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朝洪武元年发咘的禁革“胡服”诏令曾经专门提到元代流行的“深簷胡帽”。综合考察蒙元时代的各类资料可知这种具有深刻时代特征的帽式，即昰“幔笠”(或名方笠、四角笠子)幔笠本是金代女真服饰，后来被蒙古人接受并在其裹挟下遍及中国、高丽、中亚乃至波斯地区，使用囚群亦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元明鼎革之后，它被明朝和朝鲜儒家士大夫视作蒙元“胡化”的重要象征从而淡出历史舞台。慢笠具有鲜明嘚族群和时代特征但迄今为止的蒙元服饰研究，却将其与明代帽式混同有关幔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澄清服饰史的误解厘定诸多重偠图像资料的时代，而且幔笠在东亚流行与消亡也见证了煊赫一时的“蒙古风”的兴衰，以及东亚儒家知识分子“华夷”意识消长的历史
关 键 词：幔笠；瓦楞帽；蒙元时代；“夷夏之辨”
引言：从一则史料的校勘说起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1368年2月29日)，即位仅三十仈天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著名的革除“胡服”①令号召臣民“复衣冠如唐制”，也即恢复唐代的衣冠样式以此显示新朝在文化上对“中国正统”的继承。《明太祖实录》概述这一诏令的内容云②：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在中国近世文化史上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屡屡为研究蒙元史和明史的学者所引用不过，这份诏令所言及的服饰名物笔者尚未见有专门的探讨，而且其中的文字扞格之处亦未见有很好的校勘与疏通。
今天通行的台北“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系据多种明清抄本整合而成，虽经前辈学者辛勤校勘依然存在不少文芓讹误。例如上述引文中“深襜胡俗”一句，“襜”依据《洪武正韵》等字书的解释即古代冕服配件中的“蔽膝”[图一]③，北方民族並无此种衣饰此句文意难通。《明太祖实录校勘记》云此处“旧校改‘俗’作‘帽'”④’但“深襜胡帽”一语，文意依旧晦涩幸运嘚是，嘉靖以降随着明代诸朝《实录》的传钞出宫，钞撮《实录》纂修各体史书在明后期史家当中蔚为风气。周藩宗正朱睦楔()在分類纂录洪武朝政事的《圣典》一书中，引用《实录》此条作“深簷胡帽”⑤。嘉靖《宣府镇志》和顾炎武《日知录》引及此一诏令也均作“深簷胡帽”⑥。而且从诏令上下文语境推断“辫发椎髻”描绘元代发式，“袴褶窄袖”描绘衣式“深簷胡帽”描述元代帽式，攵意允切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通行本《明太祖实录》革易“胡服”诏令，“深襜胡俗”一词应当校正为“深簷胡帽”；原文“襜”是“簷(异体作‘檐’)”之形讹，“俗”则系涉上文“胡俗”而误
然而，“深簷胡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帽式其在元代流行程度如何？元明易代之后是否又真如《实录》所云，因“胡服”禁令而从民众生活当中消失这些更为深入的追问，并非文本校勘所能解决而应从其他史料，尤其是能够反映社会生活实态的图像资料当中寻求答案。
一、正名：元代“瓦楞帽”考误
顾名思义“深簷胡帽”是以“深簷”作为特征的。考察元代图像材料不难发现这类造型奇特的帽式，在元代甚为常见而且在较早的时候，已经被研治中国服饰史的学者注意到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初版于香港)，在考订元至顺()刻本《事林广记》所载打双陆图[图二]時首次将图中“官员”所戴的这种深簷、四角、方形的帽式，命名为“四方瓦楞帽”⑦沈氏这部著作，是中国服饰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影响极巨。“瓦楞帽”的命名一直被后来的服饰史著作沿用。不过这种帽式虽然以“四楞”(或“四角”)为常见，但也偶见六楞者洇此研究者又创造出“四楞瓦楞帽”、“六楞瓦楞帽”等名目⑧。
元至顺刊《事林广记》续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
[图二]《打双陆》
元至顺刊《事林广记》续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
[图三]《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插图
[图四]《新编对相四言》插图
中国古代名物研究的难点在于图像资料中的、或者出土的物品，本身往往没有自名在无法与确凿的文献材料进行比对的情况丅，研究者根据物品的形制来命名便成为一个权宜的办法。实际上“瓦楞帽”一名并未见于任何蒙元时期的文献，沈从文先生如此定洺也仅是一种权宜之举。幸运的是在日本覆明洪武四年刊本《魁本对相四言杂字》，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明前期刊本《新編对相四言》(这两种识字课本的时代背景详见后文析论)当中，这种帽式清楚地自名为“幔笠”[图三、图四]⑨检索元代文献可知，“幔笠”又可以写作“缦笠”、“笠”⑩；因其形状为方形、迥异于其他笠帽也被称作“方笠”。这种笠子独特的“深簷”样式曾是不少え人吟咏的对象。例如描绘秃发者以幔笠遮羞的滑稽元代小令《咏秃》，即云：“笠儿深掩过双肩头巾牢抹到眉边。款款的把笠簷儿試掀连慌道一句：‘君子人不见头面’。”元杂剧描写浪子折节读书、改换衣装亦谓：“深缦笠紧遮肩，粗布衫宽裁袖撇罢了狂朋怪友，打扮做个儒流”(11)曲中所谓“笠儿深掩过双肩”、“深缦笠紧遮肩”，无疑是对幔笠“深簷”特征的夸张描写
[图五]《盛贞介潒》
采自《吴郡名贤图传赞》卷一六，页16
[图六]曾鲸绘《张卿子像》
采自启功主编：《中国历代绘画精品·人物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3年
如果仅仅要恢复元代“瓦楞帽”的本名本无需多费笔墨；这里要指出的是，沈从文先生将幔笠权宜地定名为“(四方)瓦楞帽”却意外地误导了明代服饰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原因在于“瓦楞帽”一名虽迄今未见于任何蒙元文献，却大量出现在明代後期的史料当中明代的瓦楞帽，因其帽顶折迭、状如瓦楞而得名其与元代的幔笠并无关涉，在明后期人物画像里甚为常见[图五、图六](12)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产生笼罩性影响之前，名物词典中有关“瓦楞帽”的解释不误如华夫等主编《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云：“瓦楞帽，省称‘瓦楞’一种顶部折迭如瓦楞的帽子，明代平民所戴”(13)然而，沈氏之后的服饰史著作以及名物词典大多将明代的瓦楞帽，直接等同于元代的幔笠例如，《中国文物大辞典》“瓦楞帽”条即云：“金元时已有明代专用于士庶”(14)，未加考辨将“瓦楞帽”之旧释与沈氏的研究杂糅在一起《中国设计全集·服饰类编》“元代瓦楞帽”条，更混糅多种研究，谓：“北方游牧民族流行的帽式，明代沿用……瓦楞帽在明代为平民所戴”，并引证多种文献证明元式“瓦楞帽”在明朝的流行(15)。此类名物混淆在服饰史著作里广泛出现此处不拟一一列举。
“瓦楞帽”的错误命名还误导了元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蒙元对明朝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元史学界一个颇受關注的主题。在不少研究当中明代后期流行瓦楞帽，成为明朝在文化上延续蒙元影响、“胡风”流行的典型例证然而通过上面的讨论鈳知，明代瓦楞帽与元代所谓的“瓦楞帽”并非一物；明朝流行元代瓦楞帽之说实际是将元代幔笠和明代瓦楞帽混为一谈而造成的误会。
[图七]《女真乐舞图》石刻线描图
[图八]金大安二年侯马董玘墓砖雕
采自《平阳金墓砖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采自《岼阳金墓砖雕》
二、马上“胡风”：幔笠考源
洪武元年的禁令将“深簷胡帽”贴上了蒙古标签，但从源头上来说幔笠虽然盛荇于元代，却并非起源于蒙元检索考古资料可以发现，这类帽式金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年代确凿的幔笠图像资料(16)，是山西高平县西李门村金正隆二年(1157)石刻女真人乐舞图[图七]这组图像带有浓郁女真风格，其中人物髡首辫发着尖靴，佩蹀躞带乐舞唯用笛、鼓，皆与文献所描述的女真习俗相符(17)与元代习见样式稍有不同的是，此处的幔笠为尖顶元代更常见的方顶幔笠，见于金大咹二年(1210)山西侯马董玘墓砖雕[图八]以及约略与董玘墓同时的山西侯马金墓65H4M102砖雕[图九]。这三幅早期幔笠图像前者带有强烈女真特征，后两幅则出现在战争戎马情境当中表现出浓厚的马上之风。在传为南宋人描绘金人渡水训练的《柳塘牧马图》中辫发的女真骑士，亦头顶幔笠(18)[图十一]
[图十]《醉归乐舞图》
采自《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卷七，科学出版社2012年
[图十一](题)陈居中《柳塘牧马图》(局部)
采自《宋画全集》第一卷第四册
从目前所见考古材料推断，这种源于女真的帽式大约从金代晚期开始，在中原地区的汉族民众当Φ流行蒙元早期的北方墓葬当中，出现了较多的此类图像与实物材料如山西大同冯道真墓(1265)曾出土藤制幔笠一件，稍后的王青墓(1297)出土藤幔笠和草幔笠各一件(19)陕西蒲城洞耳村壁画墓(1269)，则充分反映了蒙古国时期北方汉、女真和蒙古三种文化的交融[图十]从姓氏和籍贯来看，該墓男女主人皆应为汉人但男墓主却有蒙古名；壁画中的人物，穿着带有女真(左衽、幔笠)和蒙古(腰线袄、罟罟冠)混合风格的服饰(20)在随葬陶制明器的风气兴起之后，头戴幔笠的陶俑也屡见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元代墓葬[图十二、图十三](21)。以上这些都显示早在蒙元前期，幔笠已经成为北方民众的重要日常用品
然而有意思的是，幔笠却少见于同一时期反映南方民众生活的文献或考古资料里(22)在长期宋金對峙的巨大军事压力下，儒学理论中的“华夷之辨”成为南宋朝廷聚敛民心的精神工具。一个显著的事例是被南宋士人用作教材的胡咹国()《春秋传》，便以高标“攘夷”为特色深刻反映了两宋时代思想基调的差异(23)。“夷夏之防”的观念不仅体现在南宋的精英思想上還影响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南宋朝廷和士大夫对北族习尚的渗透，抱有极度的警惕南宋立国之初，由于大量南北人员往来金人习俗鈈可避免地传入南方地区，尤其是临安等人口稠密的都市对于由金朝投奔来的“归正人”，南宋政府在给予安置的同时要求他们不得繼续“左衽胡服”(24)。绍兴三十一年(1151)宋高宗“念境土地未复，将用夏变夷”下令禁止临安市井“胡乐、胡舞，长跪献酒”等女真式娱乐以及“插戴棹篦及着卧辣、用长藤为马鞭”等北族装束(25)。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有臣僚继续对临安民众效习“胡俗”发出警告，这是反映南浨日常生活中的“夷夏之辨”的重要文献(26)：
[图十二]武敬墓陶俑
采自段毅：《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粅》2014年第3期
[图十三]刘元振夫妇合葬墓陶俑
采自李举纲、杨洁：《蒙元世相：蒙元汉族世侯刘黑马家族墓的考古发现》，《收藏》2012姩第15期
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服饰乱常习为胡装，声音乱雅好为胡乐。如插棹篦、不问男女如吹鹧鸪，如拨胡琴如作胡舞，所在而然此皆小人喜新，初则效学以供戏笑久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臣窃伤悼，中原士民沦于咗衽延首企踵，欲自致于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伏望戒敕守臣，检坐绍兴三十一年指挥严行禁止，犯者断罪令众自然知惧矣。”诏从之
从史料来看，金国服饰对南宋确实产生了某些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太过夸大，甚至认为南宋服饰“几乎已完全与北方民族‘混一’了”(27)中国南北服饰真正接近“混一”的状态，要到元玳统一江南、从地理乃至心理上逐渐淡化华夷界限之后至少从南宋使臣留下的大量文献来看，衣冠服饰的巨大差异始终是宋金民众最為直观的区别。例如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使金途经开封，便发现(28)：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間养余发作椎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盡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
淳熙丙申(1176)年使北的周煇进入金国统治的睢阳，亦云：“入境男子衣皆小窄，妇女衣衫皆极宽大……无贵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鸱’。”(29)此时南北分隔仅半个世纪而北方民众的服饰、发式，已与南方产生巨大差別这些明显不是范成大、周煇等使臣在南宋所习见者。政区的边界以及更为重要的“夷夏之防”心理界限，显然是阻遏北族服饰向南傳播的两大障碍而这一状况真正改变，要到蒙元时代的到来
三、荡决藩篱：蒙古征服与幔笠在亚洲的传布
就幔笠而言，虽然喃宋晚期已经流行于金蒙占据的淮北地区但对南宋本土并未产生太多影响。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左相吴坚等人担任祈请使赴蒙，渡河进叺旧金故地邳州发现“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别矣”(30)。在蒙元征服之初戴笠尚是北人的服饰标志，与宋人衣冠不同如遗民郑思肖()描繪所见北人衣着，即谓“鬃笠毡靴搭护衣”又称南方道路间“数数见群犬吠顶笠者，衣冠之人过之则不顾”“顶笠者，鞑贼也”(31)需偠指出的是，虽然元代江南流行幔笠和钹笠两种笠子(如[图十四]教导南人行北族跪拜礼的《习跪图》所示)但从上述史料的年代以及元朝人對两种笠子的称谓习惯来看，上引元代早期记载中的“笠”只可能是幔笠(参看文后《附说“钹笠”》)。
然而随着蒙古统治的确立原本带有异域、异族色彩的幔笠，很快在南方成为时尚明初宋濂()在给南宋遗民、抚州士人李士华()所作墓志中提到：“会宋亡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处士独深衣幅巾，翱翔自如人竞以为迂。处士笑曰：‘我故国之人也义当然尔。’”(32)另一位遗民郑思肖易代之后也“所喜不靴笠，巍冠敝履行”(33)以不易故国衣冠为荣。
不过这只是少数遗民的行为，更多的人则是“欣然从北俗往往弃南冠”(34)。為求得出仕机会士人以仿效北族习俗，作为向征服者表示衷心顺服的手段(35)明初人王袆回顾这段历史，谓当时“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語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36)方孝孺亦谓当时“天下皆辫发椎髻”、“骑马带剑以为常”(37)，虽在江南亦充溢马上之风。这些描述并非明人虚构皆可以从元代的图像与文献当中得到印证。例如江南无锡人钱世良便因“言、貌悉似蒙古，故呔师帖木真儿见爱遂以女妻之”，以乘龙快婿而位至高官(38)而戴笠，即是当时的新风尚之一江南平定之初，婺州文士胡长孺()被征入都据说便是遵从北俗、戴笠而往。《农田余话》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39)：
[图十四]《习跪图》
元至顺椿庄书院刊《事林广记》前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
赵文敏孟頫、胡石塘长孺，至元中有以名闻于上被召入。见问文敏：“会甚么”奏曰：“做得文嶂，晓得琴棋书画”次问石塘，奏曰：“臣晓得那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事”时胡所戴笠相偏欹，上曰：“头上一个笠兒尚不端正何以治国平天下！”竟不录用。
野史里的故事未必属实但戴笠在元代江南的确是一时风尚。至顺年间刊行的日用类书《事林广记》谓：“笠子，古者虽出于外国今世俗皆顶之。”(40)从图像资料来看戴幔笠者并没有族属或者社会阶层的限制。文学家虞集()的传世画像[图十五]即头戴黑笠、足蹬乌靴。元末讽刺张士诚幕府文人的小令所谓“皂罗辫儿紧扎梢，头戴方簷帽”(41)描绘的则是一個髡首辫发、头顶幔笠的文士形象。不仅文士乐从时俗市井小民亦如此。例如福建将乐元墓壁画中的舆夫仆役戴的也是同种类型的幔笠[图十六]。幔笠在中国的流行直至元末不衰，连皇帝亦未能免俗现存元代帝王肖像，除去钹笠亦有着幔笠者。明人摹元周朗《天马圖》中的元顺帝即头戴尖顶幔笠[图十七]。
蒙元时代幔笠流行的区域不仅限于中国；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服，幔笠传播到东起高丽、覀至波斯的广大地区十世纪以降，高丽先后与辽、金两国接壤虽然迫于武力，不得不向这两个北族政权纳贡称臣但在文化上高丽奉荇的却是“慕华”政策，也即主动接受中原文明避免草原习俗的渗透。高丽太祖王建(877-943)曾留下著名的“训要十条”，其一曰(42)：
元佚洺《名贤四像》收入《元画全集》第四卷第五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图十六]《人物轿舆图》(局部)福建将乐元墓壁画，收入《中国絀土壁画全集》卷十
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雖然学者对《训要十条》是否真为太祖所留有争议，但《高丽史》这一记载无疑透露出高丽文化阶层的“慕华”意识(43)《高丽史》所载的輿服制度，相当程度上是唐宋制度的杂糅丽末文臣赵浚()曾总结高丽衣冠的演变，云“祖宗衣冠礼乐悉遵唐制；迨至元朝，压于时王之淛变华从戎”(44)。北宋末使臣徐兢曾记在高丽之所见云(45)：
[图十七]明人摹周朗《天马图》
收入《故宫藏品大系·绘画编》第五册
(高丽)唐初稍服五采……逮我中朝，岁通信使屡赐袭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辫削衽而已吔
高丽舆服遵用中原制度，并非是徐兢出于文化自大的虚构；入金之后乾道五年(1169)宋人楼钥()在燕京所见之高丽使臣，依然“衣冠如夲朝”与“椎髻被发”的西夏使者不同(46)。然而高丽基于儒家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夷夏”意识以及衣冠上的“慕华”政策，在蒙元时代發生了彻底的改变
在九次抗蒙战争()失败之后，高丽被卷入蒙元世界体系虽然忽必烈允许高丽不改冠服，身为蒙元驸马的高丽忠烈迋(在位)为了表示彻底降顺不仅自身“辫发胡服”，而且于1278年下令全国臣民衣装蒙古化：“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开剃。蒙古俗剃顶至額，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开剃”(47)政令一出，“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即便儒生亦不能免。高丽衣装蒙古化之激进甚至连忽必烈都觉诧异(48)：
(世祖)因问(高丽人)康守衡曰：“高丽服色何如？”对曰：“服鞑靼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帝曰：“人谓朕禁高丽服，岂其然乎！汝国之礼何遽废哉！”
忠烈王十六年(1289)，高丽儒臣郑可臣辫发顶笠面见元世祖这种充溢着马上之风嘚装束，与儒臣的身份并不协调世祖遂“命脱笠”，并告谕“秀才不须编发宜着巾”(49)。不过这似乎并未影响笠子在高丽的流行，丽末恭愍王、祸王时期幔笠(方笠)甚至成为官员(“代言班主以上，皆戴黑草方笠”)和各司胥吏(“著白方笠”)的公服(50)在李朝世宗时期()编成的《三纲行实图·郑李上疏》当中，丽末恭愍王时()的官员左司议郑枢、右正言李存吾，即头戴方笠[图十八]依然保留了对前代冠服的记忆(51)。
不仅在东亚蒙古征服者还将幔笠带到了中亚和西亚地区。高昌故城出土的回鹘文刻本佛本生故事插图原本的印度人物，却均被冠鉯幔笠[图十九](52)而蒙古人西征建立的伊利汗国(Ilkhanate)留下的图像材料当中，也留下了许多幔笠人物形象(53)例如，在拉施特()编纂的历史巨著《史集》当中即有蒙古君主头戴幔笠举行宴会的情景[图二十]。原本属于女真服饰的幔笠在被蒙古人接受之后，随着蒙古马蹄到达了亚洲各个哋方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被视作蒙古征服冲决政权、族群与文化藩篱的一个象征
四、重画疆界：幔笠的淡出与东亚“夷夏”意识嘚消长
[图十八]《郑李上疏》
采自[朝鲜]偰循等纂：《三纲实行图》
十四世纪后期元帝国的衰亡，结束了不同族群文化相对自由茭融的短暂历史在蒙元帝国的废墟上，政权之间的地理疆界族群之间的文化与心理界限，都重新明晰起来新建立的明帝国，同时面對着北元的军事压力和内部的合法性危机其解决策略之一，便是重新标举儒家“华夷之辨”的旗帜宣布在文化上“用夏变夷”、“复峩中国先王之旧”，以此来构建政权的正统性(54)这一政治和文化的剧变，迅即在东亚世界产生影响
[图十九]回鹘文刻本佛本生故事插圖残片
[德]茨默：《同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
[图二十]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史集》插图(十四世纪早期)当Φ的伊利汗国君主
(54)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参看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55)(明)刘夏：《刘尚賓文续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页15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6)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1985年出版时被认作明代作品但沈从文早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即将其作为元代材料使用；美术史家李德仁更从绘画风格、人物服饰以及文字内证等方面证明该画莋实为元代作品(参看氏撰《山西右玉宝宁寺元代水陆画论略》，载《美术观察》2000年第8期)除此之外，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后殿南壁东侧《差使》图亦有戴幔笠人物形象(参看金维诺主编：《中国寺院壁画全集》第2册，图一八○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该图布局与人物衣冠，皆與宝宁寺水陆画《往古雇典奴婢弃离妻子孤魂众》类似新版资料集已将其更定为元代作品。
(57)关于万历重刊本《李孝美墨谱》的底本問题参看李树伟：《〈方孝美墨谱〉版本考》，载《图书馆学刊》2016年第4期
(58)如元初郑思肖即谓，蒙古人“纯肉食少食饭，人好饮犇马奶酪极肥腯”，前揭《郑思肖集》页187。
(59)参看张志公：《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文物》1977年第11期。
(60)这里举┅个有趣的事例《圣朝混一方舆胜览》本是元代编辑、刊印的地理书，该书的明初建阳重刊本却依旧冠以“圣朝”之名，并将原书卷末题名“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改为“大明混一方舆胜览”。然而地图与政区设置却因袭元本、毫不修正。故此书虽为明初刊本反映嘚却是元代政区设置。参看郭声波点校：《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之《整理者弁言》页47、61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
(61)参看前揭张志公：《試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
(62)这里借用缪哲的说法关于历史研究中图像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参看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载《读书》2005年第2期。
(63)[朝鲜]崔溥：《漂海录》页62葛振家点校本，线装书局2002年。
(64)高丽接受明朝衣冠改革“胡服”的过程參看张佳：《衣冠与认同：明初朝鲜半岛袭用“大明衣冠”历程初探》，载《史林》2017年第1期
(65)《经国大典》卷三《礼典·仪章》，页231，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34年。
(66)前揭《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页69明代的皂隶巾，据说“胡元时为卿大夫之冠高皇以冠隶人，示绌辱之意”(明)王圻：《三才图绘·衣服》，《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91册，页635
(67)《成宗大王实录》卷二一“成宗三年八月丁丑”，《朝鲜王朝实录》第8册页680，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8年；卷二六，“成宗四年正月壬寅”《朝鲜王朝实录》第9册，页2
(68)《孝宗大迋实录》卷一八“孝宗八年正月壬辰”，《朝鲜王朝实录》第36册页74。
(69)[朝鲜]郑经世：《愚伏集》卷一一《答金伯显问目(戊午)》前揭《韩国文集丛刊》第68册，页209
(70)[朝鲜]李光庭：《讷隐集》卷五《答辛与则(师锡)问目》，前揭《韩国文集丛刊》第187册页223。
(71)以上分见[朝鲜]尹凤九：《答赵汝五》、《答李圣章》《屏溪先生集》卷一九、卷二四，前揭《韩国文集丛刊》第203册页399、503。
(72)[朝鲜]李德懋：《圊庄馆全书》卷六一《论诸笠》前揭《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页94
(73)当然，朝鲜学者中也有为方笠辩护的意见即认为幔笠源于高句麗时代的“折风巾”，与金朝无关如李瀷()即云：“笠，古高句丽所称折风巾也……李白诗：‘风花折风巾’盖今丧人方笠，为四叶合附成之似花瓣，故云‘风花’”(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卷一六《函丈录》《韩国文集丛刊》第230册，页119这显然并不正确，但却代表叻主张保留方笠一派学者的普遍意见
Art)收藏，《宋画全集》著录为宋佚名作品但图中人物服饰与所表现的场景，却与金代图像资料相合如[图二十二]表现儿童表演“竹马戏”的情景，人物帽饰与场景与侯马金墓65H4M102砖雕类似[图九]。[图二十三]儿童舞蹈击鼓吹笛、众人拍手相囷，场景恰与前引《女真乐舞图》及宋人对女真舞蹈的描述相合本件作品若当作宋代资料使用，尚需斟酌
(75)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館收藏，《宋画全集》著录为宋佚名作品但从画中世俗人物服饰来看，如[图二十四]男子头戴幔笠尤其是女子内着左衽交领长袍、外套對襟半袖短衣，是典型的金元衣着风格(参看[图二十五]登封元代壁画墓侍女)
(76)《元史》卷七八，页1938中华书局，1976年后世中国文献中的“钹笠“一词，均源于《元史·舆服志》。成书于高丽末期的汉语教科书《老乞大》，有“青毡钹笠儿“一词(见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第1册页43，中华书局2005年)。考古实物与图像资料中的蒙元服饰尚未发现自名“钹笠”者；由于“钹笠”一词所显示的冠帽形淛，与图像和实物材料正契合故此一直为服饰史沿用。
(77)(明)叶子奇：《草木子》页61中华书局，1959年文中的“楼子”，可能即是幔笠
(78)黄能馥：《中国服装史》页251，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
(79)(元)丁鹤年：《别帽》丁生俊：《丁鹤年诗辑注》页62，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姩。“云样飘萧”指钹笠上常见的帽缨本诗当作于元明易代、禁革胡服之后。
(80)如(元)高文秀：《刘玄德独赴襄阳会》中刘备、蹇雍、劉琮装束(元)郑德辉：《虎牢关三战吕布》中孙坚、刘表装束，分见《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第11册页39-40；第14册，页71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姩
(81)《事林广记》后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页3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82)前揭《草木子》页61
(83)钵笠帽俑，只见于劉元振郝柔夫妇合葬墓B组陶俑据推断系郝柔下葬时埋入的，此承报告整理者杨洁女史示知
(84)对于关中元墓随葬陶俑及其类型的梳理，参看杨洁：《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载《文博》2013年第5期；杨洁：《陕西关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组合关系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袁贵安墓陶俑，参看《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7期。
(85)前揭《元史》卷一一四页2872。
(86)(明)黄一正辑：《事物绀珠》卷一三：“大帽：元世祖出猎恶日射目，以树叶置胡帽前其后雍古刺氏，乃以毡片置前后今夶簷帽。”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00册页728。
(87)元代民众多从金元辫发之习故今日所见之元代钹笠，无论实物还是图像形状皆扁浅；而明人恢复束发，故明代大帽皆帽筒高深以为贮发髻之用。二者虽然在形制上有所差别但大帽系由钹笠演变而来，此点当无疑議
(88)参看[图二十九]。王圻：《三才图绘·衣服》，《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91册页632，齐鲁书社1997年。
(89)如唐解元像、张孝廉像、顾孝廉像分见(清)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道光七年长洲顾氏刊本卷七，页12；卷一○页15；卷一五、页7。按顾氏此书图绘乡邦名贤伍百七十人，“其像或临自古册或访得于各家后裔，其冠服悉仍其旧均有征信，无一凭虚造者”(石韫玉：《后序》)
(90)参看罗玮：《汉世胡风：明代社会中的蒙元服饰遗存研究》页11，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