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在家的日子，除了老八老九两兄弟借些书给我看，其他就实在没事干了。最多就是帮忙一早去排队买猪肉，一般6点多就要去排队，一头猪就两块“板油”，就是排骨内面的肥肉，炸猪油是最出油的，谁都想买，一开卖就挤得不行，猪肉店9点钟东西就卖完关门了；碰到水产店有鱼卖，也赶紧去排队。水产店是国营的，一般卖“吊景”、“巴朗”（潮州音，广州人管这种海鱼叫“池鱼”）的海鱼，偶尔也会有“红昭”等其他品种，但都是比较低级的海鱼，那也是人山人海地抢着买。

每天看我妈手拽着有限的钱，天天在为吃什么发愁，我和我妈说：我来帮忙买一个月的菜。我可是干过几十人的厨房头的。我妈很高兴，给了我15元，作为一个月三餐的买菜费用，全家5个人，平均每天每人只有1毛钱的买菜钱。这一个月，我妈经常和大伯母说：我吃现成的。

我爸的8成工资38.8元支撑我们一家5口，那时有一个说法是一个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个月8元，我爸的工资加上我三姐、四家绣花的收入，我们能超过这个标准，但真正还是入不敷出。隔壁叶家老奶奶是我妈经常去借钱的，每个月顶不住了，就去借2元、3元的。

1974年夏天暑假，我爸的朋友陈老师身体也不好，要病休，需要找人代课，他和我爸说让我去，我爸同意了。

陈老师的学校是潮安县郊区的“打索上埔”村小学。一天，学校的校长到我家，主要是来看我行不行，算面试吧。我爸叫我下楼和校长见了面，校长叫我拿些读书的笔记什么的给他看看，我说，已经全部清理卖废品换钱了，只有剩下一沓图纸。我们高中设有制图课，我自觉我画的图纸非常漂亮，不舍得扔，就留下了。校长说那就把图纸拿来看看，校长看完图纸就确定要了。

代课工资一个月27元。

“打索上埔”村小学有一位校长、一男一女两位老年教师、一位中年女教师、两位本村的青年男教师，加上我。全校一至五年级各有一个班，都是本村或临近村的孩子。

我教5年级（毕业班）的语文和任班主任，并兼一、二、三、年级的其他非主课程，排得比较满，只有四年级我没教过他们。

每天的来回路程确实是一个考验，在我家出来，走完约二分之一的下西平路，拐进南春路，走完整条南春路，上韩江的南堤，走南堤，穿沙滩，才进村子，单程不少于40分钟。

老师们的午饭方式五花八门，本村的回家吃饭，三位其他老师自带午饭，我和校长必须自己煮，就是煮了饭，叫学生去帮忙买点青菜，第一天，校长拿出家里带来的一个鸡蛋，煮了开水，把蛋打进去，搅散，没有放油，就放些盐，就多了一个汤。

其实我比班里的孩子也就大4—5岁，调皮的孩子会在班上对我说粗话，我也拿他们没办法。好在两个本村的青年老师对我不错，会帮我，一听我说有这情况，马上把说粗话的学生叫到办公室，一巴掌就扇过去，我在旁边看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本村人，方式有些像教孩子，而不是教学生。

我在村里家访、出出进进，成了村民的谈资，特别是女孩子的指指点点，听说拿我和我班班长的姐姐开玩笑。

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校长说起上面布置了开展示范课的要求，问我能不能讲一课试试，我觉得不就讲一课嘛，就答应了。其实我是不了解其中的曲折，初生牛犊不怕虎。校长为什么不找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呢？他们都比我有经验！我没有去细想，回家和我爸说了这事，被我爸说了一顿，我说那我去推了吧，我爸说答应了就算了。

为了这一课，我认真备课，写了几页纸，哪里该板书都做了记号，上课那天，全校老师都来听我的课，有这么多老师坐在后面听课，学生们也是第一次，他们也紧张拘谨，课堂一点也不活跃，我讲的也放不开，第一个板书的词“盘踞”写后，后面的就完全忘记了。事后开会，年级大的男老师就说，才板书了一个词，我说全忘掉了。本来讲的好就上面来听课，幸亏我讲得不好，这事就不了了之。被我爸说的事一直不敢告诉他们。

一次大家在聊天，聊到一种神经方面的问题，我说某某校长的女儿就是这种情况。该校长也是我爸的朋友，他女儿也在代课，我爸知道这事情后也说了我一顿。

这两件事让我知道，有的事情该回避就应该回避；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一个学期的教书就要结束了，校长通知我，由于政策有变动，下学期的工资不是27元了，而是14元。我明确答复他，我不干了。放假了，我就结束我的教书工作。后来，他们又找到我爸，说他们去想办法，用其他渠道补足，维持27元，但我还是觉得不干了。

每月这27元，能帮上我妈的大忙，让她手头能宽裕点，但我决定不去，爸妈也没有再勉强我。

隔壁的吕二的家庭工场搞的越来越好，家里设炉子自己烧制绝缘瓷件，销路很好。朝雄手上有钱了，会约我和学铮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当然是没票了，门口等退票的有近百人，密密麻麻挤满了电影院门口和马路。我们都是挤到检票口，朝雄和检票员谈妥，塞些钱给他，他就放我们进去，进去后站在旁边看，《朝阳沟》就是那个时候看的。一次我们三个逛太平路，到了“大餐室”，朝雄说要请我们吃东西，“大餐室”是潮州唯一一家餐厅，我们想着吃东西要花不少钱，一直推辞，朝雄坚持要请，三个人进去后，点了一碗“芋泥”（潮州的一种甜食），我们就阻止他再点，三个人三只调羹，吃着一碗“芋泥”，也花了朝雄大几块钱。后来，朝雄认识了一个女的，也带了我们去她家，大家还商量着踩单车去汕头玩，汕头距潮州39公里，我们6—7人踩着4部单车就去了，来回80公里，单车后面还得驮一个人，当天来回，年轻力气真好。这是我第一次出游。

朝雄的二哥也是下乡回来的，他二哥一些同样下乡回来的朋友，没事就到他们家喝茶，他们家就像农村的“闲间”（潮州乡下一种农闲时供大家聚集聊天的房子），人流不断，我在家没事也经常去凑热闹，我是小弟，就坐在角落听他们说。朝雄的爸爸吕二的烟抽的厉害，早上起床后的第一根烟点燃后，就几乎不用再费火柴，烟接烟一直点下去。我在那里跟着他们学着，摸了几种乐器，学算命。我还根据我家的像立式风琴一样的书桌，设计了一个台灯，一个在机械厂的哥哥还真帮我做了，在他的厂里利用空闲的时间，做木模、打沙模、铸生铁件，再上机床加工、电镀。这么费时费力的，帮我做成了一盏台灯，我很感激他。

二姐的乒乓球已经打得不错，二姐夫乒乓球也打得好，同在一个球队。球队要在汕头打地区赛，那时二姐刚生完儿子，乒乓球队安排一个刚进球队的女孩为她抱小孩，这个女孩是我的同学，我比较喜欢她。刚好我和朝雄到汕头玩，就去找我二姐，我见了这个女孩，也不敢和她说话。中午我和朝雄就在球队吃，没想球队有人说闲话了，说我们去占他们便宜。我生性就怕生，吃饭都不大敢夹菜，还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舒服。在以后的人生中，占小便宜的事能避开就尽量避开，自己吃萝卜干比别人请吃龙肉还自在。二姐的比赛又晋级了，要到广州打省赛，这次争取了我三姐去帮带小孩，让我三姐有机会游了广州。

三姐回城后也是没有工作的，主要在家绣潮绣，工钱也是绝大部分给我妈，自己留一点零花钱。一天晚上11点多，我在房间睡觉，听到厅里有“咚咚咚”的脚步声，是我三姐上姐街回来，还穿着一双皮鞋，皮鞋和地面的敲击声确实不一样，让人感觉神气起来。

1974年，潮州建了腰果加工厂，中国援建了坦—赞铁路，他们用腰果抵债。来的腰果是带硬壳的，腰果厂就是打开壳，把腰果仁取出来、烘干。腰果壳的汁有植物漆的成分，很多工人都过敏得很厉害，鼻青脸肿的。我三姐和未来的三姐夫都去了腰果厂。三姐去的第一年是临时工，第二年才转正。未来的三姐夫是在烘干车间，经常会偷带一些烘干好的腰果出来，我们也经常能吃到腰果，那时就说一粒腰果的营养相当于一个鸡蛋。

1975年上半年，潮州工艺厂的麦杆首饰盒国际订单猛增，需要增加工人生产，又没有指标，就成立了2个临时工性质的家属班组，我就到家属组干了。

我这个组是做盒子的麦秆画面的，一开始有10个人出头，4个男的，其他女的，我任组长，我安排了4个人做细工，切条是技术活，我自己干，其他人做较粗的工序，如：剥草、压草、贴漂成整板的草片。麦杆首饰盒的品种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图案。做成一个盒子的麦秆画面的步骤是：按样品领回已经染好颜色的麦秆，把麦秆挑开、压平、按图案要求，顺着麦秆的纤维拉成各种宽度的丝状、贴漂成整板的花纹，晾干；我切成条状，有的条状的宽度甚至小于一毫米，而且是横切麦秆的，难度很大，切的工具也是自制的；再交给细工贴到样纸上，成型。一切都必须和样品无异，才能经过验收。每个样品都预先定好用料和加工价格，验收成功了，就能按月按加工价格领钱。

钱领回来后就在组内分配，组内每个工种定了分值，比如我5分，细工4.5分，下去就3.5分、3分，全组的总分是确定的，钱领回来，总分一除，1分多少钱，每个人的收入就确定了。

做了一定的时间，就知道哪个稿件好赚一些，哪个稿件难些，每次去车间主任处领新的稿件，我会带两个做细工的姑娘一起去，一发现主任要写不好的稿件，她们就会拉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下笔，再指着好的稿件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这个，我在旁边看着偷笑。

1975年的下半年，订单疯狂增长，需要大量招收做麦秆首饰盒的临时工，就把我家后面的书院池填了，搭了一个大工棚，做麦秆首饰盒的班组扩大到20多个，我们原来在厂部的两个家属班组也一并搬到书院池的工棚。

我们用的刀具是单面刀片，相当锋利，我一次在切麦秆条的时候，左手没压好，一刀拉下来，把左手大拇指的边切下一块肉来，我一看，肉还粘在刀片上，赶紧拿下来，对正伤口贴上去，包扎好，这块肉真长回去了，只是贴歪了一些，一边有疤痕一边突出来。

我们贴麦秆用的是白乳胶，用普通的有耳水杯装白乳胶。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其他班组不加班，我们做累了，几个男的会玩一种自创的“功夫”，左手拿起水杯，右手食指横着向杯耳用力敲去，杯耳应声而断，当然，敲的是别的班组的杯子。玩得起劲，满工棚找有耳的杯子敲。

我这个组算是我领导有方吧，收入很不错，厂里有一官半职的领导，如车间主任等，纷纷把亲戚塞到我这个组，甚至乡下的亲戚也来了,我去代课的陈老师的女儿也到我这个组了，达到20多人，但我们的收入一直维持不错，我这个组长一直维持在每月70—110元之间。细工拿我的9成。但也辛苦，经常要加夜班。

人多嘴就杂，后来增加的细工中，一个女孩她姐和我四姐是同事，时不时老闹别扭，和她一起进的另一个女孩做她的跟班；有一个蝴蝶的盒面，比较难做，细工每天的工作量跟不上进度，我就安排他们晚上拿回家做，按完成的量折算工时，所以他们几个细工那个月的收入比我还高，干粗工的人就有意见了，一些农村来的就在发牢骚。不管是闹别扭也好，发牢骚也好，我一概不理，工作别拉下就行，她们也不敢大闹。20多个组，我的组在20多个班组中，收入一直是数一数二，还有意见，你就到其他组去好了。

在加工麦秆画盒面的时候，有的稿件会用到特殊形状的麦秆件，这就需要另外的师傅，用特殊的刀具凿刻出来，这些师傅中有一位60多岁的，算是老艺人了，脾气很不好，就算正式职工都很怕他，但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对我很好，他还对我说：你以后会好的。

1975年初，周恩来逝世，民众都在说可惜了。

能赚钱了，手上多少有些钱了，但我几乎没买过什么零食。几姐弟也都有了工作，家境慢慢好些，家里买了缝纫机，三姐开始学裁剪，自己买布做衣服。

吕二的家庭地下工场越做越好，下乡回来的二儿子负责跑经销，要到上海出差，我托了他帮我买一件衬衣，这是我买的第一件衣服，也是我大学毕业前买的唯一一件衣服。衬衣是浅浅的青蓝色，花了16元。衬衣最容易磨烂的是领子，为了让这件衬衣寿命更长，我让我三姐用浅色的格子布（找不到其他纯色的）做了一条小领，垫在里面，这样，衣服和脖子就不会直接摩擦到。一件纯色的衬衣装一条格子的领垫，当时是挺滑稽的，不过十几年后，参加苹果服装的记者招待会，他们送的苹果上衣，也是在纯色上衣的下领处，设计了一条格子下领，我可以算是他们设计师的鼻祖吧。

那个时候，潮州人穿衬衣是整件衣服都放在裤子外面的，对下半段束在裤子里面的都取笑叫“欻亩哈”（潮州音，取老婆系法的意思）。到省歌舞团的同学回潮州探亲，就是把衬衣的下半段束在裤子里的，我们同学之间都当新闻在说。

我家在潮州的亲戚不多，一个姑妈、一个姨妈，一个不是直系的姑妈（就是父亲在香港的，解放前打游击的那个），还有一个叫珲姨的，她是潮州沦陷时期，我妈她们家到乡下避难时，乡下的邻居，后来嫁到潮州市内，我妈和她一直有来往，小时候，我妈去她家会带上我，她有一个儿子叫宏光，比我大几岁，算表哥吧。我上初中后，有时候会单独去找这个表哥玩，他会带我去韩江钓鱼，谁也不敢告诉家里说我们去韩江边玩了，所以，钓了几条小鱼。也不敢拿回家，就挂在太平路的一条电线杆上，然后各自回家。这个宏光表哥后来到潮州纺织品公司工作。

宏光表哥的公司有一个布匹仓库，看仓库的是几个年轻人，和表哥关系很好，宏光表哥带我去仓库玩之后，晚上我有空就会到仓库去，宏光表哥一般都在。我工作后，有些钱了，也该为自己做些衣服了。仓库里来了哪些好点的布料，我都知道，适合的我就会买，让我三姐帮我做衣服。那时军绿的布很时髦，很难买，我有这关系，也帮同学、同学的姐姐买了不少军绿布料。

一次仓库来了一种黑白线混织的比较花的布，很多人都觉得太花不敢买，我买了，还自己设计了一款上衣，我和三姐把这上衣做成了，当时是标新立异了，这件衣服多年后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穿，上海同学一看都哇了一声“嘎花”（哇，这么花）。在那个满街都是黑灰的年代，确实很花。

接着，求了宏光表哥帮忙找了一张手表票，在潮州百货大楼买了一块上海手表，花了120元。

我也学了车衣服，我自己的衣服一般是三姐帮我裁剪，我自己车，难度大的才叫三姐车。

一次在车衣服的时候不小心，车针在食指尖插进去，断了，再从同一个口插进去，从另一个口出来，又断了，在食指上形成一进两出3个口，两节车针形成A字型陷在肉里，第二节比较容易就拔出来，第一节就麻烦了，断口在肉里，另一头只露出针尖，只好用指甲钳钳住针尖，用力往外拉，把创口撑大，才把断针拉出来，疼啊！没去医院，家里也没其他人在，都是自己操作，最后上点家里的便药，包起来，又继续车衣服。

慢慢地，邻居也会拿布来，叫帮忙做衣服，邻居相互帮忙的，不计较的，有些细心的邻居会拿一粒线来。一次，隔壁的叶家拿了一块蓝色布来，要给他家三个儿子中的老大老二做裤子，三姐手上还有几件别人叫帮忙的，我自告奋勇说这个裤子我来做，我自己裁剪。我量了两个小孩的尺寸，画好裁剪样，感觉布有多，就量了老三的尺寸，做了三条裤子，但臀围不是传统的很宽松的那种，而是比较贴身的，不知道他们背后会不会骂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裁剪衣服。

车衣服的最高难度应该是中山装，有四个口袋要开，四个口袋盖子要服帖，成型后四个口袋看着要对称整齐。我帮同学的父亲做过呢料的中山装。

这个时候，我家鞋店原厦门分店的伙计和我爸联系上了，他已经在厦门百货商店上班，那个年代，日用品的供应还是紧张的，当知道他能帮忙买的时候，我爸就忙开了，先登记谁要什么，再汇总寄过去，东西寄来时再逐个发，收钱，忙得不亦乐乎，前后买了几批，每批单人字拖鞋就有40多双。我也买了两双皮鞋，一双正皮，一双反皮，和我爸共着穿，朋友到我家玩，看到两双皮鞋，都开玩笑说要是有重要事情，可以找我借皮鞋。

我想买部单车，单车是要供应票的，我在潮州搞不到，就让我爸试着问他能不能帮忙买，他答应了，单车寄来时，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跑车头、硬刹车（像28寸的刹车一样）26寸，尾反光灯也是流线型的，漂亮极了，全潮州独一份，骑出去，100%回头率，看到都会说“雅死”（潮州话：漂亮极了）。

生活的好转，一些风俗也慢慢恢复，过年到亲戚朋友家拜年就是比较主要的风俗。潮州有一句不是很好的俗语“有心拜年初一二，无心拜年初三四”，就是说如果你年初三以后才到人家家里给他（她）拜年，就不是真心去拜年了，所以，初一、二，你必须将你要去拜年的亲戚朋友走个遍，并不宽敞的街上人满为患，加上有单车的人多了，没有单车也借一辆，因为一天可能要走10家8家亲戚朋友，走路都塞是经常发生的。

1977年初，我三姐结婚。也是很简单的婚礼。

1977年10月，宣布恢复高考，我家是我四姐和我两个子女，我四姐有工作，那我就是上山下乡对象，不能参加高考，那时我四姐已经确定了对象，如果四姐打了结婚证，那家里就我一个，就不属于上山下乡对象，就可以参加高考，但那个时候提倡晚婚，男的25周岁，女的23周岁才能结婚。我四姐去二轻局开证明的时候，说还差2—3个月，不能开证明。找了熟人去和开证明的那个人疏通，他说：行啊，叫她来吧，四姐去找到他，听到的是一堆道理，不给开；又找另一个熟人去说，也是答应说：叫她来啊，四姐去了，他又是不给开证明。事后，四姐的一个同事听说这事，和四姐说，你蠢啊，不会送点礼？他就是等着你去送礼的。因为这个人也是管房子分配的，这个同事送了2斤鱿鱼干，房子就拿到了，开个证明不小事吗。

由于没打成证明，四姐的结婚证也打不了，那么我就是上山下乡对象，不能参加高考，我的77年高考就这样落空了。

有空我会去在加紧复习的同学家看看，我的好同学陈梧也在紧张复习，他的父母都是老师，有资源，都是把老师请到家里一对一复习的，看着真羡慕，可是77年陈梧没考上。

我的另一个同学阿鑫，他原来有一个女朋友，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阿鑫感觉这关系很难再维持下去了，77年的恢复高考，让他又燃起希望，他的第一志愿就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老天眷顾，阿鑫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在我高中毕业后继续交往的这些同学中，除了阿鑫，其他人都没有考上。

那时候感觉上海是遥远的远方，送阿鑫走，真觉得下一次见面要等他毕业后了。

1978年过完年后，四姐到年龄规定可以打结婚证了，我也顺利报名参加1978年的高考了。

从报好名到考试，也就三几个月的时间，工艺厂的工作暂时停下来，全力投入复习。

报完名后，我面临了新的大问题，我基本没有复习课本或资料，我四处借书，找那些不参加高考的同学，看看他们的课本还在不在，我三姐夫是老高三，他居然能找到两本他当时的课本，其中一本是物理课本，这可帮了我大忙。

看完老高三的物理课本，才知道，我的大问题还在后头，这课本中90%是我没学过的。我高中的物理，就学了电动机、磁场、农村有线广播，老高三的物理却有电子什么的，我完全陌生的内容，没办法，只能靠自己自学，没有老师可以问，没有同学可以交流，我硬是把这老高三的物理课本啃下来了。

同学阿壁有一个祖屋，平时没住人，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白天就都去他的祖屋复习，有个交流，也不会太闷。晚上就在家里复习，潮州是经常停电的，点着煤油灯复习就变成常态了。

拿到准考证，我的准考证号是123456，我还觉得很顺的，是不是意味着我这次高考的顺利呢。没想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大难已经开启。

1978年的高考，我的分数是331分，在我熟悉的朋友中，上300分的有5个人，最高332分，最低301分。1978年的重点大学分数线是340分，我的分数算是非重点大学类的头，相当于现在的二本头。

填志愿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还老在开玩笑说：勘探的经常跑野外，大腿要很粗才行，我们不行；公安检察类的，成天要拍桌子拍凳子的我们也不行。填志愿的时候确实伤脑筋，我填了前四个志愿之后确实找不到了，第五志愿填了长沙大学的数学专业，但我数学考得不好，想着到第五志愿了，基本用不着的，无所谓。

考完试我就继续上班赚钱了，边等着录取的消息。录取通知书陆续到了，332分的朋友去了上海海运学院驾驶专业、317分的朋友去了广东药学院、阿亮去了汕头医学专科学校，5个上300分的朋友，除了我，其他4人都录取了，我落空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命运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几乎一筹莫展，那个时候，也就去招生办问一下，他们当然也回答说“不知道”，这就是全部答案。我是没有其他办法了，我爸也运用他的关系去打听，终于有点消息，说潮州去“抛卷”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我爸的学生。那个时候的录取是：每个城市派两个人，带着全城市的考生档案去参加录取“集市”，（姑且叫集市，也像展销会，每个城市一个摊位）要招生的学校代表自己去找城市的代表要档案，比如，“中大”要在潮州招2个人，他们就在潮州摊位要5份档案，留下2个他们要录取的，其他3个档案就退回来，潮州这派去的代表就是“抛卷”的，给档案的意思。

我爸的学生看了我的档案后来回复，我的5个志愿，只送了第五志愿的长沙大学，被退了回来。而且，我的档案封面上被写了一句关于身体方面的话，原话我爸的学生没有传得很明确，大概就是身体有些不大好的意思，这也许就是前几个志愿没有送的原因。

我记得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是全脱光的，我那年22岁，体重才只有99斤，确实轻些，体检医生还要捏一下阴囊，然后医生写上“精索静脉曲张”。这是我体检中唯一的问题，会不会被不懂的人理解为有重大问题，而特意在档案封面做说明呢？我们没有去追究谁写的，追究他到底有没有权力这样在档案封面乱写，这要归结于我们有逆来顺受的品质。一家人沉焖了好多天，但风雨还在继续。

接下来，补录工作开始了，补录人数倒是有大好几百，但学校和专业都很差，至少是我觉得差。“潮州韩山师范专科学校”就补录几十人。在补录学校中，我只看中湛江水产专科学校补录的2名制冷专业的，其他都不喜欢，所以，填志愿的时候就只填这一个，其他全部空白。我是知道我的分数对这个学校是绰绰有余的，但这个学校会来潮州取档案吗？他们有可能去汕头、去揭阳取档案，我不知道，所以，再次落空的概率非常高。如果我加填了潮州韩山师范专科学校这种三、四流的专科学校，第一时间就会被他们录取，但我不愿意读这些学校，感觉不像读大学，我也不愿意教书。

我爸不想我失去读书的机会，他说：你现在没有正式的工作，有书读你还不去。我爸是教师，我大姐是教师，我堂嫂是教师，我家的教师太多了，我和我爸说：我不愿意教书。我爸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我大姐也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两姐弟几乎要吵起来，大姐气得头上冒烟走了。

去招生办交志愿表时，收表的老师看我的表下面全是空的，就问我其他志愿不填啦？我说其他学校不想去。他看到“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也是空的，就说，这栏空着，也会按照服从分配处理的，我说我不服从分配，他说那就应该填上“不服从分配”，我和他借了支笔，当场填上“不服从分配”。

和我预料的一样，我再次落空。经过这样的打击，这辈子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我。

考了331分的二本头，落榜没书读，我再次拿到潮州独一份。敢在那个年代填“不服从分配”，又是一个潮州独一份。

我收拾心情，继续上班赚钱。

麦秆首饰盒的国际订单有所减少，加工班组也减了10个班组左右，我们是家属班组，当然不会减了我们，但我的组细工中有些人找到工作就陆续走了，也进了一些新人。我在家复习的几个月，找了一个年级比较大的大姐做副组长，我不在就由她负责了。

一次到阿亮就读的“汕头医专”学校玩，阿亮的同学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觉得奇怪，我和他们不认识，阿亮告诉我：他们知道你的事。原来我331分落选的消息早在“汕头医专”校园里传开了，一些同学也特意跑来看我，因为331分高出汕头医专的录取分数线很多。我都不知道自己名声在外了。也是，这样的分数没有书读，失去了从待业青年到大学生的重大超越，失去了改变人生的机会，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大新闻。

那时的我单纯，想法单一，没有应对事情的经验。如果这个事情放在读大学之后，我会在补录的时候，填完志愿后，亲自跑一趟湛江水产专科学校，向学校的招生办自荐，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我的好朋友陈梧，尽管是父母把老师请到家里，一对一地辅导，77年、78年都因为分数太低，落榜了。

我又报名参加高考，按照1978年的经验，我在考试前三个月停工，全力复习。1978年在朋友祖屋复习的几位，除了考332分的那位到上海读书，其他人又汇集在一起复习，也有新朋友加入复习的队伍。

由于复习过一年，已经没有生、难的内容，基本是温习，数学的验证“勾股定理”一题，是有空就演示一遍。

考试的时候，一打开数学卷，看到有验证“勾股定理”一题，真高兴，赶紧下笔，谁知道，平时不知做了多少次的题，居然卡壳了，老是做不出，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赶紧扔下，做其他的题，2个小时到了，试卷的最后一页都没时间看，临交卷时匆匆看了一下，最后一页是应用题，不难，只要列出公式就有分数，但已经没有机会下笔了。

1979年我的高考分数是293，重点学校的分数线是300分。我两年的水平基本持平，都是2本头。我一直在想，如果验证“勾股定理”一题发挥正常，我起码还有20分钟以上的时间去做后面的题，在数学卷上再拿10分是没问题的，那我的总分就会超过重点线的300分，我上的就是重点大学，走的人生道路就会完全不同。今天这个结果，应该是命运早就为我规划好的一条路，我只是把它走下去而已。

又到了填志愿的时候了，1978年考332分，到上海海运学院驾驶专业读书的阿伟放暑假回来了，他说就报上海海运学院，我说我不喜欢上船的专业，太辛苦，有没有岸上的专业，他说有啊，像“水经”、“水管”就是岸上的专业。我去看了招生的报纸，确实有“水经”、“水管”的专业，就填在第一志愿上。 “水经”、“水管”专业是什么专业，当时完全不知道。

我爸去找了1978年去“抛卷”的学生帮忙，这学生说1979年要轮别人去“抛卷”了，但他可以叫去“抛卷”的同事帮忙。我算走了一条好路子，但关键还得上海海运学院有到潮州摊位去取档案。

录取通知陆续来了，等通知的日子也是难受的。大姐夫已经调到饶平县人民医院，大姐说会录取的，一起到饶平玩几天吧。

陈梧的爸爸在招生办帮忙，我临去饶平，特意去求陈梧，让他爸爸帮忙留意我的录取通知。

在饶平玩了几天后回来，第一时间去问陈梧，他说没有消息。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踩着单车去位于南春路尾的招生办。招生办外墙贴满了录取通知，每一张的格式都一样，上面是“某某学校”，下面是“录取学生名单”，看了所有通知，确实没有“上海海运学院”的，我又仔细地看了所有的通知，终于在一张通知的下角上，看到另外加上的字“上海海运学院”和我的名字。大概觉得“上海海运学院”只录取我一个，不要再浪费一张纸，就在一张剩余空白比较多的其他学校通知的角落里，写上“上海海运学院”和我的名字。你说我碰到的都是什么事？！“上海海运学院”在潮州只招我一个，我又拿到一个潮州独一份。

看到有了，我放心了，回家吃了早餐（粥）就上班去了，我的镇定，我自己都佩服，上班到10点，和班组的人说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就去了招生办取录取通知书。招生办的人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去年“不服从分配”的那个！我才知道，我去年的“胆大妄为”让他们记了一年。当然，他们也祝福我，“上海海运学院”和“潮州韩山师范专科学校”的差距实在太远了，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到广州、上海的地方读书才是真的读大学。

好朋友陈梧77年、78年报考的是理科，因为分数太低没上录取线，1979年他不敢再报理科而改为文科，终于也被录取了。

我拿到录取通知的第二天，驾驶专业的阿伟的父亲到我家，说接到阿伟的信，特意来告诉我，我被录取了。原来，上海海运学院1979年到广东招生的老师，就是阿伟驾驶系的主任，他录取完一回到学院，阿伟就去问他，有没有录取到我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殊，属于难僻字，一帮人不认识那个字，看过了印象会比较深，主任告诉阿伟，有这个人，已经录取。阿伟马上写信回家，让他爸来告诉我。朋友的关心之情浓浓的。

回工艺厂办理工作交接的时候，想起了老艺人老伯，他一直很关心我，我想告诉他我考上大学了，可没找到他，因为我们后来又搬了一次工地，他就没跟我们一起搬来，也许年纪大了，退休回家吧。这事我一直很遗憾，他能知道我考上大学，会高兴的。

我抓紧准备行装，衣服这几年是做了一些，就没有买。妈妈说，上海冷，要准备毛衣，我们就在潮州百货大楼买了蜜蜂牌毛线（上海牌子，当时最好的毛线），我妈加紧织毛衣。二姐夫也翻出一件旧棉袄送给我，虽然有点小，但如果冷起来也好顶一下。

我和爸爸说，能不能向香港的老叔讨一个计算机（器），老叔回信说他的生活也不宽裕，言下之意是不能去讨要东西，但还是把计算器寄来，还是一个带函数的计算器，我既高兴又为我们的讨要被老叔说而心里不好受，幸好我们讨的不是吃的不是用的，而是学习用具。这事我记一辈子，也再没有（其实也不需要）找别人要过东西。

我在家会唱几句，属于自娱自乐的，好歹有个声音，不至于太孤独，唱的不咋的只有我自己知道，但还是喜欢唱的，我把我姐的两本歌曲也装到行李中。

要准备路费，也要带些钱到上海，妈和我说，还是把我用的单车卖了吧，我知道妈的手上也不宽裕，就把单车卖了。

我的好同学阿发，他姐和我四姐一批考试，进了潮州彩瓷厂，他也借这关系进了彩瓷厂，我要上学，他特意烧制了两个杯子，杯子上门烧着一行字“送许彧赴沪海运学院”，这是多么走心的一份礼物，在70年代，是一份大礼！

我是1973年高中毕业，6年后的1979年上大学，23周岁，算是大龄大学生。一天，两个小青年找到我家，他们是应届毕业生，考上了上海铁道学院，由于年纪比较小，希望和我结伴一起到上海，路上有伴当然好啦。其中有一个他爸爸是教育局的副局长，估计是他爸爸查到我的资料。

我的行李是爸爸年轻时用的真皮大皮箱，和一个绿色的双开门的小矮木头柜子。大皮箱的拉链被老鼠咬过，正好咬在拉链的末端，开启时拉链不能拉尽，否则拉链头就会掉出来，我硬是用针线把这拉链修得勉强能用。大皮箱和小木头柜子，往后陪了我几十年。

1979年9月14日，我告别了家人，带着两个小青年，踏上了上海的求学之路。我爸赋诗一首：

《七月廿三日送彧儿就学春申海运学院》

负笈春申去  应知途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