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存才，1929年生，延津县塔铺街道办事处太平庄人，延津一中原高级教师。他1992年退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学校返聘，先后做学校治安保卫、老干部、资助贫困生等工作，光省、市、县对他表彰的红头文件就有3个，获得各类奖项达26次，各级新闻媒体报道达38次（篇），曾荣获延津县“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河南省“感动中原年度教育人物”等荣誉称号。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些荣誉都是退休后获得的。

刘存才生于1929年10月。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古老的延津大地，已经8岁的刘存才刚刚上了几个月的私塾就因学校停办而退学。1939年，不甘心当睁眼瞎的刘存才再次走进私塾校门。那时的农村私塾只教一些死记硬背的《论语》、《孟子》等四书。刘存才感到枯燥无味，背着老师偷偷的自学起了算盘，不久又结合珠算学起了算术。直到抗战后到延津城里报考小学五年级，结果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考上五年级后，由于平时的勤奋好学，刘存才发现五年级以上的课程他基本上都会，于是不久他就跳班进入六年级学习，第二年就考上了延津初级师范。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寒假后的考试中，刘存才取得了全班第四名的好成绩。1947年春，学校因战乱再次停办，刘存才也再次被迫辍学，回家割草锄地。他一面劳动，一面自学。1948年5月，延津初级师范在小店镇西闫屯村复课，刘存才因病迟至8月才入校学习。1949年底，汲县师范招生，一些成绩好的学生都想报考，但学校不提倡去，因为在延津师范再上两年，毕业以后就可以安排工作，但是学校领导破格鼓励刘存才报考汲县师范，因为他们都看到刘存才是个人才，想让他到高一级的学校深造，将来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果然，刘存才不负众望，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1952年7月，刘存才汲师毕业，分配到原阳县教育科，被共青团原阳县委和原阳县教育科委任为全县少先队总辅导员。他深入全县各小学，大力开展组织发展工作，使全县少年儿童全部戴上了红领巾。他带领大家开展工艺品制造、“小五年计划”等活动，涌现出许寨小学任国美的杂交瓜、贾村小学的三球仪等先进典型，受到原阳县团县委和共青团中央的表彰。

40年后的90年代，刘存才早已不在原阳县工作，但《原阳县志》、《原阳县教育志》均有这样的记载：“我县少先队工作自从聘任刘存才同志担任总辅导员后，不管是组织发展或平时活动，均得到长足进展。”

1956年，新中国教育事业大发展，刘存才被推荐到新乡师专数学专业学习深造。一年后毕业，他被分配到延津县第七中学任教，1958年调入延津六中。1960年，在初中升高中的数学考试中，刘存才教的班级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名，一下子在全县教育界名声大震。延津一中校长马连善求贤若渴，第二年，他亲自出面把刘存才调入了延津一中任教。从那时至今，刘存才在延津一中整整奋斗了58个春秋。

到一中任教后，1962至1965年每年教三个班的数学，单就改作业一项，工作量之重就可想而知，但他从不感觉到担子重，从不喊冤叫屈，也从不炫耀表现自己，像一头老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所教的数学成绩年年居全县第一，1963年全县高中（包括中专）招生100多人，他所教的3个班被录取90多人，他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42人被录取了38人，全县的学生个人分数排队，前60名都是一中学生，全省重点中学汲县一中在延津录取10人，他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录取了6人，占五分之三。

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刘存才在魏邱延津六中任教，他的学生朱兴道考上了原阳师范，在学校因为经常吃不饱饭，动了邪念，将学生食堂的一两饭票涂改为一斤，学校领导大怒，以开除论处。无奈，朱兴道哭着从原阳师范步行回延津县王楼老家，行至魏邱，已步行了80里的路程，他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想到刚刚离开的母校找口吃的，歇歇脚再走。他来到学校食堂厨房，一眼发现笼屉上的黑杂草面窝头，饿急了的朱兴道忘记了文明礼貌和买饭程序，像一只饿狼抓了两个杂草面窝头就往嘴里塞，急得炊事员直喊“咋了咋了？你怎么不问三不问四抓住就吃，你是谁？你的饭票呢？”炊事员把他领到了校领导的办公室。

校领导一见是刘老师送走的毕业生，就把他交给刘老师处理：“刘老师，你班的学生，你领走处理吧！”

刘存才问明情况，顿时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他觉得学生抓住馍就吃是不对，可他不是被逼到这一步的吗？再说那是什么好吃的馍啊？由于经济萧条，生活紧张，学校伙上经常无米下锅，只好从水库里捞些杂草，掺一点粗面，揉成杂草面团，让学生们充饥，学生们吃不进，咽不下，不吃又没其他吃的 。

刘老师想到这里，不但不黑着脸批评他，反而同情地劝他不要哭，和气地指出他的过错，然后把他送出校园，路过饭厅时，刘老师一时兴起，走进饭厅对炊事员喊了一声“我提前买几个馍”，说着两手一掬，两只手抓了六个杂草馍送给朱兴道。并让朱兴道晚两天再来找他。

两天后，朱兴道再次找到刘老师，原来是刘老师给原阳师范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陈述了朱兴道的错误，说经过批评教育他已有悔改之心，恳请学校领导接受该生继续就读。

朱兴道拿着刘老师的信找到校领导，一面承认错误一面呈上刘老师的信，校领导知道刘老师就是当年原阳县教育局的刘存才，就这样，朱兴道的一场风波被刘老师平息了。

20年后，朱兴道在村里当支部书记，还专程开车登门看望刘老师，感谢他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环境里，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塞给他六个杂草馍，又写信讲情，使他复学，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

刘存才客厅里有一幅很显眼的合影照片，中间是刘老师，两旁两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大眼双眼皮，白净四方脸，长相一模一样，一问刘老师，却又引出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原来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其父母在河南省电力建筑部门工作，流动性强，没有固定地址，20世纪80年代，父母在新乡市建电厂时，把两个孩子送到延津一中初中部上学，刘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

当时孩子很调皮，有一次见到有学生喝饮料时，非要喝人家的，人家不让喝，就趁人家不注意时，往人家饮料瓶里尿尿。

问题反映到刘老师那里，刘老师没有黑着脸当众呵斥，而是把他们叫到办公室，问情况，讲道理，然后又在班里的“周会”上，开展了“同学之间如何相处”的大讨论，班干部等骨干人人发言，帮助他们提高认识。

后来，这对孪生兄弟到新乡上高中，毕业以后，他们的父母突然有一天开着车来延津看望刘老师。他们说学生之间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经过和其他学校一对比，竟然都没有刘老师处理的方法好，不比不知道，一比显高低，他们的两个孩子经过那次事之后，变得懂事多了，为此他们特地前来对刘老师表示感谢！2013年冬季的一天，这对孪生兄弟特地从焦作赶过来看望刘老师，还把当年的几个同班同学请来与刘老师共叙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

1963年，刘存才在延津县中学（延津一中的前身）任教，初中升高中正在录取的时候。一天，刘老师到学生寝室查看，在女生寝室门口，看到一个正在痛哭流涕的女孩，周围有的女生在看，有的女生在劝。刘老师一问，原来是因为落榜了！刘老师想，这么多没考上的学生，好多都像没事人一样，像这位小女孩这样伤心地哭得鼻一把泪一把的不多！于是把这位女生叫到办公室，问明情况后，刘老师问他：“高中没考上，假如能上师范，你上不上？”女孩答：“上。”刘老师说：“我给你想个办法......”

原来，汲县师范学校马校长是刘老师刚参加工作时的“直系领导”，对当年勤奋工作的刘老师很赏识，两人的关系处得很好。刘老师利用这一关系，给马校长写了一封信，声称这位女孩是自己的一个亲戚，家庭困难，学习勤奋，想请马校长想办法帮助女孩上学。又交代女孩来到马校长处要勤快、文明、礼貌等等。

女孩拿着刘老师的信找到马校长，马校长按“备取”生录取了女孩。“备取”是当时录取学生的一种方法，有些学生考上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上而另选高门，学校可以从“备取”生中补充，一人不上，三个人有机会补充。

后来，这位“女孩”成了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干部。

刘存才急学生所急，帮学生所需，在关键时刻打破常规、拉学生一把的事儿，举不胜举。

1962年5月，东屯初中撤销，其他学生一窝蜂似的回家了，只有一个姓张的男生，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恋恋不舍地不想走。学校司务长周维汉问他“人家都走了，你咋不走”时，他几乎想掉泪，说：“我没地方上学！”

周老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到县中找刘存才老师吧！他有办法让你上学！”

这位男生果然到延津县中学找到了刘存才老师，把情况说了之后，刘老师就说了一句话：“你坐那学习吧！”原来，刘老师所教的班只有40多人，教室里有的是位置，刘老师破格收了这位学生。

仅仅两个月后，初中升高中，这位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被高中录取。

多年后，这位学生成了延津县某局的副局长。至今提起此事，他还对刘老师感谢不尽！

“文革”中的1974年至1976年，刘老师在延津一中教过一个学生叫司光珍，是一位被写进《延津一中校志·校友英才》的人物。他在自传中写道：“因父亲‘右派’问题，不能升入高中（当时是推荐）。后在父亲同事的帮助下，返回河南，到离家二百多里的延津一中上学，1976年高中毕业，考入河南电力工业学校深造。”他在这里所说的“父亲同事”就是刘存才。

原来，司光珍是内黄县人，父亲司之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任中共延津县委党校理论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后与妻子回老家内黄县务农。司光珍1973年初中毕业后，因是右派子弟不准上学。司之民领着孩子来延津一中找校领导讲情，希望校领导看在他在延津教育界工作多年的情分上，能让他的孩子上学。但校领导迫于形势，不敢收。

正巧刘存才碰上，一说情况，刘存才说：“上我班吧！” 。司光珍在刘老师班上三年，刘老师从没把他当右派子女对待。

后来，司光珍当上了市火电厂副总工程师、支部书记、副厂长，他大胆进行技术革新，荣获省科技进步奖。风光、腾达之时，他没有忘记上学时这一段难忘经历。2005年的一天，他和父亲开车从内黄县专程来到延津看望刘存才，并根据刘老师的爱好买了一套《二十四史》精装本赠送给了刘老师。

刘存才对中国共产党无比热爱，无限忠诚。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和接触。1948年刘老师在延津师范上学期间，就与中共延津五区区长杨兆庆有了交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熏陶。

1993年8月，中共延津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郑崇旺到延津一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0月份，县委组织部的领导约他谈工作，主要是一中的新党员审批问题。组织部的同志说，原党支部在7月15日召开的党员大会上通过了3名预备党员，已报给了组织部，有人对此有意见，说预备党员中竟然还有1名退休教师。组织部领导让他了解一下情况，慎重对待，等他把情况上报后再进行审批。

郑崇旺知道他们所说的那名退休教师预备党员就是刘存才,于是郑崇旺直接找刘老师面谈，想听听他的想法。在一般人看来，退休了，入不入党就无所谓了，可刘老师却不是这样。他讲道：我从参加工作时起就一直要求入党，可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能如愿，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现在我在有生之年能加入党组织，实现我一生的愿望，我会以一个新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做好工作！郑崇旺还了解到：一中的原领导班子包括教师队伍之间，矛盾比较突出，很多事总会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次原班子吸收的新党员完全符合条件，程序也完全符合规定。于是，郑崇旺书记将调查情况向县委组织部的领导作了汇报，表示完全同意原支部大会的决议，还说刘老师退休后仍坚持要求入党难能可贵，应尽快审批，实现刘老师的宿愿！

就这样，刘老师在他退休后的1993年7月15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老教师、新党员！

1992年10月，执教40年的刘存才老师光荣退休，时任校长申成化根据刘老师的一贯表现，特地聘请他负责学校的治安保卫工作。眼看当时学校治保工作搞不上去，学生打架斗殴、财物被盗屡见不鲜的现状，刘老师欣然应允。

为了当时一中1500名师生的安宁，刘老师查死角堵隐患，深入师生查访座谈，一周下来他徒步行走20余公里，先后与师生座谈达60余人次。经过集思广益，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治安管理混乱，措施不力。问题一经查出，他雷厉风行，对症施治，就一中治保工作制定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首先完善自行车存放管理制度。自行车存放是影响当时一中治保工作久而未决的一大难题。刘老师率工作人员到师生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仅访谈记录就写了4本。根据了解的情况，对全校1100多辆自行车逐一对号建档设卡，采取分类存放、统一管理的办法；对住校生的车，按班定位，一律存入车库；对走读生的车，在室外以班划片，集中存放，专人看管。

其次是严把校门关。过去一中的大门是来往畅通无阻。门卫这活让谁干谁都不愿干，为此学校聘请过西街“本地人”，也请过派出所民警，但都无济于事。刘老师不怕得罪人，甘愿当“黑脸包公”，亲自接管了门卫这一差事。他严格执行出入下车、来人登记和工作时间不会私客等制度，锁大门，开小门。放学时人流高峰期，刘老师亲自指挥疏导，上课时间不轻易开门放进一人。他还在门卫室配了凳子，备上茶水，礼貌接待来人，使其主动配合。一次，学校正搞基建，一位领导的亲属带了一块木料，被刘老师看见了，说啥也不让带出校门。刘老师心平气和地说：“东西虽不多，但作为领导亲属我们不能带这个头。我也不能开这个门，还是按章办事为好。”

其三是为防止学生打架斗殴出现流血事件，刘老师规定刀具不能带到学校，要求寝室管理员摸排每一个学生枕头下、包包里有没有刀具，包括螺丝刀之类，对重点学生，有恶习的学生，他总是更细致地过滤一遍，所以，学生中即便发生打架现象，也没有动刀子的，更没有出现过命案类恶性事件。

刘老师还是一个擒贼破案的能手。他凭着一颗关心热爱学生的心，以对学校治安保卫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巧使妙计智破积案，把学生中存在的问题、隐患早发现早治理，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了恶性案件的发生，这些曾在一中传为美谈。

1993年6月15日上午，高二会考结束，刘老师忙了几天刚躺下休息，就听有学生在门外喊：“刘老师，我新买的赛车找不到了！”案情就是命令。

刘老师急学生所急，查现场，摸线索。当查到某班寝室，发现一个床位上杂乱地堆放着衣服和书籍时，感到有问题。因为学校有规定，放假期间学生物品一律带走，或集中存放在指定仓库内。

刘老师看出疑点，顺藤摸瓜，得知这个床位是刚从胙城转来的借读学生崔某的，学校对其情况知之不多。可是刘老师顶着烈日在寝室旁监视到天黑也未见到人影。怎么办？经考虑，他派失主与两名学生，以通知该生回校整理书籍衣服为名，前去崔家，结果在崔家发现了赛车。后经刘老师反复开导教育，在铁证面前，崔某低下了头，使赛车物归原主。

1993年10月21日，学校女教师伍老师家抽屉被撬，被盗现金300元。

此案未破，学校另一女教师陈老师家屋门完好，室内800元现金不翼而飞。

两个案件突发，引起刘老师的高度警惕。他一家一家走访失主的邻居，问见谁来过失主家？

邻居郑老师说“光见么么来过，别人没见来过。”

伍老师也回忆说：“上课走后，申老师两口见么么来俺家，平时么么老找女儿一块儿玩。”

经访查，从农村来、和爷爷、叔婶在一起生活的女学生么么进入了刘老师的视线。

刘老师多次找么么的爷爷、叔婶深谈，终于从其婶母口中得知，在此之前她也丢失了现金1100元，并且放钱时么么在现场，房门钥匙不见后，钱被盗了。

至此案情有了端倪，刘老师趁机讲了三起案情的经过，都是钥匙先丢，时间都是白天，都是只盗现金，案情非常相似，颇似一人所为。

经分析刘老师觉得么么嫌疑较大。刘老师与么么的叔婶商量之后，找么么摊牌。

开始么么支吾推搪，经过讲道理，指方向，晓利害，么么对三案供认不讳，并愿意退赃。

但刘老师认为只能重证据不能仅信口供，必须把钥匙找到。

可么么谎称没见，后又在亲属和刘老师的开导下，她才承认把钥匙扔进河里了。

刘老师亲赴现场，在一水沟里捞到了钥匙。

至此，连续三起，合计2200元的偷盗案件被圆满侦破。

一天傍晚，学生陈某向刘老师报告，他的新飞鸽自行车放在那里忘了锁，钥匙还在车上，不见车了。

刘老师根据学生上晚自习有外出的现象，吩咐陈某和另一学生下晚自习后在学校门口等，看谁最晚回校。晚上12点，学生张某高某从校外归来，刘老师询问他们干什么去了，二人说到三洋饭店吃饭了。

第二天，刘老师亲自到三洋饭店询问，却没有那回事，刘老师决定暂缓询问，注意观察两位学生的动向。当天晚上，两学生再次外出。.

第三天晚上，两学生第三次外出。

刘老师和这两位学生的班主任等有关人员经过分析，认为他俩有明显的作案嫌疑，根据两个学生连续三个晚上外出的情况，他们很有可能已将赃物转移、藏匿或转卖，但毕竟没有掌握第一手证据，怎么办？当刘老师了解到失主陈某之母能说会道的特点时，便建议陈母亲自到嫌疑人高某的家中查访询问。陈母正为儿子的新车被盗而焦急，欣然应允。

陈母到了李大吴村高某家中，以和高某同时作案的学生张某家长的身份问：“咱两家的学生合伙拾了辆自行车送到家了？有没有这事？”没想到高某家长回答得很畅快：“有。我叫他交给老师，就没叫往家搁！他说先放到他叔家。” 陈母又到他叔家问，他叔回答说，第二天晚上他俩又骑到贾村他姐家了！。

据此，刘老师和校领导研究决定，将两个学生分开询问，刘老师负责询问学生高某，他耐心细致地先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循循善诱，学生高某承认得很爽快，把作案经过写得一清二楚：第一晚，学生张某对他说“飞鸽车好买不？想要不？我有这么好的车，给你骑走吧！”二人骑着带着先到了化肥厂他哥处，没地方放，随即骑到李大吴村高家，对家长说：“拾了个车”，父亲随即就说叫“交老师”，二人把车子放到高的叔家，李大吴村距离学校十来里地，二人步行晚12点后回到学校。第二天晚上，二人又把车子转移到贾村高的姐姐家；第三天晚上，二人又从贾村把车子转移到封丘县马台村张某的姐姐家。

可是审问学生张某的一方却进展不顺。张某居然咬破指头，发誓没有偷车。负责审问的校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刘老师，这事不能再问了，再审下去，逼出人命，叫咱校也出个‘马振抚事件’可咋办?”

刘老师走到学生张某面前义正词严地说：“你十个指头咬破车也你是偷的！”说着把高某写的作案经过亮给张某。

当晚，县公安局高寨派出所立即到马台村把车追回，一看果然是学生陈某的新飞鸽自行车。

大家相视一笑，说：“此案可算完了！”

刘老师说：“不完！”说着走到张某跟前，正气凛然地说：“你家还有新车！你在张辛正家放的新车弄到哪儿去了？”

张某说“没有，不知道！”

派出所随即把张某带走。没出校门，张某承认了！

高寨派出所随即到大留固村张某家将车搜出。

原来，张辛正是学校食堂一名炊事员，和刘老师是邻居，刘老师经常见他家放着一辆新自行车，无意间问了一句“是谁的车？”对方答：“俺庄学生的车”，当时双方均无意，后来此车不见了，学生郭某车丢，刘老师铭记在心，趁机会一诈，就诈出来了！

1996年3月19日，延津一中为老校长马连善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前一天晚上，师生们大都忙于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一夜被盗两辆自行车，一辆是时任校长郑崇旺女儿的，一辆是化肥厂一个学生的。问题均出自一个班。

10天后，校长女儿报告：车子找着了，现在就在校长室门口。不同的是锁换了，卡锁换成了链锁。

刘老师把车子放到车库，严密监视看谁来推这俩车。

下晚自习，学生渐入梦乡之后，一个学生到校长室外东张西望，刘老师问他是否找车？回答说是。刘老师说：放心吧！我给你放着：拿来钥匙，我给你开开！

对方说：“我没拿，在教室抽屉里”。刘老师说：“那好，你明天来找我开。”那学生高兴而去。

刘老师找到该班班主任，到教室找到车钥匙，一开，开开了！

第二天早上，该学生却没找刘老师，刘老师把他从教室叫出来问：“钥匙找着没？”他回答说“不用找了！车子找着了！”

刘老师与郑校长审问该生：“车子给你放着，说好今天来推，现在却不要车了！难道你没丢车吗？”该生却说“我没丢车。我平时骑的是广电局姓侯的车，还了!”

刘老师随派人到广电局找到侯某，侯说“没这事”，并说他从没往外借过车。

回来继续审问，该生仍不承认。

刘老师果断采取措施，通知公安派出所将该生带走！

行至半路，该生承认了。

送回来后，刘老师趁热打铁，追问该生“还偷车没有？另一辆车在哪儿？”

该生此时心理防线已破，顺嘴突噜“在石婆固俺姐家！”

公安派出所立即驱车前往石婆固其姐家搜出其车，把家住化肥厂的学生叫来辨认，果然不差。

一天晚上下过晚自习，刘老师悄悄走进男生寝室，在一处学生不注意的墙角一躺，被褥一蒙，听学生们都议论些啥。

因当时寝室管理不太严格，学生下晚自习回到寝室有打麻将或打扑克现象，刘老师一是想调查都是哪些人打麻将打扑克，打到几点，二是联系到当时的丢车成风现象，他想听听学生们私下有无议论。

没想到这个想法还真凑效，这些学生竟然毫不避讳地议论起了偷车卖钱的事情？

“你那个车卖了多少？”“在哪儿卖的？”“我卖给了东街废品收购站。”“我卖给了南桥头废品收购站。”等等。

刘老师闻听大吃一惊，乘他们集中精力打牌不注意时，悄悄溜出寝室。

第二天，刘老师带着学校治保人员挨个查废品收购站，发现了一些半旧自行车，一问，废品收购站站主毫不掩饰地回答“是学生卖的。”

刘老师把丢车报案的学生叫去辨认，一下子认出了七辆，后来刘老师协同派出所把打麻将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审问，并经过调查取证，最终挖出了两个盗窃团伙共11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生食堂实行个人承包，学生吃饭实行交粮食买饭票，交20斤粮食20元钱买20斤饭票。刘老师几次听食堂承包人张科说承包食堂不仅不赚还赔得厉害，一年竟然赔了两千斤粮食。

一次一位老师拾了两张饭票交给刘老师。这时，师生中已经有了“假饭票”的传言，当刘老师将拾到的饭票交给张科时，张科一看就惊呼“这饭票是假的”。原来，真假饭票的颜色都是黄色的，真饭票颜面有曲线，假饭票没有。刘老师了解到这些基本情况后，当即留下来和炊事员一同卖饭，仔细辩认真假饭票，如发现哪个学生交的饭票颜面上光有直线没有曲线不让走。一连几天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终于在一天晚上，一个学生去买饭，剪票时发现是假的，可是一转脸，这个学生拔腿就跑，当炊事员冲出饭厅去撵时，他竟然跑得无影无踪了。

刘老师根据该生的特征，断定该生所在的教室，同时任校长张润身以及4名治保人员下到教室查找这名学生。

他们先给全班学生上政治课，讲诚信，讲道德，讲法制，然后让大家都把饭票交出来，一张一张查看，凡是颜面有直线的搜走，曲线的留用。

结果查出几十张假饭票。问刚才用假饭票买饭的是谁，无人承认。

刘老师把两个矮个子学生叫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又让他们回教室。

十分钟后，刘老师来到教室，又把两个高个子学生叫到保卫科，其中一个高个子怀疑矮个子已经检举了他，没等刘老师盘问便承认了。原来在此之前，刘老师已从炊事员口中得知了逃跑学生的身材特征，故意用的“声东击西”之计。

当晚，学校又从寝室查出高个子学生存放的百十张假饭票，追问他哪里还有，又从小吴村他的家中新房梁头上搜出几百张。

一连串的败露加上政策攻心，在接下来的审问中他已不再抵抗，问他这些假饭票是在哪里印制的? 他如实回答“在新乡印的”。

刘老师随即和县公安局的同志一起，由这名学生带路赴新乡，配合市公安局一举捣毁了这个非法印刷窝点。原来，这家印刷窝点的老板是这名学生的亲戚。

后来，这名学生的家长主动退赔食堂承包人几百元钱。

1995年，延津一中被河南省教育厅评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奖品为一台黄河牌电视机和一台电子琴，发放办法是省厅给学校邮寄。可是邮寄期限过去好多天了，延津一中却一直没有收到，打电话问教育处、器材处，他们说早已发过去了！

既然发过来了为什么收不到呢？学校领导很纳闷，可是教学业务忙，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此事就搁置下来了，刘老师见此事无人问津，就想亲自搞个水落石出，于是他征得领导同意后，就上郑州找省教育厅访查，访查结果是长垣县一中某主任代领走了，他说“叫俺给他捎走吧”，省厅领导当即批评了发放者，并请刘老师去长垣一中要回来，说顺利给了算拉倒，不顺利全省通报批评。省厅当即给长垣一中打电话问有没有某主任这个人，回答说有，省厅领导说，明天延津的同志拿信去，把电视机给人家。

第三天，刘老师和司机驱车直赴长垣一中。一问，某主任请假了，其他人互相踢皮球，有的说“毁了”，有的说“没有了”，总之是不想给。因当时电视机还是热门产品，很多家庭买不起，很多人还看不到，他们认为是省里发的宣传器材，不用单位出钱，给谁都是给，不是啥原则问题，所以互相推诿扯皮不想给。

如果这时刘老师打道回府，谁也不会说别啥。但刘老师出于对学校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颜悦色地和其他老师谈话，寻找突破口。终于听一人不经意地说：“听说坏了，不管用了，在仓库扔着，仓库保管员有事走了，找他得等下午。”

刘老师苦苦等到下午三点多，仓库保管员才姗姗来迟，刘老师一看原来是曾在延津一中任过教的一位老师，刘老师简单给他说了说情况，他态度虽然有些犹疑，但是经不住刘老师的软磨硬泡，还是打开了仓库门，刘老师一看，果然有一台未开箱的新黄河牌电视机在那放着，他立即给司机一使眼色，司机迅速抱起电视机放到了车上......

“文革”期间，因学校管理混乱，学校图书丢失严重，许多有价值的史书无处查找，这其中就有《二十四史》中的一本《史记》。《二十四史》这套历史书籍，是延津一中图书馆珍藏的一套古典史书名著，大字、宋版、百家集注，黑漆布套，缩印百纳本，是一套有钱难买、周边县一中奇缺的书。可惜其中的一本《史记》却在“文革”期间遗失了，到1995年已有二十九个春秋，中间虽经数人多方寻找，均无踪影。校领导和文史教师提及此事无不惋惜，其中最为牵肠挂肚的就数刘老师。他向学校领导表示，只要他人还在，就不会放弃查找这本书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他终于打听到在“文革”期间任本县革委会主任的某某某曾借阅过这本《史记》，是否归还不太清楚，刘老师根据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轻视书籍、借书不还的现象，联想到这位县级领导工作繁忙，如今又在市委任职的情况，很有可能没还。怎么办？要，还是不要？

这事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绝对不会再要了，原因很简单，人与人之间互相借本书看，还与不还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况这是学校的书，借阅者又是当年的县革委主任如今的市委领导。

可刘老师想得和别人不同，第一，他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他自己就收藏了许多成套的书，精心地用线串着；第二，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书，对文史教师教学随时有用；第三，越是高层领导越懂得书的重要性，真正说透了绝对不会不还。

但如何让老领导还？却必须讲究方法、技巧，直来直去跑到新乡给一位市委领导要一本书，既不礼貌又不尊重，更何况这么多年了，老领导究竟还存没存这本书还是个很大的问号！尽管有这种种为难情绪，但对公共财物高度的责任心、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刘老师一定要把这本书找回来，他凭着和这位老领导是老相识的份上，以“找老领导说事”为名登门拜访，结果硬是来到了这位老领导的家里，拐弯抹角说想看看老领导都有啥好书，在老领导的书架上仔细查找，终于发现了外表已经变了色的、盖有延津一中章印的《史记》这本书，直到这时老领导才回忆起当年借书的情景，后因工作变动，时间已久，就忘记归还了。没等刘老师说，老领导欣然率先提出“归还”二字。就这样，遗失整整29年的一本《史记》，经刘老师锲而不舍的寻求，终于又物归原主了。

1992年11月26日晚8时许，刘老师在教导处与一违纪学生谈心，忽听校园内人喊：“墙外有人喊‘救命’，是女人声音！”又有人说：“是不是咱校的学生啊？”

刘老师一听，一边冲出校园，一边招呼其他老师奔赴出事地点。尽管他年纪最大，却跑在最前边。到了学校西地，在一条小路边，他发现扔着四辆自行车，再往前走突然发现一个青年男子骑在一位姑娘身上，用双手掐着她的脖子欲行不轨。

刘老师一见此情此景，一股共产党员的正义感直冲头顶，他连忙抽出所带匕首，对准了凶犯的脖子。可就在这时又有两名歹徒窜到了他的身边，眼看就要发生一起恶性案件，刘老师随机应变，急中生智，一边示意同行教师迅速将扔在地上的自行车骑回学校，一边转换口气，收回匕首，故作不解地问二人：“两口人生气，在家啥不能说，何必跑到漫地里？”一边以长辈的口气命令女的“先回家再说”，一边让男的跟他回学校骑车。男青年和他的同伙发现刘老师误认为他们是夫妻吵架，便借坡下驴，企图掩盖罪恶，乖乖地跟刘老师到学校骑车，结果自投罗网。

后来经县公安局审讯查实，那男子是一个拦路强奸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年终，刘老师被评为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获奖金300元。

2005年3月31日上午9时许，刘老师从县老龄委办事返回，走到延津宾馆门口，看到退休女教师齐某正在和一个年轻女子争论。

“我的耳环是700元买的！”齐某说。

“姨！你别怕，回去就给你送来了。”年轻女子说。

齐某一见到刘老师，随即诉说事情的原委：刚才有两男一女把她挟持到路边一个胡同内，对她说她的身上有妖气，有血光之灾，身上不能带金银铜器。那男子不由分说把她的耳环拽掉，并说回去在神的面前为她祈祷免灾。

刘老师听到这里大喝一声：“这是诈骗！”

没想到这一喊那年轻女子神色慌张地抽身就逃，76岁的刘老师踮起腿就去追，足足追了200米左右，眼看那个女人跑到十字大街，要钻进“面的”车内，刘老师边跑边喊：

“抓住她！抓住她！”“别让她上车，她是骗子！”

正在十字大街上执勤的巡警一见，三步两步跑到车前，将女骗子从车上一把拽下，接着又到岗楼上给城关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干警随即开车赶到，当即将女歹徒带走。

后经审问得知女歹徒名叫程翠华，34岁，平顶山人。警方立即根据线索追捕其同伙。

在一旁看到此事的群众无不啧啧称赞，说刘老师恁大岁数了还在大街上猛追歹徒，精神实在可佳！延津县政法委了解情况后，授予刘老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并奖励现金1000元。

2001年春节过后，刘存才到退休教师李国兴家送报纸，和李老师刚过门的儿媳妇闲谈了几句话，没想到几句闲谈谈出一个问题，为这位“新媳妇”解决了一大困难。

原来，李老师的儿媳妇叫赵尚珍，是胙城乡的不在编教师，说起为什么不在编，赵尚珍满面愁容，向刘老师娓娓道来她的满腹委屈，说着说着几乎想掉泪，碍于老公公和刘老师两位长辈的面，尚珍强忍泪水诉说着她的委屈和苦衷。

她在新乡一家大学办的成人教育学院苦读三年，各门功课均考试合格，和院校领导及全班同学的毕业合影照都照过了，大学毕业证也办过了，就是不发给她。1991年毕业，如今是2001年，其他同学如期拿到了大学文凭，按照政策随即解决了编制工资问题，她却至今还拿着临时工工资。9年来，她问了无数次，跑了无数趟。对方不是支吾 ，推脱，就是编造谎言，说什么“录取你录错了，你上了三年学，占便宜了”等，尚珍是位农村姑娘，父母都是种地为生的农民，没有能力和“大学的人”打官司见高低，一年又一年，只好把苦水往肚里咽！

刘老师一听，简直气得头发蒙，听没几句就连连说“那他不对”，“ 他胡闹”，最后一跺脚“简直是欺人太甚”！

第二天，刘老师和赵尚珍两口开车直奔新乡某高校，找到校长，说明情况后，校长也说应该发给毕业证，随即给办事人员打电话。刘老师和赵尚珍找到办事人员，搬出花名册，花名册上清清楚楚有“赵尚珍”的毕业证，只不过“花落他家”，领取人是沁阳县的男性赵尚珍。

刘老师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第二天，刘老师单枪匹马独自一人到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找熟人咨询，熟人一听也义愤填膺，说此事有先例，被罚30万元，补偿受害人晚转正十年的工资和伤害，刘老师你告他吧！

回到家，刘老师把情况给赵尚珍及其公公李国兴说了此事，李国兴老师主张以“和为贵”，只要补发给毕业证就算了，商量结果决定由刘老师再到省教育厅档案室查证一下。

刘老师独自一人又到了郑州市。在省教育厅档案室，档案上清清楚楚填写着：“赵尚珍，延津县，女”，而学校底册却是“沁阳县”，刘老师把情况一说，省厅的同志听了也都很气愤，异口同声主张告他。

刘老师再次来到新乡市某高校成人教育学院，将前后经过一说，校长随即答应纠正，刘老师提出希望一星期内解决问题，校长连连点头说“没问题”，并派司机开车把刘老师送回了家。

果然没出一星期，赵尚珍拿到了大学文凭！虽然迟到十年，但它毕竟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果实啊！大学文凭拿到手，赵尚珍很快调入了延津一中，多年的忧愁烟消云散！

1975年3月的一天，塔铺乡（那时还称公社）陈书记和塔铺高中杨校长来到太平庄，行至刘存才家门口，这天是周日，刘老师恰好在家，经谈话得知，塔铺高中响应号召搞勤工俭学，想把太平庄东地的地弄几亩种。刘老师笑着应付说“那好！那好！”两位领导接着找到支部书记，来到太平庄东地沙岗上，陈书记指着说，“岗东是吕店村的地，四五十亩，高中种，就这吧!”支部书记心中嘀咕，迫于书记的高压，只好点头称是。

谁知，塔铺高中离太平庄路远，老师学生种地本身就是闹剧，只种了一季小麦，长得稀稀拉拉，就不种了，根据公社革命委员会决定，高中的地交给机械厂种，机械厂门前一块地离高中近，让高中种。

仅仅“离得近”并不是种好地的条件，种好种坏对师生们是个锻炼，这个不说，再后来，塔铺高中被撤销。公社机械厂作为社办小厂，种地似乎天经地义，种着吕店500亩和太平庄50亩地，一直种到1997年，本应依据政策退回原主，没想到这一退却退出了一场官司。

从1975年到1997年长达20多年，吕店的地多，太平庄的地少，机械厂种太平庄的地又是从高中接管来的，加上机械厂人事的变动，人们光知道机械厂种的是吕店的地，在退地时一股脑全退给了吕店。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何况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异常高涨，“借给高中的50亩地退给了吕店”的消息，在太平庄像炸开了锅，两个邻村围绕着50亩地，你争我夺，加上两个村历史上遗留的隔阂，矛盾一触即发。

面对此情此景，刘存才作为太平庄为数不多的在外工作的人员，他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讲党性，讲原则，一面积极协助村委会干部据理力争，和对方诉诸公堂打官司，一面劝导街坊邻里众乡亲依法办事，走法律渠道，不冲动，不闹事，重证据，讲事实，以理服人。

面对延津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判定“该争议地五十亩所有权归吕店村所有”的错判，太平庄群众义愤填膺，要集体大规模上访！

刘存才坚决制止说，那是围攻，没有用！绝对不能办！关键是拿出证据！

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提出，如有异议，可在15日内向新乡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30日内向延津县人民法院起诉，

在刘存才的提议下，太平庄选择了向县法院起诉，他还协助村两委班子成员，广泛走访调查有关当事人，知情人，获取了29份强有力的证明材料，由于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延津县人民法院经过充分调查取证，于1999年11月5日下达了长达4000字的《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延津县人民政府延政行处字（1999）第04号处理决定”。

一场长达3年的“民告官”官司以太平庄群众的胜诉宣告结束。刘存才也因有主见有智谋依法办事而赢得了乡亲们的拥戴。

1993年，延津一中成立“教育奖励基金会”，刘老师担任秘书，具体负责基金会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基金会资金存银行，奖励学生有标准，他完全可以管管账目就可以了。但他却以此为契机，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联系资助的重任。年年高招录取工作之后，是这位老人最忙碌的时候，被大学录取的贫困生交来家庭贫困的证明材料，他要跑到村里调查，他要寻找资助单位。每年的这段时间，这位老人也成了一个走到哪里有人找，家中电话响不断的人物！

2002年高招，家住延津县城东街的女学生张凤妍考上了清华大学。这位同学7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后与其分门另住，她和七旬的老奶奶相依为命，一身旧衣裳常年不离身，一双旧鞋袜常年不离脚，长期吃住在校，学习生活相当艰苦。单纯依靠家庭，她上清华大学的难度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校领导让我和刘老师一道为这位同学联系资助单位，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刘老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起初我心里直犯嘀咕：刘老师这么大岁数了，万一出个差错咋办?谁知跑了几个单位后，我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只见他每到一个单位，走起路来一溜风，说话嗓音像洪钟，上楼下楼气不喘，比我这个中年人体质还好。每到一个单位，他都滔滔不绝地向单位领导宣讲一中的高考成绩，从宏观讲到微观，最后落到这个贫困女学生身上，讲到女学生的家庭困难情况，使人听了简直想掉泪，听者很愉快地表示愿意资助。

经过连续几天的登门“化缘”，一共争取到县农行、信用联社、水利局、棉织厂、三棉厂等11个单位1.35万元的资助。9月2日，延津一中校园内一片喜庆的气氛，学校会议室内高悬着“张凤妍同学就读清华大学欢送会”的巨幅会标，参加欢送会的高三年级学生竞相谈论着张凤妍克服困难勤奋苦读考上清华的故事，为张凤妍伸出援助之手的各单位负责人登台捐款，延津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扬社会各界对考上清华的学子伸出援助之手，号召同学们以张凤妍为榜样，顽强拼搏，乐于吃苦，争取下年有更多考生考入名牌大学！

看着这热烈、热闹的场面，刘老师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04年，20岁的洪腾飞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这是一个家里穷得出了名的学生，上学期间就经常被学校照顾免交学费。洪腾飞的父亲早年受“非农业人口优越”思想的影响，想方设法把一家人的户口转成了非农业，住在城里岳父家，后因人多院小住不下而搬出来，可家里穷买不起房子，不得已在大街一拐角处搭了一顶帐篷居住，真可谓“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洪腾飞的父母先在私人小厂打工，后均沦为下岗工人，靠打火烧、卖冰糕为生，家里孩子较多，除洪腾飞兄弟姊妹4人外，因其伯父病死，伯母改嫁，其两个女儿也跟他们一起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在受资助时却遭到非议，有人以“孩子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拒不上报洪腾飞的名字。但是学校却不能不管。刘老师先是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自掏腰包为洪腾飞捐款1200元，接着又为其申报了新乡市英特纳赵麟助学金2500元。然而这些钱还远远不够。

于是，刘老师便紧盯着省西部开发助学金不放松，他据理力争，一再坚持向有关单位反映情况，要资助表，结果还真是在星期五领到了表，县里主管部门通知下星期一务必交到省里。资助表需要盖县教育局、县委宣传部两家单位的公章。为了赶时间，星期六这天，他明明知道双休日机关不上班，但他依旧提着提包，带着表格，一步一步跑到县教育局，跑到县委宣传部，看看有人上班没有；星期日，他再次重复这个动作，眼巴巴地到机关，侥幸地盼望着工作人员万一有什么事来单位加班。

门卫笑他说：“老先生真奇怪！你也不电话预约，礼拜天，咋会有人上班？”

刘老师也笑笑说：“有时候年轻人在家没事，来单位看书学习也是有的！”

刘老师熬过了双休日，星期一早起顾不上吃饭在路上买个火烧边走边吃，工作人员没到他就蹲在办公室门口，像一个可怜的孩子眼巴巴地等待，教育局盖过章后又到县委宣传部盖，11点多把章盖好交到县主管部门时，工作人员不冷不热地说“晚了，交不上了”。

刘老师不信邪，自己打车上郑州送表，到了郑州一下车赶紧招呼喊“面的”，用百姓的一句笑话形容，“真像鬼撵着一样”，尽管争分夺秒，紧赶慢赶，到机关一问，又是不冷不热的话“下班了”，没人收表。

刘老师喘了口气，心想没人收表不中啊，跑这么远风风火火来到跟前了，说啥也得把表递上去呀！眼看着人们三三两两正在下班，他想说不定还会有人，于是就站在楼梯口，扯开喉咙大声吆喝：“谁是文明办的同志？谁是文明办的同志？”

这时，果真有一个人下楼询问，接住了报表，说回去等消息吧。

刘老师回到家等了几天无动静，到洪家一问，才知道已经来调查过了。又几天后，刘老师到县主管部门询问啥时领钱，部门负责人以“这个学生已得到一笔助学金，一个闺女不能许两个婆家”为由，拒绝了这笔省西部开发助学金。刘老师说光那一笔远远不够，提出要上省里询问，这个负责人大怒，一拍桌子：“那不是去告我吗？”无奈，刘老师只好悻悻而回。

到了学校，刘老师随即和校长商量，决定到省里问一下。第二天刘老师带着洪腾飞的母亲搭上了去郑州的长途汽车。

到省里后他们先用电话联系，工作人员回答说“批过了”。

刘老师说：“听说被去掉了，家长来说说情况。”

一会儿，一位女同志拿着一个大信封，下楼问：“谁是刘老师？”

刘老师迎上前去。女同志和蔼地说：“您恁大岁数了，跑恁远来干啥？这不批了吗？”

说着打开信封亮出盖有中央文明办、中宣部、教育部三个大公章的批文，让刘老师和洪腾飞母亲看。

洪腾飞的母亲感动地“噗通”一声当场跪下，那位女工作人员连忙搀起，说：“要谢应该感谢刘老师！回去抓紧让孩子报到吧！”

另一个比洪腾飞还优秀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他叫刘树发，家居原阳县，家人在高兴的同时，更多的却是烦恼。

因为与此同时，刘树发姊妹三人全都考上了大学，姐姐去年就已经考上走了，刘树发和妹妹今年双双考上。几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让这个只有三四亩地收入的农民家庭喘不过气来。

可是，刘树发兄妹不是延津人，不在学校基金会资助的范围。眼看开学在即，刘树发姐弟三人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刘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想啊想啊，忽然眼前一亮，时任原阳县县长是延津人，他和这位县长的父亲是小学时的同学，他若找到这位县长，亮明身份，那县长还该喊他“叔”呢！

想到这里，刘老师决定亲自到原阳县政府找县长。

头一趟，门卫不让进，刘老师说“我是你们县长他叔！”

门卫笑了：“你这老先生好可笑！你刚才说你姓刘，俺县长姓崔。 ”

刘老师说：“他不但得喊我叔，我还是他老师呢！你得给我通报！”

门卫拿打电话一问，说崔县长往市里开会了，不在家。刘老师只好垂头丧气而回。

回到家，刘老师躺在沙发上想，照这样，再去两三趟找不着县长都有可能。有个成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何不找这位县长他爹，叫他爹给他打电话说说咋样？

于是，刘老师马不停蹄，去找崔县长之父。

县长的父亲年龄大了，在家休息，好找，一找可找到了！

刘老师一脸笑眯眯，一口一个“老兄”！

老崔说：“咱俩是老同学，你有啥事直说吧！你想咋哩？”

刘老师一鼓作气讲了刘树发同学家庭的困难情况，还说国家政策是不能让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因为家庭困难上不起学，老崔一听，对呀！这是好事啊！那就给他说说呗！

刘老师趁热打铁，让老崔随即给他儿子打了电话，陈述了刘树发的家庭情况，请求原阳县政府给予救济，对方回答说“我调查调查”。

又停了两天，刘老师给校长汇报，学校派车拉上刘老师和县长的父亲，直赴原阳县政府。

县长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并说农村竟有如此奇闻，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随即给刘树发所在乡政府打电话，要求乡、村两级为刘树发捐款，同时也批示县财政给予适当救济，最终圆满解决了他们仨的大学学费问题。

2011年陈淑洁考上了南方医科大学的本、硕、博连读，作为单亲妈妈的裴明芹高兴的同时又为女儿8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六神无主，心里顿时失去了方寸。

她领着女儿找到了刘老师，未曾开言已是热泪涟涟。

刘老师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随即力劝她们母女擦干眼泪，要相信政府，他对孩子的上学问题大包大揽。

于是，刘老师再次采用了“登门化缘法”，找民政局，找工商局......第一年共募捐1.6万元，使陈淑洁顺利地到学校报了到。

可是，光阴荏苒，转眼一年即将过去，第二年的学费怎么办？裴明芹母女虽未再找，但刘老师却将陈淑洁的事经常挂在心中。

这天，刘老师在县城大街上正行走时，一辆乌黑发亮的高级轿车“嘎” 然一声停在刘老师的身旁：“刘老师，上哪儿去？恁大岁数了咋步行？来，上车吧！我送你！”

刘老师定睛一看，原来是想当年他教过的学生，如今是全县鼎鼎有名的女企业家，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民营精彩纺织厂厂长李艳娜！

刘老师随口说了句“不坐”的谦虚话，但眼前一亮，突然有了主意，随即改口上了车。闲谈时，刘老师转弯抹角没几句话就扯到了企业家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情上。

李厂长听了裴明芹母女的情况和刘老师为学生跑资助的事很受感动，当即答应刘老师资助陈淑洁。后来，李艳娜果然慷慨解囊，资助陈淑洁本、硕、博连读直到毕业！

刘老师一颗真心为贫困学生，恰像一团盛开的鲜花，引得蝴蝶不招自来！

刘老师的一个本家侄子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刘老师通过他联系上了宋庆龄基金会日本丰田助学金。这项助学金面向20个省的26所高校，要求分数必须在一本以上。从2006年开始，延津一中每年能争取到7个至8个指标，最多达14个，最少也有4至5个，每年每个学生资助3000至5000元，连续4年，直到毕业。截止到2015年，延津一中共争取到58个指标，金额达93万元。此事现在说起来简单，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谈何容易！

刘老师这位本家侄子名叫刘思学，比刘老师还大6岁，2018年时，已95岁高龄了。他曾任纺织工业部秘书，素有文才，德高望重。2007年延津一中通过他申报7人，批准了4人。显然，以他为桥梁联系宋庆龄基金会，是资助贫困生的好途径。

为了利用好这条途径，刘老师于2008、2011和2013年三次进京拜访探望刘思学，通过他给宋庆龄基金会送匾表示感谢，提交申请书等。三次进京时，刘老师的年龄分别是79岁、82岁和84岁，而刘思学的年龄则分别是85岁、88岁和90岁。

每次进京，学校只能按规定报销旅差费，而刘老师要和这位老侄子拉家常，增进感情，就要吃住在一起，那么，总不能白吃白住吧，那怎么办呢？刘老师就自己出钱买点礼物，第一次提了一壶香油，半袋花生；第二次花生、红薯共装了一塑料袋；第三次一壶花生油。

每一次进京，他都让陪伴人员住宾馆，自己和老侄子住在一起拉家常。他们在一起共同研讨家乡的风土人情和民间传说，刘思学通过刘存才将自己整理的延津县民间故事在《延津大事月报》和《今日延津》上发表，极大地提高了刘思学为家乡人办事的积极性。

省会郑州的“博研助学基金会”，是省政协原副主席杨光喜主办的，仅资助“本、硕、博连读”生，全省每年仅资助百名以内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资助条件非常严格，刘老师想方设法，从2002年开始已成功申报9人，每人每年5500元，连续资助7年共计3.85万元。

原阳县訾大夫寨村学生蔡璐，2008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父亲是一等残废，奶奶常年有病下不了床，全靠母亲种4亩地维持生活，宋庆龄基金会无法申请，博研基金会无法申请，都不符合条件。但刘老师仍不死心，多次到郑州博研基金会找杨会长为蔡璐争取，杨会长执拗不过，只好答应按“号外”处理，头一年给了5000元，但不作为资助对像。几天后，刘老师和蔡璐一个在市法院工作的本家哥二上郑州博研基金，2009年元月22日临近春节时，刘老师和学校领导三上郑州博研基金会，给杨光喜会长送了一幅“德劭惠民”的大匾，并诚恳邀请杨会长过年后，在春暖花开时来延津视察。

杨会长理解刘老师的一番苦心，他知道蔡璐的问题不解决，刘老师一定“不到黄河心不死”，还会找自己的。于是，2009年“五一”那天，杨光喜暗访延津县，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延津，和刘老师一起到蔡璐家中查访，在实地查看了蔡璐家的贫困状况后，当即决定蔡璐为正式资助对像，连续资助7年。

刘老师锲而不舍地追求终获圆满。

女学生郑美玉，2010年考上山东东营钢铁学院。父亲患病去世，母亲改嫁他乡，美玉回到家里，吃饭都是街坊邻居管。但因收到录取通知书晚，加上美玉性格内向，消息闭塞，找到刘老师时，资助活动已经结束，怎么办？

刘老师实在没办法，又不能不管，所以，他只有重操旧业，登门“化缘”，他领着美玉，从县城东跑到县城西，一个机关一个机关地讲情况，说好话，但因资助期已过，能出钱的都出过了，一个资助单位也没找到。

最后剩下位于县城最西端的延津最大的企业延化公司。

刘老师寻思：剩下这一家了，如果再不中，可就真没法了！听说目前公司效益也不好，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个大公司资助一个学生肯定还不算个事！

可是，用什么办法去说动董事长，让他慷慨解囊呢？

他怕他一个人去说不行，就想拉个老领导助阵，这时正好走到原县委书记张殿秀门前，他和张书记一说，张书记欣然同意他的想法，可自己家中正有事脱不开身，就推荐隔壁原人大副主任王守兰和他一起去。王守兰主任和刘老师一起到公司和董事长说明情况后，公司和郑美玉双方签了协议书，决定每年资助她一万元，连续4年直至毕业。合同履行到第三年，东营钢铁学院了解到郑美玉的家庭情况后，按照对待“孤儿”的标准全免了郑美玉的学费。

据粗略统计，20多年来，刘存才老师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先后筹集资金258.2万元，资助了588名考上高校的贫困学生，改变了一个个贫困家庭的命运。

2014年5月20日下午，时任延津县委书记祁文华轻车简从，专门来到延津一中家属院刘存才家,对他长期为贫困学生筹集资金的事表示支持，并亲手将自己最近一个月的工资4000元交给刘存才老师，作为自己为延津一中教育基金会的捐资。

刘存才的故事讲完了，但他“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精神却永远激励感召着我们志存高远奋力前行！

作者简介：张法祥，中共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延津县作家协会副主席，退休前系延津县广播电视局新闻部副主任，退休后任延津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出版通讯报告文学集《四进人民大会堂》，散文集《乡村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