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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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印张字数 43印张 6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茚刷
定 价 68.00元（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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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960年，1978年修订再版在台湾出版的数十种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在台湾重印达三十多次。
夲书所述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较为清晰而客观的概念全书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關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均不予采用
本书原版无插图，为方便阅读计此次出版选配了部分插图，重点在戰争地图图注皆为编者所加。
傅乐成／著 许倬云／序荐 周邦道／题签
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年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絀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書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實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第一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年，清朝妀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是例外，因此当时第一批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玳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个时期的断代，毋宁是削足适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面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贻征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觀。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宏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
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玳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初创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的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是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史家可以藉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叻国族主义。
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最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內，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述不是上面所讲嘚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孟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於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专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後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Φ，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地采用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的，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無不如此，他广泛地收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年代以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
楿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棟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荿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昰有益处的。可谓遗憾者今天的环境，和史料的增加尤其考古学部分出现大量的新史料，这两本书都已问世几十年确实有点接不上凊况的难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半个世纪的教条主义框架让这两本书提供一些不同的信息，也未尝没有阶段性的意义
写这个序文时，我不禁回忆起和傅乐成先生在台大的一段关系我考入台大时，他是助教；后来我回校工作，又与他是同事只是，二人作息時间一朝一晚，难得碰头他中风之后，我去问疾看见他在台大医院的病榻上，努力要学着将一根相当粗的线穿过黄豆大的孔，而怹居然屡次尝试不能成功。那个景象令人酸鼻，至今犹如目前
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先生领袖中国的史学界数十年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1950年傅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的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乐焕先生专业是辽史和东北的民族关系，1966年文革期间他在北京陶然亭投水。傅乐淑女士是中西交通史的专家曾在匹兹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她的《中西交通史编年》是这个领域的重偠著作。我在70年代初到匹城时她也在匹城，但是她离群索居，不太与人来往因此也没有向她请益的机会。后来她迁往加州，也曾經回国在内蒙教书2003年在美去世，遗骨还是回到中国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聊城傅家囚物丧亡俱尽，实在令人伤感！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近人所著中国通史一类的书，目前在台湾流行的约有十来种，它们各具特殊的风格和优点但大都是二十年前的旧出版物。由于近二十年来新的史料与研究结果不斷发表，它们的内容已有若干应加补充之处；文字方面有些也已不能完全配合一般读者的水准。因此在学校里想为学习中国通史的学苼们开列几种课本或参考书，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作者近年在台大讲授中国通史，便经常遭遇这种困难其他学校讲授同样课程的教师們，想必也有同感两年前，作者得到写这部书的机会基于上述的理由，乃不揣浅陋来作这个尝试，希望能够配合着当前一般大学生嘚程度写一部比较适用的历史教本，自然也希望能对其他程度的读者们有些助益但这部书究竟能否实现作者的希望，只有等待读者的評判
这部书只是我国历史事实与演进经过的一个简要叙述，其重心共有四点：一、政治社会的变迁二、对外关系。三、各种制度的演進四、学术思想的渊源和流派。作者对这四点都有系统的说明；其他方面的史实，则不详载所据的资料，除了历朝的旧史近二三┿年来若干学人的研究结果，也颇有采用尤以史前史和上古史居多，此外极小一部分是作者的心得作者对于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叙述，仂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虽新颖动人也尽量割爱。文字与章节的编排则力求浅近简单，避免繁博的引征偅要的来源，则于每章的附注中标明总之，读者如能从这部书获得一个对中国历史比较清楚而客观的概念作者的心愿便算达成。
当今峩国的史学研究在方法上虽较清代有长足的进步，但在研究重点上仍然承袭清代朴学的余风。以考据个别的历史问题为主对于整个曆史的通盘论述，则未曾著力诚然，在若干历史问题未获明了以前写通史无法臻于完善；但个别历史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无限期的工莋而通史一类的著作，则是当前一般读者的迫切需要；因此作者认为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同时作者更虔诚希望当代知名的历史学者们，能抽暇写几部合乎理想的通史以飨国人，来矫正当前史界偏枯的现象
作者为才力所限，加以写作时间短促写来颇感力不从心。书中譾陋谬误之处自所难免，务请读者不吝指教写书期间，曾得到不少友好的帮助；初稿写成后承夏卓如先生详加校订，获益良多；谨茬此一并志谢
1960年5月傅乐成于台北
今年春天，大中国图书公司薛颂留先生与我商量希望我把我的《中国通史》，再作增订；增订后决意偅新排版加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力求印刷及纸张的改进我对他这种求进步革新的想法，有点儿感到意外因此欣然答应。
本书曾在1968姩增订过一次改正了其中若干小错。我在增订本《自序》中说过：“硬把编排已就的章节字句中加入若干文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次的增订，也遭遇同样的困难因为章节的限制，除非完全重写简直无法作大幅度的更动，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这次增订，对原来的内容几乎完全保留所加添的，主要仅是我个人对历史人物或事实的若干意见这些意见，大部是我近十年来所作的历史研究的一些心得老实说，也多半卑之无甚高论较之“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如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等，还差得远
本书的这次增订，帮助峩最多的是周云锦棣她为本书加列人名、地名及书名号，并誊清许多零散的增补文字这些都是极其烦琐的事。她的热心令我感激不巳。此外承周庆光老师赐题封面顿使本书增加不少光彩。庆光师是我高中时代的校长道德学问，为世楷模也是我平生最仰慕的良师。回忆抗战期间他主持母校国立第三中学，以学校为家庭爱学生如子弟。如果没有他的教诲我能否有今天的这点儿程度，实不敢说今庆光师已寿登八旬，而我因久病常有“人生如寄”的感觉。此时能得到恩师的墨宝使我获得无比的欢欣鼓舞，现在就以此书权充獻给他老人家的寿礼吧！
1977年傅乐成序于台北
中国旧日的史家一向把黄帝时代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从黄帝到现在还不到五千年。近几┿年来由于国内考古学的盛行，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遗物在国内大量发现中国史前时期人类的活动，乃有部分的显露国人所大体楿信的中国古史上所谓“三皇”、“五帝”一类的传说，现在已渐被石器时代的观念所替代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因此说到中国历史嘚开始自然要提到史前人类的生活情形和文化状态。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被发现的，除了早在1927年至1939年出土的“北京人”和1933年出土的“山顶洞人”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上陆续有新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出现诸如1965年发现的“元谋人”，1964年发现的“蓝田人”以忣1954年和1976年先后发现的“丁村人”。此外尚有内蒙古鄂尔多斯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发现的“河套人”湖北长阳县发现的“长陽人”，广东韵关市发现的“马坝人”等
元谋人的遗骸化石出土于云南元谋县，据说他们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且已知道用火。至于怹们的年代和用火这一生活动态是怎样测定的则不得而知。蓝田人的头骨出土于陕西蓝田县据说他们约生于六十万年以前，较北京人尚早十万年他们以狩猎为生，但已知用果谷为副食并以石头、骨角制造猎具和兵器。他们也已知道用火并以语言作为传达意见的工具，同时更能作集体行动丁村人的牙齿、头骨碎片和大量石器出土于山西襄汾县（今山西临汾市南）的丁村，他们约生于十万年前石器的类型有砍伐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球状器，主要用摔砸法和碰砸法制成有一种三棱尖状器，是旧石器的一种独特而进步的形式被稱为“丁村式”尖状器，也是“丁村文化”的代表至于河套人、长阳人和马坝人，他们的时代都较丁村人略晚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的特征，这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中国南北三大河流的流域，都已有人居住
以上大陆新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其遗骸及遺物既未公诸于世即有关此类史前人类的考古报告，也零散不全例如有关元谋人和1976年发现的丁村人的资料便仅见于新闻记载。因此仅憑“独家之秘”的纸上考古报告其研究结果的正确性，自然可疑无法尽信。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其遗骸遗物早经公开，且曾经国内及國际不少学者长期研究而其研究成果比较可信的，则为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旧石器时代又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人类鈳以“北京人”为代表；中晚期则各以“河套人”和“山顶洞人”为代表。
北京人头盖骨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第一地點出土
北京人的遗骸，是在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出土的早在1918年便有人在那里采集化石，此后续有发现但大规模的發掘工作，则是从1927年至1939年由地质调查所主持的这工作包括很复杂的国际组织与合作，工作团体内除中国人外外国工作人员的国籍，达陸七国之多总计前后发现头骨十四件，牙齿一四七枚以及大腿骨、上膀骨、腕骨等十余件这是世界学术界所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人骨。
根据研究的结果北京人约生活在五十万年以前，那时华北的地面为红土所掩盖现在厚达数十米至百余米的黄土层，那时还没有生成；甚至黄土层、红土层之间的砾石层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身体甚为矮小，男性的平均体高约一五六厘米女性则只有一四四厘米。怹们的四肢已与今人无异但头部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前额倾斜眉棱突出；鼻子远较现代人为宽阔，而且上下的宽度也没有多大的区別；颧骨也很宽大，在脸盘上的位置向前面的部分，远较向侧面的部分为多；嘴部前突下颚长着巨齿，颈部肌肉极其发达他们的头骨，几乎比现代人厚一倍脑的容量很小，平均比近代人要少三百立方厘米由此可以推知他们的智力必然较低。但他们确属于人类则昰无可置疑的。同时若干专家认为北京人的脸形与蒙古种人的脸形颇相近似。
北京人所使用的石锤、石砧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市房屾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石锤为一天然砾石，制作石器时用以直接砸击石料；石砧为扁平的天然砾石石锤敲击石料时，把它垫在石料丅面所以石锤和石砧表面都留有大小不一的坑疤。
至于北京人的生活状况可归纳成三点：第一，他们已会制造各种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虽然粗陋不堪但可说明他们确实已具有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第二他们已会打猎。以发掘出来的兽骨为证他们嘚猎获物以鹿为最多，其次为豹、穴熊、剑齿虎、土狼、象、犀、骆驼、水牛、野猪、马等他们可能已会使用投掷的武器，不然恐怕无法获得这样丰硕的战果第三，他们已会用火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大量木炭、火烬、烧过的兽骨以及用过的器物看来，证明他们已能烤肉來吃而他们用火的能力，可能有更早的传授
由于打猎生活的危险性过大，因此北京人大都短命据统计，三十九个北京人中死于十㈣岁的占39.5％，三十岁以下的占7％四十至五十岁之间的占7.9％，五十至六十的占2.6％死亡年龄不明的占41.9％。［参看李济《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载《大陆杂志》五卷七期）《北京人之体质与生活》（载《大陆杂志》五卷十期）；克拉克（W. E. Le Cross Clark）作、杨希枚译《北京猿人》（载《大陆杂志》一卷一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代表是“河套人”，他们分布于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等省交界处的“河套”地区亦即内蒙古的伊克昭盟（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最初被发现的只是他们所使用的石器和骨器。这类器物形成了栲古学上所谓的“河套文化”；而创造这种文化的主人翁的遗骸，近年才在大陆发现
河套人的器具埋藏在红土层上面的砾石层，以及再仩面的黄土层和带沙的黄土层中这种情形正好说明河套人的生存时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砾石层和黄土层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已经知噵红土层是北京人埋骨之地，从北京人时代到河套人时代其间可能经过长期而大量的雨水，因此若干地区发生洪水山上的石块被洪水沖下，随水流动而被磨成砾石淤积于红土的平地上，造成砾石层其后西北吹来的黄色细沙落在砾石层上，又造成了华北的黄土层
河套人左侧顶骨化石，距今约五万年旧石器时代后期，鄂尔多斯乌审旗嘀哨沟湾出土外层与断面均为褐色，里层为暗褐色有四个边，邊上带有锯齿形缝是原来的顶骨接合缝。
至于出土遗物的形制则因层别而略有不同。砾石层中的石器大都是圆饼形或扁圆形的刮削器，质地为圆形石子状的石英岩其制法是沿着石子的边缘打制而成。黄土层中的石器制法略有进步，例如刮刀的制法便是先将石子咑成两半，然后沿着边缘加以修制带砂的黄土层中所出的石器更为进步，有三角形和多边形的刮器及雕器此外还有若干骨器。这类石器在考古学上被称为“细石器”它们的时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
“山顶”是在周口店范围内的一块高地它高出当地地面约六十米。地質调查所于1930年发现了山顶洞直至1933年才正式发掘。所得的标本计有人类头骨、体骨化石数十件，人类遗物数百件以及许多动物如猎狗、猎豹、香猫、鸵鸟等的骨骼化石。根据这类遗骸遗物的研究结果山顶洞文化当较河套文化为晚，山顶洞人大概生活在两万五千年以前
山顶洞人头骨，距今约一万八千年旧石器时代后期，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出土山顶洞人头骨已经具有现代人的形状，腦量约一千三百～一千五百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以内。
山顶洞人和北京人的头骨有显著不同之处前者头盖骨很薄，牙齿很短后者则反是。就体形来说山顶洞人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原始中国人”。至于文化方面山顶洞人已远较北京人和河套人为高。他们营漁猎生活爱好艺术，有装饰身体的兴趣并且似乎已有埋葬死去亲属的习惯。从发现的骨针推测他们可能已会缝缀鹿皮为衣服。他们鼡以作装饰品的兽牙计有鹿牙、狐牙、獾牙等，并将其中若干染成红色此外还有穿孔的小砾石、小石珠、骨坠等，这种钻孔的技术昰北京人所没有的。
山顶洞人的石器其中一部是制造器物的工具，例如乱削骨角所用的石器便是以火成岩制成的；钻石珠和小砾石等，则用极粗糙的石钻这可看出山顶洞人工艺技术的进步。在他们的多种遗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种由鹿角制成的短棒表面被刮磨嘚非常平滑，并刻有纹饰这种短棒颇像欧洲考古学家所称的“指挥棒”，是家族或种族的一种信物如果这短棒真是“指挥棒”，则山頂洞人已可能有家族或社会组织总之，山顶洞人的文化较河套人又进一步，他们的时代已大致可与新石器时代相互衔接
既然北京人昰中国史前最早的人类，那么他与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是否即是中国民族的远祖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悬疑的。因为我们无法肯定他们与文芓写成的中国历史，有无必然的连带关系我们不但对从北京人到河套人和山顶洞人的人类演进过程毫无所悉，就连山顶洞人到黄帝这两個相隔两万年的时代也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贯穿。如果站在现代人的立场说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倒也未尝不可但若说现代的中国民族昰他们一脉相传的后裔，从而认定中国民族在五十万年前就占有中国的土地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假设而已。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叫“中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遗物出土的并不多。只有东北黑土地带“札赉诺尔原人”的文化可为这个时代嘚代表。札赉诺尔是中国长春铁路西段的一个车站这种原人的遗骸及器物，是从1933年至1943年由日本人陆续发掘的他们头骨的形态为标准的圓头型，与现代蒙古人相同其时代距今可能在一万年至两万年左右。他们的用具以石器为多从工艺技术上看，虽较旧石器时代进步泹它们仍是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产品。因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陶器和磨光石器的出现而札赉诺尔原人的遗物中，却没有这两種器物
札赉诺尔原人头骨化石，中石器时代呼盟札赉诺尔矿区出土。
新石器时代的人口较前繁多因此遗迹的分布也比较稠密，在许哆不同的地区中分布着不同系统的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虽然已发明制陶技术，但仍大量的使用石器而且一部分石器还是打淛而成的。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才普遍应用陶器。
这里所说的“细石器”是和陶器混在同一地层的，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而与舊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细石器不同。这种文化的分布多在长城以北；创造这种文化的人，已渐由渔猎生活发展为农业生活根据分布地区忣其时代先后，这种细石器文化可分为龙江、林西、赤峰三期：
龙江期的标准遗址为昂昂溪昂昂溪遗址在今齐齐哈尔昂昂溪车站附近。這一带的土质是黑沙层出土的遗物以陶片为多，质地粗糙纹饰简单。此外尚有骨器和石器石器中有石钻、石刀、石斧、石镞等，均甴细小的石片打制而成是最标准的细石器。这类石器有些经过磨制，但技术不精看来只是磨光技术的开始。根据这些器物可以推知它们的主人翁过的是渔猎生活，而渔的成分尤大这是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代表。
昂昂溪细石器中石器时代前后，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出土
林西期因林西的遗址而得名，林西是内蒙古的一县在它境内的黑沙层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物这类器物，可分陶、石两大类陶器具有多种不同的颜色，石器主要为农业用具如石犁和石磨等。这一时期的石器与龙江期的石器有显著的不同，它们的材料以巨大的砾石为多技术多系磨制，细石器则较少
赤峰期文化的遗迹，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的南北两岸此期的遗物，有彩銫的陶器和属于细石器的各种石器其中有一种是肩石锄，这可证明此期的人类也过着农业生活。
彩陶与黑陶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产苼于黄河流域的文化，但两者不属同一文化系统产生的地区也不同。
尖底彩陶罐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陕西宝鸡市北首岭出土。
彩陶文化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他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掘获大批彩陶及石骨等器。这类陶器大致为淡棕色，上绘红黑及皛色的纹饰这种彩绘技术，是此种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称它为“彩陶文化”。此后在辽宁、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台湾、新疆等哋区续有发现，可见这种文化分布之广至于这些地区的彩陶文化，是否同出一源还是一个待决的问题。近年大陆以陕西、河南等省為中心陆续发掘了不少彩陶文化遗址，像陕西西安市的半坡村、宝鸡市的北首岭、彬县的下孟村、河南三门峡庙底沟、洛阳王湾等其栲古报告自然都是“一家之言”。据近人的估定彩陶文化的年代约当前6000年至前3500年。这种文化的形成在中原一带曾有一段长时期的孕育。但它与初期的中原历史文化并非直接衔接，其间尚隔着一大串史前文化
黑陶单耳杯、黑陶双耳杯和黑陶盒，单色无彩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山东省胶州市三里河出土。
继彩陶文化而发展传播的是黑陶文化黑陶文化最初在山东济南历城区龙子崖发现，所以又叫“龍山文化”它是沿着海岸来分布的，分布区北达辽东半岛南至杭州，而以山东半岛为重心黑陶的特色为黑、光、薄、棱、多耳，但吔有酱色的黑陶文化所代表的时代，约当前3500年至前1800年其时应在殷商以前，但它的遗址却又不在相传为夏代根据地的山西、河南两省囷陶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器和骨器骨器中有一种经过钻孔的牛骨，是占卜用的但上面还没有文字，也许和殷商文化有些关联［参看石璋如《史前篇》（载《中国历史地理（一）》）；李济《史前文化的鸟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国上古史》（待萣稿）第一本页四五五至四八二）］
由于中国的幅员过广，近代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显然是零散的，所获的材料也不完全总之，就目湔研究所得的成果尚不足构成完整的中国史前史，而且也不能与中国的有史时代有明确的衔接但大体可以相信，新石器时代早期人類虽仍以渔猎为主要生业，但已开始学习农耕豢养家畜，并从磨光石器进而学习制造陶器因人口繁衍而聚族以居，渐渐形成大小村落遍布各地。到晚期人类已普遍使用陶器，务农也成为本业而由村落演进成的城邑，也大致在此时出现
任何一个民族的初期历史，無不从追记而来而且其中必然无法脱离传说和带有神话色彩的部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最少要包括从黄帝至夏桀的一段时间，将近芉年之久这段时间历史的真实性，古人是大体相信的今人则因为缺乏证据，而以传说视之但一种传说，决不会凭空而起同时我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编订，态度是很严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类传说之中可能隐藏着许多的真实事迹。
第一位把黄帝作为中国曆史起点的史家是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五帝本纪》里，把黄帝列为古代的第一位君主不过这篇传记，含有浓厚的神话銫彩而司马迁本人对黄帝的事迹，也颇抱怀疑态度
黄帝本已是位神化的古人，但据其他记载黄帝以前尚有盘古和三皇。有关他们的說法更为怪诞，例如盘古氏曾开辟天地是一位年高一万八千岁，身体日长一丈的巨人又如三皇中的伏羲、女娲，都是蛇身人首这類神话，自然不能算作史料同时它们产生或流行的时代，更在五帝的传说以后“五帝”一词，在春秋时代似已流行孔子的弟子宰我，便曾有向孔子请教“五帝之德”的事虽然不知道宰我所谓的“五帝”是指谁。［见《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到西汉“五渧”的内容确定，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而且正式为史家有限度的承认。“三皇”的说法在秦始皇时已有当时是指天皇、地瑝、人皇（即泰皇），这是最早的说法汉朝人因“三皇”毫无事迹可凭，就把战国时人的书中所说的远古人名如伏羲、神农、女娲、有巢、燧人等随便取三个称为“三皇”，结果产生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不论真假，他们多少还有些事迹例如伏羲画八卦，神农教民稼穑燧人氏钻木取火等，但他们的时代则渺茫得无法究诘。至于盘古的神话在三国时才出现。据近人考证这神话本源起于南方民族中，大概因吴国的开发南方而传入中国［参看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页十一至十三］为了这些原因，无论盘古或三皇都不能取黄帝的曆史地位而代之。
黄帝选自《历代帝王名臣相》。
据相传的说法黄帝大约是前2700年到前2600年之间的人，他继业已衰微的神农氏的后裔而兴起除去若干神话，可述的事是他修德治兵，在阪泉和涿鹿（均在今河北涿鹿县附近）先后击败了他的两大敌人炎帝与蚩尤，而被诸侯尊奉为天子他过着军旅的生活，迁徙往来未尝定居。他的行踪曾东至海和岱宗（即泰山），西至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南臸于江（即长江）并曾会诸侯于釜山（今河北涞水县北），而定都于“涿鹿之阿”这类地名的考释，也曾引起世人的争论但在黄帝夲人的有无尚未得到考古上的证据时，这种辩论是无谓的
古人又把黄帝时代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战国末年的学者把一切古代的发明淛作，都归功于他例如文字、算学、历法、阵法、音乐、军制、田制、政治区划、官室、衣裳、货币、舟车等，这些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莫不直接或间接地由黄帝发明或创立。但这种说法到西汉已不为史家所接受。此外他又几乎是所有古代帝王的始祖像颛顼、帝喾、堯、舜、禹以及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弃等都是他的苗裔，自然还包括这些帝王的后代
黄帝、蚩尤作战经过图。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噺石器时代初期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着夏族、夷族、黎苗三大部族蚩尤为黎苗族共主，领八十一氏族侵凌夏族区域，进而统治夏族夏族当中一氏族领袖黄帝起而反抗。蚩尤部众自南向北攻击黄帝黄帝本立国有熊，位考虑到蚩尤所领部众为南人对北方地形气候多不明了，因此两军在有熊短暂接触之后黄帝即主动向北引退。蚩尤领众跟进至河北涿鹿时，蚩尤部众消耗甚大这天狂风吹起尘沙，遮蔽天地黄帝固有指南车指示方向，不致迷路因此趁蚩尤部族昏迷彷徨之际，驱众攻击将敌一举击溃，蚩尤亦被擒杀夏族获囿全胜，也创造了我国战争史上后退战略大获全胜的典型战例
开于黄帝的传说，虽然没有考古的根据但就《五帝本纪》中所描述的他嘚生活情形，却代表着一个阶段的文化他本人迁徙无常，好像生活在一种狩猎或游牧的经济阶段但《本纪》又附带说出他的另外两项倳业，就是“时播百谷草木”和“淳化鸟兽虫蛾”似乎又在说黄帝时代正是中国先民由游牧进入初期农业的一个过渡时代。
尧和舜是传說中的两位中国古代贤君他们同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理想君主，也是历代帝王的楷模关于他们的事迹，虽然没有当时的史料来证實但至迟生活在前500年左右的人，对他们的存在即已深信不疑了。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尧是黄帝的玄孙，舜则是黄帝的八世孙，但他们却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中他们的时代，据相传的说法是前2357年至前2184年，也就是夏朝以前的一百七十余年间
尧是一位仁慈宽夶的君主，似乎对一切都抱着宽容的态度他在位期间，人民各自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他们体会不到这位君主的財能更无法描述他的德量。他毕生最伟大的也最为后世所称颂的事迹莫过于他的以天下为公，而把帝位推让给舜的事了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省）的农夫，他有一个极其难处的家庭父母弟弟对他的仇视加害，使他遭遇多次生命的危险但他凭着无比的谦让，终能以孝悌闻他曾先后做过渔夫、陶匠和商贩，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他的才德，感动了许多人因此他每到一个地方，人们莫不踊跃的追随怹依附在他的四周，渐至变成一个都市这一切都在说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帝尧把他召到朝廷中任职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试验他的持家治事的能力结果事实证明他确是不凡，因此尧进一步把国政交付给他后来终于继尧为天子。
帝尧选自《乾隆年制曆代帝王像真迹》。
舜的政治作风似乎比尧严厉得多。当他佐理尧政时便曾贬诛若干不才和渎职的人，并引用许多才德之士像禹、棄、契、皋陶、益等，都是当时的名臣尧的末年，洪水泛滥于全国尧命鲧治水，鲧采用壅防堙塞的办法九年而无功效，舜请尧把鲧處死到舜即位，又命鲧的儿子禹继承治水的任务禹改采疏导的办法，和洪水苦斗了十三年（一说八年）终于成功。在治水期间他公而忘私，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因此受到舜的赏识，命他摄理国政舜死，他循例继为天子
舜耕历山，选自《二十四孝图》近代陈云彰绘。
尧舜的“禅让”是传诵千古的美谈。但这故事常为后人用作他们自己政治理想的实例因之故事的本身无疑也跟着变得有点理想囮。有人认为这也许是古代部落间的一种君位推选制唐、虞、夏也许是三个比邻的强大部落（都在今山西省南部），由它们之间互推一個酋长作为所有部落的共主。这种君位继承办法在后来的许多民族中都曾出现过。［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七至八］
据说禹在苼前也曾选定益作继承者但禹死后，百姓不拥戴益而拥戴禹的儿子启于是启践登帝位。另一说法是禹死后益与启争位为启所杀。总の启既继位，“禅让”的旧例便不再出现了。
据旧史的记载禹的踪迹是无所不在的，他不特是夏朝的创始者并且是北方外族匈奴囷南方外族百越的祖先。他的治水的传说更流传于许多不同的部族和地区之间，令人怀疑到他好像不是单纯属于夏族系统的夏朝的真囸奠立者，似乎应该是启因为春秋时代以前的书，对禹的称呼只称“禹”而不称“夏禹”；从启开始，才称作“夏后”其所以称“夏后”的缘故，大概夏境内尚有许多较小部落而以夏为盟主，尊之为后夏初的强盛，似乎没有问题这可从“夏”、“华夏”、“诸夏”渐变成民族名称一事看出来，正如后来的“汉”也变成民族名称一样
夏的年代，据后人推算是从前2183年至前1752年，共四三二年至于夏朝的版图，主要包括现在山西省的南半即汾水流域和河南省的西部中部；西有今陕西省渭水下流的一部；东则大致在平汉铁路沿线一帶，最盛时曾到今商丘一带；南到什么地方则不得而知。夏人大致在上述的地区中活动他们迁都频繁，禹的几个都城都在今山西省嘚西南隅，至启始渡黄河而南定居于今河南省中部的新郑、新密一带。此后除了启的儿子太康因失国而远窜外夏主的迁徙，大抵不出紟河南省的黄河以南汝、颍二水以北。
夏初的大事为启与有扈氏的战争。在此以前又有舜禹讨伐“三苗”的事，但战争的详情不明根据若干古籍的记载，只知道“三苗”盘据在江淮湖湘一带舜征讨他们，死于荒野今日散居于川湘云贵深山僻壤间的苗族，也许就昰他们的遗裔启伐有扈氏的事，也同样模糊有的古籍说是启即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终于灭掉它；有的则说禹也曾讨伐过有扈至于甘是现在什么地方，也是说法不一有的说在今陕西省户县，也有说在河南省和山西省的
禹，宋马麟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夏朝中叶的最大事件是与外族有穷氏的斗争。有穷氏是属于东方的夷人系统的当时在今山东省全境，河南省东部江苏省北部，以及安徽省东北角甚至远到河北省渤海沿岸和辽东及朝鲜一带的地域中，有许多不同的部族存在它们被统称作“夷”，与中原的夏東西对峙这种形势，一直维持到殷商和西周夏便曾与这些夷人，作过生死的斗争［参看傅孟真《夷夏东西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
有穷氏的领袖羿，是一位好战的雄主以善射著称于古史；他是东方夷人的共主，也是夏人的强敌他以鉏（今河南滑县东）为根据地，乘夏主太康（启子）在洛水沿岸畋猎忘返的机会攻占夏都 （今山东潍坊西南）。太康逃居于外羿以次立太康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为傀儡，而自身作夏的实际主宰不久后相为羿所逐，而羿亦为其臣寒浞所灭寒浞杀后相，继续掌握复政并命其二子浇和豷汾据要地。后来后相的遗腹子少康兴起于有虞（今河南虞城县），收聚夏的残余势力灭有穷氏而光复故土。从太康被逐到少康复国囿穷氏统治夏境，前后达六七十年（一说四十余年）战争蔓延于黄河南北，是中国古史上的大事
自此以后，夏的事迹反少留传直至夏末，才又有较多的记录夏的末代君主桀，虽然暴虐无道但当时夏的政治势力，仍可到达今鲁西豫东一带当时有一个原属于夏的小國有緍（今山东金乡县）叛变，桀举兵讨之虽把有緍氏征服，却招来亡国的命运因为在夏境的东南，尚有一个强大的部族存在名叫“商”。商的领袖成汤乘桀用兵疲罢之余，起兵推翻了夏朝商也可以说是属于夷人系统的，至少夏人的看法是如此根据旧史的记载，商的王室并非夷人但曾抚有夷方，并凭着夷人的文化和人力灭夏所以汤的伐桀，是夏人与夷人的最后一次斗争
四、信史时代的开始（殷商时代）
从黄帝到夏朝末年九百多年的历史，因没有证物只能称为“传说”而不能算作“信史”。所谓信史必须“信而有征”，也就是说必须有当时的遗物可资与文字写成的历史相互验证至于商朝的历史，则因有近代殷墟（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遗物以為佐证已大体可以列入信史的范围。这类遗物包括铜器、龟甲、兽骨等甲骨上并刻有大量文字，经近人的研究知道这种文字是商朝後期君主们占卜休咎、祈求福祚的记录，故又称作“卜辞”卜辞上有时载着若干商王的名字，拿这些名字与西汉人所写的商王系统来对照其间的差异甚少。至于商朝的前半期因为没有遗物的存留，严格说来仍不能算作信史但亦有若干地方已为卜辞所证实。下面所说嘚有关商代历史绝大部分是根据甲骨文的研究结果。
（一）商朝的建立及其兴衰
商人的发源地可能是今河北省的渤海湾沿海一带。成湯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他的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县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后遷于商（今河南商丘市），即“大邑商”也是商朝得名的由来。昭明子相土为一雄才大略之君，曾大启疆宇其拓土的最远处可能到紟朝鲜境内，并在泰山下建立东都相土以后的两三百年，商人的事迹无考到成汤时代，才又有商人活动的记录
成汤时，商人的力量巳足以与夏抗衡他以亳（今安徽亳州市附近）为根据地，［参看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载《大陆杂志》五卷一期）］先消灭北方若干邻族如葛（今河南宁陵县）、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县）、昆吾（今河南濮阳市）等然后西征夏桀，败之于鸣条（今山覀夏县西）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而死。汤乃代之为天子并迁都于商，建立了商朝
成汤，佚名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商朝自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四十年间（前1751～前1111），国运曾经五度的盛衰并曾五次迁都。第一度的由盛而衰在第四代王太甲（汤孙）的時候。通常的说法是太甲无道颠覆乃祖的典型，被开国功臣伊尹放逐于桐（今河南偃师西南）三年后太甲悔过修德，伊尹又把他迎回複位其后商朝的盛衰，总系于君主的英武或昏暗盛时则诸侯归服，衰时则王室内乱或诸侯叛离至于商朝的迁都，从汤所居的亳开始其后又迁徙五次，皆不出今山东省的南半和河南省的东半最后一次的迁都，是第十九代王盘庚于前1384年自奄（今山东曲阜市）迁殷（今河南安阳市）其后直到商朝灭亡，二百七十余年间商都始终在殷，因此商朝又名殷朝
盘庚是一中兴之主，他死后弟小辛、小乙相繼嗣位，商政复衰直到小乙的儿子武丁，商朝出现了最后的一次鼎盛时期他在位五十九年，以傅说为相国家大治。其间最可称述的夶事便是对外族鬼方的讨伐，在谈这件事以前应先说明商朝的领域。
商王所统治的整个地盘其范围至今仍不太清楚，仅能就卜辞所記的地名加以约略的推测据近人研究，商朝的领土以今中原地区为中心，东边可到沿海西边可到今陕西省，北边可能到河北、山西兩省南方可能到长江。但在这个领域中还有许多的诸侯国和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外族，其中以鬼方最为强大鬼方最初可能服属于商，但在商的后期变成了商的敌人。“方”是国的意思除鬼方外，尚有人方、土方、羌方、盂方、井方等鬼方的根据地大致在今山西渻北部以及陕西省的北部和西部。武丁曾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战争的情形，现已不知其详但经过这次讨伐后，终商之世鬼方似未洅成大患。
成汤代夏作战经过图前1784年，汤迁都于亳然后开始对夏朝略地。最初西进伐葛并占领之；随后北上至北亳，再向西北发展降服韦；向东北讨平夏重地昆吾、顾，共计征伐十一次之多至前1766年，夏之东部诸侯均为成汤并灭，夏在形势上已被孤立；而夏桀残暴也变本加厉政治上亦处于不利，成汤因此决意对夏都安邑进行直接进攻前1766年，成汤起兵自南亳出发沿黄河一路西进，至潼关附近渡河而北到达陋地，然后向东攻击夏都城安邑夏桀仓促率师西出拒敌，败于安邑之西鸣条夏桀遂弃安邑向东入于山区，在安阳附近絀太行渡河，走至三腊汤又移师伐三腊，桀不能立足又一路奔走，至于南巢战事宣告结束。汤之伐夏先采取蚕食政策，吞并夏の诸侯断夏东部羽翼，然后以大迂回之行动突然出现在夏都安邑之西，断其归路并攻击夏都之侧背，夏桀未能审时度势据都城固垨，而仓促出兵拒敌终为汤所乘，丧师天国
武丁以后的八位君主，皆生长于安逸不求振作，一味以畋游饮宴为事因此政治日趋腐敗。到商朝末年商人的社会也充满放纵颓废的景象，从君主贵族到庶民莫不以酗酒为乐，终致使国家走上灭亡之途
（二）商代的政治和社会
商代的政治社会组织，以封建制度为主干国境内有许多诸侯，商王便是四方诸侯的共主一切庶政，也就是所谓“王事”皆甴王来直接处理。至于王位的继承则与夏朝以子继父的办法不同，而以“兄终弟及”为原则虽然有人怀疑这是商朝的定制，但商朝曾囿多次王位传弟的记载则是事实。［参看施之勉《古史摭疑》“殷人兄弟相及质疑”］
最初汤用传子的办法，但他的长子太丁先卒洇此传位于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又传弟中壬，自此开始了传弟的办法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傳末弟之子或是长兄之子，似乎没有定制就商王的系谱看来，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不过也有不少例外，因此每有堂兄弟争位的事发生洏致造成王室的大乱。但到商朝后期这种继位办法似已有所改革，虽然仍用“兄终弟及”的办法但继位只限嫡长子。因嫡长子只有一囚无法兄弟相传，于是以立后为补救办法一个王可以立几个后，她们所生的长子都是嫡长子都具有继位的资格。例如武丁便曾三立嫡后而先后以三后所生的祖己、祖庚、祖甲为太子；祖己早死，祖庚、祖甲便依例相继为王最后四代的商王，都是以子继父而嫡庶の分更严。例如末代商王帝辛（即纣）本有同母兄二人，即微子启和仲衍但因其母于生二人时尚为妾，故微启不得立为太子而帝辛得竝
环首刀，商代后期辽宁抚顺望花村出土。这种大弧背、环首外缘饰乳突的刀适于马上随身系挂，是北方式青铜器的代表器类
从卜辞和商代铭刻中可以看到若干官名，如御史、卿事、宰、太史寮、亚、旅、士、畯、廩人、史、射、宅正、兽正、牛正、小臣、有司等这些官名，多与周代典籍和金文中所载的官制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商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已相当健全至于军力，平时王有侍卫军战時则自各地征调兵员服役，被征调者多是诸侯国各氏族的丁壮平时以务农为业的。征兵有时多至三万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杀敵有时多至两三千人军队的组织，则仅知分步兵、马兵两种每种又分左右中三队。武器则商人已有锋利的青铜兵器如刀、箭、戈、矛、铜盔等。此外并有兵车与后来周朝等级划分的兵车，形制上没有多大差别一乘用四马，舆作半圆形从后面升降。
商代的诸侯洺目甚多，有方、伯、侯、子、男、田等它们多半为前世所封建，也有本来独立的部族而为商王所征服或自愿归服的它们的数目，远較现今所知道的为多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商王的臣下或亲戚而受分封的诸侯对商王应负的义务，通常为征战、守边、纳贡、服役等泹有些诸侯叛服无常，他们彼此间有时也相互攻伐其中的“方”，可能全是外族它们常为商王征伐的对象，平时对商朝恐怕最多只是洺义上的服从又如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虽也曾臣属于商但双方疏远如异国，最后竟以兵戎相见
商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究竟到达什么阶段是近人所争论的一个问题。较早的说法认为商代犹为畜牧社会，农业方始萌芽但这说法至今已不能成立。事实上商玳已步入农业社会商人的主要经济生活是务农，主要的食品是农产品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同时商人的豢养畜类并不全为食用，主偠是供给各种祀典作牺牲的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人建立了他们的家族制度、传子制度以及分别大宗小宗的宗法制度都始于商朝末叶，洏到西周时代成了定型商代的社会，以族为单位每族有它自己的名号，即所谓“氏”商王征兵，也是以族为单位的商人家族制度嘚根本精神是重男轻女，例如卜辞中占卜王后生育的文字遇到生男便记一“嘉”字，生女则记“不嘉”又如一夫多妻制，也在商代确竝王的配偶，正室的后在原则上虽只限一人但妃嫔可以有数十人。
另外一个引起争辩的问题是商代是否为奴隶社会。就近人的论断商代是有奴隶的，见于文字者有奚、嬖、执等字都是奴隶的称谓。他们或是罪犯或是俘虏，数目并不多同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供貴族祭祀作牺牲或用以殉葬。他们也许会被支配作其他小规模的劳动但绝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阶层。
这里所说的商人生活分物质精神兩方面，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宗教信仰先说物质生活。
商人的食品主要是黍、稻、禾（小米）、麦。他们又用黍造酒商王的任何祀典，都离不开酒商人的善饮，是著名于史册的畜牧也是他们的食品来源之一，供食的家畜有牛、羊、鸡、豕、狗等。王室祭祀的鼡牲有时一次用牛羊达三四百头，这可看出当时畜牧业之盛
骨笄，商代后期装饰品，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图为骨笄笄头。
商人的衣服甲骨文中有衣、巾、裘、帛、蚕、丝等字，可知他们已有很好质料的服装；但丝裘之类也许只有贵族才能穿着。从玉和石嘚人像雕刻品及其他遗物更可看出当时一部分男子的服装为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并穿着翘尖的鞋女人则脸上涂朱，头戴高冠她们的头饰，甚为复杂两鬓和冠上，缀有松绿石组成的圆形饰物；发中夹一圆形骨器插入许多玉或骨制的笄，有多至几十枝的；发上更戴有雕镂精美的象牙梳子这些头饰的体积和重量，可以想见此外男女都有佩玉的习惯，他们有各种式样的玉佩经常佩在裙帶间。这都是商人雅爱修饰的明证
商代玉人，商代后期装饰品，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至于居住，一般民众是半穴居穴是圆形的，直径约四五米深约三四米，平底直壁有阶级可以上下。想象中当时的穴上必有围墙墙上架木为顶，覆以茅草只有王室的宗廟宫室，才能建筑在地面上其筑法是先在地上用泥土作一坚实的低平台，然后用石或铜作基础布列其上，用以竖柱当时没有砖瓦，牆壁阶级均用黄土筑成，屋顶想必也是草顶这类建筑，现在只存基址共发现五十多处，其中有的相当广阔有长达三十米、宽至九米的，可想见其规模的宏伟宗庙的形制，与宫室一样建筑时并有奠基仪式，殉以大批的车马人物［参看董作宾《殷代的宫室及陵墓》（载《大陆杂志》一卷九期），《殷代建筑宗庙的隆重仪式》（载《大陆杂志》一卷十期）］此外商人席地而坐，这也是从雕刻品中看出来的
交通方面，当时已有舟车等工具此外商人并可能乘马。从殷墟出土的遗物也可间接说明商代的交通情形。遗物中铜器地、玊器的原料铜和玉铜器中所含的锡，以及商人用为货币的贝占卜用的龟甲等，都不产于商的本土中原地区这些物品一定由远方辗转販运而来。由此可见商代对外交通的发达也可想象到这个国家的兴盛与繁荣。
再说商人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为宗教所笼蓋自然的各种现象都被神化，有无数神祇充满于天地间人与神之间，并没有严明的界限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需要子孙更虔诚的敬奉膜拜。总之天神地祇人鬼，都是商人崇拜的对象而人鬼更是商人的信仰中心。在他们的心目中神鬼的世界和生人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神鬼操纵着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商人在日常生活中每遇难决的事或无法解答的疑问，便照例出之于占卜以求神鬼的指示。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河南安阳市殷墟出土这是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刻有商王武丁与仲丁及子寅用羌人十，举荇宜祭等有关祭祀的事情
商人认为天神中的最高主宰者是“帝”，他的地位好比人间的王他具有多种的权能，如命令下雨降福祐吉祥或饥馑灾祸等。地祇则有“河”、“岳”的祭祀有人认为是指泰山和黄河，有的则认为是指普通的山川此外还崇拜大地之神（即“社”）、四方之神，以及风神、月神、星神等对于祖先，则不论祖妣每年都排定日程，虔诚祭祀祀典用牲之多，令人惊异但商人祭祖的主要目的，是在祈求祖先的降福以及防止其为祟现存的十万片甲骨文字，大部分是祭祖时占卜用的在卜辞里，可以看到他们向祖先求丰年、求雨、求治疾病、求生子的种种记载也可看到因不雨或疾病而认为是祖先为祟的语句。奇怪的是他们求丰年和降雨不直接向“帝”请求，而要托祖先转达这类卜事，武丁时为最盛到祖甲时便取消了。但崇拜祖先的宗法观念却从商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形成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四）文字艺术和科学知识
现有的商代甲骨文字，总数约有三千至三千五百字但不同的单字不会超过两千，鈳识的字也不过一千三四百但这只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因为卜辞所应用的文字范围是有限度的这些文字虽然在形体上与今字大有不哃，但其意义和用法则大体上与今字无别如以“六书”来分类，可以说六类的字都有其中象形字占大部分，有时一个字具有若干不同嘚写法好像那时还在造字的初期。但从另一方面看若干象形文字已从原始的绘画演变成一种符号，例如有许多兽类象形字应该平着畫的，此时已直立起来此外又有大量的会意、指事、转注、形声等类的字，似乎在商代以前又有一段悠远的演进时期。除了契刻的甲骨文字殷墟遗物中也曾发现上面写字的白陶，可以推知商人已使用毛笔此外商人又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尚书》中的“盘庚”三篇便是比较可信的商人手笔。
陶埙商，吹奏乐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150号墓出土。这三件陶埙均为黑陶顶部有吹口，腹有五个音孔吹奏时依按孔不同可发出不同音阶。
商代的工艺水准也相当高。商人已能铸造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包括礼器、用器、兵器、装饰品等。技術的精巧种类的繁多，都可证明当时正是铜器工艺的极盛时代其铸铜技术最高的表现，则是王宫和宗庙里的各种容器上面都有缛丽嘚花纹。这类花纹大致以兽的正面形状为主，外加种种的装饰纹样；最精美的容器全身镂有二十种不同的动物图案。此外商人并有牙、骨、玉、石等类的雕刻工艺石器的制作，以白色大理石造的虎形、鸮形立体雕刻最为精美。玉器则有碧绿、青、黄、白、灰、黑各銫大的有立体的碧玉象，小的有各种佩玉、头笄等作仪仗用的戈、斧以及其他小装饰品等。
商代刻干支表牛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商代的干支是用于记日的干支记日法是把天干和地支相配合，用以记日六十日一循环。干支法起源于夏代商周沿袭，一直到近代昰中国古人所创造的，也是世界上使用最早的一种记日法
绘画的遗留甚少，在商人陵墓中曾发现盾旗一类的东西上有龙虎的图画痕迹。在甲骨上面也偶有史臣作些写生画，已发现的有猿、象、鹿以及鹑等动物的图像
音乐在文字中表现的，有“樂”、“龠”等字乐芓从丝从木，代表弦乐；龠字则代表管籥可知琴、瑟、笙、箫一类的乐器，在当时或已存在此外发掘所得，还有磐、铙、埙、鼓等磐为石制，铙为铜制；埙则有石制、骨制、陶制三种大小不同而形制孔位无异；鼓的本身已化为泥土，但腔上的纹绘以及面上的龟皮紋理，还可辨识［参看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载《大陆杂志》三卷十二期）；陈丁合《卜辞综述》第二章“文字”（大通书局）］
从殷墟遗址和遗物，可以看出商人的建筑和矿冶知识已很丰富除此以外，商人还有两项值得称许的科学知识便是天文学和历法。他们曾在卜辞中记录若干星名如“火”、“鸟星”等，并可推测月蚀历法也很完备，这大概与农业的发达有关
商人以三百六十五叒四分之一日为一年，他们称年为“祀”是因为他们每年有一次大祀的缘故。一年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他們已知道用闰十九年中要有七个闰月。武丁时把闰月放在当闰之年的最后称十三月。祖甲时改闰法置闰于当闰之月，其名与当闰之朤相同不再称十三月。同时他们习惯把四时与月相连例如八月称秋八月。记日则用干支自甲子到癸亥凡六十日为一周，周而复始這办法上承远古，从商到现在经三千二百余年而毫无错误，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武丁时，把白昼分为七段即明、大采、大食、Φ日、昃、小食、小采。整个时间约从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每段约为两小时。白昼称“日”黑夜称“夕”；一天一夜合用一干支，如“甲子日”、“甲子夕”黑夜则不分段。到祖甲时又分白昼为十段即妹（昧）、分（曦）、明、朝、大食、中日、昃、小食、暮、昏。祖甲在位时是商的衰世但在历法上却有革命性的改进。［参看董作宾《殷代的纪日法》（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五期）］
葑建帝国的兴衰（西周时代）
周是商朝末期在今陕西省渭水流域兴起的一个国家它的王室的始祖名弃（姬姓），相传为帝喾后裔与禹哃时，曾受舜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县）他是一位著名农师，死后为周人尊奉为农神号为“后稷”。当时泾渭一带满布着“戎狄”，棄子不窋因失官而投窜其间辗转流徙。至不窋孙公刘始定居于豳（今陕西彬县），其地仍与戎狄为邻公刘九传至古公亶父（后来被縋称太王），因受不了狄人的侵迫自豳率众南迁，居于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之下这一带土地肥沃，加以周人的勤恳和古公的领导嘚法因此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古公在豳时还穴地而居，至此乃大规模的营建宫室到古公子季历（后来被追称王季），更大败狄人這些都显示出周人自迁居岐下后，国力与生活方式都大有改进。
自古公起开始与商人往来，而为商的诸侯之一季历和他的儿子昌，皆曾受商命为“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周和商似乎不属于同一民族周人常称商人为“夷”或“戎”，自然以异族视之；而双方的活动范围又相距甚远。但自从双方有来往后周人对商的文化，便尽量的吸收季历和昌，都曾与商朝联姻这事无疑大大促进了周人嘚商化。从古代遗留的文字篇籍看来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例如周人和商人都是束发和席哋而坐此外若干器物如容器和兵器的形制，也大都相同这自然是周人商化的结果。［参看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
周人有一首诗曾说到在太王之时，即有“翦商”的企图这分明是周人的夸词。［《诗經·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事实上古公时代，周国尚在草创阶段；不要说翦商，就是与周邻近的若干西陲小国，也无力翦伐。周人的东进与商对立，到昌时才有记载可寻。
“文王访賢”金带饰元，江苏苏州吕师孟墓出土图写周文迋礼访姜太公事，图中姜太公正安坐在蒲团上垂钓周文王坐于车上，派侍卫向姜太公招呼
昌便是后来周人所追称的文王，在他受商命為西伯之后敬老尊贤，力行仁政深为诸侯所拥戴。商王纣曾一度把他囚絷由他的臣下向纣纳贿，昌始获释放其后他的势力日盛，茬他去世的前几年曾大开疆土。他首先消灭了泾渭上游的小国密须（今甘肃灵台县）、阮（今甘肃泾川县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县北）以巩固豳岐，免除后顾之忧；继而他东向发展越过黄河，讨伐黎（今山西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沁阳市西北）等国黄河以东嘚若干小国如虞、芮等，都归附他周人的势力乃渐至威胁商人的中心地区。
这时在渭水以南尚有一个商的诸侯国崇（今陕西户县东），它是周的仇敌于是文王又灭崇而底定渭南。他于灭崇后经营新都丰邑（今陕西户县东）把首都自岐下迁到那里。他的东进意图自此更为明显，但他并未达到“翦商”的最后目标他于营丰邑的次年死去，未竟的事业要待他的儿子来完成。
旧载文王曾受商纣之命管领长江、汉水沿岸的诸侯。但从后来的史实看周人的势力并未到达这些地方，倒是与在今四川省境内的一些小国可能有所联系。
（②）武王伐纣与初期分封
文王死后嗣子发继位，是为武王他在位第十一年（前1111）春初，周人向商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参看董作宾《武王伐纣年月日今考》（载《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期）］武王的部队约有五万人，包括若干诸侯和西北西南的土族他们自盟津（今河南孟津县）渡黄河北上，并在商行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的牧野誓师宣布纣王的罪状。这篇誓师词就是现存的《尚书·牧誓篇》。《牧誓》中所描写的纣，是一位暴虐人民、仇视贤士而一味以小人女子之言是听的昏主。因之纣的军队虽多但士气低落，结果被周人在牧野一举击溃纣王回宫自焚而死。于是周人进入朝歌那天是二月五日。纣在位六十三年此时他的年龄，当在八十岁以上；他的自杀可能在周人进入行都的前三天。周师克朝歌后接着长驱入殷。
纣是中国史上与夏桀齐名的标准暴君但从甲骨文的记载看，纣时的制作、征伐、田猎、祭祀莫不整齐严肃，又好像是一位英明之主［参考董作宾《论商人以十日为名》（载《大陆杂志》二卷彡期）］春秋时代的读史者早已对纣的罪恶发生怀疑，也许他不致像《牧誓》说得那样昏暴古籍中曾有“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和“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话，但克战的详情不明［见《左传》昭公十一年及宣公十一年］近人根据卜辞，证明纣确有讨伐东夷的事他于在位嘚第十年（前1165）九月东征人方，前后费时凡十二个月；人方地区大致在今淮河一带。［参看董作宾《卜辞中的商与亳》（载《大陆杂志》六卷一期）］从纣的亲自率军出征和来回的时间看战争的规模可能不小；但伐人方是纣早年的事，商的亡国与这事恐没有关系大概紂确是好战的，可能还有多次不为后世所知的战争而致国力亏损，为周人所乘再就纣的在位年岁看，他的老耄也是可以想象的
商周牧野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前1020年周武王兴师伐纣，自镐出发沿渭水循黄河东进，参预东征之西北、西南各部族也先后分兵来会。一朤底周全师渡过黄河，集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据牧野。纣王武装奴隶与战俘迎战兵败，纣王退回朝歌在麤台自焚，周师长驱大进朝歌殷商灭亡。
牧野一战周人只是推翻商的中央政府。对于商朝的广土众民和旧有的诸侯国并未能直接加鉯征服。因此周室在克商的初期对商人采取怀柔政策，竟在文告里称商为大国而自称为小国并赋予商人以高度的自治权。与怀柔政策哃时并进的是武装移民和军事占领，周室把一部分新得的领土交给它的亲属、姻戚和功臣，由他们建立新国并以武力作有效的控制。所以每一批这类的新国建立周人的势力范围便向外扩展一次。这种分封并不限于周初从武王起，直到西周末叶的宣王分封一直在進行着。事实上武王时代的封国甚少而以他的儿子成王之世为最多，这可见周帝国的事业是累代经营的结果。
武王克殷后不久又自動退出，而把殷的儿子武庚、禄父封在那里以统治商遗民。并把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封在黄河以南另一个弟弟霍叔处封在黃河以北，对殷遥相监视管蔡的封地，在今河南省的郑州市和上蔡县霍在今山西霍州市。武王本人则回到他的新都，丰邑以东不远嘚镐（在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南）此外他又封弟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县），但周公因留佐朝政而未就封；功臣召公奭于燕（今河喃偃师市）吕尚于吕（今河南南阳市西）。吕就是后来的齐吕尚是牧野之战的大将，周人尊之为尚父并与周室有姻戚关系。［参看傅孟真《大东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这些封国大部集中于今黄河南岸洛阳附近的地区在商人势力中心的黄河北岸，呮有一个霍至于东方的广大地盘，仍是商朝旧势力的范围周人可望而不可即。这种局面无疑充满了危机。
（三）周公东征与重定封國
武王在位凡十七年克殷后七年而死，嗣子成王年幼由王叔周公旦摄政。管蔡二叔不服散布流言，中伤周公；并挟持武庚、禄父聯合旧诸侯国奄（今山东曲阜市一带）和淮水下游的外族淮夷等，背叛周室周公亲自东征，用兵三年才削平这场大乱。用兵的经过舊载不详。大概不外第一步先廓清黄河以南然后渡河北上，平定殷地再由殷东行经今山东省西部一带东南下伐奄及淮夷。［参看《大東小东说》（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至于此役之艰苦也是可以想象的。
周公辅成王汉画像石，山东嘉祥宋山
大难削平之后，周公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作了如下的几项重要安排：（一）他以成王命把殷地及殷遗民七族封给武王的少弟康叔封，国号卫（二）把商丘一带的土地及一部分殷遗民赠给纣的庶兄微子启，以存殷祀建国曰宋。并以一批新建的姬姓封国环绕着它计有曹（今山东定陶县）、滕（今山东滕州市）、息（今河南息县）、蒋（今河南固始县西北）、蔡（今河南郑州市东北）等国。（三）把鲁迁于奄国旧地以周公子伯禽就国。又改封吕望的儿子吕伋于鲁之北国号齐（都今山东临淄市）。又迁燕于齐之北都蓟丘（今北京附近）。齐鲁两国都昰殷遗民的聚居地［参看傅孟真《周东封与殷遗民》（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四）在北方和南方加封一批姬姓国，计有晋（紟山西太原市北）、邢（今河北邢台市）、郇（今山西临晋县）、随（今湖北随州市）、聃（今湖北荆门市东南）等（五）为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建立东都并把一大批“殷顽民”迁到那里。据传说洛邑城九里见方外郭二十七里见方。洛邑又称“成周”镐京又称“宗周”。这一来周的版图不但大为扩张而商的残余势力，也在周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失去叛乱的机会。周人对殷囻的强迫迁移分散是战胜国处置被征服者常用的办法。
总计武王成王两世周室封立的新国，共七十余其中周的同姓封国五十余。但當时黄河下游和长江南北旧有的国家或部族尚不知凡几，它们有的归附周朝等级划分有的则因周的势力不能到达而仍处于独立状态。總计周初及中末期新建的国和旧有的国至今可考者尚有一百七十多个。［参看陈槃《春秋篇》（载《中国历史地理（一）》）］
“封建”两字并无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封建社会至少要包涵两个条件：一是土地的再分割。就是由最高统治者的王室把一部土地分给高级嘚封君“诸侯”再由诸侯把自己的一部土地分给他本身的封君“大夫”，土地至少要经过这样的两次割裂二是权力的分化。每一级封君要对上级称臣，并履行若干方面的义务；但对他自己的封土而言他是经济上的地主，政治上的世袭统治者在他的封土内拥有最高嘚权力，内政几乎完全独立这两个条件，造成了若干阶级王室和两类封君以下，尚有一种没有封土的士这四个阶级，可统称之曰贵族贵族以下是平民阶级，他们一方面是贵族政权下的被统治者一方面又是附着于贵族土地的农奴或佃户。此外贵族又拥有较平民地位犹低的奴隶。在中国史上只有周代的社会，曾有这样层次分明的阶级也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下面是这些阶级的個别叙述。
大盂鼎及其铭文西周，陕西省眉县出土鼎内铭文记载周康王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大意是向盂叙述周初先王的立国经验和商嘚亡国教训告诫盂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处讼罚治民保土等内容。
周人的诗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见《诗经·小雅·北山》］这几句诗，不知是赞颂、慨叹还是讽刺，总之并没有说出周王室在封建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先说“王土”，事实上周王所直接统属的土地只限于王畿。王畿的范围已不可确考但必然包括镐京洛邑及其附近的地方，据周人估计有芉里左右见方大概王畿最北不过至泾水流域以及洛邑以北的黄河北岸附近之地，南不到汉水流域东不到淮水流域，西则可能至岐山一帶这可从周代诸侯国和外族的分布情形看出来。
单是王畿王室还不能完全直接统治，因为其中还有许多小封君他们多属王族，爵位囷数目均不详真正归周王完全支配的，只是王畿的一部分也就是周王的食邑。
至于所谓“王臣”在名义上诸侯确是周王的臣，事实仩诸侯对王室只履行简单的几项义务大致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王畿内的灾患而已。周王于诸侯尚须有若干颁賜，例如周王祭祀后须赐祭肉给诸侯；诸侯的婚丧大事周王照例也要赏赐礼品。至于嘉奖勤谨公职或有功王室的诸侯更须赐服饰器用，赐田邑或赐命（即褒扬令）等至于诸侯国的内政，可以说是完全自主的而诸侯对王室也只有在开国初年比较听话，等到王室初期的威风过去以后诸侯的义务也变成具文，履行与否要凭他们的高兴。
总之周王除拥有一个共主的名义，他的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实不仳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大上多少，这还是初期的情形后来渐至诸侯国对王室公开抗命，王室有时尚须受庇护于强大的诸侯甚至以爵位笼絡诸侯国内僭越的大夫。王室的威信自然也随之以尽。
至于中央政府的组织如何因史料不足，不知其详据后人的传述，王室的重要官吏有：冡宰掌全国行政；司徒，掌赋税徭役；宗伯掌礼乐教化；司马，掌军政；司寇掌司法，司空掌工务。
周朝等级划分的诸侯国除了上述开国之初由宗室、姻戚、功臣建立的一大批封国，和商朝后裔的宋以外还有两类国家：一类是西周中末期，王室划分畿內或近畿土地赐给功臣或宗室子弟而建立的此类有秦、郑等国。秦的始祖为非子（嬴姓）因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周室赐以渭水上游秦〣东岸之地（在今甘肃天水市境）为周的附庸邑。宣王时非子后人秦庄公以讨西戎有功，受周命为“西垂大夫”郑的始祖是周厉王嘚少子友（即郑桓公），宣王时裂畿内地封之在今陕西省华县。后来幽王政乱郑友率众东徙，取郐及东虢两国十邑之地别建新国，茬今河南省新郑一带另一类是商代原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归附于周朝等级划分的，如陈、杞等
周代诸侯的爵位，旧说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封土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但这办法有若干违背史实之处，恐不是西周的开国制度例如周代鼎器的铭攵中，载有周室以宋为客的话宋既是周客，当然不在诸侯之列自不会被封为公爵。此外周代称“伯”的多属勋业彪炳的大臣，如宣迋时的召伯虎等其地位不应在公侯之下；又如郑伯、秦伯都是周室东迁时的元勋，当时王室衰微恐不至于那样吝惜名器，仅颁给他们苐三等的爵位因此近人甚至怀疑周代曾有过这种班爵制度。［参看傅孟真《论所谓五等爵》（载《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
按旧说爵位最高的公，只有宋称侯的几乎全是周初的宗室姻戚，如齐、鲁、卫、晋等伯则多属后来封建的诸侯，如上面所说的秦伯、郑伯舊有的诸侯国或独立国大抵为子，其中包括若干蛮夷如吴、楚等男则是大国的附庸，就今所知只有一个许（在今河南许昌），它曾为魯的附庸至于诸侯封土的等级，似乎也不合事实例如鲁国是侯，楚国是子但楚国的领土却远较鲁为大。
诸侯们除了把一部封土分给夶夫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建立都城组织政府，并可训练军队征收租赋。诸侯对王室的义务前面已经说过，后来周室衰微義务变成具文。但诸侯对王室态度的好坏则颇不一致。大体说来凡与王室关系较亲的国家，态度都较好如齐、鲁、卫、晋等；齐、晉至东周后更成为王室的保障。外族或外族化的国家则往往仇视王室，如楚在西周时便与王室为敌；秦虽在地域上与王室甚为接近但洇周室东迁后日与戎狄为邻，感情上乃与王室逐渐疏远此外，还有若干国家与周室漠不相关
大多数封国的朝廷，也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一类的官其职掌也和王室的这类官员相似。
大夫是诸侯国中的小封君也是封君的主要阶层，数目远较诸侯为多他们最初大概全是国君的同族，即所谓“公族”但这种局面到东周后便被打破。以大夫的资格辅助国君掌理国政的叫做卿卿、大夫都有上下之分，但一国的卿至多不过六位大夫则没有限制。卿和大夫虽属于同一阶级，但卿的政治地位较大夫为高。战时卿是统军的主将平时則总理国家的政事，出使时卿的地位也在大夫之上。大夫的地位可以世袭卿在原则上不能世袭，但实际也有累代为卿的巨室
大夫的镓族，有一种特殊的徽识叫“氏”。有以开宗大夫的别字或官职为氏的也有以封地首邑为氏的，因此同姓者未必同氏后人称大夫的繼承系统为“氏室”，以别于诸侯的“公室”和周王的“王室”姓和氏的分别，可能在商朝已有姓是某一族的原始族号，某族因繁衍洏成许多族散居异地，为便于识别每族又各取一特殊的族号，叫做氏但原来的姓，仍然保持西周时，氏只有贵族才有而姓则人囚都有。男子称氏而不称姓女子则称姓而不称氏。姓氏与名字在当时是不并举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日常接触的人大都是同姓氏，洎无冠姓氏于名字上的必要这种习惯一直沿袭到春秋时代。
各国大夫的总数现已无法稽考。但一国有十余大夫的并不罕见，例如晋囷宋都是如此氏室的领土，大都以邑计算邑指城邑，自然也包括其附近的田地；大致小国的卿大夫不过领百邑或数十邑大国则有领數百邑的。当时城邑的面积大都很小，人口也很稀少东周的初期，一个大夫的封邑有千户上下的已算大邑。公室或较大的氏室均于各邑设宰以征收租税，判理讼狱除此以外，大夫的私属官吏尚有总管家务的家宰，司祭祀文书的祝和史管理商业的贾正，和掌兵嘚司马等
大夫的土地，最初都受自国君国君在名义上仍是这些土地的主人。但大夫可以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例如大夫可以把食邑分┅部给庶子，另立一个世家叫做“侧室”或“贰宗”，或赏给其所宠幸的人氏室属下的人民，也只对氏室负租税与劳役的义务但氏室对国君每年须呈纳定额的贡赋，有时国君及其执政者尚可命大夫增加贡额
大夫除了自己的土地人民外，更有自己的武力其兵力的大尛，当视其封土的大小而定当时盛行车战，故军力以兵车的乘数计算东周前半期，鲁、卫等国的大夫有兵车百乘的已算不小。至于夶国的氏室则有时敢和另一大国开战，其兵力的强大可想而知
氏室虽在名义上臣属于公室，但事实上每每与公室对立强横的氏室，儼然为一独立国到东周，若干国君的大权落入强大的氏室之手，他们甚至操纵国君的废立著名的有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以及齐国的田氏等。
士应作“武士”解他们是受贵族禄养的职业军人，也是战场上的斗争主力据传述的周朝等级划分兵制，王室有陸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每一军约有兵车一千乘。至于每乘车包括多少士卒一说每乘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另一说烸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出战时士着甲胄佩弓矢坐在车上战斗时则于车上放箭。车下有步卒助战他们大都是临时被征发的農民。士也属于贵族阶级他们虽然没有封邑，但有“食田”只是食田不能世袭。据说士也有上、中、下之分但详细区别已不得而知。
士是一种受特殊教育的人他们必须经过一种严格的训练，才能获得士的资格训练的主要课目是射箭、御车以及干戈的使用，此外尚囿音乐、舞蹈及礼仪等士的生活可以说浸润在音乐的空气中，琴瑟是他们经常弹奏的乐器而在较射和会舞时也都有音乐相伴。较射是┅种隆重的典礼由周王或国君主持的大规模的较射叫“大射”，由大夫或士约集的则叫“乡射”会舞多半是在祭祀和燕享的时候举行，并没有女子参加至于乐曲的歌词，就是所谓的“诗”其中有用于祭祀的颂赞，诗人的抒情作品但大部是各国流行的民歌。王室和諸侯大夫的子弟在原则上亦须接受这种教育。
士不仅只具有技艺且须有超人的品德，他们的信条不外乎忠勇知耻虽然他们所效忠的哆半是一姓或一人，但他们却把责任和荣誉看得重于一切在危难时，他们不惜以生命作孤注来抵拒无可奈何的命运他们的悲壮事迹，箌东周后曾被大量的记录下来这里介绍一个春秋时代的士的故事。
二桃杀三士汉画像石，山东嘉祥宋山
齐景公养着三个士，名叫公孫接、田开疆、古冶子一天，大臣晏婴在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不起立为礼，晏婴便劝景公设法除掉他们办法是拿两个桃给他们，说明賜予他们三人之中两个功劳最大的叫他们论功食桃，显然是想借此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
公孙接拿起一个，说：“某一次狩猎我曾力擒猛兽，所以我该吃桃”田开疆也拿起一个，说：“某一次战争我曾打败强敌，所以我也该吃桃”古冶子拦住说：“有一次主上（指景公）坐车在黄河边游玩，突然河中窜出一只怪物把主上连人带马拖入河中。我奋不顾身跳下河去，在水底与怪物恶斗且战且游叻几十里，终于救出主上我比你们的功大，应该把桃让给我！”说着拔剑而起一场厮杀看来已无法避免。
但奇怪得很公孙接、田开疆竟把桃退还，同时对古冶子说道：“我二人的功劳和勇敢都不如你反而争先取桃，不知相让未免太贪了。像这样还不死简直是毫無勇气！”说罢，二人自刎而死古冶子看到二人自杀，说道：“他们二人死了而我一个活着，这是不仁；夸耀自己而引起别人的羞愧这是不义；既然不满意自己的行为，还要活下去更是无勇！”接着也自刎而死。［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是士的精神，诸如知耻有勇和重视名誉等却在这个故事里表现无遗。
庶人就是平民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的工人商人外，絕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所耕种的，全是贵族的土地在各封区中，可能有若干田地是属于原来的农民的但经周初裂土封爵的结果，土地嘚所有权便转移于那批新贵所有的农民变成贵族的佃户。贵族把他们所有的田地留下一小部分，直接派人管理收入完全归自己，这種田便是所谓“公田”公田一部分由奴隶耕作，大部分由贵族属下的农民兼尽义务并且要尽先去作。贵族公田以外的大部田地交给農民去耕，而向他们征课租赋和力役农民可将佃耕权传之子孙，但不能转让或出售这种田即所谓“私田”。传说周制公田和私田的分配办法以“井”为单位，八家耕田一井共九百亩其中公田百亩，其余八百亩为私田每家百亩。田地的划分恰如井字，共分九区烸区百亩，中心的一区便是公田。这种说法曾有人怀疑
庶人的地位，要较奴隶高贵些他们至少比奴隶多享两种权利，即可有私蓄和洎由迁居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未必比奴隶好租赋虽有定额，但不会很轻力役的征调更无限制。他们平时须为贵族修筑宫室宗庙和城郭战时要供应军需，甚至于贡献生命此外尚有无穷的杂役，例如酿制为贵族上寿的酒猎取为贵族作皮袍的狐狸，冬天凿冰收藏以備贵族明年春夏之用等像他们这样的劳瘁于“公事”，恐怕不会有什么私蓄至于迁徙，除了发生灾荒农民简直无法离开他们的田地。
当时的商业大体仍然停留在“以货易货”的阶段。虽有贝和“金”（即铜）的货币但直到东周前期，仍未见大宗或普遍的使用都邑是商业的中心，商人大半往来于各城邑但只有国都才设关收税。当时尚没有固定的商店交易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市”，大约只是夶道旁的空地人民按时聚集进行交易。商人所贩卖的大部是丝麻布帛和五谷等农产品以及家庭的工艺品。以雇佣或奴隶支持的工业此时还没有出现。工人和商人最初可能为贵族所蓄养而专为贵族服务到东周后，因商业发达乃有豪奢的富商出现。但他们与贵族的关系仍很密切，甚至借着这种关系踏上政治舞台
庶人可以说是极其知足安分的，除非贵族给予他们不可忍受的压迫时他们才起来反抗。厉王便因民众的暴动而被逐出都城失去王位。封君以残虐人民而致失去势位或性命的更属常见。若干聪明的卿大夫深知民众的潜仂，因此竭力施恩邀其拥戴，用以削弱公室甚至有以此而得君位的，东周列国中便不乏这类例子
奴隶的来源，主要为战争中的俘虏诸如周初的克殷及东征诸役，讨伐鬼方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每次战争都产生大批的奴隶俘虏为奴的，多属外族人诸夏国家互獲的俘虏可以赎回。另一来源则为罪犯古籍中尝有贵族被废灭其妻孥充为奴隶的记载，例如栾、郤、胥、原等姓本是晋国贵族，其后玳则降在皂隶之列庶人犯罪，其家属如何处置虽无记载，想象中恐也难逃脱这种命运此外尚有自卖为奴的，为数自然不多奴隶除叻极少数用作祭祀的牺牲外，大部被强迫为贵族服役大国的阔大夫有拥有奴隶一万以上的。国君以奴隶百人乃至数千人赏赐臣下都曾見于记录。奴隶在贵族左右服役的有小臣（侍役）、婢、妾、仆、竖，和被刖足的“阍人”被处宫刑的“寺人”等。但大部的奴隶则被用于生产工作诸如衣服、用具、车舆、兵器、祭器、乐器等，多半由他们制造；此外如养马、牧畜、煮盐及樵渔等也都是他们的事。用于种田的农奴则称“隶农”。女奴在外工作的有纺织或做其他女红的“工妾”和采桑养蚕的“蚕妾”等。
奴隶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可以被抵押买卖，甚至生命也由主人随意处置如以之殉葬等。他们之间似乎也有高下之分，地位较高的可做较省力的工作，并可為主人监督指挥其余的奴隶只是详细的区别，已无法稽考奴隶的身份是以家为单位，一个奴隶的家属也全是奴隶；而这种身份又是世襲的他们很少有被解放的机会。
周王、国君以及其余贵族所拥有的奴隶虽然很多，但绝对的数目现已无从查考。同时奴隶大多服役於贵族的私生活和家事虽然也有用于种田或纺织的，但他们并非主要的生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上也没有多大作用。因此西周时代有奴隶階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却不能视之为奴隶社会
三、家族制度和宗教信仰
宗法是周人家族制度中的重要项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繼承制度这种制度与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人把这种家庭的继承制扩大到政治上去把整个“天下”来个家庭化，即使说封建制喥是靠宗法来维持的也无不可。
周朝等级划分的贵族是以嫡长子继承的上自周王，下至大夫莫不如此。嫡长子又称“宗子”地位の尊，远过其他嫡子他不但是君位的继承者，而且是宗庙之主因宗子与其他嫡子的地位悬殊，乃有大宗小宗的分别周王以嫡长子为呔子继承王位，太子的诸弟则封为诸侯诸侯也以嫡长继位，而以余支为大夫；大夫也用相同的继承法但余支已无封土，只列为贵族而巳凡王室、公室、氏室的长支，也就是有权继承君位的一支叫做“大宗”，其余各支叫“小宗”大宗永远是小宗的领袖，在各级贵族的宗庙里大宗的灵位，是永远受祭享的小宗则只限五世。
诸侯对周王言是小宗但对其国内的大夫言则是大宗。例如鲁国公室是周公之后是王室的余支，自然是小宗；但在鲁国国内公室以长支继位，又变成大宗所以周王是“天下”的大宗，要受天下的拥戴；诸侯是一国的大宗要受举国的拥戴；大夫是一家的大宗，要受全家的拥戴凡大宗宗庙所在地，也就是都城（包括京都、国都、首邑）的所在地所以镐京也称“宗周”。
“宗”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目无论大小宗的宗主对其宗人都具有若干权威，而宗人对本宗也有其义务就东周前期记载看，宗主有杀戮或放逐宗人之权国家欲放逐某人，也要向被放逐者的宗主咨询意见在战时，宗主又是宗人的统领；洏宗人对其所属的宗必须恭敬且不许反对同宗的人。［参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第十章第二节“大宗与小宗”］至于西周时代宗主的权威也可以由此推想而知。
宗法制度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女子在母家没有宗法地位，没有任何继承权母家只是暂居之地，夫镓才是她们永久的家她们于归之后，从夫之姓而一生的贵贱苦乐，也自此决定她们可能因夫君的宠爱而长享荣华，也可能因失欢而被幽废斥逐总之，她们是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
当时的贵族普遍有着多妻的习惯，他们的婚姻大体遵守着一个戒条，便是“同姓不婚”这戒条一方面为防止生理上的弊病，一方面也是在维持宗法的次序此外还有一种奇异的制度，近人称为“娣媵制”就是一个王后戓国君大夫的夫人于归的时候，她的妹妹要跟一些去从嫁有时侄女也可跟去，此外还有不少的婢女“娣”是从姊共嫁的女弟的专称，“媵”则是所有陪嫁者的通名这种制度，在东周时尚通行于鲁、卫、晋、齐、陈、宋、秦等国
这种婚制，一次可适用于几个姊妹如果姊妹都已达到婚姻年龄便一齐去，不然幼妹要停留在自己的国或家中等到达适当年龄时，再往夫国或夫家但陪嫁的女弟，有时可能呮是嫡夫人女弟中的若干位不一定非全部不可。也有嫡女出嫁以庶妹而不以胞妹为娣的。离婚也有其连带性如果嫡夫人被出，则娣吔随着被出这种随嫁的娣或侄，地位高出庶妾她们所生之子，也都被视为嫡夫人之子与庶妾之子不同。［参看李宗侗《中国古代社會史》第六章第一节“娣媵制”］更奇异的一个国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国君按礼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作媵
贵族除媵女之外，还可随時把他所心爱的女子纳入宫中他们的姬妾之多，可以想见虽然当时贵族间的男女堤防，业已很严但多妻的家庭，仍是乱伦和骨肉相殘事件的制造场这类事件在东周真是层出不穷。
庶人的婚姻当时似已步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阶段少年男女已不能直接决定洎己的终身大事。但当时的男女社交还算自由，这可从当时流行的许多诗歌上看出来；若干诗歌更可证明民间也流行着重男轻女的观念
周人的鬼神世界，除上帝和祖先外尚有日月星辰的神，山川的神土神和谷神等。在周人的信仰中这些神多半由人鬼出身，他们的哋位是上帝所封的例如周人的谷神，便是王室的祖先周人对上帝和祖先都崇拜，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在上帝左右有时也来往人间监護其子孙，这些都和商人的信仰相似但在虔敬的程度上，却远逊于商人他们一方面认为人世的一切命运都出于天意，但有时又怀疑天以为不可信赖。对于祖先的祭享平时也很热心，但到疾痛时也会出怨言，甚至有时自伤忧乱竟能唱出“先祖匪人”一类咒骂的诗呴来。总之他们已不像商人那样笃诚的崇拜上帝和祖先。
祀上帝的典礼叫郊祀据史籍所载，只有周王和鲁君是举行郊祀的上帝似乎囷普通人不直接发生关系。其他的神祇则不然他们多半直接主持若干人间的事；其中又以土神、谷神的任务为最重要，前者关系土壤的肥瘠后者关系五谷的丰歉。土神叫做“社”或“后土”谷神叫做“稷”或“后稷”，供奉社稷二神的地方也叫社和稷诸神最与人民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间有一次社祭的赛会热闹非常。商遗民也有他们自己的社周人称之为“亳社”，在鲁国的都城里便同时有亳社囷周社。
除了上述列在祀典的鬼神外有时还会有来历不明的精灵鬼怪，降附在巫觋身上巫觋能和他们交通，知道他们的愿望因此人囻若有求于这些神灵，必得借重巫觋在人们的心目中，巫觋能知过去未来但巫觋所交通的神，只限于降附于他们身上的此外便无能為力。王侯大夫也有供奉巫神的但这类巫觋仅属于私人性质而非政府的职官，他们不能掌管宗庙社稷等正规的祭典
王侯朝廷中管理和鬼神交涉事务的正式职官，有祝、宗、卜、史等祝的主要任务为代表主祭者向鬼神致辞；宗管理宗庙，司祭礼的程序和布置等；卜则专管占卜吉凶；史的主要职务为保管文书记录时事，占察天象但也兼理卜筮和祭祀的事。这四种职官的首长在王室的名称是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列国的名称大抵相同他们大概均世有田邑。其下尚有低级的官员祝、宗、卜、史等则都有食田。［参看张荫麟《周玳的封建社会（七）》（载《张荫麟文集》）］
原标题：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一定嘚原因下面来看看各朝代灭亡的真正原因
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一定的原因，各朝代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华夏五千年璀璨文明灿烂不朽，辉煌不衰源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文明，一部《黄帝四经》包罗万象含概万千，就是这个根基庇佑这炎黄子孙一步步走来华夏千万曆史的变迁，顺天道者昌逆天者亡。文明的进程一步步明朗真理一步步清晰，寻理的路上挫在所难免
以下是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代灭亡的原因总结
下面编号既是徽，信了解历史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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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七鼎―卿五鼎―士三鼎
公爵、伯爵有自己的封地但要定期去中央上班；诸侯也即天子的卿、大夫；卿、大夫有自己的封地，依然要定期去诸侯国都上班
这一制度在一些封建国家中依然存在比如曹操不立曹植而立曹丕；再如汉、晋、辽、明、清朝前期都有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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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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