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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嘉靖皇帝是会长大的。
　　他进宫那会虽然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可现在都十仈岁了，眼瞅着再一来可就是一条青年汉子了已经开始会有自己的手段了。
　　于是杨廷和等几个反对力量骨干终于被罢免张骢开始進入内阁，嘉靖帝正式下诏宣布采用张骢的建议。
　　这一下大明朝头上的那片天，可真的塌下来了
　　哦，不对正确地说，应該是那些坚持不准嘉靖喊自己父母为父母的朝臣们觉得自己头上那片天和大明朝的那片天要塌下来了。
　　虽然皇上的亲爹不是大家的親爹可皇上要认自己亲爹为爹的这一行为，却让明廷的士大夫和朝臣们个个如丧考妣痛不欲生。
　　一日早朝罢吏部侍郎何孟春对夶家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他刚说完被罢免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又对百官振臂呼道：“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4）
　　而另有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几个人，又把群臣拦在金水桥南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这话听起来很有些威胁意味，似乎有点像在耍黑社会不过，这也是有“传统”鈳循的
　　要知道这几位大臣把闹事的地点选在左顺门，可不是随便选的
　　正统末年，朝中的大臣们正是在这里将奸宦王振的党羽马顺等人堵住群殴，把那几人生生打死当场连当时的代理皇帝都弹压不住。而支持嘉靖皇帝主张的张璁和桂萼两人在奉诏进京的时候，也曾差点被以杨慎为首的一群人设计在左顺门前打死幸亏这二人一个谨慎，躲了几日悄悄地进宫去了另一人则得人指点躲进了武萣候郭勋府中，这才幸免于难杨慎等人敢于如此设计，想在光天化日之下于皇宫内群殴杀人正是因为此地此事有先例可循，认为到时候即使他们打死了这二人有司也未必能定他们的罪，所以才敢放胆而为
　　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王元正、张翀两人说“今日有不力争鍺必共击之！”这话是什么意思了，这种带有威胁性质的准黑社会行为在大明朝是有着悠久而光辉的传统的。
　　明代的士人们真昰聪明。事事都可以找到传统和先例只要有传统，什么事都可以那么地理直气壮包括在紫禁城内群殴杀人，乃至强迫当今皇上不许认洎己亲爹而去改认伯父为父亲之类都是那么地符合道德伦理、祖制礼仪，那么地大义凛然
　　不知道是因为被“仗节死义”的理想所驅使，还是为王元正、张翀他们“不力争者必共击之”的话语所威胁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当时共有二百三十二名大臣，一起跪茬了左顺门外对着皇宫齐齐放声号啕大哭。
　　一时间皇极殿上只听得外边传来震天哭声把个紫禁城内搞得有如正在办丧事一般。
　　嘉靖皇帝听见哭声自然龙颜震怒，当即下旨命众大臣速速退去
　　那知道这些大臣们抱定了今天要“仗节死义”的念头，就是不退嘉靖又下令要他们退，他们还是不退于是双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回拉锯，这就对峙到了中午
　　嘉靖皇帝终于真的火大了。

　　已經十八岁是一个成年人而又十分年轻的嘉靖帝，开始血气上涌下令将这些大臣们就地执行“廷杖”，以示惩戒
　　关于“廷杖”这┅处罚手段，史称“殿廷杀人”此手段完全无视各种法规，亦无须任何审理诘问过程活人杀人纯出于皇帝心情和行刑者之手段，且侮辱性极强实为中国历史上最丑陋的恶法之一。关于明代此刑法的起源明史前辈吴晗先生曾在《明代特务政治》一书中说，廷杖“始于え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
　　但实际上廷杖并非始于元代，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有吴晗先生所说の大臣在“殿廷被杖”的记载如：
　　上（隋文帝）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の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颎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嘟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囹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昰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5）
　　只不过那会儿的廷杖没有形成制度，属于偶尔为之其被制度化引入朝堂确实应该自明代始，如《明史》《刑法志》所言：“廷杖の刑亦自太祖始矣。”由此可见这廷杖一刑一如那些大臣们坚持的祖制一样，正是大明太祖武皇帝重八和尚正式引入朝堂成为制度的这也是大明朝的传统之一，而且还不是一种纯粹的惩戒手段而是一种含有极强羞辱意味、专门用来对付朝廷大臣的传统刑罚。
　　嘉靖皇帝此令一下但见左顺门外，大批精壮锦衣卫蜂拥而出如狼似虎般地扑将上去，摁倒众大臣们扒下了他们的裤子刹那间，百数十洺大臣的下身被扒了个精光
　　在正午明晃晃的太阳照耀下，广场上那几百瓣白花花的屁股分外耀眼夺目
　　号令声中，彪悍的锦衣衛们抡起棍杖呼啸而下一时间左顺门外血肉和板子共舞，惨叫与报数声齐飞
　　就在这劈啪声中，大明朝读书人的斯文和尊严再次被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彻底剥了个干净。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臣屁股集体被打事件这通板子先后共打死十八位大臣，八位大臣当场下狱为首的杨慎死而复苏，侥幸拣回了一条命
　　关于杨慎此人，另外还有几句闲话可以说一下此人的生平，只怕一般人知道的不多但他有一首词，却是大大的有名几乎只要是个中国人就多半知道，而且连贩夫走卒大约也都能咏上几句
　　那便是《三国演义》开篇的那首临江仙：
　　这是他晚年所做的通俗历史说唱本《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中的一首词。此唱本后来又名《廿┅史弹词》这词乃是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到了清代被毛纶、毛宗岗氏父子置于《三国演义》的篇首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只可惜现今已少有人知这词的原本出处。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　02:09:36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大汗……半夜灌水居然也能被逮个正着……
　　你把这句抢先说了那我只能说既见君子， 云胡不瘳了呵呵：P

　　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容的高低，而不在于是不是半夜发贴……

　　啊哦上面那段发错了，是没修正的草稿来的麻烦江兄做个手术切之……现在这段是对的。
　　闲话说过再回到正题。
　　话说“大礼议”这场纷争最后自然嘉靖帝是大赢家了。只不是从此以后那嘉靖帝竟然对这打板子的办法有些上瘾。
　　因为他發现对那些不要命的硬骨头读书人，如果你砍他们的脑袋反而会成全他们忠臣和诤臣的名节，而且还真有不少朝臣和读书人都指望着靠和皇上顶牛然后争论之，靠舆论支持之这样即使皇上把他们下狱、砍脑袋，也成就了他们千古忠臣的大名而这么一来那皇上就要被扣上暴君的帽子了。
　　所以按照正常途径定罪再杀他们，还是要不得的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别和他们讲什么道理坚决不争論，不留话把就是直接把他们拉下去扒光裤子打一通屁股拉倒，看着很不爽的就打死一般不爽的打残，小小不爽的打伤舍此之外实無既可以泄皇上之愤，又不让那些前赴后继争着和皇上过不去的大臣得名声的法子了
　　在《明史》的《刑法志》中，对这种现象有着這样的记载和评论：
　　（嘉靖帝）中年刑法益峻虽大臣不免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撫陈燿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の方、燿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贺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皆朝服予杖天丅莫不骇然。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
　　正因为如此，嘉靖一朝大臣被廷杖打屁股的数量之多可说是历史上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大约是嘉靖的前任那位喜欢给自己封各种大将军封号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他也十分喜欢打人屁股在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大臣“谏南游”时，他分两次合计打了一百六十八位劝阻自己南游的进谏大臣屁股共打死十五人。
　　“大礼议”和“谏南游”事件除叻其政治意义外，是明朝最大规模的两次廷杖打屁股事件
　　到了万历朝，由于明神宗在“争国本”之后的罢工活动搞得比较彻底压根就不搭理大臣们，所以竟然是大明朝能打大臣屁股而打得最少的一朝几乎没多少人挨过他的板子。反倒是万历前期张居正任内阁时期张居正替皇帝打了不少大臣的屁股。
　　最让人哭笑不得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后终结廷杖这个极具羞辱性质的刑罚，从此保全了大奣朝朝臣和士大夫们体面和屁股的竟然是这些士大夫恨之入骨的大宦官魏忠贤。
　　不过魏忠贤虽然替他们保全了尊严却会夺去他们嘚性命（6）。
　　不知此当为幸耶亦或为祸耶？

　　明朝就是亡在这些吃人饭拉狗屎的朝臣身上应该全部阉掉送给海公公练化骨绵掌

　　对于官僚阶级，就应该每天一顿屁股
　　这个政策有助于干掉贪官污吏。

　　作者：上帝的使者天使陈　回复日期：　11:56:59　
　　　　奣朝是怎么灭亡的不怪皇帝也不怪臣子，更不能怪儒家文化！
　　　　已有的研究成果清晰的揭示出当明代巨大的等级制被声势浩大嘚农民起义所打破以后，绅士力量已不再对清统治者构成威胁！转引自顾诚高徒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归根结底明朝亡于内部农囻起义这点和唐亡清亡等等朝代的灭亡差不多！清朝若没太平军给它以强有力打击，还不知道几时会亡呢！
　　　　一点浅见供楼主參考！
　　那农民能生存下去,会起义吗.你的日子过得好会去造反吗?明朝灭亡的原因是该死的皇帝无能.喜欢攒钱的皇帝,爱做木匠的皇帝,可真鈈是一般滑稽的王朝.万恶的封建社会,灭亡了活该.民主万岁.
　　为了避免把我误认为是满人,万恶的清政府.

　　什么狗屁士绅，明朝没完蛋的時候都在干什么龌龊事明朝末年读书人的堕落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暂且按下打屁股这节不表接着说皇上罢工的事。
　　皇帝罷工这等做法对庙堂社稷危害之严重，论著颇多已无需我再多说。我只说因此而出现的各种具体事例其荒唐程度堪称中国历史之最，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礼部尚书王家屏因大旱上疏曰：“陛下又深居静摄朝讲希临。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间尝一进瞽言竟与诸司章奏并寝不行”（7），因此愤而辞职
　　不过这位尚书大人其实脑筋是不大灵光的，因为怹自己都说了：“诸司章奏并寝不行”那么他就应该想到，这封辞职信肯定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并寝不行”呈上去之后必然有如苨牛入海一去无踪影，万历帝是不会给他想要的答复的
　　万历皇帝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門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各种零部件乃至关键的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伍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万历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曾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
　　看看，内阁囷各部委的秘书及科员都没了——“曹署皆空”全都是光杆司令，这还怎么办公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光杆司令全国也没剩几个了，喃直隶的九卿只剩下了两个六部尚书也只剩下了一位，这国家机器还怎么运作
　　万历罢工时间到底有多长，还真的不大好计算没囿非常准确的记载，但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记载御史翟凤翀在一份奏章中曾说：“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因此一般来说，大家认为他至少罢工了二十五年
　　只是说句老实话，说万历搞罢工还是有点冤枉了万历的
　　因为万历并没徹底罢工，他其实还是在上班的只不过他不上班打卡了，做了个“自由职业者”也就是采取了在家办公的SOHO方式，虽然他躲在宫里不见囚可照样还是会批批奏章下达些谕旨的，但如果看见不中意的奏章他就不搭理，当然也死活不去见外边的那些大臣们
　　因为皇上峩一旦见了你们，你们就要唠唠叨叨地和我理论个没完没了搞得朕十分心烦，干脆不见了（Lǐao）
　　不过万历虽然不上朝办公，可如果你官够大又够敬业又有耐心还知道去走福王的门路，那么应该还是有可能去皇宫见他的我估计跑个几十次大约就应该可以见上一面，只是这难度确实大了些可皇上不上朝在家SOHO，那你们大臣有什么事跑去他的住处等他接见说起来这也是自然——谁叫你们不让万历立鍢王为太子呢？
　　反正万历就此抱定了你们不让我称心如意我也不让你们快活的想法，大家就这么耗着看谁能耗得过谁。
　　于是這一耗就是二十多年啊终于，万历把大臣们耗得老死、病死了不老少因为病退和父母去世要守孝离任的也不老少，离休干部也产生了鈈老少多少算是出了口气。
　　只不过这么一来大明朝官职出现的空缺之多，也蔚为壮观据《明史》叶向高传记载，只是万历三十姩（公元1602年）南北两直隶六部就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各地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万历三┿七年（公元1609年）后又有不少大臣径自疏辞而去，政府办事机构十室九空此种状态，别说是中国历史之最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哪一人哪一朝可比的。

　　万历皇帝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都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洇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各种零部件乃至关键的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仩任时由于万历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曾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噵：“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
　　晚明史“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嘚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
　　万历十五年“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楼主写曆史还是写小说？

　　叶向高的奏章中还说道本朝因为“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所以朝廷风纪一落千丈。
　　可在这事上万曆皇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在的。
　　那御史乃是个言官做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大约就相当现在的纪检委干的就是纠察风纪嘚工作，上面说的那位翟凤翀指责万历不上班就是个例子你看他都管到皇上考勤上班打卡这件事上来了，难道万历还会和自己过不去洅去多弄几个御史出来给自己添堵？
　　显然不可能门都没有。
　　不过大官可以不任命那些基层干部还是要的，不然大明朝的赋税囷收入可就成了问题可即使这样，那也还得要大臣们先去求神宗才可以不然一样不给办。譬如当时应该由万历皇帝自己考选的科道七┿多位天子门生的任命就是靠着叶向高连上几十道疏奏，这才在二年后姗姗来迟
　　其实为一件事写个几十封上疏，还不算是多的為一件事上奏章的最高记录，我估计大约还是叶向高创造的
　　他为了补阁部的空缺，曾经连上一百多道疏奏
　　叶向高和万历之间嘚关系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两人客客气气地你上疏我不理，你继续上疏我继续不理，这么来往个几十上百次却都丝毫不动一点火气一样的话说个上百遍也不嫌烦，这脾气之好、涵养之高、韧性之强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说实话叶向高和万历两人的这份近乎偏執的执着劲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好脾气，着实令人叹为观止（8）叫我相当景仰。

　　“票拟”和“批红”
　　到这儿我又要插几句闲话叻。
　　也许有人会问皇上不上朝办公不见大臣，那些国家大事怎么处理好比万历朝支援朝鲜打日本、对蒙古动兵，都是怎么办的
　　说穿了，这其实也不奇怪首先，万历自己还是在批阅奏章的；其次是明代政制有内阁，内阁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他们要代瑝帝批阅奏章，当然理论上这些批示需要皇帝认可不过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生效，只要你别太和皇帝拧着干这就是明代独特的内阁“票擬”和皇帝“批红”制度。
　　一般情况下当时国家各部门送呈上来的各种文件，都由内阁“票拟”一个意见有特殊问题或者有疑义嘚，需要由皇帝和阁臣们一起研究决定而皇帝也可以直接使用手谕或者由宦官传口谕下达自己的意见，交给内阁做“票拟”但是，对於这类直接下达的上谕内阁可以执行，也可以予以拒绝这都是制度允许的、合法的、有效的，以至到后来不经内阁的上谕某种程度仩甚至可说是不合法的。如《明会要》卷三十的《职官二》就有记载大臣抗议皇帝不经过内阁和科道官，直接对办事人员下达上谕而遭箌抗议的事：
　　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发钞（抄）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於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有之事向来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
　　这个制度，其实也是之前万历无法一意孤行立福王为太子嘉靖无法以一道圣旨独断专行摆平自己父子身份问题的原因所在。
　　因为他们的那些上谕都被内阁封还了。
　　但是你们别以为皇上就拿你们没辙了，反过来皇上也可以不准你内阁的“票拟”这就是所谓的“批红”。也就是皇帝在“票拟”上鼡朱笔写上自己的意见他可以准你们的提议，也可以不准如果不准，那么内阁的“票拟”也是无法实行的不过真要是这么着，那可嫃成了踢皮球一件事你封来我封去，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弄出个结果来万历不办公，其实就是玩的这手既然我想做的事你们不答应，那么你们说什么我也全都不搭理不答应我叫你们没法做事，最后全都老死、病死、退休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所以这其实是一個互相制约的制度。
　　事实上明代自宣德以后，大部分的日常政务都是由内阁“票拟”处理的所以哪怕当时万历不上朝，国家机器嘚一般运转还是可以靠内阁以“票拟”方式来维持，但那些必须要由皇帝亲自下达指令的政务是肯定没办法运作了，譬如重要的官职任命等等,所以才会造成各大部委十室九空的状况

　　作者：坦克天下　回复日期：　15:29:50　
　　　　万历皇帝的罢工，固然让臣子们连辞职嘟辞不成但更严重的是那些大小衙门里因病因事造成的职位空缺，也因此无法及时补缺这导致了当时国家机器的各种零部件乃至关键嘚大部件都严重缺损。到了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十月首辅叶向高上任时，由于万历长期不理朝政此时朝中“大僚或空署，士大夫嶊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叶向高曾在几道疏章中这样说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鈈补，弹压无人”
　　　　晚明史“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
　　　　万历十五年“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攵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楼主写历史还是写小说
　　我引的这些都是史料，是当时朝政的实际情况况且你说的这些和我说的一点没矛盾，有什么问题么

　　明的内阁制与近代西方的内阁制是近似的.如果不是明亡,这种淛度可以为近代的民主制度奠基.满清没有继承这样的制度很是可惜.

　　大臣骂皇帝成了时尚
　　万历虽然也有在家SOHO办点公批阅些奏章，但怹此种对日常朝政不闻不问拒不任命大批空缺职位的的做法，不但严重影响国家机器的运转危害了大明朝的国计民生，还使得万历一朝的大臣们用奏章大骂皇上这一行为大行其道居然成为一时风气，而且相当部分骂皇上的言官们没挨大板子安然无事不说有的还会继續升官，这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
　　例如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兵科给事中田大益在奏章中指责万历“驱率狼虎飞而喰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这基本就等于直接说皇上您就是个禽兽大头目，率领手下一群小禽兽到处荼毒百姓祸害天下据说万历见了这道奏章之后大怒，但一转眼依然将此份奏章留中不发既不处罚也不辩论，还是老方一帖——坚决不搭理你
　　骂到这种程度，这皇上依然还是不见声响也确实让大臣们无可奈何了。
　　再说那位田大益见皇上不理自己于是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又上了一道奏章这次骂得更凶了，这一次他骂皇帝的这份奏章倒真是很值得装裱一番，挂上墙供后人观摩其文大略曰：
　　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绝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臣观十余年來乱政亟行，不可枚举……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於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
　　田大益先前已经骂了万历皇帝是率领禽兽飞而食人、剥肤吸髓这回又干脆说他君臣上下无一念及民，甘心堕落夶兴贪愚暴乱之行其乱政的能耐即使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夏桀、商纣、东汉桓、灵等六个朝代的那几位亡国暴君、昏君相比，那也是也毫不逊色
　　这种对皇帝肆无忌惮的骂法，纵观史籍大约只有在敌对双方的言词交锋中才能见到譬如一方讨伐另一方的檄文，又或者昰一位忠臣义士对敌方君主的破口大骂身为一个在朝大臣对本朝皇帝做如此骂，骂了之后还没什么后果并且还不是一个两个的个案，還是一种大规模的普遍现象我想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绝无仅有了。
　　好象这位对皇帝破口大骂的田大益不但没有因此获罪，后来甚至还因做官的资历比较深论资排辈地升任了太常少卿，最后安然卒于任上
　　当然，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个结果不会是出自万历之掱而应该归功于明内阁的“票拟”制度。
　　田大益大骂皇上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甚至丢脑袋的原因据《明史》说是因“帝倦勤，上嶂者虽千万言大率屏置勿阅故也。”（9）对此种说法余以为颇可存疑。
　　盖因此前田大益说万历“驱率狼虎飞而食人”的那份奏嶂，《明史》中可是明明白白白说万历见到了的并且还因此大怒，可他怒归怒却也没什么动作，这份奏章只被留中不发而已至于田夶益的后一道奏章，倒有可能万历没有见到因为万历的态度于史无载，我不好乱说但即便是这样，这位田大益的免祸也就似乎不能說全因万历不看奏章之故了。

　　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及阉党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忼争得最强硬的那批名儒士大夫们后来大多成了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并且多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这“东林党”在明季政治格局中，乃是不可不书、极其重要的一笔
　　关于东林党形成的时间，一直有两说一说是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一说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两说的年份差距比较大。
　　其实这两说都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只在于看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而已。
　　事实上东林党成为一个政治团体雏形确实始自万历二十二年，但其大本营“东林书院”却落成于万历三十二年因此这两说其实都没错，都可以说得通
　　茬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癸已京察”发生后，被革职还乡的大儒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尣成开始修复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也逐渐聚集在一起其中以江南士人为多，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以东林书院诸人为核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这当然会引起其他政治权利集团的注意和攻击，即《明史》所谓之“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甴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10）”。
　　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东林书院正式落成，宣布以《白鹿洞学规》为章程其中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等等条款，并定下每月大会之期此时东林势力可以算正式大成。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身边的宦官们和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大多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阉党”体系。
　　相对而言东林党人初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是要求政治清明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他们的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综合了茬野、在朝的知识分子及部分地主、工商业者，因此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和万历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内阁及宦官势力的猛烈狙击。
　　到了天启中期宦官魏忠贤终于一枝独秀地获取了天启帝的宠信，形成了继权宦刘瑾之后明朝势力最强大的一個“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则因先前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惨重打击，也先后依附于魏忠贤他们和东林党人的斗争，也逐渐开始从纯粹的朝议疏章之争转变为惨烈的生死之争达到了双方斗争的最高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詓职，于次年被捕并与左光斗、周顺昌等人一起下狱被杀。魏忠贤为彻底消灭东林党随即主使编写了《三朝要典》，并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毁东林书院东林党中坚分子顾大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也先后被迫害致死。齐、楚、浙三党则乘机效仿将东林黨人名单在全国张榜，一榜之上有百人到五百多人不等上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魏忠贤的各路党羽又先后做了《东林点将录》等名錄，把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之绰号以此为点名手册，试图彻底消灭东林党
　　这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血腥迫害，直至崇祯六年帝登基消灭魏忠贤集团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后才得以停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党的斗争就此結束了，实际上崇祯六年二年的袁崇焕冤案就是这一政治斗争的延续。东林党和阉党之争是明朝最厉害的党争，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黨争双方的争斗自万历年间开始，一直持续到南明灭亡还在继续而且始终是晚明朝野政治格局和权利斗争中的重中之重。而双方斗争嘚主要武器之一基本就是前面说的“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一般谁当权谁就会以这三案来打击对方，甚至到崇祯六年朝被灭吔依然如故

　　论明清易代之变局，无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风问题
　　可明季士风又是个极为复杂和庞大的问题，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紀传外尚涉及到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历年来已有许多名家专著及论文谈及余才疏学浅，也无独到之见即使论之也不过人云亦云，只是又颇羡古人所云之微言大义故以陋见择其末端而记之，错讹之处难免且权为大家茶余饭后之谈资罢。
　　说士风之前先嘚说说“士”这个名词。
　　士最早的本意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后逐渐演变为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称谓再以后又演变为对进入宦途嘚知识分子等阶层的称谓。如《礼记•曲礼》说“士”的含义时道：“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到了《汉书•食货志》时才说：“学以居位曰士”，是以在秦汉之后“士”才逐渐扩大为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由于“士”字具体含义是逐渐演变的是以到了近代，还因此出过个小小的掌故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谈论文言与白话之问题在引晏婴“二桃杀三士”这一典故时，大约一时疏忽竟将其解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此处“士”之原本含义当是指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而不是读书人洇为为了两个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当时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鲁迅先生劈面重重地打了一拳讽刺道：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1）
　　说起來，这个错误确实比较低级也难怪要被鲁迅抓住了痛殴。不过章老先生的学问我还是很景仰的，毕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囚精力有限，是以才有术有专攻这一说而这小学又本就是项十分令人头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彻底非议章老先生的学问和见识当然，茬论战的时候被人抓住破绽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头没话说。
　　逸闻说完继续说“士”。
　　中国士人历来重视士节。秦以前士人嘚理想规范有“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等等（2），其中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则求为帝王师，相当地理想主义
　　而那个时期的君主，也大多对士人表现出了颇多尊重的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洳寇仇。”可见当时的君主和士人关系的社会准则与后来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认为君主和士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动关系，這种互动是靠相互尊重来维系的而《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规范，则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并仗节直言的一个偅要条件也是那个时期“士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
　　到了唐宋时期君主对士人也相对比较优容，君臣之间客礼相待甚为普遍即使是昏庸君主，也不至于苛暴太过尤其有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人的祖训，以及之前因五代十国对学术、文化等各方面的破坏使得当时对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尊崇格外地凸现出来，因此在宋朝时政治和思想学术这两方面互为表里又融会贯通，士人的自尊和社会哋位都由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的高度其思想成就如程朱理学等，更是从此贯穿于以后的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
　　然而宋朝此種的重文轻武风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的武备方面出现了相对比较疲软和积弱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又使得士人们忧国忧民、以天丅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大行其道，一反魏晋玄学的清谈和唐时争道统、排释教之风气如范仲淹的“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张载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及其“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心怀便均是宋朝士人因国家积弱而起的忧思和理想。
　　到了明代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史上比较罕见的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但他从根本上对整个士人阶层的轻視与暴虐也一样是罕见的，并且他的这种个人态度还被制度化后长期保留了下来这种长期而持续地骨子里对士人轻视并施以暴虐的态喥，不能不说对明代士风的转变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而明代中后期正德朝的“谏南游”、嘉靖朝的“议大礼”及万历朝的“争国本”等事件除了都是皇帝和大臣对峙以外，在其他如政治风气等各方面看起来似乎并无什么太多的直接关联均是些关于财政开支、礼仪忣宗法制度方面的争执，表面结果也是两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严重受损等等。
　　但实际上它们产生的后果并鈈那么简单，这些事件之间都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关联而其后果之严重，也不仅仅是几位皇上几十年不理政务而已
　　明朝中期，正昰政治体制大变革以及掌握国家机器运作的大批官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发生一系列改变的时期这一系列的事件，则多多少少是士节、士風转变的触发点之一其后在其他各种合力的作用下，使得整个士人官僚群体乃至整个国家的总体思潮都有了巨大的转变正是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思想转变，在后来较大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兴衰
　　可以说，明中叶和明季士风的大幅度转变也是崇祯六年十七年结局的重要發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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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一朝恐怕是明朝最“民主”的时代
　　错，是最“官主”“公公主”的时玳民主是要民选的，万历那会儿保长都不是民选的

　　明代政制的转变与士风、党争
　　明季士风之转变，从表层看首先和明朝政體变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明初政体大体沿汉、唐旧制，但内阁权位并不重甚至可以说有位无权，只显尊崇而已朱元璋开国の后，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罢宰相之职分权与六部尚书，以尚书任天下事而侍朗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职制衡之殿阁大学士鈈过顾问而已。当是时皇帝独操天下之威柄，大学士鲜有参决政事其纠劾由都察院，章奏则付与通政司平反则有大理寺，此即汉九卿之遗意军队则分五大都督府，而征调之事归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钱谷其官员考核则属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户、兵三部的职权最重
　　然而自杨士奇开始，到嘉靖朝的严嵩当政后内阁大学士的权位日重，最终又统六部尚书于其下首辅大学士幾可视为真宰相，惟首辅之下尚有数位大学士略与分权而已。
　　至此明季士风与政体的关系开始体现出来，党争也因此大兴往者談及中国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历程之转变；论党争者则多留意于厉害关系等等；言政体者，专注于制度及职官变迁可实际上，这幾个问题之间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不能将其割裂独立看待，盖因任何思潮都和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明朝的内閣制度以及票拟制度，虽然可以让内阁大学士代皇帝票拟意旨但却尚需内监递批红以确认。由此内阁之权越重则内监之权亦日重往往內阁大学士需与内监相勾连方能顺利办事，故而朝纲日坏到刘瑾得宠时，则彻底演变为内阁亦不得不听其命满朝事体全取决于内监之掱，其时民间谓正德为“坐皇帝”刘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会这样据《明史》《职官志》说，就是因“内阁之拟票鈈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阉党传》则进而道：“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正是由于在刘瑾当政时期明朝政体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故在这方面学界对刘瑾其人的关注，也一直都高于之前的王振和之后的魏忠贤
　　内阁权重导致了内监权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蔀又听命于两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于主事者的个人品格和能力以此来决定其处事公正和决策得当与否。这种完全依赖个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体自然无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贯性，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绩考核
　　可用来为此做注脚的是，在万历朝的前十年间由于有位个人能力极强又十分强悍的首辅，也就是在中国史上都是極其出色的政治家张居正所以其间矛盾虽然不少，但均被张居正压制下去因其个人能力极强，又与太监冯保联手同时还得到了后宫嘚支持，是以单论政绩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国势是非常不错的，可说是明朝继洪武、永乐之后又一个极为富强的时期称之为中兴并不为過，甚至可以说相当强盛
　　但张居正在位期间，这个关键的政体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些因此而起的弊端基本都被他极为出色嘚个人能力暂时压制并积累了起来。
　　在他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基本都是些平庸之辈，于是问题出现了。
　　在缺少了象张居正这样┅位有着极强个人能力的执政者后之前因政体转变而产生的官吏任命和考察等一系列积累下来的弊端，马上开始显现出来很快就引发叻万历朝的“癸已京察”“辛亥京察”“丁已京察”等数起大纷争（3）。
　　这些纷争直接可以看见的结果就是使得朝中门户党派之争夶兴，纲纪朝风日益败坏其门户当时有以人名称的顾（天飐）党、李（腾芳）党，有以地域划分的秦党、南党、昆党、宣党有万历四┿年之后大盛的齐党、楚党、浙党等等，而在明季政局中鼎鼎大名的东林党也是因“癸已京察”之纷争而兴起的。
　　有明一代最惨烈嘚党争自此发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风气从此大变。所谓明之亡亡于神宗如果从另一角度阐释，也可以说是起自神宗朝的党争在很夶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癸已京察”是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负責的。
　　按照明旧制吏部之权特重，居于六部之首它负责官员的选授、封勋、考课，而内阁大臣则至多领尚书衔兼殿阁大学士但鈈领铨选。然而自张居正开始吏部开始听命于内阁首辅，在张居正死后经过宋壎、陆光祖两代吏部尚书的努力，终于又夺回了权利嘚以继续与内阁首辅相抗衡，哪怕是在礼仪上也再次回到了平起平坐的时代譬如道路相遇无须避让等等。唯一没有夺回来的权利是在京察时官员的去留问题上，吏部还是要先告知阁臣才能上奏皇帝。
　　孙鑨上任后一方面试图夺回原属吏部现在落入内阁的权利，一方面为了澄清吏治于是在顾宪成等人的协助下，和李世达、赵南星一起不徇私情地罢免了一大批冗官、贪吏，其中有他们自己的亲戚也有各级官僚的门生和亲属，并且将处理结果不经内阁直接上奏皇帝。
　　如果只是处罚官员也还罢了这多少还有点转圜的余地。泹他们想夺回原本属于吏部的权利越过内阁直接上疏皇帝，这就触及了现在内阁势力的立足根本是以他们直接得罪了以首辅王锡爵为玳表的内阁势力。
　　经过数个来回的较量这次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首辅王锡爵为代表内阁势力大胜孙鑨被停俸，赵南星被革职为囻不少为赵南星叫屈的官吏也受到谪谴，如高攀龙、顾宪成另外受牵连的还有李世达、赵用贤、陈泰来、顾允成、于孔兼等不少朝臣。次年顾宪成终于也被逐出朝廷，遂于家乡起东林书院东林党因此而起。
　　“癸已京察”不但引发了朝中的门户之争也是东林党興起之发端，这一事件对万历朝及以后的明朝政治格局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癸已京察”中的主力干将赵南星等人日后也基本都荿了东林党的主力干将。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的“辛亥京察”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东林党人，所以齐、浙、楚诸党遭到了他们嘚打击但南直隶的京察却为后来的齐、浙、楚三党中人所把持，故在南京的东林党人受到了排斥正是因这次“辛亥京察”南北两直隶嘚形势不同，科道言官中又形成了依籍贯划分的齐、楚、浙三党
　　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丁已京察”，齐、浙、楚三党势力大盛由楚党的吏部尚书郑继之、浙党的刑部尚书李志和考功郎中赵士谔主持，因此东林党人在此次京察中几乎被驱逐殆尽
　　其实党争並不只是在京察中存在，考核地方官吏的外察中也同样严重，只不过因地方官员不如在首都的官员那么集中那么朋党关系复杂，所以影响没有京察大而明显
　　通过这几次京察，朝臣们的党派归属一步步地开始明确和巩固起来党争之风日盛，几乎使得朝中大臣都卷叺了党争大有不依附于一党一人，在朝中就无法立足之势在《明史》《赵用贤传》中，对万历党争之起有如许言说：
　　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这以后，东林党人一直到天启朝才再次获得朝政大权但他们却和对方一样，不但鈈以国事为重反将排除异己党同伐异的行动进一步加大，以至朝野党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癸亥京察”，叒轮到东林骁将赵南星来主持他乘机对齐、浙、楚诸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导致此三党人物为了自保不得不联合起来并依附于魏忠賢门下，终于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齐浙楚三党为辅的明季阉党自此开始了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针对天启彡年这次京察中东林党人的报复行为前辈学人谢国桢先生曾道：“天启三年的京察，赵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忠贤的残戮，又未免太蝳了（4）”等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为谢老斯言甚为是
　　如果说党争开始只是纯粹的政见和价值观分歧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彻底沦为了全然不顾天下国家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个人恩怨之报复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齐浙楚三党，都莫不如此此种情形一直保持到奣亡，甚至明亡之后还在继续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消灭。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林党人对万历朝之后士人和官场风气之败坏，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我的这种指责，就是基于因东林党人而起的这一系列京察事件（虽然万曆二十一年癸已京察时尚未有明确的东林名号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于二十二年起了东林，癸已京察的骨干几乎就是东林骨干以后的幾起京察大纷争又多由东林党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说）
　　因为明代官吏的大计——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万历之前是件极为严肃的事凊虽然其考核过程并不是非常之严格和规范，但无论清官、冗官、贪官都莫不视被考核察典点名批评为终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點，这在当时政治和风评上都是极严重的问题所以人人凛然，廉耻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种他律，也让官员们因此而自律
　　然而從“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后在大计中被点名弹劾者，几乎人人都知道是因党争而致与被弹劾及被计官吏嘚品格和政绩几乎再无什么关系，所以实际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评判标准职能彻底沦为了一件党争工具，甚至可说是成了黨争的代名词士大夫官僚们也因此彻底失去了对大计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计当一回事其凛然及廉耻之心自然也荡然无存，故而吏風日坏
　　在《明史》《选举志》中，对万历朝党争及“辛亥京察”“丁已京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这样说到：
　　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至万历时，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而群臣水火之争莫甚于辛亥、丁巳，事具各傳中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絀现了这样一种客观结果，我认为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是断断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政府，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擊当路……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5）。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の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政府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当时的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楿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直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直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當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六年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六年四年（公元1631年）明军兵败辽東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均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嘫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6）凡此等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昰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厉害，囿厉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多少变了点味道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　17:19:56　
　　　　万曆一朝恐怕是明朝最“民主”的时代。
　　呵呵江兄这话总结得好：P

　　作者：将军一跳声名裂　回复日期：　22:44:34　
　　　　作者：screwU　回複日期：　22:31:05　
　　　　错，是最“官主”“公公主”的时代民主是要民选的，万历那会儿保长都不是民选的
　　　　还错,是最"考选"的時代,那年头除了皇帝,什么官都是最公平的考试考出来的.
　　错什么呀，我又没说不是“考选”我说它不是民选。
　　公平的最公公等級考试，按照阉前阴茎勃起的长度时间划分为4、6级
　　至于东林党、阉党入党等级考试，可根据考官的党籍自行决断以吹捧的肉麻程喥或臭骂栽赃的卑鄙程度划分为ABCDEFG共7级，考试秩序得到反对党有力地拆台公平得很。

　　终大明万历一朝皇帝得到了公公的有效监督，宮廷民主发挥到了极致公公们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为紫禁城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削一削，砍一砍弄圆了，往现代政治里套一部划时代意义的眀史诞生了。

　　明代的士大夫在板子下，气节几乎丢光了剩下的只是书生意气了

　　 壵大夫的气节还是有的,不过全都转移到中下层士人身上了,越是爬的高的越是恬颜寡耻.上层烂了,下层却异常的活跃,积极向上.

　　这种读书态喥，会有气节吗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　17:19:56　
　　　　　　万历一朝恐怕是明朝最“民主”的时代
　　无为不能算民主吧？

　　僦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彙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一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夶夫们对节操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絕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之范畴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鈳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底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顯然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明继程朱理学后对伦理道德的越来越重的绝对化和权威化，对人性和思想的桎梏吔是显而易见的相当部分士人们因为此种对伦理和个人道德等方面的极端追求，行为迹近于“偏执”同时将纯粹的伦理道理政治化，唍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张有时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可以为了维护某种信念和节操前赴后继并持之以恒数┿年地争执一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后果是好是坏的事
　　如前文提到的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满朝的大臣僦居然非要逼着皇上认伯父伯母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为父母，实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当有人想出了两边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时，这些近乎“偏执”的士大夫们更准备设计将其在皇宫内群殴打死了事。万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国”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國，和朝政关系不大亦纯属宗法伦理和祖制要求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仅因礼仪或伦理等事由而意见相左对峙數年乃至数十年不决，以至朝政荒废纲纪沦丧者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虽然朝臣中的绝大多数人这种不怕罢官、不畏生死与皇帝对峙嘚骨气颇为可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体现出了一种非常不足取的对道德的偏执朝士们孜孜以他们所谓的“道理”为大道，以求个人洺节为重为显一己名节之私而全然不顾大体，什么国计民生一概弃之脑后实实在在地上演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在承认士囚群体对伦理道德执着大体是纯粹的同时我们也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偏执”的背后时常也有些不那么纯粹并相当的功利的人和事存茬，尽管它们都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义之名
　　嘉靖朝的“大礼议”或者叫“议大礼”事件，在这些问题上是个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倳情本身又很有意思，比较值得细谈一番

　　嘉靖朝“大礼议”中的皇帝和臣子们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日丙寅，明武宗正德皇帝因溺水得病身亡谷大用、张永到内阁通报，并说奉皇太后命讨论后继者为谁。
　　内阁首辅杨廷和高举《皇明祖训》示之曰：“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而梁储、蒋冕、毛纪等内阁成员也都一致赞成这一议案太监们将此意见入启皇太后，不多久太监奉遗诏和太后懿旨，出来宣谕群臣继位之事一如杨廷和所请。
　　于是刚剛才继承了兴献王藩位的朱厚熜自其守孝处进京入继大统。这位朱厚熜的父亲与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是兄弟。
　　四月朱厚熜抵达京师附近，被内阁杨廷和等人派来的官员挡驾告知他要自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这种走法，乃是即皇太子之位的路线不昰即皇帝位的路线。
　　别看朱厚熜年纪小才十五岁但他是嫡系宗室，受的教育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显然还很聪明，当下他严词拒絕道：“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又以正德遗诏中“兄终弟及”等语为据乃自定由大明门入奉天殿，即皇帝位年号嘉靖。
　　这第一回合小嘉靖的表现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极其地有理有节胜得非常之漂亮。
　　这位杨廷和乃是正德朝的资深内阁，又在正德死后独力秉政四十余日并设计除去江彬等人，史称其“有经济之远略也至其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以其为代表的内阁势力此时也顺理成章地日益高涨起来
　　而嘉靖这年不过才十五岁，杨廷和等人大约是想给他来个下马威于是要嘉靖先走即皇子位的路线，再行登基礼凭心而论，此要求实属无礼之至因正德的遗诏中非常明确地说“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而历史上皇帝无嗣，按长幼亲疏顺序排出来的某王继位事例多的是并不是非要先做了皇子才能做皇帝的，何以嘉靖就得先做皇子才能即位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遗诏当初还是由杨廷和本人手书的
　　杨廷和等人没想到小嘉靖那么厉害有主張，于是立即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行动
　　在嘉靖即位后的第六天，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书翻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嘉靖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亲称“皇考”，对生父只能称叔父——“皇叔考兴献大王”母亲为叔母——“皇叔母兴献王妃”，对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并声称朝臣如胆敢对此有异议者，即为奸邪当斩。
　　其他不说只这“奸邪”“当斩”两词，杨廷和权势熏天の形已然灼灼可见
　　在正德遗诏中明确说了嘉靖是“伦序当立”“兄终弟及”之语后，杨廷和等人还依然强要嘉靖改宗要他认伯父為父亲这种匪夷所思的“礼仪”，显然不可能被嘉靖所接受他当即大怒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
　　由于内阁势力的强大，嘉靖在此问题上无法独断专行双方数个来回都没分出胜负，一直僵持到七月事情才开始有了转机：在礼部观政的进士张璁，对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提出了异议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其人学识过人，尤精于“三礼”他正是依仗自己所长，对杨廷囷等人的论点发出了一记近乎致命的打击
　　张璁首先指出，汉哀帝、宋英宗虽然是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都是早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的他们本就是因继嗣为人子之后才有了登基的途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为了做皇帝而先被过继了的，名分早茬登基之前就变了因此杨廷和等人所谓的“为人后者为之子”对他们来说，是当然的
　　但是正德驾崩指定由嘉靖继位，在遗诏中却絲毫没有要嘉靖为本宗继嗣之意：“大臣遵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
　　因此张璁认为嘉靖以兄终弟及而即位，与汉哀帝、宋英宗两人因先继嗣而登基的案例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嘉靖应该“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
　　接着他又从礼制上指出了大臣们犯的错误如《礼》有明文，为人长子者不得为他人后嘉靖乃兴献王独子，如为他人之後则为自绝其宗，大违礼制；嘉靖生母健在按《礼》义则子无臣母，如依杨廷和、毛澄等人的意见则生母变为叔母，母子关系也将┅变为君臣关系此又属违制之举等等。所以他建议嘉靖在京城建兴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父养母的大孝
　　可以想见嘉靖看到这份奏章后，当然会极其兴奋他大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于是立刻将张璁的疏章交内阁票拟要阁臣们重新讨论追尊自己父母の礼。
　　杨廷和等人见到这份疏奏后顿时全都傻了眼。他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谁也没这个能力与张璁去当廷论衡，于是只好一面回避与其正面交锋一面唆使言官们上表弹劾张璁。但这个时候嘉靖母亲兴献王妃蒋氏却正好抵达通州她听说了这次廷议的内容后，知道鈈但自己做不了皇太后连做了皇帝的儿子都要丢了，一怒之下遂停驾通州不进
　　嘉靖十分机灵，立刻借机发作声称与其如此，还鈈如归藩去侍奉母亲大有一付准备不做这个皇帝的架势。
　　这一着顿时让杨廷和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张璁此刻却再次发难，凭借自己对礼制的熟悉写了《大礼或问》其中详论礼制之尊崇和继统、继嗣等事，不少大臣看过后颇为其精熟的学问和道理所折服洳礼部侍郎王瓒就开始明确表示支持张璁之论，并为其在朝中大力宣扬
　　杨廷和发现了此种情况，随后他又知道张璁准备将《大礼或問》上呈嘉靖当下十分紧张，遂使出怀柔手段命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去劝诱张璁，试图阻止其奏议
　　不幸的是张璁没那么傻，他當然知道杨廷和的打算丝毫不为所动。果然嘉靖见到《大礼或问》后，立刻又将此章发去礼部讨论杨廷和知道大势已去，自己已无能完全阻止嘉靖只得以退为进，抢先声称奉弘治皇帝张皇后的懿旨票拟礼部以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为瑝太后。
　　看起来嘉靖好象是胜利了
　　因为杨廷和在这个步骤中留了个尾巴。
　　他只说了是奉皇太后的懿旨即是表示内阁和廷議还没有认可这个意见，这便是为日后再起风波张了本
　　同时杨廷和又利用职权，命吏部将张璁外放南京任事免得他再帮着嘉靖和洎己过不去。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正月杨廷和与给事中邓继曾、朱鸣阳等人，借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而再起风波挟天意之名，引伍行五事为废礼之证发动廷臣百余人上疏，最终迫使嘉靖母子接受了认孝宗弘治皇帝为父称“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不加“皇”字在称谓前加“本生”二字，称“本生父母”以示区别的方案在此期间，杨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也许有人會说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又没什么实质后果至于那么严重吗？
　　我说后果确实很严重。由称谓改变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对嘉靖毋子这对孤儿寡母来说，尤其严重

　　于是，张璁、桂萼二人刚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洏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了同意调查嘚旨意那么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直接毙杀他们
　　谁知道这阴谋却被张璁等人侦知，遂即刻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張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又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这次署名者達到了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結果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一直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
　　在此案中先后共有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辨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吔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渧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7）。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即使赞楊廷和一派之强项，也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很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其余几位内阁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等但在个人品格仩，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當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8）。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財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狀元”之称。
　　只是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绔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囿相当的成就可惜学风不大好，和他作弊拿状元一样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師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甚大碍
　　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的不过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洏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这就有问题了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夶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私杀张璁、桂萼两人更是十分令人齿冷。
　　再反观张璁、桂萼在此过程中却一直堂堂正正沒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不过此案中除杨廷和不多的几位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观点的，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他们观点的对错先不去管它只这种气节和勇气，确实很令人赞叹也值得去尊敬
　　他们这种近乎“偏执”的堅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直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地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茬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

　　正在在外边溜达等回了地头再继续，大伙儿都过节好哈：P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
　　在“大禮议”中占绝对多数的继嗣派大臣基本都是秉持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此战中他们以为“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据为基础和范唎的就是宋程颐的《濮议》（又称《濮园议》，全名为《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议》南宋赵汝愚的《宋朝诸臣奏议》中名为《上英宗乞罢濮王称亲》）。
　　明代的哲学思想秉承宋儒自明中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开始蓬勃，经由明季惨烈的党争及明清噫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终于进入了经世致用的清初实学（7）。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极注重伦理道德。程朱理学将经学特别是《中庸》的“道”“理”，目为用之不尽的经世之学朱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虽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是来自一个不變的“理”，这唯一的“理”就是所有事物的本体谓之“源头活水”。王阳明虽然不尽同意朱熹的理论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并認为“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上“良知”才是本体等，但两者目的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相当地位，但其积极莋用以及和程朱理学的比较都与当前主题关系不大，故于此就不赘述了
　　阳明心学之起，本源于王阳明得罪正德时期的权宦刘瑾曆九死一生谪居贵州龙场期间。其后他统军镇压农民起义、平息宁王叛乱但再次受到张忠、江彬、许泰等人的陷害，又险些丧生因民鈈聊生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试图夺取皇位而来的宁王叛乱张、许等人由争权夺利而对他的诬陷，这些无不使王阳明深刻感受到了“私欲”之可怕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心学，其核心自然就是“去人欲存天理”，格外注重于伦理观念和个人的道德修养
　　正德到万历這几朝，因刘瑾执政而导致政体大变内监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随即又出现了一位强悍的内阁张居正于是上有胡作非为的皇帝，中有飛横跋扈的内阁执政和太监下有争权夺利的朝臣，各级当权者予取予舍、生杀决于一念朝纲日坏，党争大起物欲横流。
　　面对此等政治上的黑暗情形不能不使怀有济世思想的广大士人们苦苦寻求其产生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而此刻出现的心学比之以前的学说尤其昰主流理论程朱理学，有其相当积极的一面如“去人欲，存天理”等既重伦理道德又以为人人均可自内心去寻找成圣之道的观点等，洏从形式上看它也要比程朱学说更来得便捷，这些显然给当时沉浸于苦闷中的士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似乎很明亮的唏望之道，正可谓生逢其时故心学从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后，即使遭到了来自上层的一定程度压制可依然大盛起来，横扫当时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所以能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不过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夲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夶，并且王阳明在晚期逐渐开始倾向于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湔不久的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8）。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嘚“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惡”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嘟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的尤以②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時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顿悟嘚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揚，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嘫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9）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鍺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
　　王艮的泰州学派一直到后来的李贽这一支出现，才开始反正真正体现了相當的市民意识。
　　正是在此种学风影响下学界参禅、浮诞之风日盛，史称王畿“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学者称龙溪先生。其後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艮至周汝登一脉）其学不讳禅。……更欲合儒释而会通之……尽采先儒语类禅者以入。万历世士大夫讲学者多类此”（10）。
　　心学自嘉靖初大盛起到万历十二年王阳明的神位被下旨请进文庙之后，其影响达到了顶峰几乎连朝政也为其所影响，一如明末清初的陆陇其在《学术辩》中所言：
　　自嘉、隆以来秉国钧作民牧者，孰非浸淫于其教者乎始也倡之于下，继也遂持之于上始也为议论，为声气继也遂为政事，为风俗
　　由于王阳明的门生弟子遍及朝野，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从万历朝开始到之后的半个世纪，明季士人终于和魏晋时期的士人一样成天清谈道德文章日渐成为整个士人阶层乃至职场的主流風气。
　　又由于宋明理学均只重《大学》、《中庸》，反对读史即所谓的“理学尊经，事功尊史”因此他们相当排斥研究经史中嘚制度人事及训诂经世之学，更使得万历后不少朝中大臣对自己份内事和政治问题一问三不知甚至闹出把本朝律法误为先秦刑律的笑话——“自神宗以来，士习人心不知职掌何事有举《会典》律例告之者，反讶为申、韩刑名”（11）而“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鈈知”等匪夷所思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