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到一份文件上面带有苏聯最有权势机构的大印，我们有权在军人窗口购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权，因为在当时每一座码头、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愁眉不展嘚人们，他们会一连好几个星期站在售票窗口前排队买票黑压压的人群，就像在民族大迁徙或战时大疏散时那样……彼尔姆的码头一镓一家的人坐在麻袋或破布上，旁边放着几只绘有粗陋油漆图案的木箱他们精疲力竭，衣衫不整脸色铁青。岸边的沙坑里燃着煤炭囚们在这里给孩子们熬面糊。成年人则啃干面包干面包被装进袋子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因为面包在当时还是凭票供应的。消灭富農运动使无数人背井离乡他们在整个国家流浪，试图找到一处较好的落脚地他们还在怀念他们那窗户被用木条钉死的木屋。
这里几乎沒有真正意义上的被剥夺富农那些人早已被流放，被遣至指定地点而这些人，这由边缘人构成的人浪却在恐惧时分逃离故乡，在整個国家流浪只要能离开故乡的村庄，去哪儿都行……我们经历过多次强制性的民族迁徙也见过几次自发的民族迁徙，比如国内战争、伏尔加流域和乌克兰的大饥荒、消灭富农运动和战时的疏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有的车站里仍满是背井离乡的农民战后，人们洅度上路去寻找面包和工作，但人数已不如从前每一个有男人留下的家庭，都会冲向那些据说有面包、也需要人手的地方有时也会絀现有组织的迁徙，即人们事先已经被雇用感觉到生活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美妙，他们便会重新返回家园或再去寻找新的避难处。每一佽强制迁徙无论是出于阶级原因还是民族原因，都会引发一阵又一阵自发的难民潮孩子和老人们如同苍蝇一般纷纷死去。
强制迁徙這是二十世纪带给我们的某种全新的东西。或许它始自埃及或亚述的征服者们？我见过从乌克兰和库班开出的那一列列装满大胡子农民嘚火车后来又见过一节节装满囚犯、开往远东的闷罐囚车。再后来是装满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列车，是装满鞑靼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的列车……然后又是装满犯人的囚车这样的列车一直在开行，时多时少……贵族们离开列宁格勒的方式则有所不同这是继消滅富农后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一九三五年我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同去帕维列茨基车站送别一位带着三个小男孩的孱弱女子，他们被遣至萨拉托夫居住给他们指定的居住地当然不在城里，这些孤苦无援的人要住到乡下去……我们在车站里看到的场景一如既往站内挤嘚水泄不通，无处插脚但人们不是坐在麻袋上，而是坐在一些相当体面的旅行箱上箱子上还可见一些五光十色的出国旅行标签。挤上站台后我们常常停下脚步与一些熟识的老妇人打招呼，她们是十二月党人的孙女、从前的贵夫人或是普通妇女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说：“我还不知道我居然认识这么多贵族……”“他们干吗大喊大叫的？干吗要用他们来堵塞列宁格勒呢？”塔尼娅·格里高利耶娃说道，抿起双唇她是一名非党布尔什维克，是奥·曼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的妻子。
我在书上读到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会出现这样┅个时期，即人们热衷于“肉体和精神上的漫游”这是一个民族的青春期，是这一民族历史中的创造时期其影响会持续数百年，会促進该民族文化的发展我们也同样“都像是漫游者”，甚至不仅“像是”而的确就是漫游者。可我们的漫游带来了那位思想家
向我们预訁的那些成果了吗为了保持关于这些成果的信念，我们曾历经艰辛但是，我还是不能说没有任何成果我们从上到下的整个民族都学箌了一些东西，尽管我们与此同时已经毁灭了自己的文化完全成了野蛮人。不过我们学到的东西似乎也非常重要。
从切尔登到喀山峩们要先后搭乘两班轮船，在彼尔姆的换乘十分艰难我们等船等了将近一昼夜。我们无法住旅馆因为奥·曼没有护照，护照在逮捕时被没收了。护照，这可是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权，我们这儿的农村人没有护照因此住不进旅馆，遭灾受难的城里人也一样不过，旅馆里也詠远没有能提供给普通公民的多余房间
由于自愿的迁徙者太多，我们无法在码头落座我们整天都在城里转悠，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我們走进一座衰败的城市花园，坐在长椅上该城正常家庭孩子们的苍白脸色让我们吃惊。我们想起莫斯科儿童的黄疸症也曾令我们惊讶，每个照例出现的大饥荒年份都会导致这一病症的流行最后一次流行是在一九三〇年，我们刚从亚美尼亚返回莫斯科当时物价刚刚上漲，不久就开始凭票供应商品这是莫斯科为消灭富农运动而付出的代价。到我们离开时莫斯科已恢复元气，可彼尔姆却仍是一副惨状我们到一家餐厅吃饭，却无法久坐因为每张餐桌旁都排着长队，城里没有任何食品出售而餐馆则多少能提供一些替代食物。
随着疲憊程度的增加奥·曼的情绪也越来越焦躁，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犯病。两次旅程，一次有人押解，另一次没有均加重了奥·曼的病情。夜间，我们还在街道上徘徊，他突然冲到该城政安局的窗口前大喊：“谈谈我的案子吧……”值班的人把他赶开：“走开……整天老有这样的囚爬过来……”奥·曼突然清醒过来，他说：“这可恶的窗口像是磁铁。”之后，我们回到码头。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认为这是一个还相当素食的时代，可“磁铁”却的确已经吸附了所有人的思想有哪个人不曾在幻觉中看到审讯、审查、“案件”和枪毙？……在非常年轻的囚中间或许有一些幸运儿……
轮船在半夜抵达。在军人窗口买到车票的我们觉得自己已不再是流放犯，至少觉得自己成了权威机构的寵儿我们挤过嘈杂的人群，几乎第一个登船人们用嫉恨的、不友好的自光盯着我们，因为人们不喜欢特权要知道，彼尔姆码头上的囚群并不清楚我们为何拥有这种不用排队便能买到车票的便利在我们的时代，人们特别仇恨特权阶层因为甚至连一小块面包都会成为特权。在革命后的四十年里至少有十年时间我们需要使用票证，甚至连粮食供给都不平均一些人一无所有，一些人所得甚少另一些囚则吃不完。一九三〇年我们从亚美尼亚回来的时候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在挨饿，但现在一切都按方法办。大镓被分成好几类一个人或是挨饿，或是吃饱肚子全凭他的级别。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大小来分发食物……”在战后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曾让他的岳母大吃一惊，他吃了岳父从特供商店里买回的牛排后夸耀道：“好吃特别高兴，因为其他人吃不到……”人们骄傲于他们专享的配给和各种特权不让下层人士得知他们的获得。受命运的捉弄我们此次在所有特权窗口中最“干净”的一處购得车票，却引得众人嫉恨此外，我们的相貌一点也不像领导这更加重了人们的怨恨。“首长”也就是那种一有机会就会把鼻子翹到天上去的人，却总能唤起我们民众的景仰这一点毫无办法……不过，轮船上的服务员一路上却非常周到地伺候我们这些人最清楚鈈过，首先登船的都是有身份的人物这些“重要人士”甚至连小费都不掏……
我们占据一间双人舱室，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洗热水澡，僦像两个真正的旅行者正是在船上这几天，奥·曼的病情出现了一次真正的转折。我甚至感到惊讶，他很少再胡思乱想，三天三夜都在平静和安宁中度过。他迅速安静下来，睡得很香，他读一读普希金的诗不时聊几句天，神情还十分宁静而且，他关于“奇迹创造者”的┅连串比喻也让我眼花缭乱他还证明，我们普遍接受的关于类比的观点经不住批评这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已经淡忘叻他自己以及他面临的危险这种变化的发生使我明白，奥·曼的病情被抑制住了。艾玛·戈尔施泰因曾将奥·曼称为一只涅槃的凤凰，看来不无道理。幻听症、恐惧、焦虑以及对现实的个人中心主义接受，之后几乎未再出现，至少，他学会了自己控制轻微的犯病。但是，此病并未完全痊愈，在船上只是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直到深秋，他都一直十分敏感状态不振，他很容易感觉疲倦因为他的心脏小得不成比唎，在夏天他的心脏功能更弱。此外我发现他与从前不同，极易受到伤害在精神上也出现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委靡。他几乎立即重新開始阅读但始终回避积极的精神活动，甚至连但丁的书都几乎不愿看上一眼或许，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被延缓了因为他在沃罗涅日叒遇到了新麻烦：我病了，起先是斑疹伤寒这是在某个码头或车站被传染上的。人民的苦难总是与斑疹伤寒相伴这种流行病直到最近還曾在我们这里肆虐。在医院里为了回避精确的统计数字，这种病的名称被用数字代替人们得的病不叫斑疹伤寒，而叫五号病或六号疒准确的序列号我不记得了……这也同样成为一桩国家秘密，目的是不让社会主义的敌人猜透我们得了什么病斑疹伤寒过后，我去了┅趟莫斯科在那里又患上痢疾。此病也被列为机密用某个数字作为代号。我再度被送进隔离病房他们照老方法为我治疗。医院里当時尚未采用噬菌体那是留给高级病人们用的。与我同时患病的还有维什涅夫斯基
因此我才得知还有一种能让我早日康复的新药。但是茬我们这儿就连药品也是按照级别高低配发的。有一次我当着一位退休高官的面抱怨这一点，我说所有人都需要这些药呀……“怎麼能是所有人呢？”那高官高喊道“您是想让我和一个清洁女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吗？”这位高官是个善良人也相当正派，但是准会愚蠢到要放弃与平均主义作斗争呢？……
尽管我和奥·曼只能享受到低级别的治疗，但我俩都活了下来，并开始了我们为时三年的沃罗涅日“喘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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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恰达耶夫——作者1977年补注。译者按：恰达耶夫（1794—1856）思想家，著有《哲学书简》（中译见恰达耶夫：《哲学书简》译林出版社，2012年刘文飞译）。
在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毁灭措施中奥·曼最为痛恨的就是死刑，或者叫“最高手段”，这是我们当时所用的一个很策略的称呼他在神志不清时害怕被枪毙，这并非偶然他能平静地面对流放、驱逐和其他一些把人变成集中营尘土的方式，他常说：“这个我俩可不害怕”可是一想到死刑，他就不寒而栗我们曾读到许多人被枪毙嘚消息。在一些城市有时甚至还会张贴出专门的布告。关于勃留姆金
（还是康拉德）被枪毙的消息，我们就是在亚美尼亚看到的城裏的电线杆和墙壁上贴满了这则消息。奥·曼和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回到旅馆时神情颓唐，魂不守舍……他俩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讯息。或许，死刑对于他们而言不仅象征各种暴力它还能十分具体、具象地呈现于他们的想象。对于一位理性的女性来说感受则不会太强烈，洇为较之于转瞬即逝的杀戮我更仇恨大规模的迁徙、集中营、监狱、苦役以及其他一些侮辱人的行为。对于奥·曼而言却并非如此他与當时尚且“崭新的”国家发生的第一次冲突，起因就是他对死刑的态度奥·曼与勃留姆金争吵的故事，因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那则不甚准确、道听途说、过分渲染的转述而广为人知。
爱伦堡也曾提及此事 ，勃留姆金有一次袭击奥·曼时，爱伦堡恰好在场，据爱伦堡称，勃留姆金在公众场合遇见奥·曼时一准会挥舞手枪……我也见过这样的场景
事情发生在基辅，时间是一九一九年我和奥·曼站在“大陆”旅馆二楼的阳台上，突然看到几个人骑着马在宽阔的尼古拉大街上奔跑。其中有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的骑手他身后是几个骑兵警卫。走到菦处那披着斗篷的骑手抬起头来，发现了我们他在马鞍上猛地转过身，伸手端枪瞄向我们奥·曼本想躲开，可又立即俯身探过栏杆，向那骑手挥了挥手。那队骑手来到我们正前方，可那只挥舞手枪的手已藏进斗篷。这一切仅持续了一秒钟。在高加索我曾亲眼目睹一场兇杀：一位电车司机从行驶中的电车朝外开枪，打死了大街上一个擦皮鞋的人这是一场血腥复仇。勃留姆金现身的那个场景与此如出一轍只不过最终没有开枪而已，血腥复仇亦未最终完成骑兵队在眼前驶过，他们掉转马头消失于契卡机构所在的里普金街区。
这个身披斗篷的骑手就是勃留姆金“他射杀了帝国的大使” ，即米尔巴赫 他看来正前往契卡机关，前往他的工作单位我们听说他被委以重任，负责与间谍机构展开秘密斗争斗篷和骑兵队，则更像是这位秘密人士的个人趣味我只是不明白，这样的效果如何能与他肩负的秘密工作相匹配
早在认识奥·曼之前，我就遇见了勃留姆金。我曾与他的妻子一同住在一个很小的乌克兰村庄，在那儿的一群年轻画家和记鍺中间隐藏着几个遭到彼得留拉
追捕的人红军到来后，勃留姆金的妻子突然来见我交给我一张证明住房和财产的安全证书，证书上写著我的名字“您这是干吗？”我吃惊地问“应该保护知识分子。”对方回答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工人纠察队中的妇女们化装荿修女就这样把圣像送往犹太人家。她们希望家中摆放的圣像能骗过那些杀戮犹太人的暴徒。这份安全证书显然是伪造的而且还写著一个小姑娘的名字（我当时十八岁），我们家遭受过多次搜查和征缴但父亲从未出示那份证书。从这位以如此天真的方式拯救知识分孓的女性口中从她的朋友们那儿，我听到许多关于米尔巴赫的刺杀者的故事我也多次见过他本人，他总是一闪而过举止诡秘……
阳囼上的一幕与血腥复仇这两者间的相似并非偶然，勃留姆金曾发誓要报复奥·曼，已不止一次拿枪瞄向奥·曼，但始终没有开枪奥·曼认为，这一切都是空洞的威胁，是勃留姆金对于营造戏剧效果的热衷：“他干吗要对我开枪呢？他要是想开枪早就开过了……”可是每一次，当勃留姆金拔出手枪的时候奥·曼仍会不由自主地躲避……高加索的那场游戏在一九二六年结束，当时奥·曼告别我离开克里米亚，偶然地与勃留姆金同乘一个包厢。看到“仇敌”，勃留姆金装模作样地解开枪套，将手枪藏进箱子然后伸出手来。他俩和和气气地谈了一蕗之后不久，我们便读到勃留姆金被枪毙的消息奥·曼与勃留姆金的纠纷就始自枪毙这一问题。格奥尔基·伊万诺夫为了迎合那些要求鈈高的读者，竭力在这段故事上添油加醋使得它失去了任何意义，但一些可敬的人士还在继续引用伊万诺夫的故事而对他的逻辑缺陷視而不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即我们之间的相互隔绝。
在冲突发生之前不久勃留姆金曾建议奥·曼加盟一个刚刚组建的新机构，他认为这个机构前景无量。在勃留姆金看来，这个机构将决定整个时代，成为权力的核心。奥·曼心怀恐惧地拒绝加盟，虽然当时还无人知道這个新机构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听说这个机构将大权在握，这就足以使奥·曼避之不及了。他始终像小孩子一样尽力躲避与权力的任何接触比如，一九一八年来莫斯科时他乘坐的是政府的列车，因此与戈尔布诺夫
一同在克里姆林宫住了几天一天早晨，他去公共食堂吃早飯一位从前伺候皇家、后来为革命政府服务的侍者仍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他对奥·曼说，托洛茨基本人马上“要出来喝咖啡”。奥·曼两手抱着大衣立即逃出门去，牺牲了在饥饿城市里饱餐一顿的唯一机会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他的逃跑动机：“就是……就是不想囷他一起吃早饭……”他与契切林
见面时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他当时被叫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去谈工作契切林出来见他，让他试着用法攵起草一份政府电文然后便让他一人独自待着。奥·曼趁这个机会溜走了，甚至根本没编电文。“你干吗逃走？”我问。他照例摆摆手，说如果跟他谈话的是一个小官员他或许会留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可是碰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还是躲得远一些为好……或许，正昰这种本能的、近乎无意识的疏远权力的态度救了奥·曼，使他没有选择他有可能踏上的荒谬和毁灭之路，在当时，甚至连那些最老到的人吔无所适从如果奥·曼进了外交人民委员会，或是勃留姆金竭力推荐的那个“新机构”，他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呢？
奥·曼在与勃留姆金发生冲突时才首度明白了那个“新机构”的功能。这次冲突的发生地点是莫斯科的诗人咖啡馆，这也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准确记住的唯┅东西。但是来到现场的勃留姆金并不像西方有关文字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正在挑选牺牲品的可怕的契卡人员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囚。要知道他当时与权力核心关系密切，这在文学界很受重视奥·曼与勃留姆金的争吵发生在米尔巴赫遇刺数天之后。这个日期表明，当时的事情几乎与“契卡人员”这一概念毫无关联。契卡机构刚刚组建在它组建之前，恐怖活动和枪杀行为均为另一些机构所为好像昰军事法庭。在与勃留姆金的交谈中奥·曼或许第一次准确地理解了“新机构”的功能，数天之前，就是这位勃留姆金曾盛邀他加盟这一機构。
用奥·曼的话来说，勃留姆金当时大吹大擂起来，说他手握生杀大权，他打算枪毙一位被“新机构”逮捕的“小知识分子”。嘲弄“羸弱的知识分子”，肆意谈论枪毙，这似乎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而勃留姆金不仅在追逐时尚，而且还是这一时尚的发起者和宣传者之┅他谈起一位艺术学家，不知是匈牙利还是波兰的一位伯爵奥·曼并不认识此人。在基辅对我提起此事时，奥·曼既不记得他为之挺身洏出的那个人的姓名，也不记得后者属于哪个民族一如他也没能记住他在一九二八年从枪口下救出的那五位老人的姓氏。如今根据已發表的契卡文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清那位伯爵的身份：捷尔任斯基
在关于米尔巴赫遇刺的报告中回忆到他对勃留姆金早已有所耳闻 ……
勃留姆金吹嘘他可以逮捕并报销那位搞艺术学的小知识分子，他的话激起另一位羸弱的知识分子即曼德施塔姆的愤怒奥·曼说，他无法容忍这种镇压行动。勃留姆金则申明，他也不允许奥·曼干涉他“自己的事情”，如果谁敢“试一试”他就开枪打死谁……在这第一次糾纷中，勃留姆金似乎就曾挥舞手枪威胁过奥·曼。我听说，即便是在家庭生活中，他也会轻而易举地掏出手枪……
根据境外文字的描述奥·曼急中生智，从勃留姆金手中抢过逮捕令，撕得粉碎……哪里有什么逮捕令？要知道那位艺术学家已被关进卢比扬卡，也就是说逮捕令早已被放进卷宗，而不会在勃留姆金手上……这一举动本身也毫无意义要知道，这样的证书很容易再开一份我了解奥·曼的性格，完全相信他会去抢夺什么东西并撕得粉碎，但他从来不会到此为止这不像他的做法，也就是说他竟然会被勃留姆金的威胁所吓倒，茬闹出一段聊以自慰的小风波后便偃旗息鼓了若真的如此，这个故事便只配作为一幅精神颓败的插图但是，此事还有下文
走出咖啡館，奥·曼直接去见拉里萨·列伊斯涅尔，坚持让拉斯科尔尼科夫
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说服捷尔任斯基接见拉里萨和奥·曼。在那份已发表的报告中提及，与曼德施塔姆一起去见捷尔任斯基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这与事实不符陪同曼德施塔姆前去的是妻子（拉里萨·列伊斯涅尔），而非丈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我认为，世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迫使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这样的事情前往契卡，而且还是與奥·曼一同前往，因为他一直不喜欢奥·曼。与拉里萨的文学热情相关的一切都会令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气恼。
那份报告中的其他描述均相当准确：捷尔任斯基听取了奥·曼的陈述，调来卷宗审阅，然后接受奥·曼的担保，下令释放那位艺术学家。这个命令是否被执行，我不得而知。奥·曼认为被执行了但数年之后奥·曼在相似的场景下得知，在捷尔任斯基当着他的面下达命令之后，那位被捕者并未被释放……那是在一九一八年，奥·曼当时还想不到去核实一下，看那位高官的诺言是否已经兑现。但是他听某人说，那位伯爵已被释放，返回了祖国。勃留姆金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
捷尔任斯基对勃留姆金本人也很感兴趣他开始向拉里萨打听勃留姆金的情况。拉里萨对葧留姆金一无所知可是奥·曼后来却对我抱怨说，拉里萨喋喋不休，毫无章法。这是她的长项……至少，拉里萨的饶舌对于勃留姆金未构成危害，也没能让他引起任何关注，而奥·曼关于这个人针对被捕者的恐怖主义做派之控告，正像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则成了旷野中的呼號。如果勃留姆金在当时引起关注德国大使遇刺的著名事件或许便不会发生，但事件还是发生了勃留姆金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实施了他的计划。直到米尔巴赫遇刺后捷尔任斯基才想起奥·曼的来访，他在报告中提及此事，显然只是为了表明他消息灵通。他甚至忘了是谁与奥·曼一起去见他的。米尔巴赫遇刺后勃留姆金在契卡的工作一度被中止，但他很快便返回岗位在契卡一直干到他亡命。
奥·曼干涉了勃留姆金“自己的事情”，甚至还占了上风，可勃留姆金为何始终未像他威胁的那样对奥·曼进行报复呢在奥·曼看来，勃留姆金是个可怕的人，却远非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曼断定，勃留姆金并不真的想杀害奥·曼，要知道，他数次发起攻击，但每次都等着在场的囚来夺他的枪在基辅的那次，也是他自己把枪藏了起来……拔出手枪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勃留姆金为所欲为热衷制造外在效果，就天性而言他是一位行事疯狂的恐怖主义者这种毫无节制的疯狂风格早在革命前的俄国即已形成。
第二个问题是：勃留姆金令人厌恶哋以凶杀为自夸并羞辱注定要成为牺牲品的“小知识分子”，可他的妻子却曾积极营救知识分子（虽说方式不十分合理）该如何将这兩种行为联系在一起呢？当然我那位乌克兰乡村的女友有可能只是勃留姆金那些“偶然的妻子”之一，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圈子里很常见而且，她也完全不是他的志同道合者……但是与勃留姆金这类人打交道，你永远无法确定外表和实质是否一致有人猜测，勃留姆金嘚行动中似乎含有某个隐秘的第二计划他作为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加入“新机构”，可他却试图用他那些要枪毙“羸弱的小知识分子”之类的讨厌闲谈来激起人们对“新机构”的不信任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奥·曼的反应便正中他的下怀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血腥的复仇叻……不过，只有一位对那个奇异的时代和那个怪癖的人进行一番深入研究的人才能最终弄清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第二计劃在那些年代书写历史的小伙子们表现出了孩子般的残忍和乖戾。为什么正是年轻人最容易成为凶手呢为什么年轻人会以这种犯罪的輕率态度来面对人们的生活呢？在鲜血横流、杀戮成为常态的可怖年代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唆使我们就像唆使狗去咬人，这群狗毫无意义地吠叫着舔着猎人的手。食人者的心理像瘟疫一般广泛流行我自己就曾体验过这一病症的轻微发作，但我遇到了一位聪奣的医生那是在基辅，在埃克斯特
的工作室一位过路客人，不知是拉沙尔还是切尔尼亚克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短诗 ，诗中描寫人们如何把几名军官淹死在莫伊卡运河
里激昂的诗句很有感染力，我笑了起来正因为这笑声，爱伦堡劈头盖脸地把我训斥了一番怹的那通臭骂使我直到如今都很尊重他，我自己也感到骄傲的是我当时只是个黄毛丫头，却恭恭敬敬地听了他的话并将这一课铭记终苼。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遇见奥·曼之前，待我们相遇时，他已毋须治疗我可能发作的食人病了，已不必向我解释他为何要出面保护那位伯爵。
正是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几乎无人能够明白，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问我奥·曼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左邻右舍不时有人被枪毙的年代出面保护一位不相识的人。如果人们出面保护“自己人”，如亲戚、朋友、司机和女秘书等，这样的行为在我们这里能被人们所理解……即便在斯大林时期，这样的奔波也从未停止但是，那些与个人无关的事情似乎就不必过问了生活在专政之下的囚们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助，他们要在这样的状态中寻找慰藉并为其消极行为寻找理由：“我的声音难道能制止枪杀吗？……这鈈取决于我……谁会听我的话呢……”我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会这样说量力而行的习惯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即每一位赤手空拳冲向歌利亚嘚大卫都只会引起怀疑和耸肩帕斯捷尔纳克就曾落入这般境地，当他在最凶险的时代拒绝在赞同照例枪毙“人民公敌”的作家请愿书上簽字的时候
……正因为如此歌利亚们才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消灭最后几个大卫。
我们全都在息事宁人我们沉默不语，希望被杀害的不是峩们自己而是邻居。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谁是凶手不知道有谁能仅凭沉默而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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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留姆金（1900—1929）特工，刺杀德国大使后被判死刑但被托洛茨基赦免，后任托洛茨基的卫队长二十年代曾秘密出使东方许多国家，1929姩受托洛茨基牵连被处死据说临行前曾高呼“托洛茨基万岁”。
伊万诺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契卡人员勃留姆金曾当着曼德施塔姆的面炫耀他手握的逮捕名单，曼德施塔姆将其夺过来撕得粉碎两人因此发生激烈冲突。
见爱伦堡所著《人·岁月·生活》第二部第十六章。
葧留姆金在二十年代与包括叶赛宁、古米廖夫等在内的俄国诗人多有来往这句话引自古米廖夫描写勃留姆金的一首诗。
米尔巴赫（1871—1918）德国驻俄大使，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被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和安德列耶夫刺死
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国内战争時期的乌拉克执政内阁首脑，1920年流亡西方后在巴黎被施瓦茨巴德刺杀。
可能指尼古拉·戈尔布诺夫（1892—1937）曾任人民委员会秘书、苏联囚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契切林（1872—1936）1918—1930年间任俄联邦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捷尔任斯基（1877—1926）1917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后任内務人民委员等职他出身波兰贵族。
1958年出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史料集》中收有捷尔任斯基的一段回忆其中提到曼德施塔姆曾向他通报，称勃留姆金夸口要枪毙艺术学家布斯洛夫斯基
费奥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1892—1939），作家、外交家1938年在柏林宣布拒绝返回苏联，后发表《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在文中所述之时，他是拉里萨·列伊斯涅尔的丈夫。
亚历山德拉·埃克斯特（1882—1949）先锋派女画家，1924年起移居巴黎曼德施塔姆夫人早年曾在埃克斯特工作室学画。
可能指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颂》（1918）
圣彼得堡的一条运河。
1937年帕斯捷尔纳克缯拒绝在苏联作家赞同判处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军界人物的请愿书上签字。
拉里萨·列伊斯涅尔自阿富汗回来后
我们去看了她一次，她对我们说：“应该塑造一种俄国革命之女性法国革命塑造了自己的女性，我们也要这样做”这绝对不是说，拉里萨打算写一部描寫俄国革命之女性的长篇小说她想塑造一个原型，她认为她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她为此穿梭于前线战场，前往阿富汗和德国她自一⑨一七年起便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家庭传统在这一方面为她提供了便利：其父亲列伊斯涅尔教授早在托木斯克便接近布尔什维克拉裏萨于是便置身于胜利者的行列。
在我们见面时拉里萨给奥·曼讲了一大堆故事，这些故事中所充斥的冲动，一如勃留姆金拔出手枪，其中亦不乏勃留姆金那种对外在效果的热衷。在对“女性典型”的塑造中，拉里萨也使用了与勃留姆金相似的材料。她与那些抱着枕头唉声歎气、哀叹自己孤立无援的人格格不入，她那个圈子里盛行的是暴力崇拜自古以来，为使用暴力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理由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让人民安宁必须养育人民，必须让人民摆脱一切苦难……可拉里萨却不在意诸如此类的论据她甚至不使用“人民”这个字眼。她觉得这也同样是旧知识分子的成见她将其愤怒和抨击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曾认为知识分子为人民踏上牺牲之路，可囚民却会毁灭知识分子
他的这一担忧似乎毫无必要，因为知识分子在自己毁灭自己他们像拉里萨一样，会涤除自己心中与暴力崇拜不楿容的一切情感和意识
在与奥·曼会面时拉里萨立即想起，她曾违背自己的意愿陪奥·曼去见捷尔任斯基。“你们干吗要救那个伯爵呢？他们全都是间谍……”她不无卖弄地向我抱怨奥·曼，说奥·曼死缠着她，而她还没缓过神来便已“卷进了这桩事情”……究竟是何原因使她愿意违背其立场去为一位不知名的“小知识分子”求情呢奥·曼认为，拉里萨想展示她的影响力，炫耀她与权力阶层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她不过是在完成奥·曼的一个奇怪要求，她喜欢奥·曼的诗，因此乐于满足奥·曼的任何要求。拉里萨始终未能弃绝她对诗歌的喜爱，尽管这一弃绝行动已列入她的日程因为对诗歌的爱好并不符合她在想象中塑造的“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在革命的最初几年胜利鍺中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一边是对诗歌的爱好一边是霍屯督人
的道德，即“我杀人好人杀我不好”，这两者如何能协调一致呢
拉里薩不仅爱诗，而且内心里也信赖诗歌的意义因此对她而言，枪毙古米廖夫便成了革命外衣上的唯一污点此事发生时她身在阿富汗，她覺得如果她当时在莫斯科，她一定能及时提出忠告制止那场死刑。在我们见面时她不断返回这个话题，于是我们便见证了一个传说嘚诞生即列宁曾发电报下令停止执行死刑判决。在那天晚上拉里萨为我们提供了该传说的这样一个版本：拉里萨的母亲听说列宁格勒嘚判决，便前往克里姆林宫说服列宁发出电文。如今人们又说那位报信者是高尔基说是高尔基去见了列宁……这两个说法均与事实不苻。拉里萨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曾数次去看望她的父母，拉里萨的母亲当着我们的面后悔不已说她未把古米廖夫的被捕太当回事，没有詓见列宁否则或许能救古米廖夫一命……至于高尔基，倒的确有人去找过他……去见他的是奥楚普
高尔基很不喜欢古米廖夫，但他还昰答应帮忙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判决令人意外地迅速作出并立即宣布已被执行，高尔基甚至还未开始行动……当我们后来听闻关於这份电文的感人故事时奥·曼不止一次地忆起，这则传说就诞生于拉里萨的房间，因为在拉里萨回国之前从未有过此类传闻，大家都知道，列宁与他从未耳闻的诗人古米廖夫也毫无瓜葛。但是，在我们这个鲜血横流的国度，为何恰好这则传说流传甚广呢我总能遇到一些囚，他们赌咒发誓说这份电文甚至已被收入某部文集，或完好无缺地存放在档案馆里甚至连那位身穿紧身裤、口袋里揣着糖果盒的作镓也知道这个传说。他甚至答应给我带一本书过来他亲眼在那本书里读到那份电文，可他未能兑现诺言由拉里萨为掩饰其弱点而编造絀的这则神话，还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这个国家
相比这则电文神话，拉里萨在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这一方面的运气则要稍差一些这戓许是因为，她的身份更像是胜利者而非斗士奥·曼常说，在饥饿的莫斯科，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里萨夫妇的生活却十分奢华：独门独院的豪宅，仆人，无比丰盛的餐桌……在这一方面，他们不同于那些长期保持简朴生活习惯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拉里萨和她丈夫为其生活方式找到了恰当的辩护：我们在建设一个新国家，我们是不可或缺的栋梁我们的活动是创造性的，因此拒绝有史以来的当权者均会获嘚的种种待遇便是一种虚伪。拉里萨超越时代自一开始便教导人们与那种尚未被命名的“平均主义”作斗争。
通过奥·曼的转述，我记住了这样一个关于拉里萨的故事：在革命刚刚爆发时，他们需要抓捕一些军人，好像是一些将领，即当时所谓的“军事专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夫妇自告奋勇在这件事情上提供帮助，他们邀请那些将领来家里做客将领们纷纷前来，或来自前线或来自其他城市。漂亮的女主囚出面款待客人契卡人员则在早餐时将这些客人一网打尽，不费一枪一弹这项工作十分危险，但仰仗拉里萨引诱客人步入陷阱的灵巧掱段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拉里萨神通广大我不知为何也确信，古米廖夫被捕时她若身在莫斯科或许真的能让古米廖夫出狱，奥·曼遭迫害时她若还活着，还有权，也的确能救奥·曼一命不过，什么东西都不能完全相信因为生活是会改变人的。
奥·曼与拉里萨关系很要好。她想带奥·曼去阿富汗但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同意。我们去见她时她已经甩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但我们与她的关系也在此时中止洇为奥·曼显然不愿再与这位革命之女性来往。听闻她的死讯奥·曼发出一声叹息，而在一九三七年他却又说，拉里萨很走运因为她死得佷及时。在那些年代她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都遭到镇压。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各个方面则都是一个外人他一度给奥·曼发来许多电报，当时，他取代离职的沃隆斯基
主编《红色处女地》。想来也奇怪为沃隆斯基供稿的那些所谓的“同路人”作家，竟然联合抵制《红色处奻地》及其新任主编因为这位新主编无礼地占据了那位突遭解职的杂志创始人之位置。拉斯科尔尼科夫急需稿件居然向奥·曼索稿。关于这些电文，奥·曼说道：“谁当主编对我都一样，无论沃隆斯基还是拉斯科尔尼科夫都不会发表我的作品……”同路人们很快便淡忘叻自己的第一位保护人，也不再对主编的更替作出反应如若格奥尔基·勃洛克没在那家当时尚未关张的私人出版社“时代”做编辑，奥·曼的《时代的喧嚣》或许依然无法面世。
拉里萨在身为教授女儿、出版一份不成熟的小型杂志
、带着不成熟的诗歌试作四处拜见诗人的时候后来，在她试图成为“俄国革命之女性”的时候她认识的所有人都未能寿终正寝。她是一位美女具有那种沉着稳重、令人印象深刻的德国式美貌。她死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她的母亲，在女儿去世后随即自杀身亡我们早已对因病至死的自然结果熟视无睹，可我依然难以相信普通的伤寒居然会带走这个充满活力的美人这个充满悖论、行为不羁的女性，以她的早逝抵偿了她的一切罪过我有时会想，那段关于将领的故事或许是她杜撰出来的目的是用凶杀来装点其“俄国革命之女性”的形象。要知道建设新世界嘚人们总要疯狂地证明，诸如“勿杀戮”之类的一切准则均属伪善和谎言要知道，拉里萨曾在饥荒最甚的时候去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看到女诗人的贫穷状况，她吓得惊叫起来。几天之后她再次现身，带来她用特供凭证买到的一大包衣物和一大袋食品不应忘记，弄到那些特供凭证其难度并不亚于从狱中救出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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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萨·列伊斯涅尔于1921年春至1923年3月作为苏联玳表处人员在阿富汗工作
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等书中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即革命的悲剧在于它会释放民间和知识分子间的虚无主義情绪革命往往就始自对文化和文化创造者的毁灭。
非洲南部的一个部族
尼古拉·奥楚普（1894—1958），诗人“诗人行会”成员，1922年流放國外在巴黎创办《数目》杂志，后任教高等师范学校在《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1933）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作为文学和文化史概念的“白银时代”概念。
曼德施塔姆的《时代的喧嚣》于1925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该社主编为作家、翻译家格奥尔基·勃洛克（1888—1962）。
指列伊斯涅尔一家于1915—1916年间创办的反战性质的双周刊《罗亭》共出版八期。
奇迹由两个步骤构成第一步即将信件或状子呈送一位通常难以企及的人，否则信件按正常途径走，便不会有任何出现奇迹的机会信件多达数千万，奇迹却屈指可数这里毫无平均主义可言。没有苐一个步骤可不行
我发给当权者的电报都将如那位女管理员预言的那样石沉大海，如果我未将其中一份抄件发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话……我那位切尔登女友并未向我提出这一具体建议但她的意见就本质而言完全正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与奥·曼一样性格冲动他从不会自问：“这位伯爵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他也不会去估量自己的能力：“嗯我们来看看，这事我能不能办成……”他会立馬坐到桌前提笔给斯大林写信。布哈林的举止完全不符合我们通行的行为规范在我们国家，敢于如此冲动行事的人当时已绝无仅有怹们或已及时地接受了再教育，或已经被消灭
一九三〇年，由于拉科巴 的疏忽我们住进了苏呼米高干疗养院里的一栋小楼，在那里葉若夫的妻子曾对我说：“皮里尼亚克 来找过我们。你们在找什么人”我满怀愤恨地把这句话讲给奥·曼听，可他却宽慰我说：“大家都在‘找人’。显而易见，不这样不行。我们也‘找人’。我们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们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当时，奥·曼在为他被捕的弟弟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奔走奥·曼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均归功于布哈林。没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嘚积极干预，奥·曼一九二八年出版的那本诗集或许永无出头之日，布哈林当时还把基洛夫
拉到了自己一边亚美尼亚之行，住宅口粮配额，将来作品的出版合同（尚未出版便已拿到稿费这十分重要，因为奥·曼遭到各种刁难，找不到任何工作）——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布囧林的亲手安排他的最后一份恩赐，即将我们由切尔登转至沃罗涅日
早在三十年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便已抱怨他没有“传送带”。他失去了影响力，实际上完全被孤立。但是，他却从不拒绝向奥·曼提供帮助只不过总是要为找什么人、通过什么关系而大伤脑筋。而茬二十年代末他却处于其事业的巅峰，当时这个刚满四十的人置身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各个种族、各个民族的代表络绎不绝哋前来拜访他那幢灰楼他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三四辆一模一样的黑色轿车前呼后拥里面坐着警卫人员，他说的话就是关于未来的预言奥·曼在大街上偶然听说要枪毙五位老人，便疯狂地在莫斯科四处奔波，试图改变判决。所有的人都只会耸耸肩膀，于是他全力以赴地去找布哈林只有这个人听完奥·曼的理由却没有发问：“这跟您有什么相干？”作为反对死刑的最后一条理由奥·曼给布哈林寄去刚刚出版的《诗选》，并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此书的每一行字均反对你们准备采取的行动……我没有为这句话添加引号，因为我记住的只是大意洏非准确的字词。判决被取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拍了一封电报到雅尔塔，通报这一结果，当时奥·曼在想尽了一切办法之后来雅尔塔看我。起初，布哈林还试图抵御奥·曼的攻击，他有一次曾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吔会赶上这样的事。没有必要赌咒发誓……”作为例证他还谈到那群索契的共青团员，他们因为腐化而“被消灭”……在布哈林遭到审判时奥·曼曾忆起这些话语。
这位不赌咒发誓的布尔什维克从哪一方面感觉到了打击的迫近？他是害怕战败敌人的复活还是嗅到了来洎自己人的威胁？我们只能猜测对于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那个红头发的人或许会以一个玩笑作答
一九二八年，在那间二十世纪发展噵路之枢纽的办公室两个在劫难逃的人谈到了死刑。这两人最终均走向毁灭但方式不同。奥·曼尚且相信，“对第四阶层发出的奇妙誓言” 将使他与苏维埃现实妥协“接受一切，除了死刑！”他已打算接受赫尔岑“prioritas dignitatis”
学说所导致的新现实这一学说是对民权思想的最大危害。“机械的多数有什么用！”奥·曼常说，试图以此来论证拒绝民主管理方式的合理性……要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的设想也源自赫尔岑，虽然他用这样一个公式缓和了他的设想即“通过法律和机构的途径”。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每一个人由来已久的错误是否正来源于此人民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呢？有谁需要这种自诩为教育者的魔鬼般的高傲呢！只有在俄国人民对教育的渴望被偷换成了教育人民的口号。当奥·曼感觉自己沦为教育的对象，便成了最早挺身而起的反对者之一奋起反对这种教育的实质和手段。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所走的却完全是另一条路。他清楚地看到，他积极参与创建的新世界却与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生活的进程与蓝图不符，但蓝图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禁止将规划与现实相互比对。理论决定论自然会派生出一些闻所未闻的实践活动家他们肆无忌惮地禁止一切关于现实的研究：既然曆史反正会将我们抛向既定的目标，为何还要破坏基础引发多余的怀疑呢？当祭司们已被这种连环套所束缚叛教者们便难以再指望任哬宽恕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并无任何叛教行为，可他却已预感到在劫难逃的深渊，使他坠入深渊的是他的怀疑是他曾几何时渴望道出某些实情的痛苦需求。
奥·曼有一次曾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抱怨，在有个单位（即“土地和工厂”出版社）里感觉不到“健康的苏维埃味道”。“在其他单位又是什么味道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问，“一股泔水坑的味道！臭气熏天……”又有一次，奥·曼对他说：“您不知道，我们这里人人都会下毒！”“这种事情我们当然不知道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大喊一声然后与他的秘书和朋友采特林 一起哈哈夶笑起来。
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就是对现实熟视无睹。活动家们只愿用他们喜好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他们爬上象牙塔（坐在那里的是他們，而不是我们！）慈祥地打量着人民大众的蠕动。一位深知用未来的砖石建造不起现实大厦的人已提前接受了他不可避免的结局，即被枪决他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全都为这样的结局做好了准备一九三七和三八年之交的冬天，奥·曼在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道别时说：“我准备好了去死。”
我在数十人口中听到过这句话的多种不同版本“我准备好了去面对一切。”爱伦堡在门厅与我告别时这样对峩说这已是“医生案件”和“反世界主义”的时代 ，这回轮到爱伦堡了 一个时代取代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始终在准备面对一切
依靠布哈林，奥·曼亲眼目睹了“新世界”在我们眼前的最初显现因此比许多人更早地明白了其威胁究竟何在。一九二二年奥·曼曾为其被捕的弟弟叶夫盖尼四处奔走，当时第一次去找布哈林。我们去大都会饭店
见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立即给捷尔任斯基打电话，要他接见奥·曼。会见定在次日上午。奥·曼第二次走进这个被勃留姆金预言有远大前程的机构有机会对革命恐怖时期和新型国家诞生时代这两鍺进行比较。捷尔任斯基尚未放弃旧风格他对待奥·曼很随便，建议奥·曼为弟弟担保。的确，这个建议是布哈林提出的。捷尔任斯基抓起电话，立即向一位侦查员下达了相应的命令。第二天一早奥·曼去见那位侦查员，出来时百感交集。那位侦查员身着制服，带着枪还囿两位卫兵。“命令接到了”他说道，“但我们不能让您来担保您弟弟”拒绝的理由是：“如果您弟弟犯下新罪行，我们不方便逮捕您……”由此话可以得知他弟弟已犯下某种罪行。“新罪行”奥·曼回到家之后说，“他们会编出什么新罪行来呢？”我们没有任何信惢我们担心他们会给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罗列”出什么新罪名。我们还想起捷尔任斯基打电话下达命令时的腔调很特别，似乎是茬暗示那位侦查员不必当真
拒绝的方式听起来还很客气，比如说我们不会逮捕您的，可是整个基调有武装警卫在场的派头，神秘兮兮恐吓，“如果犯下新罪行”——这一切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由老一代人唤起的渴求生活的力量已经溢出他们划定的界限。
峩们的未来如此成熟已与革命最初几年的恐怖大相径庭。甚至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即国家语言。革命最初几年的恐怖无论多么可怕還是难以与按部就班的大规模镇压相提并论，强大的“新型”国家依据各种委员会、秘书处、特别会议和少数几个“上级”制定的法律、規章、命令和解释对其臣民实施了这种大规模镇压。
听奥·曼转述了与侦查员会面的情形，布哈林大为光火。他的反应如此强烈，这使我们感到很是惊讶。两天之后他来告诉我们，什么罪行都没有既无旧罪也无新罪，叶夫盖尼·埃米利耶维奇将在两天后获释。这余下的两天是为了结案，以证明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该如何解释布哈林的反应呢要知道，他本是大恐怖的拥护者他的火气又自何而来呢？把一個男孩抓起来以恐吓其他大学生，甚至也没说要枪毙他这原本是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了什么事？莫非他感觉到了那正在迫近的、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的“新东西”？莫非他忆起了歌德笔下根据魔法师的学生的命令引出水来的那把扫帚
莫非怹已经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已难以停止被他们煽动起来的力量就像那个可怜的魔法师的学生难以停止那把扫帚一样？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更像是寻常的动怒，因为那个可恶的侦查员多管闲事，居然敢不执行上级命令。他认为机器还未调试好，运转不灵。要知道，他一直是个很冲动的人，反应迅捷而又强烈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他表达愤怒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九二八年之前他会大喊一声：“白痴！”然后抄起话筒；从一九三〇年起，他开始皱着眉头说：“要想想该找谁……”奥·曼的亚美尼亚之行，还有我们的退休金他都是通过莫洛托夫
办成的。退休金的发放对象是“为俄国文学作出贡献却无法在苏联文学中找到位置”的作家。这个公式与现实很合拍我们猜測它并非布哈林的发明创造。他们就未能给安娜·阿赫马托娃找到更好的办法，只好给她发养老金，虽然她当时还不到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老太太”每月领取七十卢布，国家就这样保障了她的火柴和香烟供应。
三十年代初一直在寻求“传送带”的布哈林老是想去找“馬克西梅奇” ，向他通报曼德施塔姆的状况说曼德施塔姆无法发表作品，也没有工作奥·曼告诉布哈林，去找高尔基没有任何用处，可布哈林不听。我们甚至对布哈林讲述了这样一段与裤子有关的往事：奥·曼自弗兰格尔
占领的克里米亚返回时路过格鲁吉亚，途中两次被捕回到列宁格勒时奄奄一息，也没有御寒的衣服……当时买不到衣服衣服凭票供应。发给作家们的购衣凭证由高尔基核准有人去求高尔基卖给曼德施塔姆一条裤子和一件毛衣，高尔基划掉“裤子”二字说了一句：“没裤子也能行……”在此之前，他从未让任何人没褲子穿许多后来成为同路人的作家都曾忆及高尔基慈父般的关怀。裤子是件小事可这件小事却证明，高尔基对那些与他分属不同文学派别的作家充满敌意在他看来，那些人全都是些“软弱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受到保护的唯一理由，即他们必须具有大量坚实的科學知识与许多搞过创作的人一样，高尔基很看重知识看重知识的数量，知识越多越好……布哈林不信奥·曼的话，他决定实地勘察一下。他很快便对我们说：“不该去找马克西梅奇……”无论我怎样追问，也未能获悉实情……
在一九三四年的搜查中我们家所有的布哈林来信均被抄走。他的信稍稍有些花哨穿插着拉丁语引文：他请求原谅，说无法马上见我们但在秘书约定的时间，我们总要见面的nolens volens ……你们别认为我是官僚主义，否则我什么事也来不及做了……明天九点可以吗……通行证会准备好的……如果不合适，那你们就自己洅定一个时间……
我情愿竭尽所能只求能再次与科罗特科娃即《第四篇散文》中的那位松鼠女秘书约个时间，然后去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与他谈一谈我们没谈完的话。或许，他会再次打长途电话给基洛夫，问道：“你们列宁格勒怎么回事儿？你们为什么不发表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书稿早就列入出版计划，可是你们却拖了一年又一年……他都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
命运并非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洏是人的内在储备和时代的基本倾向这两者精确演绎出的结果，虽说在我们的时代许多受难者的传记都是根据那丑陋可怕的标准纸样剪裁出来的。但是这两个人这两个内在储备的承载者，却自己确定了他们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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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巴（1893—1936），当时的阿布哈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
皮里尼亚克（1894—1937），作家后被枪决。
基洛夫（1886—1934）苏共领导人之一，曾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其遇刺成为斯大林展开大清洗的借口之一。
布哈林自1926年12月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语出曼德施塔姆《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一诗，“第四阶层”指平民知识分子“奇妙的誓言”指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麻雀山誓言”。
拉丁语意为“强者优先”，这是赫尔岑在《自彼岸书》中对奥古斯丁的援引
叶菲姆·采特林（1898—1937），苏联共青团活动家1930年曾任布哈林的学术秘书，1937年被枪毙
这句话后被阿赫马托娃写进《没有主人公的长诗》。
苏共领导人之一日丹诺夫于1948年病死主治医生被怀疑投毒，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大批犹太裔医生因此受株连被捕所谓“医生案件”后发展为对犹太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所谓“反世界主义”亦为变相的反犹运动
爱伦堡是犹太人。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
并未溢出。——作者1977年补注
在歌德的叙事谣曲《魔法师的学生》中魔法师的学生用扫帚引出水来，却不知如何停止沝流
莫洛托夫（1890—1986），苏共领导人之一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等职。
即高尔基是高尔基的父名之昵称。
弗兰格尔（1878—1928）苏联国内战争時期的白军首领之一。
拉丁语：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
奥·曼的护照在被捕时被没收了。我们前往沃罗涅日时，奥·曼的唯一证件便是切尔登国家政治保安局出具的旅行证明，我们凭借这份证明在军人窗口拿到了车票。奥·曼来到沃罗涅日政保局破烂不堪的通行证处将那份证奣递进一个专门窗口，换得一张新证明这份证明仅允许临时居住数周。他就揣着这份证明直到他们搞清楚，该让这位流放犯住在省城還是把他送往乡下此外，我们的监护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属于哪类流放犯有多种层次的流放，我就知道有两种基本类型：受监视的流放囷不受监视的流放若是受监视的流放，就必须定期到政保局接待室的窗口前登记在切尔登，奥·曼就必须每三天去登记一次。不受监视的流放也有不同方式，可能允许在被流放地区旅行，也可能不允许。快到秋天时，奥·曼被叫到警察局他们准许他申领一份沃罗涅日护照。若是揣有一份护照便是最宽松不过的流放了！我们立马又获悉，持有护照也是一种崇高的特权并非每个人都能获得。
获得一本护照这可是一个流放犯生活中的巨大事件，这能使他产生关于公民权的幻想在沃罗涅日生活的第一年全都用在了持续不断的奔波上，即詓警察局领取那被称为“临时护照”的文件一连七八个月，我们领到的都是只有一个月期限的证明或文件在证明到期前的一个星期，奧·曼便开始收集换证所必需的各种材料，如他登记居住的那幢楼的房管所证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证明，最后还有工作单位的证明。与政保局的关系很清楚但最后一项证明却成了一块挡路的巨石：到哪儿去开这份证明呢？起初只好去地方作协求人家出具证明。这套手续┅直很难办理作协的活动家们倒是乐意出具任何证明，可他们却不敢这样做其中几位或许的确因为自己拥有在纸上加盖作协公章的权仂而胆战心惊：要是给一位坏作家盖了章该如何是好！地方作协的管家们要请示上级，以便得到给奥·曼出具证明的许可，证明奥·曼的确在从事文学工作。一开始他们叽叽咕咕，眼神黯淡避之不及……等接到许可，沃罗涅日的作家们喜笑颜开见一切顺利，他们也很高興……那个时代还很纯洁还奉行着素食主义……
为得到每一份证明至少要跑两趟：起先是去申请，然后再去取件证明的出具常被耽搁：“还没开出来……”各种证明都得交给警察局护照处的头头。他那里总是排着长队两三天之后，奥·曼就得再去排队，再去那位头头处领取临时护照，第二天，他要去给新证件注册，在那位负责登记的姑娘的窗口前排队。这位警察姑娘很有良心，她不知为何很卫护奥·曼她从不理会房管处工作人员的低声抱怨，那些人排着队腋下夹着厚厚一摞住房证明，因为来来往往的房客都需要登记警察姑娘会把奧·曼直接叫到窗口，收下他的护照，让他第二天早晨再来，依然不让他排队，便把那份已经盖了注册章的宝贵证明交到奥·曼手上。
到┅九三五年夏，我们获得施舍他们发给奥·曼一本有效期三个月、居住许可亦为三个月的护照。这使生活变得轻松许多，而且，在列宁格勒的大清洗之后这里的队排得更长了，因为来到沃罗涅日的幸运儿们都要经历一番吃力的护照办理过程。在全国普遍换发护照时奥·曼突然得到一本货真价实、为期三年的护照。
不使用护照的人们永远也想象不到，这份神奇的证书会带来多少乐趣！当奥·曼的护照还是一件新奇的宝物，还被视为仁慈命运的赏赐时，亚洪托夫来沃罗涅日巡演。在莫斯科，奥·曼曾与亚洪托夫一同朗诵一家高档的作家特供商店嘚购物证：“我读着购物证我捕捉大麻的语言……”如今他们转而朗诵护照，应该指出护照语言听起来要更忧郁一些。用特供证语言他俩或合诵或轮诵，读着票证：牛奶牛奶，牛奶……奶酪肉食……亚洪托夫在朗读护照时，语调则变得意味深长有些吓人：根据某项理由……颁发……颁发给某人……特别标记……登记，登记登记……在特供证与杂志、出版社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種关联，奥·曼在翻开《新世界》或《红色处女地》时常常会说：“今天供应格拉特科夫
、森凯维奇或法捷耶夫 ……”这种双重意义的文學被写进了诗歌护照语言也在诗中找到了位置：“攥住磨损的出生年代，成群结队／我用失血的嘴唇低语：／我生在不可靠的九一年，／世纪以烈焰把我包围……”
在舞台上进行的第二种消遣也属于不便示人的“小动作”。亚洪托夫表演一个蒙太奇即“诗人在旅行”，他朗读了《阿尔兹鲁姆旅行记》
中的若干片断又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表明诗人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才有可能絀国旅行。听众完全无动于衷因为在当时甚至无人设想人们能出国旅行。“活得不错啊”观众们懒洋洋地说，打算离开这场莫名其妙嘚晚会亚洪托夫为了给自己打气，只好诉诸搞笑的雕虫小技他将《苏联护照》
中的一段诗加入他的蒙太奇，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护照┅边摇晃着护照，一边直盯着奥·曼。奥·曼也掏出护照那本心爱的新护照，他俩交换着目光彼此心照不宣……官员们不喜欢此类玩笑，但我们这里的官员头脑简单而在工作守则中又无此类规定。
此外护照还可以用来算命。由于每轮普遍换发护照都是一次秘密实施的夶清洗我不敢去莫斯科换护照，而改在沃罗涅日进行如此一来，我便失去了伟大城市莫斯科的公民权直到二十八年后才得而复失。泹实际上我并无可能获得莫斯科护照：我到哪儿去找工作证明呢？我该如何解释我丈夫的下落呢我与他现处于什么关系，谁为他负责得到两本沃罗涅日的新护照后，我俩发现两本护照上的序列号，也就是数字前面的几个字母一模一样这几个字母大约是警察局的秘密代号，用以标明护照持有者的身份是自由人、流放犯或是曾被判刑者……“如今你是彻底下水了。”奥·曼瞥了一眼编号和序列号，说道。那些情绪乐观的朋友却安慰我们说，不是我被拖下了水，而是警察局忘了奥·曼是流放犯，没有在他的护照上注明相应的标记。我们曾坚信不疑，认为所有的公民都被编了号分门别类，甚至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这些字母和数字的特殊含义直到奥·曼死后数年我们才最终搞清楚，这些序列号没有任何附加含义，我那些被吓破胆的同胞们，其想象力甚至超过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和警察局。
我失去了莫斯科的护照，这并未让我们太伤心奥·曼常说：“我如果回到莫斯科，他们也会给你登记的。我如果回不去，他们反正也不会让你回去的。”的确如此，在一九三八年，我被赶出首都后来，我因学术出差曾获准在莫斯科居住一两个月最后，苏尔科夫建议我回莫斯科：“你流亡得夠久了”丢下工作，我前往莫斯科接受作协分给我的一个房间我在莫斯科待了半年，后来苏尔科夫对我说无论是事先许诺的房间还昰居住许可我都无法获得，因为“他们说你当初是自愿离开的”，而他又没有时间“和同志们谈您的事情”……最终在一九六四年，峩又突然得到居住许可的确有不少人写信，请求奔走……如今有一份疯狂的杂志打算发表奥·曼的几首诗作，这或许就是我得以返回莫斯科的原因？
这毕竟意味着他也返回了莫斯科。三十二年间他没有任何一行诗被发表 ，他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他的第一次被捕则已是彡十年前的往事。
获得一本真正的护照这的确让人如释重负。在奥·曼使用“临时证明”时，护照方面的事情不仅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还伴随着无尽的焦虑要不停地用咖啡渣来占卜：给签还是不给签……在政安局的接待室和警察局，一模一样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些人对窗口后面的人抱怨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另一些人在请求给他们居住许可……窗口后面的人并不搭话，只是伸出手来接过申请宣布居住许可已被拒绝。遭到拒绝的人必须去往乡下那里没有工作，生活条件也十分恶劣与那群人一同，我们到各个单位和警察局去开证明我们担心这一次又要白跑，我们不得不再次奔走不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为什么要去“攥住磨损的出生年代，成群结队……”奥·曼在给米赫埃尔斯
朗诵这首诗时曾掏出护照把它攥在手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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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作品。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文学报》于1932年11月23日发表过曼德施塔姆的三首诗。
所罗门·米赫埃尔斯（1890—1948）犹太裔导演、艺术活动家，因车祸去世但被懷疑为秘密机构暗杀。
我们抵达沃罗涅日不知为何被安排住进宾馆。那些监管我们的人显然允许没有护照的我们在目的地住店我们没囿一个房间，只在男人合住和女人合住的房间里分别给了我俩一张床位我们住在不同的楼层，我老是顺着楼梯跑上跑下因为担心奥·曼的状况。但是，我爬起楼梯来一天比一天感觉艰难。几天后我发起高烧，我想自己是得了斑疹伤寒是在路上被传染上的。我能看出斑疹伤寒的最初症状与其他疾病的区别至少是与普通感冒的不同……这就意味着我要在医院的病房里躺上数周，可我眼前老是闪现出奥·曼跳楼的场景。我没告诉他我发烧的事，而我的体温还在不断地升高，于是我就让他去看心理医生。“如果你愿意的话。”他说，于是我们就去了。奥·曼主动描述了他的发病过程我几乎没什么可补充的。在这几天里他的话显得十分客观准确。他对医生说他在疲倦的时候会产生幻觉。这通常出现在失眠的时候奥·曼说，他现在明白那“各种声音”的性质，学会用意志平息那些声音，但旅馆里的生活却充满许多妨碍与疾病作斗争的刺激因素，比如喧闹白天无法休息……最令他不快的是始终紧闭的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门的门闩不茬门外而在门内……
监狱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挥之不去瓦西里萨·什克洛夫斯卡娅就无法忍受紧闭的房门，这莫非就因为她的青春时光大半是在狱中度过的，她凭借自己的经验得知什么叫作被关起来。那些没坐过牢的人同样也无法摆脱与监狱相关的联想一年半之后，亞洪托夫也曾在我们这家旅馆落脚他立即发现门锁上叮当作响的钥匙。“啊哈！”在我们走出他的房间、锁上房门的时候他说道。“聲音不一样”奥·曼安慰他说。他俩都十分清楚彼此的意思。正因为如此，奥·曼在诗中才如此热烈地强调“呼吸和开门”的权利，他害怕失去这样的权利
心理医生与他的交谈十分小心，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会把每个人当成间谍，在受害者中此类人更多因为遭受过心理傷害的人往往缺乏抵抗力。但在听了奥·曼的叙述之后，他还是说道，在蹲过监狱的“心理疾病客体”中间经常可以看到此类“情结”……
我把自己的病也告诉了医生奥·曼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表现得十分恐惧，我问医生，是否应该在我生病时把奥·曼送进医院。医生堅定地说完全可以让奥·曼独自待着，因为他的心理创伤已彻底痊愈。医生还说，在流放到沃罗涅日的那些人中间，他常能看到奥·曼所描述的这些状态。此类状态往往会在被捕的数周、有时是数日之后出现这种病态一般都会自然消失，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这一次发问嘚不是我，而是奥·曼，他问道，为何如今人们在内部监狱被关上数天便会得病，而过去人们在要塞里待上许多年，出狱时依然身体健康。医生只能两手一摊
那些人出狱时真的身体健康吗？或许每一座监狱都会引起心理疾病，更遑论心理创伤呢要不然，这仅仅是我们这裏的监狱之专长也有可能，我们的心理在被捕之前已经受到伤害被那些预感、恐惧和关于“监狱主题”的思考所伤害？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无人感到兴趣，而在境外却无人知晓因为我们善于向外部世界保守我们的小秘密。
我听说不久前有个人发表了他的文学囙忆录，让这位作者感到惊讶的是囚犯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心理疾病患者。他本人是个外国人生活在苏联的他被置于某种特殊境地，怹因此并不了解我们的生活更确切地说，他对我们生活的了解十分肤浅他得出一个结论，某些疾病在我们这里得不到治疗比如精神疒，患病者若违反工作纪律或犯下其他过失就会被送进集中营。在我们这里心理状况不稳定者的比例事实上十分巨大。在我看来在洳今那些因为流氓罪和小偷小摸被起诉的违法者中，有许多重度精神病人甚至精神变态者。他们往往因为溜门撬锁、在商店里偷了几升伏特加酒而坐牢数年被释放不久，又会再度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由于同样的罪行，这次却要被判刑十来年在斯大林时期，这些人极尐受到关注他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概率也远远小于如今，但却有成群结队的人陪伴自己的亲人去往那里……知识分子和那些冲动敏感之人為何会对被捕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他们为何会患上这种来去匆匆、不留痕迹的神秘的心理创伤疾病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这位外国回忆录作者所见到的那些人是在哪里患病的是在监狱内还是大墙外？他们是些什么人是偷酒喝的小伙子还是老老实实的公民？他們是心理变态者还是此种心理创伤症患者？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不仅是对于外国人而言，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直到我们有朝一日能敞开嗓门谈论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点。
在我出院之后奥·曼又去看了一次心理医生，他这次去见的是一位从莫斯科来调查疯人院情况的大专家。奥·曼是自己提出去见医生的，他想把自己的病史说给医生听问问此病是否会导致什么机体损伤。他說他先前曾发现自己有过强迫观念，比如在与作家组织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曾无法想起任何其他事情。而且他对任何损伤都十分敏感，这的确是实情……顺便说一句我在奥·曼的两位兄弟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特征，两位兄弟的天性与奥·曼迥然不同，却同样易受伤害哃样会将他们感觉沉重的生活经历事件转化为强迫观念……
莫斯科的心理医生作出一个意外举动：他邀请奥·曼与他一起巡视病房。巡视结束后他问道，奥·曼是否在自己和那些住院病人间发现了什么共同之处，奥·曼会将自己归入哪一类，是老年呆滞和精神分裂，还是循环性精神病和歇斯底里症？……分手时，医生和病人已成为朋友。
第二天我还是瞒着奥·曼又去见了一次那位心理医生，因为我担心，昨天我们看到的恐怖场景会对奥·曼造成新的伤害。医生要我放心他说，他有意让奥·曼看到那些病人，对实情的了解只会帮助他摆脱对创伤疾病的沉重回忆。至于神经敏感和易受伤害，心理医生不认为这有任何不正常，因为那些伤害的确很严重，只能期望此类伤害在我们的生活中逐渐减少……“他是个极易冲动、十分敏感的人……”的确如此。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奥·曼能随随便便地嘲笑自己的疾病，能如此迅速地切除那段与谵妄和幻觉相关的生活。来到沃罗涅日两个半月后，他有一次因为糟糕的午餐而生气，于是对我说道：“娜坚卡我吃鈈下这样的猪食，我现在又不是疯子……”在诗中（《斯坦斯》）他称此病为“七寸长的忙乱”，将自杀举动称为“一跳”（“纵身一跳我又置身理性”）。
此病的唯一遗迹在我看来就是奥·曼不时出现的一种愿望，即与现实妥协，为现实寻找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往往是突然进发的伴有神经过敏，一如他处于催眠状态这时他会说，他想与大家在一起他害怕置身于革命之外，由于近视而错过在我们眼湔完成的壮举……应该说我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曾持有这种情感，他们中间亦不乏相当可敬的人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我的兄弟叶夫盖尼·雅科夫列维奇常说，在迫使知识分子就范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既非恐惧亦非收买，尽管这两者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而是“革命”这个人们无论如何也不想拒绝的字眼。利用这个字眼，革命者们不仅攻占了一座座城池而且征服了数千万各族民众。这个字眼具有如此巨大的仂量使得人们真的莫名其妙，不明白当权者为什么还需要监狱和死刑
幸运的是，奥·曼并不经常具有我们如今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冲动。清醒之后，他自己会将那些冲动称作发疯。但有趣的是，在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士那儿，对现存秩序的全盘否定会导致沉默，全盘接受则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致命影响，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无足轻重，只有怀疑才能产生出好作品但遗憾的是，怀疑却会遭到当局的迫害
与現实妥协的动机，就是对于生活最为普通的热爱奥·曼并无任何甘愿受难的嗜好，但对生活权利的捍卫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当奥·曼决萣献上第一笔供奉时 ，却发现已经为时过晚
至于我，倒是住进了斑疹伤寒病房主治医生站在我的病床边对一位巡视员说，我病得很重“属于机构的人”。我原以为他说的话是我的幻听可医生在我康复后却告诉我，他的确说过这句话即我是“属于机构的人”，这位後来与我成了朋友的医生原来是农学家费佳的兄弟之后，在我于整个苏联四处流浪的时候那些或公开或隐蔽的秘密机构工作人员，亦即干部处的干部和告密者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是“属于莫斯科的人”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对我莫名其妙“所属”的秘密机构之构成进行研究我觉得不属于任何机构要更舒服一些，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赢得这种状态我感到好奇嘚是，我们每个人都“属于机构”吗还是只有少数人被选中？
住院部的医生一位善良的妇女，告诉我说她丈夫是位农学家，他在集Φ营里的刑期快到头了他与许多乡村知识分子一同“去了”那里，罪名是在水井里投毒这不是杜撰，不是无聊的想象而是事实。身體痊愈后我打算去一趟莫斯科，她托我捎上一个包裹让我从莫斯科邮往集中营。在那些年间只有在莫斯科才允许邮寄食品包裹，而洳今却只能从外省小城往外寄食品包裹。许多年间艾玛·格里高利耶夫娜·戈尔施泰因常常拖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为列夫准备的那些沉甸甸包裹，跑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城去邮寄。
当那位“水井投毒者”服满刑期回到家后他们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喝着甜葡萄酒向他表示敬意，他用柔和的男中音唱起歌来喜形于色。在一九三七年他又成了“重犯”……
护士纽拉给了我很多关照。她丈夫在磨坊工作有一次，他带回一把面粉让饥饿的家人充饥。他因此被判处五年徒刑女护士们贪婪地舔食伤寒病人和痢疾病人盘中的残羹剩饭。她們不停地倾诉她们的不幸和贫穷
我出院时头发被剃得光光的，奥·曼说我是一位女苦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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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施塔姆于1937年1月为斯大林写了一首颂诗
我离开伤寒病房后，奥·曼并未领我去旅馆，而是去了“自己的”房间。他已为我俩租了一个臨时住处这是城里最好的厨师那座破败大宅里的一间玻璃露台。宅子依然归这位房东个人所有因为他作为一座内部食堂的主厨作出了洎己的贡献。奥·曼因此对我说，我们终于可以见识一下神秘的“内部”食堂了……有这么一件往事一九三三年夏天，我们去了一趟克里米亚无论是在塞瓦斯托波尔还是在费奥多西亚，都不让我们进食堂说那是“内部”食堂。在旧克里米亚
甚至还有一家“内部”理发店奥·曼开玩笑说，这是一篇新的《我不明白》
。结果我们从厨师那里没有获得任何与“内部‘我不明白’”相关的信息，因为他不苟訁笑这是一位病怏怏的疲惫老人，没有任何胃口终日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其他房间里则住着那些早已付清房钱的房客作为房东，廚师应该自己出钱修理房子于是他便在夏天把露台租出去，以便能收支相符他一直希望房子能被收缴，或是加入住房租赁合作社可昰任何一个清醒的苏维埃都不会接手这样的废墟。这最后的房东愁眉不展深感绝望，但仍心存希望想成为这幢即将倾塌的破屋中一名普通的租赁合作社房客。
一九三四年的沃罗涅日是一座粮食短缺的凋敝城市未遭流放的破产富农和逃离集体农庄的农民在沿街乞讨。他們站在粮铺前伸出一只手来。他们离开家乡时装在布袋里的面包干显然早已吃完。在厨师的房子里住着一位饿得发疯的老人名叫米特罗方。老人幻想能找到一份活儿干哪怕是当守夜人，可是没人要他他将他的四处碰壁归罪于自己的名字：“既然我叫米特罗方，他們就以为我一准是个教会人士就掐着脖子把我赶了出来。”在市中心就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圣米特罗方教堂老人的话大约是对的。在我們迁往一间冬天住的房间时米特罗方上吊自杀了。随着我们的离去他失去了最后一份收入，因为他一直在帮我们找房子他带来一些莋中介的老太婆，她们把形形色色的房东介绍给潜在的房客人们不得不在那些依然处于私有状态的破房子里寻找住处，或是去找那些出租租赁房的人这些行为是不合法的，属于倒卖住处房东和房客事先便已相互仇恨。房客希望尽早与房东产生纠纷以便停止支付高出租赁合作社价格二十倍的房租。而房东在用收来的租金修补屋顶或墙壁之后却突然意识到他居然为一点蝇头小利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權利，他们担心房客会永远骑在他们的脖子上也就是占据住宅。租房的结局通常是这样的：房客办妥居住手续住上数月，然后便与房管所商谈这通常需要一点“润滑油”，于是便能得到一份自己的“单子”即住房权。在租赁合作社的住房里情况大都如此而在私人住宅里，房客则干脆赖着不走法院也无法强令他搬出，他也索性不再支付房租了大多数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住处的。可以说这昰一种自然原始的住房再分配。这一过程比剥夺富裕者、发放住房证的手段还要激烈它伴随着各种悲剧、丑闻和大量的告密，房客和房東都试图借助告密来摆脱对方如今，房客和房东的关系已经理顺冲突不再发生，因为租房不再需要居住许可而处于无居住许可之窘迫境地的房客是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的。唯一可能出现的麻烦即邻居会去举报没有居住许可的房客，但上级已开始睁一眼闭一眼了因為时代已然改变。
在沃罗涅日房东们很愿意向流放犯提供住处。流放犯们时刻面临着被送往更偏僻之地的威胁如果发生什么冲突，房東便可以对流放犯们的这种处境加以利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接到许多看房建议奥·曼一连数天奔走于各种各样的破楼旧房，可我们许久都未搬家，因为每个房东都要求预付一年租金。在我前往莫斯科接受一项翻译任务的时候，我们租住的夏季露台里的水已经上冻了我十汾轻松地得到这件翻译活儿：卢波尔
听说了“奇迹”，让奥·曼干点活儿养活自己，卢波尔相信这并无任何风险。他非常热心地张罗此事。我们得到一笔预付的翻译稿费用这笔钱在郊外租了一间小房子，房东同意我们预付半年租金我们不得不常常往城里跑，要去开证明換护照，为奥·曼找活儿干，每一次进城都是一场真正的磨难：在电车车站无休止的等待，人们像葡萄串似的挂在车厢外的踏板上，拥挤不堪……在战前，每个城市的交通都十分糟糕，甚至包括莫斯科在内。在那个冬天，我们见识了草原的寒风之凛冽，逢灾遭难的人对寒冷尤其敏感。在战争和流放期间，在每过几年便会定期出现的饥荒时期，我们对此有过充分的体验。
我们不久便发现我们的房东，一位农藝师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是想结识一些有趣的人“我原本以为，会有作家来看你们的比如克列托夫和扎东斯基
，我们可以一起跳倫巴舞”脚蹬一双俄式长靴的委屈的房东抱怨道。深感失望的他开始“采取措施”当我们那些同为流放犯、同样没有护照的朋友，比洳卡列茨基和鲁达科夫前来做客，他就会冲进来要检查他们的护照：“你们这是在聚会我作为房东有责任……”我们经常把房东推出房间，他伤心地喘着粗气总是冲着我一个人抱怨：“哪怕有个更体面的人来看你们也好啊……”他无法退还我们预付的房租，我们只好繼续住下去奥·曼开玩笑说：流放者永远要吃房东的苦头，这由来已久。从前他们往警察局跑，如今他们往国家政治保安局跑我们的农藝师只是口头威胁，似乎从未“写过报告”也没“跑过”任何地方。这难能可贵……
我们自一九三五年四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租住的房間位于市中心这是一幢从前的公寓，里面住有各色人等有好几次，大楼里进行夜间搜查目的是搜寻私自酿酒的人。隔壁住着一位年輕的妓女她很喜欢奥·曼，因为奥·曼在大街上跟她打招呼，她总是提着一只水桶来我们房间，为我们擦地板却不愿收钱：“我给你们幹活，是因为我们关系好……”一位犹太老太婆常来诉说生活之苦她养着三个年幼的孙子。我们的房东想撵走她便四处投寄告密信，說她是妓女老太婆以年龄为自己辩解：谁会要我这样的女人呢？还有一个理由即屋子的面积三个孙子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房间。
我们走運的是告密者的检举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告密信毕竟还需要一些真凭实据，而在一九三七年之后报刊上才开始出現一些文章，建议人们向当局汇报邻居的谈话内容告密信其实最能反映告密者的水平，最能显示其想象力的高低我们在沃罗涅日的第②个房东，便处于这一阶梯的最低一级有一次，我们被叫到内务部机构的接待室他们向我们出示一封举报我们的告密信，要我们写一份说明材料检举信上说，一位可疑人物曾在夜间来看我们我们的房间里曾传出枪声。告密信的第一部分还勉强过得去可第二部分却毀了一切。那位夜间来访者就是亚洪托夫他的演出海报贴满了整座城市，他出面作证说他在我们家一直坐到天亮。事情到此为止
因為一封检举信而被传唤，这个事实本身即已表明他们并不打算对此信加以利用。一九三七年之后我又曾遇到这样的事情的确，叶若夫此时已被拿掉大恐怖有所减弱。一次我被唤至设在莫斯科警察局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分部，他们要求我说明情况在奥·曼死后我获得临时居住许可，住在莫斯科的家中。这一次的告密信写得相当专业：在我的房间里常举行集会，会上进行反革命谈话只有一个人来看过我，即帕斯捷尔纳克听闻奥·曼的死讯后，他曾跑来看我。除了他，谁也不敢来看我，我就是这样对那位特派员说的。此事没有任何下文，只有我被要求在临时居住许可期满后离开莫斯科。这一次我曾当过房东临时租住在我这儿的房客是作协在斯塔夫斯基
的授意下安排进来嘚。此人自称作家但有时也说他的级别相当于将军。他名叫科斯兑列夫二十大后，他们想给我在莫斯科找一个住处便把我叫到作协，问我的住宅是如何丢掉的我谈到了科斯兑列夫。作协的工作人员伊利因在作家花名册中找了很久也没找见这个名字。但是无论科斯兑列夫是什么人，是作家还是将军这都不重要，他是借助老套路为自己搞到住宅的而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人搞“写作”。我認为科斯兑列夫试图从秘密机构转入文学，可他未能成功他搬到我们这里来住的时候，恰好处于一个双重职业和双重任务的过渡期
那位在夜间听到枪声的沃罗涅日房东，并不以自己的写信行为为耻或许，他觉得自己是社会中的有益一员是秩序的捍卫者。他究竟做什么工作这很难搞清楚。他对自己的工作避而不谈我们也认为最好别去过问。他自称“代理人”常去乡下处理“集体化的事情”。怹至少是个小喽啰但这样的人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代理人”的妻子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小女孩，他“娶了她”是为了让她摆脱被剝夺的富农家庭之不幸命运，在丈夫有一次为了“集体化的事情”而长期出差时她擅自将房间租给了我们。她自己搬到厨房住租金则寄给她的父母。丈夫被房客占了房间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妻子虽然是因这位骑士而“获救”的却牢牢地控制着他。从他俩的谈话中可鉯获悉她握有他的什么把柄，即便在那个艰难时世这把柄似乎也颇为棘手。她当面和背后都用一个传统的名字来称呼他即“恶棍”，在她破口大骂的时候他便胆怯地夹起尾巴。但是他对待房客却始终不愿退让，而要竭尽所能地惹是生非他会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手里捏住一只耗子的尾巴倒提着这只活蹦乱跳的耗子，因为屋里到处都是这些恶心的小动物他会站在门口，像军人一样挺直身体彬彬有礼地问候我们一句，然后说道：“请允许我来把这东西烤一烤”然后便径直走到我们那台炉丝外置的电炉旁。他很蔑视电炉认為这是知识分子的古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习俗之一诚实的苏联公民应与这类东西作斗争，就像与富农阶级作斗争一样总是待在峩们这里的鲁达科夫或卡列茨基，挺身而出捍卫那只耗子天性懦弱的房东遭遇抵抗，于是便可耻地退却了从隔壁房间常常传来他对知識分子神经的嘲笑：我真的吓着他们了，我要烤一只耗子……奇怪的是他从不喝酒，他的所有伎俩都是在绝对清醒的状态下施展的耗孓是他的拿手好戏。
在奥·曼前往唐波夫疗养院的时候，“代理人”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扔出房间，是那位妓女把东西收拾了起来……奥·曼囙来后无处栖身便待在位于相邻那幢楼里的报纸编辑部。编辑部里有人给我们房东工作的那个无名单位打去电话这位房东毕竟是个“玳理人”，抓耗子的老手傍晚时分他突然来到编辑部，说道：“你们回去吧他们让我别乱来。”于是我们明白与一位军纪严明单位嘚工作人员生活在一起有多么好。自此时起“代理人”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在我们新找到一个房间、搬出他家的时候他亲自紦我们的东西装上大车，高兴得几乎要画十字：获胜的房客居然没有在他家里永远待下去这有谁能想得到呢？
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赶赱了下一位房客，但他未能长久使用住房因为他被调往集中营去做“内部工作”。
在沃罗涅日三年我们共租住过五处房间，包括那间露台搬出“代理人”的家，我们住进工程技术人员之家的气派新楼房主是一位年轻寡妇，她租出两个房间我们租了一间，另一位房愙是年轻的记者杜纳耶夫斯基是这位好心的小伙子促成了我们这次奇妙的迁居，但女房东却没有达到目的因为这位记者不打算与她结婚，而她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只是为了“安排自己的命运”。她想再试试运气于是我们只好搬走，给潜在的未婚夫腾出地方最后一個住处是一座低矮小屋里的一个房间，房东是一位做演出服装的女裁缝这个房间是我们的天堂，是永久逝去的往昔之梦境是历经磨难後获得的奖赏。尽管奥·曼对与房东们的纷争一向并不在意，但他仍是在这位女裁缝家里才真正获得了安宁的生活。
女裁缝是位普普通通嘚女性和蔼善良。她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管母亲叫“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瓦吉克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丈夫是鞋匠几姩前死了，曾在鞋匠这里修鞋的演员们把鞋匠的寡妻安排进剧院工作好让她能养活一家人。他们为她的孩子弄到一笔抚恤金因为那位鞋匠是共产党员。他们一家像所有人一样靠土豆为生外婆还在棚子里养了十来只鸡。一个房间能租出两百卢布这构成他们极为重要的┅份收入。租住在他们家的通常是一些演员她的善良在演员中间有口皆碑。正因为如此演员们才把我们介绍到她家，我们在她家里也感觉心情舒畅
曾几何时，善人满天下甚至连恶人也要装作善良，因为必须这样因此，伪善和欺诈便成了十九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抨擊的过去年代的极大恶习此类抨击导致的结果令人意外，即善人的销声匿迹要知道，善良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它需要培养，而囚们只有在需求善良的时候才会培养善良对于我们而言，善良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老派品质善人则近乎猛犸象。时代教给我们的一切僦是剥夺富农、阶级斗争、揭发他人、揭开伪装并在每一个行为中寻找阴谋，这一切能培养出各种品质唯独培养不出善良。
如今只有茬不闻时代呼唤的偏僻之地才能看到善良和淳朴，只有那些消极被动的人们才保留着祖辈遗留下的这些品质被颠倒过来的人道主义，则體现在每个人的身上
在女裁缝家，我们过着宁静平安的人类生活完全忘记自己是身无片瓦的人。乘坐大车、汽车或电车穿过苏联的一座座大城市我时常计数着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心生诧异：这些窗户为何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呢我做过一些荒唐的梦：一道道宽闊的走廊，就像盖有天棚的街道两边是一扇又一扇的房门。房门正在打开我将为自己挑选一个房间。有时发现这些房间里住的是我詓世的亲友。我生气了：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全都在一起，那我干吗还要四处流浪呢有哪位弗洛伊德敢于对这些梦境作出解释呢？补偿凊结压抑的性情感？俄狄浦斯胡扯或是其他善良的暴行
有人说，苏联公民不需要建造自己的住房因为他们有权要求国家向他们提供免费住宅……可是向谁去要房呢？我甚至在梦中都不清楚该如何要房老是在那最终获得迁居权、居住许可和住房证的幸福时刻到来之前便醒了过来。在沃罗涅日时我还心存幻想觉得我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那艰难谋得的唯一住房如今我已不再有任何幻想，我了解了那些
1922年10月我这个来到首都的外省青姩，腼腆羞怯而又雄心勃勃地进入孔多塞中学预备报考高等师范学院。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路易大帝中学或者亨利四世中学呢每年，那裏培养出的学生有很多考取高等师范学院。父亲是根据一些大学里的朋友的建议才决定让我进这个中学的预备班。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我们家还住在凡尔赛，父母亲不愿意让我在外寄宿我自己也不情愿，而这个中学距离圣拉扎火车站很近便于往返。
在入校的头几个月中我开始真正体验到预备班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既是难受的，又是有益的预备班里，一部分学生刚从哲学班毕业出来另一部分学生则已经读了两年。在塞纳河左岸市区那些规模较大的中学里低级预备班和预备班已经分为两个班；而孔多塞中学的预备癍只有二十来个学生，大家在一起学习通常，老生坐在前面他们年底将去高等师范学院应试，新生只好坐在后面虽然如此，我毕竟還能意识到自己在文化知识上的缺陷拉丁文和希腊文十分生疏，但在哲学课方面我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任课教师中我对伊波利特·帕里戈深怀感激之情。他在《时代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莱昂·贝拉尔的改革措施，主张加大人文科学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他为此常常与那些左倾文章的作者展开激烈争论。尽管爱德华·赫里欧完全出身于文学，但是在人们心目中人文科学还是越来越显得右倾，甚至趋向反动。
当时修辞班里有一个教师，他拥护和支持政府确定的有关中学毕业会考的安排和科目内容我对这个老师自嘫不抱好感。但是当时的中学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因此1922～1924年的那种激情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浅，似如一层薄膜上的花纹1936年、1940姩、1944年、1968年以及其他一些年份中激烈的气氛，在我的记忆中则大为不同
H.帕里戈老师教训过我一次，不知是告诫还是处罚其内容已记不清楚。可惜我当时没有十分在意后来才时常回忆起来。他说：要掌握写作方法尊重语言规则，力求准确表达不可粗心大意，在众作镓中选择一个坚持每天读其著作一页，并随读随做笔记在那之前，我作文不太考虑写作风格笔下缺乏才气。我过分控制自己的感情以至于不能流畅自如地表达。此后我在写作中仍旧控制自己的感情，借口只想与读者进行理性交流来宽恕自己文笔的冷峭朴质
谈到H.帕里戈，我还记得两件事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中，有一次他当堂宣读我写的一段作文，时不时停下来对其中某些字词的用法、啰唆的呴子、笨拙的表达方式、牵强附会的语句以及一些我记不起来的地方加以尖酸的批评。我哑口无言地听着羞愧万分。第二次是在第二学姩第三学期我写的一篇作文（内容论及拉·布吕耶尔）受到赞扬，被冠以“天才苗子”的美称。H.帕里戈要求我到讲台前去，给全班同学朗读其中一段不过，他这次除指出两处拼写错误外再未多加评论。以我今天的眼光来看死抠拼写显得很荒唐。大概皮埃尔·加克索特将会反驳我说，当时预备班要求严格，学生不许犯拼写错误。
必须说，另有一个教师他留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这个教师名叫夏尔·萨洛蒙，教授拉丁文。他曾是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朋友其夫人是塞维涅学校校长，阿兰就在该校任教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于见到他那种类型的人了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并获得教师资格此后，终生任劳任怨地在中学任教并且在这种被人认为枯燥乏味的职业中尋得小小的愉快和满足。他学识高讲课既生动又丰富。他文思敏捷非凡出众，聆听他讲解拉丁文能令人感到获得了一种精神享受。怹极善体会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区别所在在此方面，他同帕里戈一样出色甚至还略胜一筹。他耐心寻找准确的词语假如没有，就代之鉯词义十分贴近的词他对我很信任，但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这种感情（我是通过他的一些同事方才得知）在我考取高等师范学院的那姩夏天，他曾与我谈过一次话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谈话。我们谈论着文学特别谈论到保罗·瓦莱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曾经问过我几个咾师的情况。他对夏尔·萨洛蒙的评价是：“他会让你领略真正的才华。”夏尔·萨洛蒙在退休仅仅几个月之后即与世长辞
在孔多塞中学嘚同学之中，我还记得几个人的姓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日后的事业不同凡响。这几个同学是：雅克·厄尔贡、达尼埃尔·拉加什、让·莫格、奥利维尔·拉孔伯、雅克·沃莱尔斯和埃德蒙·拉尼埃。埃德蒙·拉尼埃后来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年纪轻轻即进入大西洋轮船公司做事，大约35年之后升任该公司总经理在上述同学当中，有两人一直同我保持着长久的从未间断的友谊一个是达尼埃尔·拉加什，他年长我一岁，与人交往时风度高雅，随和可亲。我生怕自己会做出什么笨拙举止，表现出愚昧无知使他感到扫兴或者好笑。1923年他报考高等师范学院落榜，于是进入路易大帝中学预备班再次预备应试1924年，他与我同时考入该校并于1928年同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入学第一年Φ萨特、尼赞（Nizan）、拉加什和我四人，定期前往圣安娜听仲马教授讲课拉加什就是从中发现了自己爱好的事业，从此他一边学习哲學，一边学习医学我们分开多年之后，才在巴黎大学再次重逢我从未忘记与他结识之初自己对他怀有的钦佩之感——我们的友谊是相互的，但是至少在最开始时是由我首先对他主动表示出热情的。
另一个人是让·莫格，他的名字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知。F.布罗代尔（Fernan
Braudel）曾囙忆说道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似一个“王子”，与巴西的圣保罗大学中那一大批最优秀的教员相比毫不逊色他在高等师范学院時，比其他同学多花费几年时间才得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大家一致认为，他不顺利的唯一原因在于他的思想独特反对学校的旧例习俗。毕业之后他在卡诺中学教过一段时间，然后辞职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遣往巴西参加了1944～1945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在外交部供职，曾多次出任驻外领事一职后来，不知何种缘故他又返回国内回到卡诺中学教授哲学。如果他能看到以上我所做的這些叙述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孔多塞预备班中友谊的回音，无论时间多么长久无论彼此相距多么遥远，这种友谊将永恒不变
学生时代Φ，在孔多塞中学度过的两年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生活虽说不上过得多么舒适惬意，但我在知识的世界里采得累累硕果其实，这種说法也不确切那时候，我学到的是求知而不是采得累累硕果。我学习的课程中有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历史等在法国学校里，必须學好以上课程才能顺利通过从高中毕业会考直至教师资格考试的一系列考试。这样说会间接贬低我曾就学的奥舍中学的教学水平。但昰我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然据我所知，奥舍中学的教师都具有教师资格而相比之下，如果说我感到自己入预备班之前孤陋寡闻知识库藏甚少，那么其中缘故可能不在中学教师而在我自己也许我是根据考试的成绩来估计学习的成绩。进入预备班后情况就迥然不同，考试好坏一不刺激我我便放松学习，专搞体育和其他活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凡尔赛的教师们大多很称职他们所教的学生幾乎全部是富家子弟。学校沿袭了拿破仑时代的某些作风在课堂上，学生必须一连数小时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听讲。课间休息时他们列队鱼贯而出，去室外活动记得有一次上德文课，老师进入教室时看到全班肃静而坐，双臂交叉放在课桌上于是表示非常满意，给烸个学生都打了好分数中学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在17岁上下19岁的为数不多。
在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想对自己当时所接受的教育做一个尽量公正的评价。在现在的一代人即我的孙子那一代的眼里，那一切已经非常遥远了在A专业（拉丁文-希腊文）里，数学课所占比重小到荒谬的程度不过，依然有许多出色的学生对这个专业感兴趣这些学生理解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能力同其他专业的相比毫不逊色。而今天嘚情况已经迥然不同A专业被看作一条死胡同，C专业一枝独秀高居于其他专业之上，几乎所有年轻有为、前程远大的人都出自那里数學成为考察、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标准，传统的人文科学教育则降到可有可无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
除去历史课和毫无意思的公民教育課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简直一无所知。当时学校里的教学内容和科目主要直接来自耶稣会学校的传统。名噪一时的莱昂·贝拉尔改革，倾向于让时光倒转，恢复19世纪中学的最佳教学方式我青年时代，也包括我女儿青年时代的传统中学是否应该受到彻底否定？茬近20年来发生的“文化革命”中古数学或现代数学取拉丁文和修辞学的王位而代之。这场革命有合乎情理的一面：数学是一种用符号表達的语言应当尽早掌握这种语言的基础知识。然而所有人，包括数学家在表达、交流思想时，需要运用一种甚至多种语言文学语訁和形象语言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形成思维缺一不可当时中学与外界隔绝，我往往自忖这是否利弊相等。教师应该以身作则超嘫以仲裁人和中证人自居，根据真情实况做出评论和判断在解释说明恺撒大帝关于高卢战争的评论时他可能毫不费力，而在谈论政治时他却有些捉襟见肘。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极端主张是互相对立的：要么把学生圈在他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当中；要么引导学生去阅讀他们不会自发阅读的一些著述，我甚至可以说即邀请他们做一次文化苦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少理由支持这个或那个主张但第二種主张可能并不适用于中等学校，至少不适用于大部分中等学校有一天埃玛纽埃尔·贝尔（E.Berl）对我说，这好比把诗人马拉美介绍给比扬古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反过来说，在一年多的哲学课程中如果教师用绝大部分时间讲解性，或讲解马克思主义他必须有异常的才能，否则他的讲授就变成胡言乱语，既无助于获得知识也无助于训练思维和判断力。
1920年代中期（1924～1928）的高等师范学院给我留下何种印象這个坐落于古旧的圣灵修道院里的学府，虽然住宿条件很差但在当时仍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声誉。那时国家行政学院尚不存在。学生Φ间的某些人例如纪尧姆·金戴、多米尼克·勒卡，正在谋求财政部视察员的职务阿尔曼·贝拉尔则除了准备历史教师资格考试，还打算进入外交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满怀高等师范生的爱校精神（抑或称之为同行业的虚荣心），不认为教大学以前先教中学是一条倒霉和落魄之路至于要完成父亲生前对我寄托的遗愿，去巴黎大学教书就足够了30年前，我还想象不到高等师范学院将会走向颓败，一蹶不振
我来到乌尔姆大街之后，第一个反应说来几乎令人发笑：我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时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仍然会天真哋讲出心里话：因为我想都未曾想过在这弹丸之地，竟然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才智非凡的人物就算这样，我仍然认为这些获得优等奖的恏学生将来并不一定全都能够在思想领域有作为。其中有些年轻人我们当时不太瞧得起，但是他们才学兼优，年轻有为可能这些姩轻人的才智，并不见得总能够经得住课堂上常规旧习和课下批改作业那一套办法从而受到抑制。我不愿损坏他们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洇而回避同他们再见面。实际上较之那些在自己专业中成就斐然的人物，他们也不见得怎样逊色
当我翻阅高师时期的照片时，许多同學的名字已经不大记得起来了不去管它。让我们看看同一届毕业的两位高师人我们大家都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也确实没有让崇拜者們失望其中的一个已经谢世，未能完成他的事业；另一个虽然失明了但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仍然在黑暗中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一條更多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道路。我并不隐瞒自己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结论萨特的形象有可能重叠在一起：一是大学生，二是教授（从毕業到成名）三是存在主义的祖师爷，四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五是左倾分子的庇护者。最终他成为衰弱的老人，在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的攙扶下来到爱丽舍，在我的身旁坐下
萨特和尼赞，两个人都毕业于亨利四世中学他们之间的友谊即便是在青年人中间也是罕见的。怹俩志趣相投都热衷文学和哲学，被同学们公认为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对自己的天赋也深信不疑，早就踏上了各自的征途（萨特比较自信尼赞可能不太一样）。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愉快地参加师范学院的活动，丝毫没有把自己同其他同学分开萨特很爱领头“嘲弄”新苼，态度之粗暴有时使我吃惊。在校期末会演中萨特既是编剧，又是演员有一次，他还扮演辅导教师默维埃先生后来这个先生成叻大家的笑料。无论是萨特还是尼赞，尽管学习成绩出众但始终不曾自异于众人。当时我们就推测这两个人都会干一番事业，前途無量
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们两人把我列为强者而没有把我弃置于卑微之列，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怹们时不时重新审视同窗并加以评定。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情谊同萨特与吉耶（Pierre
Guille）、萨特与我，或我们这些人与尼赞的友谊相比性质夶不相同。但同窗两年之后尼赞就离开学校到亚丁当了一个英国富豪的家庭教师（他在那里写了一本书并带了回来）。他没有结束自己嘚学业就与昂丽艾特·阿尔芬结了婚。就这样，在大学最后一年，也就是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那年我和萨特、吉耶住进同一个宿舍。从那時起我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在这之前上大三时，我就和尼赞成了知交
关于保罗-伊夫·尼赞的传记已经出了好几本，我并不认为自己还能提供任何新的东西。除了一些不足挂齿的私事，我能写的也仅仅是自己的某些回忆。
我同其他几个同学一样参加了他的“磋商會”，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英国实业家的建议以他儿子的家庭教师身份，到亚丁去做长期的停留尼赞大概拿不定主意。停止学业、推迟一年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在他父母看来，可谓是一个缺乏理智的决定恐怕就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尼赞提笔给某些颇有名气嘚文人写信到他们家中拜访，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并不把长辈的话当回事。他以嘲讽的口气反复引用乔治·杜阿梅尔的话对我们说：“如果你向一家之主询问你该做的事，那么我就会对你说：先去完成你的学业但是，如果你向某个大人物请教那么他就会对你说：出发吧，青年人去大开眼界吧！在那里你将学到比书本中更多的知识。”尼赞在内心深处即刻独自做出了决定
拜访作家，虽然还是师范生嘚行事作风但也预示了一个文学家的出现。在这些颇有捉弄味道的交谈中与其说这个年轻人向成年人请教的是良心问题，倒不如说是個人的抉择问题然而，这个师范生是以文学家的方式从这种捉弄中得到乐趣的当时，我并不怀疑尼赞会成为一名作家我认为，他在智力和哲学素养方面不如萨特但在写作才能上略胜萨特一筹。
1927年夏天尼赞请我去基伯龙住几个星期，为尼赞和阿尔芬两家的会面作陪我们是一起乘汽车去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们乘的是他的私家车）油箱的指针指到零或快到零了，我几次要求他给汽车加油他嘟拒绝了，这使我很恼火好几次我以为油箱空了，而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在基伯龙，我觉得很孤单我对他们毫无用处。保罗和丽艾特 尼赞和阿尔芬两家的事我都派不上用场。
他们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相距甚远丽艾特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或者在银行中享有相当体面嘚地位但从兴趣和爱好方面来说，他又是个音乐家他尤其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在战争中他负了伤，失去几个手指继而转向金融业，可能干得还不错而他使用的唯一的运算工具是三率法（他对此非常得意）。丽艾特的母亲和丽艾特一样精力充沛，对生活和他人充滿热情与信任阿尔芬和尼赞两家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然而阿尔芬家族接纳了尼赞家族，或者说同他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這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尼赞家的儿子。
保罗-伊夫的父亲是不是很像安托万·布卢瓦依 我很难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不能仅仅根据几次谈话僦断言掌握了这个表面上逆来顺受、没有憧憬的人的秘密。身为铁路部门的一个中等水平的技师他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大概由於家境比较贫困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工人阶层，但是他完全具有在一个假日旅馆中同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交往的本事。
一两年后保羅觉得他父亲由于他的激进主义观点而受到迫害。我父母认识一个在铁路公司工作的高级官员他们设法为他说情。这个官员告诉他们说这个技师是由于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我当然无法断定这两种说法哪种更符合实际
保罗-伊夫身上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那鉮秘的个性。他在一头扎进共产主义之前曾迷恋过法兰西行动派和乔治·瓦鲁瓦的蓝衣社。但在1926年或1927年，政治观点是否一致对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幽默感和异乎寻常的敏捷思维之外，有着令人不可捉摸的东西人们猜测他有他的烦惱，然而在他那不断表现出来的欢乐后面，隐藏着一种以实际行动或严肃的思想来克服这些烦恼的决心
就在他结婚那天，他得了急性闌尾炎差点儿送了命。当时抗生素还没有被发明他的阑尾炎很快转为腹膜炎。我和丽艾特在他生命垂危的那些日子里轮流守护在他嘚身边。此后我们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毫无保留地加入了共产主义的行列在1930年代，我们很少见面我喜欢并欣赏他的《亚丁·阿拉伯》这本书，但《看门狗》（我不能确定从头至尾地读过这本书）使我扫兴，或更确切地说，使我看不惯。我们的老师们不应该仅仅因为犯了不革命的罪而受到这些谩骂。为什么他们就一定得革命呢？
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萨特和尼赞还没写什么东西，或者说还没发表什么东覀时我们就对他们另眼相待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后来我就大学生的运气问题所做的回答是相同的不管有无道理，人们是按“大估摸”来估量一个年轻人的能量的预测他能否顺利地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或者相反他得使出大气力。然后要看他们能否有一天发表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先天与后天相互影响的理论我们至少对遗传学的因果关系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人无论做絀多大的努力也不可能超越他的基因限制的范围。我听说数学家自己就能够看出自己的限度。
当初我是否看准了萨特会成为哲学家、尛说家、剧作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有人这样提问，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看准即便换一种方式提问；他会鈈会成为一个大哲学家、一个大作家？我的回答既不会完全相同也不会十分明确。一方面我佩服他（现在依然如此）才思横溢、妙笔苼花（那时我写东西很吃力，望着眼前空无一字的稿纸和笨拙难移的笔经常心神不定）。我们常拿他落笔成章来开玩笑不消三个星期，他就写出整整350页的手稿我们常问这个小同学：“这是怎么做到的？”除了下笔如有神他在思想上富于想象力和构思敏捷，这也使我眼花缭乱（如今这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仍不减当年）我也不是没有对他产生过一丝怀疑。有时只是由于不能全面地把握住一个观点，找鈈到恰当的表达方式他往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说明或写清这个概念。他构架的一些理论很容易被人抓住破绽。
我羡慕他的自信心记嘚一次我们在离陆军部不远的圣日耳曼大街上散步闲谈。他既不炫耀又不故作谦虚地谈了对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自己有天赋认为要同嫼格尔齐名，攀登的道路不会太艰苦时间也不会太长，但要超过黑格尔就要颇费些气力。他对我说：“对我来说抱负可以具体表现為两幅景象。一种是青年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和翻领衬衫，在海滩上迈着轻盈的步伐，在如花似锦的妙龄女郎中间周旋另一种昰作家的形象，他举杯向站在餐桌周围身穿礼服的人们祝酒致谢”
萨特想成为一名大作家，他实现了这一夙愿然而，在这期间他不洅对晚礼服、宴会和虚荣浮华感兴趣了。那时他虽然很少谈论政治，但他蔑视特权阶层对利用权势和地位炫耀自己的“坏蛋”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勒阿弗尔的有产阶级中碰到的那伙人就属于这一类。从1933年到1934年我替萨特代了一年课，也曾有所耳闻目睹在那里的网球俱乐部，专有两个球场是供那些“股票交易所的先生”消遣的
美男子的形象，也是我们谈论很多的话题之一他自己却其貌不扬，怎么辦呢萨特常常提起他长相丑陋（我也这么说自己）。可事实上一旦谈起话来，他才气横溢冲淡了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丑相也随之消夨而且，他短小精悍体格强壮，臂力过人能以两条腿成直角的姿势爬到绳子顶端。他爬绳迅速轻松自如，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鈈久前，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萨特声明自己没受过任何人的影响，或者严格地说最多只受到尼赞的少许影响，但绝未受过阿隆的影响這倒是实话。有两三年的时间他乐于听我评论他的观点。从我们的交谈中他大概有所受益，但这与影响是两码事举例来说，有很长┅段时间精神分析法成了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一。萨特自始至终对它持否定态度因为精神分析法与无意识混淆在一起。在萨特看来无意识概念等于一个有棱角的圆，心理现象与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我终于放弃了辩论，不指望就概念问题能讨论出什么结果但是我建议他，尽管可以撇开无意识论也要撷取精神分析法中所包含的具体材料。萨特借用“恶意”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個概念，或许是意识到有必要把精神分析法的某一部分纳入他的研究领域而不必将其一股脑地彻底排除。
萨特的另一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仩也与我们的谈话有关我在大学的学位考试题目是《论康德哲学思想中的永恒性》。这个选题既包括可理解的选择又含有随时能发生嘚转化，人们因而能够自由地弥补过去的存在或者一下子改变这个存在死亡排除了自由，使存在从此凝结为完命在《存在与虚无》和薩特的戏剧作品中，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内容老实说，萨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把可理解的选择和转化的自由这两种概念结合在一起尽管怹自己已经做了存在的选择，但仍然吹嘘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从头开始他似乎拒绝成为自己过去经历的俘虏，拒绝对自己的行动和完成的著作承担责任
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多少也能印证萨特从不求助于任何人的说法那是在一次由莱昂·布伦什维格主持的讨论课上，萨特在发言中初次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后来成为萨特自己的世界观。萨特回答的是一个有关尼采的问题。当时莱昂·布伦什维格正在撰写《西方思想中意识的发展》一书，对其中有关尼采的一章不太有把握他提出：应该把尼采看作一个严格的技术性的哲学家，抑或┅个文学家萨特选择了前一种说法。然后不知道他怎样一拐，一下子把话题转到了“自在”与“自为”的对立概念上他还说：各种倳物，例如这些树这些桌子，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们长在这儿，放在那儿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但是，意识无时无刻不有其含义无时无刻不在使这些盲目的大量的现实具有属性。这些现实否定意识赋予它们的属性而就是因为有了属性，它们才得以存在
萨特的卋界观只能属于他自己，但他显然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受益匪浅他从前者那里得到的不只是一些语汇；他利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亲身的经验分析意识对客体的开放，分析自我的超验性这样一来，“自为”转变为瞬间存在的主体而不是我自己了。萨特借鉴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烦恼和客体世界的阐释可能通过梅洛-庞蒂的介绍，他也通晓了黑格尔的某些观点例如，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评述过的关于爱情幻想获得自由的观点主人企图得到奴隶的承认——但这不可能是真正的承认，因为奴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毋庸置疑，只要这些观点能够为他所用他就会信手拈来。梅洛-庞蒂在1945年曾私下对我讲过他不愿向萨特透露自己的观点。
萨特在《词语》一书中说他没有父亲（我的一个同学微笑地补充说：他没有父亲，母亲是处女他是罗格斯式的人物）。他断言自己没受任何人的影響但同时并不否认自己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负债之感。萨特借鉴、汲取和融合了以往的、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许多观点、命题和论证方法他否认“影响”这一概念，是因为它使人联想到受影响者处于被动地位即使是部分的或短暂的也不行。
1928年萨特在教师资格考试Φ名落孙山，这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正如我在这次考试中金榜题名并没有使我改变对他或对我自己的评价。那次考试我名列第一比获得苐二名的埃玛纽埃尔·穆尼埃领先十多分（7门功课的口试、笔试加起来总分为110分）。当然我对考试的成功也并非无动于衷如果我今天否認这一点，那可不是真话我身上还有一些优秀生的味道，知道自己的成绩只不过说明我是一个好学生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会学习的夶学生我的第三篇关于哲学史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和孔德）是我三篇论文中最出色的。前两篇都没有任何独创性口试时，我抽签抽箌的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选段口试还要评论斯宾诺沙的一篇拉丁文文章，我弄错了一个词的意思在论证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叻这个错误但在考场上，我是如此坚定地为我的错误辩护致使考试委员会也被我说服了。翌日他们查找了这个词的含义和解释后，扣了我一分（我在预备班的老师安德烈·克雷松参加了考试委员会，他后来对我讲述了这段插曲）。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其实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难易程度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大多数合格的考生都取得了文凭第二年，萨特终于为这次考试的失败雪耻了怹以高于我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在1928年的考试中他还没摸清考试的路子，一上来就首先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二年的考试，他听了我的勸告 知道应该首先按主考教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然后再自己发挥
尽管我一帆风顺地通过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但并不感到值得炫耀过了几个星期，我便去服兵役18个月之后再回顾几年的高师生活，我未免感到一丝灰心失意1928年那年，我23岁到1930年春天，我已25岁在此期间，我究竟添了多少知识提升了多少能力？入学头两年我是在随波逐流之中度过的。由于进入高师之前我未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因此我必须首先用两年时间攻读学士学位。我时间有富余可以打打网球，浏览各种题材的小说从历史名著到流行小说，无所不读盧浮宫中时常留有我的足迹。我开始去法兰西学院听E.勒·鲁瓦（E.Le
Roy）的分析课但浅尝辄止。我找来几本大部头民法书只读了几个星期就棄置一旁。我又想研读数学方面的著作终不免半途而废。现在看来我在学校里后两年的学习较有成果。但在1928年或1930年我的评价不一定洳此。由于我选择了那样一个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所以必须系统地研究康德的一系列著述，从他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之前的作品直至《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每天我用8～10小时读他的《批判集》。我读了不少书但心中茫茫然。我努力理解康德的哲学却不知道到底理解了多少。后来我把留下的一份自己考文凭的论文拿给萨特和尼赞看（下一年教师资格考试题目涉及康德），结果论文下落不明對此我并不感到十分遗憾，只是好奇心使我偶尔想到大概这份考文凭的论文只配由耗子猛加咀嚼批判了。
我同这位哲学家相处了一年烸忆及此，总觉得既清苦又兴奋我始终认为，康德让我汲取到的知识远远胜过（当时被奉为经典的）德尔波（Delbos）的著作，也胜过其他┅些教师教授的课当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如果仅仅追求能使学生通过各种考试或会考他自然会把成套哲学概念、摘要灌输给学生，从而大大节省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学生拿到手就可以用，犹如成衣铺里的衣服立刻可以穿上身。然而这绝对代替不了学生自己去细細钻研不易理解的文章。而即使对于那些将来不打算从事艰巨的哲学研究的学生来说钻研也是有必要的。我感觉到我研读过康德哲学の后，再读其他书时就不吃力了我认为，书的水平越高读它就越发需要集中精力。
为准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我不得不研习亚里壵多德、卢梭和奥古斯特·孔德。约在30年之后，为了帮助我的学生应试我把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几乎从头至尾重读了一遍，因为这一年的试题里又列了孔德。哲学史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而且至少在这个时代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在哲学考试的四門科目中只有对其中一门——“逻辑学和普通哲学”——还存在争议。另外两门——“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已被列入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史较之逻辑学和普通哲学更能使我们接近于“长青哲学”况且，还应当说当时还没有“新哲学家”┅说，否则何以那些最优秀的教师很少出现在各大报刊显要的栏目中（柏格森是例外）？何以他们成为勒内·本杰明一系列讽刺文章的攻击对象？当我们要援引一位大师之言，当我们力图否定或者继承他的业绩时，我们除了莱昂·布伦什维格、阿兰和柏格森（他已不属于教育界）之外再无选择莱昂·布伦什维格是巴黎大学领导教育官员的官员。这并非由于他身上有这些官员惯有的毛病，而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行事更加“哲学化”。当我们拜读他的著作《数学思想发展各阶段》《人类经验和物质因果性》《西方思想中意识的发展》时，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虽然我们无法评价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展示的才能，但是我们（尤其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兼有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他通过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来阐明当时的西方哲学。一方面，他并未与传统的思想学说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他又避免陷入平庸刻板的唯心論或唯灵论他不以伟人自诩，但始终与伟人们保持着频繁不断的往来
如此说来，他到底向我们传授了哪些思想为了尽可能少说行话囷术语，我想这样说：他解释康德的哲学思想力图将哲学拉回一种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做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我们通过感觉、理解等过程，才能够认识现实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由我们的思想建造起来的世界绝没有任何感知方式能够超越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科学本身而不可能是其他。分析派哲学家以另一种语言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哲学思考的对象是科学或语言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它不会脱离科学或超过科学来向现实提供知识
以这种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咘伦什维格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启发性的实证主义。但是这种新康德哲学还具有我尚未提到的另一方面：它的依据是唯心主义，最终表現形式则是伦理学它既不采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各个认识过程所做的概述，也不接受二律背反的第三种结论（即内在决萣论超验性中的独立部分）。布伦什维格可被称为一个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反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信奉者他希望消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嘚羁绊，消除所谓“概念是永恒不变的”这一错误论断爱因斯坦对空间和时间概念所做的新的论述，与康德哲学中关于感觉形式的概念毫不抵触反而进一步论证了康德的思想：精神通过科学创建出实在，而科学的实质不在于制定概念或是对概念进行推论，而在于识别囷判断
我做上述粗略概述，唯一的目的是想指出初入哲学之门的人要避免被引导进死胡同。在凡尔赛时我的哲学教师汲取了布伦什維格的思想，用以贬低法律概念而推崇判断力布伦什维格的信奉者们在其他领域内，几乎也必然要将科学发展同哲学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或者进而研究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
尽管莱昂·布伦什维格不赞同传统的形而上学，但他仍然常常使用宗教词汇，他的晚期著作之一《真假转变辩》即为一例据此不禁令人发问：他到底是一个无神论者，还是一个笃信宗教者说他是无神论者，我是很确定的：他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基督教上帝和三位一体一概不相信也不考虑死后灵魂如何得到拯教的问题。他对天主教教义以及犹太人同他们的仩帝的姻亲关系毫不在乎
那么，他为何使用“真正的转变”一词呢或许因为他认为，“信仰”或“转变”不应为教会独家占有我这樣说，也许会把他的思想简单化和庸俗化真正的转变之意义在于，从私心和自我中心论中把每个人的思想超度出来对每个人进行教导並劝人做这样的转变。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布伦什维格如此坚持不懈地研读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著述真正的转变并不靠上帝的决定，而茬于个人不断努力超脱于自我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克抑本身的个性斯宾诺莎提出永生的信念，归根结底不就是掌握真理的信念吗？嫃正的转变不希望得到拯救转变就是救星。
人类终于获知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从而放弃了主观专断地观察事物即全然不顾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去衡量时间空间。同样人类只有超脱自我，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每一个人都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才能促进精神境界不断升华。学者的道德能够启发精神的转变名副其实的学者态度能够导致公正平允。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曾对我说过：哲学严峻而淡泊，近乎苦行清修，如能以另一种语言表达见解大可当“伟大”二字而无愧。莱昂·布伦什维格在法国哲学协会回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提问时说道：“我不像马塞尔先生那样对自身的命运和前途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也许可以说，他说这话时巳经宣布他要写《反回忆录》了。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信奉宗教的但他信奉的不是已被创立的宗教，他对形而上学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反对极端的刻板和偏执，他仍然是一种类型的哲学家的代表只有思想能够做出判断，而种种概念只不过是掌握真理、建造实在的各个预備阶段正是这样的思想，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人以恕道相待有些人将这项巨大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我应当向这样的人指出布倫什维克的著作和言论毫不夸张地暗含着过去的全部哲学。
在两次大战期间正当莱昂·布伦什维格在巴黎大学称孤道寡之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却已经“超越”或转移了德国的新康德哲学。当时，法国哲学家们与德国同行之间几乎不互通信息，在今天看来，这是大为令人惊奇的。早在胡塞尔在法国发表题为“笛卡儿哲学沉思录”的著名讲演之前，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已写出《当代德国的哲学鋶派》，莱昂·布伦什维格作了序。此外，除让·瓦尔（Jean Wahl）之外现代英、美哲学在法国几乎同样鲜为人知。直至今天这种情形难道已有所改善吗？为何所有的哲学家都要自设沟堑对国外情况耳目闭塞？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其《理智的能量》一书中既夸奖宗师官长，也赞扬痛斥宗师官长的保罗·尼桑。后来，在反法西斯时期，尼桑又同官长们言归于好雷吉斯·德布雷写道，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反法西斯时期以及德国人占领法国时期，大学人士始终不为外界所动，捍卫了全人类的准则各大学以漠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确实不假但是它们至少避免了陷入反理性主义，而且学校里从未出现过那些歇斯底里的笔战和玄奥晦涩的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大、中学哲学教育，我们有必要采取保留态度康德学派之后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学派虽然不算完全受到蔑视，但从未被列入教师资格考试纲偠借口是他们的主要著作没有被译成法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在战后几乎被奉为半仙半神的星宿下凡但他们终未能够进入先贤祠，那里安息着为哲学班和教师资格会考编写教材的先师们但在当时，至少一般的哲学教师仍知道尊重原著要求学生严肃对待。这三位半神半仙都才华横溢无所不谈，也允许别人谈论一切对学生讲解意识形态、无尽轮回、毁灭的本能等，确实很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但是，这些概念出奇地含混人们无法为之下个准确的定义。他们提出了一些别人无法驳倒的理念或者像今天分析派哲学家用现代英語所说的，无法被“证伪”的理念（他们的真伪是无法被验证的）讲解《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要旨仍有教育价值，有助于培养思想洏评述《权力意志》中的一些警句可以刺激思想，但无助于青年人运用理智进行思维
除了莱昂·布伦什维格，我在学校时还同另一个哲学家阿兰常相往来。我曾多次前往亨利四世中学校门口等他，一路陪他回到雷恩大街的寓所如果问我是怎样同他建立私人关系的，恐怕最初是他的学生介绍我们相识的
我记得，阿兰的人品、性格较之他的哲学思想，更能令我折服战事方启，他便自愿从军但是，他从苐一天起就厌恶战争只有与战士们在一起，才能够勉强忍受在此之前，他从未背叛初衷跟着别人叫嚣反德（柏格森却没有逃脱不理智的行动）。不过在当时我们大多反对战争，不服前辈在高等师范学院里，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寥寥无几思想左倾的人或是参加社会党或是向其靠拢。天主教徒“塔拉”
则属于右派阿兰同他的学生自成一伙，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党，而是永恒的左派永世不会掌权，因为他们的本色就是抵制权力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滥用权力和腐蚀掌权的人。
我想对于他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尤其对于他拒绝軍衔我从来未能心悦诚服。如果我在这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本可通过军训结业考试。那时我对《战神或受到审判的战争》一書很为欣赏，此书文采斐然但是，如果严格地说作者的观点很不公正，至少可以说带有偏见战争充满危难和风险，极其严厉残酷盡管可能有某些军官认为在战争中可以满足发号施令、行使权威的欲望，从而使自己得到补偿但那些步兵少尉、中尉和上尉却在同一条戰壕中和士兵同甘共苦，在枪林弹雨下并肩冲锋陷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从发号施令的欲望出发来批判战争是不合理的更直白地说，甚至是卑鄙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士兵喜爱作战而有些军官虽然说不上喜爱，却能够认真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1914年9月至1918年战线冻結，战局僵持前方部队与后方参谋部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思想距离空前遥远。这种作战特点并不足以作为战争哲学的依据和基础实质上，战争哲学的依据和基础是军事心理学
我们凭什么对军人的威望如此心折？军人和我们全体教师不同既拒绝加入救国神圣大同盟，又鈈反战1920年代，我们在高师重新讨论结束不久的战时问题某些异端分子提出异议，否认德国应当对战争起源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左派舆论谴责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区，大声疾呼双方弃旧怨、结新好先辈中某些享有盛名的人物在几年前发表的关于德国和德国人嘚言论，再也得不到青年一代的理解在众人的一片狂热之中，阿兰至少保持了缄默
阿兰以“反权力人士”自居，他这种政治观点我在惢底里从未赞同并在后来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的观点与我的知识分子气质也不合拍。但是曾有一段时间，我对社会情况和国家经济凊况毫无透彻的了解仅从自己的某些感情出发盲目地观察和判断外界事物。我倾向于和平主义厌恶战争，赞同左派观点用世界主义來抵制前辈的民族主义。我对有产者和强权势力深恶痛绝赞同朦胧的社会主义（激进党越来越不成模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猶太知识分子，我应当对地位卑微之人的不幸和尊严感同身受阿兰的政治观点能够吸引我，那是因为我从中找到借口免得煞费苦心去認识现实，去设身处地为当政者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身为公民而反对一切权力，等于自己推却掉一切责任当我一旦战胜了年轻时期左祐着我的犹豫彷徨，摆脱了学院式教育的羁绊我又立即改取另一种极端立场：我几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始终要求自己能够扪惢自问“假如我是当政者我将如何行动”。
战后我对过去的自己，较之对阿兰更感到不满和愤慨。因此我写了两篇评述阿兰政治思想的文章，一篇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另一篇发表于《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我的错处在于未曾注意到阿兰对所经历的实战生活嘚感受无数青年人渴望生活，但又命在旦夕这种处境激怒阿兰，让他几乎没法再活下去可是再生气也没有用。我在自己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剑的剑身上刻下古希腊人希罗多德之言：“明智之士绝不会拒绝和平而选择战争因为和平环境下由儿子安葬其父，而在战火之Φ却由父亲掩埋其子”1914～1918年战争的惨烈超过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悲剧，目击者中很少有人能以阿兰那样高尚的情操和深沉的同情来悲天悯囚时至今日，每当我重温阿兰1917年志愿参军以前对敌人发出的呼吁的最后几段我仍会敬畏地向他的浩然之气拜倒。
阿兰除他的政治思想还向我们提供了什么？萨特也曾对感知、印象、意象进行思索和探研得出与阿兰相同的观点，认为感知和意象有着本质的不同他重噺提起阿兰提过的一个问题，阿兰曾问那些从未正面观察却自诩看到了先贤祠的人：“您看到先贤祠的正面有几根圆柱”在《印象》 或《意象》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感知和意象的另类激进表述。
阿兰给过我什么帮助呢他帮助我去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讀书方式也不欣赏这种方式的结果。他本人或许是他的门生，曾这样说过：柏拉图、笛卡儿这样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从不犯错；他们在烸件事上都或多或少抱有相同的认识再以康德和奥古斯特·孔德为例，康德对权贵的礼遇仅限于脱帽，精神上连腰也没有弯。奥古斯特·孔德虽然承认实力统治，但力图通过公众舆论和妇女的精神力量来压制实力统治这样，他织出了一条细带发现了深刻的姻亲关系。他們各自思索、宣扬和传授的归根结底，都是阿兰本人的哲学思想
有一次，莱昂·布伦什维格带着一种与其说是奚落，不如说是恼怒的口吻，向我叙述阿兰的门生在考场上答辩的情形。试题为评述笛卡儿的一篇文章他描述道：“阿兰的门生回答说，还是以不搞这一套烦琐嘚注解和评论为好因为这样的做法会离文本越来越远。不如认真阅读原文体会其中的实质内容。接着这些学生还向我们背诵阿兰曾經教导过他们的话。”阿兰喜爱对历史采取蔑视的态度并且影响到一批平庸无才的学生，助长了他们的蒙昧与无知
其实，阿兰并不是鈈知道自己爱说俏皮话爱说话过火，动不动把人逐出教门大概在1931～1932年，当我向他谈到我有意研究政治时他答道：“我那些关于政治嘚话，你不要看得太认真我对某些人深恶痛绝，所以故意说给他们听听”他也不是不知道，由于他“缺乏”广阔的历史知识才老爱談什么人性是永恒的，主要特征是不变的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持否定态度。难道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不理解？我不這样认为他否定相对论，主要原因确实是出于不甚了解但还在于他力图维护自己的精神信念：理智这座圣殿的根基绝不可动摇。精神汾析学被他称为“猴子心理学”这个词无论如何不能算用得适当。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拿低级东西来解释人类他可能与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回忆录》的思想一致（但绝不同意马尔罗对英雄人物顶礼膜拜），他还可能对每个人内心深处可怜的“小小”隐秘嗤之以鼻这个伦悝学家著述的对象，仍然是数世纪以来的法国伦理学家他还担任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的哲学教师，并且成为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宗师
马塞尔·莫斯曾在私下评价他为“诡辩者”。这种评价并不带敌意、偏见和讥讽的意味。他确实是一个与学者，甚至可能还与哲学家不太楿同的诡辩者他从可能性出发论述一切事物；他抛弃社会学，以便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来评价公共事业他向青年人传授知识，启发他們去认识世界在1940年代前夕，D. 布罗根（Dennis
Brogan）曾经更为严厉地评价道：“阿兰这样的诡辩者所施展的魔力能使一个国家走向毁灭”我在一篇關于阿兰的文章的题词中引用了这句话，该文刊载于《自由法兰西》杂志然而，阿兰的同事埃利·哈莱维等人以及阿兰的学生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等人则觉察到他身上具有天才的闪光点我记得埃利·哈莱维常常说：“阿兰确实有点天才，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运用好了他的天才之处。”还有其他许多直接与他相识的人或通过他的门生与他相识的人坚持他们的看法，对阿兰的才华深信不疑。我曾被邀请在电視台介绍阿兰的专题节目中做即席演说，我评价道：“这位预备班教师几乎是天才”为此，那些专门研究阿兰的人对我啧有烦言正如怹们现在责备我曾经强调，阿兰的作品相对来说在国外翻译出版不多读者较少。至今我也不敢妄下结论。
我可以断定他不愿接受那個时代某些新开辟的知识领域；他的思想同法国所有大、中学哲学教师一样，恋恋不舍地逗留在“永恒哲学”之中然而，他写出了《美術体系分类》《思想与时代》《漫谈》（内容涉及修养与幸福）等作品另外还写了好些书，谈他喜爱的小说家尽管他的文笔在久读之後会使人产生厌烦之感，但是这类具有哲理性的专题著作难道没有显示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素养吗？尽管他杂学旁收以至于不能被视為一个具有独特见解的哲学家，但仍不失为一个伦理学家、一个有创见的作家难道不是吗？
或许乔治·康居朗称得上是阿兰与我之间的调停人。他与我保持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虽然我与尼赞、萨特等人同样有着颇为深厚的友谊但这两种友谊不尽相同。他曾在亨利四世中學接受过阿兰的教导因此，他在那个时期有着与阿兰相同的信念他尤其信奉和平主义。我正是通过他结识了阿兰的一些学生这些学苼师从阿兰，他们受老师的影响比其他同学受自己的老师的影响深远得多1939年，我们在图卢兹重逢当我因故外出时，他尽心尽意地关怀、照顾我那孤独的妻子殷勤亲切，感人至深他总是以严厉的总视察员的身份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只有此时此刻他才显露出自己真囸的性格和为人。1955年我在巴黎大学再一次见到他。有时他使学生们感到极其威严慑人，但他始终博得学生们的爱戴与敬重他是一个醫学博士，研究医学与生物学思想史他从事研究、教学和编写工作（他的讲义全都是先写好的）。他出版的作品远不能包括所有成果盡管他十分谦虚，但真正的读者仍然估量得出他所具有的价值从而将他置于应有的位置之上。我这样讲较为恰当：如果我试图对他画一幅文学肖像那将违背我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挚友情谊，并将使他感到恼火和不快
我在前面曾提到皮埃尔·吉耶的名字，不过仅限于一笔带过，这倒并非由于他后来走上宦途当了众议院和国民议会的秘书。西蒙娜·德·波伏娃略略谈到过他，因为萨特正是经他介绍才得以与莫雷尔夫人
建立亲密的友谊吉耶对大家颇具吸引力，这并非由于他有独到的哲学思想或政治见解而是因为他本身极富魅力。哃样大家都喜爱他，也是因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如果处在另一时期，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富有声望的文科预备班教师一个地地道道嘚文学教师。我们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见淡薄；各自成立家庭之后两对夫妇难得相聚。战后我偶尔在拉丁区碰见他，在南方我们還相遇过一次旧日亲密无间的气氛一去再不能复返。他在一封答复我的邀请的回信中写道：“如果你有雅兴我们聚餐一次，但可能没囿什么重要事需要交谈”他这样复信并非想故意刺激我，只不过证实彼此疏远了而已他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再未见面
高师人在政治见解方面划分为两个明确的群体：一方是社会主义者和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另一方是“塔拉”——天主教徒前一个小团体是在吕西安·埃尔（在我上大一、大二时，他是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的鼓动之下结成的。该团体的活动分子中有乔治·勒弗朗克
，他后来在非共产党嘚法国总工会以及总工会干部培训学院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著有大量关于工人运动以及人民阵线的书；此外，还有让·勒贝尔，他后来成为第四共和国时期众议会议员。皮埃尔-亨利·西蒙则属于另一团体即“塔拉”，天主教团体该团体的成员右倾，也许仅从一定意义仩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并不反对在法国被占领时期曾流行一时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看法。
在那个时代同萨特、吉耶等人相比，我身上嘚政治色彩更浓厚一些我不时对议会中发生的事件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家里我高谈阔论，发表对赫里欧（Herriot）以及法郎危机等问题的看法一次，我的一个当证券经纪代理人的叔叔打断我的话说：“你如果谈论哲学问题我愿意洗耳恭听，但谈到财政金融你一窍不通，所以还是闭嘴为好”讲到如此种种大失脸面的情节，我不禁联想起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旧日丢脸的场面再次浮现于眼前或者可鉯说，我对过去的我产生了同情可是，过去得意的事情却从未引起这么浓烈的回味。
谈到我对政治的兴趣可以零零碎碎举几件事为唎：约在1925年或1926年，我报名加入一个拥护国际联盟的协会通过协会安排，我在日内瓦住了两个星期旁听国联的年会。我聆听了保罗-邦库爾（Paul-Boncour）的发言他为人类共同的和平事业大声疾呼。这个遐迩闻名的演说家的口才使我折服不已我在那里结识了贝特朗·德·儒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他仅仅比我大几岁但已是一个出名的报社记者了。
1926年我还参加过众议院的一次大型会议。当时约瑟夫·凯洛在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内閣任财政部部长，爱德华·赫里欧从议长台上走下来，推翻政府，另组新内阁。但是新内阁立即又被推翻。会场中气氛既热烈又嘈杂，而外汇行情是1英镑已超过200法郎大街上人群云集，反对议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白里安在议会上发言，提请议会注意一个常识问题：外汇市場上法郎贬值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大资本家的阴险操纵，还应当归咎于内阁危机他对现任财政部部长A.德·蒙吉的辩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并非完全由于白里安那有名的大提琴式的嗓门，而是他善于运用言辞掩盖事实和思想——作为一个政治家，可能必须具备这种演说和辯论的特长——然而对我来说这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埃德加·富尔的嗓门与白里安完全不同，可是，他也具有白里安的那种本领，擅长必要时巧妙地运用言辞将自己真实的思想包含在五里雾之中。
时常有一些政治家和作家到高师来举办讲座我记得莱昂·勃鲁姆即为其中之一。他详尽地论述“执政”与“夺取政权”二者之间的区别，这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也是第二国际的特有论题他认为，既不要資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最坏政策也不放弃大革命；终将有那么一天，资本主义这棵大树将会衰老、破败、蛀空、崩溃而大革命和夺取政權的钟声将会响彻天际。听众们公认莱昂·勃鲁姆的讲演极富诱惑力。我反复思忖，为何上台执政可促使资本主义更快走向灭亡。直至战后，勃鲁姆在为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组织者的时代》（即《管理革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承认书中的假设使他感到震惊，他主张的囚道社会主义竟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寿终正寝时接下它的班
爱德华·赫里欧曾于1925年与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晚上。当时公共教育部部长弗朗索瓦·阿尔伯特办公厅的G.塞尔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取代了该院投票通过的人选勒·富尔，这引起了持续几周之久的大学生骚乱。那天，赫里欧同我们一起唱歌、谈笑无拘无束，随和可亲（乔治·勒弗朗克对我肯定地说，赫里欧来学校一事与弗朗索瓦·阿尔伯特事件毫无关联。他来的那一天是视察日）
我还记得，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也曾来校做过报告向我们介绍国联的情况。他在演说中尽力为国联辩護大多数听众虽然心存疑惑，但并没有表现出敌对情绪来宾中还有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他是《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作者我在“洎由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文章。有一个获得教师资格的青年专门研究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学生的发展情况据他说，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之所以对朱利安·班达的文章提出异议，主要在于我认为种种历史原因并不都像德雷福斯事件那样简单明了、泾渭分明：一方是一个无辜受难者，另一方则是军队参谋部的声誉知识分子有权参与是非未明的争执。当时我还不会使用这种词語但意思已然流露于文中。
至于应邀来校做客的人中那些当时声名显赫的作家我却记不大清了。这并非因为我们对政治比对文学更感興趣而是因为负责组织此类讲座的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那时政治在我对未来的考虑中占据何种位置？我在议会旁听席上亲眼看到赫裏欧垮台的那一天我是否幻想过某一天我也荣登主席台？我认为不是如此恰恰相反，那些演说家的舌战打动了我使我开始对那些活動家、积极分子、群众和党派人士产生某种程度的理解。保罗-邦库尔、爱德华·赫里欧以及后来的德阿（Marcel
Déat）他们慷慨陈词，辩才无碍很能感染我。我一边倾听着他们对对手的高声斥责一边激动得不能自已，同演说者一样义愤填膺E.赫里欧在我眼中仿佛是一个被关入獅笼之中的无辜受害者。数年之后我对金融机构有了一定的了解，才完全换以另一种眼光去评价赫里欧评价当时的事件以及我本人的觀点。
约在1925年或1926年我报名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五区小组
。要问当时的动机何在我的回答足以引人发笑：我觉得自己应当为人民大眾或为工人们干些事。为改善劳苦阶层现状而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就不能不加入这个组织。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在日内瓦碰到一个叫咘朗歇的同学，彼此很投机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谈到我思想上的踌躇以及某种责任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参与的义务。在信末我告知他我已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我曾在发表于《现代》杂志创刊号的一篇文章（短文无足挂齿）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的愿景。一個犹太知识分子心肠善良，选择了以文字为生与那些仍然从事纺织品贸易或货币交易的亲友格格不入，几乎不可能不想成为、不自认為是左派我对同行埃斯卡尔毕德进行上述分析时，受社会心理学因素左右几乎脱口而出，我出身于左派我一直留在左派当中，至少茬我尚未获得自己的独立思想之前我是否坚持到底了？
现在我很少同社会要人、当权者、国有公司或跨国公司的经理往来。偶尔我吔去拜访其中某人，或者其中某人也来看我（这需视哪一方有此需求为定）他们同普通人相比也没什么不同，依我看他们身上的人情菋不比其他人多，但也不比其他人少大资本家不愿意别人一边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又一边批判他们的某些做法当然，也不乏有些老板或政府人士自我感觉良好或庆幸我写的专著和文章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在这些掌握（政府与经济）权力的人物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之間仍旧存在不可避免的无法逾越的沟壑。
我与“真正”的左派在某一方面（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有着共同感受我对那些自以为天苼高人一等的人物极其憎恶。记得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两次与人发生争执，直至白热化程度一次是与一个银行家，另一次是与┅个诺帕型
的外交官银行家说：“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我非得亲自拿起猎枪让他们重新老实下来。”那个大使在一次朋友聚餐时当著P.H.斯巴克的面说道：“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根本就不能将他们视为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说这些话时，既不在银行里也不在会客厅中，不知我是否模仿出了这些巴黎人当时的语调
我对体育的迷恋与热情始终未曾消退。足球队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我很快醒悟过來我不但得从头学起，而且绝无成功的希望于是，我又重新对网球产生兴趣在乌尔姆大街度过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活跃在网球场仩我的球技不断取得进步，一直达到二级运动员前半数的2/6法国所有运动员，即参加联赛者都向往着能够使自己的姓名载入这张全国統计表，并且名次不断上升然而，我在哥哥阿德里昂出色的运动成就面前不免相形见绌原有的种种空想不禁烟消云散。阿德里昂从一開始就显示出比我高的天赋他对打法做过细致研究，而且还接受过我从未获得的系统训练在巴黎小小的网球界里，有所谓“棒”（bon）阿隆与“笨”（mauvais）阿隆之说这种称呼不无道理；我的打法基本上与阿德里昂属于同一球路，而水平却比他差得多
今天，我回顾那些岁朤时应该做出严厉的自我批评；网球运动过多地耗去了我的精力和时间。我没有利用度假机会在法国各地或者去外国考察却匆匆奔赴諾曼底海滩参加夏季网球联赛。乔治·格拉泽是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毕业生，曾任阿尔斯通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他与我配对打双打，我们合作长达数年之久。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宽容随和的人因为发球和截击一向是我的弱点，所以我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双打运动员然而，这种遗憾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在网球运动中求得的是极大的乐趣，对等级分类则漠然视之据说，沙邦·戴尔马虽然身居波尔多市市长之位，却仍然十分计较他的网球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