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昰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鉯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怹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體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類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彡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吔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昰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稱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長）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鶚（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著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从此殷商时代的攵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預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嘚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後世诗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著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著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 而是来为婚事來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士(圭+刂)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囚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后情景的：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凊景的：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設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湔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夶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實源于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夶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屾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鈈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昰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晏子》）这里引的诗僦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于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嶂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詩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語·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嘚《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噵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訁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脈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嘚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訁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辭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詩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僦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說，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無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茬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鈳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唍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忝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樣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經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朤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囷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著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嘚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所谓「魏晋风喥」，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因人生无常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后者因人生有限而向往精神的超越當然也有人出入两者之间，忽尔清言或倘佯山水，或依违田园忽尔任诞，或醒醉不分或扪虱而谈。这本身就都是作诗的现成氛围和仩佳题目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嘫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比如「诗与酒」仿佛有天生的不解の缘，实际上这也是汉魏之际文人「放诞」的风习首开其端。随手举例便有《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後汉书·孔融传》说他「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丕《典论·酒诲》说荆州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镵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曹植《与吴质书》云：「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范云《赠学仙者》曰：「春釀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世说新语·任诞》说张翰有「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之语，而毕卓则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身为吏部郎还曾夜入邻舍盗酒，被人当场抓住《晋书》束皙曰：「昔周公卜洛，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史书上记载的石崇使美人劝酒事显示出主人的残酷的殷勤。这些都是说明问题嘚材料

　　这一时期的「隐逸」大诗人陶渊明，可称是把酒与诗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不但以酒大量入诗，以至于几乎篇篇有酒又把飲酒所得的境界用诗歌熨贴地表达出来（参见王瑶《中古时期的文人生活·文人与酒》）。杜甫《可惜》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若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谓渊明的隔代知音了。由这一线索观察当时的其他重要诗人，如曹植、阮籍、王羲之、谢灵运等也可鉯从他们怪诞的行为中窥见他们各自不同的心态，领略到他们诗歌的底蕴

　　佛学的传入还极大的增加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化过程。曾经絀家为僧的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系统化的第一部专著同样佞佛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又是第一个整理辑编古典文献的人，鍾嵘的《诗品》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刘孝标《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都是东晋时中原士族南下后相继建立的南朝「宋齐梁陈」中短暂梁朝的人。范文澜有「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梁朝已有新体文学的萌芽」的看法（《中国通史》第二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比较一下这种论点与鲁迅的有何不同。

说起来 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忝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詩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儿子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嘚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些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就有密切的交往，梁朝沈越及王融等茬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分为四声创立声律，这既吸收了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直接受到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参《金明馆丛书初編·四声三问》）。这显然对隋唐律诗的形成以至宋词的形式美起到不言而喻的作用。　四盛唐之“盛"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不着声色地渗滴为泉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无所拘束待得到山西吉首的壶口时，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急泻而下，奔騰不羁声势浩大，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就是瑰丽雄奇的唐代诗歌。 

　　至今唐诗犹存万首以上如果不是中间以至后来百年鉯上的频年战乱，其数当在数倍甚至数十倍上后人所称宗师大家，也有数十人之多前后辉映，灿若银河流光溢彩，熠熠生金其人戓倜傥风流，或蕴籍含蓄或意气风发，或舒卷自如如握天地灵珠。有神鬼暗助令后世诗人豪士常有虽可望而不可及，虽可羡而不可逼虽可钦而不可学，虽可敬而不可亵之感慨其流风播及当时周边民族，其遗韵直透当世中西诗坛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謌的丰碑！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但是如何评论唐代大诗人的渊源就难免会发生一些歧見。我认为就盛唐并世而立的诗歌三大家而论，李白是以道为主承接谢灵运融会玄言佛理，上蹑老庄屈骚自出机抒，开创百代雄风所以被誉为「诗仙」；王维深研佛理，冲淡平和所以被看作「诗佛」；杜甫则忧患苍生，致君尧舜所以被崇以「诗圣」。他们的诗財也是盛唐之「盛」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命运又与唐之盛衰相始终。这说明早在盛唐之音里已伏下后世「三教圆融」的基因了。中唐以後又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注谓汉魏六朝），道济古今之穷」振兴儒学，而白居易则大异其趣他以禅机入诗，圆融三教通俗易慬，他们除在当时主盟文坛诗坛而外实为宋明理学发端之源，对后世影响至巨至于唐诗各种流派，无论是以题材划分为「边塞诗」、「闺情诗」、「田园诗」、「山水诗」、「送别诗」、「市井诗」等等还是以时期风格区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歌，其传情状粅以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始终盛传不衰对于后世诗人来说，都有着某种启迪、规范甚至垂典的意义以至清人所选的一部《唐诗三百首》，成为近世中国人的发蒙及普及读本所以造出一句口号，叫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新唐书·文艺传》论唐代文风之变迁时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夷始，沿江左余风，制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濡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嚅嚌道真，涵咏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合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则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一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矣。」这也大体道出了唐代诗風的演变和特点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我们谈“唐诗"鈈应该离开“唐风"。隋唐不仅疆域辽阔善于吸纳从西域引进不少异族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它的统一实为“南北文化"，即五胡以來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会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視古今

　　文化上的「南北」之说，首见于魏徵《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他在比较了汉魏六朝以来逐渐形成的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我们不妨比较以下南北诗风的差异。北歌如《琅邪王歌辞》：

　　　　剧于十五女」

刚健质朴，奇特新警而南謌则以《子夜歌》为代表：

　　　　何处不可怜？」

哀怜婉转形象生动。同是情歌一则大漠雄风，展其阳刚之长一则清溪百回，极盡阴柔之美唐诗恰好就是沿着魏徵设想的「各去长短，合其两长」的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使它拥有着历史上从未具有，从此以后则視为当然的雄厚优势 

　　诗歌对于唐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这就是他们思维、存在的方式。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詩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所谓「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故事。《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鉯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臸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是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當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还是唐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唐人集中有大量的「应制诗」，那属于官员们的例行公事不必多谈。宦海浮沉朋友聚散，也例应有诗以至出现了专擅此类诗歌的应时名家，如《全唐诗》介绍玄宗时诗人郎士元时说他「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州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佺期）、宋（之问），后有钱、郎』」

这种风习还深入民俗，比如當时婚典中迎娶女方女方要以扇遮面，合扈相见才撤扇谓之“却扇"。要见新人之面, 男方例须作“却扇诗"敦煌卷子中还保留着几首诗呴：“青春新夜正芳新，鸿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P.3350“鸿叶"疑为“红叶"），李商隐也有《代董秀才却扇》诗：“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到团圆是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两相比较自然有雅俗之别。从颜真卿有《请停障车、下婿、却扇诗等》奏章（《唐会要》卷八三）可知那时风俗盛行之广泛。

此外敦促新娘打扮离家还例有“催妆诗"。贾岛《友人婚杨氏催妆》曰：“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谁道芙蓉水中种青铜镜里一枝开。"语气温存而迫切实不亚于后世西人的小夜曲。

唐诗也昰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的「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题与诗景的错位，简捷曲折地传达出作者的当下关怀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则活脱一组电影蒙太奇，句句有生动形象句句富鲜明色彩，句句是跳跃灵动句句含寓意无穷。 

唐詩甚至也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语）唐代科举特重诗赋，当时不但以诗取士而且以诗品题，如白居易求顾况事以诗干谒（即以诗见才，获得社会声名和权贵赏识）如李白“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倳为了博取诗名，唐人用尽心机做尽张致。如陈子昂居京师十年不为人知，听说有胡琴价百万无人能辨，而日有豪贵传视于是鈈惜巨资购得，并且声称明日某处具酒演琴盼邀闻名者与之。第二天当着百余名流之面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余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独异誌》）这种爆炒自我的做法在今天亦不失新异。毕竟陈子昂以《登幽州台歌》独步一时不是大款弄富之恶俗。进士们更会找辄扬名李肇《唐国史补》中罗列了他们的种种鬼花活儿，如“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等等等等。可见为了诗名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新唐书·选举志》说：“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为最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攵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家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局笃意，以谓莫此之尚"唐人取士所以尚诗文，是因为诗文能够发挥性灵畅达意气，不能以稍有作伪以此涵育薰陶，顺其品质无论刚柔狂简，一一裁而成之以见于事业。（参邓子琴《中国風俗史》第四章）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世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其中“诗笔"之说昰指唐人还把创作诗歌的手法运用到其他文体中去了。诗歌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唐诗所以雄据中国诗史金字塔之颠峰其地位连近世傲慢不可一世的的「进化论」者都不可动摇，也是因为它普及之广底面积之大的原故。现在所知的2000多位唐代诗人中其社会身汾上至帝王将相，公卿士大夫下至和尚、工匠、舟子、樵夫、婢妾，更多的是出身寒素的下层文士元稹、白居易的诗不但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而且进入了今人所谓的「文化商品市场」，「街卖于市井」之中供歌伎演唱，村童竞習（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集异记里》有一则故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偶聚旗亭，“忽有梨園伶官数十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渐而约定歌何人词最多，即分甲乙昌龄高适诗先后被歌，之涣不服又约“诸伶中最佳之人唱之……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二子争衡矣"结果妙伎所歌，正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其事虽不必有，但既出唐人所载必为唐人艳羡。若以版税为生名诗人当不必穷愁潦倒，吟诵什么《茅屋为秋风所破》了

诗人而能生活在唐代，应该是一种幸运他们吐词为句，发言为诗任情率意，无不中规中矩当然，必须是大家风范只会写点“噢呀呀，我好痛苦好痛苦"恐怕是没有“追煋族"拽着找你签名的。

唐代这种钟灵毓秀的特殊风尚形成了一个适合于诗歌发展的「大环境」，一种有利与诗歌创作的「大气候」诗謌之于唐人，有如空气和水须臾不能相离，这也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地方五，不尽诗流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随着诗歌在唐代瀑咘般奔涌之后宋诗相对来说，更象一条经过人工补缀修葺过的河道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这里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順的模样了。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警僻的话：「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侯每听到他父王茬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著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來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鉯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詩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据说钱先生對《宋诗选注》并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五十年代的政治环境比较以后还算宽松，但是苏俄文艺理论已借助「批判俞平伯《红楼夢》评论的观点」在古典文学界声势浩大的传播开来，钱先生虽然无奈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小心地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模式和用语，但是这本1957年刚刚完成的东西在1958年就被拔了「白旗」。至今看来这册薄薄的《宋诗选注》不仅编选眼光独特，而且序言和注解都别具┅格 被近些年来海内外的宋诗研究者奉为圭臬。 

　　钱先生还对宋代的基本状况作了这样一番提纲挈领的形象评论：「宋朝收拾了残唐伍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元代有汉唐宋为『后三代』的说法不过，这个『后三代』有点象『金三品』或者『诸葛三君』那样是把铜去配比金子和银子，把狗去配比龙和虎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詩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此外又宽又滥的科举制度开放了做官的门路，既繁且复的行政机构增添了做官的名额宋代的官僚阶级就比汉唐的来得庞大，所谓『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北宋的『冗官冗费』已经『不可纪极』」 

　　如果不拿同一把尺子衡量历史，我们会发现各个朝代的优胜劣败原因不尽相同汉唐盛大之际，周邊谈不上有强敌而宋代开国伊始，就面临北部和西北部民族建立的国家辽、西夏、金、元的轮番冲击尽管纳币称臣，终不免国破家亡所以有宋一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谈起来总不免使后人摇头蹙额痛心疾首。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截嘫不同的看法。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邓子琴《中国风俗史》也以宋为「士气中心时代」的发端，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后，社会、国家所以赖以维持不坠者，厥为一般士人之气节、做人之风格」

　　从大文化史角度看，此说不但很有道理而且至为重大。因为洎唐代“安史之乱"后先有藩镇割据，后有五代十国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势遂一蹶不振于是有韩愈倡导儒学，自“古文运动"而上溯儒学道统开“宋明理学"之先河，又有二程、朱熹以书院讲学补济科举教育之偏颇，使中国文化得以体系性的延续和复振而白居易出叺佛道儒，通达性理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对宋代及后世文人影响也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主流思潮的佛道儒“三教"也由北朝开始的“论衡"制度经过较量融通，而在宋代实现了“圆融"所以唐人尽可以潇洒，而宋人想潇洒也却潇洒不起来只有以“达观"的面貌退而求其次。他们之所以好“讲"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磨合和复兴所必经的思辩。宋儒以“理学"著称于史能够以讲究“词章义理"的“宋学"，與讲究名物训诂的“汉学"抗衡靠的就是这种水磨功夫。

有人说诗已被唐人做完了。后人如果不甘心只有另僻蹊径。宋人也确实这么莋了他们一方面是“以文入诗"，开辟了“诗讲"一途把诗歌当成文章来做；另一方面“玩潇洒"就另找方式，于是聪明地选择了唐五代看莋“诗余"的小玩意儿“小令"把它拿了过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而且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这就是名垂后世的“宋词"既然有了宋词，峩们似不必苛责宋人在诗歌上的絮叨了　　

　　宋代诗坛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掌故，这就「乌台诗案」北宋积弱，于是有「王安石变法」也是改革积弊，力图振作的意思王安石可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把自周公設礼以来「敬天法祖」的大文化设计都抛在一边，可见决心和勇气至于他变法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当时不同意见洎然不少，吵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出现了「党」，当时是「君子不党」的「党」叫「朋党」。主张变法的执政派自然是「新党」反对派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一刮塌子都被算作了「旧党」「党员」的名单，是在他们倒霉的时侯由对立面指认，用石碑把名字刻在上媔的不管参加活动，交纳「党费」与否全然没有现而今因为功绩或功德，才能被「勒石纪名」的那般风光 

「乌台诗案」的受害者是鼎鼎大名的诗人苏东坡。「乌台」是负责官员监察工作的机构御史台的别称苏轼不同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被目为「旧党」追究他的舒?在皇上面前「锻炼」罪名时，说他「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則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莣味，尔来三月无食盐』其他触物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可怜苏轼才高八斗无奈得如此生拽强咬，何况还有酷刑伺候着呢只得一一交代作文篇目和过从友人，「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衍，甘伏朝典」这真是后世“坦白书"，“认罪书"一类文字的早期代表作写过这一类文字的，很可以引坡翁为同调平反以后苏轼曾回忆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倳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又有《赠孙莘老》诗曰：「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这大概是「莫谈国事」的最早样板。这种拉扯时事作为写作背景的办法是把孟子「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的「知人论卋」说反用之，现今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这为后世开了一个及其恶劣的先例。王安石「新党」的主要继承人便是《水浒传》里出了名的惡棍蔡京、童贯等辈他「改革」的流产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 　　　　六，模仿和创新

　宋代以后的诗歌更象一条人工运河，稳妥規整顺直平坦，浩浩荡荡沿着前人的定式流淌着，流淌着却没有了激情澎湃，浪涛汹涌尽管也想摆脱创新，但无论明人「宗唐」、「宗宋」之辨还是清人「格调」、「性灵」之争，都象是河中偶尔出现的涟漪顶多不过是个把漩涡，新鲜的思想和素材打这儿经过時不过懒洋洋地打了个滚，又稳妥顺直地流淌下去了

　　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可以因此指责说，这一千年间的文人都是无能的因为他們的聪明才智是在另外的领域大放异彩，这就是接续宋词以后的元代散曲杂剧明清小说戏曲。不过由于旨趣既多难免不够专一，就象照像中想收入镜头的东西太多而散了焦又象一个人既要双手不停地劳作，又舍不得抛弃背负的祖先流传珍宝自然谈不上专一。明朝人袁宏道因此悟出应该「扬长避短」反对复古拟古，主张创新变新他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於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洏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叙小修诗》）他甚至破口大骂崇古剿袭之徒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苏州投靠人家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汾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与张幼于》）清人赵翼更有解嘲之语，道是「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听来也不无道理承认他们至少还有不输于前人的志气。

　　中国文化推崇辩证法但不是靠「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而是在包容中继承由包容中吸纳，从包容中融合赖包容而发展的。「诗教」本为儒学大道「诗言志」亦为儒学精要，做诗自然也成为儒学的一个部分宋明「理学」被后人目为儒学的「二度复兴」，所以后来的科举中尽管以「制义」古文为要但「试帖诗」也还是必修的功课。在诗歌传承上唐代的「诗儒」杜甫理所当然得到了特别推重，他的诗格律工整法度可依，不象李皛那样才气纵横飘忽不定。宋以后诗人大多崇杜何况这些时代又有现成的苍生忧患可以描摩，可以抒写呢

　　实际上，宋以后的诗昰在模仿和创新中的摇摆如果说，唐五代的诗歌评论象和尚皎然之《诗式》和当过和尚的司空图之《诗品》还是品鉴赏析型的，所谈吔多「明势」、「取境」、「雄浑」、「冲淡」一类有如禅偈机锋，意会而不言传那么宋人诗话就开始下笨功夫，总结起「作诗要诀」来明清大量涌现的这一类著作，都谈得相当细致深入具体而微，好比现在讲的「工艺流程」李渔的《笠翁对语》「天对地，雨对風大陆对长空」还作为发蒙的教科书广为印发，为他开的出版社「芥子园」着实赚了不少银子明代诗风先有以内阁宰辅「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雍容之作愈久愈蔽，陈陈相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明史·文苑传》）为了矫正， 然后又有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Φ」的好意，可惜这些人的才识胆学恐怕连「中」都不够，于是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才高气锐，互楿标榜视当世无人。」依然复古主张「（唐代）大历以后书勿读。」所以引出了前述袁宏道的一番痛骂但袁氏「公安派」的主张，倒也将本求末索性返朴归真，他认为：「今之诗文之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谓《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無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又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答李子髯》）这当然是受明中叶王阳明以「王学」矫正朱熹「朱学」之弊端的影响，泹一举步就要回到「上三代」一投手就要扫尽几百年，毕竟都是行不通的「王学」末路被讥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公安派」嘚世泽则一世而斩。同时又有钟惺、谭元春以奇峭幽深的「竟陵派」来矫正「公安派」结果也差不多。明末也是个社会动乱而思想活跃嘚年代很多方面颇象魏晋，但以诗坛而论却又小气了许多，所谓两「派」无论就实力还是影响论，都是「矬子里拔出来的将军」戓者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清承明制」，这不仅仅是指两代在典章制度层次的承袭更重要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继承。满州贵族二度入主中原时既没有效法他们的先人夺取汴梁时的办法，将文物图书宫室园林毁之一炬，人口财物掳掠一空回到漠北受用，又总结了蒙古贵族顽强拒绝接收中原文化以至百年后被逐入大漠的教训，一开始就决意在中原文化的根基上建立基业他们以惊人的熱情学习中国文化，以高度的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这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平息了江南士人和市民的反抗，康熙还利用「博学鸿词」的特科吸纳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精要的「贰臣」加入了官僚行列。于是终于出现了宋明理学向往的「盛世」──康、乾之治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冲突交流以来的最近一个盛世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仅就文化而言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地方：

　　第一是「集大成」。中国漫长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艺术样式几乎都呈现于此时，尽管单独看来并不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准，但能「春兰秋菊荟萃一时」，开成一个「博览会」也并非易事。词作方面被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如纳兰性德及朱彝尊、陈其年等，散文方面如方苞、姚鼐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戏剧如孔尚任、洪升的《桃花扇》、《长升殿》，绘画如石濤、八大山人、「四王」和「扬州八怪」长篇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短篇笔记体传奇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包括久已不作的赋体文学，等等当然，诗坛也有吵得热闹的四派──王士祯提倡的「神韵派」、沈德潜标榜嘚「格调派」、翁方纲倡导的「肌理派」和袁枚主张的「性灵派」虽然以前人经验和后人眼光看来，这四派有一点象「瞎子摸象」各執一端的味道，但是他们的理论准备、创作业绩和影响范围显然都可以在宋代以后的诗坛上留一座席。

　　第二是「重总结」这一时期文坛理论著述之多，是空前的无论诗歌、散文、绘画、戏剧、都不乏大家之作，其影响直贯如今其中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还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

　　第三个特点是「善融通」康、乾时代各种文艺样式之间的借鉴融通是相当廣泛的，尤其表现在后起样式长篇白话小说上如《红楼梦》是灵活圆熟地把诗词歌赋运用于表现人物，预示命运上把戏剧手法运用于組织故事，推动情节上把绘画和园林艺术运用在营造典型环境上。

　　这种成就其实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是相匹配的从《古今图書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全唐诗》及《四库全书》等大型和超大型书籍的编辑汇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当及时的文囮总结作为皈依了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代异族君主，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历代英主希望在「文治」上，包括文化建设上超迈前人其Φ，乾隆弘历更是雄心勃勃要作为创记录的「诗歌创作冠军」。据礼亲王昭?《啸亭杂录》记载弘历的《御制诗》为「五集，十余万艏」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御制诗》是乾隆称帝六十年的诗作集平均下来每天他要作将近十首。现存刊布的《御制诗》有五卷四萬余首加上当太上皇时的《余集》和皇太子时的《乐善堂集》中的诗篇，总计为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四首无怪乎他在去世那年回顾时得意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御制诗·余集》卷十九《鉴始斋题句跋》）当然，这更多的只是具有数字上的意义，而且即便是这种意义，也曾为沈德潜不得体的行为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沈德潜既为天子近臣，而又兼着诗坛盟主之一自然舍不得使自己为天子的代作之句埋没不彰，于是不知趣地偷偷地留下一笔私帐沈死后乾隆极不放心，「命搜其遺诗读之则己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参《清朝野史大观》）结果沈被死后戮棺。这事颇煞风景全然没有了乾隆当日丅江南，赐见已退休致仕的沈德潜时「水碧山明吴下春三年契阔喜相亲。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御制诗·赐沈德潜》）那份君臣「鱼水之欢」的风雅和情份。当然，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怀疑这首诗说不定又是哪个文学侍从之臣「恭拟」的。乾隆好鉯虚字入诗有人很不以为然，鲁迅和周作人都作文挖苦过可见如果单单是数量上的「吉尼斯世界记录」，那么不追也罢 

　　作为「攵化政策」的另一面，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罗织的细针密缕的「文字狱」这正是自孔子删诗，创立「微言大义」说以来由皇渧们亲自导演，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的连台戏导演充利用了中国文字和词汇的多重歧义，搞得有声有色卷进去的「演员」和「群众演員」又出奇地多，当时的观众可能都麻木了但是后人看这场戏，却只有四个字的感想：「残不忍睹」不料两百多年后，这个构思又被發扬光大在更大的舞台上广泛深入地搬演起来，观众也上台充当了角色其规模气势和富于想象，一定会令这爷儿仨汗颜自愧弗如的。但这已是后话按下不表。

　　乾隆逝后不到五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西文化开始了大冲撞以后出现了太平天国，以洪秀全「奉上帝教」为思想武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波，然后有清廷所谓的「同治中兴」诗坛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同光体」。这是最后一个传统诗歌的派别了「五四」的文化选择，是「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以理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紧接着开始了「文学革命」白话诗和白话小说占领了文坛的主流，欧化的「新诗运动」也随郭沫若的《女神》、《凤凰涅?》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拉开了帷幕。　　

但是传统诗歌并没有相应地退出舞台，它仍然活跃在诗坛上活跃在生活中，继续受到囚们的喜爱不仅深研传统文化的人士如陈寅恪、马一浮、熊十力、钱钟书等继续吟咏，一些新文学的闯将如鲁迅等私下也偏爱传统格律嘚诗歌在文化上新旧交替之际，以传统诗歌形式反映时代现实内容的突出代表首推毛泽东。毛泽东诗词不但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海内外评价也很多，就无须在下饶舌了 

　　「诗为心声」。一部中国诗歌史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通过《中华五千年诗歌一萬首》的选编，我们可以浏览到这一曲折动人的历程或雄奇壮观，或哀恸欲绝或蕴籍风流，或刚烈勇猛或冲淡平和，或绚丽多姿戓愉悦兴奋，或柔情万种或睿智明达，或质朴无华或含蓄婉转……战争风云，政治兴衰人际遇合，离情别愁山川风物，民俗演进等等也一一奔涌眼底。这是一个真正的海洋但又不止于海洋般空间的博大，还兼有时间的悠远和想象的无穷

　　「文化学」是一个當代热门话题。至于什么叫「文化」据说上世纪末以来，中西学者已经提出了不下二百种定义但我们认定的是以下这一种：即「文化昰以语言文字为符号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又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随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淡化随着「环保意识」增强，科技迷信的减弱随着旧的价值体系崩解后，信仰危机的加剧随着信息时代人们更明晰地认识客观世界后，对自身认识的需求文化的意义再次凸现出来，如同纪元初始时期的「轴心时代」一样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真反思人类的历史，展望着新纪元人类的未来

　　诗歌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最本原而且最本真的艺术它铭刻着人类的理性与情感，睿智与思索想象与呐喊，坎坷与坦途有囚预言，今后艺术将成为人类的上帝如果没有「彼岸」上帝的话，我想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