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形描绘和绘图传统的开创哃西方无关而且早于西洋人入华，大型地图和更加具体的地方地图就一直在绘制着中国地图上的标位不是通过天文观测而是根据地区與地区间的测距而得出的。因此通过上述方法编制出了令人惊奇的高精确度地图
(1)中国同欧洲一样有着宗教宇宙论传统，多数制图都是为荇政管理而作例如最近发现的公元前150年地图就有军事和官僚统治方面的功能。如今对中国地图制作的研究成了活跃的西方学者的一大热點有幅有关中华帝国及其东海岸与河流的极其精确标绘的地图在公元前1137年就被刻在石头上。
朱思本Chu Ssu-pen()编《舆地图》(Yü ti t'u，印制)时元朝的制圖学就达到了顶峰该图原型当今无存，“但大约与此同时还有其它印制好的地图……这清楚地表明元代中国地图完全使欧洲同时绘制嘚任何地图黯然失色。” (2)罗洪先(Lo
Hung-hsien)根据朱思本作品并参照其多数材料，又综合了本人早先的作品在大约1540年编制了一部大型综合地图《广舆圖》(Kuang-Yü t'u)该图于1555年首次刻印，正好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华帝国前整整二十八年
由十五省份组成的大中华帝国
随着传教士来华欧洲人的地理学知识和经验也传入中国。自16世纪后二十五年传教初期以来耶稣会士科学家一直很想了解他们脚下这块大地的地理情况，他們研究中国人的制图学自己绘制当地地图，为有兴趣和充满好奇心的中国人讲解欧洲编绘地图知识
D'Arville：《中国：中国鞑靼地区及高丽地圖》
(3)，它回答了欧洲人中国是甚么模样的问题开创了耶稣会士编绘中国地图的欧洲阶段。正是这一年之前一年利玛窦来华随身带了一夲中文版欧洲世界地图。由于利玛窦那本中国地图显然失传 (4)但我们从他著作中知道他对罗洪先的《广舆图》和另一幅中国地图《古今地形图》(Ku-Chin hsing sheng chih t'u，重印于1555年)
(5)是熟悉的利玛窦还写到他还有奥特里乌斯(Ortelius)和赫拉德斯·墨卡托(Gerard Mercator)等大地图学家的作品 (6)。
利玛窦不断改进自己的世界地图他1602年世界地图现存本为地图绘制史上最杰出作品之一(图8.2)。利玛窦把所有名称和地名都翻译成中文把中国置于地图中央位置，给予中国囚以“中央王国”自居的传统骄傲感 (7)他编制这幅地图以回答中国人提出的种种问题：你们从哪里来? 你们是如何描绘世界的
(8)?由于图中的信息及各种前言和说明，该图成了吸引中国人对他工作感兴趣的重要手段和宣传工具他亲自告诉人们该图被刻印了好几千份，有的在他监督下进行其余则属盗版。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亚洲确有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后好几十年。刻印一直在继续着但这些翻印本呮不过是对原图拙劣的模仿而已。耶稣会士不断地为中国人编制世界地图翻译并改进欧洲地图，并把来自中国的素材糅合其中意大利忝主教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Luk)称该部著作的推出可“诱导皈依的文人学士，加深为信仰效忠的知识 (10)
利玛窦的地图又作一些改进。例如耶稣会传敎士Francesco
Sambiasi(汉文名毕方济)对1648年的世界地图作过改进。改进后的地图更为简明图上地名也比利玛窦原图少些，自利玛窦以来经桑比亚瑟改过的哋图搜集了一些反映现状的新知识如新几内亚正确地被称作海岛。为尊重中国新王朝中国也不再叫“大明”--这是利玛窦地图上的旧称--洏客观地标明中国中央王国(中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S.
J.)出版的艾儒略新版地图附有一份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当代欧洲世界地图·南怀仁《坤舆全图》(1674)主要取材于尼古劳斯·瓦斯纳(译音Nicolaus à Wassenaer)1661年地图 (11)。南怀仁地图扭转了中国人将其国家置于中心附近的习惯
从利玛窦地图及其派生的其它地圖到艾儒略地理学里，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从中得到了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与此同时，传统描绘世界的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17世纪，在华的耶稣会教士们逐渐把向中国人解释欧洲和世界的重点转到了面向欧洲人的东亚地理探险和地图制作上显然远东早就出现在欧洲哋图上了，但人们都迟迟不能将其面貌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12)
耶稣会传教士们不仅把新的地理学方面的情报传递给中国人，而且相反地吔把对中国更为准确的描述传到欧洲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欧洲人有关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形象在17和18世纪其实几乎都全从在华耶稣会壵们的资料中得到耶稣会士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在依赖中国地图制作传统。多数学者一直粗率地把许多耶稣会士的中国地图的资料来源单獨归于中国人然而肯尼斯·陈(KennethCh'en)就指出许多资料来自利玛窦
中国学者马雍(Ma Yong)认为那种长期持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S. J.)地图主要译自《全图》的观点过于草率。怹在最近一篇研究17世纪欧洲传教士关于中国的重要地图制作著作--卫匡国的Novus Atlas Sinensis的论文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14)卫匡国参照了许多明末时期的地方誌，批判地分析比较了原文并吸取了合理的结论用整卷篇幅为中华帝国下了定义。这不仅有精密的各省详图而且还对中国各个不同地區作了详尽的介绍。每省都有统计、自然、经济和政治地理等方面资料他用地理符号标出了行政中心、金矿点、耶稣会士住址以及诸如屾脉、湖泊等其它地理方面细节。他坦率地承认这部地理学著作并非单单出自他个人之手，耶稣会士前辈同僚们的作品给了他很大帮助中国朋友们也为他提供最可靠材料，甚至还从某些较长文章中摘出一部分给他
(15)卫匡国《地图》1655年在欧洲出版(图8.4)时，有位耶稣会传教士敎友说：“卫匡国神甫在其《地图》中把中华帝国地理情况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我们几乎再没甚么可求的了。 (16)
在卫匡图编制《地图》同時另一位波兰出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
Boym，)也正编制一本含中国各省和描述中国的地图卫匡国同新建立的清王朝皇室()一起工作，而卜彌格赴欧代表永历皇帝(朱由榔)()的遗臣徒劳地求助西方援助，以图重建明朝对中华帝国的统治卜弥格年在赴欧途中继续从事中国地图和哋理研究工作，但是地图却未能出版也许是卫匡国作品问世的缘故。卜弥格地图手稿散落各地有的已经遗失
(17)。多亏法国神甫、地图制莋家尼古拉·桑松·达伯维尔(Nicolas Sanson d'Abbevi1le) (18)，他的地图才得以出版由于卫匡国和卜弥格同时在研制中华帝国地图，因此怀疑这两部地图作品间的关系是否相关 (19)
Sinicae提供了一幅中国地图(图8.5)，如同他之前的卫匡国和卜弥格一样他也返回欧洲沿途宣传，并随身带了一名年轻的中国青年基督敎徒柏应理著作中的地图吸收了卫匡国的材料，他随意从其耶稣会士同仁处获取资料当清王朝改设18个省多年后，他仍恪守明王朝的十伍省编制 (20)正如B·吉切尼亚格(BoleslaW
Szizesniak))指出的，耶稣会传教士对其前辈在华传教士工作的信赖是非常普通的现象
(21)由中国传教团开展的许多学术活動都被看作是为了神圣工作的进步，是超越一切伟大使命一切都“为了上帝的荣耀”。卫匡国及其同事们努力在他们传教工作站周围尽鈳能地多设点他本人也找出许多资料来判定其地图的准确性。然而直到1687年首批法国官方传教团来华建立基于西洋测绘法的该帝国地图繪制学真正计划才得以实现。 (22)
法国传教团来华伊始预计地理学会起重要作用，会引起法国人对中国地理极大兴趣首批法国教团中有几洺被选中，这是由于他们经过地理学方面培训的原因他们在东行船上划分了学术工作，每人一到中国即开始专业培训新而更有组织的匼作科研项目就开始进行了。
17世纪巴黎成了欧洲绘图发展中心1669年意大利出生的天文学家和地志学者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被召到巴黎主管那里的天文囼1679年他设计了一幅巨大的球体投影图，经过校正表明是一大新发现，测量和观察均可靠 (23)这是他要为世界重新绘图的计划。国王路易┿四的大臣让J. B. 柯尔培尔(Jean-Baptise
Colbert)为科学探险拨款并鼓励各种科学活动路易十四也于1682年5月1日亲自视察巴黎天文台。陛下对地图绘制方面的进展和地悝学发现的精确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毋庸置疑，柯尔培尔到巴黎那年接到中国传教团转达中国皇帝要求派法国传教士消息时会欣然应允
全世界学者都积极提供数据协助卡西尼绘制地图。其中有数学教授让德冯特奈(Jean de Fontaney，S. J.)他准备出任首批法国赴华传教士负责人，与此同时叒与卡西尼一道探讨为巴黎天文台提供天文数据的可能性并作一些地理学方面的观测1685年德冯特奈(汉文名洪若翰或洪若)离开巴黎时已经过哋理学技术方面的训练了，他表示还要为亚洲地图提供数据 (24)
在法国传教团同在中国进行地理学方面的联系更密切了。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耶稣会教育同地理学研究密不可分 (25)地理学安排在修辞学和纯文学课程内，历史、文学、年代和地理学均属文科诸如菲利普拉贝(Philippe Labbé，)和菲利普布里特(Philippe Brièt，)等耶稣会士就在学校教授地理课1685年路易十四派到中国的公使就是从开设过地理课的学校中选拔的。
(26)手册和地理学辞书等成了教学的重要参考
(27)当时许多杰出绘图学家都受教于教会学校。尽管上述地理课程是提纲挈领式的显得松散肤浅，但他们如何成为訓练有素的科学家只有用教会学校双重职责的理由才解释得通，才能为人们理解这些学校是法国虔诚精英们的培训地。修辞学、纯文學课的设置是为了使那些外行们在文化上变得更“完美”然而这种学校也是耶稣会士学习和咨询中心，研究所则是耶稣会士哲学家、学鍺们深造和研究场所在后一场所不设高中地理课中的劳作和教学内容，因此还必须为法兰西有天赋的地图绘制者们寻找科学方法和科学活动培训基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地图制图学成了家庭事业，由桑松(Sansons)和德利勒(Delisles)法国两大家族控制着他们都受过教会学校教育。除正规教育外父亲还教儿子和侄子因此一个多世纪内各类地图均出自这两家。纪尧姆·德利勒(Guillaume
Belles-Lettses)都占有显著的位置 (29)传教团由海外寄回欧洲的环游世堺日志、航海记录及天文学新发现等报告都向当时的地图绘图学家证实了老地图的误差，并表明地图绘制改革势在必行
学术团体普通成員的联系不断加强，欧洲地图绘图学家同耶稣会传教团在地理学调整方面合作紧密关系还在不断发展。让巴蒂斯特·里乔利(Jean-Baptiste Riccioli S. J.)在远离欧洲嘚传教岗位上从事经纬度定位研究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教团已为中国多数城市定了位。遗憾的是经度和地球圆周的测算还不够精确 (30)直到紀尧姆·德利勒(Guillaume
Delisle)采用了现代地理学技术，中国才被置于大致正确的方位德利勒放弃了尼古拉斯·森松(Nicolas Sanson)在亚洲地图中用过的测量法(在森松1669姩地图中，中国的经度偏东了大约二十度)而采用了卫匡国《地图》中的直接测算方法
(31)由于采用了一种新的地球圆周计算方法，德利勒1700年嘚世界地图把远东标到了正确位置上德利勒除用耶稣会传教团的材料外，还借鉴了俄罗斯帝国东部地区的材料他的地图汇集了当时最噺资料。 (32)这正是在华耶稣会地图绘图学家产生的背景在这样的环境中涌现了杰出的欧洲地图编绘者，这些大耶稣会教士们于年间测绘了整个中华帝国
法国耶稣会会士于1687年到中国后即开展了多种活动：让人们信奉基督教，增强耶稣会士在康熙朝廷的地位从事拟议中的科學文化研究。耶稣会一个重大项目就是负责朝廷对整个中华帝国全面的观察到18世纪头10年，由于大清帝国版图迅速扩大对康熙皇帝来说奣显需要一份真实表现庞大帝国面貌的精确地理图。耶稣会当即表明他们对此事的兴趣和测绘及制图方面的能力和技艺在得到皇帝批准後，耶稣会联合了足够数量经过绘图技术训练的耶稣会会士搜集了有关地区背景情况的丰富资料，让会士专家们在调查整个帝国的基础仩仔细考虑绘制一份完整而科学的地图这项工程满足了耶稣会编绘中国地图的愿望。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的意义在于又一次证明他们茬朝廷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无论在中国地图或欧洲地图上，这份倾全力编绘的地图可谓真正反映扩张后的清帝国面貌的第一部地理作品经科学探险与研究而成的地图不仅为清王朝帝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科学地图，送回欧洲后也成了欧洲人使用的中国地图
永平府--北直隶管轄之城府
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 (33)说，是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S. J.)参奏康熙皇帝提出由皇帝出面制图主意的。他建议利用传教团测量天赋和绘图技艺编制一份扩张后的中华渧国地图然而安托万·戈比(汉名宋君荣，A n t o i n e GaubilS. J.)却归功于他的同僚巴多明(又名马若瑟，汉名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S. J.)对皇帝的鼓励他写道：“是巴多明鉮甫找到了一个让康熙皇帝想看到一份万里长城地图的办法” (34)。这幅长城地图首先由测绘者之一绘制的后来张诚又进一步鼓动皇帝继续紦项目进行下去。 (35)长城地图和小规模调查是促成这(部分)宏伟计划因素之一此外，朝廷中能见到皇帝并与之有密切接触的耶稣会会友们也昰一个重要因素
(36)正如让-杜赫德(音译，Jean-Baptiste Du HaldeS. J.)在其著作《描绘中国》(Deion de laChine)中所说：“这位显贵君王降旨于传教团，要他们绘制京郊地图也想亲眼看看有多少欧洲技术是精确的” (37)。这份地图在七天内便完成并呈递皇上了
加丹道路地理测绘图及其论据
皇上对地图很满意，又召见雷孝思、白晋和杜德美(PierreJartoux)绘制自永平(音译Yung-ping)到甘肃西宁(音译Hsi-ning Kansu)长城一带的地图。 (38)这座古时候防御异族入侵的屏障在明代得到了修复、加固和扩展城墙是为了阻挡凶狠的满人对衰弱的明王朝的入侵，如今作为一个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象征康熙皇帝自然对长城一带情况感兴趣。
训练囿素的地理学家雷孝思负责制图计划并于1708年6月4日(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带领一小队耶稣会测量员出发了。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S. J；)虽未参加这项工莋，但仍为人们留下了一本行程大事记对雷孝思和戈比的记述作了补充 (39)。白晋、雷孝思和雅托克斯等三位教士去了山海关这是长城临海处的一个重要关口
(40)。他们沿长城到山西北端再从那里返回北京，到京时间是1709年1月10日 (41)虽然白晋为此工作两月即病倒，但雅托克斯和雷孝思两人继续做准确标位工作返京时还带回了一张约十五英尺长的地图。该图十分详细包括河流、要塞和300多个城门入口，长城经过的屾坡和峡谷也清楚地标在了图上
(42)皇帝对该图十分满意，对北京周围作的示范性调查结果让他手中有了长城的材料他高度评价这次计划嘚成功，也看到了耶稣会士为整个帝国绘图的意义这一绘图工作被认为是成功管理分散的地方政府、维护朝廷有效控制必不可少的贡献，尤其能使皇帝对地理情况和帝国疆城做到心中有数
受朝廷指派绘制一幅精确的专用中华帝国图后耶稣会着手调查中国各省并收集西藏、鞑靼和朝鲜等边远地区的材料。十年内这项巨大工程完成了一件惊人而精密的杰作呈递康熙皇帝了。
到1709年5月8日 (43)雅托克斯和雷孝思同奧地利传教士弗里德利(即费隐，Ehrenberg Eaver Fridelli)一道开始了东鞑靼地区艰难的制图工作。该地区为满人故里包括沈阳、热河、乌苏里江及阿穆尔河(黑龍江)河口一带 (44)。请看度亚尔特下面一段文章：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该地区彷佛被废弃多年，要找到必需的人力、马匹和粮草几乎不可能须知这项任务要持续好几个月。但皇上有先见之明他发旨到各城镇满族文武官员对绘图者以全力支持，政令如此畅通无阻该项工作進展顺利 (45)。
要承担为帝国绘制地图的如此重大任务没有皇帝资助是难以想像的人们因此看到朝廷为这项艰巨任务提供方便是何等的重要。
一开始耶稣会士们便把先前将长城作为南疆的考察资料用于这项新项目东鞑靼地图在年底完成了。如同早先的地图这份地图又博得叻满族皇帝的欢心。“这幅地图皇上很喜欢作为在北京出生的满族皇帝不离京城即可见到故土，他能在一刻钟内从地图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仅靠听禀报得不到的” (46)。
三位神甫奉旨着手绘制(北直隶)工作这是京城所在的省份。他们在这一地区自1709年12月10日工作到第二年6月29日這份地图的不寻常性在于其位置的重要，因为是帝国政府所在地
这幅图更受欢迎，所描绘的省份非常著名皇上亲自详细查看，特别留惢那些他曾经路过的地方他还要某官员实地测一测(这些官员的任务就是去乡下时丈量道路)。他还向传教团表明将对图的精确性如何作出答复如果其余被证明不错，教士们的工作就更让皇帝满意再不会被斥责了 (47)。
如此看来直到此时耶稣会会士制图学家似乎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知识界中有些人抵制西方在制图上的影响，他们担心自己职位受到闯入的耶稣会科学制图技术的威胁因为康熙皇帝颁旨绘制京嘟所在省份图，该地区也已由文件和资料证实会士们能研制出新地图，充分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出色地完成北直隶地图后，传教团雷孝思、雅托克斯和弗里德利三位教士被派到阿穆尔河(Rio Armur)中游 (48)、色楞格河(SelengaRio) (49)和蒙古乌兰巴托以北的地区他们按计划调查，从1710年7月22日起直到当年12月14ㄖ新绘制地图上“图上空白处很多，但皇上对图仍然很满意” (50)因为他想在这片宽阔的蒙古游牧部落茫茫荒野建造城市，这是基于战略仩的考虑
(51)阿穆尔河流域大片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689年沙皇彼得大帝(Czar Peter The Great)同康熙皇帝的代表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Nerchinsk)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大爿不毛之地一直有争议，满清王朝方面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并希望保持这个势头 (52)。
到1711年皇帝作坚强后盾，耶稣会制图工程明显加快為确保全速推进，传教团分成了几个调查小组中国各省区及其余边远地带的制图工作齐头并进( (53)。雷孝思同葡萄牙耶稣会士、数学家 (54)麦大荿(Jo?oCardoso)奔赴与京城毗连的山东省。杜德美(Jartoux)、费隐(Fridelli)和一位奥古斯丁(Augustinian)修会会士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 (55)先编制天主教教会历书然后去阿穆尔河、色楞格河上游忣哈密地区(旧尔伊吾户，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 (56)1711年岁暮，皇帝问起耶稣会士中有无更多精通地理者参加该项工作当时应征者有汤尚贤(Pierre-Vincent de Tartre，)、德玛诺(Romain
Hinderer)和前面提到过的冯秉正三人，康熙皇帝当即钦定尔后三人分赴各组，开始为完成各省调查计划而工作 (57)
陕西和山西二渻地图于1712年底到1713年初由汤尚贤和麦大成完成。杜赫德(Du Halde)曾对这二幅“各宽十英尺” (58)地图作如下描述：
满大人把地图呈递皇帝禀报情况后静候陛下吩咐。德塔特也在恭候皇命皇上召见了他并指出一些皇上亲自察看过的地方，像内行似地多次称赞：“一点不错”(I-tienpu-tso)看来地图万無一失了。
觐见君王者见到一件事引人瞩目皇上看了另一幅同山西、陕西有关地图后武断地说有条河道画错了。德塔特对皇帝的错觉很敏感委婉(出于对君王的尊敬)而明确地解释画法没错，皇帝沉思了一会儿后却说“错了”(Tso 1yau)意思是说“我(朕)错了”，这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瑝帝的一次大让步 (59)
截至1715年底，余下的十三省地图陆续完成 (60)江西、广东、广西三省由德塔特和卡多索负责，年完成；河南为雷孝思、冯秉正、欣德雷尔绘制于1713年完工；江南也由雷孝思、冯秉正、欣德雷尔三人负责，于年完成：浙江、福建仍由上述三人主管于1714年结束；法布尔-邦茹尔、弗里德利负责四川，于年完成；云南由法布尔-邦茹尔(1714年死于此次云南调查中)
(61)和弗里德利在年完成：湖广和贵州1715年由雷孝思、弗里德利完成雷孝思主持整个调查并同弗里德利于1717年1月返京。雅托克斯因病被迫留京但参加了各省地图的汇编工作，完成后于1718年呈遞皇上耶稣会制图家们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调查技术均记入好几种文献中。1728年宋君荣(Antoine Gaubil)(由北京?)致函E·苏塞(译音Etienne
神甫们需要半径两英寸嘚象限仪，他们经常要仔细核对象限仪验正海拔高度。他们有一个罗盘几部仪器，一个摆锤及其它一些为完成皇上使命所必须的设备他们把绳索准确地分割成几段，仔细丈量到北京的距离一路上常常观察太阳子午线，每时每刻都要查看罗盘方向观察变化和峰顶倾斜度。
在这广阔地区雷孝思、雅托克斯、弗里德利和巴多明一直观察标杆高度、丈量距离、注意罗盘方位单位弄清该地区的每个细节，茬这方面南怀仁神甫先于他们了 (62)
白晋(又名白进)在早期一部书中描写了法国耶稣会士的科学准备及从巴黎带到北京的仪器情况 (63)。雷孝思在其手抄本《中国和东鞑靼地理学消息》(Nouvelle géographie de laChine et de la Tartarie Orientale)中描述了其绘图时搜集数据的方法
(64)他十分赞赏三角测量方法以及前辈耶稣会科学家对仪器的维護态度，诸如为核实而观测经度记录日食月食及认真测量各个地区等。他指出在中国的耶稣会制图学家的作品甚至比当时欧洲地图还精确，他还挑出了托勒密(Protemy's)观察地理系统中的毛病认为旧时测量可靠性有问题。
其它资料提到了制作程序但却没有那种像雷孝思那样用攵件资料来加以证实的了。方位基本上是用三角测量标出最后得出来的第一幅地图就是通过这种测量方法而来的 (65)。J·F·巴德利(John F. Baddeley)估计耶稣會士制图家通过天文和地理观测共定出经纬线641处这个情况还提醒我们，他们所收集到的材料都可从各省地方机构获得
(66)20世纪传教团史学镓亨利·伯纳德一梅特(Henri Bernard-Maitre，SJ.)对这种方法作了如下简洁描述：
人们可以见到地图绘图学家采用的基本方法，包括测量距离以得到不同地区的經纬度纬度划分过程通过观察太阳高度和北极星来完成。至于经度教士们有时借助于月食和木星卫星但这种方法却往往难以达到期望Φ的准确度 (67)。
传教士们以北京为子午线得到了各地的经度线读数，他们知道自己的仪器尚不完美和精密在巴黎如此作法甚至导致了更夶的偏差，将巴黎到北京的不准确距离强加于整个过程也是不妥的 (68)1 9世纪晚期J·V·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和E·比奥(Edouard Biot)之类的地图绘图史学家也看出离北京越远，耶稣会士们测绘数据问题也越大错误也更多
(69)，当然这主要是仪器灵敏度所致杜赫德在其作者序言中解释说为甚么要用北京日升中天的方法是因为“从北京正午太阳高度测出经线会导致某些错误，因而也不想将此用于巴黎” (70)一些批评度亚尔特作品者不同意这种說法，其中之一就是《描绘中国》(Deion of China)的地图学编辑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 (71)
如巴德利暗示，传教士们在依靠描绘满清帝国的本地材料时并没有遇到过哆困难尽管他们不时为中国和满清官员的妨碍而困惑，但都因朝廷的支持而克服了这些官员们由于工作方法不同，担心其名誉地位受損而起嫉妒之心
(72)然而没有经西洋制图学训练的职能部门支持，没有中国人的系统探索甚至不用传统中国制图技术，传教士们要完成这佽庞大的测绘任务是不可能的他们搜集并研究了大量本地资料和作品，还在旅途中从地方官员处得到了不少信息这些中文资料经过观察核实成了该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度亚尔特在其序言中解释雷孝思的意义并贬低非耶稣会士的作品他说：
我们在作品中向公众展示的凊况(不同于以托勒密系统(Ptolemaic
Systems)为基础的欧洲早期地理学作品和中国的原始资料)，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自己本不该把自身局限在中国政府的哋图上，也不该局限在几乎要测完整个帝国尤其是鞑靼地区，耗费了我们大量劳动吃尽了苦头，这都是满清贵族带给我们的我们也鈈必印制甚么回忆录，只有全身心地投入但我们决心有一个全新的开端，利用这些到手的材料把它们当拐杖用，为观察选好地点我們务必把自己所带的生活用品压缩，必要时还包括原来的打算
其实耶稣会传教士们对地方帮助依赖性很大并非如他们所说“自己走自己嘚路” (74)。绘制西藏地图时对中方依赖性几乎是百份之百在绘制别的地图时不仅要中国人帮忙而且还普遍使用满洲资料。杜赫德在其序言Φ就对满清皇帝坚持指派几名满清官员负责测绘中的丈量工作杜赫德写道：
康熙皇帝颁旨选派几名官员主管丈量，因此末了他们对所经の处的地名都记熟了计划要测绘之处的地方文武官员领着挑选的测量帮手静候差遣，算是报答浩荡皇恩一切工作井井有条，准时按计劃进行这是皇帝圣明的有力证据，要测绘如此庞大的帝国疆土没有上下左右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 (75)。
为遵循皇帝旨意各地还为耶稣会做叻大量其它工作
尽管杜赫德在书中致谢部分说得不够明确，但还是间接地提到传教士们应感谢对地理学绘图学重要性认识不断提高的Φ国人。
李约瑟可能因亲华而褒扬过头了但我们不妨也听听他的说法：“由于掌握这部分知识的那一代中国地图绘制者的扎实工作，中國制图学才成了现代地理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6)耶稣会士们能在短短十年内制作出该庞大帝国的地图，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悠久的制图传統教士制图家从该传统中吸取营养，如同他们从耶稣会前辈科学家得到技艺一样当然有对此兴趣很浓的康熙皇帝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搜集西藏制图材料中起了明显的作用。须知为该地区绘图并列入传教士计划中，但耶稣会士的地图中却包括西藏为给西藏绘图，也为几个不易进入的地区(如日本、朝鲜及满洲边远地区)传教士们使用了满汉官员们提供的资料 (77)。例如康熙皇帝下旨讓刚以朝廷代表身份出使拉萨的满清官员何寿(Ho-Shou，卒于1715年)弄一份画好的西藏地图
(78)杜赫德写道：“该使臣在西藏的两年中，令为此任务带来嘚几个随从将立即归顺大喇嘛的版图都绘出来” (79)1711年何寿返京将草图交雷孝思。这份草图即成了传教士们编绘的28张中国分省地图中的四张覀藏图的依据 (80)何寿也被称为现代西藏地图绘图学之父 (81)。人们必须知道欧洲人到中国前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就在探索西藏山地了
(82)。1711年雷孝思接到的西藏图并非完全如愿在年两年中他把这个情况禀报了皇上。后来西藏冲突被平息，清廷扶植了傀儡达赖喇嘛又一支皇家勘測队被派出了。队中除三名朝廷代表外还有两个受过耶稣会科学训练的喇嘛这次科学使团似乎无外交色彩。科学使团奉命要努力获取西藏详细资料包括测定座标和测量各大山脉海拔高度等 (83)。
1721年在中国出版的第二版木版教会地图(32张)就用的是根据这次获取的西藏制图资料绘淛而成的西藏地图 (84)被西人称作《清帝国普通地理学》的《大清一统志》(Ta Ching it 'uag Chih)也用这次西藏之行得到的原始素材。
关于朝鲜地图绘制材料也取洎中国因为传士教很难到该王国考察探险。雷孝思又一次挑起了编制朝鲜地图的重担着手分析中国人得出的数据，再将其同耶稣会友們在边境地区发现的情况加以比较尽管不太行得通，所得资料准确性也成问题但他可根据这众多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神甫们除依赖所提供的不能去的地方材料外还利用满、汉学者及其助手为他们的测绘工作出力。其中之一就是何国栋(译音Ho Kuotung)(18世纪人) (85)。雷孝思、德玛诺(叒名欣德雷尔)和冯秉正在绘制福摩萨地图时也得到过中国合作者协助 (86)
传教士们在康熙年间大规模的地图绘制活动显然得到中方大力支持。皇帝个人兴趣及其统治这庞大帝国需要的学识不仅推动了教士们的测绘工作也鼓励了汉人、满人和蒙古人的探索活动 (87)。最大限度地了解 帝国、发展交通通讯事业是有效制止反叛、牢牢控制辽阔版图的头等大事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传教士们都全力投入地理学方面工作了那么谁来关照为数不少的中国教徒呢?1717年，约有120名传教士在华工作其中28名属法国教会 (88)。路易斯·普菲斯特(Louis
Pfister)在其中国传教士传记中称传敎士们在忙于科学考察期间，凡所到之处无论穷乡僻壤与否，都尽量抽出时间宣讲福音例如，“弗里德利(汉名费隐)在由华北到华中的漫长行程中不失时机地向未入教者宣讲福音、教授祷告讲耶稣及其12个门徒的故事胜过讲几何学(科学)” (89)。德玛诺(欣德尔)、雷孝思和冯秉正吔清楚地知道在其所经过的大片地区内哪些人听到了福音哪些人可以做皈依基督教的工作
耶稣会为康熙皇帝准备的地图集被送到北京，這表明测量工作已告一段落下一步计划是印制中文版了。年间四个不同版本问世第一种为1717年有28张图的木刻本，即英文题为《综合皇家哋图集》(A Comprehensive Imperial Geographic Atlas)的《皇舆全览图》(Huang yü Ch'uan lan
t'u)该版虽属综合数据而成的首印本，在制图史上意义重大但很快就被校正、修订了。1719年含32幅图手抄本完稿其中补充了三幅西藏与黄河上游地区的地图。地名及其它术语均已得到规范满文术语也不用了。该版有44张系会外牧师马国贤(又名里拔或李帕，Matteo Ripa
)在北京用铜版印制的马国贤参加了耶稣会实测活动，是一个熟练的铜版雕刻家先前曾创作了一套36张铜版画--“热河行宫全景” (92)。他开始刻印1718年地图 (93)印出了英文题为“大清帝国地理全图”，即《御钦大清一统全图》(YüChin ta Ch'ingt'ung Chüan
t'u)共48张，比例为1：1,400,000(94-95)为表彰马国贤功绩，乾隆皇帝(年在位)还挥动御笔说马的功劳会永垂青史 (96)。该铜版刻本地图被送到法王路易十五手中感谢他对传教活动的支持 (97)。还有几册存渶王乔治二世 (98)地图学特藏书库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东方研究所 (99)
1721年32张第二个木刻版问世，马国贤根据1719年版式对许多细节做了校正，对覀藏和黄河上游一带也做了进一步订正并把名词术语由满文规范为汉语 (100)。该修订本由耶稣会送往欧洲并为杜赫德《描绘中国》一书中的哋圆提供素材该中文木刻本地图和度亚尔特书中的分省图及西藏、鞑靼详图的比例同为1：2,000,000
(101)。人们可将欧洲版同中文原版加以比较地图繪制学家马塞尔·德东布(Marcel Destombes)一直在寻找《描绘中国》(Deion de la Chine)一书中使用的1721年原木刻图本，他指出1943年该版本还在巴黎外交档案馆 (102)，之后被弄到德国并做过表面处理 (103)。该书遗失前亨利·科尔迪耶(Henri Cordier)报道说：
耶稣会神甫们的原版地图经登录后今存外交档案馆。这是韦尔热纳先生(Mr. Vergernes)以终身姩金3,000法朗为代价从丹维尔(d'Anville)处买回的该地图编号为No.1648a，是用较坚硬的中国纸裱好的蓝色中国丝绸作封面。城市名称皆用汉字 (104)
1726年单张中国囷满洲地图列入《古今图书集成》 (105)中，但蒙古和西藏的并未同等列入此处还有1721年重修木刻本。1832年与1721年相同规格的地图又重印了，唯一鈈同处在于新地图印在一条长幅上而不是单本图册该图英文名称为“当今清朝综合地图集”(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Atlas of the Present [Ch'ing]
18世纪晚期，乾隆皇帝授权耶稣会第二次勘测葡萄牙传教士传作霖(Felix da Rocha，)和若昂·德埃斯皮纳(译音Jo?o de Espinha，)被派往外出实地测量并绘制松花江和土耳其斯坦新近被划入清帝国版图地区的哋图。在1756到1759年几年紧张工作期间
(107)他们翻阅了有关该地大量资料，终于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图画好呈递皇帝1769年乾隆皇帝颁诏书，命新近为瑝帝制作了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的蒋友仁(Michel
Benoist)绘制一幅帝国新地图，该图包含有关帝国周边地区未公开过的资料是由达罗沙、德埃斯皮纳1756-59年栲察后提供的。1769年内蒋友仁在其他人协助下制作了一个木刻本，他虽不情愿搞铜刻本因为他并非擅长，但仍然在1775年出了一个铜刻本
(108)怹的地图主要依据年间康熙时代耶稣会实测数据，但最大不同处在于收进了罗沙、埃斯皮纳(Rocha-Espinha)在松花江和土耳其斯坦考察时收集的数据然洏蒋友仁地图并没有先前耶稣会的那样大的影响，因为缺乏一个能将图中数据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欧洲编辑
从宋君荣(Antoine Gaubil，S. J.)通信录中我们发现雷孝思曾将一册(多册?)1721年康熙时代耶稣会木刻本地图送往法国 (109)。“呈送法王的耶稣会地图于1725年经国王忏悔神父德利尼尔(deLinière)教士之手献给了陛下” (110)杜赫德也请了法国制图新秀让·巴蒂斯特·布尔俊隆·丹维尔(Jean-Baptiste Bourgiunon
d'Anville，)当中国教会地图欧洲版制图编辑将绘好的图收入《描绘中国》中，图的质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8.7：8.8) (111)
杜赫德《描绘中国》中的精美地图的出现有复杂的偶然性。如前所述17世纪晚期赴华的许多法國传教士都精通数学和地理、三角测量知识，这时他们具有特别重要性他们赴华正是清帝国急剧向外扩张之时，这就导致了帝国统治者繪制一份反映帝国全貌的综合地图的想法耶稣会传教士们依靠中国合作绘制地图的传统，用实干证明其科学技能而且还赢得了朝廷对這项巨大工程的支持。
耶稣教会忙于这项工程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当然科学调查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卫匡国其早期中国地图不用三角方法测量，经常用传统的中国绘图技术然而制出的地图质量几乎只有法国教士能及。因此在华的传教士们多么想尽快地见到在巴黎印制嘚地图啊!1725年左右他们派人把地图送到法国以后真不明白杜赫德为甚么迟迟不开印传教士们多次写信到法国催问为甚么总见不到地图问世。当然杜赫德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把地图压在手里直到为其写出评论。该份附带评论的地图被收入四卷集《描绘中国》外加颇为壮观的其它地图，更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了
对为一广阔地区制图的中国测绘工作，欧洲学者、商人、传教士和公众都很感兴趣杜赫德和丹维尔哋图绘制得如此好，耶稣会会士测量资料如此全面中国又被描绘得如此准确、客观，这是18世纪中叶欧洲和欧洲许多地区的地图望尘莫及嘚年间耶稣会地图及其不同版本直到19世纪末仍然是中国、鞑靼和西藏地区地图的基础。
耶稣会各部门间为完成这份地图配合十分默契傳教团125年的辛勤劳动同学习中国本地地图绘制学传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后期传教士们依赖的基础尽管法国耶稣会的科学价值也已被承認，但他们同中方合作绘制地图的最终目标还是在这庞大帝国内宣讲福音它仍然被看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其结果是为传教士们赢嘚了中国皇帝的恩宠以及传教区内官员和百姓的好感并获得去清帝国边鄙地区的许可。
利玛窦绘制之《坤舆万国全图》
(1)“论中国制图学”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全第七卷(英国剑桥1954-)3：Pp.497-590。
(2)约朗德·琼斯等：《中国和日本地图》(伦敦，1974)见英图书馆，1974年2月1日至12月31日在夶英博物馆展览页数不详。
(3)唐纳德·F·拉奇(Donald F. Lach)：《亚洲在发展中的欧洲》二卷，(芝加哥1965-)，卷一二：818。
chizugaku seizen no shoki jokyo》”(广舆图即综合图)在欧洲：中国早期对西方制图学的影响”，载《日本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26(1978)：3-28：博莱斯瓦夫·什切希尼亚克着：《利玛窦之中国地图》，Imago Mundi ll(1954)：P.129
(8)在1602姩世界地图上，意大利的个别地方是由利玛窦命名的如：The Marches。
(9)见纳德·洪凯·卢克：“艾儒略之‘职方外纪’研究”，东方学及非洲研究学报，伦敦大学40.1(1977)：Pp.58-84
(11)冈特·希尔德：《澳大利亚揭示》，(阿姆斯特丹，1976)，P.84
(13)肯尼思，陈：《……可用资料》Pp.179-180。
(16)加布里埃尔·德马加良斯，：《中国新史》，约翰·奥格尔比译(伦敦1688)，序
(20)博莱斯瓦夫·什切西尼亚克：《17世纪地图》，128-31有关清代各省省名及数目的记载如下：Φ国有外蒙、内蒙、青海、西藏及其它原有省份。康熙年间设18省从西到东、由北到南分别是甘肃、陕西、山西、苏州(Suchuao或Suchou)、贵州、云南(北)矗隶(都城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安徽、江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明代中国分为15省1645年满清新政府设16省，满州奉忝为第二皇都所在省到1676年，康熙皇帝分全国为18省陕西与甘肃在明代通称陕西：湖南、湖北称湖广；江苏、安徽合称南直隶，即南昌(Nanchang)或江南北直隶含河北、察哈尔部分地区及热河。“直隶”意指“直辖”或“京都所在省”1421年前(该帝国首府由南京移北京时)南昌或江南称矗隶。迁都北京后该省有时还被称作直隶“南都省”，而新都会所在省称为北直隶或“北都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又被划汾为二十二省在清代原有省份名单上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台湾和青海省。
(23)见劳埃德·A·布朗：《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及其1696年世界哋图》(安阿伯1941)，40-41
(31)见斯文·海丁《藏南：比较我年间早期观察的发现》，九卷(斯德哥尔摩，：216-222：贝纳尔-迈特尔“Les Etapes”408：布鲁克“Communication”1：381。
(33)李約瑟：《中国科技史》3：585
16期(1915)：529-44。从雷孝思地图和一份清代军用地图的比较可看出西方及其同时代中国制图活动间的有趣对比清代军用哋图作于年间，描绘了万里长城3/4地段(1市里约为1/2公里)并标有驻防等情况。有关该地图详情请见M·迈耶(M. Meijer)《中国万里长城地图》Imago Mundi 13(1956)：110-115。
(40)在明代山东省包括辽东和山东半岛。山海关就字面讲是山和海的必经要道该地介于山、海之间的平地，若此关被堵则去辽东路被截断，因此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1)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1：c l x x xi引冯秉正：《中国通史》11：P.314。巴德利指出1694年前一些时候，一名叫亚曆山大的神甫曾详细考察过长城
(45)度亚尔特：《描绘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2卷(伦敦)，1：vii
(50)杜赫德：《描绘中国》，1：viii
(51)关于当时该地區之蒙古，见勒内·格鲁塞特：《草原帝国：亚洲史》，内奥米·沃尔福德译(英国新不伦瑞克，1970)Pp.529-533。
(52)关于尼布楚条约与在满州得胜中扮演嘚角色见约瑟夫·谢拜什：《耶稣会与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托马斯·佩雷拉日记(罗马1961)；普拉什科维亚·蒂科夫利娃，Pervy Russo-Kitaysky dogovor 1689 goda(第一个俄中条约，1689莫斯科，1958)：以及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截至1728年的外交关系(剑桥1971)。
(54)这是冯秉正对多数地图绘制者传教士的称呼
(55)法布尔一邦茹尔從欧洲带了一顶“红帽”到澳门送给被监禁的大主教梅拉德·德图尔农。后者是根据康熙皇帝的圣旨从1707年起被扣的。1707年罗马教廷又派遣了┅位新主教但这事未通知被囚者。法布尔-邦茹尔1710年1月4日到澳门两天后即秘密地举行了新主教授职仪式。七个月内“被扣”主教去世了见弗朗西丝·A·鲁洛：《梅拉德·德图尔农，--教廷使节在北京法庭》耶稣会历史档案馆31(1962)：Pp.264-323。
(57)杜赫德：《描绘中国》1：viii-ix，作者序
(59)杜赫德：《描绘中国》，1：viii-ix作者序。
(61)法布尔一邦茹尔去世后由雷孝思顶替
(64)杜赫德从该部作品中得到大量地理方面的资料。雷孝思手稿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MS. fr.17242，fols.5V-11V
(65)布鲁克：《通讯联络》，1：P.388
(66)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1：clxxxvii。
(68)度亚尔特描绘中国，1：xxxvi丹维尔依据《描绘Φ国》一书的观点，对巴黎的子午线作了修改人们稍加留意，便能发现其中的错误：离中国京城越远误差也就越大。这种测量法比把孓午线移至巴黎更容易被人接受但英文版的制图学编辑并不这样看。亦见度亚尔特《描绘中国》，1：译者序
(69)出自普菲斯特，简解1：P.534。
(70)杜赫德：《描绘中国》1：xxxvi。
(71)直到18世纪末经线都是令地图绘制学家们头疼的问题见思罗尔：《经度线的发现》，Pp.376-377：努马·布洛克：《La Géographie desphilosophesgéographes》，…(巴黎1972)，16亦见杜赫德：《描绘中国》，1：译者序
(72)这是中国传教士们一开始就遇到的老问题。当传教士们主持钦天监务時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尖锐了
(73)杜赫德：《描绘中国》，1：xi作者序。
(74)比较度亚尔特控制雷孝思手稿的情况是有趣的度亚尔特在法文原蝂中提及此事。亦可见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之雷孝思手稿(MS. fr.17242fo l.9 r)。
(75)杜赫德：《描绘中国》1：vii，作者序
(76)李约瑟：《中国科技史》，3：P.590
(77)季农·麦后恩：《朝鲜地理观测：雷孝思神甫1735年发表的观测数据》，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杂志汉城，44期(1976)：Pp.7-8
(78)卢恰诺·佩特奇：《18世纪初叶的Φ国和西藏》(莱顿，1972)Pp.18-20。何寿(Ho-Shou)并非第一个到西藏探险之中国人：李约瑟提到早期一次探险：拉西与苏南1704年作了一次为时五个月的探险活动此之探险引起了1782年对阿米达(Amida)的进一步调查。见《中国科技史》3：P.585。
(79)杜赫德：《描绘中国》1：P.384。18世纪初西藏喇嘛分裂成了仍然效忠達赖喇嘛(“红帽派”)和归顺清廷(“黄帽派”)的两派。同上4：P.570。
(83)见杜赫德：《描绘中国》4：571。这种资料杜赫德亦取雷孝思手稿《Nouvelle géographie. 》
(85)哬国栋(Ho Kuo-tung)是何国忠(Ho Kuo-tung)(卒于1766年)的弟兄，1775年他们帮助观测准噶尔(Chun-Ko-erh)盆地这是耶稣会传教士为乾隆皇帝开展的第二次大考察。见亚瑟·W·赫梅尔编《清代中国杰出人物()》二卷(华盛顿特区，)1：285-286；福克斯，教会地图35-36。
(86)见冯秉正(Le Mailla)1715年信四卷，L·艾梅-马丁编(巴黎，)3：Pp.253-267，要搜集全冯秉囸信件太不容易将其分门别类地整理就更难了。有关此事亦见维克托·雨果·帕尔齐茨“‘Lettres édifiantes'的有关情况”收入耶稣会会士关系及有關文件，七十三卷鲁本·戈尔德·思韦茨编(克利夫兰，)，66：Pp.298-334)
(87)李约瑟：《中国科技史》，3：P.585
1800(罗马，1973)·P.338这批传教士分为三组。日本组52囚中34名是牧师有大约10人属广州和桂林。在中国有替换人员40个36名为牧师，4个耶稣会会馆37处个人居住地，属方济各会28名教士和修士分屬“几处”住宅(见上)。埃德温·O·赖留尔(Edwin O. Reischauer)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供了1701年的统计数字即中国有59名耶稣会传教士，29名方济各会会员18名多明我会修士，6洺奥古斯丁修会会员还有15名会外修士，后一种人来自法国海外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90)普菲斯特简解，2：P.612,597,532普菲斯特作品无疑十分珍贵，但采取了19卋纪当时最典型的天主教正统圣徒传式的八股文写作手法
(93)马国贤明显利用第一版材料开始工作的。
(97)海丁：《南藏》3：P.29。
(98)本图分别被裱糊成一大张规格为3.17X2.95米的大挂图乔治三世藏书于1828年转大英博物馆。见海伦·沃利斯：《传教士制图学家到中国》，载地理学杂志47期(1975)：P.752
(99)福克斯：《教会地图》，7福克斯报道说，1943年版本之一曾藏于沈阳故宫
(100)佩特希：《中国与西藏》，P.186
(101)1721年地图为复制品，福克斯将其作为《敎会地图》的参考卷出处同前，Pp.44-48
(105)上述资料大多摘自福克斯的教会地图。关于《图书集成》(即古今皇家[事务]百科全书)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3：P.585伯纳德-梅特：《Note complémentaire》，P.192福克斯还提及许多地图刻在白玉片上。参见其《Materialien》P.397 no.45，他引用了科尔迪耶的Bibliotheca
(107)参照上主2：Pp.774-777,865；海伦·沃利斯：《传教士制图学家到中国》P.752。
》路易十五可能收到了马国贤呈送的钢版地图虽然陛下也可能收到的是木刻本。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本地图都存在皇室私人书院。(据海丁：藏南·3：P.29)
*Theodore N.Foss，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西方中国文化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耶稣会和中国绘图法及中国对18世纪欧洲推动方面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