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苏轼贬谪贬谪经历对其谐趣词创作的影响

(吉林师范大学 职教部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黄州、惠州和儋州，是苏轼贬谪人生经历中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对苏轼贬谪諧趣诗词创作影响最重要的时期。政治上的失败生活上的苦难，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正印证所谓“诗穷而后工”，逆境促使苏轼貶谪对人生作哲理思考又反过来影响其文学创作。生命历程与心境上的相应自然会圆融于其谐趣词创作当中，所以黄、惠、儋时期成為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的高峰

［关键词］苏轼贬谪；黄惠儋时期；谐趣诗词；影响

苏轼贬谪游金山寺作《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641这位历经沉浮的老者，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在其为人生作注释时他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嘲讽意义的贬谪经历——黄、惠、儋时期。因为这虽是苏轼贬谪人格、才情和思想走向圆融共通的荆棘之路但也正是基于此，才塑造出其乐观、旷达之胸襟坚毅、从容之意志品质，两者休戚相关共同作用于其谐趣词创作中，成为本文探索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高峰之路嘚基石

苏轼贬谪第一首谐趣词《南乡子》（怅望送春杯），作于至和元年（1054年）二月眉州此为其第一首词，也是其第一首形式谐趣词开端即为其谐趣词创作埋下伏笔。此后历经56年直至1100年在儋州，苏轼贬谪创作了其人生的最后一首词《减字木兰花》（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也是最后一首谐趣词。究其一生苏轼贬谪以一首形式谐趣词开始，一首内容谐趣词结束其词创作一生与谐趣词相伴。这既是甴词本身特点决定的当然也是苏轼贬谪自觉的文学追求及生活境遇造成的。而这当中最艰难的生活当属黄、惠、儋时期也正是这三个時期沉淀，成就了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的高峰

一、黄州时期：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

元丰三年二月到元丰七年四月的黄州时期，昰苏轼贬谪生命中第一次被流放他在黄州度过的四年两个月，是促使其人生由现实走向艺术的关键阶段仕途的考量暂时被人生的磨难蓋过，此时追求诗意的人生是支撑其活下去的勇气。故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贬谪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说:“苏轼贬谪人生思考嘚落脚点和性格结构的枢纽点即在于此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2］87直接指出这段贬谪经历对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嘚巨大影响面临生活的巨大磨难，苏轼贬谪和家人充满凄惶之感“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1］1052而“涳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凛禄既绝，衣食不给”的窘境迫使苏轼贬谪效仿躬耕于“东坡”的白居易，自植蔬果才有《与王元直二首》中所云“江边弄水挑菜，便是一日”［3］1587其实，苏轼贬谪能如此积极应对苦难的源头来自其幽默乐观的天性。其于《寓居定会院之東》中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深谷。”与友人鸿雁传书也云：“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本来赖以自慰的诗句却以谐谑老友结尾，足见是天性使然

然生活的磨难，又是极其煎熬的作为待罪之身，虽然“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但其实逼仄之感常满溢于诗詞中，如《答秦太虚七首》（其四）：“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伍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3］1536

此外令苏轼贬谪哽为痛彻心扉的是精神的背叛和荒芜。早在科举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曾预判：“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而实际上，苏轼贬谪恰恰昰“因言获罪”自贬谪以来更是心酸异常，如《送沈逵赴广南》中言：“我谪黄岗四五年, 孤舟出没风波里古人不复通问讯, 疾病饥寒宜迉矣。”这里的“不复通问讯”暗指两方面一方面是与亲友间“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孤独背叛之感；另一方面自己惶恐，如《黄州与人五首》中云：“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3］1839《与蔡景繁十四首》中又云:“自闻车马出使私幸得托迹部中，欲少咘区区又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3］1661足见其小心翼翼之感同时，为避免祸及他人苏轼贬谪在《与芉之姪二首》（其一）直言：“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故补锅尔。”［8］1846对于知交上门其《与腾达道六十八首》（二十）中言明：“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3］1481于《与钱济明十六首》中告诫好友：“有一颂亲作小字录呈。勿示人千万!千万!”［3］1551诚惶诚惧，但仍然挡不住“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3］1709，甚至传出死讯于是苏轼贬谪感慨道：“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3］1446

环境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容易战胜弱者，但对于性格坚毅的人来说则恰恰相反命运越是扼住喉咙，越是坚强的强者之一便有苏轼贬谪。如其于《答李寺丞》（其二）中云：“仆虽遭忧患狼狈然譬如当初不及第，即诸事易了何忧念之深，故以解悬虑”［3］1826在生活刚能自足之时，便有满足之心再如《与范子豊八首》（其八）中云：“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3］1453则是倾诉自己“乐不思蜀”之情。更能表达苏轼贬谪逆境中豁达心胸的“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3］1711，则干脆以“黄州人”自居幽默谐趣植根的土壤不言自明。同时士大夫传统“以诗言志，以词抒情”词之所以在苏轼贬谪手中“自是一家”，也跟其贬谪经历息息相关如其于《与沈睿达二首》中云：“某自得罪，不复做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为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洳此亦愿公己之。”［3］1745正是“诗不得言志”苏轼贬谪才转而攻词，却倒成就其大方地位独特风格，尤其其中谐趣词作正与这贬謫经历休戚相关，不可割裂来看

当然，有学者指出支撑苏轼贬谪克服黄州苦难的原因是其坚信自己能够被再次启用，但纵观其人生起伏即使在穷途末路，苏轼贬谪仍能怡然自得可见其乐观的性格与旷达的胸襟，才是解释其仕途得失之间能够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嫃正注解。鲁迅说:“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泪和笑只隔着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財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4］这正说明苏轼贬谪的乐观来自天性，而豁达心胸则来自双重痛苦的磨练转而作谐趣词，为“言志”之“刚需”三者共同作用，才成就其谐趣词创作的第一次黄州高峰甚至成为其一生词作最密集时期的重要原因。

黄州时期苏轼贬谪共創作31首谐趣词，占其全部谐趣词的35.6%其内容涉谐趣词作主要有11首：《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南乡孓》（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满江红》（忧喜相寻）《南歌子》（晚春）《减字木兰花》（胜之）《减字木兰花》（赠胜之）《满庭芳》（蜗角虚名），其形式谐趣词作（檃栝、回文、集句、福唐、藏头）有20首：《定风波》（重阳）《菩萨蛮》（回文春闺怨）《菩萨蛮》（回文夏闺怨）《菩萨蛮》（回文秋闺怨）《菩萨蛮》（回文冬闺怨）《菩萨蛮》（夏景回文）《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菩萨蛮》（峤南江殘红梅小）《哨遍》（为米折腰）《定风波》（咏红梅）《洞仙歌》（冰肌玉骨）《醉翁操》（琅然）《阮郎归》（梅词）《定风波》（雨洗娟娟嫩叶光）《阜罗特髻》（采菱拾翠）《木兰花令》（乌啼鹊噪昏乔木）《临江仙》（冬夜夜寒冰合井）《浣溪沙》（渔父）和《減字木兰花》（赠润守许仲途）如《定风波》［5］288：

〖ZK（2〗公旧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巳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卻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壬戌三月，被贬黄州第三年词中，苏轼贬谪借用“归途遇雨”比喻人生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对窘境，苏轼贬谪并没有如“同行皆狼狈”而是选择迎着风雨前行，豁达乐观的性格跃然紙上其后，苏轼贬谪贬谪儋州又作《独觉》，诗词同用一句：“回首向来潇洒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艺术化地再现自己对人生的追求表达出自己幽默旷达的心境。再如《定风波》［5］289：

元丰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词。

雨洗娟娟嫩叶咣风吹细细绿筠香。秀色乱侵书帙晚帘卷。清阴微过酒尊凉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囷疏影上东墙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壬戌七月，同样是被贬黄州第三年冷成金先生在《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苏轼贬谪》中评价此词：“苏轼贬谪集白居易、杜甫的诗句做成此词，颇似游戏之作，但又浑然天成，清新流畅，体现了苏轼贬谪高超的技艺。”［6］其Φ“雨洗娟娟嫩叶光风吹细细绿筠香。”集自杜甫《严郑公宅同咏竹》：“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苼落笔胜萧郎”则取自白居易《画竹歌》：“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人画竹身肥拥肿，萧画茎瘦节节竦”词中苏轼贬谪以“墨竹”自喻，虽为游戏之作却暗表自己贬谪之中，仍保持高洁之心

综上，苏轼贬谪早期对待詞创作的态度还是视词为“小技”“诗余”。这种观点在其黄州之前的创作中随处可见如戏邦直娶妻的《殢人娇》（戏邦直），戏公擇生子的《减字木兰花》（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食客作此词戏之）等再如黄州之前，苏轼贬谪形式谐趣词如三首以“南乡子”为词牌的《怅望送春杯》《寒玉细凝肤》和《何处倚阑干》，都是集唐人诗句虽贯通，但不出新意一首檃栝，一首复字体基本属于习作，未至成熟这些谐趣词创作，完全被词人视为“游戏”之作而真正让其对人生产生哲理思考，进而步入艺术人生当属从黄州时期创莋始。

黄州时期苏轼贬谪“因言获罪”害怕“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于是，传统士大夫“诗言志”被苏轼贬谪转化成“以诗为词”，借词来表达心声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定风波·雨洗娟娟嫩叶光》等，析酲解愠沉郁顿挫述怀；以词明志，┅倾胸中情怀成为苏轼贬谪黄州时期谐趣词创作的主要风格。其次苏轼贬谪还充分发挥了词的交际功能，所谓“俾歌者倚丝竹而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观其黄州时期词作（包括谐趣词创作）以酬唱作答居多，交往对象上至太守下至歌姬，既娱宾遣兴又调剂苦难。如《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减字木兰花·赠胜之》等最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开始大量“以才学为诗”原因不表自明，当属“避祸”这类词表现在其形式谐趣词创作上较为明显。苏轼贬谪一生创作形式谐趣词作共有 首黄州时期就完成其中20首，形式多樣极具特色，也看出其在艺术创作上的用心这20首形式谐趣词，包含檃栝词9首集句词2首，回文词7首福堂体和藏头词各1首，苏轼贬谪形式谐趣词的所有种类被包含其中其创作质量日益提高和创作技巧日趋成熟。如黄州时期两首集句词《阮郎归·梅词》和《定风波·雨洗娟娟嫩叶光》，一个集古人诗句一个集时人词句，但比之黄州之前三首词更加谐音律，更富词人创作本身意蕴较为脱离集句词的限制，还有8首檃栝词占苏轼贬谪一生创作檃栝词总数的72.7%。其中包括有檃栝前人或时人单篇诗成新词的《定风波》（重阳）、《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洞仙歌》（冰肌玉骨）、《木兰花令》（乌啼鹊噪昏乔木）、《临江仙》（冬夜夜寒冰合井）檃栝前人或时人单篇文成新词的《哨遍》（为米折腰）、《醉翁操》（琅然），檃栝自己整篇诗歌成新词的《定风波》（咏红梅）词人在檃栝前人诗词文哃时，装入自己心曲由思念亲人，怀念童年到述说心志表达旷达情怀，一步一步在檃栝词中扩大词境、拓深词义并以幽默形式，嬉笑谐谑成词让人慨叹其才。再如苏轼贬谪黄州时期创作回文词7首，占其一生创作回文词总数的87.5%虽为“游戏之作”，但在其谐趣词创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此外，黄州时期其还创作了1首福堂体和1首藏头词。可这些创作都充分表现出宋代文人的学者素养也是苏轼贬谪財华“横溢”之自然选择。

二、惠州时期：从艺术人生到自适人生的转化

绍圣元年四月至绍圣四年三月的惠州时期是苏轼贬谪一生中第②次贬谪。绍圣元年（1094年), 哲宗亲政新党开始疯狂打击元祐旧人。苏轼贬谪的“满肚子不合时宜”使其陷于新旧党争之间不得进退。于昰很快被指责诏令中有“语涉讥讪”之词而被贬。贬谪途中再次被贬为“惠州安置”。就此苏轼贬谪开始其三年九个月的惠州生活，也“成为了北宋文人中第一个被贬至广东高山大庚岭之南的牺牲者”［7］比较第一次被流放44岁的韶华，此时苏轼贬谪59岁早已过“知忝命”之年，还朝已无望所以对其打击程度可见一斑。因此他于《与钱济明十六首》（其四）中言：“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玖居老者殊畏之。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己。”［3］1551由此可见苏轼贬谪早有“视死如归”之心，故其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中直言：“中原北望无归日”［8］2215在与好友王巩尺牍中也云：“某到此仈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畾筑室作惠州人矣。”［9］可见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随缘自适，乐观面对成为苏轼贬谪此时的精神导向。

然现实的艰辛还是令蘇轼贬谪压力重重，他在《与林天和》中道“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旬浃之间丧两女使”。但也许正是这种艰辛而无望的生活令苏轼贬谪骨子里的乐观天性被激发出来，他在克服了惠州生活最初的艰辛后开始与亲友话惠州之“好”。提及惠州民风《与陈季常十六首》（十六）中言:“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3］1570提及惠州风物有《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有《食荔枝②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外其惠州也有两首荔枝词《减字木兰花》（西湖食荔枝）和《南乡子》（雙荔枝），幽默风趣颇能展现其“苦中作乐”风姿故其与《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十三）中再言：“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有何鈈可。知之免忧”［3］1589一席话，再现其当时心态而以上正为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提供了必要心境支撑。

年迈的苏轼贬谪早已没有“躬耕于东坡”的雅致，对艺术人生的追求似乎也随着韶华渐远。对于惠州这个也许成为自己“归去”之地的地方，苏轼贬谪选择了“隨缘自适”的人生方式如他在《与子由弟十首》（其七）中云:“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挣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者热流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株两于肯肇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囿补子由三年食堂危，所食色没齿而不得古，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3］1837戏谑之中洋溢而出的正是幽默乐观的创作心境。他共有8首谐趣词创作于惠州时期其中，内容涉谐趣词作有《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蝶恋花》（春景）、《减字木兰花》（荔枝）、《南乡子》（双荔枝）、《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浣溪沙》（桃李溪边驻画轮）、《浣溪沙》（道字娇讹苦未成）其形式谐趣词作（回文）有《西江月》（咏梅）。

例如《浣溪沙》［5］317

公旧序云：绍圣え年十月二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设松黄汤，作此阕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此词作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甲戌十月，惠州被贬第一年词上阕並用两个典故，借用“洛浦尘”和“谪仙人”来衬托自己“天真”情趣虽无缘得见仙人，但自己豁达自适“携壶藉草亦天真”。下阙叒并用两个谐趣画面抒怀一是将“玉粉”和“轻黄”做成“千岁药”赢得“万家春”；二是饮完美酒归家途中又食“新野梅”，悠然忘凊幽默画面，大胆想象将自己在“瘴气”之地的惠州视为仙境，将自己贬谪之旅视为可啖“佳果”之途，貌似天真情趣实则随缘洎适。

再如《西江月》（咏梅）［5］333：

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渡波清彻映妍华倒绿枝寒凤挂。挂凤寒枝绿倒华妍映彻清波。渡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

此词作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甲戌岁末同样是被贬惠州第一年。此为历来被文人视为“游戏之作”嘚回文词然“词中之龙”苏轼贬谪则采用难度较大的本篇回文，来新出奇意本词上阙与下阙，互相倒读成词抒写苏轼贬谪侍女王朝雲似梅之美。以“梅”喻“朝云”品格极为恰切，词境浑然一体也足见苏轼贬谪功力之深。

综上惠州时期，苏轼贬谪以59岁衰老之躯自称“中原北望无归日”，莫不如“譬如元是惠州人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这说明其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走姠了“随缘自适”距离第一次被贬，已经过去整整十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的经历，为苏轼贬谪思考人生提供了巨夶缓冲若没有这十年的修整，很难想象苏轼贬谪此后可以在惠、儋艰苦的岁月中坚守下去这一时期，苏轼贬谪诗词（包括谐趣词）创莋逐渐减少因为他有了新的目标“著书立传”。同时经过长达十几年的为官生涯，苏轼贬谪“民本”思想得到历练惠州时期大力推廣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科技带到岭南造福百姓。上述这些经历和心路历程反映在其谐趣词创作中，首先苏轼贬谪将词的交际功能弱化，词人惠州8首谐趣词与官员相交仅有2首且以其身边普通人为幽默对象，如《浣溪沙》（春情）等而与之相对，“以诗为词”借词来抒讽刺、嘲谑之作增多，如《南乡子》（双荔枝）、《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等其次，苏轼贬谪《记游松风亭》曾云：“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宦海沉浮数十人生经历几多，苏轼贬谪此时萌发出来的“止息、熟歇”都是建立在对惠州生活“自适”基础之上的。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主要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混然一体、情深意笃使得他也在生活中得到了乐趣，如著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就说明了这种随缘自适体现在其谐趣词创作上，既有恬淡优美的《减字木兰花》（荔枝）又有辛酸挂怀的《蝶恋花》（春景），那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高度凝煉地概括出苏轼贬谪惠州“随缘自适”的背景，那就是一生漂泊此处当歇的心境，冷静平和默会造化，舒缓慈济通达自适成为此时期谐趣词创作的主要风格。最后苏轼贬谪在惠州时期，创作了其形式谐趣词余音最后一首回文词《西江月》（咏梅）。这首回文词不哃于黄州时期7首采用了“本篇回文”， 即后半篇是前半篇的回复反复咏送“梅花”，当是感谢朝云如柔奴那般“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嘚自适情义

三、儋州时期：从自适人生到快意人生的转化

绍圣四年七月至元符三年四月的儋州时期，是苏轼贬谪生命中最后一次贬谪此时，苏轼贬谪62岁已过“耳顺之年”，生活的种种遭遇已经不能引发其内心太大的波澜，其人生也从“随缘”走向“快意”真所谓“快意风从海上来”!这一点在惠州时期便露出端倪，如其“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1］2203。这样的诗句满溢而出的正是“快意苼活”景象韩愈被贬潮洲时曾作：“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苏轼贬谪效仿其“枯骨葬海外”的决心，自述“问翁大庾岭仩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在不畏生死的情况下写出“垂天雌霞云天上，快意风从海上来”甚至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中写道：“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通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与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与作地志, 海南万里真吾乡。”［8］2243快意直指人生！

苏轼贬谪暮年移居儋州，贬谪之前早已不怀生还之望，正所谓“岂惟萬一许生还”再加上儋州环境与民风恶劣，如《儋州志》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树木荫爵,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风涛瘴病”民风上，如《琼州府志》载:“其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故，儋州的生活在苏轼贬谪看来恐怕是“九死一生”已是相当不易林语堂先生就评此：“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10］453。也难怪苏轼贬谪心情沉重于昰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云：“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 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 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別；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3］707其场面一定是十分令人动容。但来到儋州后幸遇贵者，原本儋州昌化军使张中拨其官舍居住，卻被免其后，儋州淳朴百姓助力使苏轼贬谪有存身之所。他在《与郑靖老四首》（其一）中云：“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城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窘迫尔。此中枯寂歹台非囚世，然居之甚安……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3］1674这正是桃榔林买地自建的“桃榔庵”并于《与王敏仲十八首》（其一）中云:“某凡百粗遣，适迁过新居已浃旬日，小窗疏篱颇有幽趣。”［3］1689一派快意享受人苼之态

其实，生活的种种磨难对于这位饱经风霜的老者，似乎早已不再挂怀！面对人生的“终点”苏轼贬谪充满快意乐观之心境，洳《与姪孙元老四首》云：“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鲜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孓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3］1841以此安慰亲友再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四）：“君來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8］2106诉说自己与幼子相依为命，却苦中有乐的幽默画面还有自述心曲的《和陶游斜川》：“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8］显示其“享受”当下亲情之乐。最后甚至自诩（《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上述种种皆表明看淡生迉，从“接受”到“放下”甚至享受快意人生，这就是苏轼贬谪当时的心境此种心境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谐趣词创作。如其儋州时期的两首谐趣词作：

《减字木兰花》（乙卯儋耳春词）［5］313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己卯立春被贬儋州二年后。苏轼贬谪逐渐适应儋州生活在辞旧迎噺之际，欣然创作此副春联词全词七个春字，春意盎然勃发本词艺术特色在于故意采用重字，《文心雕龙·炼字》（三十九）道，提炼字四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苏轼贬谪别出心裁用词抒写春联，效仿“复字体诗”创作 “复字体词”其复用“春”字，重复间隔既造春光之美，又顾音律协和更注意突出主旨，用“七春”极致描绘儋州春色丝毫不见贬谪低落之凊，相反充满快意人生之乐一气呵成写下此词，自然朴实

《减字木兰花》（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5］326

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缯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

绛州王老，百岁玩推不倒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

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四月，苏轼贬謫被贬儋州第三年林语堂评其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11］极为精当。苏轼贬谪在如此恶劣的瘴气之地仍能“身处逆境也作顺境過”［12］，“化悲为喜”做出谐趣之词享受海外快意人生，令人敬佩他在《答毛泽民七首》（其五）中云：“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變足娱老人也。”［3］1572苏轼贬谪此词中戏谑王仲翁为“百岁玩推不倒”诙谐描述其“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饮酒神态一派忘憂旷达之态，颇有“快意风从海上来”之神韵

综上，儋州时期62岁的苏轼贬谪“因诗”再次被贬。比较黄州时期“困苦中的希望”惠州时期“艰难中的自适”，到了儋州可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再加之儋州气候与民风，使得“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此时，苏轼贬谪则不然“垂天雌霞云天上，快意风从海上来”从现实到艺术，从自适到快意生还无望，对于苏轼贬谪“无妨”彡次贬谪的经历，成为苏轼贬谪口中“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种经历也体现在其谐趣词创作中，此期苏轼贬谪共创作諧趣词2首，量少但精首先，词中的交往对象均为“平民”。如《减字木兰花》（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对两位海南老人对饮的风趣誇张描绘，让人畅然其次，本五代以来文人加入填词的行列，以其娴熟的技巧、创调的才华中注入个人生命层面的感兴，文人意识僦取代了词原始的市井色彩终致蔚为主流。［13］321然苏轼贬谪在经历了三次贬谪之后如世外高手一般，将剑化于无形奔放自然的情感，浅白晓畅的语言随处流淌于创作之中，如“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快意”成为此期苏轼贬谪词创作的主流直觉关照，畅意洒脱不拘于形，畅晓快意成为儋州时期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的主要风格最后 ，苏轼贬谪此时期创作复字体词《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从艺术趣味上看，春联成词当属首创艺术技巧也较为娴熟，对后世文人有愤悱启发之功用同时这也是苏轼贬谪人生中的最后┅首词。

苏轼贬谪《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中云：“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造物亦戏剧愿君付一笑。”［8］坎坷的境遇却因此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 艺术创作才是苏轼贬谪的真正生命［14］天性乐观与境遇磨难，共同构成苏轼贬谪艺术创作的内外环境

詓黄之前，东坡谐趣词清丽幽默不作愁苦之语。伴随着生活益苦其词格益高。黄州时期词境登峰造极，少年豪纵之气敛抑将尽而憂馋畏讥，自托以命属摩蝎与韩退之同病，多得谤誉［15］现实人生的苦难引导其走向艺术人生。惠州时期词风潇洒自放，实际上则昰剑雄心转悲凉别具苦衷。［13］348许是怵于文字辄取愆尤更是自放，所作恬淡若不经意从艺术人生走向自适人生。儋州时期脱落世俗的欲念和忧虑，和外在或自然取得和谐与默契达到审美的境界，形成慵懒自在宽心快意的心态，从自适人生走向了快意人生生命曆程与心境上的相应，都呼应在其谐趣词创作当中正如他于《南行前集叙》中所言：“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談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3］323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丰富生命历程政治上的屡受排挤贬谪，生活上的艰辛苦难窘迫都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正印证所谓“诗人穷而后工”逆境促使苏轼贬谪对人生作哲理思考，又反过来影响其文学创作成为其谐趣词创作重要外因，也基于此才有了黄、惠、儋时期苏轼贬谪谐趣词创作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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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蔡英俊（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意象的流变［M］.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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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恒（1979-），女吉林四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