歉，表示以后不喝酒了，让我先去洗澡。我洗完澡后就看到他倒在客厅里了。”姚梦茹并不埋怨余地不负责任抛下她和孩子，“人已经不在了，还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计划把他写的东西整理成册，出版成书。” &&&&我一早上死了七次 &&& □杨钊 &&&&美丽的十二条金鱼 &&&&一早上过后就只剩下五条了 &&&&那七条因缺氧暴毙而亡 &&&&我内心亦随之比拟着自己死了七次 &&&&这能忏悔赎过我照顾不周的罪责吗？ &&&&网上炒作 他是开玩笑
杨钊畅游天山天池存照 &&&&宣布自杀 结果是一个玩笑 &&&&“我觉得：从各大小网站的反响来看，此作品已经彰显了它所要指示的意义―――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好；只有上帝知道。”诗人杨钊自杀事件策划人之一弓阳声明这其实只是一个行为艺术。弓阳、杨钊和刘晔将他们策划并执行的行为艺术作品命名为《作品1006号：生死间隙》。 &&&&在10月6 日，弓阳发帖称：先锋诗人、小说家杨钊于日凌晨零时许在家中自杀，在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具体原因在进一步调查中。据其未婚妻张志敏透露，诗人杨钊在自杀前并无异常举动。法医只在现场发现一纸遗书和两只空啤酒瓶子，遗书字迹工整清晰：“你们很快就会明白，只有死亡才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真实！”帖子被各大网站转载，无数人纷纷回帖哀思悼念，杨钊的好友还打电话给弓阳查问详情，还有人驱车前往杨钊所在的新疆阜康市。当然，事情很快水落石出 ―――杨钊活得好好的，这不过是一个玩笑。 　　遭遇指责 诗人很浮躁 &&&&先前发帖寄托哀思的人在得知自己被戏耍之后显得非常愤怒，名为罗鹤的网友说：这简直是贩卖了人们的悲悯和良知，这年头为出名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网友谴责杨钊等人，在余地自杀之后玩起假自杀，为宣传自己的诗歌作品而哗众取宠。 &&&&而杨钊本人则在10月7日撰文称，“我之死是对现实不可理解性的一种唾弃……我挣扎在生死的间隙，而无所谓生死。一切都只是画面，我们的挣扎也不过是画面感罢了。”而另一策划人刘晔则称这一行为艺术意义重大：“死亡是一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然而先锋诗人杨钊轻而易举就把它解构了。这是对那些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沉重打击。”这些策划人并没有把这次行为艺术与余地的自杀联系起来，但除了他们以外，几乎没有人对这个行为艺术有太好的评价，诗生活网站也撰文表态：我们无意评论这次行为艺术选择的时机与其意义，只是期望死去的人能安息，生者能尽量克制浮躁。（本文来源：成都商报 记者 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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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诗人自杀的一些感想
有关诗人自杀的一些感想
??2007年的10月6日，我听到了诗人余地自杀的消息，有关他自杀的内幕我不太清楚，但对不问时事的我来说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在我看来，诗人的自杀绝不是单纯的外在事件，我们更应该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三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某一天，当我躺在床上割断手腕，准备离开世界之际，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父母，就是因为对父母的责任，我又重新包扎好手腕，重新站了起来。我想，我是可以为那些自杀的诗人说话的，尽管在他们面前我是个十足的懦夫。
??按审美主义的说法，诗是人类在生存困境中自己救自己的最后可能性。可是，这种“可能性”对于一个已经自杀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诗人的自杀就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深刻怀疑。诗人活着的全部动机就是去寻找“意义”，一旦他们找不到意义，内在的精神信念又已破灭，外在的现实又不断地冲向诗人发起进攻时，这时的诗人破碎了，成为不堪一击的碎片，自杀也就成了意义本身。余地的自杀很可能就是被外在世界与内在信念夹击之后的破碎，报道上说：“余地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其妻子患重病，由于生活压力过大而不堪承受。在余地自杀前不到一百天，他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我想，这个原因只该是外在原因，真正内在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世界的荒谬，并达成了妥协，他妥协的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肉体来换得精神的安宁。
??我之所以没能自杀，是因为我还有在世的责任，从这一点来看，这就是我做不成纯粹诗人的缘故，由此，我才改写小说和评论。既然我无法做到自杀，那自杀情结就一直留在我心里，我就只能在我的文字中去发泄，于是就有了我笔下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自杀死去，这就是我对待世界的态度。歌德借助维特之手杀死了自己，小说家就是这样，小说家总会编很多的“自杀故事”来解决自杀情结。在这一点上，诗人做不到，诗人在寻找信念，用诗歌去对抗虚空，而一旦当他明白了诗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他必然会走上自杀之路。现在的很多诗人不能接受诗人自杀，是因为我们大多在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诗人自杀事件，是因为我们已经设定了“生命依然是有意义”的这个前提。
??人究竟有没有被拯救的可能呢？其实，诗人代表的就是被拯救的那类人，但是，我们却看到是一幅幅这样的场面：屈原投江、王国维投湖、海子卧轨，还有马克.土温、杰克.伦敦、茨威格、吴尔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芥川龙之介、凡高，等等，他们最终放弃了世俗的价值而选择了自杀。那么像庄子、尼采、毕加索、萨特、贝多芬等这一类诗人为什么又没有选择自杀这一行为呢？即使是写出如此悲观哲学的叔本华也没有自杀？这两类的诗人们恰恰代表了两类对生命观：一类是妥协，一类是反抗。前者代表的是妥协一类，后者代表的是反抗一类，但是，后者随时都有妥协的可能，诗人，是随时都走在反抗路上的那类人，一旦反抗失败，必然就会妥协。“人活着可以接受荒诞，但人不能生活在荒诞之中。”（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而作为前一类人，他们不但接受了荒诞，并失去了反抗荒诞的勇气，而后一类诗人呢，他们都在用各自的形式反抗着荒诞。这就是第二类人没有妥协的原因，一旦他们也承认了反抗形式是荒诞的，那他们也必然会妥协，自杀就在情理之中。卡夫卡是用写作在拯救自己，一旦他发现写作也拯救不了自己的时候，他会立刻自杀，这是必然。
??世界在虚无和荒谬中存在着，诗人们的肉体究竟是谁的肉体？他们又代表了谁呢？我对真正的诗人是有敬畏之心的，我既渴望做一个真诗人，又害怕去做真诗人，所以，我只能选择逃避，常常在梦里种些花花草草，在虚幻的世界里编一些连自己都不能看懂的故事。诗人判断能否值得活下去的一个标准就是信念，信念就像又高又厚的城堡，诗人们被关在诗的城堡里，然后去判断这个世界是否值得一活。我甚至在想，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有可能就是判断这个世界值不值得去活。加缪在他的《西西弗斯神话》里一开头就说：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可否自杀。作为诗人，我想，作为人的先锋旗帜——诗人，最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就只有一个：人生是否值得一活！
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一个概念：诗人。何谓诗人？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写了一些分行文字就把自己当成是诗人了，其实不然，我为什么不愿把自己当成是诗人，因为“伪诗人”太多，弄得真假难辨了。在我看来，诗人是一种理想境界，是人走了无数的钢丝和悬崖之后到达的地方，正如尼采之于超人，道家之于真人，凭什么我们认为写了些分行文字就把自己当成是诗人了？真正的诗人是经历了无数的精神历练之后的刀锋，真正的诗人是时刻在为荒谬的生命唱响信念花朵的勇士，真正的诗人是在虚无的深渊中战斗着承受着的自我，真正的诗人是失去了家园并永远在寻找家园的人。可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诗人的人们，你们玷污了诗人这个词语，诗人的生与死只是概念问题，在我看来，生与死是不存在的，诗人的自杀也只是一种态度，是他在世的态度，当他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诗人之后，他是有权自杀的，并且，在他自杀之后，他认为他的坟墓上会开满各种各样的花。
??尼采疯了，是因为他找不到生命的出口，荷尔德林疯了，是因为他找不到失去的家园，茨威格也和他的妻子一同自杀了，然后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自己的语言所熟悉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茨威格的《绝命书》）他妥协了，他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放弃所有信念而走进永恒的家园，他亲眼目睹了人如何被投进虚空，并设想过拯救的可能，在他的《象棋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去看看B博士，B博士虽然被拯救了，但作者并没有被拯救，茨威格先生只是把拯救的方式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了，但是，现实却是“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自我毁灭了就等于不复存在了，自我毁灭了就等于无法重建了，这就是真正的诗人，他们随时都在重建，又随时都在毁灭，毁灭和重建形成他们一生的轨道，最终，当他们发现自我毁灭之后再也无法重建的时候，死亡也就成了拯救的他们生命的唯一形式。这时的自杀既是哲学的，又是审美的，更是反抗的。
??作为诗人，大多是走在反抗的路上，即使是他们自杀，也是死在反抗的路上，当他们反抗无望的时候，也就会选择结束肉体的行为。帕斯捷尔纳克在怀念几位自杀的俄罗斯诗人的时候说诗人是死于“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回忆只能代表过去，回忆只是不能返回故土，但是，在我看来，诗人自杀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回忆无用”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却是找不到未来家园的缘故。特别是在当前的这个被“科技理性”和“物质权利”统治的时代，人们的中心四散了，人的未来家园也没有了，人失去了居住的地方，正如卡西尔所说那样，这个世界的“理智中心”失落了，叶芝也有句诗写道：“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这些都是时代的最强音符，而作为诗人又是最先看到这些的，诗人不满了，没有了家园存在就不能称之为“存在”，于是，在二十世纪就有了很多诗人自杀的事件。那些诗人们总在用生命呼唤失落的家园，用生命去保护中心，可是，我们看到的依然到处都是“空心人”，诗人看到了这些又不能改变这些，他不自杀谁去自杀？难道这样的诗人不该值得我们敬重吗？
??价值！价值！价值！这个让我们总在寻找的词语，寻找的最终又是什么？我不能像猪一样地活着，活得不明不白，我必须找到最起码的活着的价值，如果没有，我宁愿自杀，也总比像猪一样地活着并任政治、物质、权利、文化去摆布的要强。世界不能只让尼采和凡高这些人去背负过重的苦难，他们在寻找价值，可是，他们又在抵抗外在世界的侵吞，哦，多么可怜的诗人啊，可是你们，你们这些依然在嘲笑尼采和凡高的人们，你们的良心又何在？你们也配活在这个世界？！我深深的同情人类的苦难，更深深地同情像尼采、荷尔德林、凡高这样的背负了人类最高精神苦难的诗人们，他们活在世上已经不是单纯的活着了，他们活在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是的，耻辱，你们必须记住这个词，你们嘲笑他们，把他们视为疯子和异己，你们才是真正疯子和豺狼。哦，我疯狂了，激动了，我看到了一片片废墟，看到荒原，看到荒原上开满了向日葵，那是为凡高们而开，他们站在你们的制造的荒原和废墟上大声呼唤。最终，黑夜还是来了，黑夜把一切都吞噬掉，你们笑了，安静地睡了，而他们却哭了，拿起手中的枪，对准脑袋扣响扳机……乌鸦就开始飞舞了……
日星期日沉痛于深圳
转帖：人大博导余虹家中跳楼身亡
人大博导家中跳楼身亡 警方排除他杀可能(图)　 日02:34 　 北京晨报　 姜葳
& &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文艺学专业博士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 &点击浏览更多最新图片
& &&&本报讯(记者 姜葳 王萍)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博士生导师在家中坠楼身亡。警方经现场勘察，排除他杀的可能，属于高空坠亡。按照死者遗嘱，其个人藏书将全部捐赠给人大文学院。
昨天，记者经过多方打探，证实了死讯。死者名叫余虹，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据了解，余虹教授年方50岁，是2002年作为人才引进到人民大学中文系的，生前为该校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 & 昨晚8时50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余虹教授辞世的消息挂在了网站首页，并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通知公告：“日中午1点左右，我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 &&&在余虹教授留给我们的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 & 据人大宣传部负责人说，现在，文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都在帮余教授家属料理后事。自12月8日起，人大文学院将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21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并将于近期举行余虹教授追思会。“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是从BBS上得知噩耗的，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感到悲痛和震惊。”
& && && && && && && && && &个人博客摘录
& && && & “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
&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其中写道：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余虹：一个人的百年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 &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 &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 &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 &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 &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 &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 &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 &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 &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 &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 &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 &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 &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 &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 &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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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余虹先生祈祷冥福，曾在“天益”读过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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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
是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被权利和物质奴役的人还叫人吗？想想都觉得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