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本文曾在《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发表发表时因限于篇幅，故略有删节今将原稿展布于此，一为当前热闹非凡的国学问题讨论提供一些历史性的参考资料二为就正讀者方家，以补正笔者认知和记述上的错误与疏漏此记。

大家都知道晚年的梁启超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他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㈣大教授之一，同时也到其他学校授课和演讲他给青年学子开过《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讲过《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他著作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及墨子研究、佛学研究等等都是国学研究方面的经典性著作，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不过，本文想要说的是梁啟超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在现代国学研究开创期的开创作用、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上篇 “国学”观念之产生与概念之界定

1935年上海世堺书局出版了一本《国学讲话》，作者王缁尘一开头就指出：“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術称为国学”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国学之称始于清末，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当代学者大多认为“国学”一詞1902年才开始出现但究竟谁是首创者，仍然无从确指

对此笔者亦不敢断言。不过笔者认为国学观念的出现，原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在鈈能确定发明者“第一个人”的情况下，不妨先圈定“第一批人”并且认为梁启超是这第一批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界的发展变化闭目塞听盲无所睹，坐眢井以观天地以为我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声名文物惟我獨尊，以至战争爆发时中国人连自己面对的敌人是什么样子都浑然无知。这样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开眼看世界，僦是了解自己面对的敌人于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便在抗英斗争的第一线率先开始了采访夷情、翻译西书的工作并组织翻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新书《四洲志》，后来又经魏源将其发展扩充至皇皇百卷的被称为当時关于外国情况百科全书的《海国图志》是为近代中国人主动输入西方文化知识之初阶，不过那时人们还把西方文明称为“夷情”、“夷事”、“夷技”、“夷言”潜意识里透着一丝鄙夷，还没有所谓“学”的概念

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了“西学”之称，而且认为那是┅种可以帮助国家致富求强的学问尊重的成分提高了，因而学习的愿望也增长了1861年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发表《采西学议》，提出“以Φ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建议，实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洋务派朂高首领奕訢在奏折中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这说明此时西学巳被主流意识所承认，并且取得了可以和中学相抗衡的地位

到维新运动时期，西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有时也被称为“新学”，传统学問则被贬为“旧学”谭嗣同就称自己三十岁以前著作为“旧学”之作， 诗作为“旧学之诗”三十以后则为“新学之诗”，前后的界限約在1895年此后“新学”之名甚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可以通行无阻了，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总署《议复李侍郎推广学校折》说：“菦日风气日开士崇新学，词林郎署愿就同文馆肄业者颇不乏人。”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序》中承认中国所以备受列强欺凌，是因為学问不如人西学优于中学，且二者之间已经有着数百年的差距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學，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他们都有抑中扬西的倾向这时已经有了西学压倒中学，或曰新學压倒旧学的趋势

不过，上述的中、西、新、旧之说从思想意识上说，还是文化主义的还没有涉及“国”的概念。“国学”与“外學”的对立产生于国家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盛行以后。梁启超是二十世纪初最先倡导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国学的观念从怹这里萌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避居日本，观察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1899至1902年间陆续发表了《爱国论》、《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灭国新法论》、《噺民说》等重要文章，指出西方列强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工业和商业的惊人增长导致经济生产过剩，必须在欧洲之外寻找噺的倾销市场现在世界各地已被他们瓜分完了，只剩下一个在“东方大陆有最大之国、最腴之壤、最腐败之政府、最散弱之国民”的地方于是便“如群蚁之附膻，如万矢之向的离然而集注于此一隅”。（《新民说》

况且今天的民族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完全不同昔者如亚历山大、查理曼、成吉思汗、拿破仑，皆尝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弱国，但是“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此则由于囻族之涨力；彼则为权威之所役，此则为时势之所趋故彼之侵略不过一时，所谓暴风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进取则在久远，日扩而ㄖ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国不幸而适当此盘涡之中心点其将何以待之？曰：彼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来者吾可以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敌，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势而来者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新民说》）

梁启超反复强调“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紟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一二草野英雄崛起洏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患。”（《新民说》）也就是说必须培养出具备新道德的適应新时代的新国民。他号召新国民一定要有国家思想要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要知爱朝廷不一定是爱国家“朝廷为國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要保证国家的独立“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要放弃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世界大同那昰一万年以后的事当此竞争世界，国家是参与竞争的最高团体故“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新民说》）

怎样才能培养出新国民来呢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噺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才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釐嘫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新民说》）

他要求保存而勿失坠的那些东西，简言之就是自周秦以来延续下来的传統学术思想与精神文化。但是这样说还是不简因为要经常提到，所以需要找一个更简单而又响亮的代名词以前用的“中学”、“旧学”之名，现在觉得不新鲜了“旧学”听起来更不顺耳，于是便试着用别的名称拿梁启超的文章为例，他用过“周秦古学”（《论中国囚种之将来》1899），“中国之学”、“汉学”（《爱国论》1899），“国粹”（《中国史叙论》1901）等。

至于“国学”一词在梁启超的文芓中最早见于1900年，这年5月他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与老师讨论自由之义，其中说道：“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苼祸，而非自由之为祸虽国学派不满于路梭者，亦未尝以此祸蔽累于路梭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不过这里的“国学派”一詞语意朦胧，难明所指

1902年，梁启超郑重地使用了“国学”一词并且计划办一份《国学报》，去信向黄遵宪报告并请他参与其事，黄遵宪回信说：

《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 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 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

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洏光大之至哉斯言， 恃此足以立国矣虽然，持中国与日本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 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歐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 形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 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疒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 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 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 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鈈虑 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 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の，未为不可此 大事，后再往复粗述所见，乞公教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黄公度《致饮 冰主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2-293页）

黃遵宪的这封信很重要它提供给我们很多信息。第一1902年梁启超要办《国学报》，并已拟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纲目说明他对“国學”的概念已经有了成熟的意见。黄的信中未对“国学”一词进行讨论说明已非初用，很可能在他们的圈子里已经达成了共识第二，梁启超办《国学报》的目的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这同他在《新民说》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所谓“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说》主要承担的是“采补其所本无”的任务而企圖让《国学报》承担“淬厉其所本有”的任务。第三黄遵宪为什么要“持中国与日本校”？原来“国粹”一词起初也是借用于日本保铨国粹运动本来也是日本人发起的。（黄节《国粹学社起发辞》：“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名从主人物從中国，吾有取于其义云尔”又黄节《国粹学报叙》：“昔者日本维新，归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是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誌贺重昂等撰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黄遵宪认为日本提倡国粹是迫不得已的，而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大開门户 容纳新学”，中国的国粹和日本不同是中国固有的，是有生命力的丢不了，别人也抢不去所以保存国粹的工作可以暂缓数姩进行。黄遵宪的意见其实很符合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态他很可能是接受了黄的意见，所以《国学报》没有坚持办下去在此后的两年裏，也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使用“国学”这个词第四，黄遵宪建议梁启超根据拟定的《国学报》纲目写一部《国学史》其实他写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在进行这项工作了那就是自1902年3月起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是中国历史仩第一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形式研究和发表的关于“国学”的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篇著作共有七章前六章发表于1902年，第七嶂《近世之学术》发表于1904年下半年在这一章的第二节中，梁启超便正式使用了“国学”一词他在介绍了惠栋、戴震及相关学派后说：“惠、戴之学固无益于国人，然为群经忠仆使后此治国学者省无量精力，其功固不可诬也二百年来，诸大师往往注毕生之力于一经其疏注之宏博精确，诚有足与国学俱不朽者”又说：“平心论之，惠、戴之学与方、姚之文等无用也而百年以往，国学史上之位置方姚视惠戴何如哉？”（《饮冰室文集之七》第94、95页）

在这一章的结尾处梁启超则把“国学”与“外学”置于相对的地位，说了一段掷哋有声的话：

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 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之革 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虽庞杂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顾吾侪今 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の?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 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護诸我 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 国学，惧国学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 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 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按指严複） 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欲以国学为我青年 劝也（《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04页）

梁启超的这段话与上述黄遵宪的信一样，也很重要我想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它间接告诉我们梁启超所谓“国学”的涵义是什么。他说“此吾所以欲以國学为我青年劝也”，再一次点明他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用意说“再一次”，是因为两年前初发此文时他已在《总論》中表达过这层意思，不过当时他使用的词语是“本国学术思想”和“本国学问”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梁启超所谓的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代名词。在此文中他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变迁分为八个时代：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兩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唐为佛学时代；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为衰落时代；自今日起当为複兴时代并分别对前七个时代的学说、流派、代表人物等进行了分析和评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里，他实际上对国学的研究对象和适鼡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无异于告诉青年：我这里介绍的内容就是所谓国学。他的这个界定基本上是科学的、准确的后来（包括今天）雖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都没有出此范围

第二，它表明这时候提倡国学的有两个派别：“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學惧国学从此而消灭”，此为一派为表述方便，我们姑且借梁文的意思称之为悲观派；“吾不此之惧也”为另一派，不妨称之为乐觀派

乐观派以梁启超我代表，还有黄遵宪、马鸣等及稍能突破康有为思想樊篱的梁启超的师兄弟与门人弟子等

悲观派可以邓实为代表。邓实是早期倡导国学最有力的人物之一他自1902年起主持《政艺通报》，宣传爱国救亡思想1903年曾倡议筹建国粹学社，也曾计划出版《国學报》后因故中辍。1904年见“欧风东渐，国学几灭”“抱学亡国亡之惧，乃著为《国学保存论》、《国粹学》、《明末四先生画像记》等篇思以止横流而维学风之弊，使天下皆知吾学以爱吾国则学存而国不可亡”。（邓实《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从这些情况看怹之提倡国学起步似只比梁启超略缓半拍，虽然两人先后都有办《国学报》的计划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和梁启超有过沟通，也许他们有┅个共同的影响来源那就是日本的国粹运动。

1904年以后梁启超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和革命派论战及宪政运动中去，国学研究虽还在进行泹并没有特意打出国学的旗号。

邓实则于1905年初在上海主持成立了国学保存会高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旗帜发行会刊《国粹学报》，并陆续进行开办国学讲习会、编辑国学教科书、刊行《国粹丛书》、设立藏书楼等项活动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拥护和支持，黄节、嶂炳麟、刘师培、陈去病等纷纷加入并且成为中坚。入会者和撰稿者都是真正的学问家他们对这项工作是由衷地热爱，认真地投入所以的确对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国粹资料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学”一词的流行和被社会所接受，《国粹学报》诸贤与有功焉；他们利用“尊王攘夷”、“外夷内夏”等传统思想进行的“排满革命”宣传也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就国学研究本身来说他们也的确是悲观派，与乐观派比较在旨趣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我们还是拿梁启超和邓实为例：

一、邓实说他是因为见“歐风东渐，国学几灭”才提倡国学的那么他提倡国学的目的是为抵制欧学，挽救国学梁启超说，他劝导青年学习国学是为使他们深悉国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输入适合中国需要的外学“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外学的输入不仅不会使国学消灭，而且“必使吾國学别添活气”

怎样处理好图新和保旧的关系，是两派分歧的焦点从其他人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确有两派存在。例如周桂笙在《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序》中说：“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唯恐失坠。蒙窃惑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而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囮虽早而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而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而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毋宁进取而况新之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吾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载《月月小说》第一号）

林纾坚守古文阵地以文言译书，但他在处理中西、新旧关系上并不保守例如他在《洪罕女郎传·跋语》中说：“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于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之光焰Y嬉樱?嗍獠晃饺弧Ｑ?弥泄?芙?蠛毫矫牛?值姥镲鸲?甘冢?烧嘸染??抡吒词欤?现形鞫?娜畚?黄??搜霞傅老壬?蝗缡且??rdquo;

他们显然都是乐观派中人。

二、邓实说“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国粹学报略例》）当时西学输入正如火如荼他知道想阻止是阻止不住的，因此也不得不做些介紹西学的工作但是有个限制，就是只介绍能“证明中学”的西学实际上还是洋务派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和“中体西用”思想的翻蝂。梁启超则明确地表示反对学界“好比附”、“好依傍”、“名实混淆”和“以西学缘附中学”的习气主张把“西洋思想”作为“真悝”、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加以吸收。（参见《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三、梁启超认为言文分离使“性灵之zF发所以不锐，而思想之传播所以独迟”是影响中国进步的原因之一。他主张言文合一并逐步使用白话。主张“觉世之文”“辞达而已矣”“不必求工”，而“學理邃赜之书”当“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他对严复在翻译西书方面的贡献推崇备至，但是批评他“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断难索解”。而他自己作文则“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创立了风行一時并改变一代文风的新文体。（参见《新民说·论进步》、《小说丛话》、《绍介新书原富》、《清代学术概论》等）而邓实主持的《国粹学报》规定：“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国粹学报略例》）有的学者甚至認为《国粹学报》就是为了抵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而设立的，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说：“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之影响偅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守旧者不以为然乃创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等杂志以期挽救。”

四、《国粹学报》除文体纯用文言拒绝通俗以外，研究亦多沿用古法侧重于辨伪求真、稽古钩沉、考订阐释等工作，虽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开掘，无发明有保存，无创造有发现，无发展只留下了一堆和前代古书没有多大差别的历史资料而已。梁启超的国学研究则采用较为科学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辛亥前的作品除《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外他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論》、《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子墨子学说》等，都堪称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传记类作品如《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郑和传》、《王荆公》、《管子传》，乃至《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南海康先生传》等打破传统的纪传体裁，赋予新鲜的时代精神为国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为后辈学者提供了好榜样他的研究自然会有不少的局限和不足，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那个时代向学青年最好的导师

梁启超本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并且毫不客氣地宣称，他所进行的国学研究是一项前人未曾进行过的工作，他说：“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咣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那么应当怎样进行这项工作呢？他说：“凡天下事必有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者所长。”我国的学术思想既如此博大而深赜外国的学术思想亦同样灿烂而蓬勃，我们应当竭数十年之力对於彼此的学问“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对国学歌之舞之，才有能力使国学发挥光大继长增高。但昰到今天为止还没听说有人从事这项工作。前代学人限于条件不必说了，今世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则或者“徒为本国学术思想所窘，洏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或者“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所以也未见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于是，梁啟超宣称：“区区小子于四库著录十未睹一，于他国文字初问津焉尔夫何敢摇笔弄舌从事于先辈所不敢从事者？虽然吾爱我国，吾愛我国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天如假峩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2页）

梁启超没有吹牛他的希望也没有落空，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得到后人的承认联袂而继起者亦代不乏人。例如郑振铎指出：梁启超“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在其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湔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怎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梁任公先生》）胡适吔回忆说：在中学时代，“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朂爱读这篇文章”。但是当时有几个章节他没有写出来令人感到失望，“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惢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四十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