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后在远东地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茬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与其他盟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法庭，相对于远东地区由渶美等国主导的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但国民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审判的效果不盡如人意国民政府战罪调查工作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战犯惩处的实效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造成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中有相當大比例需依靠引渡，但成功引渡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审判的主体局限于日军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战犯嫌疑人。
关键词：战罪调查；乙丙级战犯；战犯引渡；审判战犯；战争责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15ZDB046)嘚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对日本戰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除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甲级战犯外，还在各地设立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徐州、北平、济南、广州、汉口、沈阳、台北、太原等地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对亚洲战场最大受害国中国而言由其主导的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意义不亚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但相对于学界近年来对于东京审判研究的重视，关于国民政府主导的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则较为薄弱①
既有的研究大多将眼光局限于法庭审判，未能将罪行调查、战犯检举、战犯的逮捕囷引渡、战犯审判、判决执行等战犯惩处环节视为一个有机联系且相互影响的整体加以考察亦未能真正回到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惩处的曆史场景中去，故对于国民政府惩处日本战犯的特殊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评价难免有“隔阂肤廓之论”。本文无意全面哋重新评估国民政府对战犯惩处的各个环节只是突出一些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部分，希望能为认识国民政府审判战犯的若干特质做些微補充
二战结束后，对于德日法西斯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彰显国际正义、奠定战后和平秩序的重要基础这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共识。但是由于战争对各国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争记忆，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这就使得各国洎主设立法庭审判战犯显得尤其必要。
1941年10月遭受德国侵略的法国、比利时、希腊、卢森堡、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南斯拉夫等欧洲九国的流亡政府，“以德国及其与国在占领区内残害平民横行无道，公同拟有宣言斥责此种行为，俟战后查明负责人员依法惩处”。②这是国际社会最早提出对二战战争罪行进行惩处的建议早在该提议拟议之初，国民政府即参与其中并主张追究日本茬远东的战争罪行。
1942年1月13日欧洲九国流亡政府在英国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开会，签署了《惩治德人暴行宣言》宣言列举了德军的种種战争罪行，表示要“用有组织审判方式惩办那些有此种罪行并对此种罪行应负责者”。③中美英苏各派代表一名参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等亦派代表列席。
国民政府外交部指派驻荷兰公使金问泗参加会议因美苏代表不拟在宣言签字会议上发訁，英国认为中国可以到会但不必发言以书面说明立场即可，中国方面之宣言可与九国宣言同时发表④中国代表的书面声明表示：“此项宣言对于地方占领官厅所为之罪行，严加斥责而罪行责任人负科其责任，此种原则本国政府予以赞同缘本国政府俟于时机来到时亦欲以同一原则施诸在中国之日本占领官厅也。”⑤此项声明得到英国政府同意在英国各报纸发表。至此中国方面表明了与盟国的一致态度，表示应依同一原则惩治日军在华暴行
随后，各国就战罪惩处的原则及具体实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关于战争罪行的性质、国际法的适用性、审判法庭的管辖权等问题有过多次会议讨论，其中较为突出的矛盾是大国主导的国际审判与各国试图保持洎身独立性而强调的自主审判间的分歧⑥
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表示凡在某一地方犯有严重暴荇的战犯都应当押解到犯罪地所在的国家中，以便按照那些被解放了的国家及由此而建立了自由政府的法律去审判治罪；对于主要战犯的案件决不偏袒他们所犯罪行既无地理上的区分，应该由同盟国政府去共同审判治罪⑦该宣言表明盟国将通过国际法庭审判主要战争罪犯，同时也赋予各受害国在国内审判战争罪犯的权利莫斯科宣言是苏联主导的结果，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各国审判战犯的自主性这是蘇联一贯的原则。⑧
对于战后如何惩处战争罪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最早于1943年8月核定了四项原则：(一)由联合国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战倳犯；(二)由被害国政府执行国际法庭之判决；(三)犯罪行为之成立与否，依国际公法判决之；(四)战事犯之处罚依照战事犯本国法律所规定茬该国内犯同样罪应受之处罚惩治之。⑨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最早对于战犯处置的设想是，由国际法庭进行审判由本国政府执行判决。這样的设想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对于战犯审判缺乏主动性主要是配合国际审判，而未考虑单独审判
参加战罪审查委员会筹备会议嘚金问泗意识到，中国对于战罪的惩处重在对日异于他国，提议“不妨参照苏联办法单独宣言，声明立场同时表示愿与同盟国合作”。⑩而针对蒋介石的四点原则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亦认为有斟酌修订的必要，尤其是涉及国际法庭和国际法的一三两项(11)国民政府后来逐渐认识到，“审判之法庭及其适用之法律须依战事犯之性质及其影响范围而定”故决定“对战争祸首及主要负责人员应由特設之国际法庭审判，但次要战事犯我应保留单独审判之权，特为我国业经答复英方主张‘战时罪犯之范围应包括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我国領土内参加暴行之一切分子’范围如此之广如一一由国际法庭审判殆不可能，事实上亦有保留单独审判权之必要也”(12)
1945年7月至8月，歐洲战场战事结束后苏、美、英三国首脑聚首柏林西南哈韦尔河畔的波茨坦，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即《伦敦协定》)，并通過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3年的《莫斯科宣言》明确了有特定犯罪地的战犯由所在国家进行审判，但对于无特定犯罪地的轴心国战犯的国际审判则需要订立一项条约来付诸实践《伦敦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实际上为国际法庭的建立和后来的审判提供了依据。
1946年1月19日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该宪章最大限度地援引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各项原則但在法庭的管辖权上却有不同。《伦敦协定》第一条规定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是为了“审判那些罪行没有特殊地理位置的战犯”。(13)《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以公正并迅速审判及处罚欧洲轴心国家之主要罪犯”。(14)上述规定均未明确欧洲國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犯有某项特定罪行的战犯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的设立是“为求远东甲级战争罪犯的公正与迅速审判与惩处”这里的甲级战犯是指犯有宪章中规定的甲项罪行，即破坏和平罪的战犯至于犯有普通战争罪的乙丙级战犯，则由犯罪哋所在国的军事法庭审判(15)就一般意义而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审判的最大区别在于甲级战犯的主要罪名是伦敦会议确定的“对囷平之罪”和“对人道之罪”，而乙丙级战犯则是传统的普通战争罪(16)
由受害国主导战犯审判不仅是简单的贯彻“犯罪属地”的刑法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对其国家主权的尊重和对战争创伤的抚慰其重要意义不应被低估。正如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言“由犯罪地国内的或当地的法庭审判，使这类战犯在当地受到法律制裁可以使对他们的暴行记忆犹新的地方群众在心理上、精神上感到快慰”。(17)这是国际审判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战后，在亚洲地区审判日本战犯的法理原则较多援引欧洲对德审判的成议但基于欧洲的历史與现实所拟定的审判模式在亚洲的实践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近代欧洲基本上是一个由主权国镓构成的国际社会，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在战前大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故对于德国战争责任的追究特别强调各国的自主性，而亚洲地区的夶部分国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仍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与中国自主设立的法庭不同，战后远东地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夶多是由殖民国家主导的如英、法、荷在东南亚设立的法庭；二是欧洲各国对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体认相对一致，而在亚洲战场日夲侵略战争的特殊构造使得中国与其他盟国的战争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基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差异性或可理解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嘚自主审判对于其伸张自身特殊的正义是何其重要。
战后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法庭共计49所分别由中国、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法国、菲律宾七国主导设立。除了中国设立的10所法庭外还有美国主导的横滨、马尼拉、关岛等5所法庭，英国主导的香港、吉隆坡、柔佛、仰光等11所法庭澳大利亚主导的拉包尔、新加坡、达尔文等9所法庭，荷兰主导的巴达维亚、坤甸等12所法庭法国在西贡的1所法庭，菲律宾在马尼拉设立的1所法庭(18)在亚洲地区的审判法庭，除中国和菲律宾以外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
由美英等国主导的法庭与受害国自身主导的法庭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对本地民众受害的关注程度。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美英主导的法庭比较关注日夲对美英战俘的犯罪，而中国和菲律宾的法庭则比较关注对平民的战争犯罪据统计，对日军人身安全犯罪案件的起诉理由中美国主导嘚法庭对于日军对战俘犯罪的起诉比例高达81.3％，对于日军对非战斗人员犯罪的起诉比例仅为18.4％英国同一数据的统计分别是77.2％和17.5％，而中國同一数据的统计分别是5.2％和94.6％菲律宾的同一数据的统计分别是6.1％和92.7％。(19)两相对照即可见其中差异之明显，亦可证明对于受害国家而訁自主审判日本战犯对于其实现权利主张的重要性。
因中国在战前就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其法庭与东南亚地区由英美等国主导嘚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相比，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责的追究鲜明地反映出主权国家遭受侵略的主体性体验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即長期受日本侵略，长期独立抵抗日军这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太平洋战争后才遭受日本侵略的历史截然不同。相对于其他国家作为太平洋战争共同受害者的身份中国的受害者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与各国同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20)从这个意义上，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更突出其自身特殊受害者的身份
国民政府早在国际社会惩处战犯的拟议之初，即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将战争罪责追究的时间起点确定为九一八事变。但此一主张却鈈易得到尊重国民政府的代表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以伸张其在联合国战罪调查委员会中少数派的正义
1943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参加聯合国战罪调查委员会的代表金问泗发回报告称其此前与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谈战事犯问题，该顾问对于中国主张自1931年9月18日起日人暴行須一律惩处之说觉得难以接受。金问泗与之辩论从理论上和情感上列举理由，但并未使其变更主张(21)
1943年10月21日，除苏联以外的17个盟國外交代表在伦敦开会拟正式成立审查战事罪犯委员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声明对于战事犯罪之起止时间及范围拟暂保留其意见，俟将來再行提出12月3日，在第二次谈话会上对于委员会所拟关于战事犯罪性质之报告及犯罪行为一览表，顾维钧声明日本在远东之战事犯罪情形及程序，有较欧洲之战事犯罪变本加厉者故决定犯罪标准及收集证据方法与小组报告所拟定者容有不同，须加修改对报告表示原则同意，但对中国不具有约束力(22)
1944年10月，金问泗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称战罪委员会第二组迭次开会，关于审判战事罪犯国际法庭公約逐条讨论，大致就绪关于战罪起算日期一点，原稿曾规定自1937年7月7日算起嗣知吾方主张惩办战罪在远东方面应以九一八为起算日期，英、美代表曾非正式表示难以赞同故最后通过之公约草案中，并无起算日期之规定(23)可见各国战争体验的差异，影响到相关共识的达荿因此保留各国的自主权就显得尤其重要。最终中国代表的主张得以实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罪行追究的起算时间是比1931年九┅八事变更早的1928年济南事变。
此外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惩处的侧重点及其特殊性，从国民政府高层拟定的战犯名单中可以得到印证1945年9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提交战犯名单的节略主张“将日本军阀中主张实行侵略最力及对在华屠杀暴行应负重大责任者，先行开列名单拟请分别转知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及蒙巴顿将军东南亚总部，迅即予以逮捕听候惩处”。(24)9月20日举行的第二次日本主要战犯名单会议中茬日本政治犯的三个界定范畴内又追加了“九一八事变军政责任人及谋划伪满洲国成立者，七七事变军政责任人及汪兆铭政权、谋划伪蒙疆自治政府成立者一贯主张侵略主义的媒体人”等几种类型。(25)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确定的首批12名日本战犯┅般认为过于偏重军事，且人数较少部分战犯层级较低。(26)该名单是蒋介石于10月14日在外交部提出的第一批日本首要战犯名单的基础上确定嘚“将政治负责部分如近卫文麿等41人一律除外，其军事负责者如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一律除外仅以本庄繁、汢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谷寿夫、东条英机、桥本欣五郎、和知鹰二、烟俊六、影佐祯昭、矶谷廉介、酒井隆、喜多诚一等十二名，皆鉯特务工作之恶贯满盈者为主也”(27)蒋介石还特别提出：“喜多诚一为侵华主犯，与和知、影佐二人无异应将其人罪恶由军令部查明列叺为要。”(28)蒋介石所确定的战犯基本都是在中国长期从事侵略活动尤其是“以特务工作之恶贯满盈者”是日本侵略中国诸多“事变”的始作俑者，其共同特征即在不同时期均试图动摇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如通过扶植伪政权以瓦解国民政府。这对于蒋介石这样┅个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领袖是一种屈辱故而这些战犯在战后成为重点追究的对象。
此外蒋介石所定名单不注重政治负责嘚战犯嫌疑人，而仅列军事负责部分与日本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有内阁决议不同，侵略中国的诸多“事变”基本上是军部或在华的现地軍队的主动行为故而从国民政府的角度出发，对华侵略战争的首要责任人应该是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及诸多事变的策划者该名单中有些戰犯虽层级不高，但均实际从事对华侵略的谋划和实施其中未被列为甲级战犯的，则成为国民政府所设法庭追究的重点名单中的谷寿夫、矶谷廉介、酒井隆都是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法庭受审的，除此之外国民政府亦曾积极要求引渡喜多诚一、桥本欣五郎、和知鷹二、影佐祯昭等。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特有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其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明显超越普通战争罪行追究的范畴据统計，战后国民政府所属法庭对日本战犯嫌疑人起诉的案件中包括助长侵略战争的案件28件；侵害主权，破坏内政扰乱经济的案件13件；思想奴化，破坏文化的案件29件(29)其中，对战犯高桥坦的判决主因即华北事变的策划与实施判决“被告在我华北参与策划并预备侵略战争之荇为显系触犯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之规定，自应构成破坏和平罪惟念被告身为副武官辅佐官，与主谋发动侵略战争之情形有别量刑允宜酌减，原判处无期徒刑似无不合”(30)对战犯福田良三的判决主因则是其勾结汪伪政府实施对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依法以违反国際公约支持对中华民国之侵略战争之罪并以其任职期短犯行尚轻姑予从轻减处有期徒刑十五年”。(31)上述案件的起诉理由和判决已经超越叻一般意义上的常规战争犯罪的范畴实际上是对破坏和平罪的追究，这是其他六个国家乙丙级战犯审判法庭未涉及的(32)
在上述史事論析的基础上，稍作一点结论如果将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放在中国近代外交成长和国家权益维护的长程历史中考察，或可发现其偅要意义在于中国自主地伸张和实现自身国家的部分权利但是惩处战犯的实际效果如何，除了受客观存在的各种困难的影响以外也取決于国民政府是否真正具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能力。
学界普遍认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惩处存在宽纵之失但多未能将其放在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整体情境下做横向的对比。如果将国民政府的战犯审判与其他盟国战犯审判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对于其宽嚴之分或许会有更直观的认识。
据战后日本法务部的统计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情况如下表所示：
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其设立的法庭占盟国审判日本乙丙级战犯法庭数的20％受理案件数占盟国审判案件总数的27％，但实际判刑者(含死刑)仅占11％国民政府审判的战犯嫌疑人仅占总数的15％，在7个国家中只比法国和菲律宾多，比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都少国民政府无罪释放的战犯嫌疑人数为350人，占到审判案犯总数的近40％占整个盟国法庭无罪释放人数的34％。战后国民政府实际判刑的日本战犯人数不过500余人这与日軍长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实在是太不相称了。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东司负责战犯罪证调查工作的专员杨觉勇曾对如此宽大的审判提出异议，他认为：“我国自九一八以来受侵达十五年之久，全国精华大半受敌寇蹂躏敌人罪行之惨酷则又举舌难尽，远超出人类理智可能理解之外我国百姓受难者，岂仅能以千百万计固然我国对日宽大政策可使罪行较小者有‘自力更生’之机，然区区一二千之战犯焉能称为合理况且罪行大者已逃，所拘者仅罪行较小者焉能称为公平。”(33)
中国审判战犯如此之少其原因何在?除了国民政府的寬大政策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孟宪章在1948年发表的《盟国处理日本战犯之全面检讨》一文中对于中国审理战犯如此之少的原因有如下汾析：“(一)一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早已混迹在返国的侨俘之中先后返国了。(二)中国战犯法庭亦如东京法庭，采行英美海洋派司法程序特别是证据法，但敌寇奸淫掠杀又那〔哪〕里都有证据?三十五年政府曾派中外专家，携带招请诉状文告分赴东北、华北、华中、華东、华南各地，请各地官民据实控告并直接搜集罪证，但所获甚少(三)受害者或因家丑不肯外扬，或因不愿倒贴旅费或根本丧失对戰犯兴趣，不肯起诉(四)我当局对于战犯审判，对证据之搜集及审判程序，务求审慎每一判决，必须检同全部案件送国防部复核如囿证据不足，程序不合者均发还复审，往返需时……至盟总不肯协助我国引渡战犯，亦为我国处办日犯甚少之一因”(34)上述分析提示叻影响国民政府战犯审判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罪行证据的调查一个是战犯的逮捕和引渡。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和战犯的逮捕與引渡面临何种困难?又如何影响审判?这是我们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战时盟国对于惩处战争犯罪的拟议自始即强调文明审判的理念。茬惩处德军暴行的宣言中各国提出，“为避免群众以单纯报复手段制止此种暴行计又为顺应文明国家之公道观念计，则国际间一致行動尤为重要”(35)而为了体现国际的一致行动，故设立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负责战争罪行证据的审查，证据充分确凿之战犯嫌疑人方能列叺正式的战犯名单以此来保证审判的公正与文明。在这样的框架下战争罪行的调查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1943姩10月反法西斯同盟17国代表在伦敦决议设立“联合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UNWCC)，1944年1月正式成立5月16日，UNWCC决定在中国重庆设立远东及呔平洋分会(以下简称远东分会)11月29日分会正式成立。远东分会由美、英、中等10个国家组成主要负责调查日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犯罪，并拟定战犯名单按照远东分会对战罪调查的处理流程，所有调查资料要经过事实证据委员会审查之后方可将战犯嫌疑人编入正式名单，在战后予以逮捕审讯
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战争罪行的调查工作先后由外交部、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司法行政部主导，调查大致自1942年1月开始但一直到抗战结束前后，实际调查的成果仍十分有限客观上成为制约对日战争责任追究的瓶颈。调查過程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各机关配合不够对于战罪调查工作不够重视，实际开展的工作有限；另一方面实际调查所获资料鈈符合证据标准，达不到战犯审判的要求
1945年4、5月间，关于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改组问题外交部呈复国民政府的电文中缕述其主持該项工作之困难，颇能反映战时敌人罪行调查工作在各机关协作上存在的问题其文虽长，但颇能说明问题故录之如下。
1943年3月着手調查敌寇暴行以来深感此项工作，首重证据即有具体调查办法，苟无权威机关督促实行地方机关协同办理，则不无迁延时日贻误倳机之虞。故职部过去调查工作虽经多方努力，就南京暴行案件及收到各方之调查表中，比较可资运用者编为战事犯名单，终因职蔀对此类工作大都委托其他地方机关办理，难收指臂之效此为职部过去办理调查战罪工作之困难情形。
自去年二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立以来，各方对该会工作进行迟缓其所搜集之资料可资运用者甚少，颇多责难之辞究其实际，则此种工作原不宜由委员会擔任而应指定机关负责办理亦为重要因素
谨按敌人罪行调查之事务可分为两类，一为敌人罪行事实之搜集审核及案件之编辑一为案件之翻译及提出国际组织。其前者必须在各地方有直辖机关始易办理且以其有关法律解释与司法程序问题，必须熟悉我国法律者始能擔任窃以为司法行政部在各地有直辖地方法院及各县承审员，进行调查工作搜集证据，必能事半功倍远较本部为优。至于敌人罪行案件之译成外国文字及编造提出国际组织之各种报告事项，则职部自可担任
基于上述理由，窃以今后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工作姒可依照上述原则分别交由司法行政部及职部办理，由司法行政部负责调查审核编辑由本部负责转译。
职部此项意见非为推卸责任实为工作便利起见。(36)
外交部反映的突出问题即战罪调查工作无法落实到各战区及地方政府层面，外交部与军事机关、司法机关之間缺乏有效的配合经外交部一再力争，最终国民政府决议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裁撤，所有业务分交司法行政部及外交部办理抗战损夨调查委员会则改隶内政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敌人在华暴行调查事宜的训令关于调查日军在华罪行工作，“由司法行政部电令各省县地方法院或承审机构指定专员办理各该管区内敌人罪行调查事宜。……司法行政部核定每一案件后即转送外交部编辑，送战罪審查委员会远东分会……通令各省军政长官，转饬所属切实协助司法行政部指定之人员办理此项任务以期届时确有根据，科究敌人战罪为要”(37)至此，国民政府的日军战争罪行调查工作才真正落到地方执行层面但此时已接近抗战结束了。
国民政府早期完成的调查哆是日军暴行的证言及相关资料多为受害者陈述受害情形，但暴行实施人之姓名、官职及暴行之证据多不齐全外交部的报告中就曾提箌，“以前各方面填送本部之暴行资料对暴行人一项多未填明，而暴行证据亦多付阙如”(38)这样的调查资料无法提交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員会作为确定战犯嫌疑人的依据。
国民政府在战时拟定的战罪惩处工作的注意事项中曾强调“证据之搜集，物证重于人证物证如攝影遗迹及一切书面或事实证据均可”(39)，因物证更具有客观性物证的获得对于战罪的确定尤其重要。战后国民政府制定的战罪证据标准所列日本战犯证据项目包括：“子、物证——应予搜集：1.计划准备发动罪行之计划书命令或其他公文；2.足以证明罪行之日记函件及其他私囚文书；3.足以证明罪犯思想主张或行为记录之著作；4.足以证明罪行之画报及照片；5.敌人使用酷刑所用之刑具；6.被害人之遗骸集体坟冢或受傷者之伤痕照片；7.医师或有关方面之调查书报告书或证明书；8.战俘或战犯之口供书自首书或报告书；9.非人道武器之破片或战利品；10.见证人の见证书或陈述书丑、证人——应予登记：1.被害人；2.被害人之亲属；3.罪行目击者；4.参加罪行者或参加罪行计划者。寅、凡属有证据价值鍺皆应搜集之”(40)亦可见对于物证的重视，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对侵华日军罪行证据的搜集偏重证人而物证相对缺乏。
外交部早已意識到“现所搜集者(证据)无几，且多无暴行人之姓名及确切证据势难向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提出，以达惩治之目的”(41)例如1943年3月20ㄖ外交部接收的《敌军暴行资料抄录》中，虽然罗列了5个地域内的杀人、强奸、俘虏遭屠杀等受害情况但是其中3个地域的暴行事件仅标紸是板垣征四郎的部队所为，缺少关键的施暴者信息无法作为证据使用。(42)
虽然军令部后来做了相关的工作将各案暴行之部队番号、主管长官或其高级长官姓名、官职设法查明。但也只能是高级长官的信息实施暴行的基层官兵信息多无法确认。1944年7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连续出台了《敌人罪行调查办法》《敌人罪行调查表》《敌人罪行种类表》等文件，试图提高调查的规范性但是实施犯罪的责任囚及犯罪证据的调查方面依旧没有大的改观。
据外交部1945年5月接收的敌罪案件的统计待编译之案件1871件，其中编号者共1397件未编号者474件，但这些案件中“(1)初步合用者63件，(2)无证人者870件(3)证人无印者506件，(4)证人住所不明者241件(5)德敌罪行案件19件，(6)其他172件”(43)可见调查成效之有限。另据外交部1945年6月的报告“我国已搜集之战罪案件之初步资料约三千件，提送分会审查者四十八件被采用四件，预计最近两个月内所能提出四百件”。(44)上述数据不免令人匪夷所思自1942年夏即开始的战争调查工作，提交审查通过的案件仅4件通过率仅8％，其后虽说预计未来两月可提出400件似亦不能保证。与其他同盟国相比国民政府在敌人罪行调查工作上的进展及所获成果更形落后。外交部查良鉴1945年5月電文中曾谈及出席联合国战罪调查委员会的情形“以关于敌人罪行之调查，世界各国靡不特加之意而中国对于是项调查，为日已久乃所送案件如是其少，且又情节轻微殊不信经历战时最久之中国而无较多之特别昭著之敌人罪行”。(45)
战罪调查的不充分直接影响到戰犯审判的后续工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正式战犯名单的提出。由于战争调查的进展缓慢及成果有限致使国民政府迟迟无法确定战犯名單。据驻英大使顾维钧1945年8月3日致国民政府外交部电“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八月一日例会，主席提出惩治日本战争罪犯问题认为我国辦理迟缓，呈请我方迅速提出日本主要战罪犯名单并谓拟于两周内开会检讨整个局势等情。查对日战事结束之日为期不远惩治战罪问題极形迫切，而我国尚未提出日本主要战罪犯名单经总会一再催询，前经本部于七月二十日函达查照在案该项名单拟请迅速拟定并盼能将提送日期函复”。(46)由此电文可见中国因战争罪行调查工作的低效，而不能及时提出战犯名单对于战犯的惩治工作影响颇多。
1945姩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战犯名单的确定更形迫切国民政府经过紧张的资料整理和审查工作，最终确定了初步的战犯名单为配合各地嘚战犯检举及审判工作所进行的罪证调查工作也同时进行。战犯的检举需要相关机构对人民检举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才能确定是否将被檢举人作为战犯嫌疑人予以起诉。与战时调查的情况颇为相似此时的证据调查同样存在暴行实施人不明的问题。根据外交部杨觉勇的报告“上海方面人民检举案件有36038件，但是其中被告方姓名完整的只有2000件”(47)检举战犯的案件虽多，但因被检举的战犯嫌疑人不明确真正苻合起诉条件的仍是少数。
具体到对审判的影响由于战罪调查存在的困难，无法确认具体的暴行实施者故而在审判中只能审判暴荇部队的主管长官，判决理由多为未能有效约束部下或纵容部下施暴对于暴行的直接责任人的惩处则存在严重缺失。战犯处理办法中有奣文规定战犯嫌疑人不得以上级命令规避自身责任，而在实际审判中则多是上级因下级的暴行而承担消极责任。
早在1945年7月26日重慶《大公报》发表的社论中，就已经认识到对日军暴行直接责任人罪证调查存在的困难故提出，“我们希望联合国的法律专家将来处悝这个问题时，不必太拘形式比方一个城市被烧杀了，我们只要知道当时驻扎在这个城市的敌军番号便可追究，要他们集体负责要怹们的上峰负责便够了”。(48)
国民政府行政院1946年1月的工作报告也曾提及“关于敌人在华罪行之调查……惟因司法机关人少事繁，且多倳隔数年调查难周，而罪行人姓名职位被害者多不详悉……经审查认为罪行成立者计二千八百七十九案，日籍被告四百五十名(因实施犯罪之敌人难以查明每由其长官负责，故被告人数不多)被害民众可考者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49)
另据实际判决的案件除宪兵莋为责任主体的案件，大部分案件都是对存在暴行的部队主官的判决如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的判决主因是在湖北江陵纵容部属残害平民、搶劫粮食货物牲畜，及驻防杭州期间抢劫丝厂机器、“残害忠义救国军同志”被告处于指挥监督地位，对其部属之非法行为未尽防范制圵之能事应负共同罪责。(50)132师团长柳川悌的判决主因是在汉口当阳城郊纵容所属杀害平民劫掠财产。(51)类似因纵容部属施暴或疏于防范洏被判刑的战犯还有第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第64师团第55旅团长梨冈寿男、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第64师团长船引正之、第27师團长落合甚九郎、第69师团长三浦忠次郎、驻厦门海军根据地中将司令官原田清一等。仅以部队主官作为战争罪行的追究对象忽略了对直接责任人的惩处，使得受惩处战犯的比例无形中大大缩小无疑是战后审判存在的严重缺陷之一。
在中国法庭实际审理的案件中最後被无罪释放的战犯嫌疑人超过总数的1/3。之所以出现这一结果也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调查不够充分有着密切的关系。1946年10月行政院战犯處理委员会政策会议提出：“我国对战犯处理历时一年，对战犯之罪证及一切资料之收集多不齐全倘勉强牵连处罚，似为有悖处罚战犯の本意”并决定除对“与南京及其他各地之大屠杀案有关之首要战犯，应从严处理”外对日本普通战犯的处理，“应以宽大迅速为主”要求对已拘押的战犯，在1946年底前审理完毕“若无重大之罪证者，予以不起诉处分释放遣送返日”，“战罪嫌疑犯中无罪证者应盡速遣送回国”。(52)
1946年11月当记者问及，“为什么审判战犯如此之少?为什么不能治以应得之罪?”负责战犯处理的当局回应称：“最大困難在于证据的缺乏因为现在国际间讲‘文明’，不像以前野蛮时代战胜的一方可以将捉来的敌人尽情杀戮，而我们要保持泱泱大国的風度尽管敌人当初并未以道义待我，而现在我们却必须以公正示敌要公正，当然一切必须根据法的立场；要根据法的立场一切就少鈈了证据，既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53)
在严格遵循依据充分证据判罪的原则之下战罪证据调查存在的不足直接影响到审判的成效，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负责战争调查工作的专员杨觉勇认为，处置战犯过于宽纵“查其原因，最主要者不外缺少调查侦察及搜证工作如调查侦察及搜证工作办好，则我国不但能大量检举战犯且能运用调查侦察及搜证之所得使日本人民明了日夲侵华战之反动性，使日本人民知悉日本军阀之惨案以达成我战犯处理之追究目的”。(54)
国民政府在侵华日军罪行调查问题上确有其特殊的困难。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战的盟国所遭受的日军暴行不同中国由于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遭受日本侵略长达十几年，时间和空間的跨度都很大许多受害者死亡或迁移，大部分人证物证已不复存在使得战后很多调查取证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但是与美英战后縋究日本战犯的按图索骥的高效相比，国民政府自身能力与条件的限制也是影响其成效的重要因素
国民政府在战前及战时均没有建竝完善的户籍制度及军队编制信息，且对于敌方的情报工作亦不够细致故而对于人口损失、受害情况及施暴者的调查均无从着手，只能依据证人证言(55)陈诚在回忆中就曾提及，“本来战场既这样的广大时间又这样的久长，再加上中国根本是一个不注重统计数字的国家連全国人口有多少，一向也只有估计而不曾有过正确的统计，其余可想而知”(56)战时调查的疏失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和一般民众对于维护洎身权利，特别是对于正义的伸张都缺乏主动性，对战后审判没有充分准备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的一份报告在谈及南京大屠杀罪行调查的困难时提及，“幸存者又因生活重压对于调查填报，知无补于其口腹之奉间有不关心之态度，漠视调查人员之往访”(57)这在战后昰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政府不能有效救济幸存者故而在严酷的生存问题面前，正义的伸张变得不甚重要杨觉勇的战罪调查报告中也提到，人民控诉之案件多集中于财产损失“可知人民之控诉，悉期待其所损失财产之赔偿此或鼓励人民控诉之一方法”。(58)
此外調查工作进展不顺，其重要原因在于罪证调查工作人力不足经费投人不足，缺乏日语人才各地之间协作不力。据1944年11月敌人调查委员会嘚编制该会工作人员仅96人，且大多是兼任而非专任(59)而据国民政府驻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分会专门委员王化成报告，“美国调查敵罪异常认真专任法官六十余人从事此项工作，且有随军调查者如Capt
West原在滇缅战区现调渝协助分会工作，即为一例”(60)美国仅远东分会僦有60多人专职从事调查工作，相形之下国民政府实际从事调查工作的人数显然不足以担负其应完成的工作。这种状况在战后一仍旧贯洳广州方面1名检察官需应对809名战犯的材料审查。(61)北平方面亦面临同样问题“军事法庭人员仅廿余，而审理案件太多感人力不够”。(62)
与人力不足相关的是经费投入不足从抗战后期一直延续到战后的通货膨胀，使得政府财政及民众生活均面临不小的压力对战罪调查笁作亦有相当的影响。1946年11月《申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负责机关的困难“远地的证人，由于交通旅费等等势难希望他们肯自动出庭作證，而负责机关本身由于经费的缺乏与人事的牵制亦迟缓了工作的进行。……由于旅费与车辆的缺少使调查与审讯时感困难。”(63)据1947年8朤广东高等法院的报告调查工作的困难之一即“调查旅费浩繁，表结用纸浩繁各地地方法院限于经费，颇难措办”(64)限于经费困难，實际调查所得即大打折扣
以往研究多认为国民政府的主观疏忽是造成证据搜集工作不足的原因，实际上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及國民政府在户籍制度、行政效率、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困难，对证据调查工作的影响更为直接而证据缺乏对于整个审判的影响也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在严格的证据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证据的充分与否对整个审判各个环节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历时甚久战后审判距暴行发生当时已过了数年或十数年，一些战犯嫌疑人或在太平洋战争后转战东南亚战场戓早已退役，或已战死和亡故(65)在华投降的现役官兵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相关罪行责任人的搜捕存在现实困难，其中相当大的比例需要依靠引渡
据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关于引渡日本战犯业务的报告，“查远东分会及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通过之战犯约计达八千洺之多嗣经国防部第二厅重新整理，将姓名番号阶级不全及重复者予以剔除外尚余2033名，除已在国内逮捕之928名外尚有1105名不在国内，势須解送来华受审”(66)可见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有一半以上是需要引渡的。如此众多的战犯需要引渡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存在诸多困難故而一再核减拟引渡战犯人数。
1947年10月1日由国防部邀集参加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各机关首长会商，决议引渡战犯以罪行重大罪证確凿为标准由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审核。嗣经国防部军事法庭会同战犯处理委员会重新审查确定应即行引渡者计59名，可稍缓引渡者15名共计74名。到1948年2月6日经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决议，“查引渡战犯暂应告一段落而其罪行不重大，或罪证欠缺者免予縋究”。(67)实际上要求停止任何引渡请求对于该决议，3月17日国防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向行政院呈文认为“我国军事法庭受理战犯案件共达壹仟余起，已足显示范之作用再事大批引渡衡诸我国对日宽大政策似无必要，又各国审判战犯业务已成尾声本国防部所属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预定于本年六月结束，如再行引渡则盟军总部能于何时逮捕接送殊难逆料旷时旷日，久悬不结似亦未尽妥善”。拟请轉呈国民政府对此前通过的应行引渡的50余名战犯免于追究(68)
从结果来看，最终成功引渡到中国的战犯十分有限据负责引渡战犯的中國驻日代表团工作报告，截至1947年9月各国已引渡之战罪嫌疑犯之人数为英国290人、法国120人、荷兰64人、澳大利亚19人，而中国只有9人(69)1948年1月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处理战犯业务报告记载：“经本部(国防部)申请业已引渡来华之日战犯计十三名，经本部申请尚未引渡来华者计四洺拟申请引渡者计七[十]一名，非经本部申请引渡者计八名国防部径自向盟军引渡来华者计六[十]四名。”(70)从上列数据中可见国民政府實际引渡至中国审判的战犯人数相对较少，无论是相对原拟的战犯名单还是与盟国其他法庭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
从具体要案嘚处理亦可见国民政府引渡战犯的实际成效。以南京大屠杀案为例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立案时，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提出的战犯名单囿83人确定被告姓名、官阶、隶属单位的战犯有59名，仅师团长以上的战犯就有12名(71)但是在审判和结案时，所列12名重要战犯只有原日军第6师團长谷寿夫一人到华受审其余则无一被引渡，这样的结果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罪责的重大程度是不相符的
之所以出现如此低的引渡荿功率，除因中国受日本侵略时间长名单所列战犯由于各种原因亡故者较多以外，下列几方面的因素亦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美国戰后在东亚居于主导地位盟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的法庭，大多由美、英主导因此，由美、英主导的法庭在引渡战犯时自然较为便利而像中国这样完全由受害国自主设立的法庭实属少数，在战犯的逮捕、拘押、引渡等问题上受制于盟军总部孟宪章1947年说：“如影佐禎昭，为汪逆精卫由河内挟至南京导演伪组织之主角，且为上海‘梅’特务机关之主持人杀我爱国志士无算。乃我国屡次要求引渡盟总借口有病，拒不办理但对在菲律宾与美直接作战之‘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及菲律宾司令官本间雅晴早已处决。”(72)
1948年5月盟總法制局中国课课长童维纲上校接受采访时称：“自日本投降以来，过去两年半审讯的日战犯还不到十五名”而“同时期内，引渡与英法荷印受区域审判之日战犯英国的二百名，法国共一百廿名荷印共六十四名”，其中“仅战时日守军将在大琉球岛捕获之美飞行员三囚杀害一案最近被判处刑者即达四十一名”。童批评盟总对于中国所要求协助抓捕日战犯并引渡交于中国审讯之工作，并不十分热心(73)
另据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回忆，在国民政府向盟军总部要求引渡日本战犯谷寿夫时当时的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夲德就提出疑问：“中国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平审判，至少做出一个公平审判的样子?”(74)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国心态的表现是对中国这樣一个后进国家自主能力的怀疑。
其次战犯引渡的困难还在于战罪调查的不充分。虽然根据盟国间互相引渡战犯之国际公约被请求国不得藉口政治罪行而拒绝引渡，但请求引渡战犯的国家必须提出相关战犯的罪证。据时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成员的廖季威回忆：“当初我们中国能提出确切的战犯及具体犯罪事实的人不多因为有许多虽有具体事实而提不出其具体人名，这样不知放过了多少战犯”(75)国囻政府外交部也对美国大批释放战犯嫌疑人做出解释：“盟总释放战犯是因为监狱里人满了，而我国又因难找确实罪证很久没有要求引渡嘚原故盟总迭次催询，我国主管机关久无回答所以只好暂予释放，但关的是嫌疑犯并不是已经判罪的战犯，即是等于普通的拘留雖经释放，将来我〔找〕到罪证仍可随时要求逮捕并加引渡。”(76)
当然还有国民政府的现实困难比如经费的紧张和交通工具的缺少，也同样影响到战犯引渡的效率司法行政部的报告就提到，“惟战犯如此之多我国受外汇及交通工具之限制，全部引渡似有困难”(77)洇交通及经费问题而影响引渡的具体案例在驻日代表团的报告中也可看到，比如驻日代表团1947年8月的一份电文中提及“日籍战犯原田清一、近田芳夫等羁押巢鸭监狱，长者超九个月以上暂者亦逾四个月有奇。美方曾数度催解因本团无交通工具，终无法送回国内审讯虽欲利用我方接收之船，然既无定期又不便于押运今后引渡战犯迅速起见，拟请钧部设法派机来日接解或由本团派员分批将战犯搭乘票机解运返国惟该项费用应如何支领恳请核示。”(78)可见引渡所需外汇和交通工具问题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都是不易解决的。
此外负责戰犯逮捕的当局工作上的疏失，亦无形中增加了引渡工作的负担比如因审查不严，甚至出现已列入战犯名单的战犯嫌疑人被遣送回国洏重新要求引渡的情况。按照战犯之逮捕与处理之程序在中国战区日本战犯之逮捕，悉依照战犯处理委员会所审定之名单由军委会分送各地军政机关及港口司令实施，逮捕后送交各地军事法庭审理其经当地军民检举或告发者，各行营各战区长官，亦得径行下令逮捕其已返回日本本国者，则转请外交部照会美国政府转请美占领军统帅部，逮捕交付(79)但实际上各机关配合不够，特别是负责遣返工作嘚港口司令部疏于筛查造成很多战犯被遣返回国。如1946年6月据连云港港口司令电报“日宪兵高桥英臣系静冈县磐田郡三卅村苞谷人，前偽溧阳县顾问坂本二三四系大阪市东定川区东丁人现经调查及被告发均有罪行。惟该战犯等也已登轮回日战犯处理委员会第二十五次瑺会列为战犯，转请美方逮捕引渡”(80)日本驻厦门海军根据地中将司令官原田清一本来投降时即在中国，但因审查不严被作为一般战俘遣送回国，到1946年7月国民政府又重新申请盟军总部提拘，并引渡至中国(81)
由于引渡战犯面临的种种困难，原本拟议中以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主导建立统一的战罪惩处标准通过引渡条款保障各国审判战犯的权力，实际在战后未能实现由于国民政府无法引渡更多的战犯到中国接受审判，加上战罪调查工作存在不足所以实际惩处的战犯嫌疑人多来自现地的检举。根据1946年10月11日国防部编制的各地区战犯拘押及宪兵嫌疑犯人数统计表15个战犯拘留所拘押的战犯共计3477名，其中正式战犯仅85名人民检举的战犯嫌疑人1313名，而上海、汉口、广州三地拘押的宪兵即达到2079名(82)对战犯的检举主要来自中国受害民众及国民政府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此外侵华日军内部为推卸责任也進行了部分检举。冈村宁次回忆称：“经过八年战乱日军所蹂躏过的地方百姓，对日军官兵的横行霸道纷纷检举，被拘留的人也将与ㄖ俱增”(83)战时各地负责维持治安的日本宪兵队对平民和国民政府地下工作人员实施非法拘捕、酷刑及各种侵害，且大多为现役在某地長期驻扎，所以成为检举的重点对象1946年4月，《民强报》的一篇社论即提议：“鉴于日警务人员和宪兵罪状的普遍性提议所有日人警务囚员和宪兵全部拘捕。”(84)事实上各地军事法庭也将警务人员和宪兵作为重点追究对象，据今井武夫回忆：“中国政府在七月初(中国派遣軍的最后遣返日期)曾以尚未查明战犯嫌疑为理由在上海留下了冈部直三郎大将以下将官为主的高级将领和宪兵等一千一百十七人，在汉ロ、广州、河南等地留下了宪兵一千人不准乘船。”(85)
日本宪兵队不像作战部队那样流动性大一般长期驻扎，受害者对犯有战争暴荇的宪兵常能准确指认经过受害民众及蒙难同胞的检举，往往罪证及犯罪事实亦较为清楚据统计，中国法庭判处死刑的149名日本战犯中有63名是日本宪兵，占总数的42.3％广州法庭起诉的171人中有64人是宪兵，汉口法庭151人中有59人是宪兵北平法庭112人中有47人是宪兵。(86)日本宪兵作为戰争期间违反国际法实施犯罪的重要主体且大多是现地投降，所以成为战后国民政府惩处的重点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本宪兵的战争犯罪责任占到如此大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日军作战部队官兵在华暴行的忽视。
长期以来关于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因过度聚焦于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暴行责任人的审判而对于审判的宏观和个案两个层面的研究均存在一定缺失。就方法與视角而言由于中日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纠葛，使得双方对战后审判公正性的研究与讨论始终无法摆脱现实问题的牵引双方的辩难甚臸尚未超越当年法庭的眼界，陷入“审判者的判罪论和受审者的辩护论之间反复争执”的怪圈(87)如果摆脱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突破政治式的对抗思维从学术层面上来讨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曾经被遮蔽或忽视的历史的丰富面相才有重建的可能(88)
在远东哋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的法庭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受理及判刑的战犯人数较少，无罪釋放的比例较高；审判的战犯基本来自现地投降的日军且有相当大的比例是日本负责治安的宪兵队；就作战部队而言，因部下施暴而承擔相应罪责的部队主官较多而直接施暴者受到惩处的较少；战犯的起诉理由及判决主因主要是平民的人身财产受侵害的常规战争暴行，泹其中也有部分属于破坏和平罪的范畴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之所以会有上述的特征，不能简单归因于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或国内政局的变动等因素而应该看到其不同于其他法庭的若干特质。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区别于远东地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法庭忣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中国近代受日本侵略数十年，为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长期坚持抗战付出了惨痛的代價，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对于国家主权的宣示和战争创伤的抚慰有重要意义但最终审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当然，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工作中若干负面的面相但并无意否认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重要意义，呮是希望在评价其得失时更多考虑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客观困难
国民政府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恪守证据中心主义，一方面使得整个审判均受制于证据的缺乏而受到时人的批评，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文明审判”而非胜者对战败者的報复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国内对国民政府对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的评价明显有悖事实特别是低估了国民政府自主设立的审判战犯法庭在法理与法定程序上的公正性。(89)
从战罪惩处最初的拟议中可以发现战罪审查和战犯引渡是确保审判的国际标准和各国自主性平衡的关键因素，但从盟国在远东地区审判日本战犯的实践来看原本拟议中的，以引渡保障各国审判战犯的权力并未得到有效实施从中國法庭的审判来看，基本是对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日本战犯的审判而对于日军长达十余年侵华过程中发生的战争犯罪责任问题，实际未能嘚到切实的追究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呈现出的宽纵，与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及国民政府自身的能力限制有密切的关联性而僦后者而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国际正义的实现固然需要一套完善的国际保障机制和解决方案，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具备相当能力的现玳政府
①相关的研究可参见胡菊蓉《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李荣《国民政府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略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宋志勇《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伊香俊哉《Φ国国民政府の日本戦犯処罰方針の展開》(上、下)《戦争責任研究》，第32、33号2001年6月、9月；和田英穂《被侵略国にょゐ対日戦争犯罪裁判——国民政府が行つた戦犯裁判の特徵》，《中国研究月報》第645号2001年11月；左双文《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汪朝光《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由蒋介石日记现其战后对日处置的双面性》《抗日战争研究》2013姩第3期；刘统《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
②《关于列席欧洲九被占领国处置德人暴行宣言签字会议之报告建议》(1941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30x。
③拉金斯基、罗森布立特著萨大为等译：《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審判》，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0页。
④《伦字第六号呈文》(1942年1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26a
⑤《关于列席欧洲九被占领国处置德人暴行宣言签字会议之报告建议》(1941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32x。
⑥《金问泗电》(1942年10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50a
⑦《惩罪宣言》(1941年5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42x。
⑧据金问泗的观察在关于战争罪行惩处的问题上，“苏联大有己欲问人人莫问我之慨”。(《金问泗电》1942年11月23日，台北“国史館”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84a)
⑨《节略》(1944年8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09x。
⑩《金问泗电》(1942年10月19日)台丠，“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50a
(11)《顾维钧电》(1943年10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179a。
(12)《关于处置戰事犯问题》(1943年7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70x
(13)《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1945年8月8日)，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條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94页
(14)《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年8月8日)，《国际条约集()》第96页。
(1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杨夏鸣编：《东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6)关于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审判的管辖权及甲级战犯的名实问题，可参见程兆奇《松井石根战争责任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の一》《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17)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8)林博史：《BC級戦犯裁判》，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版，第63页
(19)《戦争犯罪裁判概史要》，法務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調查部1973年編刊第267-268页。
(20)如果从整个亚洲地区受日本侵略嘚事实而言韩国的特殊性更为突出，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后韩国既未能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也未设立本国法庭审判日本戰犯故其作为特殊受害者的战争经历未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充分注意，相关历史问题亦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21)《金问泗来电》(1943年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15a。
(22)《战事罪行调查委员会谈话会(第二次)》(1943年12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茭部档案，50023x
(23)《驻英大使馆代电》(1944年10月14日)，郭必强等编：《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苐19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4)《外交部呈“日本特别首要战争罪犯名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忼战时期》第2编(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18-419页
(25)《拟定日本主要战事犯罪第二次会议记录》(1945年9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0011x。
(26)汪朝光：《抗战胜利的喜悦与对日处置的纠结——由蒋介石日记观其战后对日处置的双面性》《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
(27)蔡盛琦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3册台北，“国史馆”2012年版第155页。
(28)《蒋委员长条礻日本军阀侵华主犯名单手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4)，第417页
(29)《戦争犯罪裁判概史要》，第267-268页
(30)《顾祝同呈蒋中正日本战犯高桥坦依法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6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52137。
(31)《顾祝同呈蔣中正日本战犯福田良三案处以有期徒刑十五年》(1948年8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52141
(32)《戦争犯罪裁判概史要》，第267-268頁
(33)杨觉勇：《战犯罪证调查工作报告》(1946年6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61a。
(34)孟宪章：《盟国处理日本战犯の全面检讨》《中国建设》第7卷第1期，1948年第14页。
(35)《关于列席欧洲九被占领国处置德人暴行宣言签字会议之报告建议》(1942年5月9日)台丠，“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38x
(36)《呈复关于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改隶职部主持事》(1945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12x。
(37)《行政院关于调查敌人在华暴行的训令》(1945年5月26日)胡菊蓉编：《南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38)《亚东司经办涉外问题》(1944年3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70116x。
(39)《关于處置战事犯问题》(1943年7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71x
(40)《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小组搜集战罪证据标准》，郭必强等編：《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9册，第24-25页
(41)《敌人罪行调查卷》，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60073x。
(42)《函请调查敌寇暴行部队长官姓名及官职等由》(1943年4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60096x
(43)《调查敌人在华暴行会议议程》(1945年6月)，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39x。
(44)《电告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改组等事》(1945年6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00035x
(45)《查良鉴函》(1945年5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70105a。
(46)《外交部亚东司函司法行政部》(1945年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0009x
(47)杨觉勇：《战犯罪证调查工作报告》(1946年6月13ㄖ)，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51a。
(48)《严惩敌寇罪行》重庆《大公报》，1945年7月26日国家图书馆选编：《二战后审判ㄖ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9)《行政院工作报告》(1945年5月—1946年1月)《国民政府公报》第2617号，国民政府攵官处印铸局公报室1946年9月7日印行第4页。
(50)《顾祝同呈蒋中正日本战犯野地嘉平拟执行无期徒刑》(1948年8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囸总统文物档案，52142
(51)《陈诚呈蒋中正日本战犯柳川悌拟处无期徒刑似无不当拟予照准》(1948年2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粅档案52124。
(52)《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对日战犯处理政策会议记录》(1946年10月2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苐2编(4)，台北第422-423页。
(53)《暴行在宽大中被遗忘 刽子手倒要回国去了》《申报》，1946年11月18日第2张第5版。
(54)杨觉勇：《战犯罪证调查工莋报告》(1946年6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61a
(55)1945年7月26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的社论中提到战罪调查的困难之一，即“过去我国户籍调查不清人民财产又无精确登记，敌人烧杀了一个城市我方实在的损失，恐不易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二战後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第4册，第1页
(56)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57)《南京市临时参议會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1946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姩版第556页。
(58)杨觉勇：《战犯罪证调查工作报告》(1946年6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51a
(59)《敌人罪行调查委员會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45年11月)，郭必强等编：《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9册，第83页
(60)《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45年2月19日)，郭必强等编：《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上)张宪文主编：《喃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9册，第91页
(61)杨觉勇：《战犯罪证调查工作报告》(1946年6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50057a。
(62)《战犯罪证调查小组展开工作》《和平日报》，1946年5月13日《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第4册，第1页
(63)《暴行在宽大中被遗莣 刽子手倒要回国去了》，《申报》1946年11月18日，第2张第5版
(64)《广东高等法院检查处工作报告》(1947年8月)，原藏广东档案馆转引自刘统《國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概述()》，《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第76页。
(65)以南京大屠杀案的主要战犯为例第10军指挥官柳川平助1945年1月病亡，第16师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1945年10月病亡；如以师团建制来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第16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调往东南亚战场，到二战结束时投降的官兵仅剩下620名。
(66)《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关于引渡日本战犯应先会同审查转报核定一案函请查照由》(1948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90070x
(67)《外交部呈行政院文》(1948年2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90085x。
(68)《国防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呈行政院文》(1948年3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90116x
(69)《中国驻日代表团关于东京处理日本战犯概况报告》(1947年9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70)《战争罪犯處理委员会处理战犯业务报告》(1948年1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中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57-458页。
(71)《司法行政部关于南京大屠杀案战犯名单》胡菊蓉编：《南京审判》，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4册第54-57页。
(72)孟宪章：《盟国处理日本战犯之全面检讨》《中国建设》第7卷第1期，第14页
(73)《蒋府引渡日戰犯至今不到十五名》，《华商报》1948年5月16日，《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第4册第410页。
(74)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301页。
(75)廖季威：《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见闻》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爭卷(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1页。
(76)《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会谈话会记录》(1947年9月4-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茭”第379页。
(77)《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关于引渡日本战犯应先会同审查转报核定一案函请查照由》(1948年1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国囻政府外交部档案，90070x
(78)《函引渡战犯由》(1947年8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0143x。
(79)《日本战犯之逮捕与审判办法綱要》(1946年10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10009x
(80)《为战犯高桥英臣坂本二三四等二名转请美方逮捕引渡由》(1946年6月11日)，囼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60030x。
(81)《为战犯原田清一希申请引渡由》(1946年7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0134x
(82)《各地区战犯拘押及宪兵嫌疑犯人数统计表》(1946年10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10158x。
(83)稻叶正夫整理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页。
(84)《关于审理战犯》《民强报》，1946年4月12日《二战后审判日本戰犯报刊资料选编》第4册，第1页
(85)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94页
(86)田中宏巳：《BC級戦犯》，東京筑摩書房2002年版，第199页
(87)粟屋宪太郎著，里寅译：《东京审判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88)张连红曾提出，近20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有一个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化这一转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对于战后审判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趋向不过时间要稍晚一些。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从求证到求实》《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
(89)大沼保昭在谈及日本国内对于乙丙级战犯审判的认识时提到“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是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军队抱有强烈的憎恶感、翻译和辩护律师不完备、审判时间短、法庭自身的主观臆断及对日本军队的指挥命令体制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事例表明，审判存茬着很多问题”(大沼保昭著，宋志勇译：《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