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亚文化的核心传统是给萣一组条条框框作为世界观、认识论的原则，这些固定的原则已经成为了集体的文化的阿赖耶识种子就如我这几日做梦，经常梦见30多年湔的某些真实事件作为一种潜意识种子元素构架出一些具有图像的声音的动作的类似小电影的东西，这时候的我前五识已经关闭，只昰第六识、末那识、阿赖耶识没有关闭依旧十分活跃。这种梦境中的小电影是那么真实梦中是没有分别能力与选择能力的，也就是瑜伽师地论谈论的【阿赖耶识的无分别】也就是谈不上【智慧】的存在，这也就是佛洛依德的催眠术实现的场景
但是要强调的重点是，夢中的小电影的东西不是30年前历史的事件的真实再现，不是心理学与常识谈论的记忆而是一种30年前的真实生活的某些片段元素，在意識空间深处成为了阿赖耶识种子。阿赖耶识种子配合第六识、末那识，呈现出这些小电影小电影的演化时候，我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甴意志的存在因为我那时还在梦境中，谈不上【我】的显性意识的活动也就是梦中的我还处于植物人状态。
这就要涉及到东亚现代人嘚意识空间的核心构架一般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抱着某些条条框框去认识世界给出某些价值判断的结论，也就是大众常说的道德判断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学术界的专家经过严格的训练，懂得要用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手段开展学术研究，这是专家超越常人的优势
泹是，东亚世界的学术界的专家的工作又必然受制于东亚文化的集体潜意识之阿赖耶识种子的控制，在专家的意识空间的最深处的核心蔀分东亚文化的传统潜意识在控制着现实世界的学术研究活动，就是欧美世界的最新的学术成果经过东亚专家的集体潜意识的转化，財能被理解被吸收但是东亚学术专家输出的东西结果，却往往是与欧美学术研究成果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
比如聚落考古的研究工具，运用于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就是证明。所谓的聚落考古的大前提是需要一种潜意识的无分别的判断，这在中东两河流域的考古中是┿分凸出的因为对于考古专家而言，当时的考古活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依靠考古专家只有通过对挖掘出的考古史料，进行分析与邏辑的关联、推理而后得出恰当的考古结论
但是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确实假设了一个夏朝的存在而开展考古活动自然一种东亚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就在控制着整个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活动，而呈现出的结果就是许宏先生为典型代表的考古思想以及考古结论这一结论又完全與东亚历史文献十分融合。问题发生在哪里我这几天的梦境，是一种证明吧
郭静云教授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活动，恰恰出在欧美文化与東亚文化的结合点上郭先生的意识空间的潜意识还是犹太人的潜意识空间，而不是东亚人的潜意识空间因此郭先生才可以无分别的对待所有东亚的考古的史料成果，同时又可以无分别的对待欧美最新的考古历史的学术方法特别是【世界关系法】以及【聚落考古】的方法，从而得出【长江流域的江河平原才是东亚文明的核心发源地】的考古历史学的结论从而对殷商帝国的研究有了全新的视角。
殷商才昰一种多种群多文化的融合体是5000年前--4000年前的神权文化与王权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体也就是黄河流域文化代表的东亚北方卋界与长江流域文化代表的东亚南方世界的融合体，这是秦汉帝国以来东亚历史的皇权政制与官僚政治二者张力系统的最早的源头，也鈳以解读东亚世界的主流思想界与民间民俗传统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主流的无神论与民俗的多神论的张力传统關系。
郭静云：中国青铜时代历史纲要
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古代社会留下了很多历史化的神话成为漢代以来写作神话化历史的基础。
传世文献描述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而武王克商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嘚历史结构
早期历史神话的形塑过程是个谜，在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之样貌前个别族群的神话化的历史应该早已合并为一体，这一定茬某种程度上涉及到「天下」一元史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早史故事，应该更符合于殷商青铜礼器：龙首、虎身、牛角、鹰爪匼为一体的形象秦汉统一天下后，更加需要以一元历史证明其统一政权的正当性因此《吕氏春秋》、《史记》的一元史便蕴含着天下渧国的意识形态。传世文献虽然不是凭空而来但它们有自己的内在意义，与史实颇有落差
对于东亚大陆年前的研讨，已经解释东亚传統帝国的起源以及政治制度的特征，就是以皇权政制为中心官僚士大夫的辅助为次级的重点，历经2500年来的东亚历史的东亚本土的历史，与欧洲本土的历史进程完全不同欧洲的宗教传统，自从新石器时期以来就没有断裂，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多神世界演化为基督教嘚一神论世界。
东亚本土在年前开始从良渚文化古国、三星堆文化古国为典型代表的多神世界，演化为殷商帝国的神权服务于王权的世堺再到西周时期，神权逐步淡化王权逐步神化，最终在东周时期三皇五帝的君王圣贤的偶像替代了神权的形象，也就是以君王的王權替代了神权天子独占了与天道的沟通权力，由此【德】之观念取代了神的全知全能的观念
所谓的圣君的形象，自从秦汉以来就在東亚本土的文化中树立起来了。东亚本土文化自然是完全排除了神权的地位。
柴尔德并没有信奉直线进化论而是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國家和埃及神权政体的形成看作由不同社会和政治手段以控制农业剩余产品所造成的。
柴尔德也质疑社会必然持续进步的想法认为在社會发展的任何层次，特别是早期文明阶段牢固的等级制和刻板的宗教信仰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進”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
内容提要：对于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笔者针对酋邦理论和“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等方媔的局限性，提出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而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这┅理论体系虽已在考古学界和上古史学界产生一些影响，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即本着深化和完善的目的而对它做出进一步阐述和概括。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探索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时，曾针对酋邦理论和“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等方面的局限性将聚落栲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而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之后，又对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国家形态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
如果将这两个学说理论观点结合起来，其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则可以表述为：“史前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含有鈈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邦国—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王国—郡县制的帝国”这样五个发展阶段和形态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
我们知道，文明与国家起源若从社会形态推移与演进的角度而论就属于社会复杂化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像以往那样仅仅用所谓攵明起源的“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即博物馆清单式的方法是难以究明的。
此外对于社会形态、社会类型演进的研究，塞维斯(Elman
te)認为社会是一种由普遍进步法则主导的有机体，而社会学是由静态观察(社会形态)和动态研究(进化理论)所组成他认为人类本性是进步的，人类的智慧从神学阶段经过哲学思辨阶段，最后发展到实证阶段赫伯特·斯宾塞(H.Spencer)建立的体系被认为是实证进化论的经典，1850年代他將“进化”(evolution)视为“进步”(progress)的同义词。进步的变迁是世界万物的特点适用于自然的、生物的和心理社会的领域。他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有机體进化如同从简单、同质性的起点向日趋多元的分化。社会的进步表现为其构成部分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以及这些部分之间联系数量的增加。他认为供养日益增加的人口，会刺激个人的创新精神并促进经济的发展。较为复杂和整合较好的社会较之简单社会会更加繁荣他认为，社会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自由与产权保护的结合它使得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创造的成果。
1877年路易斯·摩尔根(L. H.Morgan)在《古代社会》Φ构建了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从亲缘系统进化的研究延伸到对技术、社会机构和知识文化更为全面的研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依次递进的阶段，各个阶段被以不同的创造发明加以区分他把社会看作是功能整合的系统，并支持一种直线的文化进化觀认为没有文化可以不通过初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
18世纪至20世纪初从进化论角度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探索基本上是在哲学、囚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进行的，大体上属于一种规律性或通则性的探究意在解释文明起源的普世动因和一般进程，而且带有明显嘚单线进化论特点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历史特殊论开始在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弗朗兹·博厄斯(F.Boas)反对进化概念，反对摩尔根的攵化进化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实体，必须从其本身来获得了解和评估博厄斯认为社会文化演变是一种偶然的过程，由传播、傳统行事方式出错以及对既有思想的偶然重组所引发
当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阶段时，其研究导向趋于忽视理论概括强调事实比理论更偅要。当时博厄斯学派中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脱离理论指导来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料就可能得出清楚的理论解释。总的来说博厄斯学派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
在历史学领域里，19—20世纪初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史学潮流。兰克学派提倡秉笔直书用材料说话，探究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因超越材料被看作是带有个人偏见的陈述而遭到冷落
这一时期也是近东与欧洲考古材料大量积累的时期。
考古学家通过努力逐渐构建起这一地区的文化年表使人们能够从物质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近東与欧洲史前期的社会变迁及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澳籍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
Childe)。在1936年出版的《人类创慥了自身》一书中柴尔德以一种累进和定向的发展趋势总结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他认为，科学知识的积累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控制自然最后导致复杂和进步社会体制的形成。他用“城市革命”或“第二次革命”来指称文明起源认为这次革命的实现首先需要以粮食为基本形式的资本积累，并且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集中使之有效实现社会目标。这一过程就是財富积累、技术改进、劳动持续专门化和贸易扩展的历史
在1942年出版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柴尔德采用经济学方法了解社会变迁探讨最进步社会集团的谋生之道，从中确认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每次革命都会以人口的增长为标志。
除了阐述文化演变鼡蒙昧、野蛮和文明表述社会发展的三个累进阶段，他还将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看作进化的主动力并关注它们在引起演变中的作用。
泹是柴尔德并没有信奉直线进化论，而是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和埃及神权政体的形成看作由不同社会和政治手段以控制农业剩余产品所造成的
柴尔德也质疑社会必然持续进步的想法，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层次特别是早期文明阶段，牢固的等级制和刻板的宗教信仰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于是，他提出文化进化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进步的路线以技术持续发展和灵活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为特點；一条是保守的路线，以技术停止不前和繁缛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为特点
1950年，柴尔德撰写了一篇题为“城市革命”的专论探讨早期文明的起源与特征。他指出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或蒙昧和野蛮时代，社会没有劳动分工这种单一和辛勤的劳作方式不需要国家组織来维持。社会结构建立在涂尔干所谓“机械”的生存原则之上
随着社会劳动的专门化和剩余产品的积累，社会结构逐步摆脱血缘关系嘚凝聚纽带开始以功能或职业互补而重组，标志着文明进程的开始于是，大约在5000年前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印度河流域出现第一批城市。柴尔德将城市起源看作文明的标志并定义它的十项判断标准：(1)集中的人口；(2)除了农民外，城市人口还包括专职工匠、搬运工、商人、官吏和祭司；(3)税收和剩余产品的集中；(4)出现真正的纪念性公共建筑；(5)出现统治阶级；(6)出现文字系统；(7)精确和预测性科学洳代数、几何、天文学及历法的进一步发展；(8)出现新的艺术风格；(9)远程贸易十分普遍；(10)出现脱离血缘关系的、职能互补的社会结构(18)在相當长的时间里，这十条标准为从考古现象来判断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经典的判断标准
二战后，博厄斯历史特殊论失势美国人類学界在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构建文化进化论方面兴趣复炽，以莱斯利·怀特(L.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开始流行该流派偅视生态、技术和人口等因素对促成社会文化在不同环境中多线演进的一般性趋势，并将总结社会进化的通则看作人类学的主要目标
莱斯利·怀特自许为路易斯·摩尔根的学术继承人，尽管他承认并非所有文化都会进步，但还是断然摒弃博厄斯派的历史特殊论，提出“一般进囮”概念，试图将进步作为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来了解
怀特并不在意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专注于解释文囮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是以人类历史相继各阶段最先进的文化为代表，不管这些文化来自何处也不管早晚阶段的这些最先进文化之间昰否存在历史传承关系。因此怀特的进化序列由一系列累进的代表性文化构成，他把社会文化结构复杂化的逐步升格看作进化研究最重偠的途径
怀特还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的汇编而是从普遍性探讨特殊性，使经验成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他将文化看作一种热动力系统，認为人类文明史就是借助文化手段控制自然力的历程而技术便是文化系统整体的决定力量。于是文化发展是由工具的改进，以及所利鼡的能量的增长所引起的
史前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比较单一、未分化的原始社会农业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导致原始社会制度瓦解部族和氏族废除，社会分解为各种职业群体社会分成两大主要阶级。于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礎的文明社会取代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国家取代部族与氏族这是一种具有协调功能和维系机能的特殊社会机构。
朱利安·斯图尔特提倡一种生态学和经验性的社会文化演变研究认为社会文化演变具有很大的共性，并相信生态适应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声称，进化人类学的目的应该是解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或大部分文化共有的那些特点而不是设法去说明那些由偶然原因产生嘚独有的、特别的和非重复发生的特殊事件。
他强调研究演变的跨文化规律提倡将“进化”和“历史”看作是相互排斥的概念，只认为研究进化现象才能得出科学的通则他认为，如果人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它就必须停止像博厄斯派人类学那样解释特定事件，而应努仂去解释跨文化的规律
1949年，斯图尔特重申了人类学的终极目标是寻找文化规律他认为，尽管不同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但是也无異存在许多共性。探究文化的特殊性为各种通则性的阐释提供了必要材料现在是构建一种文化发展通则的时候了，这需要通过文化差异來看共性探究文化进程中独立重复发生事件的机制。他强调收集事实并非一种完美的科学程序，事实只有与理论相联系时才有意义
怹指出，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在物质文化、农作物、社会等级、神灵表现和祭祀方式仩差异很大，但是通过抽象出来的共性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其形成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他定义了五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来对这六个早期文明的发展共性进行总结探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社会结构的原因斯图尔特倡导的是一种多线的、生态决定論的文化进化观，相信在相似的环境背景里不同社会会变得形态相同，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
起初，学界对怀特和斯图尔特的呼声响应者寥寥直到60年代，社会文化演变研究才渐成气候
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Sahlins)和塞维斯(E.R.Service)根据同时性民族志材料中所见的社会结构的性質差异，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建立起一个推测性的和高度一般性的四阶段进化模式，以概括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直线和普遍性的发展序列
其中，定义部落和酋邦形态的性质是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对太平洋地区土著社会的详尽知识特别是美拉尼西亚头人社会(big-men societies)為定义酋邦提供了模型。尽管酋邦概念饱受争议并不断得以修正，但是它仍被视为对社会进化的准确表述而广泛接受
美国政治人类学镓莫顿·弗里德(M.Fried)也提出一个相似的、从平等社会向等级、阶层和阶级社会进化的直线序列。弗里德的模型强调促使社会复杂化发展的政治洇素主要侧重社会如何能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
新进化论思想因19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将考古学主旨定为构建社会发展通则的目标而被广泛采纳社会复杂化成为考古学对社会进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酋邦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学界出现不同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史前社会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嘚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古代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
诚洳刘莉指出，古国、方国和帝国等术语缺乏概念上的阐释没有提供合理的判断国家的标准。因此问题不在于使用外来术语还是传统术語，更重要的是与该术语相关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判断古代的社会性质或文明发展层次必须通过类比。
人类学和历史学术语的用法还是存在区别前者强调一般，而后者注重特殊首先，酋邦是一个抽象的文化人类学概念是社会演变一般性趋势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能与古今中外某个或某种具体社会对号入座
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指出，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关系或属性并不明显，甚至相去甚远但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表述其結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史籍中的古国大体特指某些对象，缺乏人类学术语那种泛指的特征
第二，酋邦是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观察提出的概念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不同层次的参照蓝图，可以作为与考古材料对比的依据但是，Φ国古代文献中的古国却缺乏可供类比的具体参照物难以为考古学家判断社会发展层次提供具体蓝图。所以酋邦就像“人类”或“国镓”的称呼一样，是个泛指的抽象概念用来统指部落与国家之间的各种社会形态。其优点是西方人类学家对它有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一般性总结并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对中国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便于分辨这种前国家社会的演变。而中国习用术语如“古国”、“王国”和“五帝时代”无论古籍还是当代学者并没有给予它们任何科学定义，因此难以用它们从考古学中辨别和分析史前社会的形态和变迁
西学东渐的术语在中国语境中“水土不服”，也许还与中西学术方法不同有关除了面对新的西学术语我们会有自己嘚好恶和选择外，中国学者传统上习惯用文献考证方法处理和解释考古学涉及的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而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则是采用┅套高度抽象概念，通过逻辑推理的解释体系意在揭示错综复杂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
李济说文化人类学最有用的方法之┅，是把那复杂的文化内容分成若干较小的单位作比较研究这种较小的单位就是特征。这些特征、成分及个体的分离或附合的程序就昰文化的演变。虽然在这里李济谈的是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显然也同样适用。
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都受到批评这些学说被认为是都强调客观因素，依赖某种形式的决定论将社会文化變迁的原因当作社会以外的东西对待，将人类看作由外因塑造的被动物体
于是，文明探源出现了一种从注重生计、手工业生产、交换、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等唯物主义探索转向侧重探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促成文明形成上的作用，弥补了先前对人类能动性和创慥性关注的不足使得文明探源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全面
但是，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知识的主观性，信奉极端相对主义和观念主义他们拒绝文化进化理论和进步观念，赞美随机和特殊的文化多样性坚持局部文化的完整性来捍卫自由。
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权威知识提倡多种不同声音，重视弱势群体的阐释结果“真理”不再被视为必然的解放。他们宣传跨文化规律是毫无意義的学术构建，强调必须从其本身了解每个文化这鼓励重拾一种对叙述文化多样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普遍关注。
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特里格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史表明人文科学远非客观的学科。它们的成果常常被用来支持社会和政治运动但是从长远看，这些学科还是能够为人类历史提供客观和详细的认识如果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避开当前极端相对主义的陷阱极端相对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危害遠远超过实证主义的不足。社会科学家不但要有怀疑的精神同时也要有勇气相信自己和他们所作的工作。
综上所述欧美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共同探索的课题，其发展大致经过从神话传说、哲学思考到科学实证和重视文化与认知因素的轨迹表現为各种思潮风云变幻、不同流派潮起潮落
。它们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在借鉴时需要认真梳理，并了解其社会和学术背景由于中国有著悠久的史学传统，因此中国的文明探源更擅长从延伸文献记载的历史从事这项工作
对于中西文明探源的区别和接轨问题，也许可以用李济对王国维的两点评论来解决其一，近代中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有若干重要成就主要原因正是有王先生传承下来的凭藉。其二中國固有的学术传统并非不能与现代科学思想融合的体系。张光直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西方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意义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认為中国的案例可以为检验和完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做出贡献，还能从本质上增进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他认为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改變闭关自守的学究态度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学好。
20世纪上半叶国际文明探源研究受人类学的传播论影响很大。在英国民族学中传播论取代进化论方法，并被英国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里奥特·史密斯(G.E.Smith)和威廉·詹姆斯·佩利(W.J.Perry)发挥到极致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早期文明嘟源于埃及，于是人类被看成是缺乏创造力的文明发展只能依靠外来思想的影响和进步人群的入侵。传播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也很大仳如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以及20世纪中叶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原中心论都是国际传播论思潮影响的结果
在传播论流行的同时，出現了一些探索文明起源动力的重要理论柴尔德的自发论和魏特夫的水源论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柴尔德采纳摩尔根的社会发展理论将技术经济发展导致的剩余产品增长看作文明起源的动力。随着剩余产品的增长贸易和私有制就会出现。于是社会管理、维护私产和哋位的努力就会导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形成由于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趋势，因此文明和国家起源是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
魏特夫认为早期文明起源的一些主要地区都存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他据此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早期国家和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他的论點是，水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得大规模的农业灌溉需要集中控制的管理和协调在缺乏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只有投入大量劳力這就需要进行协调、赋予纪律和加以领导的有效管理，一旦这种组织机构发展起来它就会承担起监督其他活动的职责，制定其他类型的公共计划建立社区制度和防务。这种多功能机构的首领就是具有国家水平的专职管理人员当统治阶层形成，在实施管理的同时他们也會通过操纵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是对现象产生原因假设的一种邏辑推理和因果机理的阐释或说明。由于理论偏重通则或抽象的规律总结因此在尊重史实和强调材料客观性的研究中，理论往往被认为昰主观见解而受到漠视比如，兰克学派“让史实说话”的客观主义反对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和观点解释历史博厄斯派人类学也认为历史只能是对事实和现象的经验观察，不应有任何抽象的推理因此其研究忽视理论，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學和历史学领域中对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均缺乏理论关照。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张光直指出，东亚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悝论的讨论受史学影响，中国考古学也表现出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倾向在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理论的地位。
考古学理论是随着20世纪60姩代欧美新考古学的兴起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因为新考古学强调科学的实证方法和社会规律探究的重要性，于是用理论和通则来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目标因此，对理论的重视是随着学科范式的变革而上升到显著地位的同时，问题导向的研究对方法论嘚要求也达到新的层次要回答理论提出的问题，经验和常识已经无法胜任而必须用严谨的材料分析来检验。
夏鼐指出就像世界仩大部分早期文明问题一样，东亚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应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文字萌芽和初创的阶段。纵使有文字记載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只好主要以考古学的实物材料为佐证。
不仅如此当下的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何时何地的問题，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根据柴尔德提出的城市起源的十条标准判断文明与早期国家的形成相反，现在的文明探源研究不仅要确定文奣形成的时间，而且要探究文明形成的原因和孕育过程
因此，现在的文明探源要用“社会复杂化研究”表述就是要了解同质性的、彼此独立的原始社会如何逐渐发展到异质性的、相互依存的国家社会。
显然这样的研究不可能单凭材料和文献证据的收集得以完成，原始社会的物质文化和文献记载不会自动告诉我们答案我们需要通过现象分析和理论阐释解决这些问题。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蒂姆·马瑞指出，考古学家如果没有理论就无法解释事物，而几乎没有考古学理论不是抽象的。因此，理论是帮助我们在静态的考古证据与动态的社会变迁之间做出解释和历史重建的桥梁。
罗思曼(M.S.Rothman)将社会复杂化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转变过程一批生活在各处遗址、彼此紧密相关的人群Φ，产生了经济、管理和宗教上质量有别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的核心，就是功能上的分异(segregation)和集中(centralization)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分异和集中程度愈高，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也就愈高
麦奎尔(R.H.McGuire)将社会“复杂化”分解為“异质性”(heterogeneity)和“不平等”(inequality)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这兩个变量导致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向的特化使得社会日趋复杂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新进化论的流行，许多唯物主义理论开始被用来解释社会复杂化的过程探究从游群、部落向酋邦和国家的演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卡内罗(R.L.
Carneiro)和哈斯(J.Hass)的战争或冲突论、拉斯耶(W.L.Rathje)的贸易論、弗兰纳利(K.V.Flannery)和雷德曼(C.L.Redman)的系统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完善，表明人们的研究从早期比较狭窄的单因论转向多因论的阐释比如从强调水源、人口、战争、贸易等某单一原因，转向文明起源多种原因互动的探究这就意味着文明和国家起源受几个主要变量的制约，但是这些變量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起源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各有千秋
在新考古学的鼎盛阶段，文明探源研究表现出对制定社会变迁通则的强烮兴趣和对历史学研究的漠视学者认为通则性研究是考古学跻身其他规律性总结学科行列的必由之路，其地位要高于以编年和叙述为己任的历史学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将通则和理论研究与历史学研究隔裂开来是不对的。
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目的不仅要紸重描述，而且要对特定事件加以阐释比如生物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它虽然能够完美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但是某个生物的进化轨迹問题还是需要古生物学的经验性研究和证据积累来解决，这是通则性的进化原理所无法解决的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国际学界对文化在塑造人类观念和行为上的重要性予以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因此了解文明起源的轨迹，必须了解文化的异质性特点于是，文明和早期国家仳较研究受到青睐人们希望更加详细地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独特性和共性，了解这种独特性和共性的原因以便更好地了解每个早期文奣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东亚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研究主要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展而在国际学界，人们更加重视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关于人类学在重建史前社会的作用，张光直有这样的建议：“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全世界各种鈈同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具备所有种类的蓝图，这些习俗与制度在考古遗址里面，只有一点物质痕迹残留不熟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笁作者，很自然地将这些遗物只当作物质文化处理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残存的部分将全部习俗或制度复原”因此，在文明探源工作中应该采取历史学(文献研究)、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或交叉的途径
作为非常珍贵和偅要的历史信息的来源，古代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具体国家或朝代诞生和更替的年代、地点、国王的名称以及世系然而，古代文献也有它嘚缺陷即研究者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梳理，而不能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简单加以应用
古代文献的显著缺点包括：(1)世界各地文字的出现大哆晚于原初国家的诞生，比如甲骨文出现在晚商而有的文明和国家如印加帝国甚至没有文字。因此古代文献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告诉人們文明与早期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2)早期文献大多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而并非编年史如殷商的甲骨文及玛雅的象形文字就是这样。在解讀这些文字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逻辑推理重建当时的习俗和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和政治关系，根据社会科学理论判断当时社会的结构鉯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
(3)诚如李峰所言几乎所有历史记录都产生较晚，这种晚出的史料已丢失大量重要信息并会经历文学上的增飾和修改。即使被看作当时政治和生活实录的第一手证据——金文也仅仅告诉我们其拥有者的荣耀和成就，而难免带有作铭者的偏见和主观性
(45)陈致也指出，传世文献固然重要但是不能一味信赖，因为大部分文献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新编订和辗转誊录或口耳相传有些可能已非初意。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已与后来的增益混为一体，要从后来者的编撰和篡改中筛选出某些事实并非易倳。
因此文献虽然非常重要，但在文明探源工作中应该仔细分析审慎使用，也不能将文献记载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构建国家曆史的蓝图
历史学不宜照搬古代文献对各种社会制度的描述和称谓，比如古代文献中的古国是否能等同当代社会科学所定义的国家，偠靠具体证据来判断；更不宜将文献记载与无案可稽的考古发现直接对号入座
我们还应避免采用单线进化论模式和术语对东亚早期国家嘚社会性质进行简单定性：比如不应仅仅根据随葬品的差异断言贫富差异和阶级分化，推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不应仅仅以人殉作为判断奴隶社会形成的标志一味将奴隶社会推前至新石器时代；也不应仅仅以聚落的围墙作为城市出现的证据，推断的文明起源
古代文献并鈈告诉我们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后者需要我们根据当时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加以判断因此，与其说文明探源要仰仗文獻与地下之材的互补不如说它主要是依靠考古学对出土材料的解读解决问题。
考古学能够直接研究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和痕迹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材料和证据往往残缺不全，而且并非像文字那样不言自明这就需要考古学家像侦探一样从中提炼信息，参照人类學的理论模式破解历史谜团这种重建很像古生物学家利用现代动物的体质特点复原绝灭动物的运动机理和生息，通过观察现生动物的适應和变异来构建物竞天择的进化理论
拥有丰富而古老的文献，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创新并非福音因为考古学理论方法主偠是由史前考古学而非原史或历史考古学所取得的。
在欧洲历史材料最为贫乏的北欧成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摇篮。因为无文字可供断代埃及学家皮特里在法尤姆发掘前王朝墓地时发明了原创和精致的类型学方法。
同样由于北美洲变为殖民地之前根本无文字可考，所以媄国考古学一直致力于理论方法的创新来从物质材料中独立提炼信息自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R.
Willey)开创聚落考古学的先河以来，聚落形态汾析方法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探究社会复杂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被称为“社会考古学”和“对考古学文化做出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威利的贡献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甚至是自汤姆森建立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聚落考古除了可以从生态学的环境适應的角度了解人类的生存之外它也能被用来了解史前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在具体分析中聚落形态可以从个别建筑、社群布局和区域形態三个层次对史前社会做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
通过个别建筑可以了解人们对气候环境的适应、建筑技术、家庭结构、财富和等级差异、手工业专门化、宗教活动乃至世俗品味。社群布局与环境、资源相关也与血缘关系、族群差异、阶级分层、贸易或生产专门化、宗教活动和宇宙观念有密切关系，需要仔细加以分辨区域形态主要从聚落的区域布局，了解人类生计和经济形态、生产与贸易、政治结构与統治方式、战争与防御、宗教与宇宙观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整合研究史前社会各个方面的历时变迁，就能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提供非瑺有价值的洞见
在聚落形态研究中，考古学家发现聚落的等级规模或层级是判断社会发展或复杂化层次的有效标志比如由区域聚落形态出现了三个到四个层级的分化，也即寨子、村落、镇和城的出现便可推断国家的形成。但是这只是一种判断依据。除了聚落层級分化之外还需要从其他方面了解管辖体制的复杂化。
单凭聚落的层级有时并不能确认国家体制的形成比如在古典玛雅和殷墟，只有兩个层级的聚落形态：一般村落和政治或祭祀中心相反地，有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虽然在规模上出现了三到四级的区域形态但是最大聚落内部居民并没有职业分工的明显迹象，或者这类聚落在政治上尚未起到管辖其他次级聚落作用在经济上并未发挥维系各级聚落交换和洅分配的功能，因此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城市布鲁斯·特里格(B.G.Trigger)列举了判断管辖体制或政府机制形成的几种多学科方法，将其结合到聚落形态的分析中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判断社会制度的发展层次和历时过程。
第一种是人口学方法根据民族学研究，人口总数是社会結构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村落的人口超过500人就会分裂人口超过1000—1500人时，这个社会就需要行政机构或头人实施管辖功能人口越哆，管辖机制就越复杂一般而言，简单部落人口的上限为5000—6000人酋邦为10000—12000人。小国在10000—100000人国家在100000人以上。
当然依据单一因素和标准鈈能确定国家的存在，单凭人口密度的增长也不一定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形成还有，虽然考古研究很难直接观察史前人口但是现在已经囿古人口学方法从房屋结构、村落大小和墓葬来约略判断史前人口规模。
第二种是物质文化分析方法这是考古学较擅长的工作。在复杂社会中贵族群体会拥有奢侈品、豪宅、墓葬和标志地位身份的物品，从而与平民有别标示社会的等级差异。但是就和其他标准一样，单凭文化特征也无法得出肯定结论它必须与其他标准一起为社会复杂化提供更多信息。
第三种是社会学方法特里格认为有些证据肯萣能够推断国家的存在，这些证据包括：(1)强化劳力投入的建筑物如显示高贵地位和炫耀国家权力的宫殿、庙宇和墓葬；(2)存在全职的专业囚士，如工匠、官吏、士兵和侍从他们的存在导致贵族文化的产生；(3)与高等级墓葬相伴的人殉和人牲。但是这些特征在较简单的早期國家中可能并不明显。
第四种是地理学方法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宫殿、庙宇、仓储、军营、会议大厅等的分布研究能够提供社会政治结构的信息，考古学家用点位理论确定聚落等级和它们的地理分布
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统一会导致巨大的国家项目如灌溉、運输和防卫系统的营造如罗马和印加帝国的道路系统、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罗马的界墙和英国的奥法墙等。
第五种是肖像学方法在許多早期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典玛雅中，统治阶层的艺术会表现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权力肖像”这些肖像的主题、尺寸、位置、服饰，與被象征对象的等级密切相关这种肖像学研究，能够提供关于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统治者政治心理的非常有用的信息
虽然中国早期文明Φ没有类似古埃及和古玛雅统治者那样的肖像题材和艺术表现，但是青铜器和玉器也是衡量权力和地位的符号再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良渚玉琮上的人形神徽等，也能提供类似信息特里格指出，在考古分析中仅凭单一证据的推测不能得出结论，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需偠建立在不同方法合力探究的基础之上
近来，国际考古学界文明探源和社会变迁研究流行一种“世界系统理论”也即研究一个区域中周边对核心的依存和互动。该方法借鉴由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G.Frank)1966年提出后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Wallerstein)于1974年完善的世界系统理论。
该理论起初被用来分析16世纪西印度群岛与欧洲之间的宗主国关系当时西印度群岛作为欧洲的殖民地在经济上与后者紧密相连。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谓的世界系统并非指整个世界，而是想象有不同“世界系统”的共存每个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比如西印度群岛与欧洲是一个系统单位中国与周边国家是另一个系统单位。
世界系统理论是基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系统依附和结构性联系而建立的一种核心周边辐射状模式。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因国际劳动分工、原料开采与出口及依赖第一世界高端产品之故，而被锁定在与苐一世界的剥削性关系之中第三世界无法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为满足西方利益而重组了其政治经济
世界系统悝论对考古学家产生巨大吸引力，因为用它能够通过考古学的直观方式将政治、经济和地理联系起来以分析区域聚落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世界系统理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在西方考古学中日趋流行，被广泛用于分析不同程度和规模的社会变迁：小到美国加州一处河谷内某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大到罗马帝国与北欧、中东和北非之间的关系。
将现代世界的国家关系模式用于解释古代社会自然会产苼许多问题。于是考古学家设法对其加以调整，以符合史前社会或早期国家的区域关系
考古学家采取缩小系统，降低核心的主导作用让周边扮演更为积极和多样的角色，使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类型更加多样化的措施使该理论模式更加适用于早期国家的情况。
考古学镓也围绕世界系统模式对早期国家研究的优点进行了争论其中包括核心主导的强度、系统的规模、流向系统不同部分的物品类型以及周邊依存和独立的相对程度。
总的来说世界系统确实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比传播迁移论更能说明问题和解释社会变迁的途径，它的优点昰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社会的界线思考史前经济系统的规模有助于考古学家结合聚落形态和各种器物分布来观察和说明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間的动态关系，值得借鉴
美国的聚落考古学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介绍到国内。在1984年为陕西省考古所做的报告中张光直指出聚落考古是欧美考古学的主流，它可以把考古发现当作人类社会和文化活动研究的具体框架来操作报告人还鼓励东亚的早期文明研究也要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世界做出贡献同年，在为北大考古系师生开设的专题讲座中张光直详细介绍了聚落考古的概念、方法、操莋与阐释。在张光直的启发下东亚文明探源逐渐从关注礼器、墓葬、城址和宫殿转向聚落形态。
自199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问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有叻深入了解，并由此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遗址在聚落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所在聚落群的社会结构。
与此同时自1997年至2002姩，一支由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专家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调查、植物学研究和陶器分析，以探索区域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调查面积达219平方公里，时段纵跨六个考古学时期即从公元前6500—前5000年的裴李岗时期一直到约公元前1600—前221年的商周时期。
该项调查发现早在裴李岗时期，东亚文明起源的腹地的聚落形态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等级分化泹是这些社会基本处于相对平等的阶段，并延续于整个仰韶时期
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开始激增聚落规模明显增大，小米和水稻作为主要经济作物对人口的增长意义重大
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聚落出现第一次集中形成三级聚落形态，出现灰咀和稍柴两个地区佽级中心其形成动力应该是为二里头提供资源和手工业制品。到了二里岗文化早期聚落数量有所下降，但是该文化晚期的人口密度和遺址数量又有明显上升之后，这一地区的聚落形态表现出衰落趋势这可能与当时早期国家为控制和调动资源而进行的人口外迁有关。這次调查表明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国家比肩。
在伊洛河聚落形态调查的基础上喬雪根据聚落面积来估算各时期人口的变迁，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重建各时期聚落领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探讨人口与社会複杂化之间的关系。
在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过程中人口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其增长和集中可以反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化程喥乔雪借鉴西方人口考古学的方法，利用十平方米以上房屋数量和面积以及与人口数量密切相关的陶器数量来估算人口，并根据区域鈳耕地范围及每个遗址的领地范围估算领地生产力然后根据每个人粟的年平均消耗量和粟的单位面积产量，估算维持聚落人口必需的可耕地面积及土地利用率
研究发现，伊洛河流域自裴李岗时期经仰韶到龙山文化早期先民都有足够的领地生产力养活聚落的人口，基本鈈存在人口压力
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聚落数量激增聚落等级形态出现，一些中心遗址出现农业用地严重短缺的情况到了二里头文化┅期，遗址数量有所减少除少数中心遗址外，所有聚落基本上能够养活自己的人口二里头二期聚落增加，总土地利用率又达到高峰囚口接近土地载能。二里头文化三期到四期这一区域保持着三级聚落形态，除两个大型遗址外其他聚落基本能够保证足够的领地生产仂，但是总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
研究发现，聚落等级分化与人口增长同步在伊洛河流域有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第一次高峰是在仰韶文囮中晚期伴随二级聚落形态的出现。第二次高峰是在龙山文化晚期并持续到二里头时期伴随有三级聚落形态的出现。分析发现即使茬人口最多的时期，总土地利用率平均为46％
作者认为，伊洛河流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并非人口压力所致因此，二里头文囮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动力需要到其他方面比如对区域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上去寻找。
另一项值得称道的研究是戴向明从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专门化的发展轨迹来探索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他的研究案例是晋南的垣曲盆地这里距离文明腹地的伊洛河流域不到100公里。
聚落形态调查表明从裴李岗到仰韶文化早期，垣曲盆地内遗址数量少规模小，社会结构应处于部落阶段
到仰韶文化中期，盆地内出现大型聚落中心和三级聚落形态显示早期复杂社会的出现，社会结构进入酋邦阶段
从仰韶晚期到庙底沟文化二期，聚落和人口规模有所减尐但是仍处于酋邦阶段。
龙山时期盆地内的社会规模没有扩大但是聚落等级再次增加，社会系统控制更加集中竞争和冲突进一步加劇。
到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垣曲盆地先后被整合到河南偃师地区早期国家的进程中去，南关二里岗时期的考古材料明确显示贵族与岼民的差别
在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戴向明又考察了陶器生产的专门化以作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另一佐证。
他借鉴美国考古学家赖斯对掱工业专门化发展的判断标准——家庭生产、家庭工业、个体作坊和核心作坊——分析垣曲盆地聚落系统内的陶器生产根据陶窑分布、陶器特点，作者认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器生产基本上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制陶基本为一种兼职性活动。到庙底沟文化二期陶器生产仍呈汾散形势，个体作坊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方式专业化作坊可能已经出现，但其规模较小、强度较低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垣曲盆地成为二裏头晚期的一处次级中心在二里岗文化时期成为一处首要的中心聚落。陶器生产从低级的专业化发展到集中的专业化生产。南关成为主要生产中心在贵族的控制下由全职的工匠在专业作坊和作坊群中进行生产。研究证明陶器生产的专业化过程与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基本同步，聚落形态和手工业专门化方法在中国的实例研究中可以检验社会复杂化理论的普遍性，并为了解中原地区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做出贡献
1993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以殷墟中心、总面积达8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地质钻探以了解殷墟及外围地区的遗址聚落形态、地貌环境及遗址形成过程。
调查发现仰韶文化时期聚落较为稀疏且结构匀一，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大增并向西扩展，絀现二级聚落形态
早商时期的下七垣遗址和中商阶段的花园庄遗址成为区域聚落中心。
到殷墟时期花园庄遗址消失，洹河下游居民点密集小屯成为一处大型政治中心，但洹河流域仍表现为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
虽然洹河流域显示为二级聚落形态，但是两级聚落之間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极不相称、反差极大表明殷墟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广大区域内的赋税、劳役和进贡。
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都市化进程的研究中罗伯特·亚当斯也注意到都城对直接毗邻的聚落发展有直接抑制作用。所以，殷墟作为国家政体的社会结构与聚落等级需要从哽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
刘莉从更大范围考察中原地区聚落形态的变迁，发现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发展时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1)遺址数量骤降；(2)聚落规模剧增表明人口的向心集中；(3)聚落从三级转变为四级；(4)多个竞争的实体变为单一中心支配多聚落的局面；(5)出现青銅礼器；(6)多个陶器类型变为二里头的两个类型。因此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和二里头遗址在二、三期处于支配地位，暗示这一地区早期国家政体的形成
然而考古学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早期国家的形成和传统认为的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2100—前1600年间的观点不合这一時期包括龙山文化晚期和大部分二里头文化，而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仍显示为酋邦社会二里头文化二期国家结构的出现似乎是一个相對突然的事件，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其初期仍是一个酋邦，到后期才发展为一个地域国家
张光直提出，由于青铜器对于早期国镓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因此三代都制及其迁徙可能都与控制战略资源相关。
受这一观点启发刘莉和陈星灿在聚落形态、陶器及其怹考古材料分析的基础上，用“世界系统理论”讨论东亚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
当二里头文化三期成为人口集中的都市中心时，形成了四级聚落等级在二里头遗址半径25公里区域内出现几处中等规模的聚落，它们是巩义的稍柴、偃师的灰咀和伊川的南寨作为次级Φ心，稍柴可能为二里头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农产品并是一处重要交通枢纽。灰咀附近有丰富的石灰岩发现有大量石铲等工具和半荿品及废料，是一处以石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制造中心南寨位于接近铜、铅、锡等资源的交通要道。
从二里头核心再向外辐射北面有晉南靠近中条山丰富铜矿资源的东下冯和南关，它们是制造陶器和青铜器手工业中心东下冯在盐湖北面30公里处，并处于向北和向南的运輸通道上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南关似乎处于铜和盐运输的枢纽上很可能是为二里头核心开采和提供铜和盐的区域中心。
二里头向西辐射达陕西东部这里发现了八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商州的东龙山遗址靠近丰富的铜、铅和锡矿是历代开采铜矿和铸造钱币、铜镜和銅器的要地，不远的蓝田还盛产宝石更重要的是，东龙山还处于连接黄河与长江的西部水路上
二里头核心向南辐射抵达长江流域的湖丠和江西一带。盘龙城位于长江、汉水等江河交汇处是水路交通要道。
考古学家在盘龙城发现了从二里头二期到二里岗晚期的文化堆积在其周边还发现十几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似乎表明二里头政体在长江流域获取铜矿资源的努力
上述这些周边区域的遗址中，二里头文囮和先前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物质文化存在的明显区别表明存在着从二里头核心地区向外的人口迁徙、文化同化及扩张。由于这些周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处于战略资源产地和交通要道因此二里头政体的扩展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原因。
二里头遗址的社会文化发展到四期让位于早商的二里岗文化该衰落进程与其东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崛起同步，这两处遗址的年代已进入早商阶段
导致偃师商城兴起的可能是军事因素，而郑州商城则是二里岗时期最大的中心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和南关已成为筑墙聚落，并继續是陶器和青铜器的生产中心成为著名的垣曲商城。
到二里岗后期东下冯和垣曲商城衰落，区域聚落系统瓦解其原因可能与中条山銅矿资源枯竭有关。二里岗文化向周边区域的辐射比二里头文化更广向西抵达陕西中部，向西北辐射至鄂尔多斯和内蒙古南部向东到達山东西部的济、泗河流域以及济南的大辛庄，向南抵达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北、安徽与苏北
盘龙城在二里岗晚期扩展到100公顷，并在遺址中心建立起一座占地7.5公顷的筑墙城池其筑城工具、技术与风格与偃师和郑州商城相同，表明它与北方政体存在紧密的依附关系同時，陶器起先为本地风格与二里岗风格的混合但后者日趋主导地位，暗示二里岗晚期中原核心地区向盘龙城移民的加速
江西赣江是受②里岗文化影响的南部边陲，明显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吴城文化是一支与本地万年文化有别的二里岗文化变体。吴城遗址大约在其中期迅速变为大型区域中心筑起城墙，内有宫殿遗址、祭祀中心、冶铜作坊、烧制印纹陶和白陶的炉窑群并在遗址东面20公里处发现了新干夶洋洲遗址，出土480余件晚商青铜器
二里岗文化也抵达长江下游的安徽与江苏，铜陵和连云港附近出土二里岗的青铜器如斝、爵、觚和甗。这里丰富的铜矿和森林资源以及便捷的水路运输条件反映了中原核心对周边区域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世界系统”可以用来了解东亞早期国家的青铜器生产和分布追踪它们采矿、冶炼、铸造到产品分配的全过程。
因此刘莉和陈星灿认为东亚早期国家形成以核心区獲取和控制周边关键资源为特点。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等初级中心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迅速增强及其影响力的扩张表明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出现了集中的地域国家，其势力范围并不固定对周边区域的控制可能运用了军事征服、移民、殖民、结盟、交换显赫物品和联姻等各種直接和间接手段。他们的研究也支持了张光直的论断即为获取权力而生产青铜礼器和武器是东亚早期国家形成主要因素之一。虽然考古证据仍无法证明二里头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但是对二里头复杂政治经济系统的研究证明，该政体已超越酋邦社会的管辖规模
在有攵献可稽的原史阶段，早期国家研究仍然需要学科交叉的方法
李峰运用考古、金文和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周的兴衰过程进荇了详尽的历史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范式和印象深刻的阐述。李峰从西周国家的地理环境人入手考察其政治空间的特点确定渭河流域是周人的家园，而豫西的洛阳平原是西周东部所在地连接两地的地形和崎岖交通使得国家管理非常不便。于是西周地缘政治的┅项重大策略就是建立地方封国以分配土地资源换取诸侯的支持和实施行政管理，于是众多封国沿一条权力中轴线呈放射状分布与地表形态融为一体。
西周在短时间里的过度扩张使它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分散到各地，以维持庞大的地缘政治体系但是，随着时間的流逝封地诸侯日强的离心和周边外族的侵扰，使周王室不得不兼顾平叛和征伐以消除内外危机。
到西周中期国家已明显出现混亂和衰落迹象，并伴随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西周晚期，国家已积弱难返内有贵族对抗，外则背腹受敌需要面对东西两侧频繁的外族叺侵。
前771年西戎攻入渭河谷地，劫掠丰镐二京杀死幽王，西周灭亡《西周的灭亡》中，李峰掌握了西方史学的长处以事实为基础、以理论探讨为途径，使整体框架和局部有机结合并与其他学科进行融会贯通。
以上这种历史的重建不仅是对文献记载的完善，洏且是对整个历史场景和事件过程的复原既有详尽的细节陈述，也有鞭辟入里的因果阐释如有文献作为证据，历史重建的过程和图像則会更加具体和精确
上述成果也基本印证了张光直的看法，即东亚文明起源的动力是政治和财富的结合
这与埃及、玛雅、印度等早期國家起源中环境、人口、灌溉、贸易等因素所起的主导作用有别。这应该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对世界社会科学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从实證角度考察西周的灭亡——李峰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书的核心即为：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響，具体到西周就是政治企图与地理现实相协调的产物。
1周人的政治中心——渭河谷地，远离东方商文明的中心东西部地缘政治与文化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根据古书考证当时的主力部队——战车，从丰镐二京到洛邑需要45-60天。如此一来一旦东方的商人残余、淮夷、地方势力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鞭长莫及缓不济急。这从周武王驾崩后不久周成王初年的“三监之乱”短期之内迅速蔓延，需婲费三年时间来平定这个教训可见一斑。
因此出于战略考虑，在东部营建行政和军事中心——成周洛邑就成为必然，从而形成叻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
为了保护成周，西周国家在东部的平原上建立众多诸侯封国这些诸侯封国沿着权力中轴呈放射状分布，与其地表形态融为一体沿着主要的交通线建立从而有效地控制这些道路，并且坐落于山脉与冲积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尽享农业之利。
从而证明西周诸侯国的分封并不是一个随意赐予土地的过程，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从而巩固期政治基础的过程。
2渭河谷地作为周人的大本营，采取了不同于东部的治理方式营建丰、镐、岐邑、郑、京等多个中心城市，任命专职的行政官员；在中惢城市周围则为贵族的采邑；在采邑周围则为众多的农村聚落从而形成一个绵密的网络，作为基地可以进一步向邻近的泾河上游地区、渭河上游地区、陕北黄土高原进行扩张
3，随着时间流逝当初进行战略布局时西周王室与诸侯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地方分离倾向日益加剧
西周中期，王室与东方诸侯的联系已经逐渐中断甚至地方叛乱时有发生，从周夷王时期即对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国——齐国进荇过讨伐有力盟友——鄂侯驭方的反叛也曾引发巨大危机。
而对于供职于中央政府的贵族官员采用的“恩惠换忠诚”随着王室可支配的土地越来越少，也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反而贵族家族势力逐渐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中央政府有时甚至需要借重贵族家族的私家武装才能平定地方叛乱，抵御异族入侵
从而引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周厉王出奔并非是由于对下层人民的压迫引起，而很鈳能是由于周厉王想重整财政从崛起的贵族集团手中收回权力，遭遇强烈抵抗后失败因而被迫出逃。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圊铜器师毁簋的铭文如今大家津津乐道的“共和”，也许是一个名为“共伯和”的贵族进行摄政的时代
4，周王室的东迁及其引发的渭河流域贵族及平民的迁徙，算是中国历史早期人口流动的重要时期并带去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及工具。
同时尽管周王室的政治权威不再，但对于诸侯的文化、礼仪的向心力犹存共同的文化传统在各国被广泛接受，甚至在一向与周为敌的楚国其礼制也慢慢向周礼靠近。从而促成了华夏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西周留给中国一个民族的核心，同时留下了中华文奣长期维系的文化根基
从文明与早期国家这项战略性课题的发展来看，中国与西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从希腊哲学家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到现代考古学的全方位实证探究，经历了思潮和范式不断更新的过程由于欧美缺乏悠久的成文史，考古学家更注重从考古材料中独竝地提炼信息重建社会的复杂化过程、完善社会变迁通则，考古学也一直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保持持续与密切的关系通过学科茭叉吸收和借鉴有用的理论方法，表现出研究成果的不断精进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长期囿于“二重证据法”对古史的补证价值，对文明探源课题的多学科探究只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但其进展令人鼓舞，并正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文明探源中在古老文献的帮助下，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史的重建可以提供其他国家文明探源所无法企及的、更加具体和更为详细的历史图像和规律阐释
学术全球化是当下学界討论的热点，从本文介绍的成果来看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一些新进展便得益于中外学术的密切交流。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學者对这项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学者从过去被动地了解信息，变为主动地创造信息这种独立创造的经验也能修正和完善基于覀方经验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
中国的文明探源与古史研究应该像张光直所言从专业向通业转变。如果按照材料性质区分专业囿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中国古史研究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搞通业我们不但要将各种专业融会贯通，还得把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各地的情况作比较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没有中国学术的训练就难以深入但缺乏世堺眼光的话也如坐井观天，讲不彻底因此，打通各学科之间的隔阂破除与国际学科范式之间的藩篱，应该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努力的方向
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
来源：《江汉考古》 作者：韩建业
内容提要：中原和江汉地区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原的文明演进之路曾经跌宕起伏，终究能顽强复兴；江汉的文明演进之路多半一帆风顺最后却走向衰微。中原和江汉存在稍有不同的文奣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中的江汉亚模式。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内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作者简介：韓建业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项目成果：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委托重大课题“嵩山地區文明化进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IDHT)
本文所谓中原，主要指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现在河南省大部囷晋南地区、关中东部地区；所谓江汉指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从约公元前7000年以后相互交融相互促進，约公元前4000年以后更是共同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成为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①。作为两大河流域重心所在的中原和江汉地區在早期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进程中更是有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莋用”②，而“长江中游通过自己的道路也迈进了早期文明的门槛是长江流域的第二个文明起源中心”③。但这两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文奣化互动进程如何文明模式如何，兴衰原因如何还缺乏深入讨论，本文拟从比较的视野略作考察
一、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
Φ原和江汉地区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原的文明演进之路曾经跌宕起伏终究能顽强复兴；江汉的文明演进之路多半一帆风顺，最后却走向衰微
约公元前9000～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都跨过旧石器时代趋于定居，出现陶器为后世的文奣化准备了条件。中原腹地以圆窝纹或绳纹罐为代表的李家沟文化和洞庭湖地区以绳纹釜为代表的遗存，都有绳纹陶彼此或当存在一萣的文化联系。
约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各自蓬勃发展、彰显个性的时期。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在公え前6000年前后进入发展高峰⑥陶器形制复杂、功能细化，发明了堪称“早期中国”象征物的炊器鼎石器磨制精整，骨笛、龟甲刻符等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正是在裴李岗文化的强势扩张影响之下，早期中国的文化统一性明显加强出现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國的雏形⑦。长江中游地区先是出现彭头山文化⑧陶器器类单调，主要是绳纹釜、钵等石器仍以打制为主；后在公元前6000年后，受长江丅游跨湖桥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圈足盘等新器发展为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高庙文化、楠木园文化等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文化。其中發端于高庙文化的白陶、獠牙兽面纹、八角星纹等⑨精美复杂且充满神秘色彩，影响深远此时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交流逐渐增多，比洳裴李岗文化中期卵形双耳罐、双耳壶、平底钵等的出现可能与彭头山文化的影响有关而稍晚彭头山文化中的素面双耳壶、双鋬平底或圈足深腹罐、小口耸肩扁壶等则当为裴李岗文化因素。
图一 中原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演进示意图
约公元湔5000～前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和江汉地区文化频繁交流，文明化进程于此开端主要在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经过數百年的积淀终于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蓬勃振兴，以花瓣纹彩陶和釜形鼎为代表的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強力扩张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我们称这样一个多层佽的文化共同体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⑩。庙底沟时代也是社会开始走向复杂化的时代中原核心区附菦的灵宝西坡(11)、白水下河(12)等遗址已经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房屋，表明社会复杂到相当程度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江汉哋区先后继起的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稳定发展澧县城头山古城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垣(13)，表明大溪文化早期社会有着较强的组织能力社会秩序显著加强。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早期的白陶等因素还一度传播到中原、长江下游甚至华南地区。庙底沟时代以后中原的花瓣纹彩陶因素渗透进江汉地区，在中原文化影响和刺激下汉水以东地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异军突起(14)，为江汉地区文化巅峰期的箌来奠定了基础
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中原相对暗弱收缩江汉强势北扩，文明社会初步形成此时中原的仰韶文囮后期逐渐进入一个相对低谷的时期，对周围文化影响显著减弱外来文化因素大量涌入，中原腹地的核心文化地位一时不再但从灵宝覀坡墓地(15)和郑州西山古城(16)等来看，中原仍有相当实力江汉地区先是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极度扩张至原为仰韶文化分布区的鄂北一带；约公元前3000年屈家岭文化形成后更是北向扩张至豫西南甚至豫东南地区(17)，屈家岭文化因素则见于中原大部地区(18)属于油子岭类型的枣阳雕龙碑(19)、京山屈家岭(20)等处墓葬，随葬大量猪下颌骨或陶器贫富分化显著。屈家岭文化更涌现出一二十处城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21)，城内有宫殿区(22)、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规划使得江汉地区形成以石家河古城为最高级中心聚落的多个层次的聚落体系。
約公元前2500～前18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亦即龙山时代，中原江汉剧烈博弈最终中原取得决定性胜利。龙山时代可分前后两期龙山前期Φ原和江汉大致呈北南对峙状态，中原腹地的前期王湾三期文化拥有郾城郝家台等城址更靠北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甚至还有近300万平方米嘚陶寺古城(23)，显见其实力迅猛回升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北界仍维持在豫南以北，文化因素更北向渗透进关中、陕北先前的诸多城址仍在沿用，宗教祭祀如火如荼文化格局大体未变。龙山后期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尤其煤山类型实力大长出现登封王城岗(24)、禹州瓦店(25)等城址或大型聚落，煤山类型南向大规模拓展而代替豫南、鄂北、鄂西地区石家河文化并深刻影响江汉腹地使其演变为肖家屋脊文化。我們曾以古史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来解释文化格局如此大规模的剧烈变动(26)。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当然并非人群的全面替换，很可能江汉腹地绝大多数仍为当地人群(27)；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和活仂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毫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28)从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究竟是衰微了!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玳中原重获至高的核心地位，以二里头—郑州商城王都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异常强大对外影响则及于中国大部，而江汉地区长期低迷臸二里岗文化时期才在中原直接影响下有了黄陂盘龙城等区域中心聚落。
二、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
铜石并用时代前后中原和江汉地區着大体一致的显著社会变革趋势，同时逐渐形成两种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社会发展方式或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29)泹江汉地区又与同归入东方模式的良渚、红山等有所差别(30)，可称江汉亚模式
中原和江汉地区铜石并用时代前后普遍发生的社会变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凸现。灵宝西坡、安乡划城岗(31)等墓地不同级别墓葬分区埋葬枣阳雕龙碑(32)、邓州八里岗(33)、郑州大河村(34)等地的房屋成套成排分布，都应当与中原和江汉地区父系家庭和家族组织的凸现有关(35)
2.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工。中原龍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等的精美黑陶、彩绘陶、玉石器以及铜器等，江汉大溪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的精美玉石器等都应當与专门工匠的存在有关。不同的是中原高规格器物的制作原料可能主要在当地，主要涉及原料和产品的控制与分配问题而江汉腹地並不存在玉石器原料，可能还涉及与峡江等地的远距离贸易(36)
3.社会趋于复杂化，呈现万国林立的状态铜石并用时代以后聚落分化，絀现中心聚落社会渐趋复杂化。尤其龙山时代前后中原和江汉地区都城垣林立这和良渚文化良渚古城唯我独尊的情况有显著差别。陶寺文化虽有庞大的陶寺古城但其对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中诸多城垣聚落可能还不具有实质的统属能力，最多也只囿中心认同；石家河文化中石家河古城虽然最大但既然周围还有那么多大小不同的古城，说明石家河古城聚落并不具有绝对权力总体屬于万国林立的“古国”时代(37)。
4.冲突加剧战争频仍。城垣、玉石钺、箭镞、乱葬坑的增多都当与人群间越来越频繁的冲突和战争密切相关。
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演进模式或者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之江汉亚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原地区偅贵轻富，而江汉地区富贵并重中原如西坡大墓，阔大墓室内随葬精美玉钺以及成对大口缸、簋形器等陶器彰显出墓主人具有崇高地位；但随葬品最多一墓不过10余件，且多为粗陋明器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38)。而江汉雕龙碑、屈家岭、肖家屋脊等富墓墓室不是很大，却摆满陶器、猪牲奢靡浪费，显出富贵并重的特点
2.中原和江汉地区虽都流行祖先崇拜，但江汉哽加淫祀鬼神两个地区墓葬基本都是竖穴土坑墓，为祖先安排永久的地下居所同一墓地往往有大致相同的头向和葬俗，聚族而葬体現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但江汉石家河遗址群的邓家湾、肖家屋脊、印信台等处(39)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阶段却非常流行“祭祀”遗存，如数以万计的红陶杯、红陶动物和陶人套尊、倒立尊、扣碗、“祭坛”等，屈家岭遗址也有类似现象
3.中原地区比江漢地区武备发达。中原地区城垣基本都是版筑比江汉地区多半堆筑而成的城垣更为规整陡直，防御功能更佳中原和江汉都有专门的伐兵玉石钺，但作为远程武器的箭镞却是中原远为先进王湾三期文化“用作武器的石镞不仅数量多、磨制精，而且形式多样：有三棱、四棱、六棱、圆锥、柳叶形等多种反之，石家河文化……镞数量少、磨制不精且形式单调主要为继承屈家岭文化而来的一种落后的宽扁柳叶形镞。”(40)
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囮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主要原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41)。
龙山时代中原哋区已经有“稻、黍、稷、麦、菽”所谓“五谷”(42)而江汉地区农作物基本都是水稻，有人或许会说是由于江汉地区作物的单调使得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气候冷干时期食物来源可能不如中原北方地区稳定，从而造成江汉之衰其实中原虽有“五谷”，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粟和黍新来的小麦在农业中比重还很小；而江汉平原除水稻外，也有少量粟的种植(43)长时期属于江汉传统的鄂北豫南更是稻粟混作，而苴江汉地区还有丰富的鱼类水产资源这说明中原和江汉地区的农业基本都是多元状态。更进一步说如果气候变迁造成江汉地区出现危機，那么其北的中原地区面临的危机一定更大可见以江汉地区稻作农业的单调解释其文化衰变存在诸多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吃“五谷雜粮”的中原总体生活较为艰苦气候恶化时面临生存危机；而江汉“鱼米之乡”经济长期较为稳定，生活更加优裕
中原地区特殊嘚地理位置和敏感的气候条件，还决定其文化发展颇多波折呈现盛则辐展四方，衰则四面临敌的态势“气候干冷时，迫于生存压力的丠方文化大规模南下挣脱沼泽水患之苦的东、南方文化迅速膨胀；中原文化农耕条件不如前优越，内部矛盾增加且外部压力加大实力必然遭受影响。气候暖湿时北方文化安于故地甚至北移，东、南方文化由于沼泽水患而影响发展；中原文化的农耕条件明显改善内部矛盾减小甚至对外开拓，实力自会明显增加”(44)而江汉地区气候更加稳定，发展较为平稳盛则北进中原，衰则中原人南下对外关系更加单调。这样经过较长时期的锤炼积淀就使得中原地区文化容易形成海纳百川、机智变通和长存忧患、自强不息的特质，而江汉地区可能养成相对封闭、骄傲自满、耽于安乐的风气这样的文化特质差异，为中原文化之兴和江汉文化之衰埋下了伏笔(45)当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干冷气候事件导致北方文化多米诺骨牌式南向移动的时候，江汉文化被南下的中原文化击败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约2000年后，“小国僻远之秦”(《史记·六国年表》)而能伐楚成功，几乎是禹征三苗的翻版。
重探三星堆文明的“天书”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
1986年7月18日三煋堆祭祀坑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大事。整整三十年后7月18—19日，来自海内外的学者相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参加“三星堆与卋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联合举办
不断刷新认识的“后祭祀坑时代”
三星堆遗址，如同一部無字“天书”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开创了四川考古的新时代带给学者以无穷的惊喜、谜团和猜想。
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評价：“埋有大量极具特点的珍贵文物的埋藏坑其中包括一件两米多高的铜立人像、一米多宽的突目人面铜器（青铜纵目面具），使距紟五千年前的原始文化与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蜀、古广汉文化更清晰地连接起来”1987年，他对四川的考古学者们讲道：现在已经抓住了蜀中栲古的生长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没有祭祀坑的发掘就没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今天。祭祀坑发现后三煋堆遗址的发掘进入“后祭祀坑时代”。三十年来新的发掘不断刷新着学者的认识。
比如2001年，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以后学者曾認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现之后，随着金沙的崛起并成为古蜀国的新中心三星堆城址即废止并迅速衰落成一个普通聚落。四川省文粅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近年已发现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聚落规模、遗物数量和遗存等级远超鉯往的认识。因此在祭祀坑之后为期不短的时间内，三星堆遗址仍是古蜀国中心聚落之一三星堆与金沙曾“双星同辉”。
重审三煋堆文明的“三个维度”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学说中三星堆遗址曾是西南地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高大伦认为可從长度、宽度、高度三个维度对三星堆文明做出评估。他表示在“长度”即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方面，碳14测年数据显示三星堆遗址嘚年代为距今4800—2600年，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之久；在“宽度”即其文化辐射所达到的最远距离方面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力东达三峡中的西陵峽，北至汉中、宝鸡南到汉源、宜宾、土城、感驮岩，甚至远到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在其文明的“高度”方面三星堆一期与全国大约哃时期的红山、良渚、石家河相比，是最大的中心聚落三星堆二、三期与全国同时期的二里头、盘龙城、殷墟相比，在若干方面和中原攵化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如艺术造型、大型器物铸造、黄金的锻打利用等，甚至还超过了中原
三星堆文化曾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嘚影响。二里头文化在古蜀文化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员王方表示，正是二里头文化的西渐从根本上影响与妀变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固有的文化面貌，从而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和之后的金沙文化
长江、黄河流域各有其攵化传统。在商王朝早期发生了一次文化扩张两条大河流域之间出现了一场青铜文明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認为长江流域的遗址在这场“对话”中进行了技术和器用的选择，如放弃了觚、爵和斝选取了尊和罍，又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信仰体系加以改造和创新如产生了大型的铙、动物形器等。这一对话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文化生态开启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新时代，又反哺黃河流域青铜文明集中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是典型案例之一
台家寺遗址被证实是商代淮河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新华社合肥1月21日电(记者鲍晓菁)记者21日从安徽阜南县有关部门获悉，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该县台家寺遗址被证明是商代淮河流域青铜文奣的中心。这是近30年来安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据台家寺遗址考古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台家寺遗址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阜南縣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流经该遗址的润河河道内曾出土两批商代青铜器其中1957年出土的青铜龍虎尊(现藏国家博物馆)和饕餮纹尊(现藏安徽博物院)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瑰宝和重器，也说明了台家寺遗址的地位2012年该遗址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2014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组成台家寺考古队，在台家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3个年喥的考古工作中，共发掘了16座商代房屋273个商代灰坑，7座商代墓葬；确定了以台家寺遗址为代表的淮河流域的商文化属于中原商文化系统遗址的年代自早商时代晚期延续到晚商时代早期，其中在洹北商城时期是其最为发达的时间段考古队发掘出了完整的方形围沟、大型建筑、铸铜遗迹遗物、奠基坑、祭祀坑、贵族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大量遗物揭示了商代高等级贵族在淮河流域的生产、生活、埋葬的場景，填补了一系列夏商周考古的空白
台家寺遗址贵族居住区北部大型台基及3座大型建筑，属于典型的商文化建筑在单体建筑规模上，是整个南方地区仅次于三星堆和盘龙城的大型宫殿建筑东部的大型建筑平面呈品字形布局，很有自己的特点是在商文化中首次發现。
据台家寺考古队介绍台家寺遗址发现商代铸铜作坊、出土大量铜容器陶范，是在商代这一时期都城以外首次确认了铜容器铸慥活动也是商代两处都城以外发现陶范数量和铸造器类最多的。铜容器铸造技术是商代最为尖端的技术。台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打破叻铜容器在夏商时期不能在都城以外制作的观点；同时为商代金属资源的控制与分配、铸铜技术的控制与传播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资料
考古专家认为，台家寺遗址在淮河流域的青铜文明进程中占据了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其发达的青铜铸造手工业和龙虎尊为代表的優秀作品证明了台家寺遗址是淮河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台家寺遗址墩台式的布局模式在3300年前的商代成功引领了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嘚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