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意思，这份协议是想占谁的便宜！”面对妻子李芬芳的质问，张文斌点头，他表示今天女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签了这份协议，要么离婚：“我今天就要告诉你，家不是你一个人的。”李芬芳拿着手中的白纸黑字满脸不可置信，因为这是一份“财产”协议。李芬芳今天刚从娘家回来，一进门立马收到了丈夫的“小惊喜”女人心中很是不满：“你凭什么！”她表示，自己不会将家里的钱都交给张文斌管，更不会离婚。没想到，男人忽然掷地有声：“就凭你一而再再而三掏钱贴补你弟！”一说到这个话题，李芬芳沉默了，因为她的确拿了10万块钱出去。上个月，正在上班的李芬芳接到了母亲的电话：“妈，什么事啊！”李大妈很高兴的表示，李芬芳的弟弟李云峰要结婚了：“你弟正准备看婚房呢，你有什么建议吗？”女人一听心里开心，却也听出了母亲的话外之意，老人家肯定是来要钱的。李芬芳是家中的长女，一直以来懂事乖巧，因为父母要求她做弟弟的榜样。李芬芳出社会后，被父母要求每个月必须打生活费回来，这个习惯养成以后多年未改，而且女人每个月甚至只会给多，不会给少。因为李芬芳现在的工作工资很高，足足是丈夫的两倍。一开始，张文斌对于妻子贴补娘家的行为很不满意，但一看到两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男人没话说了。毕竟李芬芳就算拿出一半的工资，最后拿回家的还是跟自己一样。可是，时间一长，张文斌不高兴了，毕竟随着家里两个孩子年龄的增长，花销越来越大，李芬芳这个当母亲的，却从来不考虑。面对丈夫的制止，李芬芳甚至表示：“你与其叫我掏多点钱，不如自己多挣点。”一句话，把张文斌的尊严击碎了。夫妻俩吵了一架，把两人之间的旧账翻了个遍，发现最大的摩擦来自于李芬芳的“扶弟”行为。最后两人约定李芬芳每个月只能够给生活费，没特殊情况，不能多给。“妈，你直接说吧，缺多少？”李大妈一听到女儿如此爽快，开心的笑出了声：“不多不多，差个十万八万。”女人一听，顿时蹙起了眉头，因为她知道父母向来节俭，自己每个月打回去的钱肯定有剩余的。更何况，李老头有退休金，李云峰自己也上着班，一家人怎么可能连20万首付都掏不出来呢。李大妈面对女儿的问题，顿时着急了，她表示：“你弟谈了个千金哦，什么都要求最高规格。”老人家一想起彩礼跟五金，心里在滴血。李芬芳一听明白了，随后女人说道：“那这个星期我回一趟家吧。”她要带着现金回去，不让丈夫知道。结果，张文斌还是发现了妻子的小秘密，因为男人趁着周末带着两个孩子大扫除，儿子翻出了床半边塞着的纸条，这是李芬芳取款的凭据单。一看10万块的数据，张文斌心里的火彻底冒了出来，他感到身心疲倦。一开始，夫妻二人对家庭的贡献所差无几。可是随着张文斌换工作，一切从头开始，而李芬芳却迎来了升职加薪，夫妻二人差距越来越大，他跟妻子的矛盾渐渐多了。一个嫌弃对方胳膊肘往外拐，女人却嫌弃丈夫挣不到钱，把脾气撒在自己身上。“你想怎样？”李芬芳质问对方，除了把家里的财政权给张文斌以外，还有没有办法解决夫妻二人之间的矛盾。因为女人努力上班，为的就是挺直腰杆，她不可能交出自己的口袋。张文斌沉默了，随即表示：“离婚吧，我不拖你后腿。”男人表示，以后李芬芳要给娘家多少就多少，没人管。夫妻俩大吵了一架，李芬芳心里很愤慨，她嚷道：“要是你爸妈或者兄弟姐妹出了问题，你有本事不伸出援手啊。”女人责怪丈夫不通情意，张文斌却更生气了：“我们是有无来有往，你呢，这么多年肉包子打狗了吧？”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其实，像张文斌跟李芬芳这样的夫妻组合比比皆是。因为有特别多的人，再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往往还是以大家庭为重，导致小家庭矛盾不断。李芬芳觉得自己对家庭做出的贡献，跟丈夫一样，已经可以了。但是张文斌却觉得，谁挣得多，谁就应该给家里多一些，而不是想着给别人。大家觉得谁对！

今天分享默音撰写的铃木百合子的故事。铃木百合子的丈夫是武田泰淳，日本战后一代代表作家之一。以名作家妻子的身份生活，难免被误认作“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直到《富士日记》出版，除了少数了解她的，人们才发现——原来她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作家，甚至也有人说，她是在给丈夫担当口述笔记员的过程中，才学会了写作。默音挖掘出这位女作家比起同时代男作家少得多的素材，书写了她自己的精彩人生。爱写诗的铃木百合子，学生时代就展露出了文学才华，她始终没有舍弃过自己的文学追求：年轻时主动加入青年作家社团，和武田泰淳结为夫妻后，也继续在写作，她的文字不矫饰、有生命力；与其说她只是丈夫的口述笔记员，更应该说是他的合作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看到，铃木百合子是个颇具魅力的人。她谈吐有趣，是位敢闯、能拿主意的女性。尽管婚后忙于给武田打点事务、接待朋友、照顾孩子，但她并没有失去自我。“她也有她的声音，一贯清晰、准确，描摹她眼中的世间。”本文收录于《单读 28·明亮的时刻：女导演特辑》。口述笔记员的声音撰文：默音1946 年，战后的东京，纸张依旧短缺，出版业已开始复兴。神田的小巷里，门脸狭窄的咖啡馆和旧书店彼此紧挨着。兰波咖啡馆是其中的一家。推开兰波的磨砂玻璃门，有道通往楼上的陡急楼梯。二楼的地板略略向北倾斜，不大的屋内挤了三张桌子，属于三家出版社。昭森社、Eureka 书肆和思潮社。三家均把诗歌出版作为主业。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市面上的诗集，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间屋子。昭森社的社长森谷均被称作“神保町的巴尔扎克”，他开在楼下的兰波咖啡馆自然而然地成了年轻文人扎堆的地方。正值同人杂志兴盛的时代，兰波咖啡馆的顾客也有不少人投身其中。“同人”这个词在中文语境容易引起歧义，在此稍做说明，同人杂志指的是一群同好自办杂志。同人杂志一般没有稿费或只有少量稿费，对作者来说，好处是创作的自由度，坏处是贫穷，唯有当稿子脱离同人杂志的范畴，刊登于正式的报刊等出版物，才能“以文谋生”。仅就结果来看，1940 年代后半的同人杂志的作者们，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占据日本文坛的主要位置。埴谷雄高、小田切秀雄等人创立的《近代文学》，后来有野间宏、加藤周一、中村真一郎和武田泰淳等加入。《近代文学》同人大多生于 1910 年代，抱有左翼思想，随后经历了战争——除了因为个人身体状况未被征召的，他们几乎都在二十来岁上过战场。时代的烙印决定了他们是反战的一代文人，其作品具有某种内省。《世代》同人比《近代文学》的一群人年轻。他们出生于 1925 年前后，大部分曾是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这批人在战争期间就读初中或高中，尝过匮乏的滋味，一心投身文艺。吉行淳之介、中村稔、饭田桃，以及八木佟一郎，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后来分别成了小说家、诗人、小说与评论家，还有剧作家。不过，他们的成熟时代尚未到来。战后那几年，比他们年长的《近代文学》同人尚且不能靠文字谋生，更不要说这伙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了。本文的主人公铃木百合子，算是《世代》同人之一。她没给杂志写过稿，混在文学青年当中听他们畅谈文学、世界和人生，觉得自己以外的人都很厉害。百合子在横滨长大，她幼年丧母，父亲在她 19 岁那年病逝。1945 年 5 月，横滨遭遇空袭，她和弟弟侥幸逃生，避难到乡下。几个月后日本战败，她又带着弟弟到东京，寄居在哥哥家。百合子是个娇小的女青年，一双格外大的杏眼，容貌引人注目。自从来了东京，家里不断让她相亲，美貌的她屡屡被拒，对方的理由是“这姑娘没有表情，不笑”。熟人们都知道，百合子和八木佟一郎是恋人。两人还有过一次未遂的殉情。年轻容易导致绝望，更何况是贫穷的、对未来一片茫然的年轻。佟一郎在《世代》发表的小说《怔怔的手帖》（1946.12），怎么看都是写百合子。到东京后，百合子做过各种工作，露天点心摊、点心小作坊、冰激淋摊、进口化妆品销售（背着从美军小卖部走私出来的化妆品，沿街敲门兜售）。可以说，她弄到什么就卖什么。有段时间，她的商品是巧克力球。巧克力球是熟人自制的，把葡萄糖做成球状，裹上来自美军的好时可可粉。不惧生的百合子前往神田一带的咖啡馆和酒吧，一家家上门推销。兰波咖啡馆也是她当时的客户之一。关于百合子进入兰波咖啡馆工作的经历，根据她弟弟铃木修回忆，百合子想做文字类的工作，先是给作家当口述笔记员，后来去了昭森社。不知怎地，她没有坐在二楼逼仄的办公室，而是下到一楼，当起了女招待。原本那里就是《近代文学》《世代》同人聚集的所在，百合子很快成了兰波咖啡馆明星一般的存在，中青年文人们纷纷为了见她而去店里消费。就这样，在 1946 年的兰波咖啡馆，35 岁的写作者武田泰淳遇见了比他小十三岁的百合子。武田泰淳（左）和铃木百合子（右）简单讲一下泰淳的经历。1912 年 2 月 12 日，东京本乡区一所净土宗寺院潮泉寺的住持大岛夫妻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儿子（次子夭折）。父亲给儿子起名“觉”，又将其过继给终生独身的师父武田芳淳。武田觉从出生起，注定要继承衣钵成为僧人。上高中时，觉是个文学青年，尤其对中国文学兴趣浓厚。觉还是个左翼青年，因为发传单屡屡被捕，每回被捕，父亲都去看他，看守嘲笑他是“红色和尚”。他念了东京帝国大学中文系，和竹内好成为朋友。谢冰莹去到东京，觉与她互教日文和中文，此事导致他又一次被捕并退学，最终只在大学待了两个月。20 岁那年，觉改名“泰淳”，进入增上寺的加行道场，获得僧侣资格。就像小贩的儿子要帮家里守摊，泰淳帮家里承担的事务包括给信众念经、拿布施、砍柴种菜。21 岁，泰淳以“狐塚牛太郎”为笔名，写了长篇《世界黑色阴谋物语》，没出版。翌年，他和竹内好等人一同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会”。1937 年，25 岁的泰淳被征召入伍。他作为辎重兵辗转上海、杭州和武汉等地，在 1939 年退役。当一个左翼青年（而且还是热爱中国文学的左翼青年）被投入战场，其精神会遭遇怎样的挫折和重塑，战争又是如何让人犯下罪行——泰淳后来的小说《审判》（《批评》杂志，1947.4）可作为例证。小说通常被放在虚构的创作门类，不过泰淳与其同时代的创作者的小说大多源自个人经历，有种种蛛丝马迹可循。回国后，泰淳的作品开始呈现后来一贯的“诸行无常”的调性。1943 年，他出了第一本书，《司马迁 ：史记的世界》，这本评论集更像是读史笔记。1944 年 6 月，为了逃避二次应征入伍，泰淳到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工作。1946 年 4 月，他随着战败撤退的人潮，搭船回国。前后两段中国经历构成了泰淳作为写作者的暗沉底色，与百合子的邂逅则给他带来不一样的光。两人相识之初，泰淳正经历一段如今很少有人提、当时在文坛内部人人皆知的四角恋爱，后来，他把看不到出口的窒闷感塞进了小说《爱的形式》（八云书店，1948），将恋爱对象化身作品的女主人公。百合子没时间看很多书，也不知道泰淳在写小说，还以为他是个教中文的老师。泰淳总是请客，对她来说，他是那个带自己吃喝的人。如果他来的时候是晚上，她就让他付账，喝店里非法售卖的私酿烧酒；白天，要么选店里的巧克力芭菲（其实就是冰激淋上面放一块巧克力，用的巧克力仍是美军物资），要么选三省堂书店那边的“葬礼馒头”。年轻姑娘对食物的爱透出近乎原始的生命力。百合子打动泰淳的，更多在于这种小动物般的天真直白。为了从四角恋爱的困局挣脱出去，泰淳接受了一份北海道的教职。在他离开前，1947 年 10 月的一天，两人在街上闲走，百合子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她说，自己的外公是铃木辩藏。那是一起曾震动整个日本的事件。1919 年（大正八年）6 月 6 日，在新潟县的信浓川畔，有人发现了一只装满尸块的行李箱。很快警方查明，死者是横滨的进口米商人铃木辩藏，杀人者则是农商务省进口米部门的技师山田宪及其同伙。铃木辩藏死得凄惨，在当时，对于他的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有人为民除害”。大正时期，米商囤货导致米价暴涨，普通人的生活愈发艰难，富山县 1918 年还发生过米价导致的暴动。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设立了进口米管理部，指定一些大商店以公定价格进行大米买卖。拥有政府指定的牌照，就等于有了赚钱的门路。年少时在米店当伙计的铃木辩藏是典型的暴发户。他靠倒卖大米和期货投资，迅速获取了巨额财富。山田宪在负责牌照的进口米部门工作，自然是铃木辩藏“公关”的对象。他先是带山田宪参与大米期货，导致其背了一身债，然后开始游说对方放出牌照。此时，山田宪找理由向铃木辩藏索要了五万日元的贿赂。无疑是一笔巨款。作为参照，夏目漱石发表于 1906 年的《哥儿》，主人公担任教职的工资是 40 日元。后来铃木辩藏试图要回那笔钱，反被杀害。山田宪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是对无良商人进行天诛，最终他被判死刑，两名共犯分别被判监禁十五年和一年半。无从得知，百合子究竟出于怎样的心理向泰淳提起这件事。或许她是想挽留即将离开的泰淳。铃木家有不成文的共识，不要对外人提起家里长辈的事。其背景就在于大众对铃木的死缺乏同情。而且，百合子并非铃木的亲外孙女。百合子的父亲入赘铃木家，和妻子育有一双儿女。岳父和妻子去世后，他和第二任妻子生下四个孩子，分别是谦太郎，百合子，进，修。泰淳在北海道没待多久就回来了。百合子讲述的故事一直萦绕于心，他想写关于铃木辩藏事件的小说。两人的关系逐渐稳固，他带百合子去了好友埴谷雄高夫妻家。埴谷雄高比泰淳大三岁，他在 1931 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被捕并坐牢。1946 年，他与同伴创办《近代文学》，开始在该杂志连载《死灵》。这是一部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思辨性作品，由于作者的肺结核病情加重，连载中断（进入 70 年代，埴谷雄高重开连载，直到他去世，仍未完稿）。埴谷雄高（1909 年 12 月 19 日－1997 年 2 月 19 日），日本政治思想评论家、小说家埴谷雄高早先在兰波咖啡馆就和百合子相熟，此番她作为泰淳女友出现，重新接触之下，他不仅意识到百合子的“有趣”，也感到泰淳作为作家的“深化”。靠收房租补贴生活的埴谷家相对富裕，泰淳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去蹭饭，百合子一个人吃了一大碗小鱼干。1948 年 10 月的《玄想》杂志上，泰淳发表了《吃东西的女人》。兰波咖啡馆的客人们不难认出女主人公房子的原型。我隔了许久去到那间咖啡馆，刚在角落的位子落座，她立即鞠了个躬，过来点单。接着，她对账台那边的服务生说：“我也要一个甜甜圈。”玻璃柜台里，甜甜圈和巧克力等摆在一起。服务生夹了一个出来。这时，她继续面向我这边，用指尖捏着高级的甜甜圈，咬了一口。她在品味炸得透透的、沾满了砂糖粉、形状完美的甜甜圈。她吃得很香，我几乎能感觉到她的咀嚼感和舌尖上的汁液。仿佛在那个瞬间，在那间咖啡馆里，不，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她和甜甜圈。房子的形象凝缩在“吃”，到了 1949 年的《未来的淫女》（《别册文艺春秋》），泰淳笔下的女主人公显得更为立体。开篇第一句 ：“马屋光子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存在。”咖啡馆女招待光子的生活被泰淳白描如下——她听取顾客点单，送去酒、咖啡、花生和柿种。她清出炉灰，添加泥炭。她在客人旁边稍坐，喝啤酒。和人猜拳赢了，对方拧住她的胳膊，浇她一头的酒。她用包袱布裹着瓶子，跑去买酒和肉。她严格按照账目，让顾客用全副家当付账（数学是她最喜欢的学问）。小说中的光子经常叠穿两件外套。两件外套的口袋都被老鼠咬坏了，因为她常把吃剩的食物放在衣兜里。她的被子也破旧不堪，“无论在战场还是监狱，我都没见过那样让人发痒和难受的被子”。有一次她喝醉了上厕所，想把购物篮搁在厕所的窗台上，结果篮子掉了下去。她在满是污水形同小河沟的后巷里拼命摸索，最终也没能找到篮子。篮子里有中原中也的诗集，她手抄了中原其他诗的本子，还有基督教的《公教要理》。那应该正是二十出头的百合子的形象，一个随身携带诗集的年轻女招待。当时，泰淳开始和百合子同居。说是同居，其实就是到百合子的住处留宿，有时他在天亮后回寺院（他父亲改任目黑长泉院住持）。百合子搬过好几次家，神保町、小川町、中野，泰淳在每一处来来去去。虽然也发表了一些小说，泰淳的收入据说只够负担百合子一半的月租。兰波咖啡馆的顾客之一是筑摩书房的创始人古田晃，百合子去筑摩的办公室收酒账的时候，还一并帮泰淳索取滞纳的稿费。泰淳说，自己出生在僧人之家，稿费就等于布施。意思是，别人不给，他不好主动要。日子难过，只能由百合子开这个口。筑摩书房的经济也十分窘迫，财务以书抵稿费，百合子用包袱布背着一堆书，刚离开出版社，便直接跋涉到旧书店去换钱。就这样，百合子一直没停止工作。继兰波之后，她又去了其他酒馆。男人和女人为恋爱做的付出很难对等。两人同居期间，百合子四次堕胎，第四次甚至导致她一时气绝。无论男方出于何种理由不想要孩子，都不该这样折磨伴侣。让人震惊的是，泰淳将两人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一一用在了小说女主人公光子身上。如果仅仅写两人的关系倒也罢了，《未来的淫女》是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叫作《血与米的故事》（《风雪》，1949）。看标题便知，铃木家的故事终于在泰淳笔下登场。此事在铃木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哥哥带弟妹们开了会，说不能让泰淳再写下去。百合子不肯出面应对，和她最亲近的弟弟修（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大学生）找泰淳做了严厉的谈话。小说没再继续，泰淳后来的单行本和作品全集均未收录这两篇。武田泰淳（左）和百合子（右）1950 年，两人一起搬到杉并天沼。那之前，百合子住过咖啡馆二楼、强悍的老婆婆经营的情人旅馆的别栋、印刷厂兼中介的阁楼。从外观看，天沼的居所比以前住过的要体面些，是一栋传统的老屋。穿过石头大门，爬上石头台阶，屋外有绿植。房东老太太和小女儿夫妻住楼下，泰淳和百合子租了二楼的两个房间，南面对着宽走廊，日照不错。泰淳总是窝在东面小房间阴暗的角落写稿，一天抽六十支烟，不断往烟灰缸里吐痰。他在写《风媒花》，围绕“中国文化研究会”一群人的小说。泰淳和百合子的家中只有一床被，如果来了客人，他们和客人两头睡。如果客人再多，只能盖上房东的蚊帐。每当泰淳有了稿费，就请朋友们吃中餐或鳗鱼饭，很快钱用完了，打回原形。即便手头窘迫，两人也经常去看电影。百合子又怀孕了。她上一次堕胎的危局让泰淳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1951 年，两人结了婚。泰淳在晚年的作品中写道 ：“如果不是因为饿肚子，我们或许不会结婚。如果不是饿着肚子，我们就不会喝酒。如果不喝酒，我们的行动就不会那么自由自在。”10月，女儿出生，泰淳给女儿取名为“花”（百合子习惯喊女儿“花子”）。26 岁的年轻妈妈和她 39 岁的丈夫不太懂得怎么照顾婴儿。天沼的房子老鼠肆虐，泰淳怕老鼠咬孩子，一家三口搬到片濑江之岛一个接生婆家的二楼。邻居们都靠夏天的海边做生意，他们最大的关心是七八九月的周末天气。泰淳写道 ：“从事虚业的我，待在这样的地方心里放松。”他一直把写小说叫作“虚业”。百合子喜欢海边的生活。她经常长时间在海里游泳，还是个婴儿的花被放在海滩上。泰淳这样描述百合子带孩子的情景——给了她一根炸薯条，直到母亲游腻了为止，连续几个小时，她乖乖地躺在海浪席卷的沙滩上，渔船的阴影里。她还慢慢地吃了沾满沙的饭团。
婴儿哭也不哭，独自睡着。不管来了什么客人，不管我们因为什么话题而吵吵嚷嚷，婴儿仿佛住在另一个世界，安静地睡着。老婆当然是爱孩子的。所以，孩子健康地长大了。不过，来喝酒的客人也好，来谈天说地的客人也好，百合子自己都可喜欢了，所以她像是忘了孩子，直到客人们回去。（《眩晕的散步》，中央公论社，1976）1952 年，泰淳的父亲去世。父亲认真读过泰淳的小说，评论道，你的小说像竹子嫁接在树上。可能是为了让泰淳的母亲安心，1953 年，小家庭搬回了目黑的长泉院。大岛家的长子大岛泰雄此时是东京大学农学部水产学教授，无论是他还是以写作为业的泰淳都无意继承寺院，于是从福岛会津请来和泰淳同辈的亲戚，担任新住持。因为还要管会津那边的寺院，住持不常在东京，原本是外人的百合子主动帮忙处理长泉院的事务。幼年时，她像所有富家女一样习字、学古琴、学唱传统歌谣。理所当然，她写一笔好字。百合子帮信众们写供养用的卒塔婆木牌，还发明了给基督徒的卒塔婆木牌，在顶上画一个十字架。她做这一切极其自然纯熟，信众们都以为她原本是哪间寺院的女儿。不过，泰淳生性严格的母亲对儿媳有一些看不惯的地方。泰淳解释说，百合子从小没了妈，所以不懂规矩。电视剧《朝 5 晚 9：帅气和尚爱上我》他们在长泉院住了四年。其间，泰淳写了《光藓》（《新潮》，1954）。1944 年，北海道一艘船遇难，船长在冬天的知床海岬靠吃船员的尸体活下来。小说便是以这一事件为蓝本。泰淳的这部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还被搬上歌剧舞台，是他影响较大的作品。百合子重新联系上从前要好的中学同学，有时带着女儿去横滨和同学们见面。念中学时，她从不修饰自己，穿着破旧的校服，同学去她家玩，发现那是栋大宅，十分惊讶。可以想象，铃木家的孩子们因为不想让人议论财富的来源，在外习惯保持低调。如今百合子成了打扮精致的年轻妈妈，白色百褶长裙，粉色衬衫，化了妆，涂了口红。20 世纪 50 年代，泰淳和他的同伴们在文坛俨然已是前辈作家。从 1956 年起，泰淳开始担任中央公论新人奖的评委。与他共同任评委的是伊藤整和三岛由纪夫，第一期获奖者是吉他手深泽七郎的《楢山节考》（在 1958 和 1983 年被改编为电影）。只比泰淳小两岁的深泽七郎很快与武田夫妻成了好友，还教百合子弹吉他。今村昌平执导的《楢山节考》1957 年，武田一家三口搬到杉并区上高井户的公团住宅。公团住宅是由日本住宅公团提供的出租屋，面向中等收入家庭，由于供不应求，租户需要通过抽签获得入住名额。社区通常很大，由若干栋不带电梯的多层建筑组成，外观有点像中国的老公房小区。搬家后，泰淳让女儿就读离家三站地的立教女学院小学，是一所基督教女校。独立居住让他们与朋友走动更加方便。泰淳的交游广阔，竹内好、丸山真男、梅崎春生、埴谷雄高和大冈升平，都与他常有往来。和作家们在一起，百合子总是装扮得当，但她的衣着要看场合。武田花小时候记忆中的妈妈，常穿黄色紧身裙或旗袍。她还记得，自己学习不好，学校喊家长，这时，妈妈穿着日常衣服和拖鞋就去了。上高井户的住所旁边有家面包厂。一大早就有过于浓重的气味和喧嚣，让凌晨起来写稿的泰淳苦不堪言。1960 年，武田家搬到赤坂冰川町，租了当时少见的复式公寓。可见泰淳的收入大有提升。彼时的赤坂不像如今繁华，除了一些老店铺，有大片的空地和绿树。新家与冰川神社毗邻，泰淳在天色尚黑时开灯写稿，神社的鸡以为天亮了，咯咯报晓。这让泰淳惴惴不安，对百合子说 ：“我感觉就像自己干了坏事被发现了，窘得很。我在方格稿纸上填字，一页一页地写小说，就像一张一张地做假钞啊。”这一年还有一项变化，赤坂的公寓有出租停车位，武田家买了车。早在长泉院时期，百合子有段时间每天一早出门，不知去了哪里。泰淳嘴上不问，心头惴惴不安，心想，这人不会是有外遇了吧。待谜底揭晓，原来百合子一直在学车，并顺利考取大型车两种驾照（该驾照可以开卡车）。作家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实不过是时代变化的一隅。1959 年，富士观光株式会社成立，第二年开始分让“富士樱高原别墅地”。武田家和大冈升平家先后在位于山梨县富士山麓的别墅地建了小楼。在武田家，诸如添置不动产的大事向来是百合子一个人拿主意，后来她还在下田买过一块地，一直没盖房子。百合子为什么会想到在富士山盖房子呢？可推测的是，她想离开东京透口气。在东京，除了家务，她还得处理和泰淳写作相关的诸多杂务，从送稿件到领稿费，以及开车接送泰淳。此外，从 1958 年起，“第一次战后派”作家们每月举办一次“后天会”，除了泰淳，参会者还有野间宏、堀田善卫、椎名麟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和埴谷雄高，会场经常放在武田家，百合子的接待任务不轻。野间宏（1915 年 2 月 23 日－1991 年 1 月 2 日），日本小说家、评论家和诗人1963 年，武田花升上同校的初中，开始寄宿。她后来回忆，父母一定是早有预谋，为了到富士山待着，才让自己住校。证据就是，那之前，他们给她买了只博美犬，取名“波可”。百合子十分宠爱小狗，如果家里吃汉堡肉饼，会做一只小小的给波可。年底，富士山麓的小屋盖好了。从圣诞节到翌年年初，一家三口迫不及待地在那里住了几天。山上的严寒让人猝不及防，抹布刚拧完就结冰，三个人各自用两条毛巾包住脑袋，打扮得像小偷一般进被窝。泰淳为富士山的小屋写下门牌，“武田山庄”。1964 年晚春，武田一家开始了东京和富士山两地往返的生活。恰逢富士山收费道路（Subaru line）于当年开通，这是从河口湖到富士山半山腰的公路。尽管上山有了新路，从东京赤坂的公寓到山庄，以当时的道路情况，开车单程需四五个小时。不过，对百合子来说，离开东京的好处胜过了长途驾驶的疲累。至于泰淳，等尝过山居的静谧与安闲，他经常心血来潮般说，明天进山吧。这一年，百合子开始写山居日记。最初是泰淳提的要求。他把一册别人给的日记本放在百合子面前，说 ：“这个送给百合子。你来写日记吧。只在山上期间写就行。我也会写。我们轮着写吧。怎么样？这样你就会写吧？”百合子摇头。他又说 ：“随便你怎么写都行。要是没东西写，也可以只写那天买的东西和天气。如果有好玩的事或者做了什么，写下来就行了。用不着在日记里抒情或反省。因为你是个不适合反省的女人。你只要一反省，就会耍滑头。百合子经常和我说话或者自言自语，对吧？就像你说话那样写就行。你按自己容易写的方式写就行了。”虽然提出“轮着写”，由泰淳执笔的日记只有寥寥几篇，女儿武田花偶尔也写个一两天。譬如，1965 年 3 月 31 日，母女俩在院子里种下了深泽七郎送的十七株梅树。五年前，深泽七郎因为小说《风流梦谭》引起右翼的攻击，还导致中央公论社社长家遭右翼袭击，保姆在事件中死亡。这件事发生后，深泽七郎停笔，四处流浪。要等到 1965 年秋，他才再度安顿下来，开设“爱我农场”。深泽七郎（1914 年－1987 年 8 月 18 日），日本小说家十三岁的武田花写道 ：“妈妈干活最起劲（总是这样），她很愉快，看起来累了。妈妈只要开始挖坑，或是开始弹吉他，做一整天也很有耐心。她做这些就忘了做饭。爸爸会写一整天小说，很有耐心。我做什么都没耐心，别人让我做，我就做。”百合子始于 1964 年 7 月的日记，虽说是按泰淳的要求写的，但并不敷衍。在山里每天的日常，一日三餐的内容，购物清单，自然风物，都被她以冷静的仿佛第三者的笔触做了记录。武田家每次来去山庄的时间不定，通常和泰淳的工作安排有关。有时一待就是半个月，有时隔天就走。加起来每年总有半年时间在山里。小楼虽然简素，院子很大，占地 1200 多平方米。百合子在院子里种树，养花。山庄位置不便，最近的购物点是管理处，走路也有些距离，那儿东西卖得贵，百合子通常开车到山下的河口湖或富士吉田，采买食物用品，给车加油。她很快和加油站以及商店的人们混熟了，每次去，加油站的大叔都会送她冰激淋什么的。另一个和武田家交往较多的当地人是石材店的外川。武田家想建围墙，让管理处找承建方，找来的便是外川。1964 年 8 月 9 日的日记，他首度登场，百合子称他为“石材店的大叔”。8 月 14 日，围墙建好了，这天的日记写道——用当地的葡萄酒、甜甜圈、炸仙贝、水果罐头庆祝完工。女工们说，今天回家就开始休盂兰盆假期，之后休好几天。
三名女工是山下的 N 村的人，据说一个是理发店的，另外两个是农家的主妇。女工把一升装的葡萄酒满满地倒进杯里。“啊，好喝。”她们说，因为过节，社长（石材店的大叔）给每人发了一件红梅单衣和服。社长用粗胖的手指一点点剥开奶酪的银纸，边吃奶酪，边滋滋地小口喝着啤酒，显得满足。他就像那种大叔，去酒馆里请女招待们喝酒，置身于她们中间，便兴高采烈。他雇的女工较多，说不定他在工作中也有这样的心情。后来外川便常常上门。有时给武田家带吃的，有时路过歇脚。他相当健谈，讲了许多当地的事。1965 年 6 月 7 日的日记，有一个条目是“外川的话”，记述了他关于种田的谈话。除了石山，外川还拥有田地，由他的妻子打理。百合子详细记录当地人的话语，连口音也栩栩如生，很可能是为泰淳的写作积累素材。6 月 8 日的日记有大段前一天的谈话补记，接下来是——这是外川在昨天 6 月 7 日讲的，种田以外的事。昨晚太困了，不想写了，就没写，今天丈夫说：“要把外川说的话写下来呀。”所以我趁没忘记来写。真烦啊。手指会疼，而且写字好麻烦。要是外川以后也讲好多事情，可就不好办了。百合子所料不虚，外川以后也讲了好多好多的事。她事无巨细将其写下。深泽七郎、竹内好分别来过山庄，也留下了记录。她笔下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悠闲山居岁月，渐渐地出现死亡的阴影。一种是朋友的死，从梅崎春生开始。1946 年以《樱岛》成名、身为“第一次战后派”代表人物的梅崎春生，50岁死于肝硬化。肝病也是他的作家同伴们最容易罹患的疾病。酒精和写作，是他们的人生不可缺乏的逃逸口。1965. 7. 19
今天早上，我绕过湖的内岸回鸣泽的时候，河口湖的水比平时清澈得多，钓鱼的人像画中人般静止不动，是个让人恍惚的晴朗夏日。我边开车边想，生病的人会在这样的日子死去呢。结果梅崎死了。我的眼泪流个不停。（中略）
回家后，吃饭时也没人讲话。丈夫和我还有花子，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哭。丈夫在他的房间。我在厨房。花子在院子里。“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哭。”最简单的句子，却清晰地勾勒出巨大的悲痛。梅崎春生（1915 年 2 月 15 日 - 1965 年 7 月 19 日），日本小说家活着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日子要过。这年 8 月，百合子和女儿跟着外川去看湖上祭的焰火。泰淳嫌麻烦，没去。他正在写《十三妹》，登场人物不光是十三妹，还有白玉堂和展昭，整个儿是把《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糅合在一起的小说，颇有点“关公战秦琼”，体现出泰淳对中国古典的熟悉。他笔下的十三妹与其丈夫，隐隐有自家两口子的影子。小说在报纸连载，为赶上进度，在山庄执笔的稿件由百合子送到山脚下的火车站，搭列车邮件送往报社。11 月 25 日，日记本里少见地出现了泰淳的字迹 ：“稿子没写好，内心焦灼。”12 月 2 日，百合子的车被冻住了，她往引擎浇了热水，勉强发动了开下去，引擎盖一路往外冒着黑烟，直到实在没法再往前开，她跳下车，先跑到加油站说了车的事，再奔到车站去寄稿子。这天的日记读来如一部动作片，让人看得捏了把汗。顺便提及，多年后，田中芳树为《十三妹》文库版写的解说中提道，连载期间还是个小学生的他，每天的期待就是在报上看这篇小说。1965 年底，武田家在山庄跨年。下山路冻住了，管理处的人开着吉普车和推土机在前面开路。好不容易到了底下，加油站的大叔说，你们怎么下来了，我本想今晚悄悄开卡车上去，把路平一下。不觉间，武田家和当地人已结下深厚的情谊。百合子偶尔也会提及她正在读的书，例如 1966 年 4 月 20 日的日记写道：“昨晚很累，但是读《沉默》到凌晨两点。”泰淳一直担任评委的中央公论新人奖仅存续九届，到了 1965 年，中央公论社改设谷崎润一郎文学奖，泰淳继续当评委。谷崎奖的第一届获奖者是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1966 年秋的第二届，获奖者正是远藤周作的《沉默》。依然是 1966 年 4 月 20 日这天的日记，山庄来了访客。远道而来的是中央公论社的编辑常田，也曾是兰波咖啡馆的常客。百合子对他说 ：“那时候，我们三个都穿着奇怪的西服和外套，一直在喝酒，白天也像是夜晚。常田，你现在成了中央公论的人，穿着好西装，像个绅士。我呢，开着小轿车。我们真的活了好久。”说这番话的百合子还不到 41 岁。是经历而非时间，让人感觉“活了好久”。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年 5 月的日记中，出现了百合子为泰淳做口述笔记的记录。口述的稿子不长，是某评论集的后记。不妨认为，泰淳的体力开始逐渐衰微。他在山里依旧凌晨起床写作和读书，一起来就开始喝啤酒，百合子开车出去的时候，他除了午睡和晒太阳，也负责拔草、修剪树枝和砍柴。1966 年 10 月，《群像》刊登了泰淳的《直到看到焰火》，这篇文章写了武田家两次去湖上祭的经历（第一次泰淳没去，翌年夏天外川又来邀，于是 1966 年总算去了），更着重写了外川其人，勾勒出一个性格憨厚、学历不高，同时努力想在当地成为一方人物的石材商人的形象。如果将百合子日记与泰淳的文章对比，会发现泰淳从日记做了大段的摘抄，毕竟去年的事他没亲身经历。摘抄时做的处理，可见他与百合子的不同——一个快要死掉的那般年纪的爷爷，被家人围着，铺了报纸躺下，仰面躺着看焰火。他一动也不动，光是盯着焰火那个方向，让人以为他是不是死了。（《富士日记》，1965. 8. 5）就连仿佛马上会死去的瘦弱老爷爷，也被家人送过来，人们把他仰着放在报纸上，他望着人世间最后的焰火。（《直到看到焰火》）这不是泰淳唯一一次“借用”百合子的日记。他的文章结束于那年夏天实际目睹的焰火景象，典型的作文模式。而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关于湖上祭的日记中，百合子一个字也没提到焰火的景观（去年同样没写，只写了看焰火的众人），末尾如下——九点半过后，焰火的声音消失，回家。
丈夫从午后一直在喝啤酒，晕乎乎的，到家后立即倒头睡了。鼾声巨大。
我也感觉嘴巴像是一直张着，手脚都因为啤酒流过去而变胖了。花子帮我收拾了中午的桌子，我俩睡下时将近十二点。
1967 年春，泰淳作为作家代表团的一员在中国旅行。这并非他第一次在战后以作家身份访华。1961 年 11 月，他曾在中国南北游览了 25 天。那之后，他在《菊花，河流，大地》中写道，“有过曾以侵略者身份在这片土地上移动的过去，我感到惶恐、抱歉和窘迫”。六年后的这次访问归国后，泰淳忙着做报告，写回顾稿，上电视和广播，一直留在东京。5 月末终于回到山庄，百合子写道 ：“今年没看到富士樱，也没看到松树发芽。”夏天，又一次进山途中，波可死了。该怎样写下身边最亲近的动物的死？百合子的记述像一块封住全部情绪的巨大的冰。1967. 7. 18
波可死了。六岁。我们把它埋在院子里。
可怕的事，痛苦的事，想要喝水，挨骂，都不会再有了。如果，灵魂真的会升上天空，那就早点升上去解脱。
我们在早上十一点半从东京出发。非常热。在大箱根停车小憩。波可死了。天空湛蓝。我喝了两瓶冰牛奶。丈夫喝了一瓶。我立即上车开往山里的家。眼泪一直在流。看不清前路。
埋完波可，我去大冈家送书。我说狗刚才死了，大冈夫人把她的织机借给我（7 月 19 日记）。始终保持反战、反核姿态的大冈升平，比泰淳年长三岁。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期间，他和中原中也等人创办同人杂志《白痴群》，毕业论文写的是纪德的《伪币制造者》。1944 年，在川崎重工工作的他应征入伍，被派驻菲律宾。可能因为他谙熟法语，在军中成了译码员。他患上疟疾，于昏睡状态中被美军俘虏。他的第一部小说便是《俘虏记》。大冈家比武田家的房子建得晚，自 1966 年 7 月，他们偶尔过来小住，频度似乎没有武田家高。两家人都在山上的时候，经常相互走动。为了安慰百合子，大冈升平讲了自己前后养过的好几只狗的死。对波可死因的叙述，出现在 20 日的日记。应该是那时百合子才终于能稍许平静，写下事情的经过。她又一次提到了天空。打开后备箱看见狗的时候，我头顶上的天空一片湛蓝。我将永不会忘记吧。发现狗死的时候，天空湛蓝。夫妻俩都无法对女儿讲起狗死掉的事，直到武田花放假进山。年复一年，百合子的日记中不时出现埋葬波可的位置，她在那里种的花草。1969 年 1 月起，泰淳在《每日新闻》连载《新·东海道五十三次》。东海道五十三次，指的是从江户时代就有的，从日本桥到京都的东海道上的五十三处住宿地。从古至今，文学和绘画常以其作为主题，人们最熟悉的便是歌川广重的浮世绘。为了这次连载，从前一年 11 月，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百合子开车带着泰淳和报社编辑沿着东海道漫游，每一次的出发点是上一次停留的终点。歌川广重的浮世绘连载的主线是“我”和“百合子”的自驾旅程，同车的编辑偶尔作为“T”露面，存在感不强。全文不仅有历史掌故、对东海道沿途城市的观察，还穿插了个人经历的回顾。除了广重的日记，泰淳还提到《东海道中膝栗毛》，那是十返舍一九作于 19 世纪初的滑稽文学，栗毛指棕色的马，膝栗毛是指走路代替骑马的徒步之旅。主人公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是一对男同性恋情侣，泰淳带着少许恶趣味，老拿这两人比喻自己和百合子。这年 1 月还有件小事，中央公论社的编辑村松友视第一次拜访位于赤坂的武田家。他是正在创刊的文学杂志《海》的编辑，泰淳答应为新杂志写一部长篇，名字也取好了，《富士》。不过在村松上门的时候，关于小说的构思很可能只停留在书名。和武田夫妻的初见给村松友视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两人起先都有几分怕生和拘谨，不过，当泰淳给客人和自己倒上啤酒，百合子端出她用短时间制作的下酒小食，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其乐融融。本来这次拜访该由主编带领，主编临时有事，于是 28 岁的村松友视独自面对 57 岁的文坛重镇，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拿出预先准备的书，向泰淳热情推荐了国枝史郎的《神州纐缬城》，说“富士”同样也是这部奇书的关键词，可能会对新小说有所启发。国枝史郎早在 1943 年就已去世，他的小说主要是幻想和传奇风格，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作家，包括江户川乱步和梦野久作。《神州纐缬城》是一部未完之作。为了完成编辑工作，也因为真心喜欢武田夫妻，村松友视和他们来往很勤，还在 4 月大雪中和武田家一道去了山庄，跑上跑下帮着搬东西——山庄从大门到房门口是条下坡路，有些不便。不知是不是村松友视的阅读建议打乱了节奏，还是泰淳原本就怠于写稿，总之，6 月发行的《海》创刊号没能收到泰淳的小说。不仅如此，作家直接溜到了国外。算是犒劳一直辛苦驾驶多次往返东海道的百合子，泰淳带着她，和竹内好一同参加了“白夜祭与丝绸之路之旅”，从苏联境内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6 月 10 日从横滨坐船出发。这天的凌晨三点，泰淳起来写了《新·东海道五十三次》的最后一期稿件，在码头将手稿交给赶来送行的报社编辑。至于被放鸽子的《海》，泰淳将出行计划瞒着当时的主编近藤信行，并对百合子说 ：“唯独近藤君，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要去旅行。因为对不起他。我说不出口。要是让其他出版社知道了，马上会传入近藤君的耳朵里。所以你也别告诉其他出版社。尽可能谁也不告诉，一直到临出发的时候。”近藤在武田家出发的前夜打来电话，询问“是真的吗”。电话里的声音含着怒气。早上，近藤带着另一个编辑来码头送行。泰淳总觉得对方脸色不善，避免视线接触。旅行团一共十个人，行经哈巴罗夫斯克、塔什干、布哈拉、第比利斯、雅尔塔、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然后从北欧回国。沿途，一如在山庄和东海道采访时，百合子记了笔记。泰淳后来回顾，一行人因航班延误在新西伯利亚机场招待所落脚时，“老婆做了详细的笔记，包括室内描写等。恐怕可以断言，关于这个招待所的内部，记得如此详细的，若是间谍就算了，在日本旅行者当中别无他例。她还画了插画，痰盂、龙头和室内的布局等”。旅程结束于 7 月 5 日。回到东京，访客不断，泰淳说：“想早点进山，头昏脑涨。”10 日，他们重返山庄。没了外人打扰，夫妻俩长时间地聊天。三天后，不得不返回东京。7 月下旬再进山，一直待到 8 月末，中间仅有一天回东京，翌日即返山。9 月断续在山里待了 15 天。山庄每到冬天，水管和车需要仔细防寒，不然就会冻坏，一家人连寒冬都不怕麻烦地待在山里，凉爽的夏天当然更是得空就进山。8 月，《新·东海道五十三次》由中央公论社出版。书中提及“百合子的笔记”。泰淳坦承，写这个全靠老婆的驾驶和笔记。百合子不仅要负责长途驾驶，每天还要记笔记，难怪文中的“百合子”经常显得睡眠不足。《富士》的稿子也在夏天终于开始执笔。发表于《海》十月号的第一章“神之饵”乍看像是山居笔记，对松鼠和老鼠的观察则透出哲人的思考。第二章“请让我拔草”，笔锋一转，开始写战争期间一所精神病院的医患人群。这年 12 月，百合子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小猫阿球的记录。女儿外出时在停车场捡的三花猫。武田花高中毕业，没上大学，没事就四处转悠和拍照。继波可之后，百合子又开始加倍地宠猫，给它买特别昂贵的原本是做菜用的鱼干。阿球从东京来到山庄，很快适应了自然环境，成长为动物杀手，在泰淳的带领下，一家人秉着“不责备猫”的原则，看到它带回来的鼹鼠或老鼠等猎物，还得摸摸它的头说，阿球好乖啊。受到夸奖，阿球的杀戮不断升级，甚至带回了蛇，怕蛇的泰淳只好躲起来。 两年后也就是 1971 年 4 月的日记中，阿球俨然是山庄一带生物链顶端的存在。“我把吃剩的杂粮撒在院子里，松鼠战战兢兢地来吃了，趁阿球午睡的时候。鸟也在阿球睡觉时过来匆忙地洗了澡。”日记这时到了第八个年头，百合子常去买酒的店家的女儿生了孩子。当初刚来山里，那家的女儿还是学生。武田花进入东洋大学，就读文学部佛教学科。《富士》终于连载结束并成书。在泰淳的写作历程中，这是少有的完整长篇。除了序章和终章“神之手指”用了山居笔记体，中间部分以精神病院这一特殊背景描写了战争对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终章出现了名叫“波可”的狗的死，小说中“我”的妻子的日记，逐字引用了百合子的文字。1971 年 11 月末，泰淳住院。写作《富士》期间，他的饮酒量不断增加，此时糖尿病发作，导致中风。日记中早有征兆。10 月 23 日，在进山的路上，副驾驶的泰淳仿佛不经意地说起，昨天中央公论谷崎润一郎奖的会议上，他突然间无法说话。“就这样去山里？回东京看医生吧。”
他拼命摇头，使劲瞪了我一眼。他咽下三明治，说道：“到了山里就会好的。是喝酒喝多了。我自己知道。看医生也就那样。我就想这样待着，你别管。”
我注视前方，一直在开车。
丈夫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他像是为刚才语气不善感到羞愧，又像在讨好我，这回，他边摸我的头，边用正常的声音说：“让我就这样待着嘛。”病倒后，泰淳的行动变得艰难。他暂时停止了写作。1972 年 4 月，百合子把院子里原本种菜的地方都种上了花。不再写稿的泰淳，每天有大把时间眺望院子。这一年 6 月到翌年 3 月，日记出现了空白，应该是没进山，让泰淳在东京养病。可能由于《富士》带来的影响，新潮社出版了泰淳在 1960 年代连载于《新潮》的未完作《快乐》。这是部自传性的作品，讲述名叫“柳”的少年僧侣在战争色彩日渐浓重的社会中的日常与思索。整个 1973 年，百合子仅写下两则日记，4 月一则，5 月一则。少见的是，随后，泰淳用大而颤抖的字，记了两则极为简短的日记。其中 5 月 21 日如下——晚上去厕所，上下楼很麻烦，试着在楼下睡。冷。1974 年，百合子和泰淳在山里待得久一些，六七月间有 15 篇日记。7 月 15 日的日记，泰淳和百合子比赛一般轮流放唱片。泰淳反复听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的主题曲，并说 ：“要能写出这种感觉的短篇小说就好了。”百合子在间隙放上《最毒妇人心》（Hush... Hush，Sweet Charlotte），不服输地说 ：“孩子爸，等我死了，在守灵夜放这首歌。在场的人一起合唱。”泰淳重又开始写作。由他口述、百合子担任笔记的《眩晕的散步》《上海之萤》先后在《海》连载。《上海之萤》以战争末期泰淳在上海的经历为蓝本。《眩晕的散步》更像是一章章随笔，中风后体力衰微的“我”由“老婆”陪着，在不同的地方散步，“笑着的男人的散步”“有存款的散步”…… 然而，随笔风格的《眩晕的散步》，以及之前那本像是纪行文学的《新·东海道五十三次》，都被泰淳分类为“小说”，这与他的小说观念有关。《富士》连载期间的 1970 年 10 月，泰淳和三岛由纪夫有过一次对谈，他当时说 ：“所谓的小说，一种，是声称‘我没有说谎’的人；一种，是说‘我说谎’的人；还有一种，是说‘我搞不清我有没有说谎’的人……”三岛立即说 ：“第三种就是武田吧。”对谈后一个多月，三岛由纪夫自杀。《富士》的主人公之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岛由纪夫——前精神科医学生、现在的精神病患者一条实见，高智商的美貌青年，声称自己是天皇直系。一条实见在书的末尾死去，读者多以为泰淳受到三岛之死的影响才这么写，其实全书截稿恰好在三岛自决前几天。小说家的预见，有时让人心惊。总之，小说与现实的巧合，让《富士》一时间成为话题。1974 年的日记终结在 7 月 15 日。1975 年没有留下日记，百合子 50 岁，要照顾生病的丈夫，还要做口述笔记，过了忙碌困顿的一年。1976 年的日记始于 7 月 23 日。整个夏天，夫妻俩一直在山里，百合子一天不落地记日记。她打理院子，照顾泰淳，显得很有活力，也很少在日记中表露动摇，只有一回，她写道 ：“有时候，我满怀不安，仿佛在摸索着，不断地用笊篱打水。”1976. 9. 1（周四）晴，有时多云
早上，阳光照下来，飞来了五只黑凤蝶——不知道它们之前怎么在雨中度过的——将整个身子钻进矮牵牛喇叭状的花里，吸取花蜜。凤蝶的翅膀有气无力。天气很好，所以我把各种东西拿出来晒。丈夫把牙刷和杯子拿出来晒。他自己也坐在杯子旁边，一动不动地闭着眼。阿球在他旁边闭着眼。下午，我用淋浴给丈夫洗头。想接着给他洗身体，他说洗多了脑袋会糊涂，不肯洗。傍晚，我带着阿球去远处散步。阿球飞奔着跟过来。入夜，下起小雨。雨很快停了。来到院子，满满的百合香。我明年想种一大堆百合的球根。想要明年也两个人健健康康地来山上。9 月 9 日是最后的山居日记。离开时，百合子对管理处说，等到红叶的季节会再来。9 月 14 日，在东京的百合子开始写日记——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东京的日记从 14 日不间断地写到 21 日，是泰淳最后在家的时期。泰淳原定出席 9 月 16 日谷崎润一郎奖的选评会，当天临时决定不去。晚上，百合子的弟弟和一位医生来看望。医生说，泰淳的肝脏有问题，随后私下告诉百合子，应该去做检查。此后的几天，百合子一直在联系病床。21 日，终于定下可以住院，竹内好和埴谷雄高来探望。当着客人的面，泰淳半开玩笑地讨要啤酒喝，反复说 ：“我不是坏人呀，给我啤酒吧。”那之后，他吃了药（基本就是消化药和维生素 C），神清气爽地睡了。我和花子没睡，等待明天早上。对面山坡上新建的公寓有两个房间一直灯光明亮，能清晰地看见屋里的椅子和家具。还看到有人或站或走。每当我困了，就注视那房间，等待天亮。晚上一直在下雨，风也变大了。早上，风停了，变成小雨。全部日记到此终结。22日凌晨，百合子请中央公论社派人手，《海》的现任主编塙嘉彦和村松友视一起过来，帮忙把泰淳抬上救护车。1976 年 10 月 5 日，泰淳因胃癌和已转移的肝癌去世，终年 64 岁。葬礼来了许多出版界人士，51 岁的百合子显得开朗，还对大家半开玩笑地说 ：“新寡是很受欢迎的。”赤坂的复式公寓内挤满了编辑们，年轻编辑多在二楼，村松友视也在其中。塙嘉彦来到二楼，向他招手，待他走近后，主编难掩兴奋地说起，听说百合子积存了大量写于山庄的日记，想要向她约稿。虽然主编出于好意，把向百合子约稿的任务交给自己，但这些年来，村松友视已不仅仅是泰淳的编辑，更是武田家的朋友。故人刚走便向遗孀要稿子，他感到自己做不到，当场拒绝。于是由主编向百合子提出约稿事宜，并迅速敲定，日记将会刊登在“武田泰淳追悼特辑”。事情谈完了，百合子上楼经过村松友视身边，低声笑道 ：“村松，你没有勇气啊。”或许就在那个瞬间，一直在作家身旁的妻子、助理和影子消失不见，兰波咖啡馆时代的百合子回来了，同时，身为随笔作家的武田百合子悄然出现。1976 年 12 月，《海》刊登了名为《富士日记——今年的夏天》的文章，内容是百合子当年夏天的日记。其后的一年，百合子从 1964 年 7 月到 1967 年 11 月的日记以《不二小大居百花庵日记》的标题在《海》做了连载。题名的由来，是百合子誊抄日记时，发现最早一本日记本环衬上有泰淳的字迹，“不二小大居百花庵日记 武田泰淳”。当初泰淳给山庄取过各种各样的名字，这是其中之一，嵌入了百合子与花的名字。连载后于 1977 年成书的《富士日记》，包含了百合子十三年间的全部日记（以及泰淳和花的几篇），此书迅速捕获了一大批读者，至今仍被许多人阅读。要说原因，很简单，因为百合子其人其文，充满魅力。百合子的文字毫不矫饰，和她本身一样充满生命力。她写山中四季，写夫妻吵架，写兔子啃掉了所有种下的花草（她毫不气馁，打算下次种胡萝卜给兔子）。夏天，无籽葡萄的季节，武田家每天吃葡萄。放在桌上的葡萄常有蜜蜂来咬个洞吸葡萄汁。百合子打开果酱，蜜蜂也来吃。又开一罐蜂蜜，蜜蜂更开心了。她觉得蜜蜂可怜，想要告诉它，蜂蜜原本是你做的。她觉得总来吃东西的蜜蜂是同一只，在它身上用红色马克笔做了标记，发现果然是同一只。值得敬畏的大吃货蜜蜂。我向丈夫发表了这一研究结果，他说：“和百合子一模一样啊。”她写深夜开车回家，泰淳把全部房间的灯开着，远远望见灯火通明的房子时，她的心头忽生眷恋。她笔下映出昭和时期的日常，从最初只有收音机，到电视出现。大部分日记详细记录了每天三顿饭的内容，不提烹饪法，也少有评价，只有做得难吃时会着重写一笔 —奇怪的是，菜单的罗列会诱发读者的食欲。遇上和朋友聚餐，便写得详细些，譬如竹内好来的那次吃的寿喜烧。牛肉带点紫色，煮的时候冒泡，吃了会不会有谁死掉呢，我这样想着一吃，是正常的味道。总之，那是兼具简洁和细致、冷静和热情的日记。不辩解，不粉饰，不感慨。百合子真的像泰淳最初要求的那般，一路写来。《富士日记 》1974 年 7 月之后， 有一段补记，节录如下——泰淳原本就是个不肯烦神的人，能让我解决的事都让我做，从开始写《富士》到他生病之后，更是把一应杂事全交给我。从这时起，日记简短，字大。隔一段时间记一次。我因为忙碌而疲惫，懒得记日记。
昭和四十八年五月末，武田两天的日记孤零零地在那儿，写在一张两百字稿纸上。他用钢笔写了三四个字，然后用黄色马克笔重描了墨水断续的字，大概还是不好写，或是颜色不中意，又换成黑色马克笔。
没有记日记的山居的日子，有些什么呢。和往年一样，雪融，草木发芽，樱花开，樱树长出嫩叶。我们急不可待地进山。武田做日光浴，割草，喝啤酒，看书，看电视。
我不再去湖里游泳，在院子前面的田里和大门的周围种了夏天开的花。武田笑着叹道，你那股热心劲儿，简直像精神病。不过，在早上和黄昏，他久久地蹲在花田里，摸摸花，呆呆地看花。让我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有时候，我口不择言，把武田气得发抖，让他心情暗淡。有时候，他以一种无法言喻的眼神，让我说不出话来。健康的我，在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人的身边，吃很多，说很多，大声地笑，在院子里跑上跑下，直接展现情绪的起落，我是个多么粗野又迟钝的女人啊。《富士日记》于 1977 年获田村俊子奖，是专门颁发给女作家的奖项，一共办了 17 届，百合子正好是最后一届获奖者。有些人从百合子年轻时就熟悉她，如埴谷雄高，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说，日记体现了百合子一贯的才气；像村松友视这样的“新朋友”，则只有惊叹的份 ；而更多的人，往往以为百合子是在为泰淳担任口述笔记员的过程中“学会了写作”。百合子的女儿武田花眼中的她又是怎样的呢？中学被送去住校时，武田花起初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在很快适应了住校生活。有时妈妈像是忽然想起来似的打来电话，送吃的到学校宿舍所在的三鹰台。隔着宿舍的铁门，妈妈把装有零食的纸袋递过来。因为吃太多零食，武田花经常流鼻血。只要武田花在家，爸爸睡了之后，妈妈常带她去夜游。所谓夜游，就是开车到青山的 Yours。那是 1964 年开设的进口超市。一开始营业到凌晨 1 点，后来变成了 24 小时。许多演艺界人士都去那里购物。妈妈买一大堆进口食品，回家用预拌粉做点心。有一年赏花，一家人喝了清酒又喝葡萄酒，醉了的百合子对性格内向的武田花说 ：“你像这样，将来很难。高兴的时候就要做出高兴的样子，想要的时候就要说想要。你整天都在想些什么，究竟有什么思考，说来听听——”她被说哭了，叫道 ：“就算努力想，也没有想法。就算想要思考，也没有思想。可我想要活着。就只是想要活着。”一直闭眼躺在地上的爸爸忽然笑道 ：“百合子输了。”武田花大学毕业后做过各种工作，都不持久。作为兴趣的摄影倒是一直没变。她爱拍穷街陋巷和猫，35 岁才办了一个小小的个展。1990 年，39 岁的武田花拿了木村伊兵卫奖，该奖项被称作“摄影界的芥川奖”。她出过几本摄影随笔集，文风与父母全不相像。照片和文字，呈现出她看待事物的方式，其中隐隐有百合子的影子。武田花的摄影作品为《富士日记》做誊抄的过程中，百合子对遣词造句逐一做了细微的改写，年少时爱读诗的她，对文字是非常讲究的。《富士日记》之后，百合子陆续出了四本书。1979 年的《狗看见星星：俄罗斯旅行》是与泰淳、竹内好那次前苏联旅行的日记，获读卖文学奖。其后是《语言的餐桌》《游览日记》《日日杂记》，分别出版于 1984、1987 和 1992 年。四本书的体量都不大，与她对文字以及选篇的讲究不无关系。最后三本可以算是精选集，尤其是《日日杂记》，语言愈发凝练成熟。有一个问题，是所有喜爱《富士日记》的读者都想要问的——泰淳走后，百合子还写日记吗？她自己说再没有写过，尽管《日日杂记》采取了不设年月日的日记体。百合子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如同磁场，吸引了一批人。她身边常来往的不仅有中村真一郎夫妻、大冈夫妻和埴谷雄高等老友，其交友圈更进一步扩展开去。新朋友们无一例外，都对她的文字乃至个人怀着“粉丝”的心情。譬如以“阿佐田哲也”为笔名写《麻将放浪记》的色川武大、女演员加藤治子、引领“路上观察学”的赤濑川原平，以及剧作家唐十郎。当然，她最重要的吃喝和旅行伴侣，是经历过一次婚姻又回到娘家的武田花。从百合子的文章看，母女俩游逛的地点也很别致 ：浅草一处老旧的游乐场“花屋敷”，摆着熊标本的跳蚤市场，有许多陪酒女去泡澡的温泉，蛇类中心……也少不了重返故地。武田山庄还留着，每年夏天，百合子都会回去。另一处必去的是京都知恩院，泰淳的遗骨有一部分葬在那里。墓碑上有泰淳的手书，“泰淳百合子比翼之地”，于是看守墓地的大叔以为她是给一个叫百合子的人扫墓。每当别人弄错了我家猫狗的毛色体型，我总是忍不住认真地一一订正，说道，不对，我家的猫是三花猫，不瘦。但对大叔的这种误会，我不放在心上。倘若樟树根下埋着另一个我，也不坏。（《日日杂记》，中央公论社，1992）《日日杂记》的扉页写着“致离世的人们”，可以说，这正是百合子的写作的出发点。通过文字的魔法，重现业已消逝的人与事，唤回她所珍重的整个世界。全书充满了生之眷恋和死之预感。这些文章最初连载于《嘉人》杂志，从 1988 到 1991 年，百合子执笔时不过 65 岁前后，按理文中不该有如此浓重的暮年感，可能她在这时身体状况已不甚佳。那之前，1986 年，百合子说要庆祝满 60 岁，独自去德国找弟弟铃木修，在弟弟家待了一个月。修要上班，她带着地图每天自己出门玩，让修一家颇为震惊。赴德前，百合子把日记本和稿件收在行李箱和茶盒里，对女儿说，如果我死了，就把这些都烧掉。她从德国给女儿寄了大大小小许多礼物，还写了大量的明信片。1992 年发表于 Poetica 的《在成田》，写的就是德国之旅临出发那天，女儿来成田机场送别的情景。文章很短，是百合子最后一篇发表作。1993 年 5 月 27 日，百合子去世，死因是肝硬化。泰淳走后，她生活了十七年。好友中村真一郎为她身后出版的《武田百合子全作品集》（中央公论社，1994）撰文，其中提道 ：“泰淳去世后，为了脱离那份悲伤，数年之间，百合子的苦行之卓绝，就算她诙谐地讲起，也让人听不下去。”曾经的新人编辑村松友视逐渐变得资深（他担任了《富士日记》的责编），又在 1980 年成了作家。其间也有些波折，他起初写小说不成，偶然应邀写了关于职业摔跤的非虚构，一举成了畅销书。42 岁那年，他的小说拿了直木奖。村松友视一直想为百合子的文字“正名”，在他看来，百合子不仅仅是“泰淳遗孀”，她本身就是具有诗人天性的作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不仅去见了武田花、百合子的弟弟铃木修，还找到百合子的中学同学，从后者处获得珍贵的资料，中学同学们办的同人杂志《贝壳》，收录有百合子不同时期的稿子。目睹十来岁的百合子写的诗，身为年轻妈妈的百合子写的书信体随笔，村松友视终于明白，为什么泰淳过世后，埴谷雄高在《眩晕的散步》获野间文艺奖颁奖仪式的致辞中说道 ：“此处进行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口述，而是真正的合作。”有心人不难发现，《眩晕的散步》有两个章节的内容，基本脱胎自百合子的前苏联旅游日记，也就是她的第二本书《狗看见星星》。倒也不是“照抄”，泰淳和百合子各自成书时的字句取舍，对照着读，别有意味。村松友视可能为了泰淳的名誉，并未多提这一细节。他把对百合子人生历程的追寻经过写成《百合子女士是什么颜色：通往武田百合子的旅程》，是一本有意思的传记，值得所有百合子粉丝读。书中提到，泰淳过世后，百合子有种种变化，变化之一是，她不再轻声细语，嗓门大而清晰，特别有穿透力。中央公论社编辑们每月一次和她聚餐，先是在饭馆，有一回，村松友视离席去厕所，忽然发现百合子的说话声响彻全场，顿觉尴尬，从此便把会场挪到武田家。武田花遵照百合子生前的话，烧掉了两只装有手稿的箱子。各家出版社都想出版百合子过去没成书的稿件，武田花多次拒绝，直到她也六十多岁了，这才决定在自己还有体力时整理出版母亲的文字。2017 年由中央公论新社推出的《那时候：单行本未收录随笔集》是一本厚书，至此，武田百合子的作品终于完整面世。按理，关于百合子写到此处，便该结束，但还需要提到一件小事，或者说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诞生过程及其内容，蕴含了构成“作家武田百合子”的诸多要素。生于 1948 年的堀切直人，是另一个与百合子有关的编辑兼作者，后来和村松友视一样成了百合子母女的酒友。他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退学，主要从事幻想文学和唐十郎作品相关的评论。有段时间，他为一家小出版社北宋社做一套书系的策划，“印象的文学志”，先出了两本，分别是《红花 蓝花》（吉行淳之介监修，1978）《水底的女人》（岛尾敏雄监修，1978）。监修就是借用前辈作家的名头，实际选编的工作由堀切直人独自完成。堀切直人曾在杂志看过百合子和深泽七郎的对谈实录，留下了深刻印象，仅凭这一印象，他寄去第一辑样书，附信请百合子担任监修，并提议，新一辑就叫《吃东西的女人》。不用说，百合子拒绝了。堀切直人又要求见面。百合子读过样书，觉得喜欢，便答应了。根据《红花 蓝花》的选篇，她以为来的会是个五十出头、穿风衣的潇洒男子，结果来了一看，是个大块头年轻人，“像个修空调或电视机的，啪嗒啪嗒走了进来”。百合子重申了拒绝之意，并说，我的名字放在上面，对你们来说卖不好。客人既坐下了，总要招待。等百合子端出啤酒和吃食，对方毫不拘束，吃喝聊天。这一聊，两人全无年龄差，很愉快，百合子同意了挂名，并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短稿《枇杷》（后来收在《语言的餐桌》）。短稿最初的底本来自《富士日记》1970 年 6 月 29 日——吃枇杷。丈夫吃了切碎的枇杷。他说好吃。丈夫慢慢地吃了两个的时间，我吃了八个。好吃。到了《枇杷》，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形象——我在吃枇杷，丈夫走过来，在对面坐下说，也给我一点。难得他这么说。这人喜欢吃肉，不会主动吃水果。
“我的切成薄片。”
我把枇杷像切生鱼片那样切了，丈夫等不及，拿起一片塞进嘴里。
“啊，好吃。”
枇杷汁滴滴答答地顺着手指，流到手腕上。
“原来枇杷是这么好吃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他把枇杷一片片地塞进嘴里，用上了弯曲并有点颤抖的四根手指。然后紧闭着嘴唇，把枇杷在嘴里转啊转地咀嚼，花了很长的时间，用牙龈嚼烂，咽下去。用牙龈咀嚼，比起有牙齿的人，必须让整张脸的肌肉好一番上上下下，很辛苦。他的嘴角沁出了枇杷汁。眼角甚至积了些像泪水的汗水。
像这样吃完两个枇杷，他“啧”地弹一下舌头，张开微微泛红的没牙的嘴，不出声地笑了。
“我正想吃这种滋味的东西呢。我不知道自己想吃的是什么，正坐立不安来着。原来我想吃枇杷啊。”
（中略）我有种感觉——说不定那时候，我吃的是枇杷，却也吃了那个人的手指和手。我记得，丈夫吃完两个的时候，我吃了八个。百合子在《富士日记》后记中写道 ：“我想，如果武田没死，日记本不会变成活字，会一直收在壁橱角落的纸箱里。”的确，如果她先于泰淳离世，很可能，人们自始至终只把她当作泰淳的妻子和口述笔记员。她曾是泰淳笔下的“房子”“光子”，又变幻作“十三妹”和其他女主角，真实感逐渐压过虚构性，终于落到实处，成为晚期作品中的“百合子”“老婆”。事实上，她也有她的声音，一贯清晰、准确，描摹她眼中的世间。如果说《语言的餐桌》等书是不可多见的随笔精品，《富士日记》和《狗看见星星》则是不可思议的门，推开那扇门，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昭和时代的富士山某处，或是丝路沿途的某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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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笑段子
妹妹几个月时干农活忙的爸妈把婴儿车交给我，让我好好看着。都知道带小孩特无聊，村里发小恰好也苦逼的在家带弟弟，我觉得和他应该有共同语言，就推着婴儿车去了发小家。别说，果然有共同语言，他给我妹妹脸上画乌龟，我给他弟弟扮张飞，我戳他弟弟鼻孔，他挠我妹妹痒痒，就看谁家孩子先哭。可俩孩子没哭不说，笑的比谁都开心，那嘻嘻哈哈的声音别提多刺耳。恼羞成怒的二人直接将婴儿车上村里晒坝上，这次比转圈圈，谁家孩子先晕谁算输。这次分出胜负了，发小家弟弟甩了几圈，嘴里奶水一个劲往外喷，晕没晕我不知道，但哭都哭不出来了，再看我妹妹，边转圈边笑，就差拍巴掌。我心里那个自豪啊，不愧是本石锅的亲妹妹，抓住婴儿车甩的更欢了，都说乐极生悲，一个没抓稳，妹妹的婴儿车突然不见了……几秒钟后，妹妹的哭声从晒坝外面的坡下传来，哭的那叫一个惨！这次以后我就怀疑妹妹被我摔傻了，我说什么她信什么。一个水桶洗澡时放了个屁，我说这是动画片里的水精灵，她信了，满眼小星星。她问哥哥有好吃的吗？我说有，在她满怀期待的目光中，我放了个屁抓手心一把按她嘴里。真有好吃的时候，我的饼干三两口吃完，她的还在那里慢慢舔。我说，妹妹，哥哥帮你咬个月亮好不好？妹妹又是两眼冒星星的拼命点头。然后妹妹的饼干先是变成月亮，接着变成小船，变成镰刀，然后就没了……看她要哭，赶快捡了坨风干的鸡屎塞她嘴里。等她哭出来时，我早跑了，院子里回荡着老爹打骂我的声音，“龟儿子，又整你妹妹，我打死你……”为了确认这妹妹是不是真傻了，我开始带着她各种疯狂试探，穿老妈内衣，剪老爹裤衩，偷奶奶鸡，背黑锅戴绿帽的事我说她就上，以至于每次都给爸妈拎跟棍子撵的满山遍野哭嚎。到她大学毕业后，我终于得到答案，没傻，只是因为小时候干不过我，忍着的。所以后来每次聚一起都对我拍桌子瞪眼睛，“哥，你是不是男人？烟你教我抽的，酒你教我喝的，现在说你喝不下，给我起来……”我求饶道，“妹妹，当哥的错了，饶了我吧！”果然亲身的，笑眯眯的饶过了我，只是每次酒醒都觉得嘴里含着啥吃的，嚼两下吐出来一看，尼玛，一坨风干的鸡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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