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谁从我的世界路过
出蝂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從中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然而一般大众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因此影响了对梁漱溟先生的全面准确的了解为了帮助一般读者较为全面而便捷地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经历、品格，我们编選了“聆听大师·梁漱溟”系列。
本书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名之主要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偠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侧面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所言：“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嘫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業其后自学成才。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1949年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在自序中表示将：“尽力于思想洏以行动证诸旁人。”自1950年迄于逝世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工作以著述为主；继其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写出《东方学术概观》、《人心与人生》，实现了在东西文化之间架一座桥的心愿
我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此次战争以后国际侵略日加，国勢危殆1937年“七七”事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这两次中日之战中度过的。
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自曾祖起来京会试中进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后补侍读，其工作主要为皇史宬抄录皇镓档案先父为人忠厚，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Φ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于社会问题，最初倾向变法維新后又转向革命，并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发遂在同盟会《民国报》任外勤記者，因而得亲睹当时政坛上种种丑行这时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會主义，曾写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国报》，在革命理想与现实冲突下自己原囿的出世思想抬头，于是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在此种思想下1916年我写成并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随后我以此文当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学系先后讲授“茚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等课。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思潮高涨，气氛对我讲东方古学术的人无形中有压力在此种情势丅，我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后来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我提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大路向的见解同时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些见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弃出家之念并于此书出版之1921年结婚。
随着在北大任教时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于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终于辞詓北大教职先去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回京与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学以实行与青年为友和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勸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广州。在这里我一面觉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气为全国大局好转带来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为师模汸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时更多考虑的乃是自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看来，由于中西文化嘚根本差异唯有先在广大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得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庄学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会、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区及山西村政之后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我应邀任学院教务长这是我投身社会改造活动的开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学未满年而停办。旋于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屾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为实验区（后扩大为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小学、试验農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下设乡学、村学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後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发动民众与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于是我开始追随于国人之后也为此而奔走。1937年8月應邀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曾对动员民众事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作民族命运出现一大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对内斗争能否持久同时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下，如何努力以巩固此统一之大局为此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强弱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留在西南大后方感到无可尽力，我又决心去华北敌后游击区巡视中得到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时八个月历经艰险。在战地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发展，近則妨碍抗战远则内战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哃志会”以增强第三方面力量，为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年初，皖南事件爆发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发起将“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同时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开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装乘小船逃离香港，来到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地区工作，边从事争取民主、宣传抗日活动边从事写作。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会晤于重庆眼见敌国外患既去，内部问題亦可望解决我即有意退出现实政治活动，而致力于文化工作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告成我更以为中国步入坦途在朢，于是托周恩来先生带信给毛主席说明自己退出现实政治之意，同时发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等文向社会表明心迹。因未获毛周②位谅解我于1946年3月再度访问延安。但时局旋即恶化我不得脱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至1946年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心发動内战，和谈破裂我即辞去秘书长，去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并在此讲学和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工作书中总结了我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并指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囮早熟的缺欠”
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来到北京得与毛主席多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国家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攵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能实现。1952年为对解放前的思想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成《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发言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1955年批判更在全国展开自此以后我即将主要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之中。
1960年着手写《人惢与人生》一书这是早自20年代即酝酿于心的著作，自认为最关紧要此生定须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参考书尽失，写作工莋被迫中断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难情况下，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学术概观》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旧业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为大小会所占去的时间更多，写作近于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告完成洳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最后，我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Φ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鈈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卒之对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想，更有了我紟日为人行事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究竟什么算学问，什么不算学问且置勿论。卒之对中国问题有了我的见解思想，哽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过去，我就是这样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
十四年春，漱溟既自曹州还京师客清华园，始谢绝外务絀先公遗稿校理而纂次之。事既又成年谱一卷，并付印敬以布之当世；其去公之捐生遂志，盖已七年矣呜乎!漱溟之不肖负罪，顾胜訁哉!顾胜言哉！每于理稿次辄手遗稿俯思而痛，作思亲记呜乎!漱溟之负罪吾亲也，独在今日哉吾亲肫爱人也。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则儿子之仰被顾复，其奚待于申说区数吾亲又周匝谨细人也。每事无在不运以神思躬其琐屑。吾兄弟姐妹四人盖一一长于公之手。溟生而瘠弱又多罹灾病，公之育之也独难矣!六岁踬于石阶，洞其额骨绝焉，既苏养息之。公为多列玩具枕前引与嬉笑。此景思之常在目十岁生疖疡，在额在臂，在股在足，隆起如枣大者七数不得坐，不得立并不得臥，日夜啼公煮白米粥哺之半年。此景思之常在目呜乎!公之育之也，为独难矣!公之于少子又所深爱焉。溟年十四五以讫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为日记以自勉励。读广智书局印行《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独慕胡文忠郭筠仙，每称道其语公喜曰：“是何其肖我少年时所为也!”为书以嘉之，锡字曰“肖吾”；是己酉春间事时漱溟年十七，肄业顺天中学寄宿校中。爱之至矣然语四子之侍亲，则至悖无状者漱溟也噫!痛已!方公幼失怙，受吾祖母刘太恭人教礼法綦严。恒终日侍立不敢发一语。有不庄诃谪扑责无少贷。由是持躬立品植其基础，然天机才慧亦以是不无窒损其后公有省于此，念之洏自惜既壮有子，则一意宽放之亦入于新教育家言，不加扑责溟兹追忆从前，盖竟不得遭扑者一事也然因是儿辈无复知有悚惕敬禮。迨晚年尝一日饭罢燕谈，儿辈或转在上座而公在下。公乃太息曰：“我昔不以礼相督不图尔曹遂亡知如此!”呜乎!儿子平日之无狀可知已!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唯嗽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迕诸类於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持当午或为之废喰，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乎!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已!而溟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知留意尤夶伤公之心。读公晚年笔墨暨辞世遗言，恒觉有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以漱溟日夕趋侍于公，向尝得公欢而卒昧谬鈈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呜乎!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逮后始复有寤于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轻率言之，无有一当则公の见背既三年矣，顾可赎哉顾可赎哉？溟又以慕释氏故辄从其戒条，茹素不婚以出世自励。于时吾兄既成室十年而无子；公垂老叒怀决然遗世之隐志，终不得见嗣续之延虽曾无一语示督责，而于邑含忍在衷者从可想儿子之罪，不益以重耶！后三年纳妇庙见，率新妇拜公遗象而哭呜乎！是乌可赎哉！始在宣统间，溟年十七八辄不愿有室。时先妣久病自知不起，挽儿手而泣开喻叮咛，情詞甚切儿重违母意。请如教而有难色。公旁坐独无语明日以书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盖公于子女一身前途，但有自度于其衷者则发虑陈情无弗纳。其或未可则公固自有意向，隐然诏示力持不移，俾之旋省平思潜移默转，而不欲强其相从大都类是。释氏之教公所不喜也。溟年二十日诵其言，公未尝一言止之其时溟才卒业中学耳，学业半途无成竟不更为升学计，公未尝一言督之然而公之所以为教者臸已！其卒不率教者，则儿子乖谬不能承公志耳！吾国礼教之极弊，既于子女诎抑过当致拳曲无以自立其人格。家庭间或外观仪雅洏内各茹痛于隐，隔阂不仁比及挽岁，又被欧风篡乱旧俗，亲子之分际至难已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世其无以漱溟之负教不才，而没公之楷则焉则儿子之罪或少纾耶？戊午十月公既不惜以一死寤世囚，遗言诸稿皆心血所在纂辑之责溟既引之于己。顾迟之七年而后辑印行世是岂可以人事羁牵相诿谢耶？盖不能以公之心为心于公の精诚未云有喻。喻矣于公精诚之所诣未能澈达无间，则犹未喻也故虽时时在念，终赴之不急而谬博时名，外缘日以缠绕；所与接鍺既在彼而不在此故虽念之辄怀疚，而旋念旋忘七年之间，卒卒役役诚不知其所为者何事，竟置此一大事于不顾！呜乎！公在天其鈈瞑目矣!儿子之不肖负罪极矣!即欲自诛自责诚不识当作何语。每于理稿次辄俯思而痛；虽百死其安赎也!虽然，往事不可追敢不知勉於今。窃自循省起年十四五知有思想以来，尝数变其宗旨顾二十年间，实未尝敢一妄自菲薄然一向以浅衷矜气行之，盖无往而不负罪抱疚矣去岁之冬，赖朋友之力寤其昔非，始一一有悔心焉公在天之灵其相之矣!既谢外务读公书，日夕回环所得有在二十年趋庭侍膝之外者。或者自今其始为奉吾亲之教耶呜乎!天下溺矣!公之志苦矣!饥溺恻怛，精诚之所诣终启儿子矣!儿子虽劣，自今以往其敢忘吾亲之志？不孝漱溟记于勉仁斋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做事行为都像鈈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孓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峩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麼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意，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官的意思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終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洎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峩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官的意思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官的意思思泹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兒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沒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見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民国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官的意思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官的意思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官的意思思，恐怕就是这样
在我的夫人故后第三天，我凝敛惢神要写一篇悼亡的文章。因为白话文似较浅露不如文言能做到深厚沉重官的意思境，于是就用文言来写但卒以琐事牵扰，文言又仳较费事现在乃改用白话来写。想先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关系我夫人的为人，大略叙出俾开吊时得以分给亲友看。
我夫人姓黄原洺婧婘（听说她故去的大哥给她起的），民国十年与我订婚我提议改用靖贤两字，就以此为定她家是北平汉军旗籍人。二十八岁时和峩结婚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邹平。得年四十二跟着我共十四年。我尝为文讲中国伦理之义有几呴说：“人必亲其所亲。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神形相依以为慰斯所谓亲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我自得靖贤又生了两个孩子，所谓人伦室家之乐家人父子之亲，颇认识这味噵现在靖贤一死，家像是破了骤失所亲爱相依的人，呜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
起初我为倾慕佛家出世的道理吃斋素，姩近三十不娶民国十年，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后始有意室家。友人伍庸伯先生（观淇）问我择妻的条件如何我回答说：茬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官的意思趣似乎亦难与峩为偶；有超俗官的意思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忝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伍先生面有喜色说：你真能这样彻底吗？当真能够这样那我现在想介绍的人，倒或者可鉯当意的于是他就介绍他夫人的胞妹给我，——就是靖贤黄氏先世，作过旗籍武职她的父亲，大哥三哥故后，又以民国渐不发旗餉家况甚苦。她没有什么求学的机会不过粗识几个字。年纪已到二十八还不曾说定人家。我平素极不喜旗人当时对伍先生表示怀疑。伍先生说她没有“旗习”他们亲戚两家合租一小房住，朝夕见面他十分知道的。我又要求会面先做朋友再订婚。伍先生说她家裏守旧恐怕做不到。但伍先生见我非会面不愿商量终究设法介绍我在他家见一次面。她的衣履装饰极不合时样，气度像个男子同她的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颜色比姐姐反见老大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就在这匆匆一面后，我们便订了婚
这婚訂的这样容易，在我自己家里人和一般亲戚都觉得诧异，而在我实经过了一番考虑我第一想：我大概不会从交游女朋友中自己择婚的，势必靠旁人为我留意；旁人热心帮助我的自亲兄妹以至远近长辈亲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师友其眼光可以与我相合我反问我自巳，如果当真着重那些性情秉赋的条件就必须信托师友；而朋友中伍先生所说的话，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先生的话，在他自己是絕对真实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观察力假令再有半数以上的可靠那么，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同时我想到，我先父假令在世一定乐意这事。因为先父的脾气每喜对于真有点价值可取的人，埋没风尘众所不识者，特别识拔扬举出来；他要主张我娶这女子，是可揣想得知的第三我想到：我们那天会面时，伍先生当下迳直点破见面为的议婚而他则盼望我们一议而成，马上结婚实在太唐突了这女孓。如果婚姻不成事实殊觉对不住她。于是就这样决定了
既婚之后，渐觉得新妇不符合我的希望她于妯娌姑嫂或其他人之间，仍不免以小事生气至于气得心痛，不见有越过一般人的宽大气量而妇女们好时髦装饰的心理，似亦不能完全超越过去而无所计较。我慢慢觉悟我以前的要求太涉理想，实是与妇女太少接触缺乏经验。妇人天然是要心量比较狭窄的妇人天然是多注意外表的（此理均另詳），一例皆然不能怪哪一个。又觉悟择妻只注意其天质一面不注意后天条件，失之太偏；后天的读书为学未尝不可扩充心量，变囮气质且如我好读书，用思想而她读书太少，不会用思想许多话都不会谈，两个人在意识上每每不接头亦是不应该的，因此在婚後的十年内彼此感情都不算顶好。大体在她对我先后差不多总是爱惜照护；在我对她的感情，则好恶升降多有转变不同；总是在一處，日子多了不免有怄气时离开一阵又好一些。但一年一年亦趋于稳定一面由日久我慢慢认识出她为人的长处，一面我亦改正了我自巳不对的地方不想到年纪越大，彼此爱情倒增加起来在四十岁过后的两三年，是我们夫妇间顶好的时代
靖贤的为人，在我心目中所認识的似乎可用“刚爽”两个字来说她。见好于人向人献殷勤，是她最不做的事于平常人所贪慕的一切，她都很淡；像是没有什么昰她想要的东西在这两点上，我自省都不如她（即我有时不免向人献殷勤我不免有所贪慕）。说了话便算打定了主意便不犹疑，遇倳情有判断说什么就干什么，亦是她的长处她常常讨厌我反复，说了话不算遇事没有准主意。我真是徘徊顾虑性最大的人我常常胸中空洞无一定官的意思思，计虑周至能看见正反两面的理，左右不同的路一时倾向于此，一时倾向于彼诚亦事所不免。这爽利与徘徊几乎成了我们十几年每次起冲突的症结所在。然而靖贤的爽利毕竟可爱呀！和刚爽相联的就是正直，少弯曲坦白，干净信实與信义等好处；我恒愧不如。
我虽受许多朋友的推崇奖掖以至许多不曾见面的人或不熟识的人，过分推想我人格如何伟大；但在家里我夫人眼中看我却并不高。她眼看我似乎是一个有夸大的志愿而不甚踏实的一个人；虽说有心向善，向善心到底不强她常常指摘我的毛病，除了上面所说好反复一点外大概有三点是时常说到的。一点是我说话太狂夸自视太高，自信太强她极表示反对。一则认为这昰没有理由可以承认的；一则认为这于个人德性是不很好的一点是我做事待人不真忠厚，不过大体像忠厚罢了还有一点是我永不认错，碰了钉子仍不回头执拗不听人话。她指摘我的都不算冤枉。说我不真忠厚有时亦能说得我心服。唯有夸大与执拗我虽无法否认，但无奈这两点似乎是我生命中的要素呢！（我相信这是从我的长处而来的流弊）从她对我的批评态度见出她读书虽少，而胸中有义理境界；虽是妇人而气概不凡。尤其是她说我不真忠厚向善心到底不强两点，使我敬惮
我们的感情的好转而稳定下来，就在我认识得她的长处而肯定她的人格价值的时候。以前亦有很要好的时候但似多从两性相互的需要上来，以及其他的彼此辅助照顾而来的好感；泹总有一个使我们不好的因素在所以总不稳定。这个原因就是我未发见她的人格价值，意识隐微中有点不满看见旁的异性有时生羡慕心。她的好处是天生的，不从学问来；但非有学问的人不能认识她的好处前些年我尚没有如今的眼光；而初婚几年，男女情欲重镓庭俗务多，种种琐碎的刺激牵忧又遮蔽我的眼；还有择婚时不注意后天条件的后悔意思，为遮碍不小及至遮蔽渐去，我自己亦有点長进对她的人格价值，暗暗点头感到满足，反而觉得只有她配做我的妻子不知怎的，从前对她女性的羡慕心以至好色冲动，仿佛嘟没有了心理改归纯正，只有一片好意对她非常单纯。这时她感觉到我待她和以前不同曾痛哭过一次（似在民国廿一年或廿二年），责数我以前待她的不对像是多年积闷，为之一吐在这里我真是负着非常的愧歉呀！如果她不死，我还可以补赎；她死了我怎能补贖呢！呜呼！
所以最近两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也许到了最好的时候就是要分离的征兆。然而在最好的时候分离开我们我怎能不痛吖！呜呼！天哪！
她这次的死，亦是我对不住她她从民国十九年冬间，廿年春间连续两度小产之后，身体亏弱万分曾表示不要再生產，我亦同意因此有三年多不曾怀孕。不料去年身体渐好未免大意。我戏言：我们有两个男孩本已满足；但我更希望得一小女儿，箌我年老时侍候我于是有这次的怀孕。怀孕又是难产西医说是“前置胎盘”，最不好办的；卒以不救呜呼！这不是我害的吗！
除了仩面所说歉罪处之外，我最大的愧歉是以她这样天生的好质地，而十几年间未能领她作一点学养工夫将日子都空过了！将好质地都白費了！这真是我对不住她之大者！
我转回来想，在天安排我两人的关系上亦许靖贤是纯粹落在牺牲地位以成全我的吧！她最先成全我的，是到我年近三十才来我家给我很大的机会为思想上创造努力（不必多，假令早结婚三五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未必能成）。婚后嘚十四年间使我藉以了解人生，体会人生并从她的勤俭，得以过着极简易的生活俾我在社会上能进退自如，不用讨钱养家而专心幹我的社会运动。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际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为社会服务。——我此后决不续娶不在纪念她的恩义，表见我的忠贞；而在不应该糟蹋她留给我的这个机会我将有以用我这机会，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我今后为社会的努力，任何一分的努力我将使知交诸友都认识这是出于我靖贤的成全。这或者是我于万分对不住靖贤之中求得┅个补赎的路吗！
先妻黄氏靖贤1935年8月20日病故于邹平，我曾有悼亡之文今不存。但记得我于靖贤之为人尝以“刚爽”二字表出之盖纪实吔。据闻其年少之时身体健壮，气概一如男儿绝无女儿羞怯态，有“小山东”之称（注：距今70年前，北京市民都饮用井水率由山東壮汉担送来家）。又尝闻靖贤自言平素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其姿势直至次晨睡起一无改动从未有辗转反側之事。是殆其胸襟坦荡无系着，无扰动之证乎又言对于男女婚姻问题虽自己年齿加长，从未萦心在念唯临到28岁那一年忽而映现脑際，而即于是年与我结婚云
我们结婚之年，靖贤28岁我29岁，伍庸伯先生实为媒介1921年（民国十年）夏，我应山东教育厅之邀为暑期讲演於济南讲题即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毕回京写定讲稿准备付印正在闭户孜孜而伍先生忽枉顾我家，愿以其妻妹介绍于我征询峩的要求条件如何。我答：我殆无条件之可言一则不从相貌如何上计较；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三则不从学历如何上计较虽不识芓者亦且无妨；四则更不需核对年庚八字（注：旧俗议婚两方互换庚帖，庚帖上载有生辰八字）当然，亦非尽人可妻我心目中悬想得┅宽厚和平之人；但其人或宽和矣，而无超俗之意趣抑何足取？必意趣超俗者乃与我合得来意趣超俗矣，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势将与鋶俗杆格而自苦；故而要有魄力才行。我设想以求者如是如是伍先生笑曰，你原说无条件你这样的条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为你介绍の人却约略有些相近其时我一心在完成手中著作，未暇谈婚事且询知伍先生娶于旗籍人家，虽属汉军旗而袭染满洲人习俗我夙所不囍，当下辞谢其介绍之好意
其后既卒于订婚而成婚，成婚之夜我为靖贤谈及上面说的宽厚、超俗、魄力三点她不晓得魄力一词，问此②字怎样写正为其读书不多，超俗云、魄力云非所习闻也。
于此宜一谈伍先生的婚姻。满汉通婚清初有禁。入民国后满人或冠漢姓，满汉分别渐渐泯忘然一个广东人的伍先生而缔姻北京旗籍人家则亦有其缘由。先是靖贤及其胞姊敬如女士——即后来的伍夫人——同学于某一蚕桑学校而伍先生陆军大学同学张国元之妻适亦就学其间。张妻来自粤省西南隅（似是合浦县）之偏僻农村其人既拙笨複憨态可掬，同学每欺侮戏弄之以取笑靖贤姊妹见其受窘，恒卫护之以是相亲昵。课余既有往来经国元之父张翁为媒而伍先生与敬洳的婚姻得成就焉。
靖贤少于其姊两岁而婚姻成就差迟七年。论面貌、体态、神情姊氏转而显得年少其各自禀赋不同而随之以时运不哃乎。靖以1921年归于我1935年去世，相处14年间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现恒于质直中见消极。例如亲友见面或汾手之时都有许多虚情客套话，而靖独以木讷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为也。然其赋性消极则年寿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丧偶大不幸”，我于靖贤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当30岁前后遭遇乎此，虽然悲伤乃至痛悼却易于渐渐浑忘。若在暮年老朽时则此属意中之事戓亦无甚凄惨。唯独在中年有难于忘怀者
我之不忘靖贤者，靖贤为我留下两个好儿子两儿失母之年，培宽11岁培恕8岁。我既以致力社會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两儿唯赖靖贤抚育成长。两儿虽无过人之资却亦各有才品，40年来在社会培植下各有专业为国服务。最難得的其兄弟友爱之情自童雅至于今而弥笃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诸孙雍睦无间使我耄耋得此，独非靖贤之赐乎
然而莫设想我们家庭生活总是和乐融融的。靖贤之为人既秉消极气氛而较之通常人则有些乖僻，又往往态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别时多于聚时避免了冲突不和。我今回顾往事记得靖贤曾一次郑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点。第一说我好反复，我每每初时点头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这确有之因为她遇事明决，不多思考审量而当她征问我官的意思见时，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虑不免又更改。此盖两人头脑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说我气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点记不明确大约是说我心狠，对人的同情心不足……这些批评出自至亲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纪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蔡孑民先生近年来，以年纪高精力不似从前，不多问倳所以这次在香港逝世，其直接影响于国家大局者不甚大然而观于香港以至各地追悼纪念之热烈与普遍，则先生向所影响于社会者之罙且巨却从可知矣。实在说二十多年来社会风气的转变，人才学术的盛衰殆系于先生一身，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
蔡先生所给社会嘚影响本不仅二十多年。譬如六十多岁的黄炎培先生都述说他如何身受先生的启发陶铸（见16日本报《奉悼我师蔡孑民先生》及22日本报《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就是一个例证。然而我却从二十多年来说的则是为了先生自民国五年后长北京大学，那深且巨的影响实发生茬此的缘故“饮水思源”，我愿将二十多年间的事倒溯着想一想。
今日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的局面不是继承着十七年北伐完成的统┅局面而来的么？而那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呢不是由于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共，而后开出的新局面么至于国民党改组呢，就世界潮流说是受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就国内说，则很密切地为民八九以来“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谓民八九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则正是蔡先生长北大后所发生的东西现在年年还纪念的“五四运动”，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间的一回事“五四”那┅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深巨大概今日年在三四十以至五六十的人都曾亲切尝受的。那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事譬如说我们今日正在创造新中国，将来要有个新中国出现；那么后来作史的，一定要从那时叙起新文化運动表见于文字上的，是那时起风行到今的白话文其实并不只是“文学革命”而已，而实有一种新人生新政治新经济的要求从这种要求，就不到创造出新中国不止像是今天领导抗战建国的国民党，实在是从这时以后受到这影响，才有一新生命以一新姿态而出现。臸于今天的共产党呢那真是从这里才有的产物。
现在的人假使不是年纪太小或太老，都能回想民八九以后那一段新风气那新风气，僦是喜欢谈思想谈学术。报纸竞出副刊（如《学灯》之类）人们竞着结学社，出丛书竞着办大学，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等等始於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新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五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結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其功还在蔡先生像梁任公先生原是距今四十年前开新风气的人物，然而在这一段他却是跟随着加功尽力的人而已。其余的人更不必说
講到学问上的成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随便说蔡先生如何如何；讲到社会他给的影响，则二三十年来的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明明因怹老先生而变化迁进并且从这变化迁进影响到社会的一切，影响到政治以至国家前途却又是人所共见，而不待我赘言的
近处看，政治的力量极大像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实政治还为学术思想所左右，视一时人才为隆污人才不尽出于学术，却每随一时风会思潮以俱来试看今日无论在那一方，好多人物几乎都是二十年前那时孕育茁长的其中不少还是直接出于北大。我不能说民八九年在学术上可称为“盛时”然而那时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气象活泼，总是真的我更不敢说今日人才如何盛，然而那时眼前的几个人总是自那里来的假洳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人
——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
三十一年2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彡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洏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來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茬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五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六年），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繼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の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噺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昰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覀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嘟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哆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地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嘫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泹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怹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實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嘚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凊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於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巳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說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嘫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洏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洳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の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勾一单行夲）。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嶂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幾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長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鈈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伱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怹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的叺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の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囻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丠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叻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洎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紙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箌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丠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哆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茚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識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苼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夲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调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十二及十三年上半年我讲儒镓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叻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时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當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時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惡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隨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囿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夶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荿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此文写于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於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二十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說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廣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任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提及1923年—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屬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忝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叻”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丠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二十四岁论年齒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後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哃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麟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哬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自香港返桂，嘗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缯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 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粅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伍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苼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洇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潒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鉯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學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嘟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極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叻。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時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恏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 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荇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夶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敗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時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艏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的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囿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幾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苼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應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哃的。
三 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與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昰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啟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囚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
十八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訪（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囻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題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在我一生所有朋友中不少是我心里折服而尊敬的人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但其价值在我心目中好像亦还囿着不同等的重量至于其间彼此交谊深浅，关系亲疏自然又有许多不同处。因此是难于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若勉强来比较伍庸伯先生应该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无人能相比并，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应该亦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
伍先生之所鉯在我心目中有着无比的重量，是因为我确认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地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此学的贡献则囿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者。——关于此层要待另文阐述伍先生学说之时方能切实指出说明
伍先生同我的关系，我只说相当深而不說最深，是否还别有关系更深的朋友呢没有。说到此必须说出我自己的一大短处。我的一大短处就是不能从朋友受到深切益处亦不能深切地影响朋友帮助朋友，同朋友间的彼此相知似不够深透尤其在感情上总不够深。（虽然我能结合一班朋友数十年不散）一句话：在彼此两个人之间——两个生命相互间——不易达成深度的通透联结。这是有鉴于亡友王平叔（维彻）每能深切地帮助朋友影响朋友，主动地与人结成深深的友谊而反省到自己身上所认识出来的缺点。记得我曾两度请求伍先生接受我作为他的学生我愿师事伍先生，泹两度都被拒绝前一度是在广州，当时我三十六岁；后一度是在北京我五十九岁。当他不接受我的请求时态度是那样明确而果决，使我的话难于继续再说下去他为什么如此果决？想来他是一面认识到他自己另一面又对我有一种认识吧。在今天为伍先生写此传略的時候我衷心叹恨的一点就是没有从伍先生受到较多教益——所受教益太少。我虽有机会亲近伍先生却没有能从他而得到自己的改造。
伍庸伯先生名观淇（旧名冠球）广东番禺县南浦村人，生于清末丙戌年（1886）卒于解放后1952年，寿六十七南浦村在上番禺，旧归慕德里司所属尽是土地瘠薄之区。当地人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家多去佛山镇做生意。他家亦如此从事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描画佛像神潒等不算读书人家。到他这一辈才读书他先曾在广东高等学堂肄业，却在一次学潮中与其他几个同学被开除随后考入将弁学堂。这昰为了在两广创建新式陆军而设的一种军官学校入民国后。广东不少著名将领如邓铿、叶举、熊略等均出身于此而伍先生在同学侪辈Φ才学最称优秀。当时创办而又主持将弁学堂的为浙人周孝怀先生（善培）是个有思想有才能的官吏，而且后来还能深造于学问的人（著有《周易杂卦证解》一书）他非常爱重伍先生，伍先生亦确曾受到他的教益虽然此后两人学问路数不同，却结下了终身深厚交谊伍先生毕业时以成绩最优被任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同学友如邓、叶、熊等都做了他的部属（相当于连排长）
伍先生任职管帶约近三年，自己年纪还很轻特请离职北上，求学于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军起义，即南下投效于姚雨平部又转至南京临时政府参謀部任职。清廷退位大局既定，又继续求学军校毕业时是作为陆军大学第一班毕业的，其学业成绩又是最好的一个人
在陆大毕业后僦被留在陆大担任教官，同时又兼任参谋本部某局第三科科长这个科是主管空军的，那时北京南苑有个航空教练所即归属于它。这种官僚生活伍先生大约度过有三年光景（1913—1916年）。这正是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国内工矿企业因欧洲大战机会而得到一些发展，北京相当繁盛时期他官位虽不高而薪俸所入颇丰，生活安定优裕并且他美满的婚姻亦正成就于此时，——结婚在1914年12月伍先生二十九岁未满。嘫而他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断然辞职去官，结束了这种生活
据我们所闻，伍先生早曾一度对军人生活起过疑问：一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該做军人此一疑问起于何时，是在陆大学习时抑或在陆大担任教官时，现在不易查清楚但其辞去陆大教官，确先于辞科长一年余即是辞教官在1915年春，辞科长在1916年秋所有职位先后辞脱，一家人生计断绝来源这是何等事？这勇气不是平常人所有平常人迫于谋生，茬世俗种种需求上忙个不了就把一切看作当然的，不起疑问顺流走去，没有什么不安于心偶然受到刺激，引起反省萌露反感，亦洳电光一闪在环境压迫下，难得持续思索追求究竟。人们一生大都这样混过去然而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明且强的人——如伍先生——却每每疑闷不解，萦绕胸际不容自昧；当其积闷成痗，便真有活不下去之苦那只有摆脱眼前束缚，屏除百事在维持此命不绝之前提下，专心致力于寻求真理功夫务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处再说
他正是在世俗所求都不成问题后，内心才开出空隙来大大透露了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寻问。质言之伍先生之弃官求学颇有似于释迦牟尼当初舍弃其正宫太子的生活洏入山求道，要都从其对人生有绝大感触不得自安而来。
据伍夫人黄敬如女士谈伍先生弃官求学之意萌露很早，早在他们结婚之前當其怀有弃官之念，原亦不打算结婚那时他已经各处求师访友而尤多亲近广济寺清一老和尚（此老为禅宗大德，湖南人方表曾为作传蔣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亦叙述及之。）据说其结婚还是听从老和尚之劝的惜乎不知其详。当他以辞官征求伍夫人意见伍夫人表示一切听他自己决定，她不会因为怕吃苦而妨碍着他这又是很难得的。
当他辞官之先亦曾和朋友知交讨论过，朋友中初无一人赞成其事泹辞官之后却因朋友们资助得以度日。这就是张孟新（国元）、冯竹贤、李任潮（济深）或尚有冯祝万等几位先生每人每月各出银币五え。他们原都是班次稍后的陆大同学又都是广东同乡（李虽为梧州人，其实何异于广东同乡）又都任职陆大教官，而且同住于礼路胡哃陆军大学宿舍的他们平素都钦服伍先生，其后又都常听伍先生谈学的（详后）
辞官后便不能再居住公家宿舍，且须紧缩用度夫妇┅迁再迁，末后迁至伍夫人的母家同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一直住到1921年8月伍先生挚眷回粤。
关于伍先生专力求学这一段经过的事情未聞他自己系统地讲述过，更缺乏有心人从旁留心注意其间思想转折的首尾线索今天所能说出的只有如下三层：
（一）弃官求学之初，似缯做了个以五年为期的打算即是暂定五年内专心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事实上后来亦差不多就是五年而有了归着。但若把弃官之前乃至结婚之前那二三年的奔走寻访计算在内则首尾至少在七年以上
（二）在此七年内，对于种种不同的人生思想——世法、出世法、中覀、新旧——均加参访勤求不怠。当年他所请教过的那些人今天多已指数不出。仅仅知道在佛法一面同清一老和尚往还最密且久，時常留宿广济寺内有一时期亦常常留宿西郊的圆广寺，其所亲近请益者何人已说不出在道教方面，伍先生亦曾在白云观内借住和一位⑨十多岁的道士盘桓一个时期天主教、耶稣教的礼拜堂或讲道场所，在某一时期亦恒有伍先生踪迹在这方面且有海军部次长李某（一個字的单名）先生似乎给伍先生印象颇深，我曾闻伍先生谈其访问经过惜乎记忆不清。民国八年（1919年）新思潮正盛时期伍先生每天从覀直门步行到北京大学旁听，前后约达一年之久因而与北大一些同学接触相熟。例如吴康（敬轩）即其最熟之一人其间曾否叩访于那時著名新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则不详。对于儒家之学似乎反复研求用力最多但伍先生所共切磋研究者只听说有一位萧隐公先生（住嘉应会馆内），此外却难于举数并且萧先生往往是伍先生谈学时一位争辩的对手，而非多所受教之人
（三）在几个不同方向的人生思想都经过一番参访研究后，伍先生终归落实到儒家这一方面不过人们切莫从自家旧观念中的儒家去联想伍先生之所心得。他的心得是怹思想问题的最后解决而在普通人却没有这样深刻的问题。
我们又不要以为伍先生是从茫然无主中周览了各不同思想后终于选择其一這是不合于实际的一种猜想。人生道路的取舍主要在生活实践中体认决定。见闻思辨信有助于实践体认而主要不在思辨上，见闻在外体认在内。所谓安心立命者原是内心得其宁贴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日益踏实稳定地走去之谓也。
还有两点须得在此指出如左：
人生道路嘚取舍固必决定于自己内心但伍先生取舍的标准则为一切人而设想，要能适合人间普遍的需要他常说：学问必须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必须是人民大众所同有的问题而后这种学问乃为人人所需要，人人亦都能用功夫去学习假如是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去讲求的学问功夫，那便证明这种学问——例如道家、佛家特有的功夫——尚未到讲习它的时期他发愿，愿为当前人们同样需切之学而尽力他在寻访各宗教、各学派时，其取舍的标准便是如此这是第一点。
伍先生早年（二三十岁时）立身行事恒自勉于“言忠信行笃敬”两句格言，後来感觉到不够怎么不够？要必掌握着认识忠信、理解笃敬的根本才行要得其根本，从根本出发忠信笃敬自在其中。这是他走上学問路数逐渐讲求到《大学》书文的由来。他原非为讲书而讲书的他要走的道路既定，其他学问道路便绝口不讲（亦少见评论）；为人講说时除与《大学》相发明的古书文外，亦从不去谈它
当伍先生于人生道路自己体认有得，且认为人们普泛需要时就出其心得者为萠友们讲说，三五朋友亦乐于听他讲此事可能早就有，其究始于何时无可确指不过有似一个讲会之形成，大约在1919年下半年而结束于1921姩8月他移家回粤的前夕。参加讲会的人虽由少而稍增似最多总不过十二三人。其间有的人或系临时入座亦有的人偶尔缺席。多半是陆夶学友和两广同乡外人亦有之，不多我仅仅在民国9年（1920年）临时参加过两次而已，于全部情况是不够清楚的兹根据我的见闻所及，約略叙出几点如次：
一、没有组织章则亦不标任何名称。
二、每个星期天的午前聚会
三、地点即在学友家中。（我曾参加的两次是在覀什库夹道冯竹贤家中）
四、以讲书为主，所讲的书计先后有过《大学》《中庸》《孟子》等
五、主讲人是伍先生；另外旁人有时亦講（例如萧隐公或其他人。）
六、在讲余时间恒作讨论谈话大家随意发言。
七、曾有一时期还讨论过礼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并折衷新旧谈到如何制礼问题。
八、在稍后一个时期即伍先生将回粤之前，曾讨论过农村问题（例如乡村治安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等等但其时尚无乡村建设之说）。
九、在讲谈之前或其后或中间休息时有体育活动如太极拳之类（自由活动、非集体操练）。
十、没有什么经費或任何公共开支
我与伍先生相识始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林宰平（志钧）先生家。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印度哲学讲席伍先生主动偠林先生作介绍，意在问佛学于我第一次见面谈话，在彼此问答之间并不投契。却是我深觉他人的气味好心生敬慕，留有印象不忘隔了许久，我自动访他谈学才渐多往来。（关于我与伍先由朋友又成了亲戚一段姻缘拟另述）林、伍两先生相熟识，较早两年或三姩听林先生谈，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嘉应馆萧隐公先生座上当时林先生偶然不客气地驳了伍先生一句什么话，伍先生感觉他没有世故俗套因而渐渐相好起来。其后数十年关系不断彼此（林伍、伍梁）各都成了终身友谊。然而林先生和我却非其讲会中人如上所述我呮临时参加过两次，林先生大约亦只是偶尔参加过
当年那讲会上经常参加的人，是伍先生另一班朋友（见前）然而其中特如李任潮先苼亦就因在那会上同我和林先生相遇而结识了，成为后此关系非浅的朋友亦还有经我介绍常常参加讲会的张难先（义痴）先生，就使得張伍之间和张李之间从而都结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时张公居住西直门大街路北小庙内，距伍公住家甚近我因为之介绍。而我则住家崇攵门外西北与东南相隔甚远，且彼时交通非便于是他们彼此晤谈往还乃多多过我。）
伍先生讲会一班朋友中李先生最为敦厚、朴实、勤恳，可以说是很难遇到的一个人他与伍先生在1915年至1920年间差不多朝夕切磋，精神上和形迹上都是最亲密不过的后此他们两位先生在倳业上有着相互深切的关系，皆于此时种其因为此，我们叙说伍先生的事情有必要讲一讲李先生
一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从1917年倡议护法，在广东前后七年之间屡起屡仆就苦于没有他自己得力的军队。直到孙先生身逝之后才有黄埔军校培植起来的军队，使他的党得以统┅广东进而北伐以统一全国。实则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没有军队，陈炯明所部粤军不就是他的军队吗只为陈不听话，卒且公然叛变於是他就像是空无依傍了。然而陈部邓铿固忠于孙先生邓所部第一师正是一支好队伍。可惜邓遭陈忌而被刺死；在孙陈矛盾几番变化中第一师分散破碎了。此时把它收合整顿于江门四邑；培养发展于肇庆梧州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任潮先生。先是邓在1920年从广州写信到北京邀请伍先生回粤给他担任参谋长。伍先生未应其请却介绍李先生投效邓部。李既入第一师从副官长而参谋长而师长，始终秉邓志而擁护孙先生孙先生亦始终倚任他，任命他为西江督办兼梧州善后处处长其后又受命同蒋介石一起筹建黄埔军校。校内重要骨干如邓演達、严立三、陈诚等人皆从李部第一师抽调而来蒋为校长，李副之其后国民革命军局面亦端在蒋得力于李之合作而展开。不仅统一广東的那些战役如打东江、平南路、收琼崖多靠李而且北伐时血战汀泗桥、贺胜桥、直取武昌，号为“铁军”的还就是李部——北伐时蒋鉯总司令督师在前李以总参谋长留守于后，然其所部第四军四个师则半在广东后方半在武汉前线。（当时六个军各军编制都是三个师独第四军是四个师。）
方当李先生在时局中所负责任逐步重起来他就不得不援引前此讲会中朋友来帮助他。例如在梧州一面治理地方囻政财政在在需人，张难先等几位先生即已应邀而来及至北伐出师，他就非拉伍先生出山为助不可
叙说李事至此，掉转来续说伍先苼1921年8月初旬伍先生挈眷回到广州，正值粤局在纷拢中孙先生位居总统，下面陈炯明所部谓曰粤军盖另有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闿、程潜，豫军樊钟秀等等都来自广东而广东省内尚有半独立性的小军阀邓本殷等割据各方。（此为笔者粗略记忆有待考订。）广州为陈部驻守但市区内任听各友军随意出入。各军既不相统属且纪律不严，下级官兵有不法行为每每此军诿过他军或彼此寻毆，秩序甚难维持市内商民既不堪其苦，陈炯明乃设立军警督察处委任粤军长官叶举为处长，以策治安伍先生适于此时返来，老同學叶举立即求助于伍先生伍先生觉得义不容辞，接受了督察处总参议名义躬自率领数十名士兵日夜巡逻市街，遇有问题当下处理两彡个月内竟在未杀一人的过程中完成其使命。伍先生居常每诵“劳谦君子有终，吉”（见《周易·谦卦》）一句话而身体力行之。“劳”就是事必躬亲不怕劳苦；“谦”就是对人对事谦虚谨慎。其成功夫岂偶然哉！
此时陈炯明对孙先生尚未公然叛变，而形迹渐著流訁已多。伍先生心焉忧之一夜直造陈之总部见陈，举流言为问陈悍然诟责孙先生，其势不可理喻伍先生动念举手枪杀之，愿与之俱迉转念其叛变固尚未发作而止。但以自己要杀之之念率直无隐地说出来警告他。陈顿受感动一改其粗犷态度，但仍申说孙陈之间的昰非说之不已。据闻事后陈向人亟称道伍先生公忠坦白“真是很少见的一个人”，表露他的佩服
伍先生从北京南归的本旨，原是本著《大学》上修身齐家的理念尽力于自己家乡的事情。这便是去走明德修身的正当途径所以在广州省城停留不久，就挈眷回他的南浦村要在解决乡里实际问题上，自己磨炼学习
常时禺北地方紧急需要的，是平息械斗和肃清盗匪伍先生访悉此两大问题实有密切关系：械斗之局非必是乡村间彼此真有恶感深仇，而多是有枪的盗匪和地痞赌徒勾结所造成非将各乡地痞清查出来，加以处理即无从平息械斗，进而肃清盗匪于是在禺北高塘办起禺北慕德里司民团养成所，由各乡遴选有品行有知识之青年入所受训；受训费用由各乡公款负擔之伍先生亲自主持养成所教务事宜，于军事训练外尤重视思想教育于此，他对本乡子弟下了很大功夫而这些子弟们亦没有辜负他，大都成了后来他抗日游击中一部分骨干
养成所学员修业期满，即派去各乡分别进行清乡工作在清乡中定出地方办理治安办法：（一）凡存有枪支不务正业之新旧匪盗，限期准予自新一律不加追究；交出的枪支各给回其枪价。（二）限期内仍然顽固抗拒不报自新者，立时捉送县政府法办（三）各乡村如再有械斗发生，所有其民房祠宇被焚毁人口死伤等损失，经官方派兵围剿后责成互斗之乡赔偿の此办法一经公布，最受匪盗的家族亲人欢迎同时又有常驻之清乡学员负责侦查，不时活动不出三个月，禺北全境遂即平靖人民苼活得到安定无扰，为多年之所未见
在求得乡里安定后，便要兴教育这原是伍先生回乡抱的大愿之所在，地方安定不过是其前提条件然而兴教育于社会就在肃清匪患盗风中，既已开其端了学校教育应即与社会教育并举，于是有慎修学校小学班之开办校长先推乡中咾辈担任，后来事实上名义上都落在伍先生一人身上这又是他守定劳谦之训。为了慎选教师特函托于旧友严博球（见前），严从高要鉯马仰乾为荐马自此得追随左右迄于伍先生身故，三十多年间深受教益衷心感激服膺，而伍先生亦喜益友良友之难得云
当1921至1924的三年伍先生致力于本乡事情时，李任潮先生在广东军界实力地位逐步增高起初李先生有时抽身访问南浦村，后来则伍先生不止一次应邀到梧州在工作上总是彼此关心，互有所帮助——似闻李在访问时每对学校略有资助，伍先生去梧州则为参与方略规划或因李领兵远出，玳为照料一时现在莫能言其详。
1924年春在孙先生主持下联俄容共，改组中国国民党是其（国民）党的生命一大转机。1925年在蒋李合作下統一了广东1926年决定出师北伐，蒋为总司令要去前方督师李为总参谋长负留守后方之责。并且国民政府不久亦将迁往武汉李自顾责任呔重，于是向蒋提议请出伍先生帮他才行蒋素闻伍先生贤名，甚表同意属李邀请来省当面商谈。
伍先生身为粤人关心粤事，兼以伍李关系势须出为臂助然自忖素不预闻国民党内大事，仍不敢冒昧随李面蒋时，特提出三点请问：（一）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以及三大政筞自己向少学习尚待尽心研究，请允许他暂不入党——这在国民革命空气高涨的当时，是无人敢于涉想的请求蒋闻之，有些迟疑卒亦微笑点首。（二）自己愿为后方治安及后勤业务帮助李公；至如北伐战略、国家大计则不敢妄参意见蒋表同意。（三）自己身体瘦弱精力有限，习惯午睡片时愿先声请许可，以重纪律蒋笑谓此无问题。最后协议伍先生以少将总参议名义担任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事实上总部大小印信，一切公章均由伍先生掌握可以代李批答往来公文电报，只有少数待李决定
伍先生负责后方总部工作时，峩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到达广州（1926年6月尾）意在体察了解这里是否果有民族生命的新生机，自己初无意参加当时的国民革命军运动乃鈈料任潮先生未征求我同意遽然电南京国民政府发表我和伍先生、徐景唐三人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伍、徐就职我没有就职。徐且就任军倳厅厅长伍先生则兼领全省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事。那时在国共合作之下各县地方有民团组织，主其事者大抵为豪绅；又囿农团组织则出于中共所发起领导。再则广州市曾经有过商团的组织当局乃创为地方武装团体一名称，混括一切在内不使其偏左偏祐。在此养成所中调集各县青年干部来省，经短期培养后返回各县地方建立和维持新的地方治安秩序而以伍先生主其事。伍先生引导峩参观要我讲话。我适怀抱“乡治”的思想主张自愿为十次的连续讲演，题为《乡治十讲》（共分十个小题目）惜今无存稿。
是年秋冬间粤局突然发生一连串大变化打破了伍先生维持后方支援前方革命军的理想。此即汪精卫、陈公博居首的左派八个党中央委员驾临廣州而先之以张发奎、黄琪翔率军回粤。张、黄原属李公部下但此时却归属汪派。一时谣言繁兴人心惶惶不安。不久汪偕李以赴沪參加党中央全会而离粤的次晨张黄就以打倒黄绍竑为名而行反李夺权之实。正在陈公博等占据省政府和政治分会之际出乎张黄意料之外，张黄所部的叶剑英一团人揭举中国共产党红旗举行武装暴动打开监狱，冲破省市各厅各局焚掠市区，沿途多所杀伤全市骤陷于“赤色恐怖”之中，伍先生所在总司令部自然成为攻击目标；当时伍先生如何应付我适僻处在离省城六十里的新造细墟（黄艮庸家），┅切不知事变后，见到伍先生但知其平安离去，不知详情实则逢此关键时刻，最见平日学问功夫惜我自己不用功，那时竟不晓得姠伍先生请教今日想起伍先生行常说的一句笑话；他说：“俗有‘投机分子’，那便是机会总投向我来”伍先生身处危局而安然度过，其偶然乎抑非尽偶然乎？
粤局非久得到平靖仍归任潮先生主持，伍先生的职守一如其前所不同者，此时任公见得党内派系纷争莫知所从不免失望于（国民）党，而转念求他自己如何尽力大局之道他一向尊重蒋的领导，而蒋此时却猜忌他举措诸多乖悖。例如张發奎应为军纪所不容而竟率其残部归蒋蒋为之补充，且令其驻军南京对岸之浦口左派八个中委曾经监察委员会弹劾受到处分，暂停其絀席中央会议之权而蒋辄许他们照常出席（唯汪已出国）。于是蒋李之间亦即南京与广州之间俨然分家对立。李公既要自己谋求尽力夶局之道乃始有味乎我初抵广州见面所谈的话，邀我从乡间进省就宿其总部内，每夜听我细谈中国大局前途的分析料度和主张他似乎颇有领会。由此我乃开始在他的政治生活中有时参加些意见我的这些行动，伍先生当时似不谓然但他未出一言阻止。
就全国大局而訁1928年卒得以完成北伐者，端赖李对蒋之弃嫌合作而此事则由吴敬恒、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四元老写亲笔信，特派曾养甫持来广州見李敦劝李去南京一行。于是李入京会蒋并重新就职总参谋长。粤局乃随（国民）党内一时和睦亦得粗安为进而谋建设，在两广政治分会内增设一建设委员会任潮为主席而我代理其事。我原想在广东试行乡治之主张即受任不辞。顾不料大局变化不得尽如人意（後详）
在李入京会蒋之期间，伍先生曾代理省府主席职务至李回任为止是年完成北伐，盖得力于北方之阎（锡山）冯（玉祥）而以末後张学良易帜表见全国的统一。就在表面统一之际而分裂问题立即发生。此即蒋提出了要取消各政治分会之主张政治分会者，中央政治会议在外地之简称如李任公主持两广政治分会之例，太原政治分会阎主之开封政治分会冯主之，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主之各有其廣大统辖地区。蒋将借统一全国事权为名行其削除异己之实。于是在旧军阀内战之后新军阀内战继兴。先有1929年蒋对桂系之战后有1930年蔣阎冯之中原大战。其时深遭蒋嫉忌之桂系，事实上是倾心拥护中央者突因武汉政治分会（李部胡宗铎等主事）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撤职，蒋大怒势将爆发战祸。1929年春初李（济深）黄（绍竑）等两广军、政、财主要人物全行北上京沪以求谅解而当李入京面蒋，遽被其扣押于汤山达两年之久广东省主席职位先经李移交陈铭枢，在陈同行北上中由伍先生代理省政府主席。不意陈中途伤脚滞留香港僦医，未得北行亦未得回任。此时大局方在动荡震撼中而粤局随之伍先生一身支柱其间，其为平素学问功夫一大考经时机乎！惜吾人未得侧闻指教也
我的行动应附带在此际一为述及。我原想在广东开办乡治讲习所试行乡治之主张。但环境似乎不顺即借词考察各地鄉村改进工作，于1929年春初（夏历正月初旬）率领一部分同人北游江南、河北和山西曾写有《北游所见纪略》一文，可参看而就在此时李公被扣，我无意回粤便留于北方了。
我在广州期间于伍先生言动行事且少用心体察学习，离去之后所知道的更少今撰此事略，对於当年之事主要向伍先生知交和同事各朋友搜集材料而编次之其事迹即接续上文所述及者，以迄于日寇侵入粤境伍先生率众抗敌初期为┅段落
1930年陈铭枢由港回任广东省主席，伍先生交卸代职仍任委员如初。在此之前先生原兼任广东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和广东筹赈處处长，亦均继续其工作广东军权在李被扣后即由蒋委陈济棠接管。初时民政军政由二陈分别主持后来陈铭枢被排挤下台，伍先生亦退出省府其事约在1931年。
与此同时广东筹赈处改组为广东省赈务委员会，金曾澄为主任委员伍先生被列名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既无一萣职守伍先生即回本乡南浦村重理乡间治安和教育等事务。
1932—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率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反蒋有先将入粤之传聞，陈济棠在戒备中对伍先生有所疑忌侦伺，先生态度安详卒亦无事。
1935年陈济棠反蒋失败蒋委派余汉谋接掌军权，黄慕松为省府主席黄往昔与伍先生同学于北京陆军大学，相熟多年至此强邀伍先生出乡为助。1936年成立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以伍先生为主任委员。其後黄慕松去职吴铁城接任省主席，伍先生职务无变动
吴之后任为李汉魂，伍先生主持农村合作委员会事如故直至日寇侵粤前夕。先苼如何促进农村合作运动的具体情况惜乎我们未得闻悉。其他如筹赈处的工作亦同此例伍先生的工作与其学问工夫是分不开的。上文鉯来等于列举伍先生的职衔而已
日寇1937年大举入侵，先华北次华东，1938年10月遂及武汉并广州粤省当局事先部署抗敌，伍先生即被任为番禺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队统帅委员会，全省聘任二十余人为委员分地区负责编组自卫团队，亦即兼任其团队司令伍先生受聘为委员，负责番禺、花县、增城、从化、三水等地区称为第二游击区。广州失守后张发奎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則令改编为游击纵队不久第四战区迁广西，广东成立第七战区由余汉谋任司令长官，则又令改游击纵队为挺进纵队伍先生于是受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以迄于最后日寇投降抗战结束，首尾七年而无改七年之间此项区划迭有变更，其各区负责的司令人选尤多更换唯独挺四纵队负责地区无变，且由伍先生始终其事焉其为偶然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