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柳江区新兴家苑49栋楼下垃圾长期堆积许多年,哪个部门能管呢?文明城市在哪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自1998年在香港成立以来,认真研究中外城市竞争力前沿经济理论,致力构造和应用本会自主创新之GN理论、GN模式、GN体系、GN流程,已经连续十届研究评价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每年编辑出版发行《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第十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将于今年12月份在香港发布。2011中国城市比较优势排行榜暨其中十大美丽城市的研究评价,是第十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的组成部分与中期成果。

今年7月8日,我会在香港顺利举行“2011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新闻发布会,研究成果受到两岸四地政府密切关注,并被国内外媒体广泛转载。柳州地处东亚喀斯特地貌带最精华很美丽的地段,风光绮丽,风貌奇特,物产丰饶,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近年来,其城市建设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刷新,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呈现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不断增强,市民素质不断提升,文明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先天与后天的综合美感日益突出的繁荣景象。在我会2011年度系列研究成果中,其美丽口碑比较集中、美丽指数异峰突起,最终以“石都园林美”而荣登“2011中国十大美丽城市排行榜”第九名。这不仅是柳州市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所致,也是柳州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土主体功能和城市转型提升要求,精心谋篇布局、加大投入、加强管理,狠抓城市建设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柳州市能够入选“2011中国十大美丽城市排行榜”,评价标准是《GN美丽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城市规划设计美、城市基础设施美、城市建筑美、城市文明美、城市自然环境美、城市公众口碑美等6个一级指标、17项二级指标、62项三级指标组成。2011年柳州市美丽城市各单项指标得分情况:柳州是中国西南工业重镇,同时也是广西最大的工业经济中心。还是有着“山水城市中工业最强,工业城市中山水最美”之称的工业城市。

美丽城市的研究评价共有六项一级指标。美丽城市六项指标有“六样锦”,在此,本课题一锦一锦概述对中国十大美丽城市柳州的基本评价:

第一锦:从城市自然环境的指数角度看柳州的美

柳州是本会长期观察的世界喀斯特美景城市之一。我们评价的柳州市,是大柳州,不仅仅是柳州城区,应该包括整个柳州市多姿多彩的城乡景观风貌系统、地域文化系统、社会发展系统、经济动态系统所给世人展示的特别美丽与风姿。据我们前往柳州多次探访的专家组称,柳州很多地方喀斯特风景非常迷人。全世界有三大喀斯特地貌带,东亚喀斯特地貌带是最大一片,主要在中国,其中尤为精华、美丽的一片,在包括广西在内的粤桂——黔滇地区,而柳州市全境,正好处于这样一个精华带上,具有自然地貌的多样性、生物生态的多样性、资源禀赋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民俗风情的多样性,包括喀斯特平畴、盆地、洼地、峰林、峰丛、峰谷、峡谷、溶洞、河流、溪涧、瀑布、石林、石海、石弄、石柱、石笋、石芽、天坑、天窗、天生桥等等,喀斯特自然景观发育很齐全,不少属于喀斯特自然景观中的极品资源,一个城市就是一部美丽喀斯特的大字典、大博物馆。仅这一点,就奠定了柳州作为十大美丽城市的独特指数优势。

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甲级旅游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自然美和人文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城市。柳州是歌仙刘三姐的传歌胜地,山歌文化源远流长。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柳州是其最后居留地,柳侯祠、柳侯衣冠冢及历代碑文石刻直到如今还保存完好。柳州市区有“天然大盆景”的美誉,柳江如带,蜿蜒回流,奇峰环列,错落有致,青山环绕,水抱城池,山、水、城浑然一体,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精妙结合,古籍称其为“三江四合,抱城壶”,这在中国城市中极为罕见。“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壮歌、瑶舞、苗节、侗楼”,概括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旅游城市的美学底蕴与风情魅力所在。柳州的自然景观千姿百态,风景秀丽把柳州半个市区拥抱其中,绕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故又有“壶城”之称。柳州气候温和,四季长青,很适合四季旅游。历代文人游客都被柳州的山清水秀石美洞奇所陶醉。

柳宗元诗中“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明代大旅游家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 中描写到,柳州一带“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逶迤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对,此异于阳朔桂林”和“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和徐霞客同时代的名士王启元称赞道:“柳州山川甲天下”。这便是柳州城市风貌最为形象的写照。更有学者认为“柳州奇石甲天下”,称誉其为“中华石都”。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集中了广西80%的四A级以上旅游风景区。柳州的北部地区和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因此,柳州的城市美学价值,具有先天的独特的优势。

第二锦:从城市规划设计的指数角度看柳州的美

柳州城市之美,得自天然风貌奇特,更得自柳州人的后天努力。这样好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景观禀赋,柳州又是怎样进一步谋篇布局、巧理山水、梳妆打扮的呢?我们调研了解到,从2004年起,柳州大力整治环境,实施“碧水蓝天”工程,使柳州一举摆脱中国“酸雨之都”的帽子,空气质量大为改观,连续多年加大对城市环境的保护,努力进行冒烟产业节能减排,重点转移,大力发展无烟产业,大力植树、造林、栽花,使原来不少“秃顶”的山体重新披上绿装,建成区绿地率达32%,绿化覆盖率达37.11%,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0.1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0.1%,今年这个绿色数据可能还在提升,各项绿化指标均居广西前列。城市污水处理率91.5%,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江河水质达标率也是位居全广西前茅,多项世界级水上运动大赛连年选择在柳州城市景观水系中举办,如今堪称“一山一公园”、“一地一盆景”,更加形成“山水园林在城中,城在山水园林中”的美丽城市。

加强城市建设管理,是建设美好柳州、美丽城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是拉动和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柳州从2009年开展“项目建设突破年”的基础上,接着又大力开展“城市建设管理提升年”活动,加快推进包括柳州风情港、地王国际财富中心、金沙角观瀑广场、李宁体育馆、城市快速环路、广雅大桥、鹧鸪江大桥、白露大桥等“十大建设工程”,丰富“十大建设工程”的内涵,以实施“十大建设工程 ”为抓手,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和承载力,以增创柳州交通新优势为抓手,提升城市交通战略地位,以加强城市管理为抓手,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抢抓政策机遇新上一批项目,突出招商引资引进一批项目,强化城市管理,不断掀起城市建设的新高潮。在从“十一五”到“十二五”的动态的、递进的规划、设计、建设进程中,柳州创造着自己前所未有的发展美感。

第三锦:从城市基础设施的指数角度看柳州的美

近年来,柳州实施“百里柳江、百里画廊”工程,开展城市美化、亮化,柳江夜景成为国内一绝,有“天下第一夜景城”的美誉。我们了解到,柳州积极把握国家西部大开发、主体功能区战略中赋予广西政策优势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重点向东加快开发,尽快拉大城市框架,实现城市建设跨越式发展。一是加快了推进“十大建设工程”;二是加快了柳东新区发展,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物流、住宅、医院等其他生产生活相关设施,提高产业吸引力和聚集力;三是加大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力度,加快推进了多个旧城改造与城中村改造项目,努力妥善安置失地农民,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提升了市容市貌;四是提升了城市路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入城道路,启动城市东面快速环路建设,推进城市快速环路与市区路网的对接,对交通节点进行疏通疏解,全面提升了路网疏堵通行能力;五是打造“快速环路经济圈”。优化调整现有产业布局,加快城市快速环路周边的工业园区、大型批发市场和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培育经济增长新一极;六是推进多个城镇群、城镇带和经济带建设,加快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水平相适应的各层次产业,形成向南衔接的“柳北经济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亦推动了柳州的发展美、民生美、市容美。

第四锦:从城市建筑的指数角度看柳州的美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游客,都会对柳州这座“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天然盆景”城市赞赏不已,认为世所罕见。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该如何把城市建得美观协调,如何与外地城市区别开来,拥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调研了解到,这既是当地政府多年来反复探索的问题,也是民间议论颇多的话题。经过努力,由广东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柳州市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已 经成稿。该规划不仅对龙城的城市总体形象作出定位,还对建筑的色彩、风格控制等有较详细的描述,以对龙城今后的建设、改造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柳州的建筑美,是政府、设计师、公众共同完成的作品。目前,柳州开始注意坚持了以下几个设计原则:一是“建筑景观随山水定调”,59.6%的市民认为,“柳江两岸”是柳州最有特色的区域,在依循亲水的宜居原则下,柳州努力建设山水景观人居,特色比较鲜明;二是“建筑风格须宜古宜今”,柳州城市风貌与建筑规划设计中开始注意了突出“以现代建筑风格为主,适应地理气候特点,延续历史文脉,凸现山水城市格局”;三是“建筑色彩以灰色为主”,柳江两岸和山体周边,开始重视城市建筑“基准色”的应用,在柳州新的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方案中,也对城市建筑的“基准色”——主色调作了规定,总的控制原则是“清新、明丽、和谐,有机融合自然山水色,强化历史建筑景观色 ”,主色调则以不同明度的灰色为主,同时可以适当采用红、蓝、橙色点缀;四是“建筑努力突出地域特色”,许多建设项目在追求现代、时尚、宜居的目标中,也开始重视了地域文化代表性元素、符号的植入和对居民低碳、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导,同时,也涌现了中房·世纪广场、华锡大厦、东方百盛、东城·印象中心等一批丰富城市天际线、景观线、功能线的地标性现代建筑。

第五锦:从城市文明的指数角度看柳州的美

城市之美,景观为外在美,文明为灵魂美。我们的课题在研究中还特别重视灵魂美、精神美方面的评价。广西柳州市在努力做到外在美与灵魂美和谐融合方面搏得了高分。我们在专列柳州市的调研课题中,特别纪录,柳州坚持将打好“八大升级战役”,加快实现“八大转型”,努力建设“山水美、环境美、形象美、气质美、和谐美”和“人人都有好发展、家家都有好保障、个个都有好身体、天天都有好心情、户户都有好生活”的“五美五好”柳州,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灵魂线。

柳州市委书记陈刚说:“我们要在新的起点上把柳州建设得更美、发展得更好,不仅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且要提高社会建设的水平;不仅要建设聚集人气的超大城市,而且要建设城乡统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而且要提高全体市民文明程度;不仅要有经济文化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且要有绿色发展和循环发展,使柳州发展更加全面、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五美五好”柳州,目标和要求是很具体的。

请看“五美”:一是“山水美”,将山水自然风光与城市发展风貌有机融合一体,形成特有的山水城市美学体系;二是“环境美”,就是要通过全面推进、全力提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努力为人民群众打造一个环保、整洁、优美、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三是“形象美”,就是要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城市形象,让城市变得更美,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四是“气质美”,是要在建设超大城市的历史进程中外塑形象、内强气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现代文明风尚,把柳州建设得更加大气、美气和灵气;五是“和谐美 ”,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百花齐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共建生机勃勃、活力无限的全体市民安居乐业的和谐家园;再看“五好”:其一,“人人都有好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公平发展,使人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其二,“家家都有好保障”就是要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住房困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三,“个个都有好身体”就是要加快发展科教文卫体各项社会事业,使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其四,“天天都有好心情”就是要突出以人为本,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推进“平安柳州”建设,促进社会治安好转,使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和睦共处、安居乐业;其五,“户户都有好生活 ”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发展与造福龙城百姓结合起来,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柳州人民,努力使全体市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据我们了解,为实现“五美五好”目标,今后五年,柳州市将打好经济质量升级、城市质量升级、城乡统筹升级、生活质量升级、文化发展升级、社会服务升级、改革开放升级、党的建设升级等“八大升级战役”;推动柳州实现由传统工业城市向二三产共同主导型城市转型、由传统生产型城市向现代宜居城市转型、由城乡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城市向城乡统筹发展城市转型、由人民生活总体小康型城市向全面小康型城市转型、由广西文化大市向广西文化强市转型、由单一经济城市向社会和谐城市转型、由内向发展型城市向合作共赢型城市转型、由传统化党建城市向科学化党建城市转型等“八大转型”。

先看看从国家领导人、各届专家、名人、投资者是怎样评价美丽柳州的?“山清水秀地干净”、“柳江河是广西最大的品牌”、“全国找不出第二条这样的河”。这是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柳州视察时的赞赏。“工业创新柳州 生态宜居城市”,这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在柳考察时,在柳州饭店留下的题词。“柳州魅力不寻常,山清水秀好地方”,这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考察组园林专家曹立华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对柳州的印象。“真是一座惊艳之城!”“物华天宝百越地,俊才心驰贾如云。西南枢纽北东盟,还有一水抱龙城。”这是台湾客人胡联国教授2009年2月造访柳州时赋诗称赞柳州。“美不胜收。”这是台湾伟泰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明赞叹柳州。“柳州发展速度很快,城市建设十分漂亮。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柳州人还是保留了善良的品质,十分难得 ”,“柳州是一座友好的城市,我很荣幸能够给这座城市带来最具国际水准的发动机技术。”这是获得201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的来自加拿大的在柳州生活了5年的女士苏丽文对柳州的评价。

中国舞蹈编导第一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张继钢将军说“柳州市民是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市民。”“一座工业城市,却有如此丽质天然、柔情似水的风光。它比我想象的更美。”这是国际摩联副主席拉维尼亚2008年10月来柳州考察时描绘她对柳州的第一印象。“我是第一次来柳州,这里完全没有印象中工业城市的概念,柳州真是一座让人惊喜惊叹的城市! ”这是清华大学副校长郑燕康留给柳州的口碑。

传媒界人士又是如何看柳州呢?“第一次到柳州,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从媒体上知道了柳州工业总产值率先在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突破100亿,现在柳州著名工业就有柳工、两面针、柳化等上市企业。柳州是一座富于创新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柳江河非常清澈,柳州楼房林立、街道干净,柳州的人也热情开朗。柳州不仅有着深厚的工业内涵,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柳州真的是敢想敢干,勇于创新。”此乃中国报业协会副秘书长胡怀福的由衷感受。“风情万种,华美城市。”

我第一次到柳州,完全惊叹于它的秀美,它的清丽,可以这样说,要想愉悦心情,到柳州游玩是不错的选择。想不到一个工业城市,居然能建成一个生态宜居城市,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柳州印象还不止这些,人气旺也是我最深的体会,在这里,完全看不到金融风暴过后的痕迹。江苏常熟,广西柳州,期待久远的握手。”常熟日报社总编辑范建峰如是说。

对美丽柳州的评价,我们主要由香港、内地专家学者组成的课题组,按照自主创立的GN评估指标体系、方法、流程,依据了通过各种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年鉴、出版物、媒体报道、会议资料、专题访问、口碑随访、近距离考察体验等多种方式而尽力获得的历史数据和新鲜信息资料,同时,也参考我们历时十年的滚动数据积累。我们的评价工作很重视公众口碑,尽管从公众口碑调查中,柳州的发展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许多需要竞争努力的方面,但总体口碑表现良好,本市与外地公众口碑指数在六项指数中得分是最高的。

因此,柳州市入选2011中国十大美丽城市是持之有据、实至名归。

柳州市荣获“2011中国十大魅力城市”授牌仪式

朝闻天下的广西旅游各城市的广告词是什么

中国绿城南宁,休闲之旅北海,海豚家园钦州,田园都市贺州、红色之旅百色、风情之都柳州、南方药都玉林,边关之旅崇左,东盟门户防城港,山水甲天下桂林……大概就这么多

“力争201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2008年市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的“经济升级,城市转型”中期目标之一。

两年来,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开展声势浩大、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创建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我市曾在2002年、2008年两次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现在,我们正向“全国文明城市”这个更高的目标努力。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争创全国文明城市责任状签字仪式暨誓师大会,对创建工作再次进行动员,就是要在全市上下进一步坚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信心和决心。

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始终保持顽强斗志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再接再厉、奋勇争先,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举措,奋力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

下面,我就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坚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信心和决心第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柳州自身发展的需要。

我们开展争创活动,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全国文明城市,其次要明确争创的意义和目的。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授予一个城市的最高综合荣誉,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综合环境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珍贵的城市品牌,柳州的明天需要这个品牌。

大家都还记得在今年年初我们刚获得“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两项殊荣,这给我们“六城同创”树立了信心,鼓舞了士气。

成绩和荣誉,既是鼓舞和鞭策,又是动力和压力,我们不能自满、更不能停步,要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奋斗目标继续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近年来,我市坚持“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推进,宜居城市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和提高市民素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市经济长期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城市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市民素质不断提高,干部执行力明显提升,城市品质和文明程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要加快建设更加美丽、更加宜居的城市,凝心聚力建设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还需要一个关键的载体来激励全市人民,推动柳州的新发展。

我认为这个载体,就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从指标体系来看,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覆盖全社会各个层面,而每个市民都是创建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仅有助于市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强化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进而形成强大合力,冲破艰难险阻,开拓进取,加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全市人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

所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为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多年来不懈追求的目标。

第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柳州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需要。

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无形资产,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形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明程度的竞争。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越高,对内可以提高市民对城市的满意度,激发建设热爱城市的情感,产生更高的认同和自豪;对外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反映城市整体文明、和谐程度的综合性荣誉称号,谁得到这一荣誉,谁就争取到了一个城市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金字名片。

与发达地区相比,我们还很落后,地方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观念落后、人的精神落后。

为了柳州的发展,为了市民更有自豪感,我们必须勇敢地参与到竞争中去,在竞争中求得发展,在竞争中提升地位。

第三,柳州具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基础、条件和优势。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列,竞争十分激烈。

特别是东部地区城市创建力度很大、势头很猛。

现在全国有16座城市获此殊荣,其中包括9家地级城市、7家省会和副省级以上城市。

我区的南宁已在2008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这次区内城市的竞争将在桂林和柳州两个城市之间展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广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到竞争当中。

在感到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柳州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

2002年和2008年我市两次荣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的称号。

今天的柳州,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

通过开展“六城同创”工作,我市基础设施、城市面貌、市民素质和生态文明程度全面提升。

“山清水秀地干净”的城市形象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工业生态柳州,宜居创业城市”的品牌逐渐形成。

2009年柳州荣获“2009年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十佳城市”、“2009年中国最具创新力十佳城市”和“中国节能减排二十佳城市”三项殊荣。

2010年2月,荣获“2009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具有重要份量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已经成为柳州乃至广西的一个品牌,柳州是广西唯一一个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柳州现象”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我们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有利条件。

二、把握内涵,明确任务,科学理解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第一,明确指导思想。

全国文明城市的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任务非常明确,要求非常具体。

我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是为了应付一时的检查,更不仅仅是为了拿一块牌子、争取一项荣誉,而是要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柳州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我们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利民惠民为目标,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为依据,坚持以人为本,全市动员、全民参与,把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事关柳州发展全局的大事来抓,作为提升城市品位、满足市民需求的实事来办,作为凝聚人心、增强信心的好事来做,让柳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让市民生活更加美好。

第二,把握《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要求。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内容丰富,“基本指标”测评项目有9项: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合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

共有127项测评内容和322项具体测评指标。

《测评体系》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最重要的一份文件,是今后中央文明委测评考核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标准。

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进一步学习、了解、弄懂,切实做到一项项地仔细对照、一条条地认真落实、一件件地抓好达标。

对目前没有达到指标要求的重点难点任务,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集中主要力量限时整改到位。

第三,把握创建工作的要求。

根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内容,《柳州市2010—2011年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已把《测评体系》的127项内容分解到了各个部门负责。

市委文明办和各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责,按照创建工作的各项要求,以实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十大工程”为载体,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推进和提升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力争每一项指标都能达到要求。

突出重点,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从现在到8月20日迎接今年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的时间还有10天,距明年“全国文明城市”总评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时间确实很紧、任务十分繁重。

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必须围绕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明确要求,抓住关键,强力推进,重点突破,打好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攻坚战。

第一,要在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巩固整改成果。

今年6月份市委文明办和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按国家测评的标准对我市公共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模拟测评。

结果显示,我市创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城市基础设施上,更多地表现在城市管理、社会秩序、公共环境和市民素质上。

市委文明办将这些问题反馈到各责任单位后,得到了高度重视,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整改工作,但是也还有一些单位不够重视。

今年的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的成绩将直接影响明年总评的总成绩,要想在这次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迎检工作中达到预期目标,我们除了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还要有真抓实干的措施。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在思想上有任何懈怠,绝不能在行动上有丝毫松劲,绝不能在创建标准上随意降低。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对我市在测评中公共环境和公共秩序方面丢分较多的情况,把公共环境和公共秩序的改善作为创建工作的重点切实抓好、抓出成效。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

市容市貌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最直观的体现,要把加强市容环境管理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

采取有力措施,重点整治集贸市场、商业街、居民小区、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等重点区域的违法建设、无证摊点、占道经营、乱张贴和脏乱差现象,加强沿街店铺管理,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力争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对城市商业设计、垃圾处置、市容保洁、街景改造、灯光亮化、户外广告设置、公共设施及摊点定位等多个环节实行全方位精细管理和长效管理,美化市容市貌,提升城市品位。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公用设施,切实做到功能完好、秩序井然。

全面维护主干道、街巷、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以及公用电话亭、邮箱、垃圾箱、报栏、座椅、雕塑等公共设施,做到功能完好、整洁美观。

全面整治交通秩序,加强交通站点管理,确保干道两侧、集贸市场、商业大街以及超市、饭店等公共场所门前车辆停放整齐。

大力推进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增强市民文明交通意识,做到文明行路、文明驾车、文明停车。

严格道路管理,加大纠违力度,通过依法严管促进良好交通秩序的形成。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窗口行业管理,切实做到规范守信、服务高效。

全市各行各业特别是窗口行业,都要从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入手,严格对照创建工作标准,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切实做到办公区域整洁、接待用语文明、解释耐心细致、服务水平优良。

加强网吧管理,确保网吧无各类违规经营现象。

严格出版物市场管理,确保音像制品销售店、书店、书报零售点、商场、超市门前无出售盗版及非法出版物现象。

要强调的是,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不能是为了创城而创城,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提高创建的水平,通过创建来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抓集中整治,做好各项迎检工作,把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展示出来,同时要在创建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在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化上要有新突破。

第二,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从今天开始,创建宣传工作要持续升温,兴起新一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宣传高潮。

创建氛围是文明城市检查测评的内容之一,也是提高市民知晓率、支持率的有效手段。

在舆论引导上,加强柳州城市良好形象的宣传,让人们了解认识自己生活的城市,进一步提高柳州的美誉度,激发市民爱家乡的热情,把广大市民参与创建的热情充分调动起来,增强市民的认同感、荣誉感。

要把创建工作的舆论导向引向积极健康,不仅要揭露问题,还要督促解决问题。

各新闻媒体要开展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的解读,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要走进媒体参与解读。

各县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各种社会宣传,组织各社区、街道和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创建文明城市的基本知识。

三是要丰富主题宣传活动。

要围绕争创工作,精心策划、组织开展“争做文明市民、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等主题活动。

围绕社会公德、环境卫生、行为规范、交通秩序等重点,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教育,让市民了解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为柳州带来的深刻变化,激发广大市民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情,掀起争创活动的热潮。

第三,要以文化展示城市魅力,大力弘扬柳州精神。

一是要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加快推进李宁体育馆、柳州游泳馆建设和功能完善,大力推进水上大舞台、刘三姐文化娱乐中心、文化主题公园、柳州工业博物馆、文庙重建工程、白莲洞古人类遗址博物馆、军事博物园等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提高全市人均文化、体育设施面积。

让这些文化设施成为有水平、有档次、有格调的城市标志性建筑物,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二是要打造精品历史文化。

集中力量继续打造以“刘三姐”为标志的山歌文化、以“柳宗元”为标志的历史文化、以“柳江人”为标志的史前文化,推进文化艺术精品工程建设。

坚持继承借鉴和改革创新相并重的原则,加强对重要历史文化遗迹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推进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柳州人文景观的历史悠久性、时代厚重感、文化感染力。

着力塑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独特自然景观与现代气息相融合的文化柳州的形象。

三是要大力弘扬柳州精神。

真正把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作为大力弘扬柳州精神的重要契机。

通过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凝聚全市人民的思想意志,凝聚全市人民的力量智慧,使“开明开放,敢为人先;创业创新,自强不息”的柳州精神,成为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行为准则。

第四,要加强领导,健全创建工作的运行机制。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既要作为集中攻坚目标,也应成为常态化工作。

要是没有一个系统有力的工作运行机制作保障,就会出现动力不足、落实不力的问题。

一是要建立健全共创共建机制。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需要所有单位的积极参与,离不开全市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

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站在全市“一盘棋”的高度,按照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把本职工作与创建工作结合起来,把行业创建与社区创建结合起来,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主动协调配合,加强统筹推进。

特别是对难度大、交叉扯皮多的问题,容易产生漏洞的环节,更要注重沟通联系,互相理解支持,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多做工作,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二是要进一步强化履职意识。

创建文明城市的许多指标是对某项工作的日常性要求,这些工作都是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业务工作,而不是额外的负担。

但在一些条块工作日常性管理方面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还暴露出一些部门在职能意识、责任意识和日常履职意识方面有欠缺。

因此,在落实创建责任上首先要强化领导责任。

各县区、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创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重视起来,带头做好本县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对《测评体系》中涉及本县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指标要求要做到心中有数,目标明确、措施具体。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条条”和“块块”配合不好,推诿扯皮的问题,我们的部门对“块”上工作除了检查还要加强指导。

市委文明办要将创建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个单位,落实责任目标,各责任单位要负总责,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找哪个环节的责任,总的原则就是“谁主管谁负责、谁失分谁负责”,哪个部门工作不力,造成测评失了分,就由哪个部门承担责任。

四是要健全督导考核机制。

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活动领导小组要加强全面督查和专项督查,查进度、找差距、明责任、抓落实。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工作不力、延误整体创建工作进程的部门和单位,要通过媒体进行曝光,并且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各县区、各创建责任单位,要对本辖区、本系统开展自查和督查,确保创建各项任务的落实。

这次会议以后,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活动领导小组12个工作组要立即组织对本组负责的创建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第五,要开拓创新,提升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水平。

创建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只有立足实际,打造自己的特色,打响自己的品牌,才能在这场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中取得优势。

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我们除了要按《测评体系》指标抓达标,还要根据指标要求,提出新思路,采取新措施,创出柳州特色。

在创建的内容上,要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与我市推进“三个同步”、实施“经济升级,城市转型”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与开展“七个提升年”活动结合起来,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既重视改善硬环境,又重视改善软环境;同时,要特别在突出创建特色上下功夫,注意充分挖掘和弘扬柳州独有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资源,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和品位,凸现城市的独有魅力。

“山清水秀地干净”是柳州独具魅力的城市特色,也是我市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一直坚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先进理念的成果。

要紧紧围绕“工业生态柳州,宜居创业城市”的城市品牌,认真总结、着力创新,推出一批有影响、有亮点的创建活动。

在创建的推动和提升上,要深刻地认识创建的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坚持“以创促建、重在建设、注重长效、惠及百姓、造福社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拓展文明城市创建内涵,丰富文明城市创建形式。

一要将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贯穿于深化创建成果全过程。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采取一切有力措施,继续保持目前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

《测评体系》对做好经济工作有很高的指标要求。

按照这些要求,我们要谋划好每个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保证全年经济发展的增速在全区同类城市中位居前列。

全市上下要围绕“三年四千亿,工业再翻番”的战略目标,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推进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优势,进一步夯实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物质基础。

二要强化城乡共建合力,形成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新格局。

紧密结合市委、市政府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战略的部署,以城乡一体化统揽创建工作,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覆盖面从中心城区扩展到农村,将城市文明辐射到农村地区。

发挥城镇单位的建设优势,以“城乡共建沿209国道柳州市工业文明辐射长廊”为模式,大胆创新城乡共建精神文明机制,通过区域性连片创建,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城乡共建精神文明新路子。

三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文明创建新优势。

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和谐创建活动中。

特别是社区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要以创建文明社区、文明家庭为抓手,强化社区的自我管理,切实把社区的主要职能转移到服务居民群众、营造和谐关系、创造优美环境上来,力争打造出一批高档次、现代化的新型和谐社区。

深化志愿者服务活动,壮大志愿者队伍,拓宽志愿服务领域,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全社会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文明新风。

要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动员和激励全市人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创建,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大力倡导社会公德,争做合格文明市民。

要积极搭建市民乐于参加、便于参加的各类创建活动平台,积极组织市民参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创建主题活动,使广大市民自觉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做贡献、添光彩,真正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创建中受到教育、得到提升。

同志们,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是推进我市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事关我市长远发展,事关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

全市上下务必保持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以科学的态度,实干的精神,深入扎实地做好创建工作,为柳州在2011年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为建设美好柳州作出更大的贡献

求柳州“城上高楼接大荒”名句文章

柳州·城上高楼接大荒 作者:稻沐汗

 中国史前文化及重要遗址简介

  中国的史前文化和遗址,由于旧石器时代的发现较少,习惯上按南方和北方分成两个区域;而新石器时代的发现较多,特别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所以地区划分较细。

1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村许家坡。据古地磁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地质时代处于早更新世末或中更新世早期。
  所出文化遗物有石制品16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另外还有打击过的骨片。该地点与其附近的小长梁地点被合称为“东谷坨—小长梁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官亭北侧小长梁。地质时代属于早更新世末或中更新世早期。
  文化遗物中有石制品2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常见刮削器、尖状器、石钻和砍斫器。另外出有六件打击骨片。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人”包括公王岭和陈家窝两个地点的人类化石,据古地磁断代,公王岭化石年代约为距今100万年至75万年,属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化石年代约为距今65万年至50万年。
  蓝田人的文化遗物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主要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和石球。其中大尖状器又称三棱大尖状器,最具代表性。公王岭化石层中的几处灰烬说明当时古人类可能掌握了用火技术。伴出的动物化石包括中更新世早期到晚更新世的动物。
  匼〔ke柯〕河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位于山西省芮城县匼河村一带。其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
  匼河文化的遗物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烧骨是匼河人用火的证明。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为中更新世的典型种属,象、鹿、水牛、披毛犀的共存说明匼河人的生活环境为温带气候。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北京人”又称“北京中国猿人”、“北京中国人”或“北京直立人”。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堆积中。据铀系法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和古地磁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
  北京人善于直立行走,上肢能进行与现代人相似的活动。他们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和骨角器。石器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大量的灰烬表明北京人善用火,可能已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技术。伴出动物绝灭种占30%,这些动物群的变化表明北京人生存期间,自然环境曾经历了寒冷、干旱、温暖湿润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辽宁省营口市田屯村金牛山遗址命名。金牛山文化指遗址A点的下部堆积,属中更新世。
  该文化发现了同属于一个男性个体的头骨及全部的体骨。石制品中石核少、石片多,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加工。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地层中出有灰烬层、灰堆和烧骨,说明当时人们已开始用火。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更新世的典型动物,也有第三纪和早更新世的残余。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有森林、草原和广阔的水域。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解放村附近。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年代约距今10余万年。
  大荔人属早期智人,脑量估计为1120毫升。他们的文化遗物中石片、石核较多,石器占少数,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石锥。未发现明显的用火痕迹。伴出的动植物化石或孢粉分析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要比北京人生活时期更为干燥、寒冷些。
  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或中期早段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之间。据铀系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万年,属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
  许家窑人的头骨特征部分像北京人,部分像尼安德特人,属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平均年龄约为20岁。他们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及骨角器。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砍斫器和石球等,属小石器系统。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鸟类和哺乳类两种。当时的气温略低,属大陆性气候。
  旧石器中期文化。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丁村。属晚更新世早期。
  丁村人属早期智人阶段,文化遗物以石片、石核为主,石器较少。石片多采用碰砧法、投击法加工,石器有砍斫器、手斧、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球等,是“匼河—丁村系”的代表,属于大石器系统。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适应森林、树林生存环境的种类,各种鱼类和大型丽蚌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温暖湿润,有大面积的水域存在。人们通过采集、渔猎来维系生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现于山西省朔县城西北峙峪村附近。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年或2年。
  峙峪文化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器三种,多两极石核,石器多小形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新出现了石刀和石镞。另外还出有骨质尖状器、骨片和石墨装饰品。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为蹄类动物,绝灭种占40%。峙峪人生活在草原地带,已开始根据动物习性来集中猎取几种动物,显示了该文化的进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部运粮河北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年。
  该地点发现人头骨残片化石一块,定名为“哈尔滨人”,属晚期智人。哈尔滨人所用石器发现有砍砸器,另有石片和石核。有些骨片上也有人工痕迹,似为骨器。较重要的发现是揭露了一处营址遗存,它由500余件哺乳动物骨骼构成,分析为当时的围墙,应是季节性的临时居住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0500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文化遗物有石制品10万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种类常见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及石锤、石钻等。另有各种贝质、石质、骨质和鸵鸟蛋皮制装饰品。发现有炉灶坑。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山西省沁水县下川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中条山主峰及附近地区。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末期,下限进入了全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4000—16000年。
  下川文化的石制品以细小石器为主,琢背小刀是代表器型,还有石叶、尖状器、雕刻器、镞、锯、钻及石核、石片等。粗大石器较少,器型有石核、石片、尖状器、刮削器、砍斫器、锤、砺石和磨盘等。下川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准,它们及复合工具的使用标志了生产力的长足进步。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年,其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末期。
  山顶洞人类化石代表八个个体,体质特征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脑容量较大,与现代人相似。他们的文化遗物中石制品较少,仅见砍斫器、刮削器和两极石片,骨针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他们的装饰品十分发达,表现了远古人类对美的追求。狩猎和捕捞是山顶洞人维系生活的手段,掌握了钻孔、磨制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把死者葬在下室,并在身体上涂布赤铁矿粉,表达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河南省安阳小南海洞穴遗址命名。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1000年±500年。
  小南海文化以小石器为特征,石制品原料多为燧石,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两类,还有少量装饰品,弧边刮削器是其代表性器物。伴生的动物骨骼表明当时的自然环境有大面积的森林、草原、河流、沼泽和沙地。人们就在这种环境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穴居生活。
  元谋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据古地磁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70万年,亦有人认为不应超过73万年。
  元谋人的文化遗物有石核和刮削器两种。大量的炭屑和黑色的烧骨表明,元谋人可能已开始了人工用火的历史。与之伴出的动物群绝灭种几乎占100%,多为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动物。当时的自然环境应是森林和草原。
  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贵州省黔西县沙井观音洞命名。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
  该文化的石制品多以硅质灰岩为原料,石片多以锤击法产生。石器中刮削器占大多数,还有砍斫器、尖状器、石锥、凹缺刮器和雕刻器等。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多为森林动物,一部分为山地竹林动物,还有些喜水动物,由此可知当时的自然环境多草木、竹林,分布有较多的湖泊或沼泽。
  观音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南北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观音洞文化的技术传统在西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雷火山。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
  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两件人头骨和一枚牙齿化石,同时出土了古动物化石4000余件。对研究当时气候、环境、动物群迁徙及其与人类关系等一系列课题有重要意义,填补了中国直立人地域分布上的空白。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安徽省和县陶店镇汪家山石灰岩洞穴中。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属直立人。
  和县人体现了直立人的典型体质特征,脑容量较小,总体形态与北京人相似,但又有某些进步性,属直立人的进步类型。伴出有骨片和鹿角,脊椎动物化石包括了华北和华南中更新世的常见种属。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山石灰岩溶洞中。其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末或晚更新世初,属早期智人。
  马坝人的化石是头骨的一部分,部分特征表现了与直立人类似的原始性,但其颅骨骨壁较薄,有着较北京人略大的脑容量,表现了智人的进步性,代表了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转化的重要环节。遗址未发现文化遗物,伴出有19种脊椎动物化石。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遗址命名。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
  该文化石制品以小石器为主,属小石器技术传统,原料多为燧石,绝大多数为石核、石片,石器极少,仅见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和砍砸器。伴出有少量动、植物化石,发现有用火遗迹。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莱寮溪,属晚期智人。其年代距今大约30000—20000年。
  遗址中发现有人顶骨、额骨、枕骨和牙齿等。顶骨化石外表为棕色,并带有黑色斑点,矢状缝尚未愈合,顶结节不显著,似为一年轻男性个体。左镇人可能是由大陆渡海移居台湾的,其发现将人类开发台湾的历史至少提早了一万多年。
  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台湾省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遗址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5000年。
  该文化石制品多以砾石为原料,常见石片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骨角制品丰富,有长条尖器、两头尖器,有孔骨针和凿形器等。伴出的木炭表明长滨人已掌握了用火技术。他们住在洞穴里,过着渔猎、采集的生活。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鸡公山。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遗址分上、下两层,上层文化年代约为距今 一至二万年,下层年代当更早。
  上层出有500余件石制品,多为石片石器,器型以小型刮削器为主。下层的重要发现是揭露了一个较完整的人类居住、活动面,包括五座石圆圈居住址和一处石器加工区。所出石制品有石片、石核及大量砍斫器、尖状器、刮削器、石锤、石砧等,其中三棱尖状器是该遗址代表性器物。
  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贵州省盘县大洞。文化堆积物上层年代约距今数万年至30余万年,地质年代跨经整个中、晚更新世。
  遗址主要发现有人类化石、烧骨、炭屑、灰烬、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器。石器主要有刮削器、钻、斧、镐、砍斫器、锤和砧等。伴出的动物化石有六目39种哺乳动物及鸟、鱼类,部分为绝灭种。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四川省铜梁县张二塘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或2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所出文化遗物中石制品多以石英岩为原料,石器加工粗糙,个体粗大,主要有砍斫器、尖状器和刮削器。伴出有植物化石及华南动物群成员的化石。
  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位于贵州省兴义县猫猫山。据铀系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1年,地质时代处于晚更新世。
  该地点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主要用锐棱砸击法打片,石核、石片均粗大且规整,石片石器较多。所有石器均形状规则,器型粗大,类型稳定,加工精致,以尖状器和单凸刃刮削器为代表。另外出有磨制或刮制的骨、角器及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旁的洞穴中。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
  柳江人是目前中国及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晚期智人。他的前囟点较现代人靠后,表现了原始性。面部短宽、眼眶低扁,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接近。其主要特点说明他们属于蒙古人种。柳江人在时代上较山顶洞人和资阳人为早,代表了蒙古人种的早期类型。

  华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以河南省许昌灵井遗址命名。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的较晚时期。
  该地点出土了分属两个个体的股骨两段,虽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和现代人的很接近。采集石片和石器共1353件,其中细石器较多,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小型厚刃斧状器等。另外还发现有骨化石刮削器、赭石块及一块有磨制痕迹的扁平小砾石。用火的遗迹比较丰富,有烧骨、烧石及炭块等。伴出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安氏鸵鸟、赤鹿、象、野马、野驴等18类。
  华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以陕西省大荔沙苑遗址命名。地质时代属全新世。
  该文化有典型的细石器,包括船底形、楔形或锥形石核、石叶及制成品和小型刮削器、石镞等,工艺精良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是其代表器型。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汉中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或年。
  李家村文化的陶器以未经淘洗的泥质陶或夹砂灰白陶为主,代表性器物为圈足碗、三足器和平底钵。石器器型有斧、铲、锛、凿、尖状器、刮削器、敲砸器及石片等,其中扁平舌状双弧刃石铲最具特色。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73年首次发现于河北省武安县磁山。主要分布于河北中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未校正)约为距今7400—7100年。
  农业是磁山人主要生产部门,他们种植粟,并饲养猪、狗和鸡,渔猎经济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现了大量的骨镞、鱼镖、网梭及鹿、鱼、龟鳖、蚌、鸟等骨骸。主要生产工具是石斧、刀、镰、铲、磨盘等。陶器手制,用泥条盘筑或捏塑法制成。器型有杯、碗、盘、钵、三足钵、双耳壶、罐、豆、盂、支架、器盖等。纹饰有绳纹、编织纹、篦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划纹、乳丁纹等。以夹砂陶为主,包括红、褐、灰褐色三种,泥质陶仅见红陶一种(图20)。出土骨器有刀、锥、凿、铲、梭、针、笄等,另有少量蚌、角器。

  磁山发现有两座房基,均属半地穴式建筑。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主要分布于豫中一带,豫北和豫南也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未校正)距今约为7500—6900年。
  农业是其主要生产部门。主要农作物是粟,主要生产工具是石镰、铲、磨盘,其中以带齿石镰和四足近鞋底状磨盘最具特点。另外饲养猪、狗,兼营渔猎、采集。陶器手制,多用泥条盘筑法。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泥质陶多素面,部分夹砂陶饰有篦点纹、弧线篦纹、划纹、指甲纹和乳丁纹。器型有杯、碗、盘、钵、三足钵、双耳壶、三足壶、深腹罐、鼎、豆、勺、器盖等(图21)。房址有圆形、方形两种,均较小,设有斜坡或台阶状门道。
  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发现有房址30余座,墓葬300余座,出土了 一批多为七个音孔的骨笛,随葬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对探索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命名。其分布范围较广,东到河南东部、西到甘肃、青海交接处、北到长城地带及河套地区、南到鄂西北。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000—5000年。
  仰韶文化在其广阔的分布范围内根据地域和时代的差异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他们的总体特征是:陶器以泥质或夹砂红陶为主,泥质陶上多绘有黑彩的几何纹或动、植物花纹(图22)。石器多磨制,有刀、斧、锛、凿、镞、纺轮等,也有部分的打制石器。此外还有磨制精良的骨器。仰韶人主要从事种植粟和黍的旱作农业生产,饲养猪、狗等家畜,同时兼营采集和渔猎。他们的居室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体现了多样性,早期多半地穴式建筑,村落布局为向心型,晚期则出现了地面建筑,有的更出现了成排布局的红烧土连间式排房。仰韶人死后葬在公共墓地中,墓坑排列有序,体现了一种血缘关系。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可区分为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和造律台三个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4600—4000年。
  王湾三期类型以洛阳王湾遗址命名,陶器多见泥质或夹砂的灰陶,一般饰篮纹、方格纹。生产工具中以带肩石铲、石镰、蚌镰、穿孔石刀最具特征。农业有较大的发展,饲养家畜并兼营渔猎、采集。后岗二期类型以安阳后岗遗址命名。陶器多灰陶,常见绳纹(图23)。生产工具多长方形石刀,另有骨、蚌质工具。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渔猎和采集。造律台类型又称王油坊类型。陶器以轮制灰陶为主,常见篮纹和方格纹。半月形石刀、丰富的蚌器和网坠是其重要的文化特征。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捕鱼和采集占有重要地位。
  又称客省庄二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泾、渭流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4300—4000年。
  陕西龙山文化有一组独具特色的陶器群,多泥质灰陶,主要饰篮纹或绳纹,捆绑状附加堆纹为该文化仅有,袋足器的袋足部采用内模法加工。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另外出土有玉质装饰品和与祭祀有关的卜骨。社会经济中农业占主导地位,还饲养家畜,渔猎、采集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两种“吕”字形双连间房址较为特殊。
  陶寺类型文化(参见陶寺遗址)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山东省淄博临淄后李官庄遗址命名。其年代约距今8000年。
  后李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个别羼云母,主要有釜、盆、钵、碗、罐、盂,其中深腹圜底釜为代表性器物。其他石、骨、角、蚌器较少,主要有石质的锤、斧、铲、砺石、磨盘、磨棒、支脚、刮削器、尖状器和石核,骨、角质的镞、锥、镖、匕、耜等及蚌刀、蚌镰。后李人居住条件不十分清楚,应是住在半地穴或浅穴式的房屋中,利用竖穴式的陶窑烧造陶器。当时已有了农业生产,但采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死后则葬在有所规划的氏族墓地中。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以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环鲁中南山地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300—6100年。
  该文化陶器群极富特征,主要有夹砂黄褐陶、红陶和红褐陶,堆纹发达,常见鼎、釜等器类。石器中打制品占一定数量,器型规整。骨、角、牙、蚌器丰富。北辛人的居址一般采用地面营筑,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同时饲养鸡、猪等家畜,采集和狩猎经济也占有一定比例。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泰山周围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另外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为6300—4500年。
  大汶口文化有着显著的自身特征,大汶口人盛行枕骨人工变形,拔除上侧门齿及口含石球等风俗。陶器多见夹砂或泥质的红陶,晚期出现了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彩陶和朱绘,器型有鼎、觚形器、豆、杯、鬶〔gui规〕、壶、瓶、背壶和大口尊等(图24)。石器磨制精美,中期以后更出现了制做精良的玉器,主要包括斧、刀、铲、锛、凿、玉铲及其他装饰品。此外,大汶口人还制做了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或装饰品,例如针、骨管、骨珠串及镖、鱼钩等。他们从事着以种植粟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饲养猪、狗、牛、鸡等家畜,同时渔猎经济也是他们的重要生产部门。
  目前,在典型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山东地区还没有发现大型的聚落遗存,而在它的一个地方类型——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聚落址。它由成排分布的红烧土排房建筑构成,这些排房多则六间一排,少则两间相连,布局严谨,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
  大汶口人死后的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另外还发现了折头葬和折肢葬等较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后出现了木质葬具,在有些成人墓的随葬品和几童瓮棺葬的葬具中还使用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东部、中部及江苏省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
  山东龙山文化以黑陶著称,曾被称为“黑陶文化”。陶器普遍轮制,三足器、圈足器和袋足器发达,常见鼎、鬶、盉、甗〔yan演〕、盆、盘、罍〔lei垒〕、杯,又以鬼脸足鼎和蛋壳陶器最具特征(图25)。手工业发达,生产出了各类陶、石、骨、蚌质的生产、生活工具及象征身份、地位的精美玉器。此时,冶铜成为新兴的手工业。龙山人的居住条件在此时发生了飞跃,不仅有从小到大的各级村落,而且出现了筑有城墙的大型城堡。体现了严格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山东龙山人死后的葬俗部分继承了大汶口文化,显示了更为明显的贫富分化。基于上述变化,有人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命名。分布于天水与潼关之间的渭水流域(又被称为老官台文化或白家村文化,分别以陕西省华县老官台遗址和陕西省临潼县白家村遗址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400—7050年。
  该文化的陶器主要有红褐陶圜底钵和三足钵、灰褐陶圜底钵和三足钵、圈足碗、三足罐和鼓腹罐等,其中以红褐色彩陶最具特点。石器有铲、斧、刀、锛、凿、磨棒等。另有骨制的矛、锥、镞、针和蚌制的锯齿镰、弧刃刀。大地湾的先民们过着定居生活,住在圆形半地穴式的窝棚中,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渔猎经济也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省,东至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与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与宁夏南部,南到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300—4050年。
  根据早晚差别,马家窑文化可以区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彩陶发达(图26)。生产工具有石质的镰、镞、磨盘、磨棒、斧、凿、锛以及骨镞、陶刀等,另外还发现有铜刀和碎铜块。马家窑人主要从事种植粟、黍的旱作农业,兼营家畜饲养和狩猎。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以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甘肃洮河、大夏河、渭河上游及青海湟水流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约为距今4000年。
  齐家人过着以种植粟为主、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兼营家畜饲养和狩猎经济。陶器多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有少量的彩陶,器型以双大耳罐最具特色。生产工具中石器多用较硬的玉石料磨制,骨器也是齐家人的重要生产工具。此时,冶铜成为新兴的手工业项目,铜器有红铜或青铜质的刀、凿、环、匕、斧、泡、镜和装饰品。齐家人的住房多为方形半地穴建筑,有的铺有白灰面,房址周围还建有贮藏用的窖穴。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发现有石圆圈祭祀场所和卜骨等祭祀用品。一般认为齐家文化正处于原始社会即将崩溃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湖北省枝城市城背溪遗址命名。 目前分为城背溪、皂市两个类型。城背溪类型主要分布于湖北省西南部,皂市类型则分布于洞庭湖西侧和北侧。年代推测在距今7000年左右。
  城背溪类型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较多的夹炭陶,主要器型有釜、钵、支座、圈足盘、罐。石器丰富,打制和琢制的较多,有斧、锛、球、网坠、石片、石条和盘状器等。皂市类型的陶器仍以红褐陶为主,夹炭陶极少,器型有釜、罐、钵、盘、支座、碗、碟、盆、三足罐等。石器分为细小燧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种,已掌握了对钻成孔的技术。城背溪人已经开始了稻作农业生产,但渔猎和采集仍占重要地位。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东起鄂中南,南至洞庭湖北岸,西至川东,北至汉水中游沿岸的区域内。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6400—5300年。
  大溪文化盛行红衣陶,常见器型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和器盖等(图27),还有陶球和陶响球。石器中常见圭形石凿,还有铲、锛、锄和巨型石斧。大溪人的社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还饲养猪、狗、鸡、牛、羊等家畜,渔猎和采集是他们获取食物的辅助手段。大溪人掌握了较高的建筑技术,他们的住房经火烧烤,有的还建有散水和檐廊以利于防潮、遮风挡雨和隔热。他们死后多采用直肢葬,以仰身直肢为主,另外还发现有屈肢葬,其中以双脚压于髋〔kuan 宽〕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蜷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湖北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5000—4600年。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多为泥质黑陶或泥质灰陶,纹饰常见凸弦纹和镂孔,彩陶以薄胎晕染最具特点,还有少量朱绘陶,器型主要有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其中发达的圈足器和凹底器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镞及彩陶纺轮。其他遗物有空心陶响球和彩陶球(图28)。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兼营渔猎和采集。
  屈家岭人的居住条件较为优越,一般是方形或长方形地面建筑,出现了多间相连的排房。在建筑技术上采用挖槽筑基,以黏土或草泥掺烧土碎块培砌墙体,居住面抹细泥并经烧烤,以利于防潮。有人认为这种形式的建筑是父系社会的反映。
  屈家岭人的埋葬习俗中,成人多用单人仰身直肢葬或少量的屈肢葬,不用葬具。儿童多用瓮棺葬。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命名。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分布。在其分布范围内可以区分为若干个地方类型。
  石家河人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渔猎经济。陶器以灰陶、黑皮陶和红褐陶为主,多饰篮纹,器类有鼎、甑、罐、碗、钵、豆、盘、壶、杯、缸、器盖、器座、鬶和刻槽器。生产工具有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磨制精细,有斧、锄、铲、刀、镰、凿、镞、矛、网坠、纺轮等。另外还有骨笄、石环、石管、石珠、陶环及小件玉器等装饰品。人、禽、兽形象的陶塑品则是原始造型艺术的珍品。此时的石家河人已开始筑造城堡式建筑,并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东达舟山群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大约为距今7000—5300年。
  夹炭黑陶、骨、木加工技艺及发达的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征。陶器主要有釜、罐、钵、盘、盉、支脚等(图29)。骨器则以耜为代表,另外还有镞、针、哨等。木器加工技术主要表现在大量的榫卯结构、企口使用和大型干栏建筑上,另外还有目前所知最早的木胎漆器。除稻作农业外,河姆渡人还经营家畜饲养和渔猎经济。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说明,在我国远古时期,长江流域有着灿烂的文化,它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南达钱塘江,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000—6000年。
  马家浜文化的陶器以夹砂或泥质红陶为主,常见釜、鼎、豆、罐、瓮、盆、钵等,一般为素面。石器磨制精致,以锛为主。另外马家浜人还掌握了木器加工和制作玉器的技术,他们制作的玉璜、玉玦〔jue决〕后来成为中国的传统装饰品。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了三块纬线起花的罗纹布,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此时人们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种植粳稻和籼稻,同时还饲养家畜、捕鱼、打猎。人们居住在方形或圆形的居室中,死后则采用较特殊的俯身葬式埋葬。
  崧泽文化(参见崧泽遗址、寺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以安徽省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巢湖以西,宿松、黄梅以东区域内。年代约为距今5700—4900年左右。
  该文化陶器多灰、黑陶,三足器发达,有鼎、鬶、盉三类,容器中以壶为主,形制多样。石器中以多孔石刀最具代表性,还有铲、锛、凿、斧、钺及小件装饰品。另外,加工精致的玉器也是该文化的特征之一。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南至钱塘江,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5300—4200年。
  良渚文化以其独特的陶器群、精美的玉器和丝、麻织品著称。陶器以夹细砂灰黑陶或泥质黑皮陶为主,多用轮制,以素面磨光为主,少量器物用刻画纹或镂孔装饰。器型多见鼎、竹节把豆、贯耳壶、盘和带流杯等。玉器加工的工艺水准较高,器型有珠、管、坠、玦、瑗、璜、镯、琮、蝉、璧等。器身多饰有繁复、精美的纹饰(图30)。在该文化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了平纹织法的家蚕丝织品和苎麻织品。另外,竹编和船桨等木器制作技艺也为良渚人所掌握。
  良渚人从事着以种植粳稻、籼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有着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犁铧和石破土器等新型工具。他们的居住址不十分清楚,但发现有干栏式建筑和大型土台上的烧土堆积,有些居址附近还挖有水井。
  良渚文化的墓葬资料非常丰富,依其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可区分为大、中、小三型,大、中型墓又与祭祀址复合存在,表明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已较明显,氏族社会开始解体,至迟在它的晚期阶段已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直至燕山南麓地区,外围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左旗、辽宁阜新、河北三河等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8200—7400年。
  兴隆洼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火候低,质地疏松,器型简单,常见筒形罐。石器多大型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的石铲、斧、磨盘、磨棒(图31)。骨器有凿、匕、针、鱼镖等,还出有骨梗石刃的复合工具。该文化的玉器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玉器。当时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人们住在长方形或方形的半地穴房子中,这些房子成排分布在一条环形壕沟里构成村落。兴隆洼人死后的埋葬习俗较为特殊,部分人被埋在居室当中,其中更有人、猪合葬或随葬玉器等特殊的做法,以此显示了墓主人身份的特殊性。
  新乐文化(参见新乐遗址)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北京市平谷县上宅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及临近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400—6300年。
  该文化陶器皆手制,以夹砂和夹滑石陶为主,器类简单,常见深腹罐、钵、盆、碗、杯、盅、舟形器、支架、陶塑等。石器多为打制、琢制或磨制的大型石器,有盘状器、斧状器、砧石、铲、磨棒、磨盘、锄形器。细石器有镞、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等,还有掷球、弹丸、雕刻品。上宅人过着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渔猎、采集、家畜饲养也占一定比例,有着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或图腾崇拜。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南麓以北的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200—6800年。
  赵宝沟人使用的陶器多为夹砂褐陶,主要饰压印几何纹、之字纹、动物纹,数量较多的是筒形罐,尊形器和器盖最具特色。石器分磨制、琢制、打制和压制四种类型,包括斧、耜、凿、环状器、磨盘、磨棒、磨石和细石器。骨器较少。他们的居址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建筑,房间中部有方形灶坑,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大的达100平方米。
  小珠山文化(参见小珠山遗址)
  新开流文化(参见新开流遗址)
  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省西部、河北省北部,吉林省也有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500年。
  该文化石器以烟叶形或草履形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最具特点,还有砍砸器、磨盘、磨棒、镞和圆刮器等。陶器手制,有夹砂、泥质两种。夹砂陶以褐色为主,器型有大口深腹罐、折口深腹罐、斜口罐,纹饰以“之”字纹和直线划纹为主。泥质陶多红色,器型有钵、罐、盆、瓮,纹饰多以平行线纹、三角纹、鳞片纹为主的黑或紫色彩纹(图32)。另外,红山文化出有精美的玉器及各型陶塑人像。
  红山先民居住的房屋是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有大、小两种,房址中间设有瓢形灶。他们还可以建造单室或连室窑,烧制各种陶制品,以原始农业生产为主,过着定居生活,同时,又从事部分畜牧业和渔猎生产。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命名。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350年。
  富河文化的陶器多夹砂褐陶,主要纹饰是压印“之”字纹,代表器物是大口筒形罐。大型石器多为打制,锄、锛、凿等加工精细,富有特色。并出有骨制工具和卜骨。富河文化的房址分为方形或圆形两种,一般房址中间设有方形的灶址。当时的自然环境为山地森林类型,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了原始农业,但渔猎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
  仙人洞文化(参见仙人洞遗址)
  石峡文化(参见石峡遗址)
  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江西省修水县山背村跑马岭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鄱阳湖周围和赣江中下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大约距今4800年。
  山背人的居址为圆角长方形或圆形的地面建筑。他们多使用夹砂红陶器,包括鼎、鬶、罐、豆、壶、簋〔gui 鬼〕等。石器以厚重的有段石锛,半月形、梳形或长方形石刀最具特色。当时,人们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
  大坌坑文化(参见大坌坑遗址)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福建省闽侯县恒心乡昙石山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一带。据热释光法断代,年代约为距今4300—4200年。
  陶器以红或灰陶为主,有釜、鼎、壶、罐、豆、簋和杯,拥有少量彩陶。石器以断面呈三角形的石锛为代表。从出土的遗迹、遗物看,昙石山人已经有了农业,渔猎经济也较发达。该文化发现有男女合葬墓,是当时原始父权制的反映。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以台湾省台北县圆山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距今4400—3100年。
  该文化的陶器以棕灰色细砂陶为主,部分施红彩。生产工具有石、骨器两类,石器有锄、铲、斧、镞等。其晚期出现了青铜制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的文化。以台湾省高雄凤鼻头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台湾西海岸中部地区。其起迄年代约距今4500—3500年。
  凤鼻头文化由早至晚分为三种,早期以红陶为特征,陶器有鼎、罐、豆、瓶、盆、碗等。石器多磨制,有锄、靴形刀、半月形穿孔刀、磨盘、矛、镞等。主要经营原始农业,兼营渔猎。中期以黑陶为特征,主要种植水稻。晚期以印纹和刻画灰黑陶为特征,已进入铁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台湾省台东县卑南遗址命名。主要分布于台湾东部地区。年代约为距今3000—2000年。
  卑南人的陶器多夹细砂陶,手制,部分作轮修,器型主要有罐、瓶、钵、盆、勺、盘、豆、盖、匙、纺轮、环、槌、陶塑等。石器较多,有斧、锄形器、镰、刀、杵、矛、镞、针、钻、网坠、锛、凿、棒、锤、砥石、钺和轮等。另外还有玉器。卑南人死后的葬具板岩石板棺是该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型墓葬有随葬品,有些骨架上有拔牙的作法。
  白羊村文化(参见白羊村遗址)
  卡若文化(参见卡若遗址)

4 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白家村遗址(参见大地湾文化)
  李家村遗址(参见李家村文化)
  磁山遗址(参见磁山文化)
  裴李岗遗址(参见裴李岗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面积约5500平方米。
  遗址中有房基、灰坑、陶窑、墓葬等各种遗迹,其中房址有单间、双间、三间、四间几种,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发现墓葬300余座。出土遗物有各类陶、石、骨制品,陶器有壶、罐、钵、鼎、支架等,石器分为打制、磨制两种。重要发现是作为随葬品的龟甲契刻符号,为探索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资料。另外,骨笛是该遗址颇具特色的遗物,为鹤骨管制成,一般为七孔笛,可以吹奏旋律。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对它的首次发掘是于1921年由瑞典人安特生主持进行的。
  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为五期,一、二期属于仰韶文化,三、四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时期,五期则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主要遗迹现象有墓葬和灰坑等。有些墓出有少量的随葬品。所出遗物,仰韶期有尖底瓶、罐、彩陶碗、盆、甑、釜、灶等。仰韶晚期有碗、盆、罐、豆、鼎、壶、小口尖底瓶及澄滤器等。河南龙山文化期出有鬲、鼎、釜灶、双腹盆、单把杯、豆、甑等。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浐河东岸的半坡村。面积约五万平方米,揭露面积为一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6800—6300年。
  遗址文化遗存分两期,早期即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遗存。这种遗存出有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陶器群,各种石、陶、骨质的农业、渔猎生产工具、装饰品及家畜骨骼、菜籽。重要发现是半坡类型的聚落遗存,聚落形状为南北长、东西窄的椭圆形,有壕沟环绕,沟外东边为窑场、北侧为氏族公共墓地,沟内房址以向心型分布。晚期遗存发现较少,被称为半坡晚期类型。
  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北。面积约为五万平方米,揭露面积为1.658万平方米。遗址文化遗存由早至晚分别为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半坡类型年代为距今6600—6400年,史家类型为距今5600年左右。另外该遗址还有少量陕西龙山文化遗存。
  半坡类型遗物丰富,有各种绘有精美纹饰的彩陶、贝饰,在有些陶器上还发现了刻画符号。史家类型的一座墓葬里出土了我国迄今最早的一套美工用品,计有石砚、砚盖、磨棒、陶杯各一件和黑色颜料数块。半坡类型的聚落布局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居住区有壕沟围绕,房址以向心型布局分为5组,每组房址中都有一间较大的中心建筑。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面积约30万平方米。遗址分为六期遗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二、三期遗存年代为距今5700—5000年。
  遗址一、二期遗存近于庙底沟类型或与之相当。三、四期遗存为秦王寨类型,有人称之为大河村类型。这种遗存出有四组连间建筑和大量陶器等遗物、墓葬,其中尊、背壶和锅显示了与大汶口或屈家岭文化的交流关系。五期遗存是早期龙山文化,六期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面积约24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仰韶遗存年代为距今5900年,早期龙山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4700年。
  仰韶遗存发现有房址、窖穴、墓葬。遗物中陶器多红陶,彩陶发达,有丰富的陶、石、骨质生产、生活工具。早期龙山(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现有房址、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显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
  新石器时代为主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村。面积约4000余平方米。
  遗址文化堆积由早到晚分别为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仰韶文化大量的二次迁葬和屈家岭文化的成排连间建筑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提供了研究资料。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金陵河西岸。遗址面积大约六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4727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为距今7100—6900年,中期年代为距今年,晚期年代为距今6000—5700年。
  早期遗存较少,主要遗迹有灰坑、墓葬和陶窑。出土陶器以红或红褐陶为主,卵形三矮足瓮及罐、钵、碗为其代表器型。具有上承老官台文化之末、下开仰韶文化之初的性质。中期遗存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遗迹主要是两片墓地。出土陶器则以尖底瓶、蒜头壶、彩陶船形壶等为代表。晚期可能属于半坡类型晚期,是一处聚落遗存。聚落中心是广场,其北、西、东南方为三组房址群,另有一处墓地。房屋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屋内火塘边一般设一个保存火种用的火种罐。陶器则以钵、盆、罐、器盖和各类彩陶为代表。
  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谷水镇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5300—4300年。
  遗址分为三期。一期文化陶器以重唇小口和葫芦口尖底瓶为代表,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墓葬中发现有头骨涂朱现象。二期文化主要遗迹有灰坑、墓葬两种。三期文化出现了陶质的斝、鬲。 目前一般认为一、二期应作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三期则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内新民街南。面积约五万余平方米。
  遗址主要遗迹有房基、窖穴和墓葬。其中M45较为特殊,平面呈人头形,墓主人葬在正中,另有三人分别葬于墓坑的东、西、北侧小龛内,似为“陪葬”。墓主人的左右两侧还分别用贝壳摆塑了虎和龙的图案,显示了墓主人的权力地位。图案本身亦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为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所出遗物中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常见碗、钵、鼎、盆、瓶、缸和罐等。石器则常见斧、铲。另外还有少量陶、骨质的生产工具或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汤阴县城东白营村。面积三万平方米。遗存分早中晚三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为距今45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4200—4100年。
  早期出有房址九座,并有一座圆角方形带有井字形木构架的水井。中期出有八座房址,晚期出有46座房址,其中一座是土坯砌墙,代表了中国早期的土坯建筑。 早中晚各期均出有各类陶器及石、骨、蚌质的生产工具。其中一件高圈足盘上刻有两个伸臂露乳的人像,是线刻艺术珍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河南省永城县王油坊村东北。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发掘面积600平方米。
  遗址主要遗迹有房基、灰坑和墓葬。房基一般是圆形的地面建筑,有的铺白灰面以防潮。所出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多饰方格纹,常见罐、碗、鼎、盆类,甗也较多,个别陶器上发现有刻符。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主要有刀、铲、刻刀形器、镞和打制石器等。另外还有骨、蚌、角质的网坠、锥、凿、镞、刀、镰等生产、生活用品。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八方村东北。据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应为距今4000年或3900年。
  城址分为东、西二城,东城的西墙即为西城的东墙。东城仅残存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城角似设有凸出城墙的“马面”,城内仅残存若干灰坑残底。西城轮廓较为清楚,面积约10000平方米。城墙夯筑,四角均设有凸出城墙的“马面”。城内中西部较高处发现有一组夯土基址,应是“宫殿区”。其他遗迹有夯土坑、奠基坑、灰坑等。出土有各种陶、石、骨、蚌、玉质的生产、生活用具。从大量遗迹、遗物分析,当时社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性质很可能发生了变化,“文明”可能已经悄然出现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堡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东大朱庄附近。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该城始建年代应早于距今4400年并延续使用至距今4100年以后。
  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面积约34000多平方米。城墙夯筑,基宽13米,顶残宽8—10米,残高三米余,南、北墙各开一门,南门两侧还设有土坯墙的门卫房,门道下铺有陶制排水管道。城内发现房址10余座,普遍使用土坯,并建筑在高台上。“高台建筑”是古代人类的发明创造。另外,在城内灰坑中还发现了铜渣和一块铜容器残片,把中原地区冶铜史提早了数百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陕西龙山文化和西周时代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沣河西岸。最下层有少量仰韶文化遗存,以陕西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出有以“吕”字形双连间房址为代表的半地穴式建筑、窖穴和窑址。遗物丰富,计有陶、石、骨、玉类生产、生活用品和卜骨等宗教用品,还有大量的家畜、野兽的骨骼。西周时代遗存主要是墓葬。
  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已揭露6000余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4500—3900年。
  遗址出有丰富的文化遗物。 日用陶器以夹砂或泥质灰陶为主,多饰绳纹,晚期常见篮纹。随葬陶器中的泥质陶多有黑陶衣,并施彩绘,陶盘上绘的蟠龙为中原地区最早的蟠龙形象实物标本。生产工具常见陶、石、骨质品,也有复合工具,还有石磬、鼍〔tuo驮〕鼓、铜铃、陶铃、埙等乐器和大量玉、石质的礼器。大型墓出土彩绘木器,是陶寺文化的又一特色。
  陶寺人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饲养家畜,手工业也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社会分工。他们的居室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窑洞三种形态,其间有道路相连,并分布有水井和密集的灰坑。他们有大型的公共墓地,墓葬分大、中、小三型,大、中型墓数量少但规格高,有木棺,随葬品丰富,小型墓多,但一般不见木质葬具和随葬品。
  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可能已出现了阶级,走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
  后李官庄遗址(参见后李文化)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县东南约25公里处。面积约五万平方米。1978—1979年两次发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7400—6400年。
  该遗址出土物中以陶器最具特点,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有堆纹、篦划纹、压划纹、乳丁纹、指甲纹、锥刺纹及少量带状彩纹,器型有鼎、釜、罐、钵、红顶碗、支座等。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有铲、刀、镰、磨盘、磨棒、磨饼、斧、锛、凿、匕首、杵等。另外出土有丰富的骨角器、蚌器。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墓地。位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附近,故曾被称为“堡头遗址”。面积约为82万平方米,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5500—4500年。
  墓地已发掘部分出有墓葬133座,用木葬具的14座,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头向多数向东。随葬品丰富,有各类陶器、石器、作为礼器的玉器、骨、角、蚌器及龟甲、猪下颌骨、其他兽骨等。根据墓葬规模及随葬品多寡,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小型墓有的仅可容身,大型墓则可随葬数十件至百余件精美的随葬品,显示了氏族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
  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兖州市王因村南,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揭露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6100—5500年。
  遗址主要发现是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899座。墓葬多数长方形浅穴,墓向东,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发现有头骨人工变形,拔牙及口含石球的作法。同性合葬及多人二次合葬是该墓地的主要特点,显示了氏族成员之间牢固的血缘纽带。随葬品不多,主要是日用陶器或明器及小件的生活用具、饰物和祭食。陶器中的觚形器造型奇特,极富特点,它与随葬的龟甲和獐牙应代表着某种宗教含义。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胶县北三里河村,面积约五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570平方米。
  遗址中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遗迹主要有房址、墓葬和窖穴。墓葬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有木葬具,随葬品丰富,有的墓主人手握长条形蚌器或獐牙勾形器,骨骼普遍有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现象。所出遗物中陶器器型较多,骨、角、牙器总数要多于石器,并出现了蚌刀、蚌镰等新工具。龙山文化遗存的主要遗迹有居住址残迹、窖穴和墓葬,并在墓葬区内发现了一处河卵石遗迹和一处卵石底坑,用途特殊。墓葬中骨骼也有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现象,所出陶器陶色较多,有黑、灰、褐、红、桔黄、白灰等,纹饰简单,薄胎高柄杯在遗址中罕见,却常见于大、中型墓葬中。另外还有石、骨、角、牙、玉质的生产工具或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的花厅村附近,年代约距今5000年左右。
  遗址主要遗迹是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和可能用于祭祀的猪坑。墓葬中随葬品丰富,有些大墓中的随葬品多达100余件,多为陶器和玉器,也有少量的石器和骨器。该遗址是大汶口文化较为典型和丰富的墓地之一,但部分陶器或玉器呈现出了浓厚的良渚风格,甚至出现了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表明了海岱文化区与太湖文化区之间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关系。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城东南的东海峪村。面积约八万平米。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4800—4600年。中层是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或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这三个文化层在器物形态上相互衔接,墓葬、建筑上有承袭关系,解决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上层房址出现了台基和夯筑技术,这是中国传统夯土台基式土木结构建筑的开端。
  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年代约为距今4600—4000年之间。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属台城型。城墙夯筑,宽约20米,现存高度约1.5—2米。城内遗迹现象复杂,主要有房址、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陶器近千件,以白陶鬶、蛋壳陶最引人注目。还有各种石、骨、蚌器。城址的出现表明了这一地区在这一时代的社会变革,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线索。
  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
  城址平面近方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夯筑,东、南、西三面城墙较规整,北墙向北弧凸,现宽8—13米。该城的规模在黄河流域诸史前城址中称冠,已超出了单纯的防御性城堡的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该城所处地区的社会生产,可能已成为我国早期文明的中心。
  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位于山东省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附近。
  边线王城分大、小两重城墙,小城大约在龙山文化中期或略晚,大城则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是在小城破坏后重新扩建的。大城圆角方形,面积约57000余平方米,四墙夯筑,各开一门。小城亦为圆角方形,面积约一万余平方米,布局、结构及建筑方法与大城基本相同。这一时期城或城堡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变革,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到来。
  新石器时代前仰韶及仰韶文化的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揭露面积为13700多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前仰韶时代遗存年代约为距今7800—7300年。
  遗址一期遗存中陶器以夹砂红、红褐陶为主,主要以圜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为组合,盛行钵口涂红带彩纹,有人将其归入老官台文化,亦有人主张称其为“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相当于半坡类型的中、晚期,中期遗存则与庙底沟类型接近,但又有自身特点。陶器器型主要有曲腹盆、尖底瓶、敛口钵等。晚期遗存则接近于半坡晚期类型,敛口罐、尊形器、假圈足碗及部分彩陶纹饰是其区别于半坡晚期类型的自身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城南马家窑村。遗址由早到晚分别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期、半山期、马厂期,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存。其中马家窑期遗存最为丰富,陶器中彩陶发达。
  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半山期的遗址。位于甘肃省和政县洮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半山遗址是一个遗址群的总称,包括瓦罐嘴居址和墓地、半山墓地、边家沟墓地、王家沟墓地及半山南、瓦罐嘴东的墓地。出土陶器以黑红相间的锯齿纹构成的涡漩纹、菱形纹、葫芦纹为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遗址大部分被破坏。出土彩陶多为单色,纹饰母题较马家窑期和半山期有较大变化,呈现了一种衰败趋势。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的墓地。位于青海省乐都县柳湾村北,总面积约11.2万平方米。
  墓地分东、中、西三区,东区以半山类型墓葬为主,中区以马厂类型墓葬为主,其北端则以辛店文化墓葬为主,西区以齐家文化墓葬为主。墓地共揭露墓葬1500座。半山类型墓葬共257座,普遍用木葬具,随葬各类陶、石、骨器,数量区别不明显。马厂墓葬共872座,其“凸”字形洞室墓多用木葬具。随葬品多寡不一,相差悬殊,个别墓葬的随葬品数量远远超出个人使用的需要,且其中不乏珍品,显示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其他发现有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塑在陶壶上的裸体人像及40余枚刻齿骨片。齐家墓葬共366座,多以独木棺为葬具。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辛店墓葬共五座,一般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不多。
  齐家坪遗址(参见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的一处墓地。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莲花城西南部。
  墓地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上层有六排99座墓,下层仅八座,北区有三排29座。两区墓地可能各属不同的氏族。葬式有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大部分墓有多寡不同的随葬品,其中有三座墓出有铜器。作为随葬品的陶器主要有双大耳罐、豆、盆、高领双耳罐和侈口罐。随葬的猪下颌骨应是当时财富的象征,有的墓仅随葬一块,多的却达60多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的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彭头山。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400平方米。推测年代应为距今8500—7800年。
  遗址主要遗迹有居住面、灰坑和墓葬。遗物中陶器以夹碳红皮陶为主,主要有罐、钵和支座。有较多的打制石器。在遗址的红烧土块和支座上发现有稻壳印痕,是较早的稻作农业的证据。有人主张据此遗址将其命名为彭头山类型文化。
  城背溪遗址(参见城背溪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的遗址。位于湖南省石门市皂市。揭露面积达1100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年。
  遗址上层为商文化遗存。下层遗存属城背溪文化,也有人称之为皂市下层类型文化。出土陶器均为红陶,火候不匀,手制,主要有圜底、圈足或平底器,不见三足器;石器有用砺石加工的磨制石器和用燧石打制或压制的小型石器。
  大溪遗址(参见大溪文化)
  新石器时代以大溪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县城东北的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分为四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第二—四期年代约为距今5900—5300年。
  大溪文化主要遗迹为红烧土房址,房基多方形或长方形的地面建筑,室内有方形火塘,房基墙根外还设有红烧土散水。建房时采用了多种防潮、加固措施,显示了较高的建筑技术。遗物中石器普遍磨光,也有少量打制石器。陶器在一—四期的发展过程中,夹碳陶变少,泥质陶变多,第四期出现了较多的泥质黑陶。该遗址还出有少量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迹、遗物。
  屈家岭遗址(参见屈家岭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的城址。位于湖南省澧县西北车溪乡南岳村。年代约为距今4700—4000年。
  城址平面呈圆形,直径约310米,城外环绕宽35—50米、深四米的护城河。城墙夯筑,基宽约20米,顶残宽约七米,开有东、南、西、北四门,四门相连的街道将城区分为四区。城内西南部发现有一组呈长方形夯土台基,应该是相当于宫殿区的建筑。
  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的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石家河。年代约为距今5000—4600年之间。
  该城面积约100万平米,平面略呈方形。城垣夯筑。城内谭家岭遗址是该城的中心部分,试掘到的房址,应为主要的居住区。西北部的邓家湾遗址发现有大量塔形陶器、陶塑动物及陶缸相套组成的弧线,应该是宗教活动场所。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出土了数十万件的红陶杯,作工粗糙,显非实用器,也应是宗教活动所用。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位于湖北省郧县青龙泉村。面积约4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144平方米。仰韶文化的年代推测约距今5200年,屈家岭文化晚期年代约为距今4800年,石家河文化年代约为距今4400年。
  遗址中仰韶文化遗存的主要遗迹有房址、墓葬。遗物有各类陶、石、骨、角质的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有房址和灰坑两种遗迹。遗物中陶器器类丰富且富于变化。生产工具以石质为主,骨、角、陶质较少。另外还有玉、石、骨质的装饰品及象牙梳子。晚期遗存主要有房址、陶窑、灰坑和墓葬。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彩陶丰富。另有陶、石、骨、角质的生产、生活用具及装饰品。发现有稻壳痕、竹席或木板的印痕及涂朱龟甲等。石家河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和墓葬。陶器类型复杂,常见鼎、鬶、甑。石器多磨制精致。骨角器主要是镞,另有少量装饰品。
  河姆渡遗址(参见河姆渡文化)
  马家浜遗址(参见马家浜文化)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也有少量春秋时期的遗存。位于江苏省吴县唯亭镇东北。面积约44000平方米。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由下至上分属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马家浜文化层年代约为距今6300—6000年。
  马家浜文化遗存主要是100余座墓葬。葬式以单人俯身葬为主。随葬品较少,发现有碳化稻谷和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崧泽文化层中发现有墓葬89座,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数墓有随葬品,多者达25件,以陶器为主,也有个别的玉饰品和猪下颌骨。良渚文化层内有大墓一座,墓主人男性,附葬两个二次葬女性,墓外殉葬一狗。随葬品丰富、精致,有精美的玉器及刻纹陶器共60余件。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县城东约四公里处。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从下而上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青铜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崧泽文化年代为距今5900—5300年。
  遗址下层马家浜文化遗存出有釜、罐及籼稻、野生的桃、杏核等物。中层崧泽文化遗存中陶器多见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器型有鼎、豆、罐、壶等。石器常见铲、锛,一般都通体磨光。当时的人们从事着稻作农业生产。另外,这层遗存还出有90余座墓葬。上层遗存主要出有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
  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位于江苏省武进县三皇庙村。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良渚文化层的年代约为距今4700年。
  崧泽文化层发现墓葬一座,随葬有鼎、豆、壶、纺轮各一件,其他遗物也主要是陶器。 良渚文化层内涵丰富,发现有四座墓葬。位于东侧的M3随葬品多达124件,有陶器、石器和玉器,引人注目的是玉璧和玉琮。据玉器表面分析,良渚人使用了石英砂圆盘琢制玉器,掌握了先进的玉器加工技术。璧、琮作为古代社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随葬在良渚文化大墓中,表明当时的原始氏族制已临崩溃,文明的曙光出现了。
  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年代约为距今6000—5000年,共发现墓葬271座,灰坑三座,灶坑一座。墓葬分布密集,盛行单人一次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未发现墓坑和葬具。出土的陶器群风格独特,以夹砂或泥质红陶为主,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部分器物施陶衣,常见饰以牛鼻扳,角把、弯屈足的鼎、罐、盉、豆、钵、碗。石器磨制精美,有穿孔石斧、穿孔石锄、穿孔石刀、石锛和凿。另外还有玦、璜、管、珠和坠等玉或玛瑙的装饰品。北阴阳营人居住在带有椭圆形大灶坑的房间里,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渔猎经济。“北阴阳营文化”便由此得名。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安徽省潜山县城南7.5公里处。遗址面积六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二、三期最具特点,有人据此提出了“薛家岗文化”的命名。它的分布区域大致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的江淮之间。其第三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5200—5000年。
  薛家岗二、三期遗存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共发现残房基三座,房基烧土块中发现的稻壳印痕表明,薛家岗人过着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活。另外发掘了103座墓葬,分别有多寡不同的随葬品。陶器以夹砂灰黑陶为主,多素面,有极少数镂孔、刻画纹、弦纹和朱绘。两期代表性器型有鼎、豆、壶、鬶、盆、甗等。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锛、石刀等,又以多孔石刀最具特点。
  良渚遗址(参见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的墓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长命乡雉山村。面积约2700平方米,发掘面积600平方米。
  反山系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分布有良渚文化的墓葬12座,排列有序,分为两列。墓底有棺床,并有板灰痕迹。随葬品丰富,共出有1232件(组),90%以上为玉器,其中包括璧、琮等礼器,制作精美。从墓地的营造规模、墓穴排列有序、用棺椁等葬具及随葬品丰富这些特点分析,这里应是一处良渚文化部族内贵族的专用墓地。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墓地与祭坛的复合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县安溪乡下溪湾瑶山顶部,面积约400平方米。
  祭坛平面呈方形,里外三重,内重为方形红土台,土台外围绕灰土围沟,围沟外西、北、南三面为黄土台并有砾石起磡铺面的土台。良渚大墓即分布在祭坛南部,有12座,分为南、北两列,随葬品丰富,以玉器为主,还有少量陶器、石器和嵌玉漆器。
  新石器早期兴隆洼文化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8200—7400年。
  遗址出有丰富的遗迹、遗物。陶器多为夹砂,器类简单,习见筒形罐。石器多打制,锄占大多数,还出有其他骨角质生产工具和骨石复合工具。所出玉器是目前我国最早的玉制品。遗址六次发掘共获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房址160余座,其中时代大体相当的有100余座,分成11排左右分布,周围环绕一条围沟,构成了村落。有些房址周围还分布有排列有序的窖穴。较为特殊的遗迹现象是居室葬。
  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的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附近。1973年发掘。其下层遗存属新石器时代,命名为新乐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7300—6800年。
  该遗址出土遗物中磨制石器较多,有镞、斧、锛、凿,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石铲、网坠、磨盘和磨棒。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均手制。纹饰有压印“之”字纹、弦纹。器型有筒形深腹罐、斜口筒形器、敛口罐。另外,该遗址还出有煤精饰品。
  其主要遗迹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圆角长方形,室内中部有一灶坑。
  上宅遗址(参见上宅文化)
  赵宝沟遗址(参见赵宝沟文化)
  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位于辽宁省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西。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分上、中、下三层。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年代约为距今6300—5900年。
  下层遗存陶器以含滑石黑褐陶为主,手制,器型简单,主要是直口筒形罐。石器多打制,磨制石器仅见石斧。中层遗存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手制,主要有侈口筒形罐。石器以磨制为主,另有骨、牙、蚌器。 上层遗存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型多鼓腹罐。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仅见网坠和磨棒。中、上层分别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当时已有了原始农业,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占有重要地位。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附近。1972年发掘。命名为新开流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距今6100年左右。
  该遗址出土遗物中渔猎工具较多,其中打制石器有矛、网坠,磨制石器有斧、凿、镞等,细石器有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角、牙器丰富,包括工具和装饰品。陶器多是夹砂陶,均手制,纹饰有鱼鳞纹、菱形纹、网状纹、篦点纹。器型仅见罐、钵两类。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址。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南的大凌河西岸。面积约2400平方米,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年。
  遗址主要遗迹有砌石建筑基址、房址及墓葬。石建筑基址所用石料大部分经过加工,并在砌墙过程中采用了错缝法。房址内有一方形“灶坑”,加工精致,可能与祭祀有关。所出遗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且以泥质红陶为主,常见钵、盆、瓮、罐;石、骨器极少,其中石器分磨制、打制两种。另外还发现有孕妇塑像、人物坐像及玉、石饰品。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址。位于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
  遗址内主要遗迹有积石冢、女神庙、路面及车辙印迹和转山金字塔式的大型建筑。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墙与地面经过烧烤,室内出有泥塑人像残块。积石冢则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冢内排列大、小不同的墓葬,随葬品丰富,多为玉器。这一遗址红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尤其出土了专门供奉“神像”的庙宇性建筑,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在这一时期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可能已迫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积石冢则是东北地区石葬具的首例发现,为探究东北地区石葬具的起源提供了资料和线索。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面积约六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距今5300年左右。遗址出有圆形和方形的半地穴房址。遗物则以打制的有肩石锄、凿、钵、“之”字篦点纹筒形罐为代表,还有各种骨质的生产、生活用品及卜骨、动物骨骼。从出土的遗迹、遗物分析,当时人们应过着定居的原始农业生活,渔猎经济占相当的比重。
  新石器时代的石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老虎山。
  城址面积约13万平方米。石墙呈不规则的簸箕状,墙基夯筑,其上以石块错缝垒砌,内填石块或黄泥。在其西北角处还建有一边长约40米的小城,小城开两门,并建有门卫房。大城内陆形分为八层阶地,每层均建有二—三间为一组成排分布的房址。另外,城外有窑址区和墓葬。
  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江西万年县城东北15公里处的小河山。遗址分上下两层。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未经校正,下层遗存年代约为距今年。
  下层遗存中陶器多粗砂红陶,器类仅见罐一种,表现了较强的原始性。生产工具中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石器数量和种类均较少。另外还有锥针、镞、凿、鱼镖等骨角器和极少的蚌器。
  上层遗存有了较大进步,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细砂或泥质的灰陶,器类有罐、豆、壶等。生产工具中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新出现了石锛、骨矛和蚌镞。仙人洞人应是依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的。它代表了当时华南地区洞穴遗址的一些共同特征。
  新石器时代为主的遗址。位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西南。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新石器时代遗存(遗址下层遗存)年代为距今4900—47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存共发现墓葬64座,盛行单人二次迁葬,其中大型墓的填土要经过夯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常见鼎、盘、釜、豆、壶和罐。有些墓分别随葬有成套的石锛、石凿、石镞或石钺。大型墓往往随葬成团的稻谷和米粒。在其晚期墓中显示了较明显的贫富分化,有些墓随葬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生产工具和陶器,而有些墓则非常贫乏,它反映了私有制的发展和氏族社会的逐渐解体。
  石峡遗址的中、上层遗存分别相当于夏商之际和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
  山背遗址(参见山背文化)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贝丘遗址。位于台湾省台北县八里乡。遗存分上、下两层,下层属大坌坑文化,上层属圆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距今6400年。
  大坌坑文化层出土遗物中有褐色砂陶器、打制或磨制的石器,未见农业或家畜饲养的明显迹象,当时的社会经济应以渔猎、采集为主。
  圆山文化层发现有房址遗存,遗物包括细砂棕灰色陶器、石器和一件青铜镞。
  新石器时代为主的贝丘遗址。位于福建省闽侯县恒心乡。遗址分上、中、下三层。其下、中层代表了昙石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下层遗存年代约为距今3300年。上层为青铜时代遗存。
  属于昙石山文化时期的遗存主要有陶窑和墓葬,遗物以截面呈三角形的石锛和红或灰色的陶器为代表。
  圆山遗址(参见圆山文化)
  凤鼻头遗址(参见凤鼻头文化)
  卑南遗址(参见卑南文化)
  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独山西南麓。估计遗址上层年代约为距今7500年,下层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以前。
  主要遗迹有灰坑、烧坑和墓葬。墓葬葬式盛行蹲葬习俗。有的头骨或盆骨上有赤铁矿粉末。所出石器中打制、磨制各半,还有成堆存放的石料。陶器则以红陶为主,器型有罐、钵、瓮及三足器。另外出有骨制的鱼镖和镞。当时的人们应该以经营渔猎或采集经济为主,可能有少量的家畜饲养或原始农业。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云南宾川县城东北三公里处。现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存可分早晚两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早期年代为距今4200—4100年。
  该遗址发现房址11座,墓葬34座,残存稻壳、粮食痕迹的窖穴23个。另外出土了少量石刀以及罐、钵、匜〔yi 移〕、缸等陶器。它是洱海地区一处文化特征鲜明的典型遗址,有人据此提出了“白羊村文化”的命名。同时,它又是目前所知云贵地区较早的稻作农业遗存。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东南的卡若村西。面积约10000平方米。遗存可分早、晚两期,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5300—4100年。
  卡若遗址出土遗物丰富。陶器多夹砂,常见绳纹、刻画纹装饰的罐、钵、盆。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是这个遗址的特点之一,还发现有骨、石复合工具。其遗迹现象主要是28座房址,晚期的半地穴石墙式建筑风格独特。结合遗址中出土的炭化粟及牛、猪等家畜骨骼分析,当时人们过着以粟作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饲养的定居生活。

表一 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重要遗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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