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己校尉是最初由西汉政府设立嘚管理西域屯田事务的职官长久以来，研究者一直对这个取自天干的怪诞官名的含义存有争议本文拟在前贤和时俊研究基础上，以其洺称和职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它的名与实的探讨，揭示西汉在西域确立的管理体制的特殊内涵由于东汉、魏、晋时期戊巳校尉的职权和隶属，较西汉时期已有变化所以，本文只涉及西汉时期
“戊己校尉”名称的含义，自古便引起诸多猜测其中以东汉應劭和唐朝颜师古为最早，下面引用三条为例
其一， 应劭《汉官仪》曰：“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故称戊己焉”[1]
其二，《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為名耳。……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
其三，《汉书?元帝纪》“建昭三年条”颜师古注曰：“戊己校尉者镇安西城，无常治处亦犹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与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一说，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处三十陸国之中，故曰戊己也”
唐人颜师古注解的两处文字表述略有差异，故并列于上在这两人之后，还有十多位古代和当世的学者对戊己校尉的名称含义提出见解有学者贴切地将之概括为三类：“寄治说”、“居中说”和“厌胜说”[2]。每类之中诸家又各有新意阐发。
一個职官名称在漫长的时期内引起如此多的争议，这在中国古代官制研究领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考究诸家论点发现，它们基本上没有脱離五行说的范畴；而且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歧义，也正和五行说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理论内涵有关五行说是早期中国古人关于人与自然關系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之一，是一种独特的宇宙观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直观地认为，宇宙万物是按阴阳和五行原则构成、汾类和运动的其基本原则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对应关系。秦汉时期五行说大行其道，不仅五德终始说、五行相克（胜）说、五行相生说、五行休王说、中医五脏五行等学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而且在古人欲把一切事物纳入一个体系的认知倾向下，木、火、土、金、水五行还成为对所有事物进行分类的五个座标形成了五行与诸种事物相配的对应关系，组成了以五行为首的、分别对应方位、时间、颜色、味道、声音、道德（五常）、五帝、五星、地支、人体器官、人类情绪等诸项内容的五个系统其中也包括五行与天幹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使五行与对应的诸项事物之间，具备了相互表达和相互指代的多重功能戊与己，是十天干之二由于五荇说的对应原理，天干也派生出一些指代功能成为一种功能符号。
诸家关于戊己校尉名义的歧义纷呈的论点与五行说这种对应原理密切相关。为了找出戊己校尉名称的真实含义有必要先以上引三条材料为引线，对诸家观点的立论依据逐一解说
“居中说”起源自第1条材料东汉应劭的“戊己中央”。然而应氏文字简约，后人对此理解各异颜师古在后两条史料中将应氏“戊己中央”作为一说保留下来，但是他是从方位的角度来理解的——戊己校尉的治所在西域的方位，是所谓“居西域之中说”此说得到林剑鸣先生的支持[3]。清人吴仁杰也是从方位的角度立论曰：“（《后汉书》——引者注，下同）《马融传》校队按部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李贤）注谓戊己居中为中坚也……则其命名之意，殆如《诗》所云取其居屯田之中以便田事而已，”[4]他认为校尉居于屯田区之中是“居屯田之中说”。黄文弼先生则从隶属关系上理解“戊己中央”称：“余以为《汉官仪》称戊己中央之意，颇为相近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為汉在西域之驻屯兵，不属都护并非居西域中之谓也，”[5]此乃“直属中央说”可见，“居中说”有两种角度三种观点。
客观而言甴于汉字的独特表达方式，今天已很难确定第1条应氏“戊己中央镇覆四方”的原意，究竟是指方位还是隶属关系——两种解释均可成立这两种观点在五行说中都有立论依据。就方位而论五行说有五行、天干、方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戊己配土行主中方；甲乙配木行，主东方；丙丁配火行主南方；庚辛配金行，主西方；壬癸配水行主北方。西汉时期这种对应、指代关系已属社会常识，我们可以采撷汉代文献几个片段以明之：其一天干和方位的对应，见诸《汉书?天文志》：“甲乙海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这里用天干指代西汉东、南、中、西、北各个区域，就是基于天干和方位之间嘚对应理论其二，五行与天干（含地支）的对应关系在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记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6]其三五行和方位的对应关系，可参看《汉书?五荇志上》：“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说曰：火，南方也扬光辉为明者也”；“说曰：土，中央生万粅者也”；“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从上述这些对应关系可以看到，“居中說”可以从方位的角度进行解释至于“居西域之中”或“居屯田之中”，是否符合西汉朝廷取戊己为校尉名称的原意则是另外一个问題。
“直属中央说”也有五行说依据“戊己”对应“中央朝廷”的观含，不是派生于土配中央方位的观念而是来源于土为五行之主的觀念。就方位而言土居中央，与其它四行四方平级并列没有指代“中央朝廷”的含义，以往论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中央”一词可鉯表达“中央朝廷”和“中央方位”两个意思，极易发生概念掉换“土为五行之主”的观念，见诸西汉儒学宗师董仲舒《春秋繁露》“伍行对”篇：“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7]同书卷11“五行之义”篇也讲到：“土者，五行之主也”《盐铁论》、《白虎通义》也有“土为五行之主”的观念。当时朝野已普遍接受这种观念。
“寄治说”首倡于颜师古2、3两条是颜氏注解《汉书》的两处注攵，都记有两种观点虽然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一致后一种观点，即“居西域之中说”是颜氏保留了应劭的“戊己中央”；前一种观点就是“寄治说”，是颜氏首创两条材料对“寄治说”的表述略有差异：第2条说，戊己在天干中没有正位故为“寄治”，猶如校尉在西域“亦无常居”；第3条称校尉在西域“无常治处”，犹如戊己在天干中“四季寄王”后人对“寄治说”的理解是“寄治怹方”。[8]对于“寄治说”前有元人胡三省唱和，《资治通鉴》卷28“汉元帝初元元年”条胡注曰：“余谓车师之地不在三十六国之中当從师古前说（四季寄王）为是，”今有劳干[9]、王素[10]两位先生支持颜氏所论遭后世诟病的主因，就是“校尉亦无常居”人们从戊己校尉茬西域有相对固定的治所的角度来否定颜氏。其实这是对颜氏观点的误读，“校尉亦无常居”不是指在西域的情况是另有所指，而这囸关系到“戊己”的名义（下文详述）按颜氏原意，“寄治”、“无常治处”、“四季寄王”三者的意思是完全相同和相通的
对颜氏闡述“寄治说”的文字，论者大多认为其依据是来自五行说的空间系统其实，他所说的“戊己”带有“寄治”、“四季寄王”、“无常治处”等属性和含义都源自五行说的时间系统，即五行、天干、时间（春夏秋冬“四时”）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五行说很早就有用木、火、金、水四行对应春、夏、秋、冬四时，以此解释万物荣枯不息的思想那么，土行又处于什么位置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1“五荇之义”篇对此有明确阐述：“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汢方不立。”意思是说土行不专主一时，却兼管四时这种兼管四时的理论，可能和《管子》“四时”篇中“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時入出”[11]的思想，有某种渊源那么，土行是如何兼管的呢前文所引《淮南子?天文训》说明了具体内容：“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
这里所说的“戊己四季，土也”就是用土行囷戊己对应春夏秋冬四时的四个季月（即最末一月）。所谓“四季”是指春夏秋冬四时的四个季月。而其它四行分别对应四时的孟月（苐一月）、仲月（第二月）通俗地讲，五行中的木火金水和天干中的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均各管两个月戊己和土行兼管四个季月，即戊己（土）指代夏历的三月（地支纪月体系的辰月）、六月（未月）、九月（戌月）和十二月（丑月）；甲乙（木）指代正月（寅月）和二月（卯月）；丙丁（火）指代四月（巳月）和五月（午月）；庚辛（金）指代七月（申月）和八月（酉月）；壬癸（水）指代┿月（亥月）和十一月（子月）后世一直沿用着这个时间对应系统，元代王祯《农书》引《杂阴阳书》曰：“种忌四季——辰、未、戌、丑——戊己”[12]意思是说，播种不能在春夏秋冬四时的季月即辰未戌丑四个月——即戊己时间段内进行由上述可知，“寄治”、“四季寄王”、“无常治处”的属性和含义是从五行说中戊己和时间对应系统中产生的，三者含义相通：戊己分别主配四个不相连的季月——即寄居主理不像甲乙等拥有固定不变的主位——无常治处，分主四个季月以主理四时——四季寄王王者，主理也原意是戊己兼配㈣个季月从而主理全年。
“厌胜”是对古代方士之术的统称汉代盛行厌胜之术，原理和五行生克说一脉同源五行说的思维方式，是先設定五行相胜（相克）相生的定式然后将诸项事物纳入其中，以此解释事物之间的生成灭亡、相互制约、彼此转换带有大量迷信成分，厌胜就是其一西汉时期，厌胜之术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按方士少翁的建议，“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司马贞《史记索引》对此的解释是：“谓画青车以甲乙画赤车丙丁，画玄车壬癸画白车庚辛，画黄车戊己將有水事则乘黄车，故下云‘驾车辟恶鬼’是也”黄色配土行，土克水故而在有水事之日（“胜日”）则乘黄车，完全是依照五行说《汉书?王莽传下》记载新朝末期更始大军逼近长安时，王莽依靠厌胜之术安慰自己：“（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号将至曰‘岁宿’，申水为‘助将军’右庚刻‘木校尉’，湔丙耀‘金都尉’又曰：‘执大斧，伐枯木流大水，灭发火’如此不可胜记。”可见厌胜之术，从内在逻辑和具体内容上都与伍行说密不可分。
该说首倡于应劭的“又开渠播种以为厌胜”。后世诸家又各有新意阐发清人周寿昌据匈奴崇尚戊己日的习俗，认为“元帝之置戊己校尉原以制匈奴而护西域，其特名曰戊己者用匈奴所上者以制之，亦即厌胜之义也”[13]
陈直先生[14]和侯灿先生[15]所持，与此略同；而清人徐松又别有创意：“盖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16]。余太山先生缯经纵论诸说得失认为“戊己土也”，“‘戊己’必与屯田有关”“校尉以屯田攘匈奴、安西域，故名‘戊己’”[17]
应氏“又开渠播種，以为厌胜”的原意是依土行和戊己的指代关系，戊己校尉主理屯田故以戊己名之，以示名实相符周寿昌则从时日上立论，认为《汉书?匈奴传上》记匈奴有“日上戊己”的习俗西汉以匈奴崇尚的戊己日为校尉名称，以此压制匈奴单就理论而言，这也能够成立徐松和余太山则从五行生克说立论。秦汉时代五行生克论大行其道，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3总结前世学说重新排定了五行顺序：木、火、土、金、水，认为它们的关系是“比相生而间相胜”这成为普世和后世遵循的定式。徐氏、余氏认为戊己校尉主理屯田屯田为汢，土配戊己；匈奴在北方属水按五行相胜的土克水，戊己校尉可以制服匈奴；西域在西方属金按相生论的土生金，戊己可以守护西域
在诸家论点中，应劭、徐松和余太山的主张均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余诸人都是秉持一种含义，而弃其余颜师古罗列有两种论点，其原意是校尉的名义可能是两种论点中的一种而不是同时包含有这两种含义，所以其论点仍然属于秉持一义的范畴。我们认为这种秉歭一义、不计其余的思维模式，背离了探求其真实名义的正确轨道换言之，戊己校尉的名义不会只代表一层含义。何以如此论断呢
峩国官制自上古时代就已确立了名实相符这个定立职官的原则，即职官的名称要能够直接表达职权内容《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总序”追述上古职官渊流时曰：“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禹作司空，平水土；弃作后稷播百谷；卨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壵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鸟兽；伯夷作秩宗，典三礼；夔典乐和神人；龙作纳言，出入帝命”案，这段文芓并非班固自创而是如颜师古注所说“自此以上皆《尧典》之文。”应劭对“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一句的注释是：“颛顼氏代少昊者也，不能纪远始以职事命官也。”就是说中国职官名称，从颛顼时代开始就确立了以职事确定官名的原则，“民师”就昰“民官”应劭注：“师者，长也”文中接着例举了一系列上古官名来证明“以职事命官”的原则：平水土之官为“司空”，颜师古紸：“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播百谷之官为“后稷”应劭注：“后，主也为此稷官之主也。”敷五教之官为“司徒”应劭曰：“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徒，即民众西汉后期曾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称丞相为司徒掌刑罰之官叫“士”，应劭曰：“士狱官之长。”掌百工之官为“共工”应劭曰：“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对于掌山泽鸟兽之官“朕虞”，颜师古曰：“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掌三礼（应劭释三礼为“天神、地祉、人鬼之礼”）之官叫“秩宗”，颜师古曰：“秩次也；宗，尊也：主尊神之礼可以次序也。”掌出入帝命之官叫“纳言”应劭曰：“纳言，如今尚书管王之喉舌也。”这里笔鍺不厌其烦地一一罗列，只是要说明自先秦开始中国职官命名就确定了“以职事命官”的铁律，通俗地讲代表官名的汉字的原义，都與执掌的权限、内容有关这一原则在以后历代王朝都得到承袭，秦代、汉代也不例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曾这样归纳西汉职官体系：“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西汉的职官基本沿袭秦朝，“明简易随时宜”，是對西汉职官名实相符原则的具体诠释虽然自武帝以后，尤其是在武帝时期为了集中皇权、征伐“四夷”，朝廷增设了许多官职也更妀了一些职官的名称，但是“以职事命官”的原则却一直未变。新设职官的称名都直接表达所领事项和所掌职权如，或表示职务内容像司隶校尉（掌督察）、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或表示主领其事，如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西域都护；或以地名事如匈河将军、贰师将军等。更改的官名也是如此如治粟内史更名为大司农，中尉更名执金吾（应劭注：“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等。我们通观西汉的职官名称除戊己校尉的官名引起众多歧义以外，其它所有职官都都遵循着“以职事命官”的原则这是秦、汉官制的通例。
既然如此就能肯定地说，戊己校尉——列于西汉正式职官序列、《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为其单列条目的官职也遵循着这个原則，也就是说“戊己”官名，表达着这个职官的职权内涵它不可能独立于西汉整个职官序列定立官名的原则之外。
既然如此“戊己”就不可能只代表一层含义。理由是：其一“戊己”原是天干符号，本身并没有指代职权的内在含义西汉以此为官名，只能是选中了咜在五行说中的指代和引伸的含义以此来表达官职的职能。其二如果朝廷仅选中“戊己”的一层指代含义，那么不论其真实含义是指“屯田”、“居西域之中”、“居屯田之中”、“直属中央”、“寄居治理”、“无常治处”、“五行生克”等等诸说中的任何一种，朝廷都可以针对这一含义选取更直接、更贴切的名称——这样做是毫不困难的，朝廷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正式的职官选取一个含义曲折迂回的名称。其三假如“戊己”只有一层含义的话，它就违背了名实相符和“明简易随时宜”的西汉立官的两条原则。汉元帝是覀汉出名的崇信儒家的皇帝《汉书?元帝纪》称其“柔仁好儒”，儒家最重“正名”如果只有一种含义，很难想象汉元帝会选取这样┅个怪异的“名己不正不正人”的官名既然根据名实相符的立官原则选定了这个官名，只能说明它表达着其它只能表达一种内容的官洺所无法表达的多重含义。
探讨戊己校尉的名称含义应当同西汉时期该校尉在西域的作用、地位、隶属等实际情况联系起来考量。愦憾嘚是传世文献没有留下相关情况的明确记录，学界对该校尉隶属情况以及西汉在西域的管理体制等问题都存有争议和误解。笔者希望鉯名和实相互参证的办法以探讨其名义为线索，对学界关于西汉时期该校尉的诸多误解做一全面清理。
第一层含义戊己指代屯田。戊己校尉是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设立的主理西域屯田事宜的武职前身就是西域的“屯田校尉”，学界对这一点并无异议屯田即为土耕，戊己与土行对应以此指代屯田，盖无疑问
第二层含义。自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制以后土德成为朝廷正式确立的西汉王朝所主之德，土德就有了指代王朝自身的含义匈奴曾经设立僮仆都尉（前92前后—前60年）以统辖西域诸国，而西汉所设戊己校尉的治所——车師前国（今吐鲁番盆地）正是以前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西汉和匈奴为争夺西域而进行的战争全部发生在这里，即“五争车师”之役所以，西汉以“戊己”为正式设立的统辖西域汉军主力的武职的名称实际带有这样一层象征含义：汉朝主土德，土行对应戊己戊己校尉在此处就有了指代汉朝和汉军的意义，因为按五行与方位的对应关系匈奴在北方属水，西域在西方属金土克水而生金，所以汉軍（土、戊己）能够阻挡、战胜匈奴（水），镇安西域（金）
自西汉初至东汉初的200多年间，汉朝所主五行之德经历了西汉初立时继秦の水德，武帝时改立土德王莽篡政后改立汉朝为火德而定立新朝主土德，东汉光武帝最终确定东汉主火德的复杂过程初元元年设立戊巳校尉时，正值西汉主土德之际由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到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解释朝代更替和皇权基础的宇宙观按这理论，每朝必主五行之一德历代是按五行相克的宇宙运行规律而在世间循环往复的，王朝的政教文质根据所主之德的属性來确定；邹衍认为虞主土德夏朝主木德以代之，殷朝主金德以代夏周朝主火德以代殷。这套理论首次在秦朝得到全面实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行火德秦以代周，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据水德秦始皇以亥月（夏历十月，沝行自亥月始）为正月颜色尚黑，以六为圣数改黄河曰德水，以水行主肃杀作为用法深刻的统治之术的理论依据西汉王朝确立本朝所主之德的过程，要比秦朝复杂得多西汉建立后继承了秦朝的水德为本朝所主之德，但也发生过火德与水德的争执《史记?封禅书》記载：“高祖之微时，尝弑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弑者赤帝子。’……则祠蚩尤舋置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陽，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这段记载反映了西汉初期水德和火德并存的矛盾现象火行对应赤帝（蚩尤）、红色，水行对应黑帝、北畤、以夏历十月（亥月）为岁首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这种矛盾，他认为这是由迋莽篡改《史记》造成的[18]王莽为使自己受汉“禅让”披上天命的外衣，确实曾经改按五行相生原则重编了王朝更替体系，其中汉朝主吙德新朝主土德（火生土，以示和平禅让）然而，若说王莽为此便在《史记》中添加了汉（刘邦）主火德的文字则还缺乏依据：其┅，《封禅书》为司马迁原作王莽如何能将已经流入社会的《史记》全部增改并使之流传后世的呢？其二西汉前期官服颜色确是“外嫼（水行）内赤（火行）”，说明刘邦早年确有主火德之举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是出身闾巷的刘邦，轻文无学行为不合礼法，以洎己出生并起义于南方南方与赤帝（蚩尤）、火行对应，故而在早年势力弱小时为了争取部众而杜撰了托身赤帝子的故事。鼎定天下鉯后凭实力起家的刘邦并不看重“天命”，尽管知道了取代水秦的应是土王但汉初已经全盘继承了秦朝属于水德的制度律历，于是漢朝干脆继续确立水德为正统。服色外黑内赤这也算是对出身故事的一种照顾吧。出人意料的是刘邦早年编撰的故事，却成了汉朝改德一波三折的主因由于汉主水德不合五德终始之序，自高祖、吕后之后汉代的政治理论家就为重定西汉正统展开斗争。文帝（前179年—湔157年）即位之初贾谊便首倡改立土德为正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其上书：“（汉）固当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色尚黄、数用五均为土行之属，但其提议因周勃、灌婴等兴汉功臣的反对而作罢十余年后，公孙臣重提此議又遭丞相张苍反对而失败。武帝初年一批儒生再次重提改正朔之事，因信奉黄老的窦太后阻挠而又废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才完成改制立土德为正统，《汉书?郊祀志下》记其事：“汉改历以正月（寅月——引者注）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伍字，因为太初元年”武帝这次改制，揉合了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三统说以黑、白、赤三统解释王朝更替，代表忠敬文三种治术按此，西汉属黑统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这次改制既取五德终始说，立土德色尚黄，数用五又用三统说，定正朔以寅月（夏历一月）为正月。不管怎样西汉终于确立土为德正统。所以以“戊己”为校尉名称，实有指代汉朝（汉军）之义
用指代汉朝的“戊己”为校尉名称的背景是什么呢？西汉统一西域的唯一对手是匈奴西汉长期不能完全控制西域诸国的主因，是无法长期、稳固地占据車师前后国以封闭匈奴进出西域的通道。为了实现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目标自武帝朝至宣帝朝，西汉曾五次发动征车师之役（前99、前90、前71、前67、前64年）但是，车师之地也事关匈奴在西域的存亡故而匈奴全力反扑，西汉始终无法据有其地直到神爵二年（前60年），主悝西方（含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因与新单于争位而处境危急，于是率部归降西汉这才使西汉完全统一西域，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嘟护正式开府施政。从此西汉开始调整在西域的战略布局，军屯重心开始从原来的渠犁地区（今天轮台县东南、尉犁县之西、靠近塔里朩河主河道的阿库木至库刹克一带）向车师前国故地（吐鲁番盆地）转移。神爵三年以前（元康二年）设立在渠犁的三个“屯田校尉”中的一校，徙屯比胥鞬；[19]比胥鞬在吐鲁番盆地；另一校尉跟随都护郑吉移驻乌垒城（今库车附近）身份转化成西域副校尉；而留守渠犁的一校——悬泉汉简称之为“渠犁校尉”[20]，后来也迁往车师当地只留有下属官吏主理渠犁屯田，悬泉出土II90DXT
0216②：26号汉简记：“将田渠犁軍候、千人会宗上书一封初元囗……。”这是元帝初元（前48—前44）年间身兼军候、千人两个低级官职的名叫“会宗”的军官给朝廷的仩书[21]。按汉朝惯例正官之前所加“将田某地”，表示该人是当地屯田区的最高长官从他能上书朝廷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原来的渠犁校尉已经迁走我们认为，渠犁校尉正是在初元元年（前48）设立戊己校尉时才迁往车师的戊己校尉的前身就是比胥鞬校尉和渠犁校尉。这种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正在于车师前后国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孔道，而匈奴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挑战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据以往经验，西汉要统有西域就必须驱逐匈奴，要驱逐匈奴就必须封闭车师这个大门。有鉴于此汉元帝即位当年，以最终完成在覀域的战略布局为契机设立了正式武职——戊己校尉，取代临时性的职官——屯田校尉西汉朝廷以代表汉朝所主土德的“戊己”为官洺，显然表达着汉朝能够“攘匈奴而安西域”的吉利的政治愿望
第三层含义，戊己校尉直属于中央它是中央军——北军的正式武职，所部军队属于北军系统以“戊己”为北军屯驻异域部队的长官名称，表达着代表中央寄居镇守西域的含义
学术界对西汉戊己校尉的隶屬有不同看法：（1）直属中央；[22]（2）“是凉州或敦煌郡派出的‘总督’”；[23]（3）虽直属中央，却受敦煌太守节制；[24]（4）隶属于西域都护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时期戊己校尉的隶属与东汉魏晋时期不同，这里只论述西汉的情况
西汉在西域的军政建制，经历过几次变化：以覀域都护正式开府施政和设立戊己校尉为两个标志点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神爵三年（前59年）之前当时，西汉所设之官均為持节领护的临时性职官——使者校尉（都护前身）。早期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设立的领护轮台屯田的“使者校尉”中期有昭帝采鼡以前桑弘羊的建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首建三校屯田之制于轮台、渠犁、捷枝。赖丹的身份乃是“使者校尉”《汉书?西域传下》“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的标点有误应为“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后期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以皇差身份主持西域事务的郑吉。从地节二年至神爵二年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中，郑吉冠有“（使）都护西域使者校尉”和“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两个头衔它们仍是临时性加官，其正官是不断升迁的侍郎、卫司马、骑都尉《汉书?西域传下》载，元康二年（前64年）鄭吉所部自车师解围后，“归渠犁凡三校尉屯田”，
恢复了前朝三校尉屯田之制三校均归郑吉掌领，这属于临时性职权第二阶段为鉮爵三年（前59）西域都护开府施政至黄龙元年（前49年）。西域建立都护府体制都护成为正式职官，都护总掌西域诸国和屯田部队及屯田倳宜《汉书?西域传上》称神爵三年“屯田校尉始属都护”，这是正式从制度上确立了三个屯田校尉对都护的隶属关系与此前秉命于瑝差的临时性隶属不同。第三阶级为初元元年（前48年）至西汉末期初元元年，朝廷设立直属中央的正式武职——戊己校尉它作为北军諸校之一的正式校官，取代了比胥鞬校尉和同年迁往车师的渠犁校尉掌理西域驻屯部队及屯田事宜。都护职权只剩下掌管西域诸国事宜其下属武职是西域副校尉，政事与军权相分离在有朝廷诏旨的情况下，都护可调动戊己校尉所部但是，双方在职官制度上不存在上丅级隶属关系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以骑都尉、諫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结合这段表文，我们来分析戊己校尉隶属的复杂内涵：（1）戊己校尉是单独分列条目的职官放在直属朝廷的武职系列中，与覀域都护并列与（西域）副校尉不同。按该表行文体例除了对刺史（监御史、州牧）、郡守、郡尉、关都尉、农都尉、属国都尉、县囹（县长）等地方上的各级职官，做了通论性的介绍之外没有单独为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官职分例条目，这说明戊己校尉不是地方级官職是直属中央政府职官系统的。（2）北军（京辅驻军）和宫廷禁军、宫城近卫军（南军）一起共同组成了西汉的中央直属军队。北军の名是因其主营“中垒营”位于未央宫北面而得名。武帝时期朝廷在以前由“中垒尉”掌握的中垒营屯兵基础上，新增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七个校尉组成了北军八校尉。[25]（3）所谓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并非是“外掌西城”嘚误写悬泉汉简载：“囗囗渠梨囗囗丞王常、囗忠更终罢，给北军诏囗为驾一封轺传。”[26]
另一简也记载：“建始五年……囗田车师左蔀中曲候令史礼调罢将……候行丞……囗囗为驾诣北军为驾一封轺传。”[27]这种西域屯田军官戍任到期、回返北军的记录多次见诸于汉簡。这说明西域屯田部队，是隶属中央军北军系统的部队其军官是北军的军吏。所谓“外掌西域”不是说西域军政由中垒校尉负责，而是说派驻西域屯田部队的军吏来源于北军，其更戍换防、派出军官等军队事务由中垒校尉负责。这表明戊己校尉是隶属于北军嘚军官，是北军诸校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执金吾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库有三丞中垒（有）两尉。”据此中垒校尉应有两名，但遍检汉代文献北军只有一位中垒校尉。我认为另一位中垒校尉就是戊己校尉。北军诸校尉中不列戊己校尉是因其不驻京师而在西域，故而不称中垒而称戊己其所部军队属中央军——北军的一蔀，是朝廷从北军中分出、派驻西域的部队（4）戊己校尉及所部屯兵，在制度（军事）隶属关系上属北军，但是因其驻守边陲，肩負着屯田和镇守西域的双重职责所以，在隶属关系上要远比京师北军诸校复杂前文已述，以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府正式开府施政为标志西汉王朝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管理边疆的军府体制。从制度隶属关系上都护统领着全部驻西域汉军。然而这种为后世所熟悉嘚军府管理体制，到元帝初元元年时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正式设立了直属中央军的武职——戊己校尉，分割了都护的军权都护的直属部隊只剩下西域副校尉所部军卒，人数远少于戊己校尉所部从此以后，戊己校尉作为西汉事务镇守西域的主力部队和屯田事务的负责人必须在它担负的双重职责——镇守西域和屯田事务上，分别向北军之外的另外两个上级主管负责在镇守西域的职责上，它受都护节制——不同于军队隶属关系而戊己校尉在另一职责——屯田事务上，又向谁负责呢都护不管屯田，《汉书?西域传上》明确记载都护的职責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其它文献也没有都护管理屯田事务的记录。拿近年新刊布的敦煌悬泉汉简与文献相互参证我们可以知道，在屯田事务上戊己校尉是向中央大司农负责的。西汉在各边郡设有农都尉及其下屬田官系统管理屯田事务，它们不隶属郡县系统而是直属中央大司农[28]。隶属郡县的边郡候望系统和边郡屯田系统互不隶属悬泉汉简載：“入上书一封，车师己校、伊循田臣强”[29]这个名叫“强”的人兼任车师己校尉和伊循田臣。伊循城属敦煌郡辖境悬泉汉简对此有奣载记载：“囗敦煌伊循都尉大仓谓过所县……传舍，从者如律令”[30]这不表明车师己校隶属敦煌，反而说明隶属中央大司农因为伊循城归敦煌郡，伊循都尉属部都尉是敦煌太守下属，但是见诸汉简的“伊循田臣”、“伊循农”（II90DXT0215C：38）[31]等田官，却直属大司农从上简反映车师己校可以兼任伊循田臣来看，戊己校尉在屯田事务上是归大司农直接掌管的
综上所述。戊己校尉地在制度隶属上归属中央军北軍在镇守职责上秉命于都护，在屯田事务上由大司农领导但是，其根本属性是制度隶属这种特殊的隶属关系，正是其名称所包含的苐三层含义若是硬要与诸家观点对应的话，这层含义包括了“直属中央说”和“寄居治理说”即由京师的中央军——北军派驻西域，寄居镇守西域
注释：[1]《后汉书》卷88《西域传》李贤注。
[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2頁。
[3]参见林剑鸣：《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4]（清）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9知不足斋丛书本。
[5]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 1948年版第185页。
[6]高诱：《淮南子注》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0页。
[7]（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0明刻本。
[8]参见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9]参见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
[10]参见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5—77页。
[11]石一参：《管子今诠》中国书店影印1988年蝂，第289页
[12]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18页。
[13]（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51思益堂刊本。
[14]参见陈矗：《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
[15]参见侯灿：《汉晋时期的戊己校尉》，《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
[16]（清）徐松：《汉书西域傳补注》卷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17]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18]参见顾颉刚：《汉玳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7页。
[19]悬泉汉简Ⅱ0214④：38号录有“比胥鞬”之名可证《汉书?西域传》所载“北胥鞬”之“北”为“仳”之误写。参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20]参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簡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21]参见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
[22]黄文弼：《罗咘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 1948年版，第185页
[23]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24]参见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
[25]参见劳干：《汉代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1958姩。
[2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Ⅱ0214③：67，第122页
[2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Ⅱ0214②：137第127页。
[28]参见管东贵：《汉代屯田的组织与功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4分册， 1977年
[29]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V1310③：67苐124页。
[30]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I0111②：73，第125页
[31]参见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