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货币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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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和经济学科发展的推动者——刘光第教授
发布时间：2020-06-05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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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1917—1996），男，汉族，湖北仙桃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财贸学校任教。1978年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79年任教授。刘光第教授1939年就读于重庆大学商学院银行专业，1943年获商学士学位，同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1945年获货币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研究员、兼任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和沪江东吴联合商学院代理教授、上海证券交易所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7月至1953年2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任计划科科长、研究员、上海《经济周报》总编辑、上海财经学院副教授。1953年调入北京，曾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财贸学校任教。1978年调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1979年任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光第教授亲历了上海金融业的接收与改造，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发表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许多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推动了我国经济金融改革。1992年刘光第教授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列为当年国际名人。他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培育了大批金融人才，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和经济学科发展的推动者。1945年9月，刘光第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经所长何廉先生介绍，到重庆中央设计局货币银行组任研究员，并在沪江大学和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兼任教员。1947年8月，他离开重庆到上海，先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统计室主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刘光第教授于7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担任研究员、计划科科长，身处上海金融业接收改造的第一线，亲历了由陈云同志领导的“两白一黑”战争（即大米、棉纱、煤炭战争）。此役大捷，被毛主席评价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刘光第教授用自己所学的系统的经济金融知识，为迅速稳定财政金融和恢复经济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满腔热血地投入其中，为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力量，特别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这一时期，他还在上海《经济周报》兼任总编辑，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兼任副教授，在《解放日报》《大公报》《中国金融》等报刊发表了多篇有关经济金融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著《货币管理》。他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建立和货币金融管理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1953年，刘光第教授因其系统深厚的经济金融学理论功底和成功的金融实践经验，于当年3月调入北京，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组长。先后主讲《货币制度和货币管理》、《政治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等课程，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开拓培养了最初的一批宝贵人才。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196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直至1996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刘光第教授一直在这所学校潜心学术研究，精心教书育人。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学术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了几十篇学术成果，相继提出了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人民币价值基础说和金融市场发展战略论，在学术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货币信用的理论问题上，改革初期不少学者把货币信用问题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看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还是要靠实物指标直接管理，刘光第教授特别论证了货币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专著《论中国宏观经济价值管理》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货币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以及“宏观经济管理应由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的观点，引起学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宏观经济的价值管理首先是一种总量管理，其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实行以价值管理为主，就是要把货币和货币资金的运动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着力通过对货币和货币资金计划、分配和调控，间接地实现对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的调控。刘光第教授的宏观经济价值管理说强调了货币、银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对建立系统的中央银行间接调控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我国金融市场起步阶段，刘光第教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及股市发展战略选择》《关于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问题》《对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几点看法》等，刘光第教授的观点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几年中，刘光第教授还积极活跃于各种学术论坛，他经常参加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等组织的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融形势分析等方面的座谈会，是国家经济决策部门和改革的智库机构经常邀请的经济学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学会恢复活动后，他担任常务理事，1993年中国城市金融学会成立，他是首届的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他对经济改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金融政策提出的重要建议，许多都被采纳，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贡献了全部智慧与才华。刘光第教授非常关心学生成长，在同学中备受崇敬。他在课程教学中，还经常组织一些小组讨论。刘光第教授十分关心学科的发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时只有财政、金融、会计这三个专业，刘光第教授在当时的政治理论教研室任职。他多次呼吁扩展学科，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科。他认为，没有理论经济学的支撑，应用经济学很难达到一流水平。他多次向学校提议成立经济系，认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政学院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这四所大学的经济系科合并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当时的理论经济学是全国最强的，形成了很好的理论经济学传统，有坚实的基础，应该尽早建设理论经济学学科。由于当时校舍还没完全收回，条件实在不允许，迟至1995年承担理论经济学科建设任务的经济系才得以成立。可以告慰刘光第教授的是，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的经济系已发展成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院，一大批潜力巨大的青年经济学家正在迅速成长。人物评价一生探求民富国强之道，爱学生、爱学术、爱国家。(宣传部、新闻中心)
编辑：王亦心
券商中国
2020-12-02 08:24
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步入“而立之年”。
过去30年，风云激荡，波澜壮阔。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还在时代潮流中蓬勃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
时移世变，如今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继往开来，中国资本市场继续砥砺前行。今年新《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在当下历史节点，原深交所副总经理、前国信证券总裁、现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胡继之接受证券时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
胡继之表示，“目前正是银行信用转向证券信用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将出现大规模证券化的过程，资本市场扩张程度和边界可能大大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空间。而适应未来市场的金融方式和品种将会以全新的形态大量涌现。”
资本市场波澜壮阔的30年
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过去的30年？胡继之认为，应从改革开放40年信用发展的三次递进进行解读。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信用形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伴相随，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由“实物估值，物物交换”向“货币计价，等价交换”转变。经济货币化的意义在于由实物经济形态转向货币经济形态，从而适应并推动了经济层次提升和空间扩张。
第二个阶段是银行信用的崛起，银行从财政的钱柜子逐步变成经济发展资金供应的主体。“银行信用的意义在于，随着改革带来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经济产出增加和社会游资增多，国家通过银行机制把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建设资金，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能量。这个过程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高速增长，解决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资金短缺。银行信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体推动力量。”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谈到。
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证券信用出现，其标志是深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证券信用的意义是，在银行信用之外，通过市场直接筹措资本，形成了银行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在胡继之看来，这是波澜壮阔的30年，而且这一阶段有其不同于银行信用的鲜明特质，主要体现为：
一是交易所成功建立起一套信息技术交易系统，摆脱了经典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使我国广为分散的中小投资人能够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数量世界第一，交易笔数和换手率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
二是大量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走出困境、获得新生，资本市场第一次在国家战略层面显示出特别的能量；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了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迅速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生力军。
三是随着大量专业投资机构及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兴起，特别是公募基金的崛起，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力量，使得中国资本市场短短30年就超越了成熟市场几百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市场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
“不过，早期的证券信用依然带着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诸多痕迹，特别是发行审批制带来了一些有悖市场基本原理的现象。”胡继之指出。
首先，审批制意味着国家背书，实际上是国家信用在市场上发生作用。
其次，由于有了国家背书，大量企业首发股票价格窗口指导，导致申购新股成为了一种福利分配，扭曲了直接融资“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本意。
第三，管理层在操作过程中会无形地通过审批来调节股票发行节奏，对市场产生影响，以达到人为设定的阶段性目标。
第四，由于审批发行的可控性和市场交易的广泛性，往往造成股票供应短缺，从而推高了股票交易价格。
第五，由于企业审批上市之后难以退市，壳公司往往成为市场炒作的题材。
就在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会议指出，要增强资本市场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胡继之认为，这是资本市场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真正开局。
一个大规模证券化时代正在来临
注册制改革，是A股资本市场新的里程碑事件。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创业板试点落地，A股IPO融资金额创出新高，资本市场功能得到强化，有力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前11个月，A股市场首发融资规模合计超过4200亿元。而在过去三年（2017年-2019年）IPO融资额依次为2301.09亿元、1378.15亿元、2532.48亿元。
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强调，注册制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大力开辟直接融资市场的新局面已经正式到来。相对于前30年的市场来说，今后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可能会出现很多变化。
“第一点，注册制就意味着国家不背书，还其市场本来状况，通过规则让市场的基础和常规层面实现市场自治。第二点，一切市场行为的后果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要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理念贯穿一切行为的始终。第三点，随着新兴市场形态的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备，包括底层制度的安排、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真正适应市场参与主体的基础制度和运作机制、与融资人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等等。第四点，政府公权力在市场的应用范围大多集中在打击欺诈融资领域，交易所主要负责日常监管。”
胡继之判断，由于国家对资本市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改变，今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结构有望加快形成，由此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证券化局面。他谈到，从信用发展角度而言，下一步将是整个经济体证券化的开始。“类似早期一切实物都货币化、一切融资活动都银行化，这一次证券化的过程会以各种方式向各个领域扩展。”
在他看来，随着注册制的常态化，今后有望在三大领域形成基本局面：一是很多实物形态可能向证券化方向转化；二是大量资本性融资行为以证券化为主导；三是在以现有金融资产为基本品种的基础上，金融衍生品不断进行延伸和拓展。“目前我国大规模发展证券信用的各种社会基础条件都已具备。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和信息文明时代的趋势，如何实现证券信用大规模发展，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得住未来局面。”
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上，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分析，首先从权益层面来看，无论是监管抑或券商，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主要是“标准化证券”，往往以是否上市作为直接融资的界限。但他认为， 所有企业对外部的资本筹措行为都属于直接融资，因此都属于资本市场的范围； 这就意味着比目前只注重上市公司融资和二级市场交易为基本范围的市场边界要广阔得多。
他谈到，各地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的建设将是重要布局。“真正股权市场的出现实际上能大幅拓展资本市场的边界”，胡继之向记者判断，“未来以交易所为最高形态的市场顶层，加上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市场底层，会形成一个相得益彰的资本市场层次架构，这种架构使得市场既能够解决成功企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直接融资，也能够广为适应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灵活解决广大中小企业非标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将为我国资本市场注入全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局面。”
其次，从固定收益层面来看，很多领域都会向证券化形态发展，从而扩大资本市场的边界。他以国内房地产行业举例，认为地产行业长期以来主要依靠银行系统解决融资问题，天量的房地产债权沉淀在银行手里，既加剧了银行的风险集聚，又没有体现出房地产的真正价值。而今后通过发售REITS、物业费证券化、运营收益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工具，既分散了风险，提高了资产流动性，还能在交易过程中充分体现不动产的价值。
“未来券商”的可能形态
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根植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会，券商不同业务条线都将直接受益。但需注意的是，在不同上市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券商发挥的功能角色会有所不同。如何提高竞争力，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业务转型升级……是业内共同探索的话题。可以预见，券商发展形态及行业生态未来将面临重构。
胡继之表示，在我国证券信用发展早期，一个主要短板就是券商功能不足，能量不强。“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货物贸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中国上榜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证券公司所承载的能量与国家赋予资本市场的使命相距很远。”
“面对以注册制为标志的未来资本市场，还有大规模证券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券商究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发展形态，我相信是每一位从业者都在深深思考的议题。特别是我们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大转折时期，券商如何在信息文明时代下的资本市场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式与工业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寻找答案。”胡继之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在胡继之看来，未来券商应当着力从5个层面来提升核心能力。“首先是价值发现能力。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信息文明则是提升生活品质。现在已经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大为不同，越来越多有特质的公司不断涌现。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在资本市场中准确发现和定义各类公司的真实价值，这是券商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第二是价值传播能力。在发行审批制下，由于行政定价、供给短缺，往往造成股票供不应求，券商无需广为传播企业价值。注册制实施后，一家企业能否在市场上实现其发展目标，除了价值发现之外，券商如何帮助企业在市场上广为人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
第三是资源配置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券商自身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来壮大自己的能量；二是如何使社会现有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中得到最佳配置，特别是要在IPO之外，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实现最佳的、合理的发展。
“第四是财富管理能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金融总量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成倍地高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的财富增长主要是由银行推动来完成的，今后将越来越借助于证券公司财富管理能力的提升，这样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
“第五是风险驾驭能力。我们应该深深地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券商本身就是以驾驭风险和管理风险为基本内核的；因为资本市场在风险嬗变上的能量要比信贷市场高出很多倍，所以风险驾驭能力是券商最基础和最核心的一门内功。”
采访最后，胡继之满怀期待地谈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表示，已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允许企业直接上市并发行新股的提议。企业直接上市真是一个巨大变化，互联网时代券商的角色调整也属必然且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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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全景网）【金融其实很简单】非货币化的社会为了建立资源配置秩序，必然把人分成各种类别、层级，树立某种等级秩序，不允许个人有太多选择自由，否则，容易造成乱序。那么，货币化的社会就必然更加扁平、更加稳定吗？为什么货币化更有利于解放个人呢？货币化是咋回事孙挺第一次到美国是2003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都明码标价，谁出价高谁就多得。飞机分头等舱、公务舱和经济舱，完全以价格确定，谁愿意多付钱，谁就得到头等舱；医院门诊和住院床位，有很多选择，但都根据价位区分，而不是根据行政级别或辈份年龄分配。吃饭时，不按领导级别、官位大小或者辈份高低排位，也不根据官位或辈份决定谁先动筷子，没什么“领导先吃”。喝酒就更是自愿，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快慢自己定，不会有人劝酒。出门进门，谁先到就自然先过，不会按级别高低、辈份大小让来让去搞得谁也走不了。孙挺一直想：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扁平、等级观念不普遍呢？答案在于货币化，在于货币取代行政级别和辈份年龄的程度。货币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行政级别和辈份年龄就越不值钱。以货币规范的秩序有几项基本特征。其一，这种秩序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自由选择，是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不像基于暴力、基于行政权力或道德教条的配置关系中那样有一方或几方是被动强制的。自愿交易的含意是不管结果如何，双方都不会有怨恨；相反地，基于强制力的非自愿配置必然以压制一方的权利为基础，会引发不满，有不满就容易有怨恨。压制越强，怨恨越深，以暴力反制的倾向就越强。因此，货币化的社会更加平和，脸上表现出的怨恨也少。一旦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实，人们会方方面面平等相处，社会变得更加扁平。其二，货币化市场交换是等价交换，谁多得还是少得，由他付出的或创造的价值而定，而不是由他的暴力能力、行政级别或者辈份年龄决定。也就是说，在儒家社会里，辈份高、年龄大的人多得，不管的贡献大还是小，都如此，这不仅不公平、不公正，而且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不会把更多资源配置到能人的手里；但货币化的社会就不会这样，而是会根据你创造的价值、做出的贡献高低来定，因为能出高价的人一般是已经创造了高价值，做出了大贡献的人，所以，由他们在资源配置中多得不仅公正，而且让更多资源掌握在有能力的人手中，提升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当然有利于社会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最好，而基于暴力、行政权力、辈份年龄或宗教道德的经济体可以数百年固化不变，死水一潭，难以进步。其三，正由于货币化的社会里利益交换、资源配置是基于自由选择，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充分保护、不能被权力随意强制（否则，交易就是非自愿的了），因此，这样的社会更会推进法治并催生出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也更能激励创业创新，恒产才能恒心。其四，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一百块钱的人民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年龄符号、代际符号和籍贯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职称符号。在全面货币化、“只讲钱”的社会里，一个清洁工的一百块钱跟部长、亿万富翁、学者的一百块没有区别，购买力一样，因此，在真正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社会结构扁平。而这些“中性”从本质上给了持有货币的人以自由：有了这一百块钱，你去哪里都可以换取等价物。在货币化与非货币化之间好啦，前面讲得有些抽象。实际上，货币化和不货币化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会处处碰到。比如，之前谈到2015年底开始的“宝万之争”，在宝能大量收购万科股票后，万科高管表示：“你们不配，万科不欢迎宝能”，并且启动了漫长的股票停牌。随即，宝能的实际控制人姚振华回应说，“起点确实不高，但收购合理、合法”。“起点确实不高”是啥意思呢？宝能出的人民币跟别人的人民币不同吗？这里，“起点不高”主要指姚振华原本是个卖菜的，而且据说宝能的收购使用了高杠杆，通过举债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当然，如果宝能的钱是非法所得或者所用的杠杆违法违规，那就另当别论，但那是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的事情。在当时没有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判定宝能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姚振华和他公司的货币跟其他投资者的货币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可是，万科管理层不这样看，认为姚振华不配，后来保监会也跟着这么看，证监会就更是把不同机构投资者划分成“妖精”、“狐狸精”了。姚振华的人民币跟其他投资者和机构的人民币相比，不再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了。出身或血统低下的老百姓即使有钱了，其钱也是低等的。这只能说明A股资本市场不是真正货币化的市场，身份和血统甚至超过货币的重要性。从这个简单例子中，你看到了货币化程度低的社会为什么对草根更加不公平。而如果资本市场完全货币化，只认钱，那么，草根出身的姚振华当然就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机会出人头地了。跟人们生活更贴近的例子肯定是房地产。在2004年开始调控之前，房地产市场是真正货币化的市场，不管你是官二代、富二代，是穷二代或农民还是外国人，只要你有人民币，就可以在北上广以及任何二线城市买卖房子，也不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每个人的人民币都价值一样、权利相同。那时候的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权利扁平的市场。可是，在经历了不断的调控和限购令之后，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又成为高度不货币化的市场，你仅仅有人民币还不够，有户口还是没户口，结婚还是离婚了，已经有房还是没房，等等，你又要很多身份与其它个人信息的证明才能买房，住房按揭贷款也要有很多非货币的要求。这些限制性政策的直接效果是使得货币的真实价值贬损，间接效果是使不同人群的权利与机会又变得不平等。最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个积极的货币化例子，让你理解为什么货币化给人类带来和平。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暴力是获得领土、占有资源的一贯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重庆等地方的公司通过跨国货币化交易，在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买了大量的土地；买到之后，你能像当地公民一样全权支配、使用这些土地或岛屿，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只要你满足当地的环保法律，你可以种粮食、蔬菜，也可以办工厂、盖房子，当然也可以让它抛荒。如果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你，你还可以起诉他们。你看到，过去是靠暴力战争获得土地，现在是靠完全自愿的货币化交易买到土地，尽管结果一样，都获得了土地，但前一种方式导致以暴还暴的恶性循环，使世界趋于暴力、走回野蛮，而后一种方式是基于一方交钱、一方交土地的自愿交易，即使有一方事后觉得自己吃亏或者出现纠纷，也不一定冤气冲天，因为是自己自愿签约而非强制的交易，顶多会诉求于法院，以文明手段解决纠纷。货币化就是这样催生人类文明，不仅让社会更加机会平等，而且使秩序更多地基于规则、走出枪炮。货币是基于规则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工具。我们看到，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配置资源。货币是自由选择秩序的必要支撑，是支持自由选择的具体工具。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其次，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一百块钱的人民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代际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职称符号。货币化的社会因此更加权利平等。最后，管制政策往往是歧视性文化观念的一种反映。姚振华之所以被抬出来、被抵制，相当程度上跟他的出身和背景关联。管制政策越多，那么，去货币化的程度就越高，不平等就越严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就是具体的例子。（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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