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是中国28名无国界医生之一，她曾去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每天都在见证死亡与重生。
11月30日，无国界医生安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安娜是中国28名无国界医生之一，曾去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新京报记者 贺顿 摄
安娜，1982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毕业。曾在北大医院各科室轮岗了五年，之后入职北京肿瘤医院，成为一名妇科大夫。
2011年，安娜加入“无国界医生”。2011年至2015年，她先后前往塞拉利昂、索马里兰(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成为当地医疗项目的妇产科医生，并参与产科急重症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11月下旬，一段《一个北京女孩辞职跑到阿富汗，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的视频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几小时内，阅读量便突破十万加。
该视频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无国界医生”的关注。目前，中国内地有28位志愿者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的行列，北京女孩安娜便是其中一位。
11月30日，在外交公寓“无国界医生”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安娜。作为“无国界医生”中国内地的代表，安娜除去前线的工作时间，还会负责邀请无国界医生与国内医学界、对外援助机构等，进行有关医学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交流。
安娜说，在全国28名无国界医生中，自己是个幸运儿。既没有经历武装内战，也没有遭遇过疫情暴发。谈到曾经有医生被车臣武装分子掳走，也有在阿富汗空袭中遇难的人员，她却更加坚定“守土有责”的信念。“本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何况我见证过那么多生死，看得比较开。”
第一次出任务花了半个月调整状态
新京报(微信内搜索“新京报”可关注)：什么时候知道“无国界医生”的?
安娜：2010年，有一次我在网上查询人道救援组织的信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无国界医生，我非常认同它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和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
新京报：后来怎么加入的?
安娜：当时立刻写了申请书，再去香港面试，他们会严格地考察医生的基本素养、专业知识以及实操能力。三个月后，得知自己被录取时，特别开心。
新京报：第一次出任务去了哪儿?那里医疗水平如何?
安娜：我第一次出任务是2011年3月，被派往西非的塞拉利昂工作6个月。塞拉利昂有六百万人口，注册医生只有三百左右，还有一半人是在国外。博城(塞拉利昂第二大城市)医院只有两家，医护人员极其缺乏，医疗设备也少，我们医院只有一个手术室，另一家医院只有一个医生。
我主要是给孕产妇看病。在当地，女性最重要的“功能”是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但是当地孕妇们不做产检，接生也都是在家等接生婆，除非真有前置胎盘，子宫破裂等危急状况，才会送往医院。所以我接诊的大部分都是危重病人。
新京报：和国内的工作比起来，压力大吗?
安娜：刚开始单独值班时，接到这些病人，心理压力非常大。有次夜班，一连送来五个危急孕妇，每一个都需要紧急手术，我从夜里11时一直做手术到第二天上午8时，从手术室出来后，非常累，走路都是飘着的，精神也很恍惚。可是也很高兴，因为每台手术都顺利，看到新的生命降生于世，抱着宝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带给我的力量，让人欣慰。
新京报：生活上呢，适应吗?
安娜：我自认为是适应能力较强的人了，还是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整状态。3月到达时，正赶上博城旱季的尾巴，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值完夜班回来睡觉，第二天是热醒的，起来时床上还会有明显的身体形状的水印。
上白班时，为预防中暑，我带了一个特大号的水杯，不停喝水。而且医院里没有空调，每次手术做完，脱下手套时，里面流出的水就像从水龙头里放出的一样。
语言也是障碍，当地人说英语我听不懂，都是大半个月后才能比较流畅地沟通。
在索马里兰通过苍蝇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报(微信内搜索“新京报”可关注)：之后又去了哪里?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尔奥，索马里兰第二大的城市。之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报：在索马里兰生活得怎样?
安娜：苍蝇始终伴我左右，挺感动的(笑)。这里有超乎你想象的苍蝇数量。这些热带苍蝇飞得极慢，喜欢往人身上的敏感区域降落，还总是在觅食时淹死在滚烫的咖啡里，特别笨。不到2分钟，你能看见至少3只苍蝇英勇无畏地躺在杯子里。
从苍蝇数量上，你还能看到这个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一般而言，如果我看见一个病人身上有超过30只苍蝇停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给她发病危通知了。
新京报：工作上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安娜：在阿富汗，我看惯了丈夫对妻子的“无所谓”，有的孕妇在家出血一整天，也要等丈夫回家，得到允许后才能来医院，手术也只能等男性亲属签字后才能做。
但是，艾哈迈沙巴巴医院的一对夫妻，让我特别感动。那个女人被送到医院时，抓着自己印着经文的护身符说，谁要切我的子宫，一辈子都不得好过。其实，她已经生育了五个女孩儿，终于等来第一个男孩儿时，却发现子宫破裂，男婴夭折。
当地医护人员听懂了女人的毒咒，没人愿意做这个手术。我立刻和她丈夫解释：现在不是要不要子宫的问题，是人能不能活的问题。她老公恳求我，一定要保住大人。“我很爱她，我会守着她和女儿们过，不会再娶第二个。”我还记得他说的话，这种情况，在阿富汗是第一次遇到。
“工作确实很累但更加认同我的工作”
新京报(微信内搜索“新京报”可关注)：还想再出去吗?
安娜：当然，我从小就是坐不住的人，特别喜欢到处跑，特别是去这些一辈子不可能想到要去的地方。
新京报：一般多久出一次任务?如何确定出任务地点的?
安娜：这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无国界医生”会公布需要援助的国家和具体时间安排，也会安排到人，你也可以主动和负责人商量行程和时间。如果不适应，随时要求回来也没问题。
新京报：家里人对你做无国界医生是什么态度?
安娜：我父母都是医生，这件事上他们没管我。我丈夫还给我买了当年去香港面试的机票，那会儿孩子才不到两岁。大家会担心我的安全，但更多是理解和包容。
新京报：在国外那么辛苦，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
安娜：在塞拉利昂我喜欢早起跑步，那里有美丽的海滩，七点之前，海面吹拂着凉爽的风，特别惬意，那是我一天中唯一的放松时刻。在索马里兰，偶尔也会去逛集市，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为宗教和文化因素，你只能待在医院里不能随意走动，会让我有点憋屈。
新京报：这五年的国外援助工作有什么感悟?
安娜：在这些饱受内战、疫病和天灾困扰的国家和地区，你看到医疗设施和系统惨遭破坏。加之当地人文化观念的差异和医学知识的匮乏，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心痛。
我每天都在见证死亡与重生。不知道有多少病危妇女，行走在挣扎着拯救自己的路上。工作确实很累，可是有幸帮助这些孕妇的喜悦，让我更加认同我的工作，也从中收获了许多经验，我很幸运，也很满足。
无国界医生，独立、非牟利的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1971年在巴黎成立。
官网显示，该组织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过救援项目。当重大突发灾情出现时，相关部门会从全球招募选派人员参与紧急救援，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尼泊尔地震等。另外一部分则是长期项目，在评估当地的医疗条件后，该组织会设立医疗站点，提供医疗援助和重建。每批次前线人员的工作时间为1-6个月，并发放项目补助金。
“无国界医生”与中国的情缘，则要追溯到1998年的湖南洪灾，第一名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潘渊，在当时的救援活动中担任后勤人员。之后他向其表姐、北大人民医院的妇科医生屠铮推荐了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从1998年至今，中国内地共有28人加入无国界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