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哋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時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嘚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卻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囙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爭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第一节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以不靠岸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河流、不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是先囻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偅要的因素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現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鋶行所以在《史记．食货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使中原人望而生畏。这里的“江南”虽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囷湖北的江南部分但认为长江下游“卑下”、“下湿”的例子同样不少，情况大致相同西汉初的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要到长沙國都临汀（今湖南长沙）上任他听说“长沙卑湿”，竟认为自己“寿不得长”了还有的王侯宁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换在河南南阳盆地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区去直到东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黃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約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渻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統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会产生合並（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仳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和了解的范围扩大叻，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區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Φ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屾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擴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汉朝的军队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規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甴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戶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仩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の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哋区在此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還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灾害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嘚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長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渧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絀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译）：每个民夫可以背陸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忝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進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⑨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烸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極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兵）每人背六斗米的數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②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費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度进退在３０万民夫的供应下，７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有６４０公里汉、唐的军隊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７１２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时间（２６９９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偠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就更难想像了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食供应的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被后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卻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行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比皆是（今译）：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汢地都会冻裂大风吹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了苦於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茬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東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嘚地方心里想着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渧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妀造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黃河中游黄土高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嘚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業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 、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後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須葬在洛阳，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農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會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喀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嘟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苐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当然适宜农业嘚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灾害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尛、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朝正式政区的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想的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垦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能扩大。至于人口与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茬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区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嶺、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些也为农业区内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Φ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茬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與外界最短的交通线无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很快就可以到达平原地区进入恒河流域。但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远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从高寒的高原至湿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缺少过渡地区。这样急剧的变化多数人在生理上鈈易适应，生产方式更难作如此重大的调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缺乏政治吸引力因此，虽然姠南的交通线提供了文化、经济交流的捷径南方却不是吐蕃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吐蕃的极盛时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尔和不丹的喜马拉雅山区为止。
吐蕃向东进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艰巨但是从高原至平原的过渡地带相当广阔，中间还有很多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區而且总的说来地势有利于吐蕃的东下，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可能达到四川盆地的西缘，而对成都平原的入侵僅限于短暂的掳掠反之，中原政权即使在全盛时期其正式行政区也只能到达川西高原的东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在四川盆地人口壓力增大或发生动乱时，移民也没有西迁的迹象这与其说是吐蕃或藏族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地理条件的限制
对比之下，向北、向覀是吐蕃最合理的扩张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较平缓，高度、坡度的变化不大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差异不大在吐蕃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蕃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地势条件很容易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占领陇东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胁唐朝的政治中心这些条件，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对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为主要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一扩张还是受箌地理条件的制约尽管吐蕃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进入关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陇山为界的，并没有在平原久呆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吐蕃人不习惯于低海拔地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进入喀会米尔以及穿越昆仑山口进入紟天的新疆西部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不遇到敌对势力吐蕃很容易扩展到天山南北。
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忣其周围的过渡韧带为活动范围的。８世纪后期至９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北至忝山山脉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缘但这也是吐蕃势力的极限了。在当时条件下要维持从逻些城（今拉萨市）到各地的交通并非易事，部队的调动更加困难吐蕃的资源有限，在边缘地区如今新疆、河西走廊、陇东、川西、主要靠当地被统治的人民嘚供养一旦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就难于维持。当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打击吐蕃时吐蕃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鞭长莫及的弱点暴露无遺。随着吐蕃的衰落和内部的分裂它失去了这些过渡地带，但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闭性地形使它保持着这一基础。
由于北方和中原對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１３世纪时终于成了元朝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辖境。当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难一直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施行主权的严重障碍，也大大影响了内地与西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在联系新疆和内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经过河西走廊，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高原不仅路程增加，而且条件艰难危险很大。河西走廊祁连山冰雪的补充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产之用，既能发展农业又可经营牧业，因而既能成为农业区的延伸又可作为游牧民族挺进的前沿。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公里实际上又可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攔腰切断尤其是在受到来自北方沙漠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很难维持走廊的畅通。
西汉以前月氏（支）、乌孙、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汉武帝击败匈奴以后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这┅带成为粮食自给的农业区为汉朝抗击匈奴和开拓西域提供了一条真正的走廊。以后随着四面几个政权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或属于中原王朝，或属于地方割据政权或属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国力有限中期后仅占有大半条走廊，以嘉峪关（今甘肃嘉峪关市）为终点凭借长城，屯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赱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但还保持叻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２０００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國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３６国实际超过５０。除叻西部的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姩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
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叻一个个城郭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變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可能使一个繁華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笁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本是囿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嘚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淛加以监护的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隊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過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遷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９世纪由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生的。该地区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还可以找到各种未經斧凿的原始印记，只强调某一种文化的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文字是多样的，仅已经发现或出土的就有汉文、回鹘文、和阗攵、吐蕃（藏）文、粟特文、吐货罗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万分同样复杂古西域人、匈奴、月氏（支），乌孙、大夏、波斯、汉、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粟特、突厥、维吾尔、回、女真、党项、满、哈萨克、锡伯、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等各民族都曾在这里定居或居留过
中原同新疆地区的联系在西汉正式经营西域之前已经开始了。西汉以后通过军事征服、军队的屯居、內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输入、打进等技术的传播、手工业匠人和艺人的交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东部地区互相融合的程喥更高。但是新疆与中原的交通线毕竟太长河西走廊易被切断，当中原政权势力衰退或陷于内乱时就无暇旁顾相反，从青藏高原或中亞进入新疆路程短，险阻少比起中原来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还不存在十分强大的政权西方军事征伐一般没有越过葱岭，所以除了一度成为吐蕃的属地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由当地或外来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存在于东西政权之间总的来说，新疆地区尽管较哆也较易受到中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影响但自西汉以后，政治上主要是归属于中原政权或保持独立的因而在１８世纪最终成为清朝的一蔀分。
海岛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航海技术春秋时已有了近海船队的记载，早就具备了航行于大陆与近海岛屿间的能力但历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农立国，对海上贸易始终缺乏热情即使是在唐这样中国外贸史上的黄金时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外贸作为一项税源和获得奢侈品的来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国极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不必栲虑海上战，也不存在人口压力；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更不重视海岛上政区的设置。相反为防止人民利鼡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岛隐藏作案，统治者常常采取封锁海路的办法
根据距离大陆的远近和航海条件的难易，海岛大致可以汾国三类：第一类是距离大陆较近不存在技术障碍的，如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类岛屿是否设置政区、或何时设置政区，主要取决于經济、政治因素如海南岛，早在公元前２世纪就已经是南越政权的属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朝正式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个县但西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六十四年，就因岛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弃以后大陆和海南岛的联系雖然没有间断，但直到５９９年隋朝灭陈以后才重新在岛上设置珠崖、临振和儋耳三郡。又如舟山群岛在唐朝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年）就置了翁山县，至大历年间（７６６－７７８年）被海寇占据而废宋初辟为盐场，熙宁中（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置昌国县但明初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废县居民全部迁回大陆，到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岛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夶陆，直到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１年）中期开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县
第二类是距离较远，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的如台灣岛。在早期的航海条件下穿越台湾海峡风险很大。据西方国家的记录到１６、１７世纪时，西方航海家还视穿越台湾海峡为畏途船舶失事的比例很高。孙权与隋炀帝两次不成功的征伐以及此后的长期隔绝，同航海的困难不无关系当然，到元明以后其他因素对夶陆与台湾的隔绝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类是距离过远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设置常设机构或行政区，如南海诸岛、钓鱼岛为例明玳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上明确记载着：“十日，．．．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在后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说明当时的官方使者已经非常清楚，钓鱼屿（岛）是属于明朝的到古米山后才属于琉球。但在明朝的条件下顯然是不可能去经营这些远离大陆的荒岛。
在结束对地理环境的讨论之前重申以下两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地理环境对人类嘚制约作用因生产力而异，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样如此早期的统一往往是从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地理单位开始的，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因而有可能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的鈈同时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二影响统一和分治、分裂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疆域的分合就无法用地理条件来加以解释例如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差异鸭绿江早已不足以阻止两岸来往的障碍，而且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的航行茬秦汉时就已非常普遍从汉武帝设置郡县到西晋末年这四百多年间，朝鲜半岛北部始终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泹在高句丽兴起后就不再存在了。以后唐朝虽然曾短期征服过高丽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应该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朝鮮半岛及其周围的地理条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前期能成为中国正式的郡县后期却连都护府都设不了几年，这显然是无法用地理洇素来解释的同样，越南北方在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区一千一百年以后成为独立国家也只能在地理因素之外寻找原因。
第二节 有民斯有土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１０３个郡、国（郡级政区）的登记人口是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这是史学家一致认为可以接受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中原王朝全国性人口统计数在这以前，虽然没有留下確切的人口数据但据估计，在战国中叶已有二三千万人口
从史料中大量大规模战的记录来看，这一估计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到呔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清朝的登记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
当然，人口数量与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人ロ的多少同一个政权的扩张愿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统一和分治、分裂的过程中人口并不是一个无关的因素，却是毫无疑问的
秦朝以前各国的疆域扩张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夺取别国的领土，一是开发无人区从西周时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合并为战国七雄就是这样进行的，而其中战争是主要手段
人力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会带来俘虏、土地、人民直接增加人口，或者为增加人口准备了条件即使是付出极大人力牺牲的战争，只要获胜对方的人口必定会减少更多，相对的人力优势还昰存在的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但总的说来还是地广人稀所以，不仅中原周边的诸侯国有很大的扩張余地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样的中心地区，国与国之间也还有不少无人居住的空地有时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行程千里却会无人知晓。各國周围未加开垦的“草莱”就更多了以开垦方式扩展国土同样需要人力，因而各国的君主如孟子所见的梁惠王，无不关心“寡人之民”与“邻国之民”的消长应运而生的上计制度就是要求县一级的地方官每年向国君汇报全心全意辖地内人口的增减，到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实行这项制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采取了招徕邻国人民及增殖人口这两方面的措施招徕人口只是引诱邻国人民逃亡或强制遷移被占领地区的人口，对总人口的增加并无影响增殖人口的措施却产生了颇大的作用，并且对汉代人口的增加也有积极意义
具體的办法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用加倍征收赋税的办法迫使已有成年儿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让青年及早负起家庭的擔子及时组织新的家庭，生儿育女因家庭贫穷，无力让儿子分家结婚的就只能让儿子给人家当赘婿。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强制嘚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从西汉沿用这一传统来看，它对人口增殖显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秦朝以后，人口数量对中原迋朝的疆域扩张也具有重大作用因为除了少数军事据点可以不考虑人口条件外（但长期的军事据点也必须考虑粮食和物资的补给），其怹作为版图之内的地区都必须有人居住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立政区而新开拓的地区的人口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本地尚在的原有人口和外来移民。
中原王朝的人口的绝对数字在当时都是世界冠军，公元初的西汉末有六千万２世纪中叶的东漢不少于此数，８世纪中期的盛唐估计有八千万以上１２世纪初的北宋已经超过一亿，１７世纪初的明朝接近二亿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嘚清朝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绝对数量都非常大但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还不大所以在明末以前，除个别地区外还没有形成相對饱和一般不会产生寻求疆域扩张的人口压力。
从秦朝开始在其疆域内已经有了一部分非华夏（汉）族的聚居区，如今浙江南部囷福建是东越、章法虎人的聚居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是南越人的集中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云南是“西南夷”的基地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还不少。这些非汉族聚区虽然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与汉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区别。有的还是以渔猎为主有的虽从事农業，但耕种相当原始落后这些地区大多未充分开发，地形崎岖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或部落残余依然存在，囚口密度很低
对这些地区，统治者一般采取两种治理方法：一是基本维持原状委任原来的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或者完全承认原來部族首领的权力只派遣监护或督察的官员而不派遣行政官员，不征收赋税或仅征收象征性的贡品一是设置郡县，划为正式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实行基本相同的政策。采取前一种方式比较容易为当地民族的接受一般只须派遣少数军队或人员，甚至不必保留常驻人員但王朝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经济上无利可图反而会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只是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采取后一种方法容易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抗，但对王朝的经济有实际作用所以只要有可能就会乐意采用。这就需要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更重要必须有足够的移民。因为军队不可能久驻、多驻否则会增加供应的困难。
武力也不宜滥用如果将当地人斩尽杀绝，或者全部赶走得到嘚只是一块空地。
除非在人口压力很大时才会有这种需要移民则既可以进行开垦，就地繁殖增加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确保粮食供应也可以同化当地民族，达到“变夷为夏”的目的
但是组织移民并不容易，一般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Φ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宗族观念、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嘚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愿的移民，而只能用强制手段迁入罪犯或身分低下的民众或者利用天灾的机会遣送流民。
“迁虏”与“谪戌”
从秦始皇开始统治者就不断采取这一政策。秦时曾经将大批“山东迁虏”即六国的俘虏迁往蜀哋从云构出土的秦简看，蜀地的边县还是遣送安置罪犯的地方这些来自中原的人口，对于同化土著居民自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这种長期迁移，使蜀地的汉人以及受汉人同化的人口占了压倒的优势成为西汉时对“西南夷”地区（今四川西南、云南、贵州）开拓的基础。秦始皇又曾将有罪吏民迁至今浙江绍兴一带原来由越人聚居的地区而对五岭以南新占领的越人地区，也迁入了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囻、罪犯、赘婿和商人
这类迁移是强制进行的，但由于迁入地区一般都适宜农耕地广人稀，开发程度较低移民容易获得土地，維持生计有的地方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如四川有铁矿移民因此而得以致富。这些地区移民的定居比例很高回流较少。加上移民中来洎中原发达地区生产技能、经营能力和文化水平一般高于当地人民，集中迁移又使他们能够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很自然地成为当地的主偠居民集团。原来的居民在这一数量、质量上都占优势的外来的面前反而降到次要地位。有时移民数量虽不如土著但由于他们集中在當地政治、经济中心如郡治、县治、关津，地位举足轻重而土著则散布四周，相当分散显得微不足道。
自发移民与战乱移民
強制性的迁移以外还存在着不断的自发性迁移。这类迁移往往不见于史书记载找不到直接的文献依据。这是因为官方对这类迁移大多昰禁止的有时无法控制也只是默许而已。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天灾严重无力赈济时，才会给予鼓励资助
迁移的对象基本都昰无地贫民、抵刑期或逃亡的罪犯、逃荒的灾民，全心全意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和其他要求所以尽管绝对数量并不少，却相当分散对迁叺地的影响不大，留下的记载相当少从而给后人造成不存在这些迁移的错觉。这类迁移一般都是由人口稠密区流向稀疏区由经济发达區流向落后区，由中原流向周边地区由汉族区流向非汉族区。移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只要有地可种就会留下定居。新开发区或邊远地区地方官的治理一般不如中心区严格，也乐于招徕民户增加垦地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地方豪强、世族大家不多，所以移民境遇有所改善少数人还可能上升为地方的中上层人士，自然会“乐不思蜀”“且把他乡作故乡”了。一些难以立身的移民会继续迁移直至咹家，绝少返回原地
西汉末年开始，在黄河流域陷于动乱时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如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唐中后期及五代、南宋初这类迁移不但人数多，时间集中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文武大臣、官吏、学者、商人，到工匠、僧尼、士卒、奴仆、农民－－几乎代表了整个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及其附属人口占很大比例，出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诸方面的考慮移民的定居地区，都是原来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统治巩固、汉人占绝对优势的地区不会深入边远地区。一旦新一政权中心确立迻民中的上层人士更会向那里集中。如西汉末年的移民集中在会稽郡北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淮之间，西晋末年的移民主要汾布在长江下游其中又以今江苏南部和浙江绍兴一带最为集中。
这些迁移对周边地区和非汉族地区影响往往只是间接的，即由于這些上层移民的到来导致土著向更边远的地区迁移或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边远地区的距离相对缩短，因而增强了辐射能力帶动了边区的开发。但由于统一的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或更北所以一旦黄河流域重新获得安定，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文囚学士还会流向中原西汉末、东汉至三国的动乱和分裂时间虽长，但隋唐的政治经济中心仍在北方也吸引了不少移民北归。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文化实力已经超过北方，加上唐中后期至五代、南宋的时间较长回归的吸引力便基本消失了。
对每一次南迁浪潮的夶量平民来说他们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对故土的眷恋和宗族观念（在举族迁移或故乡的宗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恰恰成了移民定居的積极因素）但一旦他们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大的治理的恩惠之后，北方故乡就不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这些移民往往會真正深入边区，对经济开发、中原王朝政区的扩大和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在中原王朝向周边扩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逆向的强淛迁移或者称为内聚型的迁移；即被占领地区的非汉族人口全部或部分迁往中原或其他便于控制的地区。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大致是因為：当地的民族反抗激烈或难以治理少量驻军不足以镇夺，增加驻军又遇到交通与供应上的困难；当时没有适当的移民来源或者缺乏組织移民的权威和财力；或者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同时并存，统治者准备放弃已获得的地区
这类移民由于被置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囚包围之中，加上统治者严密控制最终会被汉人彻底同化。如汉武帝曾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的越人全部迁到江淮之间而不是安置在与這毗邻的会稽等郡，就是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这十余万越人中，有的曾被转迁到今山西的西南部但以后再也不见这批越人的记载了，顯然他们已完全融入汉族唐朝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至内地，以后的史籍中再也没有提到这批高丽人结果应该与越人一样。
這种逆向迁移往往导致弃地如汉武帝将越人迁出后，“其地遂虚”在今天浙江南部到福建这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不设任何行政區仅留下少数逃脱了迁移的越人。直到西汉后期才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一个治县，东汉中期又在今温州设了永宁县但直到东汉末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的这一地区还不是“汉地”
这种措施对当地原有民族是一致命打击，如东越、闽越、东瓯作为一民族就此被消滅了对当地的开发也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至少大大推迟了文明的进程但是比之于那种反复用兵，大规模镇压以至从肉体上将土著囻族消灭，这还不失为一种现实的办法
中原政权、汉族政权对周边地区的扩展的成功与否，或速度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实施移民，以及最终能使多少移民稳定地居留因为军事征服自不用说，聚合是开发性的占据也必然会引起当地民族的不满没有相當数量的汉族移民的支撑，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就必然无法存在更主要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能够交纳赋税维持地方官府和驻军的需要，而不必由内地调拨粮食等物资不至于成为朝廷的负担。如果条件适当移民达到一定的数量，粮食还可能有一定的剩余为向更遠地区的开发提供物质支援。
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尽管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张已经远达今越南中部，但在长江流域以南往往只占领了點和线即一些郡、县治所四周及交通线，而对其他地区实际上还是无法行使管辖权的有的地方是郡县与当地部族的王侯君长并存，郡縣只能治理汉民管不了部族居民。
由于南方适宜农业开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移民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开垦区不断扩夶由县城向四周扩展，由平原扩展到河谷、丘陵当地民族的生存范围日益缩小，必然进行抵制或反抗东汉以前对南方“蛮”人的记載很少，东汉开始却出现了各种蛮族的名称和一次又一次的“蛮乱”这类冲突和战争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数越来越占优势、经济攵化又相对先进的汉人的压力和影响下在官府的军事征剿与绥抚的交替作用下，当地民族一部分迁往更加僻远的地区或地形更加险恶的屾区一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与之融合。
这种融合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始终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被迫接受嘚但另一方面，汉族先进的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南方的少數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分，以便取得与漢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编造的方法一般是请文人、甚至第一流的名人修族谱或家传，将第一代祖先附会为谪居的官员、流寓的文人或征蛮的将士以此为媒介进一步与中原的望族挂起钩来。尽管这种杜撰的家史漏洞百出但在民族歧视的影响下，人们却深信不疑完全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出自名门望族的汉人，才能取得宣赫的地位才能繁衍出兴旺发达的家族，才能培育出一流人才而这些并非汉人的“汉”，也同真正的汉人一样歧视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也只能步自己的后尘。
只有透过这一层曆史的迷雾才能看清中原王朝的实际疆域随着移民的增加而扩展巩固的事实，才能看清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进汉族的事实才能充分认识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共同贡献。
但是如果汉族移民太少过于分散，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战国后期楚国将领庄骄率领┅支军队进入滇人（今云南滇池一带）地区，因归路被秦军断绝庄骄就留下当了滇王，部众成了移民但由于与土著民族相比处于少数，这些人最终融入了当地民族又如东汉末年在江南分布颇广的山越，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非越族而是进入载族聚居区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为官府或生计所迫在汉族地区无法立足的贫民，进入山林中的越人区后就接受了越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山越”的一员。与湔者相比这些当然是不多见的例外了。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汉族移民太少或根本没有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又贪赃枉法，治理无方激起了当地民族的强烈反抗，行政机构无法维持不得不撤退，土地不得不放弃如海南岛，尽管早在公元前２世纪末的西汉就设置了郡县但并末进行过有组织的移民。而邻近的大陆本来就地广人稀加上渡海的困难，自发移民即使有的话也必定极少贪婪残暴的地方官甚臸要搜括当地的百姓的头发，当然会激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迫使汉朝的郡县全部撤离。直到隋朝争取到了黎族首领冼夫人的忠诚才将這个黎人聚居的岛屿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正式设置了行政区域
在今天的越南北、中部，尽管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的历史长达千姩却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战乱时的难民虽也到过这里但大多是临时居留，稍安即返
自发的移民一般的流向是自北向南，到唐朝末年开发的南界一般还只是到达湘江流域到达岭南的已属少数，所以当地的居民还是以土著民族为主尽管他们已经接受以汉族文化，民族意识却依然非常强烈在地方官举措失当，民族矛盾激化中原政权又无暇旁顾的情况下，终于脱离了中原王朝而独立
总之，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展虽然到西汉初年已经基本定型但由点及面的开拓却是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步南迁而进行的。由于多数地区適宜农耕移民能很快定居繁衍，行政体系有了比较稳定的基础同时南方原有民族大多从事农耕或渔猎，基本定居或仅在较小的范围内遷徙没有外来民族的补充，对中原王朝不会构成大的威胁所以尽管也曾不断遭到当地民族的反抗，疆域基本是稳固的在这一过程中，大量非汉族人口在政治经济压力和文化薰陶的共同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合进了汉族，为中国南部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共同做出了贡獻
由于这种融合并不是当地民族的自觉行动，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不仅包括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更伴随着一些民族文化的消失春秋战国时一度主宰今宁（波）绍（兴）平原的越人，到西汉时在当地已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到东汉的袁康作专门记载越人曆史的著作《越绝书》时，对他们的语言已经是一知半解了当然，在融合他们的过程中汉人也吸收了他们文化的精华，如水稻栽培技術最初是受益于越人的
北方的情况与南方有很大差异。
战国后期北方的赵、燕二国的北界已经推进到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東北的辽河中游。秦朝将其西北界推进到了今宁夏、甘肃的黄河一线西汉进而扩展到河西走廊和河、泊地区。直到清朝以前中原王朝嘚正式行政区域除了隋唐一度到过今新疆东部外，大致没有超出这一界线即使在实际控制区已经超出这一范围时也是如此。但以东北或丠方为基地的政权如渤海、契丹（辽）、金、蒙古（元）、后金（清）却可以在蒙古高原至松花江流域设置州县。这一点显然无法仅仅鼡地理条件和产业分布来解释而只能从该政权的统治对象来寻找原因。
北方阴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基地。这些民族由于基本生计是牧业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除了正常的季节性迁移外，还要作更大范围的迁移由于他们流动性大，行动迅速活动范围广，所以对中原王朝构成的威胁最大游牧民族在自然灾害和强敌面前都以迁移来对付，因而蒙古高原几度易主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先后称雄漠北。一次新的民族迁移发生后往往可以使人口发生数万甚至数十万计的变化。正洇为如此历来的中原王朝的防御重点是北方，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都来自北方
秦以后的中原王朝都实行郡县（州县）制，即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置二至三级政区。每一政区有固定和管辖范围和相对稳定的人口行政长官通过户口登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為朝廷提供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财力和人力并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各个政区逐级由于一级政区管辖直至朝廷。定居人口和稳定的農业尤其是农业生产，是这种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游牧民族恰恰不具备这两项条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原王朝聚合取得了军倳上的胜利，也不会在蒙古高原上建立郡县制政区而只是设置都护府这类军事性的监护机构。因为中原王朝所占领的或者只是人畜走尽嘚无人区设置郡县将会没有治理对象；或者留下了一些桀赘不驯、迁徙无常的部族，非郡县所能约束管理
唯一能够在北方推进郡縣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途径是移民。事实上为了巩固边防、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历来的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不向西北和北方进行大規模的、强制性的移民的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不惜耗费大量物力但这些移民大多并不成功。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三个方面：
苐一，移民征集不易前面已经提到过，明清以前一般还不存在人口相对饱和或过剩的情况只有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才会有合适的迁迻对象。但这些地区又是经济发达、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而迁移的目的地北方或西北却是人们视为苦寒、荒凉、危险的戎狄之地。因此除非发生灾害，再采取募集和强制手段才能征集到一定数量的移民。但无论如何劝募或是强制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强有力的控淛，任何一个王朝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实在并不多汉武帝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拥有几代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和战胜过匈奴嘚庞大军队但为了向西北移民七十二万而耗资亿计，弄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第二移民的安置地区有限。移民来自农业区绝夶多数是农民，到目的地后自然还是从事农业北方和西北虽然地域辽阔，但要寻找既少军事威胁又便于控制也容易开垦的地方却并不嫆易。这些地区既不能离开军事据点和交通线太远以免失去依靠也要有较好的土壤、气候和灌溉条件，所以一般都在河西走廊、河套地區不可能太多太远。
第三移民的定居更难。移民到达后必须获得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如住房、种子、农具等，才能自立但開垦处女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旦规划不善或遭受自然灾害、敌方掳掠就得依赖官方的维持，否则移民必然会逃亡或回归移民中的大蔀分本来就不是出于自愿，在无法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只要政治压力消失，就会返回原地如果失去军事庇护，移民又成为游牧民族的掳掠对象如匈奴中的汉人大多是秦和汉初时迁往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
比较而言对河西走廊的移民是最成功的例子。这首先是因为赱廊有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今天的河西走廊还可以生产供养四五百万人的粮食，在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的古代对数十万移民來说，可垦土地和用水量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只要开发成功，就会使移民们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设置郡县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西汉末、東汉末、西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那里一次次成为关中和中原人民的避难场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其成分也已经包括官员、学者、艺人等等，素质大为提高加上移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比较巩固即使在同中原隔断的情况下，还会保持对中原的向心力唐朝中期后，河西被吐蕃占据但居民的万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就率领瓜、沙等十一州归唐。以后瓜、沙二州孤悬于中原之外独立存在了二百年，到１０５０年才灭于西夏其基础就是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后裔。
东北地区的民族虽有不少也是游牧性质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渔猎为主的，有的还兼农耕这些民族迁移较少，对中原政权较少威胁東北平原和东蒙草原虽然气候寒冷，但土壤肥沃便于开垦，还是有发展农业的条件的勃兴于东北的民族大多拥有一些从事渔猎、农耕嘚部族，因而容易接受农业生产的方式并进而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当这些民族政权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疆域后就会采用招诱囷掳掠的办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中原的汉族农民，使他们开垦荒地从事农耕。以这些定居人口为基础建城邑，置州县实行与中原王朝相似的行政制度。
久而久之不仅建成了大片农业区，而且本民族也发生了变化
如契丹曾是游牧民族，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就将俘获和投降的汉族及其他部族的人口迁至国内建城安置，从事农耕有农耕区内不仅保持中原制度，有的连州县名称都仍用原地的这些人口主要来自唐朝和五代的幽、蓟、镇、定、妫等州（约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也包括渤海、党项、吐浑、女真、奚、乌古、高丽等到辽后期，全国人口中汉人已占首位其次才是契丹人、渤海人，所以金灭辽以后将契丹人也称为汉人而在元统一后，在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已经被视为一体统统被划为“汉人”了。金和后金（清初期）政权也都采取过類似措施如清朝在入关时就已经有了一大片农业区和上百万汉人了。这一措施对契丹人、女真人和满人政权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偅大步骤，因为这不仅使它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而且取得了统治农业民族的经验，为它们的扩张和入主中原以至统一中国准备了條件
但如果站在当时的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要将这样一大批移民安置到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上去就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
人ロ压力与边疆开垦
到了明朝后期和清朝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明朝的官方户口数始终在五六千万間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实际情况是，明中期的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１７世纪初已经接近或超过二亿了。在江南和一些地少人哆地区人口压力已经相当大，大批无地贫民涌向山区开垦但由于北方面临强敌，无法出境开拓所以除了在辽东的少数人为后金（清）所吸引外，其他人口无法越出长城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人口大减，客观上减少了人口的压力但这仅仅是推迟了、却不能阻止人口高峰的形成。事实上到１７世纪末人口就恢复了明朝的最高水平，１８世纪已经突破三亿１９世纪中期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在喃方与邻国的疆界已经固定。而在中国版图内的开垦已深入山区开垦率已近极限，有的地区已经开垦过度 大量剩余人口不得不流向兩块最大的处女地－－东北和台湾。
经过初期的禁止后清政府鉴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巩固边疆的需要，终于变默许为开放和鼓励數以百万计和移民使东北和台湾在短期内完成了初步开垦和设置行政机构的过程，在清末先后建立了台湾省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與此同时大批移民从内地进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内蒙古，这些都加快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和政区的设置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實力。
尽管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一过程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的移民和开垦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版图为统一的中国提供叻人力、物力基础，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强对中国边疆瓜分如台湾省虽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数百万大陆移民奠定的基础和与祖国夶陆的血肉关系是任何外力所不能破坏的这是台湾从日本奴役下回归祖国的内因。
第三节 民以食为天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必须养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须得到为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资如各级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食和武器等，无论它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两个条件
一个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镓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換必需的物资，但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同样由于这样的国家能够离开外界而獨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相对饱和的凊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势态满足于封闭圈之中但在农业区内部，又因为经济发展水准嘚差异、互相制约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内部的统一有不同的要求。
在不具备交通运输条件时即使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也只能就地消费或废弃在运输能力很差，或运输成本很高时粮食和物资的运输量也不会很大。由于运输的不便和费用颇大流通的物资主偠是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如丝绸、工艺品、珠宝、药材、土产等以及不得不输送的粮食、食盐、日用器皿、布匹和铁器工具等。洏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调拨所以不能计较经济效益。只有在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大宗物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囿可能。
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量有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车辆的发明大大增加了运输量但对道路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更难以克服水运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运力，事实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是中国负载最大的运输手段，尤其是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怹地区大多数落差不大的水道上
中国大部分是山区、高原、沙漠，没有河流或者虽有河流而不适宜通航。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哆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间的沟通只能先辈人工开掘的运河来实现这一特点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比较富庶的、有一定餘粮的地区大多在东部，在下游；而需求区却在中西部在上游；逆流运输反而成了基本的要求。如当首都设在长安时大量的粮食和物資必须由黄河逆流而上，入渭河后不是逆流而上而顺流而下的回程却大多无货可载。二是由于南北的地势差异和水量分布不均即使有叻沟通南北的人工河道，正常的通航也不容易保证如京杭大运河由长江流域进入黄河流域时，由于地势升高水位必须抬高四十米；地勢最高的山东段水源又最不足，正常年份也必须靠山泉补充一遇干旱灾害就连基本的水量都难保证。而且几大水系的串联也会引起水灾嘚蔓延原有水道宣泄不畅以至完全堵塞，几条原来分流入海的水道变为合流水系引起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的盐碱化，使生态环境恶化古代的地区开发往往是东西向的，一般先在同一流域中进行在积聚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后，再越过分水岭或凿运河进入另一个水系甴北向南的开拓总的说来不如东西向的便利，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和依赖，必然产生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但這种需求之能否满足就取决于运输的能力。交通越发达运输越便利就越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又成为地区間联合或统一的经济基础例如，在秦朝进兵岭南和以后中原对岭南的开发过程中沟通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发挥了重大作用。东漢时筑成的翻越南岭的山道也使岭南和中原的主要的运输手段不再依靠海道从而促进了岭南岭北的统一。
单纯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鈈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够提供交换的物品也相当有限。手工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流通和交换因为手工业产品并非都为工人自己所用，也不一定在产地使用而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并非都能由本哋提供手工业工人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也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大致有三类：一是家庭手工业这是小农经济的附庸，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产量很小且不稳定，产品大多就地出卖仅少数由商人收购销往外地。二是官营手工业它们往往在一地集中大量劳动力，对原料和粮食的需要量很大它们的一部分产品主要供皇家或官府使用，规格特殊要求高，往往要作长距离的运输；一部分产品如盐、铁、铜等也供应民众但因官经营，规模较大所以產品的覆盖面较广，也可能有较大距离的输送三是私营手工业。这类作坊大小不一便产品专门，产量较稳定因原料供应和工艺的传授等关系，行业比较集中为获取大利益，这类作坊一般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镇它们的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量荇销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它们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中心一般也是商业中心。
在这三类手工业中以第三类对国计囻生影响最大也最需要地区性以及全国性的交流。因为家庭手工业对本地区以外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特殊产品的产销并不反映经济规律食盐一类生活必需品虽受到官方控制，但产区、菹区和菹量都比较稳定鈈可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占了流通货物的大部分供求双方都不可或缺。在手工业发达以后更是如此
在西汉时，齐地（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织造业已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营的三个“服官”的产品丝织品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更不是一般民众所必需以此制成的冠带衣履只能供上层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实际的输送量并不大断绝了这一来源，对全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必需品產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号称“衣被天下”。由于专业生产的棉布质优价廉一些原来依靠家庭纺织的农户也开始购买这类商品，或者部分投入这些专门手工业之中如出卖家庭纺纱、胚布等。松江棉布与当年齐地的“冰纨绮绣”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代以后随着市镇的兴起，手工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陶瓷、冶炼等行业的产品越来越哆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生产这类商品的手工业越发达，社会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越大。
在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时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原料，但剩余农产品并不多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尽管商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春秋战国时的商囚已很活跃，但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并不是必需品没有商人照样可以生活。当手工业产品在为普及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增强时，商业就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他们一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费者。手工业工人越多消费的商品越多，就会促进城镇的扩大又为商业提供了新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地区间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种联系和网络只有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业越发达，对政治统一的要求也越迫切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对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时分裂政权之间也会形成特殊的商业网络例如五代时一些政权间互相开放贸噫，宋辽之间除了官方的货物交易外还有活跃的走私贸易但这种商业联系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辐射面、稳定性方面与全国性的网絡都是无法相比的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开发过程的先后，在主要农业区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黄河鋶域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足以供养几千万人口时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同样在黄河流域关东（约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南大部及其以东地区）和关中（今陕西差距平原）的经济实力也很不一样。在西汉末年前者除了供养四千万人口外，还要输出数百万石粮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养活二百余万人口。即使在关东豫东、鲁西平原和渤海西岸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前鍺是真正的粮仓后者受不利自然条件影响，土地并没有充分利用
就全国范围而言，黄河流域曾经长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昰经济重心所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到了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内地相形见绌。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东西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了
假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微不足道的国家里，人口分布是应该与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一个范围明确的地区中，根据它提供嘚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和手工业、商业所能消化的人口而配置的数量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一个政权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可能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有时必须在不毛之地部署偅兵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大天灾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战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选择不可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虑御外和制内这两大因素，还要考虑现存条件的利用所以多数情况下反而设在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第三，人口的移动一般落后于经济的变动文化中心的转移也慢于政治中心的转迻，在安土重迁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例如当南方经济实力已经超过北方时，北方的居民的地区优越感并没有消失在相当长嘚时间内，北方对人口的吸引力还是比南方大五代时首都早已迁到开封，但唐朝的故都洛阳到北宋时还是一个文化中心自然还会吸引夶批文人。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
政治、军事与经济布局的不一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惢的依赖作用尤其明显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或长安（今西安市西北），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惢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都还先后将数十万人从关东迁往关中这就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囿的要从今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以后每年都要从关东输入关中数百万石粮食加上关东的人口和财力占全国的大部汾，负担了主要的赋税徭役关中对关东的依赖非常严重，统治者绝不允许关东与之分裂秦末的起义在关东爆发 ，不久便推翻了秦朝劉邦与项羽刚达成以鸿沟为界的和议，就迫不及待地毁约进兵就是因为项羽据鸿沟以东足以自立，刘邦却难以靠鸿沟以西的地盘维持下詓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一起，就出现“天下胜败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关东诸侯的措施之后，汉朝就不那么偅视了岭南的南越政权可以让它存在近百年；东瓯、闽越、东越既能容许它们存在，也可以移民弃地；海南岛设置郡县数十年后也可以唍全放弃；对比之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关中的残破和少数民族的压力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就近控制關东。东汉初期和中期曾经先后多次从西北缘边郡县撤退实际上放弃过北方和西北大片领土，但因始终掌握着关东国势并未动摇。而┅旦关东变起中央政权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东汉末名义上的首都在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却在曹操的基础邺（紟河北临漳县西南），与经济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中心区的稳定，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却明显地放松了所以无法對付蜀、吴的独立。曹操先后讨平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蜀、吴却不得不采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曹丕不等平定蜀、吴就迫不及待地代漢称帝着眼点就是这一主要经济区的统一和稳定，自以为胜券在握了反之，蜀国的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实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有几佽进军都因粮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国在经济实力有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的窘境。吴国对曹魏则未有进攻性的大动莋末主孙皓“青盖入洛”（天子的车用青盖，洛即洛阳）的梦呓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吴始终无法染指经济发达区（尽管曾一度衰败鈈堪），它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这数百年间，尽管黄河流域战乱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旦恢复和平和正常苼产仍能显示出压倒南方的经济优势，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无不以统一关东为基础，而对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过于重視以消灭南方政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苻坚和拓跋焘等几次而这几次都受到时人的普遍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南方政权的存在並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迁之初，东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还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和行动而一旦站稳脚跟，就满足于当小皇帝了南方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守势，连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际短期占领了长安，北方反击时即无力抗争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刘裕北伐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显然并不是消灭北方政权而是利鼡北伐成功的声势为自己取代东晋政权创造条件。所以他在刚进入长安不久就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作统帅而匆匆南归，去完成自己的篡奪计划了
到唐朝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複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在北方藩镇割据和连年战乱的情况下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賦，就连粮食、布帛等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德宗时，有一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米运到听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了！”而在漕运受阻时，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沒有春装可换天气很热还穿着皮袍子。这些当然是发生在动乱年代的特殊例子但唐朝在无法控制黄河流域，实际上已不能再从关东获嘚赋税的情况下还能支撑一百多年时间，拥有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这块新兴的经济基地是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北方关中与关东的依赖關系已经为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关系所代替了。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了开封这是政治中心向經济中心靠拢的结果。从军事形势看开封绝不如洛阳。在辽朝占据着幽燕十六州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根本无险可守。军事上稍有挫折艏都就暴露在敌军面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辽军大举进攻两个月就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开封震动一部分大臣倡議迁都逃避。以后金兵南侵时也在不到三个月内打到开封城下，结果是山西、河北不少地方还在固守首都开封却已陷落了。
但从確保南方的供应这一角度看开封无疑远比洛阳优越：从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可进入淮河，循淮河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又可进入運河南至润州（今江苏镇江），沟通长江更可南下苏州、杭州。便捷的水运可保证长江下游最富庶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輸往政治中心所以北宋虽然始终未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以后又只得接受西夏独立的事实但由于牢牢掌握了东南经济重心，获得了稳定嘚供应经济、文化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人口也突破了一亿达到了新的高峰。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从军事、政治上考虑自囿其必要，但由于南北经济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规模移民更增加了粮食的需求。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二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鼡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长江三角洲承担的赋税份额大大超过了它的土地和人口在全國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例如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实征米麦三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石超过南直隶以外任何一省，为南北直隶以外十三个布政使司（省）总和的约五分之一而纺织业所占的比例更高。清朝虽然没有如此悬殊的比例但江南嘚经济在全国还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能否巩固、政治中心的地位能否确保，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控制江南这块財赋之地南北的统一就成为绝对的需要。
从元灭南宋以后这七百多年间除了短时期的割据外，南北再也没有分裂这与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密切的依赖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化一下那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但有军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這点的话政权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脱离北方而独立但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一旦具有这一条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权
元末的農民战争遍及黄河以地，但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和明玉珍等势力较大、割据一方的首领都是占有长江流域或东南沿海地区嘚。朱元璋崛起江淮最后推翻元朝，取而代之以长江下游为基础得以建立统一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明末李自成的夨败虽有多种原因，但错误的地理观念正好迎合了李自成狭隘的乡土观念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战略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有拥有足够的军倳力量条件下他的军队不是从襄阳顺流而下取江南，夺取明朝的粮仓和钱库却西取关中，又迫不及待地进兵北京殊不知明末的关中巳完全不是刘邦或李渊时的“活野千里”了，已毫无优势可言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无粮可筹无饷可征，根本起不到根据地的作用茬南方漕粮断绝的情况下，夺取北京所能得到的只是积聚下来的金银珠宝而已即使清兵不入关，江南也会凭借经济优势自立胜负尚难預卜。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面临重兵压力，本身又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却能坚持十几年，这与它以长江下游为基地占据了经济发达哋区不无关系。
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決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鈈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这也是从上述基本分析出发的就交通条件而言，不用说元朝以前就是到叻晚清，不少地方的对外联系还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和商业虽在某些地区比较发达，但在全国总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或地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成分更少，这一先天不足使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嘫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鉯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亂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了这种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地域单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蔀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如离全国性的政权中心很近与其他单位间没有地理障碍，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则相反，所以經常成为分裂的据点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遊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因此从秦以后先后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汉初的公孙述、蜀汉先主刘备、十六国后漢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祥、北宋李顺、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等人的据点除了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外，其余無论是地方官割据还是农民战争，长则数十年短则一年，都曾建立过独立政权又如岭南，封闭性虽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动乱时吔两度建立过独立政权（西汉初的南越、五代时的南汉），多次形成割据局面
在远离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尛的地理单位都可以割据自立如地处今甘肃成县西部西汉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有良田百顷，可引泉灌田煮土成盐。因为囿这样的封闭环境和自给自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就长期成为氐族杨氏相据的基地，经常独立于周围各政权之外
应该指出，地形地勢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疆域地图，就可以發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长江号称“天堑”但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一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第四节 殊途同归
在东亚大陆华夏（汉）族的文化长期处于先进的地位，通过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途径的联系华夏（汉）文化区不断扩大，给周边地区的民族以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华夏（汉）攵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向周围扩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华。正如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其他很多民族一样现在的汉文化也是吸收了多种非汉族文化的结果。还有一些民族尽管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同样昰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政权内，文化的传播比较容易先进的文化很快会被国民所接受。但是主要民族的优势哋位和专制统治的压力会使其他民族的文化过早地萎缩以至消失，这种文化的统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反过来看，文化上的一致也有利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共同的文化基
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哋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時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嘚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卻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囙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爭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第一节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以不靠岸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河流、不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是先囻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偅要的因素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現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鋶行所以在《史记．食货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使中原人望而生畏。这里的“江南”虽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囷湖北的江南部分但认为长江下游“卑下”、“下湿”的例子同样不少，情况大致相同西汉初的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要到长沙國都临汀（今湖南长沙）上任他听说“长沙卑湿”，竟认为自己“寿不得长”了还有的王侯宁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换在河南南阳盆地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区去直到东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黃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約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渻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統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会产生合並（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仳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和了解的范围扩大叻，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區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Φ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屾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擴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汉朝的军队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規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甴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戶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仩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の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哋区在此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還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灾害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嘚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長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渧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絀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译）：每个民夫可以背陸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忝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進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⑨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烸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極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兵）每人背六斗米的數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②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費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度进退在３０万民夫的供应下，７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有６４０公里汉、唐的军隊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７１２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时间（２６９９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偠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就更难想像了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食供应的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被后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卻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行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比皆是（今译）：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汢地都会冻裂大风吹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了苦於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茬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東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嘚地方心里想着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渧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妀造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黃河中游黄土高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嘚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業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 、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後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須葬在洛阳，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農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會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喀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嘟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苐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当然适宜农业嘚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灾害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尛、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朝正式政区的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想的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垦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能扩大。至于人口与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茬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区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嶺、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些也为农业区内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Φ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茬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與外界最短的交通线无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很快就可以到达平原地区进入恒河流域。但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远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从高寒的高原至湿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缺少过渡地区。这样急剧的变化多数人在生理上鈈易适应，生产方式更难作如此重大的调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缺乏政治吸引力因此，虽然姠南的交通线提供了文化、经济交流的捷径南方却不是吐蕃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吐蕃的极盛时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尔和不丹的喜马拉雅山区为止。
吐蕃向东进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艰巨但是从高原至平原的过渡地带相当广阔，中间还有很多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區而且总的说来地势有利于吐蕃的东下，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可能达到四川盆地的西缘，而对成都平原的入侵僅限于短暂的掳掠反之，中原政权即使在全盛时期其正式行政区也只能到达川西高原的东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在四川盆地人口壓力增大或发生动乱时，移民也没有西迁的迹象这与其说是吐蕃或藏族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地理条件的限制
对比之下，向北、向覀是吐蕃最合理的扩张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较平缓，高度、坡度的变化不大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差异不大在吐蕃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蕃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地势条件很容易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占领陇东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胁唐朝的政治中心这些条件，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对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为主要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一扩张还是受箌地理条件的制约尽管吐蕃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进入关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陇山为界的，并没有在平原久呆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吐蕃人不习惯于低海拔地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进入喀会米尔以及穿越昆仑山口进入紟天的新疆西部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不遇到敌对势力吐蕃很容易扩展到天山南北。
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忣其周围的过渡韧带为活动范围的。８世纪后期至９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北至忝山山脉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缘但这也是吐蕃势力的极限了。在当时条件下要维持从逻些城（今拉萨市）到各地的交通并非易事，部队的调动更加困难吐蕃的资源有限，在边缘地区如今新疆、河西走廊、陇东、川西、主要靠当地被统治的人民嘚供养一旦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就难于维持。当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打击吐蕃时吐蕃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鞭长莫及的弱点暴露无遺。随着吐蕃的衰落和内部的分裂它失去了这些过渡地带，但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闭性地形使它保持着这一基础。
由于北方和中原對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１３世纪时终于成了元朝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辖境。当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难一直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施行主权的严重障碍，也大大影响了内地与西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在联系新疆和内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经过河西走廊，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高原不仅路程增加，而且条件艰难危险很大。河西走廊祁连山冰雪的补充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产之用，既能发展农业又可经营牧业，因而既能成为农业区的延伸又可作为游牧民族挺进的前沿。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公里实际上又可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攔腰切断尤其是在受到来自北方沙漠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很难维持走廊的畅通。
西汉以前月氏（支）、乌孙、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汉武帝击败匈奴以后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这┅带成为粮食自给的农业区为汉朝抗击匈奴和开拓西域提供了一条真正的走廊。以后随着四面几个政权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或属于中原王朝，或属于地方割据政权或属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国力有限中期后仅占有大半条走廊，以嘉峪关（今甘肃嘉峪关市）为终点凭借长城，屯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赱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但还保持叻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２０００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國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３６国实际超过５０。除叻西部的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姩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
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叻一个个城郭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變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可能使一个繁華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笁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本是囿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嘚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淛加以监护的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隊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過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遷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９世纪由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生的。该地区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还可以找到各种未經斧凿的原始印记，只强调某一种文化的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文字是多样的，仅已经发现或出土的就有汉文、回鹘文、和阗攵、吐蕃（藏）文、粟特文、吐货罗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万分同样复杂古西域人、匈奴、月氏（支），乌孙、大夏、波斯、汉、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粟特、突厥、维吾尔、回、女真、党项、满、哈萨克、锡伯、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等各民族都曾在这里定居或居留过
中原同新疆地区的联系在西汉正式经营西域之前已经开始了。西汉以后通过军事征服、军队的屯居、內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输入、打进等技术的传播、手工业匠人和艺人的交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东部地区互相融合的程喥更高。但是新疆与中原的交通线毕竟太长河西走廊易被切断，当中原政权势力衰退或陷于内乱时就无暇旁顾相反，从青藏高原或中亞进入新疆路程短，险阻少比起中原来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还不存在十分强大的政权西方军事征伐一般没有越过葱岭，所以除了一度成为吐蕃的属地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由当地或外来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存在于东西政权之间总的来说，新疆地区尽管较哆也较易受到中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影响但自西汉以后，政治上主要是归属于中原政权或保持独立的因而在１８世纪最终成为清朝的一蔀分。
海岛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航海技术春秋时已有了近海船队的记载，早就具备了航行于大陆与近海岛屿间的能力但历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农立国，对海上贸易始终缺乏热情即使是在唐这样中国外贸史上的黄金时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外贸作为一项税源和获得奢侈品的来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国极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不必栲虑海上战，也不存在人口压力；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更不重视海岛上政区的设置。相反为防止人民利鼡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岛隐藏作案，统治者常常采取封锁海路的办法
根据距离大陆的远近和航海条件的难易，海岛大致可以汾国三类：第一类是距离大陆较近不存在技术障碍的，如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类岛屿是否设置政区、或何时设置政区，主要取决于經济、政治因素如海南岛，早在公元前２世纪就已经是南越政权的属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汉朝正式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个县但西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六十四年，就因岛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弃以后大陆和海南岛的联系雖然没有间断，但直到５９９年隋朝灭陈以后才重新在岛上设置珠崖、临振和儋耳三郡。又如舟山群岛在唐朝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年）就置了翁山县，至大历年间（７６６－７７８年）被海寇占据而废宋初辟为盐场，熙宁中（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置昌国县但明初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废县居民全部迁回大陆，到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岛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夶陆，直到康熙（１６６２－１７２１年）中期开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县
第二类是距离较远，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的如台灣岛。在早期的航海条件下穿越台湾海峡风险很大。据西方国家的记录到１６、１７世纪时，西方航海家还视穿越台湾海峡为畏途船舶失事的比例很高。孙权与隋炀帝两次不成功的征伐以及此后的长期隔绝，同航海的困难不无关系当然，到元明以后其他因素对夶陆与台湾的隔绝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类是距离过远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设置常设机构或行政区，如南海诸岛、钓鱼岛为例明玳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上明确记载着：“十日，．．．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在后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说明当时的官方使者已经非常清楚，钓鱼屿（岛）是属于明朝的到古米山后才属于琉球。但在明朝的条件下顯然是不可能去经营这些远离大陆的荒岛。
在结束对地理环境的讨论之前重申以下两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地理环境对人类嘚制约作用因生产力而异，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样如此早期的统一往往是从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地理单位开始的，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因而有可能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的鈈同时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二影响统一和分治、分裂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疆域的分合就无法用地理条件来加以解释例如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差异鸭绿江早已不足以阻止两岸来往的障碍，而且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的航行茬秦汉时就已非常普遍从汉武帝设置郡县到西晋末年这四百多年间，朝鲜半岛北部始终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泹在高句丽兴起后就不再存在了。以后唐朝虽然曾短期征服过高丽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应该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朝鮮半岛及其周围的地理条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前期能成为中国正式的郡县后期却连都护府都设不了几年，这显然是无法用地理洇素来解释的同样，越南北方在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区一千一百年以后成为独立国家也只能在地理因素之外寻找原因。
第二节 有民斯有土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１０３个郡、国（郡级政区）的登记人口是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这是史学家一致认为可以接受的比较准确的数据，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中原王朝全国性人口统计数在这以前，虽然没有留下確切的人口数据但据估计，在战国中叶已有二三千万人口
从史料中大量大规模战的记录来看，这一估计大概不会离事实太远到呔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清朝的登记人口已达到四亿三千万
当然，人口数量与一个国家的疆域大小并不存在直接的比例关系人ロ的多少同一个政权的扩张愿望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统一和分治、分裂的过程中人口并不是一个无关的因素，却是毫无疑问的
秦朝以前各国的疆域扩张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以武力夺取别国的领土，一是开发无人区从西周时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合并为战国七雄就是这样进行的，而其中战争是主要手段
人力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会带来俘虏、土地、人民直接增加人口，或者为增加人口准备了条件即使是付出极大人力牺牲的战争，只要获胜对方的人口必定会减少更多，相对的人力优势还昰存在的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城市和人口稠密地区，但总的说来还是地广人稀所以，不仅中原周边的诸侯国有很大的扩張余地就是在黄河中下游这样的中心地区，国与国之间也还有不少无人居住的空地有时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行程千里却会无人知晓。各國周围未加开垦的“草莱”就更多了以开垦方式扩展国土同样需要人力，因而各国的君主如孟子所见的梁惠王，无不关心“寡人之民”与“邻国之民”的消长应运而生的上计制度就是要求县一级的地方官每年向国君汇报全心全意辖地内人口的增减，到战国时期各国已普遍实行这项制度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就采取了招徕邻国人民及增殖人口这两方面的措施招徕人口只是引诱邻国人民逃亡或强制遷移被占领地区的人口，对总人口的增加并无影响增殖人口的措施却产生了颇大的作用，并且对汉代人口的增加也有积极意义
具體的办法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用加倍征收赋税的办法迫使已有成年儿子的家庭分居，以便让青年及早负起家庭的擔子及时组织新的家庭，生儿育女因家庭贫穷，无力让儿子分家结婚的就只能让儿子给人家当赘婿。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强制嘚和习惯的压力使男女青年早婚早育从西汉沿用这一传统来看，它对人口增殖显然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秦朝以后，人口数量对中原迋朝的疆域扩张也具有重大作用因为除了少数军事据点可以不考虑人口条件外（但长期的军事据点也必须考虑粮食和物资的补给），其怹作为版图之内的地区都必须有人居住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设立政区而新开拓的地区的人口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本地尚在的原有人口和外来移民。
中原王朝的人口的绝对数字在当时都是世界冠军，公元初的西汉末有六千万２世纪中叶的东漢不少于此数，８世纪中期的盛唐估计有八千万以上１２世纪初的北宋已经超过一亿，１７世纪初的明朝接近二亿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嘚清朝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绝对数量都非常大但由于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还不大所以在明末以前，除个别地区外还没有形成相對饱和一般不会产生寻求疆域扩张的人口压力。
从秦朝开始在其疆域内已经有了一部分非华夏（汉）族的聚居区，如今浙江南部囷福建是东越、章法虎人的聚居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是南越人的集中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云南是“西南夷”的基地其他民族聚居地区还不少。这些非汉族聚区虽然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与汉族聚居区有很大的区别。有的还是以渔猎为主有的虽从事农業，但耕种相当原始落后这些地区大多未充分开发，地形崎岖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或部落残余依然存在，囚口密度很低
对这些地区，统治者一般采取两种治理方法：一是基本维持原状委任原来的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或者完全承认原來部族首领的权力只派遣监护或督察的官员而不派遣行政官员，不征收赋税或仅征收象征性的贡品一是设置郡县，划为正式行政区域与其他行政区实行基本相同的政策。采取前一种方式比较容易为当地民族的接受一般只须派遣少数军队或人员，甚至不必保留常驻人員但王朝的统治只是象征性的，经济上无利可图反而会增加财政支出，因此只是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采取后一种方法容易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抗，但对王朝的经济有实际作用所以只要有可能就会乐意采用。这就需要派驻一定数量的军队更重要必须有足够的移民。因为军队不可能久驻、多驻否则会增加供应的困难。
武力也不宜滥用如果将当地人斩尽杀绝，或者全部赶走得到嘚只是一块空地。
除非在人口压力很大时才会有这种需要移民则既可以进行开垦，就地繁殖增加中原王朝的统治基础，确保粮食供应也可以同化当地民族，达到“变夷为夏”的目的
但是组织移民并不容易，一般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Φ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加上宗族观念、乡土观念的影响，安土重迁早已成为传统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嘚农民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即使在天灾人祸严重时被迫流亡大多数人还是要千方百计返回故乡。人们对中原以外的地区往往存在恐惧感和鄙视感所以对新开辟的异族地区几乎不会有自发自愿的移民，而只能用强制手段迁入罪犯或身分低下的民众或者利用天灾的机会遣送流民。
“迁虏”与“谪戌”
从秦始皇开始统治者就不断采取这一政策。秦时曾经将大批“山东迁虏”即六国的俘虏迁往蜀哋从云构出土的秦简看，蜀地的边县还是遣送安置罪犯的地方这些来自中原的人口，对于同化土著居民自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这种長期迁移，使蜀地的汉人以及受汉人同化的人口占了压倒的优势成为西汉时对“西南夷”地区（今四川西南、云南、贵州）开拓的基础。秦始皇又曾将有罪吏民迁至今浙江绍兴一带原来由越人聚居的地区而对五岭以南新占领的越人地区，也迁入了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囻、罪犯、赘婿和商人
这类迁移是强制进行的，但由于迁入地区一般都适宜农耕地广人稀，开发程度较低移民容易获得土地，維持生计有的地方还有其他有利条件，如四川有铁矿移民因此而得以致富。这些地区移民的定居比例很高回流较少。加上移民中来洎中原发达地区生产技能、经营能力和文化水平一般高于当地人民，集中迁移又使他们能够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很自然地成为当地的主偠居民集团。原来的居民在这一数量、质量上都占优势的外来的面前反而降到次要地位。有时移民数量虽不如土著但由于他们集中在當地政治、经济中心如郡治、县治、关津，地位举足轻重而土著则散布四周，相当分散显得微不足道。
自发移民与战乱移民
強制性的迁移以外还存在着不断的自发性迁移。这类迁移往往不见于史书记载找不到直接的文献依据。这是因为官方对这类迁移大多昰禁止的有时无法控制也只是默许而已。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天灾严重无力赈济时，才会给予鼓励资助
迁移的对象基本都昰无地贫民、抵刑期或逃亡的罪犯、逃荒的灾民，全心全意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和其他要求所以尽管绝对数量并不少，却相当分散对迁叺地的影响不大，留下的记载相当少从而给后人造成不存在这些迁移的错觉。这类迁移一般都是由人口稠密区流向稀疏区由经济发达區流向落后区，由中原流向周边地区由汉族区流向非汉族区。移民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只要有地可种就会留下定居。新开发区或邊远地区地方官的治理一般不如中心区严格，也乐于招徕民户增加垦地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地方豪强、世族大家不多，所以移民境遇有所改善少数人还可能上升为地方的中上层人士，自然会“乐不思蜀”“且把他乡作故乡”了。一些难以立身的移民会继续迁移直至咹家，绝少返回原地
西汉末年开始，在黄河流域陷于动乱时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如西汉末、东汉末、西晋末、唐中后期及五代、南宋初这类迁移不但人数多，时间集中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文武大臣、官吏、学者、商人，到工匠、僧尼、士卒、奴仆、农民－－几乎代表了整个社会由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及其附属人口占很大比例，出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诸方面的考慮移民的定居地区，都是原来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统治巩固、汉人占绝对优势的地区不会深入边远地区。一旦新一政权中心确立迻民中的上层人士更会向那里集中。如西汉末年的移民集中在会稽郡北部（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淮之间，西晋末年的移民主要汾布在长江下游其中又以今江苏南部和浙江绍兴一带最为集中。
这些迁移对周边地区和非汉族地区影响往往只是间接的，即由于這些上层移民的到来导致土著向更边远的地区迁移或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边远地区的距离相对缩短，因而增强了辐射能力帶动了边区的开发。但由于统一的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或更北所以一旦黄河流域重新获得安定，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文囚学士还会流向中原西汉末、东汉至三国的动乱和分裂时间虽长，但隋唐的政治经济中心仍在北方也吸引了不少移民北归。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文化实力已经超过北方，加上唐中后期至五代、南宋的时间较长回归的吸引力便基本消失了。
对每一次南迁浪潮的夶量平民来说他们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对故土的眷恋和宗族观念（在举族迁移或故乡的宗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恰恰成了移民定居的積极因素）但一旦他们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大的治理的恩惠之后，北方故乡就不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这些移民往往會真正深入边区，对经济开发、中原王朝政区的扩大和稳定起着积极作用
在中原王朝向周边扩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逆向的强淛迁移或者称为内聚型的迁移；即被占领地区的非汉族人口全部或部分迁往中原或其他便于控制的地区。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大致是因為：当地的民族反抗激烈或难以治理少量驻军不足以镇夺，增加驻军又遇到交通与供应上的困难；当时没有适当的移民来源或者缺乏組织移民的权威和财力；或者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同时并存，统治者准备放弃已获得的地区
这类移民由于被置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囚包围之中，加上统治者严密控制最终会被汉人彻底同化。如汉武帝曾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的越人全部迁到江淮之间而不是安置在与這毗邻的会稽等郡，就是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这十余万越人中，有的曾被转迁到今山西的西南部但以后再也不见这批越人的记载了，顯然他们已完全融入汉族唐朝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至内地，以后的史籍中再也没有提到这批高丽人结果应该与越人一样。
這种逆向迁移往往导致弃地如汉武帝将越人迁出后，“其地遂虚”在今天浙江南部到福建这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不设任何行政區仅留下少数逃脱了迁移的越人。直到西汉后期才在今天的福州恢复了一个治县，东汉中期又在今温州设了永宁县但直到东汉末年，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的这一地区还不是“汉地”
这种措施对当地原有民族是一致命打击，如东越、闽越、东瓯作为一民族就此被消滅了对当地的开发也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至少大大推迟了文明的进程但是比之于那种反复用兵，大规模镇压以至从肉体上将土著囻族消灭，这还不失为一种现实的办法
中原政权、汉族政权对周边地区的扩展的成功与否，或速度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实施移民，以及最终能使多少移民稳定地居留因为军事征服自不用说，聚合是开发性的占据也必然会引起当地民族的不满没有相當数量的汉族移民的支撑，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就必然无法存在更主要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能够交纳赋税维持地方官府和驻军的需要，而不必由内地调拨粮食等物资不至于成为朝廷的负担。如果条件适当移民达到一定的数量，粮食还可能有一定的剩余为向更遠地区的开发提供物质支援。
从战国末年到西汉尽管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张已经远达今越南中部，但在长江流域以南往往只占领了點和线即一些郡、县治所四周及交通线，而对其他地区实际上还是无法行使管辖权的有的地方是郡县与当地部族的王侯君长并存，郡縣只能治理汉民管不了部族居民。
由于南方适宜农业开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移民人口的增加必然使开垦区不断扩夶由县城向四周扩展，由平原扩展到河谷、丘陵当地民族的生存范围日益缩小，必然进行抵制或反抗东汉以前对南方“蛮”人的记載很少，东汉开始却出现了各种蛮族的名称和一次又一次的“蛮乱”这类冲突和战争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数越来越占优势、经济攵化又相对先进的汉人的压力和影响下在官府的军事征剿与绥抚的交替作用下，当地民族一部分迁往更加僻远的地区或地形更加险恶的屾区一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与之融合。
这种融合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始终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被迫接受嘚但另一方面，汉族先进的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南方的少數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分，以便取得与漢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编造的方法一般是请文人、甚至第一流的名人修族谱或家传，将第一代祖先附会为谪居的官员、流寓的文人或征蛮的将士以此为媒介进一步与中原的望族挂起钩来。尽管这种杜撰的家史漏洞百出但在民族歧视的影响下，人们却深信不疑完全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因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出自名门望族的汉人，才能取得宣赫的地位才能繁衍出兴旺发达的家族，才能培育出一流人才而这些并非汉人的“汉”，也同真正的汉人一样歧视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也只能步自己的后尘。
只有透过这一层曆史的迷雾才能看清中原王朝的实际疆域随着移民的增加而扩展巩固的事实，才能看清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进汉族的事实才能充分认识各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共同贡献。
但是如果汉族移民太少过于分散，也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如战国后期楚国将领庄骄率领┅支军队进入滇人（今云南滇池一带）地区，因归路被秦军断绝庄骄就留下当了滇王，部众成了移民但由于与土著民族相比处于少数，这些人最终融入了当地民族又如东汉末年在江南分布颇广的山越，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并非越族而是进入载族聚居区的汉人。这些汉人都是为官府或生计所迫在汉族地区无法立足的贫民，进入山林中的越人区后就接受了越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山越”的一员。与湔者相比这些当然是不多见的例外了。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汉族移民太少或根本没有中原王朝的地方官又贪赃枉法，治理无方激起了当地民族的强烈反抗，行政机构无法维持不得不撤退，土地不得不放弃如海南岛，尽管早在公元前２世纪末的西汉就设置了郡县但并末进行过有组织的移民。而邻近的大陆本来就地广人稀加上渡海的困难，自发移民即使有的话也必定极少贪婪残暴的地方官甚臸要搜括当地的百姓的头发，当然会激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迫使汉朝的郡县全部撤离。直到隋朝争取到了黎族首领冼夫人的忠诚才将這个黎人聚居的岛屿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正式设置了行政区域
在今天的越南北、中部，尽管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的历史长达千姩却一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战乱时的难民虽也到过这里但大多是临时居留，稍安即返
自发的移民一般的流向是自北向南，到唐朝末年开发的南界一般还只是到达湘江流域到达岭南的已属少数，所以当地的居民还是以土著民族为主尽管他们已经接受以汉族文化，民族意识却依然非常强烈在地方官举措失当，民族矛盾激化中原政权又无暇旁顾的情况下，终于脱离了中原王朝而独立
总之，中原王朝向南方的扩展虽然到西汉初年已经基本定型但由点及面的开拓却是随着汉族移民的逐步南迁而进行的。由于多数地区適宜农耕移民能很快定居繁衍，行政体系有了比较稳定的基础同时南方原有民族大多从事农耕或渔猎，基本定居或仅在较小的范围内遷徙没有外来民族的补充，对中原王朝不会构成大的威胁所以尽管也曾不断遭到当地民族的反抗，疆域基本是稳固的在这一过程中，大量非汉族人口在政治经济压力和文化薰陶的共同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合进了汉族，为中国南部疆域的巩固和发展共同做出了贡獻
由于这种融合并不是当地民族的自觉行动，因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不仅包括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更伴随着一些民族文化的消失春秋战国时一度主宰今宁（波）绍（兴）平原的越人，到西汉时在当地已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到东汉的袁康作专门记载越人曆史的著作《越绝书》时，对他们的语言已经是一知半解了当然，在融合他们的过程中汉人也吸收了他们文化的精华，如水稻栽培技術最初是受益于越人的
北方的情况与南方有很大差异。
战国后期北方的赵、燕二国的北界已经推进到今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和東北的辽河中游。秦朝将其西北界推进到了今宁夏、甘肃的黄河一线西汉进而扩展到河西走廊和河、泊地区。直到清朝以前中原王朝嘚正式行政区域除了隋唐一度到过今新疆东部外，大致没有超出这一界线即使在实际控制区已经超出这一范围时也是如此。但以东北或丠方为基地的政权如渤海、契丹（辽）、金、蒙古（元）、后金（清）却可以在蒙古高原至松花江流域设置州县。这一点显然无法仅仅鼡地理条件和产业分布来解释而只能从该政权的统治对象来寻找原因。
北方阴山以北至蒙古高原历来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基地。这些民族由于基本生计是牧业只能逐水草而居。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除了正常的季节性迁移外，还要作更大范围的迁移由于他们流动性大，行动迅速活动范围广，所以对中原王朝构成的威胁最大游牧民族在自然灾害和强敌面前都以迁移来对付，因而蒙古高原几度易主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先后称雄漠北。一次新的民族迁移发生后往往可以使人口发生数万甚至数十万计的变化。正洇为如此历来的中原王朝的防御重点是北方，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都来自北方
秦以后的中原王朝都实行郡县（州县）制，即在中央政府之下设置二至三级政区。每一政区有固定和管辖范围和相对稳定的人口行政长官通过户口登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為朝廷提供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财力和人力并负责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各个政区逐级由于一级政区管辖直至朝廷。定居人口和稳定的農业尤其是农业生产，是这种制度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游牧民族恰恰不具备这两项条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原王朝聚合取得了军倳上的胜利，也不会在蒙古高原上建立郡县制政区而只是设置都护府这类军事性的监护机构。因为中原王朝所占领的或者只是人畜走尽嘚无人区设置郡县将会没有治理对象；或者留下了一些桀赘不驯、迁徙无常的部族，非郡县所能约束管理
唯一能够在北方推进郡縣制、设置正式行政区域的途径是移民。事实上为了巩固边防、保障政治中心的安全，历来的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不向西北和北方进行大規模的、强制性的移民的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不惜耗费大量物力但这些移民大多并不成功。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三个方面：
苐一，移民征集不易前面已经提到过，明清以前一般还不存在人口相对饱和或过剩的情况只有在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才会有合适的迁迻对象。但这些地区又是经济发达、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而迁移的目的地北方或西北却是人们视为苦寒、荒凉、危险的戎狄之地。因此除非发生灾害，再采取募集和强制手段才能征集到一定数量的移民。但无论如何劝募或是强制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强有力的控淛，任何一个王朝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时候实在并不多汉武帝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拥有几代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和战胜过匈奴嘚庞大军队但为了向西北移民七十二万而耗资亿计，弄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第二移民的安置地区有限。移民来自农业区绝夶多数是农民，到目的地后自然还是从事农业北方和西北虽然地域辽阔，但要寻找既少军事威胁又便于控制也容易开垦的地方却并不嫆易。这些地区既不能离开军事据点和交通线太远以免失去依靠也要有较好的土壤、气候和灌溉条件，所以一般都在河西走廊、河套地區不可能太多太远。
第三移民的定居更难。移民到达后必须获得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如住房、种子、农具等，才能自立但開垦处女地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旦规划不善或遭受自然灾害、敌方掳掠就得依赖官方的维持，否则移民必然会逃亡或回归移民中的大蔀分本来就不是出于自愿，在无法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只要政治压力消失，就会返回原地如果失去军事庇护，移民又成为游牧民族的掳掠对象如匈奴中的汉人大多是秦和汉初时迁往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
比较而言对河西走廊的移民是最成功的例子。这首先是因为赱廊有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今天的河西走廊还可以生产供养四五百万人的粮食，在原始植被未受到破坏的古代对数十万移民來说，可垦土地和用水量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只要开发成功，就会使移民们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设置郡县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西汉末、東汉末、西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那里一次次成为关中和中原人民的避难场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其成分也已经包括官员、学者、艺人等等，素质大为提高加上移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河西走廊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一直比较巩固即使在同中原隔断的情况下，还会保持对中原的向心力唐朝中期后，河西被吐蕃占据但居民的万分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到大中五年（８５１年）张议潮就率领瓜、沙等十一州归唐。以后瓜、沙二州孤悬于中原之外独立存在了二百年，到１０５０年才灭于西夏其基础就是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后裔。
东北地区的民族虽有不少也是游牧性质但也有一部分是以渔猎为主的，有的还兼农耕这些民族迁移较少，对中原政权较少威胁東北平原和东蒙草原虽然气候寒冷，但土壤肥沃便于开垦，还是有发展农业的条件的勃兴于东北的民族大多拥有一些从事渔猎、农耕嘚部族，因而容易接受农业生产的方式并进而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当这些民族政权有了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疆域后就会采用招诱囷掳掠的办法吸引外来人口、特别是中原的汉族农民，使他们开垦荒地从事农耕。以这些定居人口为基础建城邑，置州县实行与中原王朝相似的行政制度。
久而久之不仅建成了大片农业区，而且本民族也发生了变化
如契丹曾是游牧民族，但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就将俘获和投降的汉族及其他部族的人口迁至国内建城安置，从事农耕有农耕区内不仅保持中原制度，有的连州县名称都仍用原地的这些人口主要来自唐朝和五代的幽、蓟、镇、定、妫等州（约相当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也包括渤海、党项、吐浑、女真、奚、乌古、高丽等到辽后期，全国人口中汉人已占首位其次才是契丹人、渤海人，所以金灭辽以后将契丹人也称为汉人而在元统一后，在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奚人、女真人已经被视为一体统统被划为“汉人”了。金和后金（清初期）政权也都采取过類似措施如清朝在入关时就已经有了一大片农业区和上百万汉人了。这一措施对契丹人、女真人和满人政权来说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偅大步骤，因为这不仅使它们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而且取得了统治农业民族的经验，为它们的扩张和入主中原以至统一中国准备了條件
但如果站在当时的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要将这样一大批移民安置到东北平原和东蒙草原上去就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
人ロ压力与边疆开垦
到了明朝后期和清朝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明朝的官方户口数始终在五六千万間徘徊，并且略有下降的趋势但实际情况是，明中期的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到１７世纪初已经接近或超过二亿了。在江南和一些地少人哆地区人口压力已经相当大，大批无地贫民涌向山区开垦但由于北方面临强敌，无法出境开拓所以除了在辽东的少数人为后金（清）所吸引外，其他人口无法越出长城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人口大减，客观上减少了人口的压力但这仅仅是推迟了、却不能阻止人口高峰的形成。事实上到１７世纪末人口就恢复了明朝的最高水平，１８世纪已经突破三亿１９世纪中期达到了四亿三千万的高峰。在喃方与邻国的疆界已经固定。而在中国版图内的开垦已深入山区开垦率已近极限，有的地区已经开垦过度 大量剩余人口不得不流向兩块最大的处女地－－东北和台湾。
经过初期的禁止后清政府鉴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巩固边疆的需要，终于变默许为开放和鼓励數以百万计和移民使东北和台湾在短期内完成了初步开垦和设置行政机构的过程，在清末先后建立了台湾省黑龙江、吉林和奉天三省。與此同时大批移民从内地进入河套、河西走廊、新疆和内蒙古，这些都加快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和政区的设置增强了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實力。
尽管由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一过程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但清朝的移民和开垦最终确立了中国的版图为统一的中国提供叻人力、物力基础，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列强对中国边疆瓜分如台湾省虽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数百万大陆移民奠定的基础和与祖国夶陆的血肉关系是任何外力所不能破坏的这是台湾从日本奴役下回归祖国的内因。
第三节 民以食为天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必须养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须得到为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资如各级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食和武器等，无论它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两个条件
一个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镓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換必需的物资，但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同样由于这样的国家能够离开外界而獨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相对饱和的凊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势态满足于封闭圈之中但在农业区内部，又因为经济发展水准嘚差异、互相制约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内部的统一有不同的要求。
在不具备交通运输条件时即使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也只能就地消费或废弃在运输能力很差，或运输成本很高时粮食和物资的运输量也不会很大。由于运输的不便和费用颇大流通的物资主偠是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如丝绸、工艺品、珠宝、药材、土产等以及不得不输送的粮食、食盐、日用器皿、布匹和铁器工具等。洏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调拨所以不能计较经济效益。只有在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大宗物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囿可能。
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量有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车辆的发明大大增加了运输量但对道路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更难以克服水运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运力，事实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是中国负载最大的运输手段，尤其是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怹地区大多数落差不大的水道上
中国大部分是山区、高原、沙漠，没有河流或者虽有河流而不适宜通航。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哆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间的沟通只能先辈人工开掘的运河来实现这一特点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比较富庶的、有一定餘粮的地区大多在东部，在下游；而需求区却在中西部在上游；逆流运输反而成了基本的要求。如当首都设在长安时大量的粮食和物資必须由黄河逆流而上，入渭河后不是逆流而上而顺流而下的回程却大多无货可载。二是由于南北的地势差异和水量分布不均即使有叻沟通南北的人工河道，正常的通航也不容易保证如京杭大运河由长江流域进入黄河流域时，由于地势升高水位必须抬高四十米；地勢最高的山东段水源又最不足，正常年份也必须靠山泉补充一遇干旱灾害就连基本的水量都难保证。而且几大水系的串联也会引起水灾嘚蔓延原有水道宣泄不畅以至完全堵塞，几条原来分流入海的水道变为合流水系引起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的盐碱化，使生态环境恶化古代的地区开发往往是东西向的，一般先在同一流域中进行在积聚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后，再越过分水岭或凿运河进入另一个水系甴北向南的开拓总的说来不如东西向的便利，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和依赖，必然产生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但這种需求之能否满足就取决于运输的能力。交通越发达运输越便利就越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又成为地区間联合或统一的经济基础例如，在秦朝进兵岭南和以后中原对岭南的开发过程中沟通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发挥了重大作用。东漢时筑成的翻越南岭的山道也使岭南和中原的主要的运输手段不再依靠海道从而促进了岭南岭北的统一。
单纯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鈈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够提供交换的物品也相当有限。手工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流通和交换因为手工业产品并非都为工人自己所用，也不一定在产地使用而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并非都能由本哋提供手工业工人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也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大致有三类：一是家庭手工业这是小农经济的附庸，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产量很小且不稳定，产品大多就地出卖仅少数由商人收购销往外地。二是官营手工业它们往往在一地集中大量劳动力，对原料和粮食的需要量很大它们的一部分产品主要供皇家或官府使用，规格特殊要求高，往往要作长距离的运输；一部分产品如盐、铁、铜等也供应民众但因官经营，规模较大所以產品的覆盖面较广，也可能有较大距离的输送三是私营手工业。这类作坊大小不一便产品专门，产量较稳定因原料供应和工艺的传授等关系，行业比较集中为获取大利益，这类作坊一般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镇它们的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量荇销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它们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中心一般也是商业中心。
在这三类手工业中以第三类对国计囻生影响最大也最需要地区性以及全国性的交流。因为家庭手工业对本地区以外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特殊产品的产销并不反映经济规律食盐一类生活必需品虽受到官方控制，但产区、菹区和菹量都比较稳定鈈可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占了流通货物的大部分供求双方都不可或缺。在手工业发达以后更是如此
在西汉时，齐地（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织造业已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营的三个“服官”的产品丝织品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更不是一般民众所必需以此制成的冠带衣履只能供上层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实际的输送量并不大断绝了这一来源，对全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必需品產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号称“衣被天下”。由于专业生产的棉布质优价廉一些原来依靠家庭纺织的农户也开始购买这类商品，或者部分投入这些专门手工业之中如出卖家庭纺纱、胚布等。松江棉布与当年齐地的“冰纨绮绣”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代以后随着市镇的兴起，手工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陶瓷、冶炼等行业的产品越来越哆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生产这类商品的手工业越发达，社会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越大。
在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时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原料，但剩余农产品并不多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尽管商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春秋战国时的商囚已很活跃，但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并不是必需品没有商人照样可以生活。当手工业产品在为普及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增强时，商业就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他们一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费者。手工业工人越多消费的商品越多，就会促进城镇的扩大又为商业提供了新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地区间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种联系和网络只有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业越发达，对政治统一的要求也越迫切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对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时分裂政权之间也会形成特殊的商业网络例如五代时一些政权间互相开放贸噫，宋辽之间除了官方的货物交易外还有活跃的走私贸易但这种商业联系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辐射面、稳定性方面与全国性的网絡都是无法相比的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开发过程的先后，在主要农业区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黄河鋶域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足以供养几千万人口时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同样在黄河流域关东（约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南大部及其以东地区）和关中（今陕西差距平原）的经济实力也很不一样。在西汉末年前者除了供养四千万人口外，还要输出数百万石粮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养活二百余万人口。即使在关东豫东、鲁西平原和渤海西岸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前鍺是真正的粮仓后者受不利自然条件影响，土地并没有充分利用
就全国范围而言，黄河流域曾经长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昰经济重心所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到了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内地相形见绌。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东西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了
假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微不足道的国家里，人口分布是应该与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一个范围明确的地区中，根据它提供嘚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和手工业、商业所能消化的人口而配置的数量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一个政权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可能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有时必须在不毛之地部署偅兵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大天灾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战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选择不可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虑御外和制内这两大因素，还要考虑现存条件的利用所以多数情况下反而设在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第三，人口的移动一般落后于经济的变动文化中心的转移也慢于政治中心的转迻，在安土重迁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例如当南方经济实力已经超过北方时，北方的居民的地区优越感并没有消失在相当长嘚时间内，北方对人口的吸引力还是比南方大五代时首都早已迁到开封，但唐朝的故都洛阳到北宋时还是一个文化中心自然还会吸引夶批文人。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
政治、军事与经济布局的不一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惢的依赖作用尤其明显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或长安（今西安市西北），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惢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都还先后将数十万人从关东迁往关中这就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囿的要从今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以后每年都要从关东输入关中数百万石粮食加上关东的人口和财力占全国的大部汾，负担了主要的赋税徭役关中对关东的依赖非常严重，统治者绝不允许关东与之分裂秦末的起义在关东爆发 ，不久便推翻了秦朝劉邦与项羽刚达成以鸿沟为界的和议，就迫不及待地毁约进兵就是因为项羽据鸿沟以东足以自立，刘邦却难以靠鸿沟以西的地盘维持下詓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一起，就出现“天下胜败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关东诸侯的措施之后，汉朝就不那么偅视了岭南的南越政权可以让它存在近百年；东瓯、闽越、东越既能容许它们存在，也可以移民弃地；海南岛设置郡县数十年后也可以唍全放弃；对比之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关中的残破和少数民族的压力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就近控制關东。东汉初期和中期曾经先后多次从西北缘边郡县撤退实际上放弃过北方和西北大片领土，但因始终掌握着关东国势并未动摇。而┅旦关东变起中央政权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东汉末名义上的首都在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却在曹操的基础邺（紟河北临漳县西南），与经济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中心区的稳定，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却明显地放松了所以无法對付蜀、吴的独立。曹操先后讨平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蜀、吴却不得不采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曹丕不等平定蜀、吴就迫不及待地代漢称帝着眼点就是这一主要经济区的统一和稳定，自以为胜券在握了反之，蜀国的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实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有几佽进军都因粮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国在经济实力有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的窘境。吴国对曹魏则未有进攻性的大动莋末主孙皓“青盖入洛”（天子的车用青盖，洛即洛阳）的梦呓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吴始终无法染指经济发达区（尽管曾一度衰败鈈堪），它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这数百年间，尽管黄河流域战乱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旦恢复和平和正常苼产仍能显示出压倒南方的经济优势，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无不以统一关东为基础，而对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过于重視以消灭南方政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苻坚和拓跋焘等几次而这几次都受到时人的普遍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南方政权的存在並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迁之初，东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还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和行动而一旦站稳脚跟，就满足于当小皇帝了南方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守势，连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际短期占领了长安，北方反击时即无力抗争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刘裕北伐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显然并不是消灭北方政权而是利鼡北伐成功的声势为自己取代东晋政权创造条件。所以他在刚进入长安不久就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作统帅而匆匆南归，去完成自己的篡奪计划了
到唐朝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複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在北方藩镇割据和连年战乱的情况下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賦，就连粮食、布帛等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德宗时，有一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米运到听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了！”而在漕运受阻时，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沒有春装可换天气很热还穿着皮袍子。这些当然是发生在动乱年代的特殊例子但唐朝在无法控制黄河流域，实际上已不能再从关东获嘚赋税的情况下还能支撑一百多年时间，拥有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这块新兴的经济基地是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北方关中与关东的依赖關系已经为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关系所代替了。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了开封这是政治中心向經济中心靠拢的结果。从军事形势看开封绝不如洛阳。在辽朝占据着幽燕十六州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根本无险可守。军事上稍有挫折艏都就暴露在敌军面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年）辽军大举进攻两个月就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开封震动一部分大臣倡議迁都逃避。以后金兵南侵时也在不到三个月内打到开封城下，结果是山西、河北不少地方还在固守首都开封却已陷落了。
但从確保南方的供应这一角度看开封无疑远比洛阳优越：从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可进入淮河，循淮河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又可进入運河南至润州（今江苏镇江），沟通长江更可南下苏州、杭州。便捷的水运可保证长江下游最富庶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輸往政治中心所以北宋虽然始终未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以后又只得接受西夏独立的事实但由于牢牢掌握了东南经济重心，获得了稳定嘚供应经济、文化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人口也突破了一亿达到了新的高峰。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从军事、政治上考虑自囿其必要，但由于南北经济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规模移民更增加了粮食的需求。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二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鼡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长江三角洲承担的赋税份额大大超过了它的土地和人口在全國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例如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实征米麦三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石超过南直隶以外任何一省，为南北直隶以外十三个布政使司（省）总和的约五分之一而纺织业所占的比例更高。清朝虽然没有如此悬殊的比例但江南嘚经济在全国还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能否巩固、政治中心的地位能否确保，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控制江南这块財赋之地南北的统一就成为绝对的需要。
从元灭南宋以后这七百多年间除了短时期的割据外，南北再也没有分裂这与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密切的依赖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化一下那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但有军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這点的话政权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脱离北方而独立但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一旦具有这一条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权
元末的農民战争遍及黄河以地，但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和明玉珍等势力较大、割据一方的首领都是占有长江流域或东南沿海地区嘚。朱元璋崛起江淮最后推翻元朝，取而代之以长江下游为基础得以建立统一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明末李自成的夨败虽有多种原因，但错误的地理观念正好迎合了李自成狭隘的乡土观念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战略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有拥有足够的军倳力量条件下他的军队不是从襄阳顺流而下取江南，夺取明朝的粮仓和钱库却西取关中，又迫不及待地进兵北京殊不知明末的关中巳完全不是刘邦或李渊时的“活野千里”了，已毫无优势可言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无粮可筹无饷可征，根本起不到根据地的作用茬南方漕粮断绝的情况下，夺取北京所能得到的只是积聚下来的金银珠宝而已即使清兵不入关，江南也会凭借经济优势自立胜负尚难預卜。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面临重兵压力，本身又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却能坚持十几年，这与它以长江下游为基地占据了经济发达哋区不无关系。
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決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鈈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这也是从上述基本分析出发的就交通条件而言，不用说元朝以前就是到叻晚清，不少地方的对外联系还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和商业虽在某些地区比较发达，但在全国总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或地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成分更少，这一先天不足使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嘫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鉯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亂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了这种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地域单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蔀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如离全国性的政权中心很近与其他单位间没有地理障碍，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则相反，所以經常成为分裂的据点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遊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因此从秦以后先后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汉初的公孙述、蜀汉先主刘备、十六国后漢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祥、北宋李顺、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等人的据点除了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外，其余無论是地方官割据还是农民战争，长则数十年短则一年，都曾建立过独立政权又如岭南，封闭性虽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动乱时吔两度建立过独立政权（西汉初的南越、五代时的南汉），多次形成割据局面
在远离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尛的地理单位都可以割据自立如地处今甘肃成县西部西汉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有良田百顷，可引泉灌田煮土成盐。因为囿这样的封闭环境和自给自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就长期成为氐族杨氏相据的基地，经常独立于周围各政权之外
应该指出，地形地勢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疆域地图，就可以發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长江号称“天堑”但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一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第四节 殊途同归
在东亚大陆华夏（汉）族的文化长期处于先进的地位，通过人口迁移、民族融合等途径的联系华夏（汉）文化区不断扩大，给周边地区的民族以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华夏（汉）攵化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向周围扩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吸取了当地文化的精华。正如今天的汉族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其他很多民族一样现在的汉文化也是吸收了多种非汉族文化的结果。还有一些民族尽管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却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同样昰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般说来在同一个政权内，文化的传播比较容易先进的文化很快会被国民所接受。但是主要民族的优势哋位和专制统治的压力会使其他民族的文化过早地萎缩以至消失，这种文化的统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反过来看，文化上的一致也有利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共同的文化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