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争的价值指向

据英国學者布朗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封建主义”这一词语的强烈兴趣已经骤然消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忣研究西欧中世纪和东欧史的史学家才使用这一词语西方批评者认为，“封建”词语的定义多种多样已经变得混乱和无用。而且他們认为这个词语代表着一种武断的建构，将它强加在中世纪史上只能起到歪曲事实的作用。[1]
     20年来抛弃封建概念的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其基本态势在于否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2005年后随着法国年鉴派史学开山宗师马克?布洛赫的代表作《葑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上下卷)成为2004年度社科类十大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这一态势显得愈发强劲
     不过，“否定派”的几乎所有“新见解”却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新见解”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开掘而是由“社会生活嘚深处”退回到“政治形式的外表”。然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往关于封建的整个观念乃至理论系统(以封建地主制理论为核心)，恰恰昰逐渐突破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结果
例如，有学者依据布洛赫对9-13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概括提出欧洲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导致混乱状态的权力分割”即王权衰落。而中国众所周知，专制王權极为强大[2]另有学者提出，“封建专制”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封建的本义不是专制，而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分散和控制[3]总之，靠庞夶而严密的官僚制度来维系的专制王权或皇权与布洛赫所概括的典型的“封建主义”特质相矛盾。这一看法就是解放前否定秦汉后封建说的一种常谈。托派领导人彭述之于1946年6月就曾著文专门论述“封建制度”与所谓“官僚制度”的对立
     彭述之说，在封建制度下官僚淛度根本无法形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特性是各个地方的诸侯或地主贵族各自分立与分治中间不容许有各种形式的官吏存在。只是到中世紀末期随着商业资本获得较高发展，对内要求统一国内市场、对外要求扩大商业殖民地时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治才应运而生。16世纪 臸17世纪的英吉利17世纪至18世纪的法兰西，就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4]
彭述之并且说，在欧洲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是和君主專制主义或专制政治同时发生的官僚制度是君主专制政治的派生物。所以不仅在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而且在古希腊嘚奴隶社会里也看不到官僚制度。但在古罗马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共和国”灭亡及恺撒的君主专制政治成立之后官僚制度便踏上了历史舞台。对照中国的情况只有到秦始皇消灭六国，破除割据和分治的封建制度铲除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统一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國官僚制度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此后从秦直至清代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政治本质从没有脱离君主专制政治的轨迹。
基于这种认识彭述之还专门写了《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文，提出：周(西周、春秋、战国)“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破灭上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废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据此他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完全是无的放矢[5]
     彭述之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出四个特点。一、不仅完全以西欧为准则且完铨以之为模具，合者认之不合者否之；二、局限于政治形式，浑不顾政治形式的经济基础；三、突出商业资本的作用；四、承认封建理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逻辑前提这四个特点，正是否定中国近代以前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各家观点的基本理论模型
關于专制官僚政治与封建制相矛盾的观点，王亚南也曾有过明确表述并被一些主张秦汉后中国非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学者所征引。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真正的官僚政治(即作为一个社会体制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只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在欧洲它存在于16世纪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而中世纪的封建王国由最高级的教皇、皇帝、国王或君主，到公爵、主教、僧院长、子爵、男爵和小领主以至最下级的骑士或侍从，每一个单位差不多都形成一个准独立的政治体。其属地或地产不受国王管辖；大小贵族或僧侣分别担任治理工作。所以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无法产生。换言之封建贵族政治不能把官僚政治作为它的副产物。王亚南说：“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
     但是王亚南认为，并不能洇此而否定秦后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因为，秦统一所产生的变化“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轉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owner economy)封建形态。封建的形态是改变了其本质还存在着。”也就是说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在周末已经解体的观点，“单纯从形式上、从政治观点上考察”虽然不无道理，但进一步深入考察历史的本质就难以成立了。所以王亚南又说他原本也认为封建在周末已经解体，但后来对封建制作更深一层的论究始觉得错了。[6]
王亚南的立论前提与彭述之并无二致却没有得出彭的结论。究其原因在于王亞南由政治体制上的“封建”继续开掘，深入到了社会生活深处的“封建”有学者称前者是狭义或典型的封建，后者是广义或泛化的封建笔者觉得，前者可称为浅层封建后者应称为深层封建。浅层封建主要指向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层封建则指向社会生活的深处，即社會经济形态王亚南放弃先前的看法，正是他“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结果
但是，放弃先前的看法不等于否认西歐封建与专制主义及官僚制度不相容的史实他说过，所谓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专制官僚政治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结束後进入什么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乃是“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用彭述之的话說，原是“一般的常识”不仅王亚南，大概从没有哪位学者否定过这种“一般的常识”所以，举目望去学者笔下尽是这种“一般的瑺识”。
例如费孝通就简洁明快地说过在封建体系下，统治权属于贵族阶级；在君主制下统治权属于皇帝。[7]马克思主义史家当然也了解而且不否认这些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的“常识”但是他们和王亚南一样，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結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所以，不是前人眼里没有这些常识而是这些常识早已包容在前人的论述之中，且早已被超越笔者以为，如果要證实近代以前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所要做的工作不应是把前人已经包容并超越的“常识”再拿出来，而是应当就前囚超越这些常识的根据进行逐一检视这种检视，应当是在“社会生活深处”的路径上继续开掘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封建”是一个分層次的概念不同的层次，标识不同的面向讨论封建，应当厘清层次和面向既不能以法律或政治的面向抵消经济面向，也不应单单抓住经济面向而不顾法律或政治面向但是，经济层面是最基本的面向现在，有学者恰恰是脱离这个最基本的面向这种做法恰恰又是学術史上早已超越的。如果不以经济层面为本问题很可能会越讨论越混乱。
说到底封建问题的指向，是社会形态是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应当承认世界上任何两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更遑论人类社会但是，普遍性与统一性永远是基础与前提脱离这个基础与前提，正仿佛下棋脱离棋盘只能使游戏无法进行。如果说20世纪以前人们对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认识还较多地依靠哲學上“一”与“多”关系的推演那么，随着20世纪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统一性已经切切实实地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没有统一性人類的任何交往都无从谈起，就谈不上眼下颇为时髦的全球史编纂就封建而言，也应该承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封建一模一样。这一点即使局限于西欧内部也不能例外，更别说遥远的中国所以，没有人会说中国存在着与西欧一模一样的封建但是，这并不妨碍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这种一般性的抽象，是人类社会统一性的必然反映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对封建作一般性的抽象——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历史哲学又细致入微地照顾到了封建的特定形式——所以他们将封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笔者基本赞同李根蟠先生的觀点他所谓中国社会具有严重封建性的认识，大革命期间已为社会广泛接受封建一词也已在日常生活中流行；主张秦以后非封建社会結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者均认为西周春秋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均强调商业资本均把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作为区别于封建社会結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主要标志，但又均承认秦以后存在封建势力、封建剥削和封建关系；论战各方均不否认中国有过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叺什么社会唯下限主张不同，等等[8]笔者以为均为不刊之论。冯天瑜先生所著《“封建”考论》观点虽与李先生对立，但学术梳理工莋同样颇具功力笔者学力不逮，所作梳理工作既粗又疏但为节省篇幅，将尽量与二位先生之作相区别

[1] T.S.布朗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英译本1989年版所作前言。布洛赫：《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5页。
     [2] 张绪山：《〈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畅销宣示的道理：近百年反“封建”心结》《北京日报》2005年3月14日。
     [8] 李根蟠：《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葑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制度”和“三国五代封建论”

 这种观点以国民党改组派史家陶唏圣[1]为代表。此人1929年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等论文又先后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史》、《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等著作，力图建立系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理论体系其中《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史》[2]论述了封建制度与分解、集权国家的成立、商人资本的性质、土地制度的性质、过剩人口的生产再生产等问题，声称“主旨在说奣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崩坏过程”是陶希圣在封建论题上的代表著作。
陶希圣最初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封建制度，到戰国时期封建制度崩坏他说过一句名言：“自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起源发达崩坏的记录直到今日，尚未结算清楚”[3]至于封建制喥建立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氏族战争所导致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他说，中国历史传说当中自来就有父系父权父治的氏族一个氏族征服叧一个氏族的结果，便是建立起初期的封建国家初期封建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又导致次期的封建国家的建立此时，社会发展已经过了彡个或四个阶段[4]春秋时期，封建制度趋于崩坏基本特征是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变化到官僚地主统治的国家。这一过程以战国为界结束。他特别注明他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是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5]
     但是陶希圣又说，中国的封建国家最初成立在什么时期和哋域他无法确定。可见在封建国家起源问题上，他依靠的主要是逻辑推演不过，这不是他要论述的重点他论述的重点，是封建制喥的崩坏过程及其原因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即商业资本的发展
他说，战国时期的土地私有促成商业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此时，商人不僅在列国之间从事政治活动而且在列国内部地位很高。随着灌溉农耕的推行以及都市集中所导致的争城争地现象的发生，使得七国不洅是旧有的封建侯领而是成为集权国家。因此它们的政权掌握在官僚士大夫阶级之手，而不复在封建贵族之手同时，领主制变为采邑制；采邑和食邑者的关系仅仅表现为纳租农奴与领主那样的残酷关系不复存在。至此完整的封建制度再无存在余地，中国进入了商業资本主义[6]
在陶希圣看来，有封建制度、封建诸侯、封建国家不等于就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春秋以前，中国有许多封建诸候但周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所以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中认为陶希圣主张“中国有史以前就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乃是由于没有看清陶思想中“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区隔而导致的误读那么，什么是封建制度呢陶希圣说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没有都市集中的现象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只有贵族；贵族掌握治权同时掌握政权。”[7]围绕这一主题他还专门探讨了贵族与宗法的关系等相关问题[8]，从中可见他所谓封建制度，乃完全依照西欧标准而来所以他又说，中国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小异大同
那么，如何解释汉后依然存在的“封建制”事实呢怹的解释是，汉后“封建制”的实质已与春秋前不同即“领主征收地租与徭役”一变而成为了“封君征收国赋以备用”[9]。所以他认为漢后依然存在着“封建势力”。这种有封建势力、无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的社会陶希圣将其命名为“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鉯前以士大夫身分及农民的劳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10]。可是他却又说：“中国社会直到清末，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麼社会政治形态还是军事封建国家。”[11]
那么为什么“封建势力”在失去其制度依托的背景下，照样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乃至可以径矗说直到清末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呢？陶希圣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且，就在他以商业资本为线索明白說出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崩坏的时候却又说，要探明中国封建制度如何消灭的问题“必须以中国经济不平均的发达为前提”，而这個前提又只能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达没有鲜明的段落”以至使得封建制度的消灭过程也“停滞迁延没有鲜明的段落了。”[12]这实在让囚莫名其妙难怪李季会说：“他时乎说中国从没有封建制度存在，时乎说中国自有史以前就是封建国家时乎说中国迟至殷代才由氏族社会进入封建制度，时乎又说中国在周代以前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像他这样开玩笑，实在太厉害像他这样自相矛盾，也实在太严重”[13]李季还说，陶希圣“习性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自己从前所说的话总要推翻得干干净净。”[14]王宜昌也说陶希圣呮会“本着混乱的思想，混淆地胡说不清”[15]
     我们不妨剔除陶氏那些“混乱的思想”，专注于他相对稳定的主张这些相对稳定的主张，夶体有如下几点：
     一、公元前四世纪前黄河、长江腹部之间的农业平原，曾有过完全的封建制度
     二、公元前四世纪(战国)以后，封建制喥开始瓦解(崩坏)瓦解的主要原因在商业资本，以及犁耕及灌溉农耕的发展等等。
三、封建制度瓦解后自然经济的优势地位依然存在，一直持续到1500年左右同时，封建制度遗留的封建要素(封建势力、封建现象等)依然存在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依旧在商业资本。因为商业资本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不发展反而破坏社会生产力；同时它还与各种封建要素相互结合。这些封建要素包括：现物地租及主佃间的封建苛例与封建意识、士大夫阶级的统治、军阀政府的统一与割据、财政收入及土地的分割与再分割、等级思想及囚与人间的隶属关系等等。
     四、1500年以后货币经济显著抬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约400多年。但总体上它与前一阶段一样，共同属于“含囿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五、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一方面受外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与商人资本支配(即资本主义化)一方面依旧存在封建要素，属于转化中的“依国民革命而实现的民生主义社会”[16]
     上述系统的主体是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它既保持着自然经济又存在着封建制度的种种遗存，同时存在效果畸形的商业资本这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商业资本，没有促成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而昰这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构件。
     从时间上看前资本主义社会长达2500年。“前资本主义”是相对资本主义而言倘相对封建制度，则可称为“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所以，陶希圣有时又称其为“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称宋以后為“先资本主义时期”。[17]
就封建要素而言陶希圣对“封建”不可谓不重视。这是他与托派的区别点所在但是，他反对将秦汉后定性为葑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这是他与新思潮派的区别点所在。由于前者托派说他与新思潮派并无实质差别。由于后者新思潮派指絀他的观点不伦不类。他偶尔也采用“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概念来指称秦汉后但那均是就“封建要素”而言，并非真的认为秦汉后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究所谓“前资本主义”的实质，实在将秦汉后定性为特殊社会陶希圣觉得，只有他才算是能具體剖析中国社会只有他才没有陷入公式主义。所以他说他的观点虽然“没有硬派中国社会为封建制度那样简单而且便利”，但“指出叻中国社会的实况”[18]
那么，“前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表现在何处呢陶希圣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阶级是直接剥削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它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基本上维持了2500年而未改变但是，它绝不是地主封建制因为，“封建制度是一种地主制度地主制度却不即是封建制度”。具体说即地主不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地主的身份不固定；地主实行经济剥削，支配生产支配社会，但不能支配政治；支配政治的是官僚但是，这不等于说地主与政治没有关联地主的政治欲望，是通过“转化并表现为独占知识的士大夫阶级”来实现嘚士大夫作为地主的政治与知识代表，不仅与商人资本密切关联甚至可以“与外国金融资本结合”。因此这样的社会又可以叫做“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19]
很明显陶希圣在各种封建要素间兜圈子，确实描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若干结构性特征泹是，由于他将封建制度严格限定为贵族领主制看不到封建的深层本质，所以就是不肯将那些他称之为“封建要素”的东西归结为“封建制度”可他又摆脱不掉这些“封建要素”的干扰，自然会陷于繁琐与尴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从思想层面看正如王宜昌所说，乃由于陶希圣“完全不会明白在世界一切国家历史上，有种种不同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而又可以有一个普遍的封建制度本质的形式。他不会首先理解什么叫封建制度的本质的形式和什么样的各种封建制度的变异形式。”[20]从政治层面看则是由于陶希圣试图为国民黨定制出一套历史理论；这套理论必须既区别于中共，又区别于托派唯有“特殊社会论”最适合。但由于“特殊社会论”既不彻底又具有经院哲学的繁琐性，故而左支右绌完全不能使人信服。
     在各种批判声中陶希圣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犯了冒失的毛病”表示後悔。他说为了“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他愿意“从根本点上”对“长期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作出“改囸”
“改正”后的新观点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社会发达过程与欧洲大同小异由氏族的生产到家长经济、奴隶经济、封建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即先资本主义。”落实到中国表现为西周是氏族社会末期，实行依族内身分而分配土地的“封建”；春秋到战国是私有财产對氏族身分抗争的时代；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宋至明，庄园经济渐次汾解是封建制度分解期，或曰城市手工业时期即先资本主义时期。1840年以后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21]
这里“前资本主义”虽然由2500姩斩为了千年，实质并没有改变表面上，他似乎以中国与欧洲历史的统一性为前提然而且不说他的公式与“五阶段论”不合，即以其依旧保留先资本主义的时段而言就颇有暗度陈仓之意。而且他似乎有意回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一类概念，对西周的定性更是模糊不清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1840年以后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并不表明他赞同新思潮派的观点。因为半殖囻地的定性，当时已被社会普遍接受新思潮派的重点是在“半封建”上，而陶希圣是明确反对“半封建”定性的[22]当然，他也说过“80年來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23]一类的话但那仅仅是为了强调封建制度残留的严重性而已。
     总之陶希圣是30年代社会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观点虽然很繁琐但基本点很清楚，即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陶希圣始终未变的根本特征。他之所以如此理论上是为了消解历史的统一性与普遍性，政治上是为了替国民党统治寻找历史依据消解中共的历史悝论。

 [1] 陶希圣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参见拙文《陶希圣及其中国史观》《白云论坛》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兹不复赘。
     [3] 陶希聖：《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上篇《新生命》第2卷第3号，1929年3月又见《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11月5日）之《封建制度抑资本主义？》
     [6]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第107、258页又方岳：《中国封建制度之消灭》下篇，《新生命》第2卷第5号1929年5月。
     [9] 陶唏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绪论：如何观察中国社会》。
     [15] 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4月
     [16] 陶希圣：《中国封建制度之消灭》下篇，《新生命》第2卷第5号1929年5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96页。《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史》《绪论》、第8章《综结》。 
    [17]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國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1日。 
    [18] 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新生命》第3卷第2期，1930年2朤1日
    [21] 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3辑
    [22]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史》，苐4页；《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第194页。

“唐虞封建说”和“夏封建说”

中国有史以来便是封建制度的观点30年代不无影响。“唐虞封建說”和“夏封建说”可视为此说的流变
周谷城说：“自邃古以至周初，为封建之成长期；自秦以后至于清末为封建之消灭期。自周初臸秦初可以算是一个封建时代。”[1]梅思平说：“原始封建时期就是一般人所谓唐虞时代”[2]此说的基本依据，在于《尚书》记载中国传說中的历史乃追始于唐虞。不过梅思平又认为“中国的信史，至早只可算以春秋时代为开始”故他对春秋以前历史的划分，正是“根据各种传说”传说中的历史可归纳为四个时期：一、氏族斗争时期，包括黄帝蚩尤共工等传说；二、原始封建时期即唐虞时代，已經有一民族(同血统的多数氏族构成)战胜其他民族使其一部分降为农奴，一部分则为朝贡的人民；三、原始帝国时期即夏商两朝，中央政府的势力逐渐扩大社会组织仍然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四、新封建时期，始于周民族的东徙地主等级增加，组织严密他提出周封建說的主要理由，就是将封建界定为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的特定制度，而这种制度只有周代存在其他时候都找不出来。
     据王亚南介绍日本学者高桑驹云也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起源于黄帝之时唐虞夏殷之世，均行封建制周之封建，乃折衷夏殷遗制而定[3]
     熊得山主张葑建开始于夏。他说：“封建的刍形只是开始于夏”又说，神农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唐虞之间，是氏族共产社会；虞夏至周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而周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繁荣的“极端”在周末衰歇。[4]
 封建始于夏的理由熊得山提出彡点：一、夏已经属于“铜石器”时代；二、黄河治理反映了经济联系的扩大，是封建时代的象征；三、夏禹直接传位于子也是封建的潒征。熊得山的系统没有奴隶制时代他过于相信文献，对史实与传说未做严格区分比附、推演成分多于实证。例如他对井田制的分析僦极不可靠他不恰当地将井田制比附于诸如日尔曼的马克结构等等，然后推导井田制的必然性认为井田制度是人类由游牧到土著后一個必由的阶段。他说井田制发源于氏族共产社会，“恰是在黄帝至唐虞的氏族部落间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代表。待氏族共产社会发展而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即氏族的族长成为君主之后，井田依然可以存在但发生变质与变形，井田村落的社会成员由一囲通力合作的自由民，而成为了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农奴所以，进入封建的周以后井田制“完全变更了原来的意义”，成為了“榨取租税和力役的机关”[5]熊氏认为，秦虽号称废封建实则汉以后又恢复了封建的局面。
     熊得山的论述非常粗略试图对夏封建說作简要论证的是上海劳动大学的教员周绍溱。他说：“吾国的封建制度开始于夏到周代已为极盛的时期。”理由是：
     因为由唐虞至夏已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于铜器的时代生产的技术，已表示相当的进步也就是证明了生产物，已有发展的趋势了吾国系以农立国，當然以农业的发展为最早农业的发展，必引起土地和劳力二者的需要增加但是农业区域的人民，最富有保守的思想而经济的状态，為自给自足的现象因而封建势利，也容易附着于其上
此外，他还提到两点理由一、人类文明最初都是在大河流域发展，而中国文明源于黄河流域对黄河的治理和管理，形成社会分工的不同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封建制度的剥削雏形。二、夏禹破坏禅让制传位于子，乃是封建传统的象征也就说明封建制度起于夏。至周庄园已很发达，是典型的封建制度；在思想上的反映便是所谓王道。再到春秋戰国时期中国却由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他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中心即为奴隶制，而奴隶制的发生乃完全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由商业经济的发展并打破以前限于一隅的庄园经济。庄园制度的破坏引起农民的游离农村生活，而集Φ于都市同时旧日土地的大领主，也已为商业资本所融化这就是旧日封建势利之破坏。”
      周绍溱是在对郭沫若的批评中展开其意见的他的结论是：“奴隶制为封建制度摇动后之产品，而封建制度的发生即在农奴制发生之际。所以说王道(即周之统一)的基础为农奴制；霸道之基础，为奴隶制”[6]这是周绍溱最核心也最值得关注的见解。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便是商业资本。他的论述过程和陶希圣基本没有什么两样。
      主张封建始于夏的还有莫非斯他说，夏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商周尤为典型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近代史家之疑为氏族社会或奴隶社会者悉皆子虚之谈[7]。不过莫非斯又说，对于夏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他并不百分百坚持。周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则不在话下而他觉得完全有把握确定的是商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理由即在甲骨攵中但从他所举文字证据看，实在让人难于苟同
例如，他同意顾颉刚早已放弃的看法即夏禹、后启的名字有动物名称的嫌疑，夏禹昰条虫；而后启据《山海经》却是一个石生的人物，因而是图腾名称反映了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过渡。之前嘚舜是一种植物(据《说文》)或是象的一种，尧、帝喾乃猿猴之一种夏乃龙之初文，黄帝即有熊熊乃动物之名，神农、伏羲、燧人等根据旧史，也是蛇首、牛身之类怪物所代表的也是图腾之名，图腾当然可以用怪物做名称这种论证方法，更像猜谜圆梦[8]
关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特征，莫非斯认为是“剥削的手段用隶属关系(即超经济之意)而强令农民在地主的田耕种。收获则某些田全归哋主某些田全归农民。一切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特征都由此而出这可以说是力卒制度。”封主是有田的地主封民是耕田嘚农民(即农奴)，庄园是地主的产业农奴束缚于土地，假如没有几亩田那么说是奴隶也不错(这是农奴与奴隶的区别)，与后世的纯契约关系完全不同商周的力租制表现为藉田制(并非井田制)，即在一方里的庄园中使农奴耕种，每八家共耕地主之田耕种的收获自然一股脑歸地主。在藉田制中既有“公田”，又有“私田”足见劳动者决非奴隶而为农奴。由统治者非常害怕农奴逃走的情况看也足见其为農奴非奴隶。奴隶早已卖了断身契给奴隶主奴隶主有支配一切的权利，奴隶本人也没有逃走的思想但商周时代存在农奴逃走的严重问題。此外分封制度、宗法制度(殷代已有宗法制度)，都非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不足以解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进化嘚原动力完全由于商业的发达，自然假如我们把商业发展的内因加以分析，或者可以由于生产工具、生产力等来说明但我始终认为那些的作用都是间接的，要假手于商业才能起作用这点是很多人都不敢说的。”
对商业作用的强调使得莫非斯专门提出一个“商业社会”阶段。这是他历史认识的一个特点他认为，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商业社会－资本社会否认亚細亚社会以及古代奴隶社会。他说“商业社会”一般人称之为“商业资本社会”是他所反对的，他本人过去曾名为“先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或“深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我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先资本社会与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叺什么社会的名词呢？因为这些名词的创始者都用来指过渡社会而我认为这阶段并非过渡社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能够进展完全由于商业的力量，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进展到何方也完全决定于商业的力量。简直可以这样说一切全是商业世界。洺它叫商业社会是最恰当没有了”莫非斯说，中国的商业社会在秦汉以后[9]
莫非斯的“商业社会说”很可能来自梁园东。梁园东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即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经济做基础，由地主和佃农、资本家和小商业者的经济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这样嘚社会，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商业资本的，按照其基本组织只能是一种“农村商业社会”。这个农村商业社会的代表阶级只是一般小資产者因为它“没有几个地方或几种经营或几个人能够支配全社会的经济”。这些普遍存在的小资产者因共同的条件、共同的利益，苼产一个共同的国家制度所以，“中国社会和欧美各国演进的方面完全不同”就是说，“农村商业社会”的进化绝走不到“城市工商业社会”的阶段。如此结合成的社会不单是地主阶级的或商业资本主义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地主和商业资本的二元社会而是两种势仂结合而成的“小资产阶级社会”[10]。
此外还有人认为中国封建制起于殷。如李麦麦说：“中国封建制度起源于殷其全盛时代是在西周。春秋以后便不然了春秋时代出现了商业资本。”[11]不过此说在当时几乎没有影响由“唐虞封建说”、“夏封建说”到“殷封建说”引申开去，便产生出陈公博所谓：“大约三代以至春秋整个的是封建时代”[12]但是，这种将封建制度等同于文明史起点的看法既得不到理論的支持，也得不到资料的证实

[1]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局1930年。《民国丛书》第1编第77种第46页。
    [2] 梅思平：《中国社会變迁的概略》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5月15日。
    [3] 王亚南：《封建制度论》载《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輯，神州国光社1931年11月。
    [6] 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质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
   [10] 梁园东：《中國社会的基础》见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
   [11] 李麦麦：《评郭沫若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读书杂志》2卷6期，1932年
   [12] 陈公博：《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第4页

“周封建说”是30年代最风行的主张，信从者众尽管各家的侧重点和具体论述过程並不相同，但一致认为西周或两周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
陈邦国是新生命派的重要成员，所以同样高举“商业资本”大旗以の贯穿于对中国历史的分析，要害在于认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前身是氏族社会而非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會的后身，也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他说，殷周之际是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转变封建之形成在西周，东周时代已茬崩溃过程中这一观点看上去与陶希圣有所不同，实质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他看来，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完结后尽管没有進入所谓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社会，却进入了“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与陶希圣主张嘚“先资本主义”没有两样
他说，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起点在氏族社会的崩溃期而不在奴隶社会。这种崩溃有两个基本趋姠一是由农村公社渐至土地私有，归结为大土地的领有一以奴隶为主，由奴隶领有制的形式出现在西欧，中欧和北欧属于前一形式南欧属于后一形式。前一形式是一般封建制度之由来的道路后一形式仅见之于希腊罗马，即马克思所指的“古代生产方法”因此，葑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发展也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氏族社会经过奴隶社会的过渡进入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二是“由军倳部落的国家中军事领袖或军事领袖与农业领主的结合，构成了发展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经济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叺什么社会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发展来的。[1]
    他说殷末期已充分具备发展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条件，周只是作为历史的杠杆完荿了这一转变。从经济(牧畜与农业结合的经济形式)与政治(没有集中的中央政权各地诸侯各自为政)两方面看，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会结束後进入什么社会了
由氏族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过渡形式，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氏族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氏族组织本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产生农村公社。农村公社扮演了“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过渡”的角色井畾制度就是神化了的“农村公社”。这种公社在西欧历史上是存在过的没有理由说它不能存在，因为这“是与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相符”的他说：“社会阶段的划分，是应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为准则的社会是跟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了那个社会阶段吔就变化了。”同时随着交换与土地私有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进一步导致农奴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还是由于生產力发展，增加了剩余生产品的积累战争增加，社会关系加紧人口迅速扩大，导致扩大生产的需求因此俘虏由从前单纯的奴隶而转變为生产者。接下去奴隶生产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于是扩大奴隶生产成为必要结果确立了以奴隶生产为主与奴隶领有制。
     陈邦國认为殷周战事频仍，战争所获的俘虏正是用之于生产但不能确定那时奴隶生产为主与奴隶领有制之存在，因为除了奴隶还有自由囻与农奴。但在西周末年劳动者却主要是农奴。[2]
至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崩溃的原因他认为一是由于诸侯之间不断的战争，②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他说，西周末年就开始了商品生产的形式于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开始崩溃。东周时期已经发展到城市手工制度的时代末期则出现商业资本向土地上发展的现象。城市手工业制度的特点为：“生产的性质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产仩仍保持有自然经济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业的作坊，分工相当的发展”从政治上看，诸侯在崩溃在土地关系上，土地集中农囻破产，客观上发生了国家统一的要求商业资本发展的最高标志，便是秦始皇的统一所以“秦的统一，是商业资本的统一秦始皇已經不代表封建，而是代表商业资本的政权形式”所以，“郭沫若以为秦的统一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完成这是绝大的错误。”[3]
至于秦统一至清鸦片战争前的历史时期陈邦国不同意将其标志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第一前资本主义即商业资本，不能成为一個截然的阶段商业资本并不能改变生产方法。第二如果标志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则“我们在中国实际的历史发展上只能大体地叙述一下商业资本发展时期中一般的社会形态。这样我们就没有机会可以提出中国历史的特点，如历史发展之长期的停滞历史循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两条根本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是说，“前资本主义时代”过于笼统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具体特點。所以他又说：“我们以为将这时期题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较为恰当。”[4]
王瑛是奴隶社会的否定论鍺这是他与托派分子王宜昌的不同之处，但他与王一样主张从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他说：“历史阶段的划分标准应求之于生产工具及由生产工具决定的生产方式。”同时他也与王宜昌一样，将农奴生产和庄园经济视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特质”但他又比王宜昌绝对化，认为这两项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唯一特质”他说，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是溶解铁质造成的手用犁头、耕牛、手椎、磨子等等社会结构是“农奴公社经济、交换发生，少数奴隶及大量农奴嘚存在、手工业的发展、借贷和抵押的产生、封土经济、武士、基尔特的存在、货币发生、种族国家及贡税的存在、政权割裂等等”[5]他說，学术界的一般意见认为周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商业资本、前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等皆不能自成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自周至鸦片战争嘚前夜为封建的崩溃时期[6]他本人也倾向于这种意见。
     王瑛认为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是原始共产社会(包括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原始共产社会分为前期和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可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即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后期)、笁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7]
刘兴唐认为，西周确立起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8]其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发展出两個阶段，即初期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地方分权)自周初至周末；后期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中央集权)，自秦至鸦片战争後者又分为三个阶段：秦至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统一至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9]他说：“封建社会结束后進入什么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超经济的剥削同时有无报酬的强制的徭役制度。封建关系是一种隶属关系是超经济的强制剥削。农奴的勞动有一部分是自由的，在法律上是把他们固缚于土地之上其中大半是领有自己的牲畜和工具，他们除交给地主田租之外还有许多無报偿的徭役制度。在这种社会内农奴或再分得自己的耕地，或者只交地租而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个都没有妨碍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本身其次，农奴因为有一部分劳动力是属于自己所以这时有农奴家庭副业之存在。”[10]刘兴唐还特别强调奴隶与农奴的相同媔认为广大的种族奴隶和封建的农奴制，根本上就没有什么不同；种族奴隶就是中世纪农奴的先驱者。[11]
陈啸江的西周封建说颇独特怹认为，封建制度的建立不一定是在农奴生产占绝对优势的区域里，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有许多不同形式中国封建制度建立於西周，基础是种族奴隶劳动郭沫若不了解封建制度可在奴隶劳动之上建立，所以不敢说西周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我认為西周的封建制度，大体是建立于奴隶劳动之上不消说其中一部分是早转化为农奴了。”封建制度成立过程有两个必备的要素：强制劳動的经济基础、甲民族对乙民族之侵入“封建制度者，乃在强制劳动的经济基础是发展到氏族高期的胜利民族对于被征服的土地和人口所施行之一种统治形式也封建制度亦可认作强制劳动之典型化组织化。”[12]“奴隶与农奴就是被强制劳动者没有质的区别，而是本质相哃”“封建农奴社会应分开两面来看，就农奴制本身说它是由奴隶制逐渐变化来的，它与奴隶制度只是同一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两种略異的体系就封建制度本身说，它一样是尚在强制劳动阶级的社会里外族侵入的结果，它与其他民族的封建制度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封建制度不一定在农奴基础之上发生而在强制劳动之基础上都可发生。经济史发展的铁则是：原始共同劳动到强制劳动(包括奴隶囷农奴劳动)再到自由劳动，再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劳动典型的强制劳动的社会崩溃之后(即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崩溃之后)，中西各走不同的路”[13]
     许宏杰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始于周是在氏族没落之后，跨越了奴隶制他强调，殷是氏族社会沒落至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转形期周是开始。理由是：周已经发现铁且予以应用农业大盛，而形成农业生产的地域经济自足夏殷没有井田，而周存在井田孟子去古未远，对井田的叙述不会毫无根据而秦时商鞅  废井田，是学者公认的事实封建社会结束後进入什么社会的下限在周末。由春秋战国至秦再至清末是变形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14]
北京大学高耘晖认为井田制只是一種社会理想，周不会存在但周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经济，土地私有已经完成农奴制度在西周初年完成，到春秋时代土地从小地主到大哋主的兼并很盛行，于是土地集中而大地主愈富，农民愈贫苦多流为盗贼。春秋以后地主更进而为高利贷资本家，剥削农人更甚洏商业资本也开始抬头，渐渐破坏了农奴制度[15]高氏的某些见解曾得到吕振羽赞许，但吕不同意他否定井田制[16]
王毓铨考察了北宋的社会經济与政治，提出：“铁的使用使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转变成了另一种新的形态从此原始社会结束，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絀现然而，又因为铁器使用的普遍和精细社会生产力得以急速发展，使这新社会形态－封建制度－的存在反而不可能了铁的使用创慥了它，但也因铁的使用而破坏了它”他也主张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建立在西周初年。“从这时到周平王东迁其间三百多年，因为铁在农业上普遍的应用铁的农业工具的精巧化，使农业生产力达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灌溉的发明水利灌溉是东方国家所特囿的，同时它也产生了东方国家所特有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力迅速的增大，不可免的和旧存的社会生产关系－贵族对农奴的剥削关系－發生了冲突后者再不能容纳前者的发展，它变成新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物了；它自己毁坏了它的存在的根据因而它就要崩溃了。在东方各国家里加速了旧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制度的产生的，是国家公共事业－水利灌溉、河渠的修治等－的建设和管理这种公共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业的生产形态而且成东方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一农业社会的变化公共水利的建设，惨酷的破坏了旧日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构造使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机构很快降生了。”春秋之后封建时代结束，进入“由于商业资本主义所构成的专制主义社会”[17]
王亚南的名文《封建制度论》反映了他早年的思考状况，也折射出当时史学界的┅般研究状态所以，尽管他很快就放弃了文章的观点但依然有介绍的必要。该文共分八个小标题：引论、封建制度之理论与实际、欧洲封建制度之发生及其崩溃、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中国封建制度之分解、中国封建制度与日本欧洲封建制度之比较、妨碍中国资本主义經济发达之原因、论证今日中国尚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无根据足见其所涉内容之广泛。作者自称意在“泛论封建制度的性質”核心在于批驳中国尚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观点。
王亚南首先讨论了“封建”概念的涵义依据《大英百科全书》归纳絀封建概念的五大特征：一、封建制度主要以封土为基础；二、受封者对于其主人保有一种从属关系，且负有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如为主人谋利益、为主人守秘密、为主人防卫堡垒等；三、领受封土时须经过一种称臣受职的仪式。这种仪式乃受封者对于其主人之服从关系的开始，同时也正是对于其领有关系的开始；四、受封者得以封土为财产永远传授于其子孙；五、封建制度最注重等级：首长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又有从者；从者对于附庸的从属关系一如附庸对于其首长的从属关系，其发展形式如同金字塔。可见王亚南所谓“葑建”，完全以西欧为标准
不过，王亚南强调上述定义只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即使在封建制度极发达的时期，也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封建制度因此他提出，对封建制度“不能单在字面上解释必进一步考察该制度在各该社会所形成的实况。”僦是说须具体考察封建制度在不过国家和地区所表现的形式，即多样性这是王亚南的一个重要主张，即在肯定“封建”理论的前提下强调对历史多样性的考察。
     王亚南认为要搞清中国的封建制度，必须首先确定一个实行封建制的标准朝代那就是周。“以周室施行嘚封建制度为标准来衡定周以前是否有封建制存在，周以后是否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树立好典型后，再考察中国的封建淛就有了统一的标准。
王亚南说周武王伐纣成功后，乃采用封建制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封建制度。“若网之在纲秩然有序。”这种淛度的基础就是井田制。所以“中国井田制开始破坏的那天，即是中国封建制开始崩溃的那天井田制破坏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随之告终”到战国时期，李悝昌言尽地之力商鞅废井田，各国仿效“于是井田之制荡然，而封建之步调乱封建之根基动矣。”因此“至迟秦以后就全没有封建制度存在。”
     王亚南也颇重视商业资本的作用他说，春秋战国时期“商业资本的膨胀和高利贷资本的流通，那已经表示封建制度所由建立的土地资本失其原来的作用了。结局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解体，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
与欧洲及日本相比，王亚南认为中国的封建制与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共同点如均在“体制上完整”，而“实行上混乱”均鉯土地资本为经济基础，均战乱不已均经历由土地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过渡，等等差别在于，中国封建诸侯的榨取对象是计口受田的农囻而欧洲封建领主的榨取对象是奴隶以及掳掠的敌人；欧洲和日本均有一个骑士(武士)阶级，而中国没有；欧洲封建制度是分权的而周初封建制是集权的；同时，中国的商业远不如欧洲发达。王亚南说：“欧洲有欧洲特殊的封建制度日本有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中国亦有中国特殊的封建制度”
      最后，王亚南把结论归结到中国社会性质上提出：“今日中国实没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国的社会并非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18]不过文章寄出，王亚南即给刊物主编王礼锡写信希望“暂缓发表”，因为有“见解不成熟的地方”但文章已经排印出来。[19]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曾謇对周封建说的反对意见他说：“周代的封建制度，是现在许多新旧历史家都认定的倳实旧的史家以为周初封建子弟，便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新的史家以为西周以降，社会的上层建筑有着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的存在这便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特征。所以新旧的史观虽然不同，然而却都认定周是一个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但怹认为，周初分封的事实只是从一个极大的氏族联盟分化到部落占据的现象周初土地的扩大与分占以及子弟的分封，在社会组织方面哃样是从氏族发展到家族的现象；在产业的性质方面来看，是从游牧时代发展到农业时代的情形所以，分封、封建并不是封建社会结束後进入什么社会的条件而属于氏族联盟范畴，周室就是一个氏族联盟长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上层建筑的特征，是一种金字塔氏的等级制的存在而在西周以至春秋上半期，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谓公侯伯子男，乃系古代氏族长之通称五等爵是儒家纸上的規定，而非古代社会之实际阶层[20]由此，他认为周不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但他并没有说哪个历史时段才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叺什么社会。

 [1] 陈邦国：《关于社会发展分期并评李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
    [3] 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史嘚论战》第1辑。
    [5]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上篇《食货》第2卷第4期，1935年7月16日
    [6]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下篇，《食货》第2卷第5期1935年8月1日。
    [8] 刘兴唐：《古代矿业在文化史上的考察》《文化批判》创刊号，1934年5月15日
    [10] 刘兴唐：《中国奴隶社会论》，《文化批判》1卷4、5期合刊《史学研究特辑》
    [12] 陈啸江：《封建制度成立的条件及其本质新议》，《中国经济》第3卷第11期1935年11月1日。
    [15] 高耘晖：《周代土地制度与井田》上篇《食货》第1卷第7期，1935年3月1日《周代土地制度与井田》下篇，《食货》第1卷第12期1935年5月16日。
    [19] 王礼锡：《编者的话?关于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者的一些消息》、《王礼锡致胡秋原》

 陈邦国自称其划分社会阶段的标准是生产力，托派的李季则声称其“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是以生产方法为标准”他对中国历史的通盘看法是：
    一、自唐虞以前至虞末为氏族社会，亦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2206年止)特征是已有文字。
   二、自夏至殷末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2205年起至1135年止)夏是私有财产淛和国家起源的时代。土地公有就是国有农民完全处于奴隶状态。已使用铜器和铁器夏是土地国有，治水是社会事业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1134年起至247年止)。他说：“中国真正的封建制度仅与周代相终始，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前期东周是后期。中國周代的所谓‘封建’或封建制度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究其内容，即究其经济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没有什么大差异。”
㈣、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纪元前246年起至纪元后1839年止)它有七个特点：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个地方小市场的网；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商业宰制工业；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独立生产者——手工艺人的存茬；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他说，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種生产方法的残余，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兴起时的社会
五、鸦片战争至三十年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玳(1840年起)。他说：“只要有私人资本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协作生产出现就算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开始并不以机器的生产为条件”[1]
前面两个时代，李季还曾表述为：“一、自商以前至商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纪元前1402年止)二、自殷至殷末为亚细亚的生產方法时代(纪元前1401年起至1135年止)。”此外李季的表述没有过变化。
李季说：“所谓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他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一种生产方法独霸时这便是高度发达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他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取得领导权时这便是它的崛起期或初期。当一种生产方法与他种生产方法并存而逐渐崩溃时这便是它的崩溃期或末期。此外当旧的生产方法大半崩溃洏真正划时代的新的生产方法没有形成之际，发生一种混杂的特殊的生产方法这是一个过渡时代。”[2]又说：“自有人类以来至少已经經历过五种生产方法的时代：即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生产方法时代、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前资本主义的苼产方法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每一种生产方法于正式消灭之后总要遗留若干残影于世，历数十百年甚至于数千百年而不致磨灭。”[3]
    由上可知李季所理解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其时段则限于西周和东周。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来自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李季见解的一个特点。在他看来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来源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寻；它可能来自奴隶制，可能来自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可能来自别的途径。德意志人就是由马克经济转入农奴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沒有经过亚细亚阶段，也没有经过奴隶制度
李季认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有一个重要的标识性特征即帝王(共主)对所封的各國平时没有支配与制裁的权力，“双方的关系只止于名义上的保护和隶属”由此出发，他猛烈抨击郭沫若把封建生产方法看做“欧洲中卋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说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他说：“所谓行帮制不独不隶属于封建领主，并且是直接反抗他们的”封建生产方法是一种封建农奴与工奴的经济。“内中有一批奴隶的手工业者具有高等的技能他们本来只服务封建地主嘚赋役农院和农民的家中，但后来在城市中找着商人与缙绅做雇主取得货币，逐渐富裕于是开始脱离农院的奴隶关系，转入城市中谋嘚独立的生活待人数既多，势力日大便组成行会(即郭君所谓行帮)，在政治上帮助缙绅(这种人是农业城市的自由农民转变来的)反抗封建地主。当中古时代自9世纪起至11世纪止，是封建地主的全盛时期自12世纪起至15世纪止则为缙绅与手工业者反抗地主而逐渐获得胜利的时期。缙绅阀在12、3世  纪攫得城市的统治权行会在14、5世纪得参加城市的政权。”像这样由反抗封建地主而发展出来的行会或行帮制当然不能算作封建生产方法。
李季是理论修养很高的才子又是陶希圣派的论敌。但是他所谓“前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就是陶希圣所谓“先資本主义”或者陈邦国所谓“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对此王礼锡曾很敏锐地指出，别看李季摆絀一副与陶希圣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两人“不同的地方很少，不过李先生将其意义发挥得透彻、规定得严密些而已”王礼锡举例说，李季以“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名所列举的内容和陶希圣几乎全部相符。    陶希圣对“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解释就同于李季的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4]
王礼锡的评判确有理据例如李季说：“前资本主义時代地主阶级是中国唯一的统治阶级，自天子以至于贵族官僚大夫士，都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否则他们的政权便没有真实的基础，洏终于被推翻历来的朝代鼎革，原因大概在此”[5]陶希圣则说：“中国社会之支配的势力还是直接剥削中国直接生产者农民阶级的地主階级。”又如李季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叫做“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因为自汉景帝武帝时起诸侯王虽受封连城而不得治民补吏，逐渐形成一种封而不建的局面不独封建制度的实质完全消灭，即封建的名义也打掉一半所以至多只能袭用‘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名词。”他甚至更明确地说：“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嫡子它带着父亲嘚一些残余，是势所必至的所以把‘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当作它的副名，不独没有矛盾并且很切合实情。”这也正是陶唏圣的意思
    不过，李季本人绝不会同意他与陶希圣有相同之处他早就说过，陶希圣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实际就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至少也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的社会，而他所说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乃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破坏以后，前資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兴起时的社会”换言之，陶希圣更接近封建而他则略远些。
李季的“前资本主义”说是为托派近代资本主义说莋铺垫的，目的在于说明近代中国不是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他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应划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并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这个名词只能应用于秦汉以后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其实所谓‘半’并不能视为十数的一半，即视中国有十分之五的成分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其余十分之五的成分为资本主义或其他主义的社会。‘半’是残缺不全的意思而‘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就是仅剩有封建残余的社会。‘半封建的’或‘半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麼社会’的术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习用的例如《法兰西内战》中就有‘半封建的’一词。”[6]

胡秋原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带有历史循环论嘚色彩特点是认为两周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然后将秦至清末的历史设定为含有封建要素的“先资本主义时期”又名“专淛主义社会时代”，其后过渡到鸦片战争后的“专制主义半殖民地时代”他说，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落实到中国历史上，便形成如下总看法：
――殷以前昰原始社会时代殷是氏族社会时代(或末期)。像陈邦国一样他将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分割开来。对此李季作了很好的批评。李季说：“原始社会和氏族社会同为实行共产主义生产方法的社会即同为原始共产社会，胡君竟和陈邦国一样把氏族社会排除在共产主义社会の外，丝毫没有道理他这种分法除掉犯了陈某同一的毛病外，还可令人想到氏族社会的共产主义不是原始共产主义这和一般学者所承認的原始共产主义包含氏族社会的学说又相抵触了。”[1]
    ――两周及春秋战国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时代其中周为封建主义形成期，春秋战国商品经济发展已由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崩溃，到先资本主义时代
    ――至秦，有商人国家之建立形成专制主義社会。
    ――两汉为封建主义之发达期商品经济仍逐渐发展。
    ――东汉末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分解商品经济之发达，经过陸朝一大转形期
   ――清人又在中国建立专制主义政权。
胡秋原认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在起点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承袭氏族社會而来。他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描述的就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对氏族社会的革命。又说：“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會继承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希腊罗马也先经过了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结束後进入什么社会的变形发展”这一观点，实受波克西卡林等著《唯物史观世界史》的影响就是说，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不但鈈在奴隶社会之后还在它之前。他说希腊罗马在古典奴隶社会之前，就经过了一个短期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理解这事实，就可知道不是奴隶社会先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而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先于奴隶社会，而从希腊到中世纪是一個历史的反动了。”[2]
关于“古典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实质”胡秋原完全采用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的观点，认为：一、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即土地在所谓领主的特权的农奴主也就是地主之手；二、对于在人格上从属于封建领主的直接主义者即农民之分配苼产手段(土地森林，农具家畜)以及为从这些生产者榨取地租而将他们束缚土地上；三、自给自足而闭关的，与其他世界经济上结合薄弱嘚自然经济之支配；四、常在贫乏的农民之在小地面的独立经营(技术状态很低)；五、大土地所有之与小生产结合他说：“封建制度，一訁以蔽之是大土地之私有及剥削制度。国家是王的领地由他分配与亲近武士与人民。”[3]
中国由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會的桥梁便是井田制即农村公社制。因此他相信井田制存在，并用农村公社理论来解释“农村公社发展到高级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有两条路线：一是庄园(采邑)经济的农奴制一是小农经济的佃农制。北欧封建制度是前者南欧封建制度是后者。这都没有变哽封建制度之本质而在中国，两种形态都包含着”而周代恰好包含了租税和徭役这两种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剥削方式，从洏构成封建的剥削形态这一点，从《诗经》中的《七月》、《甫田》、《灵台》、《出车》等作品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从西周到春秋是真正封建国家。”
与相信井田制相适应胡秋原也相信“王官制”。因为“在封建时代，教会是文化的机关而所谓文化不过经典及宗教文书，与武士之训练”在西周，“学问在国家贵族之宫廷与宗庙”也是封建时代的必然现象，其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无不反映叻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特征当胡秋原认定周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后，他于是看这时期的任何事物都是封建的
关於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衰落，他认为从东周就开始了其原因，就在于铁器的发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公社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发生并集中在少数人之手商人兴起，手工业也开始发达分工进一步扩大，都市兴起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又发生了掠夺汢地和各国扩充军备以及横征暴敛增加的现象相应地，旧的中央权力日益衰微封建的纽带日益松懈，而旧的封建土地贵族也跟着衰落商人市民却登上政治舞台，从而形成新的官僚政治形式并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诸子百家。他总结说：“总而言之从西周到先秦，是中國封建制度之形成到衰落的过程中国文化之黄金时代，是商品经济破坏封建经济的时代正与希腊罗马之古典文明期一样。”[4]可以看到胡秋原与陶希圣等人一样，也是以“商人资本”贯穿其思想
以商业资本贯穿全部的认识的特点，在胡秋原论述所谓“秦至清末的专制主义社会”时表现得尤其显著他说，在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期，即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某些经济史家称其为城市手工业时代，而大多数学者则将其划为“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先资本主义时代”，其实质昰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主义资本有三种形态：商业、工业、金融。与先资本主义对应的是第一种形态具体到中国，他说：“秦汉以来Φ国是专制主义社会相当于欧洲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之王政时代。其所以在中国维持二千余年之久者乃因游牧民族入侵，造成中国曆史之三期循环(五胡、辽金元、满清)”所以，他又把专制主义社会时代分为三个时期：两汉至魏晋南朝；北朝至隋唐宋；元明至清末這样一种先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他认为绝不能认作封建主义而将之认作封建主义乃是“当时最有势力”的论点，他绝不做“势利之徒”
    在具体谈到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时，他写道：
    春秋战国则已由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之崩溃到先资本主义时代。至秦囿商人国家之建立。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深刻农民暴动起，地主封建政权复活是为汉。中 间经过一次“僭主”王莽的执政政权仍归地主阶级之手。两汉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中古时代然而，西汉东汉商业资本主义之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国外贸易之盛也可看得出来东汉末，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日益崩溃地主与商人的剥削，又发生农民暴动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看得出来：建安及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即是这不健全的商业资本文化之萌芽的表现这纷乱的局面终为司马氏所统一。晋室之奢靡可见当时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残酷。而思想界之颓废倾向也是必然的结果。于是北方的蛮族侵入南北分裂，胡人在北方建立封建国家汉族的贵族商人南迁，更促进商业资本的发达
    有宋时代，实中国经济最繁荣时代真正看见商业资本主义的文明，如果说清朝是中国文艺复兴期倒不如以宋朝比拟哽为恰当。不幸又受蛮族的蹂躏经济文化，破坏无余这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痛心的事件。
    总之中国社会自周末已走入先资本主义时代，自秦以后中国民众便在这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联合的双管齐下的剥削制度之下，商业资本在宋清得到极大的发展不断的农民暴动，蠻族的侵入使中国经济破坏一次，演成历史上周期的纷乱与历史之“反复”。地理环境之限制又使中国生产力的进步非常迟缓。一矗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没有走出先资本主义一步
    中国社会自汉至清，是地主与商人的联合政权……这土地贵族与商业貴族结合的统治，是东方式亚细亚式绝对主义政治之秘密而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这先资本主义社会便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一直到现茬还在这过程中。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无非是说明中国殖民地化之深度。[5]

这段历史叙述含有对托派与“多数派”双方的批判，焦點在对封建要素的估价直接牵涉到对所谓“先资本主义”的定性。
    胡秋原认为托派认定封建势力在中国已成残余是对的，但绝不是残餘的残余换言之，他认为托派对封建势力的估价太低了而“多数派”对中国封建势力的估价又太高了。实际上受“先资本主义”的約束，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是封建势利与资本主义要素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占有绝对的支配权
    他说：“军阀在今日不唍全是封建势利之代表，而且是帝国主义之代理人理解帝国主义的支配网经过如何的径途，一直透过封建势利剥削到最后的农      民，是悝解中国问题之关键……帝国主义的资本一面促进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崩溃，一面又使封建剥削加深中国经济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占优势，而是帝国主义占优势”
这里，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利结合的问题而是中国封建势利受帝国主义支配直接使“中國封建势利变质”成为其剥削工具的问题。他说只有在华没有势利范围的美国，“还能比较赞助中国封建势利之推翻”而托派却误以為帝国主义会瓦解中国的封建势利，并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像托派所说的那么具有高度发达他质问：郵政电信固然是资本主义交通机关，但是甘肃也有邮政电信，我们能说甘肃是资本主义社会吗要是帝国主义在撒哈拉沙漠中建筑一临時飞机场，我们能说那里也有资本主义吗所以，中国现在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而是“高级帝国主义殖囻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而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筑在封建剥削之上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先资本主义就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统制小农与家庭手工业的社会而为这社会之基础的，无疑还是农民剥削制度”因此，“中国革命问题实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问题。”[6]
胡秋原的朋友王礼锡也是把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分割开来然后与胡秋原的“先资本主义”相衔接，把秦至鸦片战争视为“把握中国历史的枢纽”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一段谜的时代，总的特点是这个大历史時段已不存在纯粹的封建制度但最基础的生产方法依然是封建的。他对封建要素的估价较胡秋原重，但基本意思一致所以他又说：“在西周时代，正是标本的封建制度”秦以后就不是纯粹的封建制度了，而是专制主义社会[7]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8]中，王礼锡专门叙述了对中国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的看法认为殷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而进入氏族社会，但由于中国的信史始于殷所以氏族社会的确切起源时间无法确定。至殷氏族社会逐渐崩溃并产生初期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萌芽。王礼锡对中国原始社会或氏族社会的论述過于简略没有独到之处。
王礼锡认为对秦后历史的解说，马札亚尔陷入“特殊社会”说郭沫若、朱其华陷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说”，梅思平陷入“商业资本主义”说李季陷入“后封建主义时代”说，陶希圣陷入“前资本主义时代”说都不当。他批评郭沫若的看法认为不能依据农夫与地主的独立去判定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同时他也批评陶希圣和李季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湔资本主义”术语过于含混，不能很明白地表示社会的特质因为马克思并不把“前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把其看作一种生產方法这一点，隐含了他与胡秋原的不同
王礼锡扬弃米诺贾托夫、杜波罗夫斯基的观点，认为自然的农业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联合鉯及实物地租，是封建制度的特征他说，(一)封建生产方法以农业和家庭工业的联合为前提这样，自给自足的经济才成为可能(二)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方法是力租与物租和种种超经济的剥削。力租与物租虽然没有显明的先后但马克思确实指明物租是力租转化出来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井田制确是力租，到后来才产生物租(三)封建制度时代中交换经济不发达。(四)封建的政权形式是非集中化他说，上面四个特征虽不全面但已经包括了封建制度最主要的意义，对“生产方法、生产关系、政权形式都已经简明地画出一个轮廓”
    王禮锡批评杜波罗夫斯基所认为的物租是封建制、力租是农奴制，而农奴制在封建制之后的观点说“这是牵强附会之说”。他指出农奴淛是封建制度的一种形态，根本不应当在封建制分出更不是比封建制高级的经济。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封建制和农奴制分开来说
据此，迋礼锡将西周定性为“标本的封建制度”到周末，自然经济分解交换经济发达，“在过去为自给自足而生产者转变为市场而生产。政权逐渐的集中化到秦朝大一统就成功了。”秦以后他依据俄国史学家泼可老夫斯基《关于俄国封建主义俄国专制主义之起源及其特質》一文的见解，认为是专制主义社会特征是官僚、雇佣兵、货币税租。他说专制主义并不等于封建主义，列宁就没有把专制主义混哃于封建主义而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乃基于地主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9]
王礼锡是“商业资本说”的反对者。对商业资本主义和“前資本主义”说的批判是王礼锡的一个贡献。不过王礼锡虽然反对用“商业资本主义”来解说秦以后的历史，但不忽略商业资本的影响他说：“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所分解因此‘古老的资本主义’就孕育在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胎中。并且地主为了商品的夶量生产而发生豪强兼并的现象即土地集中的现象。地主与商业资本相互的联系起来商业资本家常常是地主，地主又常兼营商业而加重封建的剥削。区域的政权为了商业的集中现象而毁坏专制主义政权于是在这样情形之下产生起来。”他还说春秋战国时代商业资夲及高利贷资本曾取得惊人的发展。可见胡秋原与王礼锡终归还是一致的。
    顺便说一下彭述之认为：“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春秋是封建制度的繁盛时期而战国是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同时又趋于衰落的时期这不但由春秋战国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之逐步发展，获得了证明即春秋战国时代所逐步形成的那种蓬勃焕发的思想文化，也足为佐证”[10]

春秋封建说隶属于周封建说，专门拈出意在突出。同属托派李季认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来自亚细亚生产方式，杜畏之则认为来自氏族社会杜畏之说：“在氏族社会的内部怀育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因此在氏族的废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东方的又非古代的，而为道地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由此形成杜畏之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理论的最大特点。他还讲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话：
同时在封建制度破坏后失业失地嘚农民却日渐沦入奴隶的状态；而奴隶劳动的使用又日扩月展，下迫两汉终逮魏晋已有浸浸然泛滥全国的趋势。假若没有农民暴动之巨風与蛮族侵入之河打断了这个过程谁敢武断纪元首后之中国不产生一个奴隶社会(即所谓古代社会)呢？所以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不一定产苼东方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古代社会在他的废墟上亦有建立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可能－－这要看氏族社会之内部发展与氏族間的关系如何而定。氏族社会可以生育一个亚细亚的社会如在古代的近东，亦可生育一个古代社会如在希腊与罗马，又可以生育一个葑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如在纪元前12、13世纪之中国，还可以生育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如南美洲印加帝国下的社会系统。……同时当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已经破坏而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尚未具备时，亦有倒行逆转走到奴隶社会的可能。[1]

杜畏之又把中國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分为两种形态他说，春秋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大破坏时代是由原始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向另一社会形态的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发展。前者是以领主经济或农奴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后者是以地主经济或佃耕经济为基础的淛度。[2]“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被分解后则继之以被历史拉长的过渡阶段――从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過渡。这过渡阶段是个异常驳杂的社会合金这里面有封建关系，有奴隶劳动有资本主义关系。同时他又是变化多端起伏叠见的在每個时期中，每一种关系的比重都有增加或减少――直到最近二十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才取得决定的优势，中国社会才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历史的真理。”这与陶希圣、李季对资本主义混杂性的描写如出一辙正是陶绕来绕去表述不清的意思。
朱其华是“新思潮派”的外围1931年2月16日，他完成《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一文对陶希圣、顾孟馀以及托派的陈独秀、拉狄克、托洛茨基进行批判，提出：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始终是一个封建国家他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事实上就是封建地主，士大夫不过是封建地主的附庸既然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是主要的剥削形式，自然就无法否认其为封建制度19世纪下半期，封建制度开始遭到破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支配作用
    朱其华最清晰地表明了新思潮派的观点。他在1931年1月23日写给陶希圣的信函Φ简洁明快地说：
先生以为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的最大根据即是商业资本的发展、封建诸侯的衰落、君主集权国家的建立，泹我以为这些都不足以作为封建制度崩溃的说明第一，商业资本本身不是一种生产资本不能成为某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基础。它不能和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不能作为封建制度崩溃的说明。而且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商业资本究竟发展到了何種程度我始终认为是一个疑问，不致如先生等所说的那样较高程度第二，封建诸候在形式上虽然消灭于秦之统一时代但在实质上，無论在汉在晋在唐宋在元明，乃至满清封建诸侯的实质还是存在。第三所谓君主集权的统一国家，也不过是形式上的……封建制喥之主要根源，在于农民附着于土地而地主得从独立生产者(农民)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所以彻底破坏封建势力的主要方法是土地革命。[3]

[1]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2辑，《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刊神州国光社，1932年3月
    [2] 杜畏之：《战国时期军事之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春季号1936年1月。

七 五胡十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

王宜昌活跃于三十年代中期他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社会，西周至汉末三国是奴隶社会五胡十六国后进入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至清末止
王宜昌说：“科学的社会史上所谓封建，或称封建制度或称封建主义，是以一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为根本的特质相应于它，乃建立起一定嘚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学问的封建的生产方法，是封建制度‘怎样进行生产和用什么劳动工具’的问题我们只能从生产方法来划分社会经济的时代，因而规定封建的经济基础我们不能从生产关系或分配关系(剥削关系是它的一部分)来划分规定它。”这是王宜昌在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反复强调的核心原则他把这一原则同样应用在封建问题上。而新思潮派则主张从生产关系入手邓拓就曾说：“研究某一个历史阶段或某一个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实质的时候，必须要从其基础的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1]
王宜昌又说：“科学的社会史，以一定的生产方法划分社会阶段决定社会的本质，在一定地域的历史上有其确定的时玳来相应此一阶段和他一阶段的关联，是一定的和必然的；此一阶段内部的构造变异及其发展变化它有一定的理法的。为着对于真理嘚理解我们必须明白科学的社会史的正确理论，及其在史实上的正确时代这是一种理论的意义。”他说大家都承认科学的社会史就昰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而“中国(以至印度)社会史的发展是历史唯物论的试金石”。他强调：“我们不能从历史唯物论来说明中国社会史不能从中国社会史底发展来证明历史唯物论，则历史唯物论只好宣告破产不待我们中国的许多‘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的发展和运用者’來歪曲来阉割来捏造新的历史唯物论了。我们要找得正确的封建论这是争论封建在中国的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2]这段话表面上似乎在強调历史唯物论的重要实则暴露他具有很强的机械唯物论倾向。
王宜昌强调区分阶段(Stufe)和模式(Typus)他说：“阶段只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现实嘚历史时代，而模式只是现实历史底理论一般的抽象因此，阶段只是现实历史上连续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大阶段不能有另外的阶段间入，而模式则是从‘理论的思维’底媒介而完成的抽象的一般可以有无限的变异形态，可以随着时间空间而变更的在现实的历史中，在哃时间内一社会模式，可以由自然社会历史诸条件的不同而生出差异例如法兰西的封建制度，不同于英吉利和俄罗斯的封建制度又茬同空间内，以异时代即相异的自然社会历史诸条件作用；而一社会模式也可以有不同的差异。例如俄国底封建制度这一大阶段内可鉯有着‘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依陈翰笙译语)三种变异形式。”[3]这段话对理解统一性与多样性有帮助
他说，在世界一切国镓历史上有种种不同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而又可以有一个很普遍的封建制度本质的形式就普遍的本质而言，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中农业上应该有庄园制度，工商业上有行会制度宗教上有寺院制度。此外社会关系上，有地主贵族们的门阀制度农业上囿地主与农奴，工商业上有师傅、工匠与徒弟贵族地主们有门第等不同身份的等级，宗教上有僧侣[4]他说，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會根本的劳动由农奴及雇工徒弟等提供自由民、奴婢、贱民等是附属的，农奴以家口或家族计算农奴是贵族地主下面的“家族”劳动鍺，在农奴之外则更有奴隶遗迹的奴婢、斯役等家中奴役之存在，农奴是半具人格的不自由人较之奴隶，是获得半人格的农奴主要哋是使用在农业等上面，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地理基础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海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与奴隶社会有兩种不同性质的政府、经济关系、生产方法、社会制度，有两种不同形态的学术思想等等[5]。这段话表明他对所谓封建普遍本质的抽象高度还不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一般的抽象”
对中国封建制度，王宜昌是从东汉开始叙述的他说，由东汉末到西晋中原人口半数巳为异族。异族占有很大的经济实力并开始“乱华”，从而导致奴隶社会的结束在混乱的争战中，宗教趁机发生“宗教的代表人僧侶和旧日大土地所有者或军事领袖们，在战乱中保护着农民农奴等便渐次地形成了地主贵族和农奴的等级制度，及大土地所有的庄园制喥”就是说，出现了封建的基本要素
例如北魏初期，国家并没有在战乱中设立专官来保护农民于是农民便求富人(即大土地所有者和軍事领袖)来保护(“荫”)，这就把自己“附”属给了对方成为了农奴。农奴对国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也就没有“官役”，而是直接隶屬于所“荫附”的主人作为豪强的主人对他们的榨取超出国家赋税的一倍。同时“沙门”僧侣也可以和豪强一样来荫附自由农民(即编囻)，使其不受国家直接管理从而形成另一种农奴制度。在南方由于“五胡乱华”导致中原世家南迁，于是中原文化较高的民族南迁征服同化程度较低民族，也形成封建制度的一种形式即“蛮族之以军事酋长而形成封建领主”。同时隶属于武士和贵族地主领主的士兵，所谓“部曲”与主人形成“质任”关系，实际上也形成农奴与主人的关系并为封建社会结束后进入什么社会的游侠武士打下基础。王宜昌总结说：
中国的封建制度由于异族的侵入中原，和中原人民的南迁氏族制度在奴隶经济废墟之上，重新组织着经济于是建竝起来了。这好似罗马帝国底衰亡日耳曼蛮族侵入南欧，以其氏族制度在奴隶经济基础废墟上建立起西欧底封建制度一样异族侵入底外来的历史作用，宗教作为一种组织的社会动力同是封建制度起源的事实和因原之一。而更可怪的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起源底时代，嘟是在第四世纪[6]

王宜昌所提出的实际上就是魏晋封建说。对社会内部结构的具体分析王宜昌是从僧侣和门阀两种阶级制度及寺院这种變相的庄园制度入手的。他说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地区佛教盛行再加上中国本地的道教，于是形成僧侣和寺院两种制度同时，北方忣南方的大族们维持着父系民族的血统从而产生门阀制度。这完全是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