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华》杂志2009年第10期

关于“戴笠坠机之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许多小报上传抄了20多年了,而且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笔者作为“当事人”马汉三的家属,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诸多疑问,故此写下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知情者能还历史真实面目。特别是这些传闻还上了某些大报、电台等媒体,有的已著书立说,甚至进入地方志等的正史资料之中。如任其流传下去,影响匪浅,也会给所谓的“当事人”的后代造成精神负担,作为知情人,不能再继续沉默。

《戴笠坠机之谜》一文,我最早见于香港《广角镜》1988年第10期所刊登,作者华永正。1988年11月,福建日报社主办的《每周文摘》第46、47期全文转载。后来小报及网上流传的演绎文章大都凭此而来。作者的信息来源说是由“友人×君”口述。据作者所言,×君,东北人,与原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有戚谊关系,敌伪时曾被派往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日降后来北平,在北平时曾任社会局翻译;日降后审判日本战俘时,被招去充任译员。当时“德王亦在北平,×君曾多次就日本陆军知名女特务川岛芳子交代的张家口‘蓝旗计划’一事向德王作过质询。而戴笠之死,正和这些事件有关……”此问题的焦点是“戴笠是被马汉三谋杀的”,原因是“为摆脱曾经投敌的罪行”。事实并非如此。

华文从一把龙泉宝剑谈起,叙述×君的谈话:1928年孙殿英盗墓得乾隆的龙泉宝剑,“盗宝之后……先是将一批赃品托人疏通上去……又托私交较深的戴笠‘通天’,想以龙泉宝剑孝敬蒋介石,后因‘九一八’事变,此事拖了下来。‘七七’之后,孙殿英驻军于山西五台山,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校阅’……孙殿英交出早已答应过的龙泉剑,叩托戴笠代为转圜上。……戴笠视古剑为生命,生怕带它去巡视部队会有闪失。当时日军陆军进攻山西,中共八路军挺进河东,他怕会有意外,便电召军统局陕坝工作组(专门负责对内蒙古一带的特务活动)组长马汉三,托马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代交何应钦,由何转献于‘委座’。而他本人则去河南再转重庆。”“那一年,戴到重庆后,未见马汉三把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作计议。戴再去电问孙殿英,则久久不见回音,原来他正与日寇洽谈投降事宜……”

根据以上作者所述,提出以下几处疑点:

1、孙殿英向戴笠献出宝剑的时间是七七事变后,时间当为1937年8月至1940年初之间。地点在山西五台山。然而,据史料所载,当时孙殿英、庞炳勋部队均在河南林县太行山一带,不在五台山(197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64辑第144页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一文亦有详细记载)。无有戴“视察”的记载。

2、1940年,马汉三确在陕坝,往来于厚和市(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张家口一带,正与德王接触。但从陕坝到五台山(或太行山)既无飞机,又无公路,在各处有战事的情况下,没有七八天不能到来。如何“招之即来”?而且,当时路途不靖,以戴笠地位,众多随从,戴不能携带此剑,马又如何携带?更何况当时驻孙部的军统要员还有严家憬、陈仙洲等,较马之地位不低。

3、何应钦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作为蒋介石的军代表驻北平。七七事变后,早已离开北平。马如何能转给何应钦?而以马当时的地位根本不能直接见到何而献剑。

4、文中说:“剑仍留在孙处”,而孙正与日本特务洽谈投降之事,该剑到底由谁交到日寇之手,不是很清楚了吗?

二、关于马汉三向日特“投敌”之说

华文据×君叙述:1940年初日本陆军特务大桥熊雄和田中隆吉在华北开设走私公司“大隆洋行”,结识商人马龙文(即马汉三的化名)将其逮捕。马“为了讨得活命”,供出了与德王密谋的“蓝旗计划”,还献出了私下截留的龙泉宝剑,田中将其秘密释放,从此投敌……

1、关于“蓝旗计划”是1939年末德王与军统局商定的逃脱日本人拉拢的一项秘密协定,在1984年《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这里不多赘述。关于“蓝旗计划”的泄密,据德王《自述》一书中说明了泄密原因是“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刘建华是当时厚和市(归绥)的警察局长、军统分子,化名那木耳,受日本人信任。他曾介绍一名军统分子吴钧玉入警察局。吴被捕后供出“蓝旗计划”。此说在台湾乔家才的《关山烟尘记》一书中(第162—163页)也有叙述,可作佐证。“马泄密”说不应成立。

2、马汉三早期在西北军随当时在西北军中做统战工作的宣侠父、南汉宸等从事革命工作,抗战时期又打入军统,在绥西、张家口地区从事敌伪的情报工作,作为察绥两省的地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时任军统局察绥站站长、“七七”后曾任北平站站长),与当地日本军人有所接触,应该是正常的事。当时军统内部监察制度是非常严密的,如马确有“被捕”“投敌”之事,岂能瞒到抗战胜利后?1940年由军统策划的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之事,是由马汉三指挥的,北平全城封闭抓“麻子”后,马父来北平寓所探望被日本人捕杀,前妻朱氏被关押一年多,马受到日本人的通缉,这些都有史实记载。“投敌做了汉奸”是子虚乌有的说法。

3、关于川岛芳子。华文据×君口述:川岛芳子“1945年10月11日在北平家中被捕。带人前去搜捕的,便是那个曾经化名‘龙文’的马汉三”;“在宅内用了两小时‘大搜查’,终于搜出这柄举世无双的古剑”。日降后,是谁逮捕了川岛芳子,众说纷纭。1990年11月17日《团结报》署名何涣声的文章《是谁逮捕了川岛芳子》,详细叙述当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司令孙连仲下令,由中央警官学校何涣声等人亲自逮捕川岛芳子的经过。最后作者说明:“由于我是亲自参与逮捕川岛芳子的当事执行人之一,我有责任说出事实真相,以免以讹传讹。”此事在1996年出版的许文龙著的《中共特工》一书中也有叙述。由此可以说明“川岛芳子所供马汉三亲自带人去她家搜捕并用两个小时搜出古剑……”纯属臆断。以马当时的职位、身份,即使军统插手,也不可能亲自出马。

此后,关于马“献剑投敌”之说,都是依据×君文中所叙述的,出自川岛芳子之口。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时刻,一个日特汉奸的单独供词能为凭吗?想必戴笠也不会那么幼稚。

三、关于“炸机谋杀戴笠”之说

1.首先,华文作者(或×君)叙述:戴得知马“献剑投敌”后及马汉三本人的一些心理活动,如“戴心中无比愤怒,决定选择适当时机除此‘败类’”、“不打草惊蛇”,而马则“心惊肉跳”、“敏感”、对戴“有怀疑”、“偷看戴给文强的信”,随即策划“杀戴”之举,又为“稳住戴笠”等等。此等内容有史实来源吗?没有,应该是作者的“推断”。

文中还说:马“吃惊之余,便秘密与心腹刘玉珠计议对策,决定会同青岛站长梁若节及时对戴‘下手’”,刘是马“最忠心的死党”,“当夜,刘玉珠就秘密去青岛,策划破坏戴笠乘坐的飞机……”

且不说文中所述有几分可能,如此机密大事,×君是怎样得知的?是德王口述与他?还是马、刘亲口告之?

1945年“八一五”日降后,马汉三曾于9月初在重庆接待德王、李守信赴重庆面见蒋介石,并接待敌伪财务大臣汪时憬与戴笠会见。大约10月初来北平任军统局接收要员,至戴笠坠机的3月17日不到半年。人所共知,抗战时期马汉三的飞黄腾达全靠戴的“赏识”,胜利刚刚半年,他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末日来临”迫不及待为“保命”动了“杀机”。

2.戴笠作为军统局的头头,不仅身边保卫随从众多,而且行踪随心所欲,从不事先确定。任何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军统内部像刘玉珠那样身份的人(不过是个上校秘书)在戴笠没有离开北平之前,怎能擅离职守去青岛谋划?戴去青岛是到天津后决定的,当时既无正常班机,又无直达火车,刘玉珠怎么去的青岛?当时青岛是由美国人控制的,连戴的飞机都是美军航空安排,马、刘二人有多大本事能去安装定时炸弹,如入无人之境?

3.史料记载戴笠坠机日没在青岛停留:

(1)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详细叙述过戴笠坠机前后的经过:“1946年3月16日,他由北平乘航委会拨给他使用的一架C47型222号专用机,当天到天津住了一夜,第二天由天津起飞,准备经上海再转重庆。”戴笠“急于赶回”重庆,是为与李士珍争夺警校的领导权,“一些随他多年的秘书、警卫都没带,而叫在北平等他”;“他还想先到上海见胡蝶一面……”“当天虽接到上海气候不好的通知,但他仍决定起飞,并叫多带汽油,以便上海不能降落便飞南京,南京不行便去青岛或济南……飞机师不好劝阻,便在上午九时左右由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上海不同意降落……便按往定计划飞南京……南京也在下大雨……驾驶员一再与地面联络。但到下午一点零六分之后电信突然停止,地面再也叫不到222号机了……”“从三月十七日晚开始,坐镇重庆局本部内的毛人凤得不到戴笠抵上海或南京的消息后,便分别急电青岛、济南、天津等处查询他的下落。因为戴笠的习惯从任何地方动身到达一个新的地点,一定先与毛联络,时间总不超过两三小时。”

从以上沈醉的记录,戴16日住天津,17日飞上海、南京,并没有去青岛,毛人凤也没有去青岛的信息,“戴在青岛过夜”一说,不知从何而来。

(2)又据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35期登载的署名赵新的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详细叙述了戴所乘坐飞机当天失事的情况,其中明确指出“青岛不去了,直飞南京”。赵新是抗战时期一名空军飞机驾驶员,日降后调到航空委员会空运队,1946年1月调北平基地西郊机场,队部在灯市口同福夹道一座楼内。摘录原文如下:

1946年3月16日下午,我照例去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牌上写着飞机“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当时,我非常兴奋,已有8年多没有回家省亲;我去东安市场买好了土特产等,准备第二天飞沪。翌晨,7时45分登机做起飞前准备,看见舱内已坐好了七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7时55分,忽见飞驰来一辆吉普车……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嚷:“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非常生气……队长说:“很抱歉……你来当这周的值星官吧。值星官很重要。”第二天3月17日上午9时接天津机场飞报:“222号9时起飞,由津飞宁。”我随即登记下来,报告队长。上午10时接222飞报:“有要事,准备在青岛着陆。”半小时后,222飞报:“时间太急,青岛不去了,直飞南京。”12时5分222号飞报:“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速告明故宫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该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穿云下降。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下午1时6分222号电信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讯号了。

据作者赵新分析:“从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分析,在一般气候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冯俊忠年龄大,飞行经验丰富……但他们都缺乏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全都没学过,毫无实践经验。他们俩都未经过‘美国训练中心’严格的科学训练,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事故的必然性。”“他们为谋取暴利,违反飞行纪律……是事故的主因。”作者最后说:“这种事在旧社会是不可能披露的。今天理应真相大白了。”

以上事实说明:马汉三指使刘玉珠去青岛在飞机上安置炸弹一说,只能属于杜撰了。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许多小报拿此事作为吸引人的噱头,演绎得越来越离奇,竟将刘玉珠变性为“花枝招展”的马汉三最漂亮的女秘书。事实是,在抗战期间戴笠曾明令军统各级都不结婚,不设女秘书,马汉三也从未有过女秘书。

刘玉珠(1910—1948,又名刘贵清)实有其人,是男性,在重庆就是马的秘书,当时已近40岁,1948年在南京与马一起被蒋介石处死,葬于京西万安公墓。其妻子崔女士文革后去世,其女曾任苏州市民革委员,现客居美国。有一位体育大学的副教授吴先生,对刘玉珠施“美人计”大加渲染,其根据来自何处不得而知,但竟然还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造成极大影响。有人还据此拿来编剧本和演绎故事,赚取低庸廉价的收视率。显然,刘玉珠性别一旦明了,一切床上戏、美人计的故事便不攻自破,吸引人眼球的噱头也没有了。

关于马汉三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作为家属,曾接触过多位国共两党中知情的高层人士,如乔家才、文强、徐宗尧、爱新觉罗·溥仁等。和马汉三同时被捕的乔家才,在台湾监狱关押9年,毛人凤死后才被台湾当局释放出狱,1991年曾回大陆来我家做客,详细说明了当时被捕的经过,对戴笠的死因从未听说过“谋杀”一说,并表示反感。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叙述历史事件,要与事实相符。历史事件不能主观臆测、戏说、想当然、脸谱化。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也是对作者自己职业道德的尊重。我们希望还这段历史的真面目。

作者：《文史精华》-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